中国房地产业60年

中国房地产业60年（精选十篇）

中国房地产业60年 篇1

特殊的前29年 (1949年至1978年)

从1949年至1978年, 是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的29年。在这一阶段里, 房地产 (或不动产) 这一词汇, 在报刊和行文中“消失”了。在理论上, 有一段时间不承认住房的商品属性, 并实行公房低租金制度。在开发建设上, 实行土地由政府无偿无期划拨, 并规定建筑安装的法定利润为2.5%。在这一阶段里, 虽然房地产的开发建设仍在进行, 但没有了“名份”。特别是作为房地产业重要特征的商品经济活动, 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 有些专家称之为房地产的“休眠”或“淡化”阶段。

房地产业发展的“复苏”阶段 (1978年至1988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 是从理论到实践, 把房地产业逐步地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其中, 带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件”主要有:

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国房改的总设计方案, 明确了住房商品化的发展方向。

1983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84年统计报表, 第一次列入了房地产指标, 房地产从此恢复了“名份”。

1984年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市住宅建设, 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 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

1988年初颁布了我国的第一个房改文件, 即《国务院关于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1988年七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草案中, 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有偿转让。

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房地产企业, 数量少, 并主要是事业经营。从1986年至1988年的短时期内, 房地产企业由400多个迅速地发展到3140个, 而且开始大批量地转为企业经营。

第一次加快发展和“过热”发展阶段 (1989年至1993年)

1989年至1991年, 我国的房地产业开始了加快发展的进程。不幸的是, 1991年出现了超过50%的过快增长“苗头”;1992年更进入了“过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1992年完成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比1991年增长117%;1992年出让土地的地块数和土地面积, 分别是1991年以前全国出让地块和土地面积的3倍和11倍;1992年底房地产企业达到17000家, 是1991年3700家的4.5倍;1992年底与年初相比, 房价平均涨幅为51%。

房地产业的第一次宏观调控阶段 (1993年至1996年)

面对1992年出现的过热发展,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 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业开展了宏观调控, 主要措施有:

加强法制建设。以1994年7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配套规章为主要内容。

合理使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例如, 暂时停止房地产投资贷款, 暂时不准房地产企业股票上市等。

狠抓清理工作。包括对多占土地、乱设开发区、盲目成立房地产企业进行清理, 使之大幅度缩减。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 大力整顿和加强市场管理。

由于这次宏观调控是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 因而1993年的住宅投资仍比1992年增长87%。而受1993年“翘尾巴”的影响, 1994年更比1993年增长170%。所以, 这次宏观调控反映在投资规模上, 到1995年才开始见成效, 当年投资比1994年增长21%, 1996年比1995年增长1.5%, 1997年则与1996年持平。

房地产业第二次加快发展阶段 (1997年至2008年)

1996年和1997年我国房地产和住宅建设投资规模, 出现了过慢发展状况, 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6年7月, 时任总理的朱基同志在与房改领导小组成员谈话时, 初步提出了加快住宅建设, 使之成为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的要求, 1997年下半年在与建设部领导谈话时, 他再次提出这一要求。

1997年全国各地在讨论这一要求时, 一致认为:只有深化房改, 才能加快住宅建设。因而许多城市当年就积极主动地推行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房改措施, 掀起了加快房改步伐的新高潮。

在全国各地合力推动下, 1998年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简称23号文) , 决定停止长期实行的公房低租金制度, 推行住房分类供应的新住房制度。这是一个住房商品化和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加强调控管理相结合的新制度。主要包括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推行住房分类供应、推行住房公积金、发展住房金融、推行住房物业管理, 以及加大对社保房调控管理等重大改革措施。23号文推行的全面改革, 有力地推动住房“生产力”的大发展。

从1999年至2007年, 我国房地产和住房投资, 以每年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的高速度增长。我国城镇住宅建设面积, 1997年第一次超过4亿平方米, 1999年超过5亿平方米, 2001年超过6亿平方米, 截止2007年, 仍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

这一阶段房地产和住房迅猛发展, 主要成绩有:这些年我国的GDP每年增长8%—11%, 其中有1～2个百分点是房地产业做的贡献;这些年来许多城市新建的房地产, 比此前城市拥有的房地产总量要高出两三倍甚至更多, 实现了城市“旧貌换新颜”;这些年许多城市的财政收入, 有40%甚至更多一些来自房地产, 为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做了大贡献;房地产业发展带动了几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而且比较广泛地增加了就业;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由1995年的17平方米增至2008年的28平方米, 大幅度地提高了居住水平;住宅建设较好地发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作用,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对房地产业的第二次宏观调控阶段 (2003年至2008年)

对房地产业的第二次宏观调控阶段, 是与房地产第二次加快发展阶段交叉、同步进行的。

在1997年开始的房地产业迅猛发展过程中, 陆续地产生了房价上涨过快 (含房价过高) 、大套型住房比重过大和投资增长过快 (亦即建设规模过大) 等三大突出问题。国务院及时地发现了问题, 于2003年发出《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要求各地大力解决三大突出问题。由于《通知》发出以后, 问题未得到解决, 国务院于2005年决定进一步对房地产业开展宏观调控, 发布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 再一次要求各地认真解决三大突出问题。令人遗憾的是, 在2005年以后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 这些突出问题仍然继续突出。例如, 从2005年至2007年, 住房投资仍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猛增。特别是不少城市的房价仍然“顶风”飞涨。到2008年初, 有些城市的同质 (指同地段同档次) 房价, 竟比2005年上涨1倍甚至更多。

应该看到, 房价过高、大套型住房比重过大和建设规模过大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 也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因此, 2008年有些城市开始出现房市低迷和房价下降的问题, 是多年来三大突出问题积累的结果, 也是这些城市不认真执行国务院文件种出的“苦果”。有的专家说, 2008年出现的问题是一种带有自发性的宏观调控现象, 也可以说是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

对下一阶段的展望 (2009年)

中国房地产业后31年的实践, 取得了大量经验教训, 是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促进今后健康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中, 可以初步认定的基本经验有3条, 即:1, 必须摒弃市场“神话”, 努力把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的调控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2, 必须深化改革, 努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分类供应制度。首先, 抓好低收入者的住房供应, 使之逐步达到全覆盖然后集中更多精力来解决中等收入者。3, 必须坚持住宅产业现代化, 不断提高住房质量和水平。

中国核工业60年60件大事 篇2

1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

1月和4月

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援助中国进行铀地质找矿和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两个协定，后又于1956、1957、1958年陆续签订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三个协定以及改变地勘援助方式的协定。

4月

成立地质部三局，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支铀矿专业地质队伍。1956年8月，在铀矿地质勘探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开始筹备铀矿山和水冶厂建设。195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五厂（衡阳铀水冶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三矿（郴县铀矿、衡山大浦铀矿、上饶铀矿）选点建设方案。

1956

5月26日

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研究所动工兴建；1958年9月27日，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并交付使用。它们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开始跨进原子能时代。

11月16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任部长。1958年2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决定，将第三机械工业部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

1957

2月

成立三机部设计院，后组成建工部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并于1958年9月正式划归二机部。

1958

1月8日

三机部党组决定设立第九局（后定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

3月和 8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三个建筑公司和一个安装公司承担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建筑安装工程任务。

1958

6月27日

毛泽东批准了聂荣臻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报告提出：“原子动力堆由二机部负责”。任务落实到原子能研究所，开始组织专门队伍，进行潜艇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工作。

1959

6月20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9年7月，周恩来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2月23日，二机部制定出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

1960

7月16日

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8月9日，二机部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指示，并于12月召开部工作会议确定“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指导在苏联毁约断援后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的各项工作。从此中国核工业建设和发展走上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1

7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

1962

9月11日

二机部党组正式上报党中央，提出“力争在1964年或1965年内实现核武器爆炸试验”的目标。毛泽东11月3日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月17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工业的领导。12月4日，中央专委会讨论批准了二机部制定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

1964

1月

成立反应堆工程研究所，担负核潜艇动力堆和其他堆型的研究工作。

1964

10月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核武器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1965年5月14日，我国成功实施第一颗用飞机空投的原子弹试验，标志着我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在本国领土上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标志着我国已经具有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武器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67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世界核武器国家中是发展速度最快的。

9月23日

我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1978年10月14日，我国成功进行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

1970

2月初

周恩来听取上海市工作汇报时指出：“从长远来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地区用电问题，要靠核电。”2月8日，上海市组织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建设核电的指示精神，并研究了落实措施，我国首座核电站的自主设计工作正式启动。1982年11月2日，国家经委批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定点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

1971

9月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交付海军正式服役。

1979

12月27日

我国首座热功率为125M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建成并实现首次临界。

1980

2月25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作为核工业对外经济贸易窗口。1983年4月25日，为适应承包对外工程的需要，核工业部又成立了中国中原对外工程公司。

1981

2月12日～13日

二机部、国防科委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应在优先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上来。3月25日，国务院总理在国防科委《关于调整原子能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上批示：“同意原子能工业逐步转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

1982

5月4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将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

10月12日

中国首次潜艇导弹核试验成功。

1984

1月1日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9月21日

585所受控热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顺利启动。2002年12月2日，中国环流器二号A装置（HL一2A）开机成功。

1985

3月20日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开工。1991年12月15日，成功并网发电，从此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历史。

1986

12月27日

我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建设合同。1993年11月21日，工程通过最终验收。

1987

6月

核工业万吨级铀矿石地表堆浸项目取得成功。该项目在工艺上填补了我国铀矿石万吨级堆浸技术的空白。

1987

8月7日

采用法国核电技术、两台单机容量为98.4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的我国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正式开工。1994年2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5月6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1988

10月24日

我国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地实现了电子正负对撞，并精确测定了τ轻子质量。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9月16日

国家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经国务院批准，核工业部改名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9月29日

我国成功进行了中子弹试验。1999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宣布，我国在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技术后，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已先后掌握了中子弹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

1990

2月26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调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管理体制，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2000年12月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批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国务院计划单列单位。

1991

12月31日

我国与巴基斯坦签署出口30万千瓦核电站合同。1993年8月1日，采用中国核电技术的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2000年6月13日，巴基斯坦恰希玛30万千瓦核电站一期工程首次并网发电成功。2011年3月15日，2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1994

4月6日

宜宾核燃料元件厂大型核电站燃料组件生产线投产。2014年6月30日，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生产线400吨扩建技改工程全线正式投产，实现了年产金属铀从400吨到800吨的跨越，产能跻身世界前列。

1995

5月15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

1996

6月2日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包括两台6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的浙江秦山二期核电站开工。2002年 4月，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04年5月3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商用核电站全面建成。

7月29日

我国成功进行第45次核试验。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2月22日

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铀同位素分离一期工程建成投产；1999年1月5日，二期工程建成投产。2001年7月10日，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铀同位素分离工程建成投产。2012年12月，中核集团公司研制的铀浓缩离心机，在兰州成功实现工业化应用。

1997

7月10日

“中核苏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成为我国“核工业第一股”。

1998

6月8日

采用加拿大坎杜-6核电技术、包括两台728兆瓦机组的我国首座重水堆核电站一一秦山三期核电站开工。2002年12月31日，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03年7月24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1999

7月1日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在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9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决定授予23位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吴自良、陈能宽、周光召、钱三强、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11位核科技专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0月20日

采用俄罗斯核电技术、包括两台106万千瓦机组的江苏田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2007年5月17日，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8月16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2000

5月22日

在保留一支精干的核地质队伍的前提下，核工业完成了涉及22个省（区、市）、77个地勘单位共5.8万名职工的属地化管理工作。

5月30日

我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正式开工建设。2010年7月21日，中国实验快堆首次成功临界，标志着我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我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2011年7月21日，中国实验快堆成功并网发电。

12月21日

国家“863”计划重点能源项目——我国第一座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在清华大学建成。

2001

12月21日

我国第一条重水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建成，每年可生产200吨燃料元件，实现了重水堆核燃料元件国产化。

2002

8月26日

中国先进研究堆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12年3月1日，中国先进研究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达到国家规定的技术目标。

2005

8月9日

可用于现场快速探测地下核爆炸的“移动式Ar-37测量原型系统”通过验收。该系统填补了国内核查系统的空白，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可用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现场视察的37Ar探测设备。

2006

3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

9月28日

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核聚变实验装置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2007年3月，通过国家验收。2006年11月，我国和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谈判的各方代表，共同签署了《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聚变能组织特权和豁免协定》及其他相关文件。

2007

11月23日

我国首台第二代高功率固体激光装置——神光Ⅲ原型装置（TIL）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后世界上第三个系统掌握了第二代高功率激光驱动器总体技术的国家，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具备独立研究、建设新一代高功率激光驱动器能力的国家。

2008

核工业二一六大队等单位承担的《新疆伊犁盆地南缘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勘查研究及资源评价》项目，首次发现我国第一个万吨级地浸砂岩型铀矿床，探明了我国第一个特大型地浸砂岩型铀矿田。

2009

4月19日

采用西屋公司AP1000技术的首个国家核电建设自主化依托项目——三门核电一期工程1号机组开工，同年12月15日2号机组开工，功率均为1250兆瓦。

2010

12月21日

我国第一座核电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工程——中核四〇四中试工程热调试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2012

11月4日

我国在内蒙发现国内最大规模的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床。

2014

11月3日

中国标语60年 篇3

综观古今中外, 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可能不是“中国特色”, 但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 绝对是中国人的创举。

60年来, 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 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把心交给党”———1958年, 南京高校知识分子“反右”后在游行中向党表忠心。

“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1958年国庆节, 天安门前由钢铁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当年8月,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此全国掀起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发展才是硬道理”———1989年, 乡村邓小平“语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正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三个代表”———2002年, 海南岛陵水龙门村, “三个代表”标语下的儿童合影。2000年2月,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和谐”———2006年4月30日, 江苏淮安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万人自行车巡游, 群众打出“社会和谐”标语。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后, “和谐社会”成为这几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

1980年冬, 北京故宫。市场意识开始萌芽。

“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 祖国在期待你们, 人民在期待你们, 革命在期待你们。”———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

“小平您好”———1984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日, 盛大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 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展现出一条“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的全家福合影上印有毛主席语录。

“再穷不穷教育, 再苦不苦孩子”———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河南乡村。中国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当时关于教育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

“入世大馈赠”———2001年12月下旬, 北京亚运村汽车销售商纷纷打出降价牌, 以防国外汽车行业的冲击。当年,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公共食堂是我们的大家庭”———1959年, 无锡市和平区居民食堂。“大跃进”年代为解放劳动力提倡吃饭食堂化。

“三面红旗”———1963年, 南京举办歌颂三面红旗群众歌咏会。“三面红旗”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

“红专在农中”———1965年, 江苏省句容县下荫农中学生立志又红又专。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1954年, 南京市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的观礼台。

“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8月12日-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 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联产承包好”———1984年10月1日, 北京, 国庆游行的标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央在农业改革中首次提出此口号,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 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 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

中国房地产业60年 篇4

1949年04月23日，中国人民海军从滔滔长江中，艰难地驶向大海。1954年，中国政府在中央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拨出巨款，采购了苏联制造的四艘驱逐舰；1962年那一世小说网 http://，第一艘国产猎潜艇研制成功；1971年，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服役；1975年，第一艘国产导弹护卫舰交付部队使用。从引进到制造，中国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舰装备海军部队，其排水量4200吨，可搭载直升机，并装备有防空导弹系统和反潜武器系统。新级别导弹驱逐舰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战舰朝着多用途、远海作战的方向发展。近年来，有着“中华神盾”美誉的新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使水面舰艇部队同时具备了点防空能力和区域防空能力。与此同时，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导弹艇、猎潜艇、扫雷舰、远洋综合补给船也陆续装备部队，使中国海军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得到大幅跃升。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81年，第一艘国产导弹核潜艇下水；1982年，我国成功进行了首次潜艇水下运载火箭发射……目前，我国潜艇的数量与总吨位比初建时期增长了几十倍：新型常规动力潜艇静音性能取得突破；海战场上的自持力、生存能力、突防能力以及攻击能力大幅跃升；战术核潜艇、战略核潜艇实现了智能化、信息化，海军潜艇部队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为祖国在水下建起一道坚固的盾牌。

1995年，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的一场实兵对抗演习中，海军航空兵的实力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新型反潜机使“蓝”军潜艇无处遁形；新型舰载机利用“敌”雷达盲区，引导“红”军水面舰艇部队对“敌”实施精确的超视距攻击；新型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对“蓝”军实施全面的电磁干扰和压制，为“红”军在电磁空间的争夺中赢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新型的歼击机为“红”军取得了制空权；轰炸机为登陆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援，使登陆部队顺利抢占滩涂阵地……步入21世纪，海军航空兵部队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战半径更大、对海攻击能力更强的“飞豹”战机和信息战能力更强的第三代战机全面装备海军部队，并逐步形成全天候作战能力；信息化程度高、功能全面的新一代舰载机与海军水面舰艇密切配合，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搜反潜能力和攻舰的能力；侦察机、加油机、轰炸机等部队作战能力全面提升，为取得海战场的制空权、电磁空间的主导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一支由18艘护航、测量、保障舰船组成的大型舰艇编队，第一次驶出领海，穿过岛链，进入了太平洋。这是人民海军为保障我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区发射运载火箭派出的特混舰队，在广阔的大洋上，中国海军留下了一道道崭新的航迹。1985年11月16日至1986年01月19日，“合肥”号导弹驱逐舰和“丰舱”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舰艇编队，首次出访巴基斯坦卡拉奇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孟加拉国吉大港。这是中国舰艇编队首次出访。此后，中国海军31次走出国门，访问了近40个国家，从近海走向远海，从蔚蓝走向深蓝，中国军舰航迹遍及五大洲、三大洋。2002年05月20日，“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从青岛起航进行首次环球航行，历时4个多月，总航程达3万多海里，开创了我国海军舰艇出访海上航行时间最长、出访国家最多、航程最远、途经陌生海域和航道及港口最多的纪录。

2005年，中国人民海军的军事任务开始多样化，“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演正式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我国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拉开帷幕，为期八天的演习跨越两国陆、海、空域，共分“海上封锁作战、两栖登陆作战，强制隔离作战”三个阶段，向外界展示了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显示人民海军与外国海军合作的层次、规模和难度不断提高。2008年12月26日，由“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中国房地产业60年 篇5

这是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新跨越,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从此以后,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无论是边陲小镇还是南疆海岛,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都可以有学上,每一个家庭都减少了一份经济负担。这项惠民政策的阳光,照亮了广大孩子的心灵,也为中国未来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凝聚着中华民族对“有教无类”梦想的执著追求,更铭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的艰辛探索。

中国义务教育的提出从清朝末年算起,与世界上较早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相比晚了近3个世纪,距今也有百年历史。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口号,然而,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旧中国无力也无法把有志者的呼唤和人民的愿望变成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就把提高民族素质,普及义务教育当作崇高而神圣的责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竭尽所能,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普及教育。然而,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以及教育经费短缺等因素,注定了义务教育发展之路的艰辛和崎岖。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长远利益出发,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实施义务教育提升为国家意志,提升到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自此,我国义务教育开始拾级而上,开始了向免费义务教育的艰难攀登。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善基本办学条件、20世纪90年代基本实现“两基”目标、21世纪初全面实现“两基”目标到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四个阶段,完成了发展的“四级跳”。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掀起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新热潮。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困境中腾飞,着重改善办学条件,在普及初等教育基础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现了义务教育发展的第一次跳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开始了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第二次跳跃。

历史必将铭记: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布基本实现“两基”目标。到2000年底,全国通过“两基”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

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基础水平的标志。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如期实现“两基”目标,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有标志性的成就,也是世界全民教育的重大突破。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99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11年,世界平均水平为6.66年。

日本普及小学教育用了78年,美国普及小学教育用了100年,中国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真正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算起,用15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评价说:中国的成就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这样的成就令人欣慰,更催人奋进。21世纪初,在我国基本实现“两基”目标后,约占全国国土面积2/3、占全国贫困人口一半的西部地区成为全面实现“两基”目标最后的“硬骨头”。

为此,我国实施了《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通过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西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措施,彻底改变西部教育落后的面貌,实现了义务教育的第三次跳跃。

到2007年,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58%。

这一时期,教育公平日益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0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我国又用三年时间,实现了由西部农村向全国农村延伸,再向全国城乡全面辐射的义务教育免费机制。

“普及义务教育是一项重大的奠基工程。”教育部部长周济说:“通过全民教育的普及发展,中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目前,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超过70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中国的综合国力获得了全面提升,也标志着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60年:车轮转动中国 篇6

60年中国汽车梦

逐梦之旅: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从1953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算起, 中国汽车工业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 老一辈中国汽车人艰苦创业, 初步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汽车工业在总体弱小、轿车基本空白的情况下探索出了对外合资的发展模式, 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和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进入21世纪,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汽车工业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 中国已经成为汽车消费大国。

回顾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 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汽车大国的地位, 还有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诞生和成长。

1958年, 第一辆国产CA71型东风牌小轿车试制成功;

1959年, 6辆中国本土制造的红旗轿车参加国庆游行, 成为那个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醒目的标志;

1980年前后, “一汽”、“南汽”进行换型改造, 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开发能力, 艰难孕育着自主品牌;

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颁布实施, 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走向独立自主。

从此开始, 以奇瑞、吉利、比亚迪、长城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品牌开始驶入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快车道。经过自主发展, 蕴含着中国元素和文化内涵的自主品牌崭露头角, 正在以其本土化优势拨动着市场的天平。

60年来, 我们怀揣汽车大国的梦想, 收获了开放合作、自主发展的宝贵经验。适逢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历史机遇, 开放合作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同时, 我们也坚定地探索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大批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生力军, 积蓄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正能量。

崎岖现实:路漫漫其修远

60年的艰苦创业使中国汽车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这种发展只是纵向比较的结果。《经济日报》资深记者颜光明指出:“从大国的自尊来说, 我们很难骄傲起来, 因为从技术方面看至今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被大家公认的‘国民车’。从业态上看, 至今还是合资品牌轿车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在产品开发能力上, 主流汽车企业尚未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重复引进的现象依然没有缓解。”诚然, 合资模式、“市场换技术”加快了发展速度, 但自主品牌却“先天不足”, 难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发出了“盛世危言”:“虽然经过60年的发展, 中国初步建成汽车工业制造体系, 形成了世界第一的产业规模, 但是中国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挑战, 无论是品牌、创新能力、研发水平、零部件、国际化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 我们不得不冷静审视中国汽车业。为什么我们依然与世界汽车强国相距甚远?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既有汽车产业发展欠缺市场因素的问题, 又有“市场换技术”技术没换来、市场却丢掉的“后遗症”, 还有占据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几大汽车集团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相对滞后。一方面, 合资企业包袱重, 自主研发的动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 先进技术往往由跨国公司掌控, 技术研发可能影响到合资双方的利益分配, 合资企业顾虑重重。中国汽车自主品牌正面临严峻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核心竞争力薄弱, 自主创新能力欠缺。传统的价格战挤压利润空间, 导致自主品牌的研发投入偏低, 而国际品牌则坚持“推出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的思路, 巩固高端、争占中低端市场, 从而使大量自主品牌节节败退。此外, 限购、限行、堵车、雾霾的苦恼接踵而至, 这些严峻的问题给中国汽车业的发展前景蒙上了层层阴影。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面对挑战, 正视和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只有增强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号召力,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话语权。

强国之梦: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 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不仅要铸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 还应打造绿色汽车产业。中国要成为汽车强国, 就要走自主品牌之路, 关键是路在何方。

第一, 要尽快缩短与合资品牌的技术差距。“上汽”、“一汽”等采取合资引进、消化吸收, 最后自主创新的方式, 未来应在合作中深入获取先进的技术, 真正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进。自主品牌则更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 创造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环境。总之, 不管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 都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没有捷径可言。

第二, 要建立以传统汽车为主战场、新能源汽车为新方向的产业格局。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中国汽车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面对能源供给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的压力, 发展节能、新能源汽车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013年9月17日, 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以自主开发为基调的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三, 要加强政府、社会、企业的共同合力。一是政府的政策扶持。2013中国汽车T10峰会重点讨论了《中国汽车强国发展战略》 (草稿) , 明确将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显示了政府的决心。二是汽车企业的自主创新, 特别是打造自主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 要输出的不仅是自主品牌的汽车, 更是自主品牌的汽车文化。三是社会各界应给自主品牌一个平和宽容的舆论环境。只有形成政府、汽车企业、社会的合力, 自主品牌才能健康成长。

此外, 自主品牌企业的联合兼并、资产重组和集团化战略非常重要。充分运用WTO国际通行规则保护产业安全, 积极参与法规标准的协调, 也是自主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多年来, 汽车产业以“企业为导向, 经济利益第一”, 随着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确立, 是否也该向“消费者为导向, 驾乘者利益第一”的模式转变呢?

60年来, “汽车”———这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名词, 在中国却承载着几代人工业复兴的梦想, 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雄心壮志, 凝聚着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在经历了创建、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曲折历程后, 中国汽车工业迎来了转折、蜕变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汽车工业如何继续奋进、与国际接轨;自主品牌如何抓住机遇、提高国际竞争力, 这些问题还有赖于更多的探索和追寻。“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60年的逐梦历程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 更激励着我们朝汽车强国的梦想迈进。

中国汽车十大人物

饶斌

饶斌 (1913—1987) 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被誉为“中国汽车之父”。1953年被任命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后参与建成了中国第二个汽车工业基地。他提出了汽车工业调整改组和发展规划方案, 引进先进技术, 加速产品换型, 结束了汽车产品三十年一贯制的历史。

郭力

郭力 (1916—1976) 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 并担任总经理, 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主管全国汽车工业。从建厂选址到引进技术, 直至第一批解放牌汽车顺利下线, 郭力为结束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祖涛

陈祖涛是新中国最年轻的一代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 中国汽车工业的元勋之一。他曾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 主持全国汽车工业发展工作。他扭转了汽车工业20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 将汽车专业化、大生产格局作为中国汽车发展战略。

孟少农

孟少农 (1915—1988) 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技术的主要奠基人。作为中科院院士、汽车工程专家, 他成功领导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几代产品的研制和开发, 并为培养中国汽车人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赵航

赵航现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多次获得中国汽车工业优秀科技人才奖等奖项及称号, 迄今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著有《现代汽车安全》、《汽车催化转化器系统概论》等专著。

何光远

何光远曾任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他从一汽锻造厂的一名技术员到厂长, 为中国汽车工业奋斗超过了半个世纪。他倡导吸收苏联技术经验, 优化工艺管理流程, 带领我国汽车工业抓住改革机遇, 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不同阶段始终献计献策、不懈奋斗。

尹同跃

尹同跃现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带领奇瑞启动宏伟的战略规划, 组建了代表当今业界最高水准的生产线、数控加工中心和发动机制造工厂。他促成了中国第一个汽车发动机自主品牌的诞生, 实现了汽车自主发动机品牌出口“零的突破”。

李书福

吉利集团董事长的李书福曾荣获十大民营企业家、中国汽车界风云人物等殊荣, 他对发展民族工业倾注了满腔热血, 在汽车人才培养、产品更新换代、经营管理方法改善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2010年吉利汽车收购瑞典汽车企业沃尔沃100%的股权, 引起了业内很大震动。

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 从制造电池起步, 再进军手机零组件, 最终并购汽车公司, 一手促成了比亚迪在香港上市, 以出色的产品品质和优质服务提升了中国企业家的形象。2009年, 他以350亿元资产荣登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国大陆首富。

魏建军

在魏建军的带领下,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一个乡镇小厂发展为现代化国家级大型企业, 在国内创出了“长城SUV连续三年保持了全国销量冠军”等四项第一。2003年“长城汽车”在香港主板上市, 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汽车企业。

中国汽车工业大事年表

★1953年, 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 新中国汽车工业正式起步。

★1956年, 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1958年, 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东风牌轿车, 同年8月试制成功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1967年, 第二汽车制造厂举行开工典礼。

★1975年, 第5000辆上海牌轿车下线。

★1983年, 美国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联合成立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1984年, 德国“大众”与“上汽”成立合资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985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合资生产的第一款车型———BJ2021 (切诺基) 汽车下线。

★1986年, 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引进日本大发公司夏利轿车, 技术许可证转让合同在津签字。

★1990年, 国务院批复同意组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1991年, 我国最大的合资汽车企业———一汽—大众汽车公司成立。

★1992年, 由东风汽车公司、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巴黎国民银行等合资组建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成立。

★1994年, “鼓励私人汽车消费”政策公布, “家轿”概念正式提出。

★1997年, 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合同章程在京签字。

★1998年, 由广州汽车集团公司和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合资经营的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汽车发展迎来“井喷”时代。

★2002年, 东风汽车公司与日产汽车公司建立长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3年, “比亚迪”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与销售领域。“长城”成为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

★2007年, 江淮、长安、海马、双环等自主品牌汽车集体换标, 吉利高调在全球范围内征集新标识。

★2009年, 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同年10月, 中国第1000万辆汽车下线。

★2010年, 吉利以18亿美元成功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同年, 北京成为国内首个限购城市。

★2011年, 购置税优惠政策、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相继到期, 中国汽车市场整体增长开始放缓。

★2012年, “广汽”与“奇瑞”建立战略联盟以整合资源优势。

★2013年, 《中国汽车强国发展战略》 (草稿) 出台, 汽车强国规划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

中国城市化60年回顾 篇7

中国城市化60年历程

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1978年为界, 1949-1978年, 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诸多艰难和曲折, 全国的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78年的17.9%, 年均提高0.25个百分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期。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44.9%, 比1978年提高了26.98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其中以1996年为界, 之前平均年增0.72个百分点;但年度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变化剧烈, 之后城市化速度加快, 平均年增1.31个百分点, 年度变化相对平稳。该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30%, 验证了城市化率达30%～70%时城市化加速的国际经验。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崭新时期, 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农村改革推动阶段

(1978—1984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的激励机制, 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以往几十年积蓄的农业生产潜力得以集中爆发。这期间城乡集市贸易进步开放和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农民开始进入小城镇, 出现了城镇暂住人口。

与此同时, 中国城市化结束了多年的徘徊甚至下降的颓势, 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 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是改革开放前的4倍, 但具有恢复性质。随着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 20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及其家属陆续返城, 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使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但由于十年文革动乱, 城市经济困难重重, 城市户籍所附属的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住房供应、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诸多福利与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叠加也造成了城市就业压力和政府财政的不堪重负。为了偿还城市建设的历史欠帐, 国家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 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停滞的局面, 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现代化建设。

城市改革推动阶段

(1985—1992年)

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 中国城市化建设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 农村改革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农产品总量供不应求的格局, 实现了平衡有余, 满足了城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从此中国城市化的物质硬约束不复存在, 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1984年开始的城市体制改革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为城市化提供了内在动力。

1985年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 以企业承包、放权让利为重点的体制改革焕发了城市经济的活力。自1984年开始, 国家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 农村劳动力得到有限的流动自由, 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然而, 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时, 小城镇聚集效益低、规模不经济的弱点也暴露出来, 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造成了治理污染的高成本, 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19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 乡镇企业进入改造升级、向园区集中的时期, 大中城市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市场化改革推进阶段

(1993—2003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中国由此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其间虽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干扰, 但由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逐步增强, 国民经济整体上保持了快速稳定发展, 城市化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推进。1992年到2003年, 中国城市化率由27.46%提高到40.53%, 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以城市现代化建设、小城镇发展和建立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为标志, 城市化全面快速推进, 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和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从1993年到2003年, 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 与此相适应, 城市化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为由过去实行城乡分割、限制人口流动转为放松管制, 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 严格控制大城市的提法逐渐淡出政府文件, 反映了以发展小城镇为主体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导向正在得到逐步调整。

统筹城乡发展阶段

(2003年以后)

20 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2007年党的十七大大会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 以特大城市为依托, 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节约土地、以大带小、以城带乡、以特大城市为依托, 形成城市群,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等提法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 表明经过近30年的争论, 中国城市化进入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2008年1月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已不再有“控制大城市规模”的规定。

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走有中国特色城市道路, 是符合中国国情国力和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 也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题中之义。

21世纪初, 经过长期的发展,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在内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城市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 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或者将支付极高的成本, 或根本达不到目的。根据城市水源、地质、区位等自然和社会条件对其人口规模进行规划是必要的, 目的是增强前瞻性, 满足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出于政治和社会的目标, 在一定时期内对少数巨型城市人口实行适度控制也是必要的, 但普遍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 将丧失诸多正常发展的机会。在大城市的发展中, 发展周边卫星城与中心城区相呼应, 形成合理的城镇空间结构, 既可以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 又可以减缓城市中心区人口的压力, 是可供选择的方案, 但也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进行科学的成本收益核算。

中国房地产业60年 篇8

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黄莉新, 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于珍, 南京市政府副市长陈刚,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王富昌,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刘恒新,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高元恩, 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站长刘敏, 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站长丁翔文,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志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开幕式。南京市副市长陈刚、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理事长高元恩、江苏省副省长黄莉新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农装展”参展商阵容强大, 包括中国一拖集团、福田雷沃重工、山东时风、五征集团、常林集团、一汽锡柴、常发集团、常柴股份、常州东风、全柴集团、江淮动力、中国农机院、洛阳中收和英田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 以及久保田、洋马、东洋、大同和马恒达等国外品牌在内的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家企业和部分大专高校、科研院所参展, 展览面积超过5万m², 室内展览面积比2008年有明显增加;展示内容包括农业机械、运输机械、柴油机及发电机组、收获机械、农田水利施工机械、喷灌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畜牧机械、园林机械、植保机械及茶叶机械等, 展品达1万多种。

参观本届农装展的有国外有关农机组织、进出口商,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市县农机管理部门、农机合作组织、农垦、农场系统, 农机大市场及农机经销大户,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等。

农装展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届, 已成为全国知名、为重点生产企业和农机流通企业广为关注的农机大展。本届农装展除了传承历届农装展优势之外, 其展示面积、展品档次、参会层面、服务项目及展会配套活动等较往届均有较大的提升, 并与参会各方共同打造产品展示交易、科研成果推介、供求信息交流、招商引资合作、人才引进等平台。与往届不同的是, 前2届农装展都在山东济南举办, 2009年首次移师江苏南京, 参展企业中, 生产南方所需的水田、植保、排灌等农业机械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 水稻收割机, 插秧机、农用水泵、茶叶机械的参展产品数量明显增多。此外, 众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参展, 也成为本届农装展的一大亮点。

名企纷纷登台亮相

中国一拖集团是我国农机行业的领军企业, 此次农装展上阵容强大。展品包括Y T O 5 5 0、Y T O 1 2 0 4、YTO2804等大中型轮式拖拉机, 非路面机械驱动桥、系列柴油机、农村工程机械、东方红轿卡, 其中东方红2804型大功率轮式拖拉机是此届农装展中功率最大的拖拉机产品。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一五”时期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目前已发展成为以农业装备、工程机械、动力机械、车辆和零部件制造为主要业务的大型综合性机械制造企业集团。

福田雷沃重工带来了雷沃欧豹TG1454型拖拉机, 雷沃谷神轮式、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两大系列主导产品。福田雷沃重是一家以工程机械、农业装备、车辆为主体业务的大型产业装备制造集团, 其主导产品雷沃谷神联合收割机销量连续8年居行业首位, 市场占有率超过70%;雷沃欧豹大中型拖拉机, 特别是147 kW (200 hp) 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在国内率先实现批量生产, 打破了国外品牌对该功率段拖拉机的垄断, 2009年初更是推出了220.5 kW (300 hp) 的福田欧豹TN3004型拖拉机。2009年, 雷沃品牌价值以102.39亿元, 稳居国内农业装备行业前列, 2009年上半年, 雷沃重工实现销售收入85亿元, 在金融危机环境中继续保持健康、持续增长。

此届展会上, 五征集团打出“打造百年五征、振兴民族工业”的口号。展品包括旗下的轻卡, 低速货车, 马铃薯种植、中耕、收获机械等拳头产品, 更是携手山拖展出山拖泰山全系列拖拉机及部分农具产品。2009年5月22日, 山东五征集团山拖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济宁兖州举行, 标志着五征正式入主山拖农装, 先期五征集团向山拖注入资金1亿元, 持有山拖56%的股份。五征在三轮汽车、轻卡汽车行业, 有较高的声誉;而在拖拉机行业, 山拖泰山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很高, 双方的联姻被内业普遍看好, 认为这是两个企业的强强联合, 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的效应, 产生1+1>2的效果。

在常发集团展区, 除了展出拖拉机、柴油机、插秧机等产品, 锋陵全喂入、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占据了相当比例的展区。据悉, 2009年6月22日, 常发集团与锋陵集团合资的泰州市海陵区锋陵农业机械工业园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相信通过此次合资, 利用常发集团的资金、设备优势加上锋陵成熟的收割机产品, 优势资源的整合将会为双方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本届农装展最大的组团参展应属浙江省的植保与清洗机械企业的联合参展团。包括台州信溢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富士特有限公司和浙江绿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等国内著名植保与清洗机械企业纷纷到场竞技, 其中不乏行业冠军企业。台州信溢2008年销售4L以上各类手动喷雾器160余万台和近20万台的动力喷雾机, 销售收入2.1亿元, 成为国内最大的纯植保机械生产企业;浙江大农2008年产销17万台高压和超高压清洗机及清洗机用泵, 销售收入近2亿元, 是我国新兴产业——高压和超高压清洗机领军企业;富士特有限公司2008年生产各类动力喷雾机及喷雾机用泵近60万台, 销售收入近1.8亿元, 是我国最大的动力喷雾机用泵的生产企业;浙江绿田2008年生产各类喷雾机、清洗机及各配套动力近60万台, 销售收入3.5亿元, 自营出口4 500万美元, 综合实力名列行业前茅。

与往届农装展相比, 此届农装展外资企业参展数量明显增加, 除了久保田、洋马等往届已参展的日资企业, 大同、东洋等企业携其主打产品悉数到场, 这说明随着农装展的规模、影响力的扩大, 外资企业日益重视, 纷纷到场宣传。

据大同农机 (南京) 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此次展会上, 大同农机展出在国外同步使用的农机产品, 包括D K 9 0 1 C、D S 4 1 1 0型拖拉机, D U O 6 0型高速插秧机, DSC62、DSC48型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足见大同农机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据悉, 大同农机 (南京)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 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服务、配件供应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机制造企业。大同农机2009年上半年销售各类插秧机1 000多台, 半喂入联合收割机200多台, 这对于一家进入中国农机市场2年的外资农机企业来说, 其表现可圈可点。据悉,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性价比, 提高市场份额, 更好的服务中国用户, 大同农机已着手准备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推动本土化进程。

此外,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展出了自走式棉秆收获机、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免耕播种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主打产品;时风集团展出系列大型轮式拖拉机、系列轻卡、载重汽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轮式联合收割机和玉米联合收获机等产品;东风农机展出全系列轮式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天津拖拉机制造业有限公司展出了稻麦联合收割机、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和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江苏清江拖拉机公司展出了73.5 kW的大型轮式拖拉机;河北农哈哈集团展出了气吸式玉米播种机、玉米联合收获机、青贮收获机;马恒达悦达 (盐城) 拖拉机有限公司展出黄海金马全系列轮式拖拉机产品;洛阳中收展出4款稻麦联合收割机。一汽无锡柴油机厂、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江淮动力集团、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等展出各自的单缸、多缸柴油机系列产品。

配套活动精彩纷呈

为了喜迎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全面展现农机工业企业风貌, 充分展示农机工业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继续推动我国农机工业企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本届农装展以其宏大的气势和丰富多彩的展会内容在全行业和与会者面前呈现一份“农机大餐”。

2009年8月27日, 由中国农机工业协会联合农业机械杂志社、中国工业报社、农机周刊报社等新闻媒体开展中国农机工业60年成就系列宣传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在中国农业机械工业60年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暨中国农机工业60年企业“杰出贡献奖”、“国际合作奖”颁奖典礼上, 中国一拖集团、山东时风等18家知名农机企业获得“杰出贡献奖”, 久保田、洋马等4家外资企业获得“国际合作奖”。中国农业机械工业60年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以“中国农机工业60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 农业部农机化司副司长刘恒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副司长王富昌、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王小广研究员、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理事长高元恩等行业领导和专家, 以及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克俊、福田雷沃重工副总裁杜晓平等企业领导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在本届农装展同期举办了2009中国农业机械工业新产品、台州市路桥区“中国植保与清洗机械之都”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共有11家企业的16款新产品与观众见面, 包括全柴动力的4D22E型柴油机;常柴股份的3F15、4L88、H25型柴油机;江淮动力的JD35型柴油机;常州东风集团的DF1254型轮式拖拉机;山东常林集团的CL2204型轮式拖拉机;时风集团的时风汽车;五征集团的奥驰系列汽车、奥翔1600系列三轮汽车、奥力拖拉机;洛阳中收的4YZ-4型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中国农机院的3WZG-3000型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美诺免耕播种机;常发集团的2ZS-4型手扶式插秧机;河南豪丰的9YKS-09 (15) 型根茬收割方捆打捆机。据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副理事长范景龙介绍, 此次发布的新产品仅是中国农机工业企业近2年来开发并投产新产品的一部分, 这些新产品的研制成功增加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也为农机行业产品结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中国植保与清洗机械之都”新闻发布会同样是此次农装展的亮点之一。发布会上范景龙副理事长宣读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台州市路桥区“中国植保与清洗机械之都”荣誉称号的决定。据了解, 路桥区的植保与清洗机械行业始于1972年, 目前, 整机生产企业近60余家, 约占全国整机生产企业数的25%;部件生产加工企业近300家, 约占全国部件生产企业数60%;企业员工及从业人员近5万名, 2008年共生产销售各类手动喷雾器800多万台,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0%;生产销售各类机动喷雾机包括电动喷雾机及动力喷雾机用泵约90万台,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0%;各类电机式清洗机约350万台,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8%;各类高压及超高压引擎式清洗机及清洗机用泵近35万台, 占全国的45%;2008年全区植保与清洗机械行业近300家喷雾机 (器) 及清洗配件企业总产值近110亿元, 自营出口交货值3.3亿美元, 占路桥区工业总产值的22%。此次被授予“中国植保与清洗机械之都”荣誉称号属实至名归。

展会期间, 主办方还举办了中国农机工业60年大型图片展。“2009中国现代农业装备国际展览会暨中国农业机械工业6 0年成就展”参展产品展会金奖、银奖评选活动。包括浙江大学、江苏大学、山东大学等近20所高校几十个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及即将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大型农机工业企业人才招聘咨询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作为本届农装展的配套活动同期在南京召开。来自两院的院士、高校的学者、教授, 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全国各地农机管理部门的领导云集南京, 创造了空前的学术交流氛围。

农装展于2007年在山东济南创办, 几年来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和举办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创办农装展的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 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展示农机工业企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所提供的新型、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的水平和能力, 在企业、用户、行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政府之间搭建起一个相互沟通的桥梁。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高元恩指出, 进入21世纪, 中国农机工业步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中央持续利好的“三农”政策引导下, 特别是2004年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以来, 有力地拉动了中国农机市场购销两旺。中国农机工业获得快速发展, 2009年农机工业总产值将突破2 000亿元, 为21世纪初的4倍以上。展望未来, 农业现代化、产业化, 为农机工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农机行业大有作为。农机行业现正认真贯彻“装备制造业调整与振兴规划”, 利用全国农装展这个平台, 找到产品调整与振兴的突破口, 提升整个行业技术水平, 为我国农机化做出新贡献。

学者呼吁重新评价新中国60年文学 篇9

雷达：为十七年文学正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雷达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新中国初期十七年文学。一般来说，在文学方向选择的过程中，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的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但是，“并非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有些很禁锢的时代，往往会出现很多有生命力的作品”。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文艺一直扮演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并且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可供作家选择的题材范围非常小，这也是深刻的历史根源问题所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艺术还有没有它特殊的生存力呢?雷达认为是有的。“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一个很豪华的名单。这些作品虽然有它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有的甚至有硬伤，但是它们却在时间的长河中站住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雷达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

由此，雷达提出了两个长期以来他在思索的问题。其一，政治视角的问题。其二，深入生活的问题。他同时感慨，十七年中，一些作家为了写一部作品，几经易稿，甚至耗尽毕生心血，这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孟繁华：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标尺出了问题

最近几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一种主潮。一些思想界的人士如邓晓芒、丁东、崔卫平等，对当代文学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担当，没有思想，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没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经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将“现代文学”比做“五粮液”，指认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但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

孟繁华表示，“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现代文学也有礼拜六、红玫瑰、张资平、十里洋场，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构起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

孟繁华进一步提出，哪怕是现今的80后写手，有些起点都非常高，他们对语言、文体、作品结构、文学性质的认识，其起点不输于五四时期的很多大师。

贺绍俊：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影响了现当代文学

无论如何，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人们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然而学者贺绍俊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影响。“现代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对应着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这两种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中，就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贺绍俊提出，文言文所积累起来的古代文学的典雅性、深邃性、精神深度、文化厚度都是文学性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一切却被革命性的行为中断了，致使现当代文学在上述几个要素上缺乏深厚基础，也使现当代文学在文学性的突破上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的基本思维特征，贺绍俊认为是革命性和日常性，“革命性”并非来自白话文自身，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新文化先驱把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和语言关系注入了白话文中;文言文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日常生活的白话才能将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民众接受。所以，革命性所带来的宏大叙事和日常性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叙事。

而文学走过这60年, 贺绍俊认为, 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如果不能克服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思维所带来的局限, 不能和古代汉语的强大传统接续起来, 吸收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 吸纳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特征的独有的精神资源, 我们的文学要往何处去呢”?

新中国建筑60年衍变之路 篇10

建筑是凝固的时代符号

如果说建筑的他命是持久的坚固，那么建筑艺术的延续就是永恒的传承。有人把建筑比作凝固的背乐，因其外在形态、内部结构、组合、比例，与音乐变幻的旋律有着类似的特征。梁思成先生曾把建筑比作画，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建筑特色如同各地画风一样迥异。欧洲的建筑像油画，而中国的建筑，神似中国的手卷画。从古至今，建筑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与界限尤为玄妙。

受文化的多元性、变迁性、历史性及地域性等诸多因素影响，建筑以其特有的形式，表达着一定社会形态下大众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心理和审美感受。它既是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也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建筑在展示美感的同时，无形中担当了记载历史的重任。

中国当代建筑60载辗转前行

特定的文化背景催生特色建筑风格，而具有特色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文化也能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文化领域与国际紧密联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真理性法则在现实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房地产领域，从以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低端产品为主到豪宅当道的市场发展轨迹表明，人们对居住品质与建筑美感的需求日益提升，大众建筑风格取向与居住文化的理解不断深化。

纵观新中国60年豪宅建筑发展历程，诸多现象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处于相对封闭时期，这一时期的建筑形式与中国社会一样处于变革之前的蛰伏时代。建筑师们既有古人的思想，又为政治批判所左右，建筑在激烈的矛盾中前行。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社会体制由封闭到开放，建筑思想也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

随着人们对居住舒适度，居住文化品位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居住产品的建筑美感要求提升，从而形成了房地产建筑设计风格多元化、新产品辈出的局面。中国房地产行业从兴起到调整发展区区十几年时间，伴随着行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建筑设计潮流经历了新古典主义风、北美原创风、现代风、新中式地筑风等多个时期。期间，各种外来建筑风潮互相交叉重叠，各个建筑风格在市场中都曾风靡一时，不乏追捧。以碧水庄园、玫瑰园等为代表的美式地筑风格；以瀛海名居为代表的西班牙建筑风格；以则富公馆、东方普罗旺斯等为代表的法式建筑风格；以紫玉山庄为代表的欧式建筑风格；以观唐、易郡为代表的新中式建筑风格……建筑风格的繁杂多变对应着当代文化的躁动与不确定性，中国几千年居住文化的积淀在崭新时代亟需探索新的出口。

既承袭中华建筑之运抵又富于时代特色的代表建筑的出现是时代的需求，盛世“国宅”，呼之欲出。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的建筑文化将在新时代重新绽放异彩。

颐和原著的建筑美学

盛世中国呼唤国宅经典

日前，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的“国宅”概念再一次成为北京房地产市场上的一个热门词汇。六十年惊鸿一瞥，“国宅”作为中华民族建筑文化遗存的瑰宝，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在业内外引发热议。在古代，“国宅”就是官宅，如宫室、官吏在城中的居所，而在当代，“国宅”被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作为传承中国精神的建筑典范，同时又被时代赋予了创新使命。什么样的产品能担当起“国宅”之名?什么样的品质能支撑起“国宅”之实?一时成为社会焦点话题。

在谈到对“国宅”的界定时，龙湖北京公司“颐和原著”营销总监蔡翊诚表示：“我心目中的国宅应该能够代表时代精神，可以在历史中留下印记，并且可以传承。历史、现实、可传承，应该是国宅的三个特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复兴与时代发展的步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蔡翊诚对记者说：“六十年盛事之际，中国建筑应该出现可以代表中国住宅最高典范的产品。国宅概念的提出，是对国人在建筑上恢复文化自信的呼唤。随着中国逐步迈人大国时代，中国之于世界格局的地位日渐重要，随之复苏的是国人文化上的自信与探索，颐和原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因此在其身上，毋庸置疑地有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痕迹。”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颐和原著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其位于颐和园东50米处，背靠燕山余脉，西邻颐和园昆明湖，位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所缔造的三大皇家园林(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其中清漪园即颐和园)的中心位置。北京“西贵”的说法也是古已有之，三百年历史的皇家园林使这片土地充满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美感，流露出皇室的尊贵之感。著名学者、设计大师王受之先生曾对颐和原著坐落的区位做过评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最精华的地区，这个地区因位置、历史、文化沉淀、市场供求等方方面面的要素成为极致，资源稀缺更加使得这样的地区被追捧，是城市的精华之所在。”在皇家风水宝地修宅造园，颐和原著颇有“国”字当头的皇家风范。

西技中魂潜心雕琢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时代符号，那么从大国盛世的建筑风格中便能体味出民族的强势与文化的自信。中国唐代是世界历史中少有的繁荣盛世，唐代建筑风格气魄宏伟，严整开朗。内部结构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色调简捷明快，屋顶舒展平远，给人庄重、大方的印象。颐和原著的建筑灵感正是来源于唐代恢弘大气的盛世豪宅，在建筑外观的表现手法上沿袭了中式建筑精髓，“大屋顶”、中式木门、中式窗棂等建筑符号描摹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神韵。但颐和原著在整体设计及空间布局上又不仅仅局限于传承与复制，用蔡翊诚的话说就是“颐和原著不做假古董”。记者在颐和原著园区中看到，建筑的外观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神韵，但在内部空间设计上摒弃了中式建筑的刻板规制，挑空的大厅、圆弧形的空间分隔，借鉴了西方建筑内部设计的空间布局，体现出舒适高雅的宜居气质，彰显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