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精选十篇）

经济发展阶段 篇1

一、日本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中国从20 世纪90 年代初不足日本经济的1/8,到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只不过用了二十年时间而已。日本经济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的根源都要从其发展轨迹中进行寻找。对日本长期发展轨迹的解释,势必为经济发展理论做出积极贡献,为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提供一个参照系。

纵观日本战后经济增长,可以将其分为“战后恢复期”、“高度增长期”、“稳定增长期”以及“低增长期”。在1956—1973 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年度平均实际增长率近10%;1974—1990 年的稳定增长阶段,年度平均增长率为4%,1991—2010 年的低速增长阶段,年度平均增长低于1%,而名义增长为负。

二战之后的日本经过战后恢复期,1955 年进入高速增长期,经过两次石油危机,20 世纪80 年代进入稳定增长期,以日元升值为契机,受错误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影响,泡沫经济从形成到崩溃,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长期影响。

战前日本已经跻身于工业国之列。在冷战背景下,日本充分利用国际政治经济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民族产业得到保护。例如,在贸易政策上,1953 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前身),1955 年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WTO前身)。但是,日本当时是作为第14 条国家的身份加入IMF,加入GATT时是作为第12 条国家加入的。而IMF第14 条规定,参加国为了控制国际收支可以进行外汇管制。GATT第12 条规定,参加国为了稳定国际收支可以进行贸易管制。这样,日本在参加国际经济的自由竞争同时,可以调整外汇政策和贸易政策。在日本整体经济实力上升之后,1959 年,美国向日本提出撤销进口管制的要求。经过一系列的摸索和准备,日本在1963 年变为GATT第11 条国家,1964 年变为IMF第8 条国家,撤销了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

1946 年,战后日本政府重点抓了农业和轻工业,缓和粮食困难。1951 年后,日本产业结构逐渐向重化学工业方向发展,陆续制定了“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汽车合理化三年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化学合理化五年计划”等,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完成了重化学工业化。

日本通过战后数十年的发展规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1968 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规模第二,1987 年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强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大都市的人口集中、城市膨胀、工业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同时,由于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传统的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遇到愈来愈多的挑战。1985 年“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剧升值。日本政府的错误对策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与崩溃以及长期的经济萧条。时至今日,泡沫经济崩溃已过二十年之久,但其深层影响还有待发掘。其直接后果便是长期的通货紧缩和“低速增长”。自高速增长期开始,在1980 年之前,名义GDP要远高于实际GDP,说明通胀率较高,20 世纪80年代名义GDP接近于实际GDP,而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出现了实际GDP和名义GDP较为严重的倒挂现象,这意味着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

二、高速增长阶段

高速增长阶段的第一个景气时期被称为神武景气(1955—1965 年),1965 年的日本《经济白书》宣言:“已经不是战后时期”。出口导向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至1973 年为止,日本的主要经济增长瓶颈是国际收支。当贸易盈余扩大之时,经济欣欣向荣,反之则景气相对低迷。在此期间,日本人口出现了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集中。产业方面以石油化学为中心,重化学工业高速增长,在日本全国展开了工业开发区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不断发生,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束缚令人对“增长的极限”增加认识。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平成24年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及其他数据源计算。

在美国斡旋下,1953 年,日本加入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1955 年加入GATT。但是,日本当时是作为特殊身份国家加入IMF。IMF第14 条规定,参加国可以进行外汇管制以达到控制国际收支之目的。日本加入GATT时是作为第12 条国家加入的,而GATT的第12 条规定,参加国为了稳定国际收支可以进行贸易管制。这样,日本既可以参加国际经济的自由竞争,又可以调整外汇政策和贸易政策。在日本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国际经济竞争力上升之后,1959 年,美国向日本提出撤销进口管制的要求。日本才在1963 年转变成为GATT第11 条国家,1964 年变为IMF第8 条国家,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均被撤销。这些特殊措施令日本能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前提下,享受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的待遇,而这一特殊身份没有美国的帮助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高速增长期,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达9%。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十年内建日本国民收入水平提高100%。十年内GDP增长350%,而其后的经济走势远超预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跃进,国民收入大幅提高。

1968 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1971 年,日元从1 美元兑310 日元贬值为1 美元兑换280 日元。日本经过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国内外经济政治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环境公害问题不断深化,日本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多种迹象显示高速增长已经接近极限。长期以来,日本曾经长期在IMF/GATT体制下长期享受1 美元=360 日元的固定汇率,1971 年8 月的“尼克松冲击”令日元进入升值轨道,为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而1973 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时,长期以来低廉而有稳定的工业血液———石油的供给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东石油高度依存的日本受到巨大打击,1973 年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初次的负增长,伴随着负增长的是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过,当初预测三年才能恢复的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的第二年得以复苏,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层面的合理化经营的努力和政府、企业共同推进的节能政策得以奏效。

石油危机令企业的增长预期大幅度下滑,其结果是设备投资钝化,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自1974 年至20 世纪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为1955—1973年的一半左右。即便如此,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依然是其他主要工业国的2 倍左右。

此外,日本经济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增长迅速,日本企业成功跨越石油危机,“日本制造”在欧美各国取得了很高评价,作为高品质产品大受欢迎。但是,日本的出口增加对于大费周折从滞胀状态中走出的欧美各国逐渐成为“威胁”。

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20 世纪80 年代的日本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与此相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引起美国朝野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成为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的超强国家。但是进入20 世纪60 年代,尼克松政府对外推行的大棒加黄油政策使政府开支急剧膨胀。与此同时,作为主干产业,美国的汽车、钢铁、电机等产业因为技术革新的停滞逐渐被日本和德国赶超,相对竞争力迅速下降。1971 年,尼克松政府宣布打破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史称“尼克松冲击”。

日本在1968 年经济总量跃升为西方国家第二位。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废除美元—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会议机制宣布解除。其结果是日元升值,出口成本大增。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转变。虽然石油危机令长期致力于节能研发的日本企业取得了进军美国市场的机会,例如丰田汽车,不仅开始挺进美国市场,而且开始了混合动力汽车研发,成为今天的工作基础。但是,经济成本的上升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全面进入“成熟阶段”,确立了包含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出口”体制,国际市场需求强劲,国内市场需求蒸蒸日上,有利于日本的经济迅猛增长。但是,此时日本的产能过剩已经常态化,如果当时最大的出口对象国美国反对日本向外转移过剩产能,日本经济增长就会遇到困难。

随着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被称为“增长的极限”的状况开始出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明显,其代表是1973 年及20 世纪70 年代末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在战后大行其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遇到了瓶颈,无法有效展开针对滞胀经济对策,相应地,国家干预主义开始推向后台。以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为代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个经济自由化高潮。

1973 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价格暴涨数倍。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当时正是日本从煤炭经济向石油经济转变的阶段。日本3/4 的能源来自于石油,而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99%,其中90%来自中东地区。也就是说,中东战争对日本60%的能源供应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来说打击巨大。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外汇外流。1973 年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负增长。针对这一现实,日本政府积极开展能源多元化,石油进口多元化的同时,推出一系列能源积极开展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措施,产业升级政策也得到推行。淘汰高能耗产业,大力发展汽车组装业和家电等低耗能产业,以及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环保技术,当时日本经济的转型主要是制造业的转型,表现在产业结构从“重大厚长”转向“短小轻薄”。主要方式是官民并举,政府和企业共同致力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高耗能产业从国家产业目录中被逐一消除。

三、稳定增长及泡沫经济形成阶段

1973 年是日本战后第一次经历负增长。在发生尼克松冲击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日本崩溃论,但是,1974 年日本经济就已经全面恢复,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之际,日本显得游刃有余,并且进一步确立了“日本制造”的品牌优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企业素质、产品技术含量进一步增强。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全面进入美国市场正是20 世纪70 年代,而主打战略之一就是低价格与低能耗。可以说,日本成为石油危机真正的也许又是唯一的受益者。但是,日元升值、泡沫经济及其后来的经济萧条,日本三大汽车厂选择了将生产基地移师海外的大规模计划,进入21 世纪,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每3 辆汽车中就有一辆日本品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和经济升级进一步吸引了日本企业向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这种战略进一步令日本企业提高了产品附加价值,但是,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的发展加剧了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

1980 年,日本提出“科技立国”,制定了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1981 年制定了“创造科学推进制度”以及“产官学”制度。该制度整合了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所以及国际研究人士的研究资源。日本迅猛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带来了日本经济自身和外在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1976 年,日本贸易转为顺差,此后迅速扩大。其中,日美贸易顺差尤为突出。

1981 年,以复兴“强大美利坚”为口号的里根展开了全面的经济、财政改革,推出了著名的里根经济学措施(Reaganomics),实施小政府政策,重视供给方的经济学(Supply Side Economics)。作为具体措施,里根政府实施了大型减税、消减年度预算、放松管制等大胆措施。政府意欲通过减税令个人储蓄率上升,促进企业投资,进而回复经济。但是,政策结果是个人储蓄率并未上升,而是引起了消费的上升。另一方面,大幅度减税让消减年度支出的计划难以推进,财政赤字急速扩大。经济均衡时,投资等于储蓄,但是,里根政策的实施令储蓄难以支撑投资,加上通货膨胀的作用,美国名义利率高企,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刺激美元升值,带来了国际收支的恶化。美国的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际收支赤字的扩大被称为“双赤字”。1983 年,美国国会通过对日贸易报复法案,而1984 年,美国国际贸易赤字高达1 000 美元。

大幅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令美国经济自1983 年进入扩张过程。强势美元和美国国内的经济上升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急剧扩大。美国政府认为是日本操纵汇率的结果,要求日本采取多种措施扭转局面。美日贸易摩擦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做出关于汽车、纤维、彩电、钢铁等出口自主规制,日本不仅要增加美国产汽车的进口,而且要购进相当数量的汽车零配件。1985 年9 月,由美国牵头,美、日、德、英、法等主要工业国,即所谓G5 集团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著名的“广场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敦促日德两国本币升值。此后马克和日元币值大幅度上升。

从1974—1990 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左右。经过1973 年的石油危机,日本政府在推出一系列环境对策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节能的全民运动。日本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对美出口有了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成为1985 年《广场协议》诞生的直接原因。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泡沫生成的必要条件。广场会议的召开令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央行为了避免流动性不足,为了减轻日本企业负担,不断调低政策利率。日本央行在1986 年分次把基础利率从5%下调到3%,并且在1987 年2 月再次下调0.5%,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2.5%。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打击,日本银行连续下调利率,日本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带来了内需主导型的景气恢复。日元升值的压力在日本银行宽松货币政策下得到缓解,企业技术革新和经营管理合理化的努力使企业维持了较高的收益率。日元升值和国际油价的下滑起到了提升实际购买力的作用。在日元升值背景下的个人消费、住宅投资在物价稳定、较低的利率水平下都表现得十分强健,企业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

日本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及经营合理化等努力,大举增加高科技产品出口,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然而,由于对美国股市暴跌引发美元贬值的担心,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国内消费物价的稳定,日本央行将2.5%的超低利率维持了二年零三个月,直到1989 年5 月31 日才上调到3.25%。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令流动性过剩,银行传统优质客户群融资的脱媒化让过剩流动性流向中小型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在日本传统的土地担保融资体制下,流动性与地价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流动性过剩导致地价上涨。

1987 年春,日本政府开始采取紧急支出政策,总值达6万亿日元。地方政府得到中央政府的建议扩大区域再开发计划的大力支持。同时,日本建设省取消了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关限制,鼓励企业参与土地再开发。国土厅开始“东京区域改建计划”,这一计划使东京市中心地价有了明显上升。

面对通胀率和资产价格的持续走高,日本当局各部门通力配合,采取了包括低利率、金融缓和政策以及一些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制等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日本银行从1989年开始连续六次上调政策利率,意图打压物价和资产价格。日本的基础货币增幅急速下降。该数值在1989 年为12.63%,1990 年剧降至6.65%,而1991 年已经变为-2.81%。大藏省也在1990 年4 月对不动产融资实施融资总量管制。1989 年年末日本股市达到历史峰值,1991 年日本土地价格达到历史高点。这两个记录至今没有被打破。东京股市平均指数曾经在21 世纪达到过1989 年高点的接近一半的水平,而地价则常年徘徊历史低点。金融当局过激的经济降温措施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剧跌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甚至倒闭,金融机构因此累积大量不良债权,此后数年,日本政府虽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力图刺激国内总需求,但都无功而返。

至少从数据上来说,在1988—1991 年数年时间里,日本出现了由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不足的巨变。日元升值被很多人士认为是泡沫经济形成的直接原因。这个问题与当时复杂的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环境变化有关。面对主要来自美国的日本经济缺乏开放性的批判,在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主持提出的《前川报告》(1986 年4 月)的主要内容与中国当今的主要方向并无二致,就是“保增长,调结构”,也就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海外投资,保证所谓的可持续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末,日本产能过剩、消费饱和,流动性过剩,而此时也正是日本传统金融的进入脱媒化的时期,作为传统优质客户的大企业大量进行直接融资,离银行而去,日本金融体系面临的客户质量相对而言有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日本传统的土地担保融资制度使得在泡沫时期过低评价项目风险,过量投向高风险市场,由此制造了日本“股市不倒”、“土地不败”的神话。日本政策当局发现问题后采取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失当,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

将土地作为担保进行借贷是日本式金融的商业管理习惯之一。在地价的上升时期,借贷企业的担保价值相应上升,对项目的审查力度相应下降;当地价下跌的时候,银行必须收缩信贷,甚至是强迫企业提前偿还贷款。

1991 年之后的地价下滑导致企业业绩的收缩,从而造成银行贷款的回收困难,最终形成不良债权。日本的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虽然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元气大伤,人均GDP排名也大幅下滑,对亚洲经济形成不稳定因素,并且成为1997 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动因之一。但是,日本的泡沫经济的影响具有很大局限性。另外,由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世界经济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未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四、低速增长阶段

整个20 世纪90 年代,日本经济处于萧条状态之中的元凶之一正是由于在资产泡沫支持下的巨额融资和连续的物价下跌,即通货紧缩。

日本政府在1994 年实施了高达6 万亿日元的个税减税计划,同时实施了超过100 万亿日元的大规模公共财政投资,但结果是无疾而终。桥本内阁曾经令日本经济在1996 年有过短暂的复苏,消费税由3%提升至5%而使经济大幅下挫,并且成为1997 年亚洲金融的深层原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逾进一步。日本政府也曾将IT也作为新的经济引擎而给予政策支持,但最终由于2001 年的美国IT泡沫的崩溃而进一步受到打击。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不但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经济增长率只不过略高于零水平,而随着税收下降和日本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的财政状况日益严峻,中央与地方债务合计占GDP比在2012 年3 月底(2011 财年年末),高达218%,是其他主要工业国的2 倍有余。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银行、内阁府公示数据做成。

在实施积极财政的同时,日本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实施了零利率政策,2001—2006 年实施了人类经济史上空前的大型量化宽松政策,但依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总而言之,凯恩斯主义的萧条对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防止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单从统计数字上来看,缺乏实际的效果。这也是日本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启动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政府中,小泉内阁是任职最长的,长达五年有余。而其他人平均任职只有一年而已,无法实施稳定的经济政策。2001 年,叫喊着要“打倒自民党”和“无改革,无增长”的煽情式口号上台的小泉纯一郎,直面这严重的经济危机,展开了结构改革。2001 年缩减政府开支增幅,之后又成功地将日本邮政公社的民营化作为政治和经济政策,维持了较高的政治支持。2001 年6 月又通过基本方针,将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列为政府首要任务。其后五年,日本彻底摆脱了不良债权的长期束缚,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

2008 年9 月,以美国的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陷入经营危机为契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经济受到巨大打击。虽然日本并无与全球金融危机相关联的金融机构破产案件,显示了日本经济在长期萧条之后的金融稳健性,但是出口导向的日本经济下滑明显,2008 年记录了主要工业国中最大的经济下滑,下滑幅度超过3%。与中国在2008 年的巨额财政支出不同,日本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财政政策着眼于小额减税和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补助,真正起作用的是包括超低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在内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五、日本经济阶段性发展的深层原因

在1955—1990 年期间,日本劳动人口不断增加,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劳动力市场显现出终生雇佣、年功薪金制。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出生率降低,老龄人口增多,劳动力人口减少,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经济逐步虚拟化,劳动力市场产生分化,出现了较多的非正式就业,工人议价能力降低。

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全面登上世界经济舞台,日美经济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此外,技术革命的发生也加速了日本式增长平衡的崩溃。因此,确立导入需求要素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是解释日本等赶超型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瓶颈的关键手段之一。

纵观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发现阶段式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分阶段下滑的理由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皆出自日本经济的“特殊性”之所在。

第一,二战对日本的打击巨大,设备投资需求旺盛,而人力资本并没有受到本质性打击,成为日本日后经济复兴的基础。

第二,日本之所以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一直有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赶超对象,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作为WTO前身的GATT等国际组织对日本有很多特殊安排,造就了日本可以享受到很多西方国家业已成熟的市场、技术和组织框架。

第三,就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长期萧条而言,原因十分复杂。但是,少子高龄化问题导致日本无法像历史上那样通过享受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率下滑的重要原因。随着高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人口增速放缓甚至是减少,家庭储蓄率下降。技术进步与高龄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虽然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令经济整体技术水平稳定,但是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一般而言不利于一些高新科技的研发。这不仅因为年轻人更富于创新精神,而且因为就投资而言,高新产业虽然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但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而老龄化社会是一个风险规避的社会。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利率的关系,可以用名义值和实际值分别来考察日本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为消费者物价的长期下滑所困。

注:老年人口指数=[65岁以上人口/工作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x 100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库做成。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所数据库做成。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日本在节能减碳方面意欲引领世界,取得了较好效果。实际上,日本汽车真正打开美国市场正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在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日本重拾“节能”这杆大旗,深层原因是其外延式增长几乎没有可能,节能既符合日本的经济传统,又可以推销日本较为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六、小结

儿童思维发展阶段 篇2

3岁前的思维主要是直觉行动思维。其基本特点是：这种思维与儿童的感知觉和行动密切联系，儿童只能在感知行动中思维。与此同时，由于儿童的词、言语的产生和发展，也逐渐加强了这种思维的概括性和间接性。

思维的直觉行动性 2岁后到3岁的婴儿在思维的时候,是与对物体的感知、与儿童自身的行动分不开的,思维是在感知行动中进行的，离开了直接的刺激或具体的行动便不能思维。这时，儿童的主动性很低，只能考虑自己动作所接触的事物，只能在动作中思考，而不能在动作之外思考，更不能考虑、计划自己的动作，并预见动作的后果。例如，儿童身旁如果有个布娃娃，他就拿起来做喂布娃娃的“游戏”，布娃娃被拿走了，游戏也就停止了。当儿童骑在竹竿上面的时候，就想到骑马的活动，等把竹竿丢掉了，骑马的事就忘掉了。这就表明，儿童还不能离开物体和行动来主动地思考和计划什么。

最初的词的概括作用 婴儿期直觉行动思维的产生是与儿童以词为中介的概括能力的形成相联系的。例如，可以把不同的猫称为“老猫”,不同的马称为“大马”。但是，这种概括一般只限于事物的外表属性，而不是本质属性。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经阶段 篇3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经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

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保险研究室主任田辉：

定向调控内涵应不断丰富

在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下，金融更多地体现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改革措施旨在引导，而非命令，市场自有其逻辑和判断。我们之所以能对改革措施保持信心，不仅是因为它们遵循着正确的改革方向，更是因为它们延续着定向调控的路径，而且是内涵不断丰富的定向调控。定向调控的过程实质上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适度经济金融环境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定向调控的内涵还需要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奇虎360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互联网产品要注重用户体验

产品的“颜值”非常重要，特别互联网智能硬件。智能硬件的“颜值”重要性大过软件。我们过去老讲体验，但是要想到，用户用了你的东西才有体验。体验软件很容易，因为可以免费下载，成本几乎为零，硬件再便宜，也要用户付出真金白银，这会导致很多人没有获得体验，你说你的功能很好，其实用户是不能理解的。许多人做产品的时候过于自我，认为用户跟我们一样是专家，其实很多讲出来的东西用户是听不懂的，所以要从用户的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

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互联网可转化为农业生产力

我们应该说“农业+互联网”，因为农业是基础，互联网依托于农业，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在农业领域，其角色不是简单传递消息，而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首先，通过互联网方式实现订单农业，与消费者之间产生联系，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将来还可能通过互联网指导生产，利用大数据解决盲目生产的问题；其次，互联网手段的引入，可以减少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节约成本；第三，互联网的确对农村金融利好，比如一个客户看好某种作物，给农户钱让他帮自己种植，这也是一种金融模式，而不局限于单纯的借贷，形成了物联网。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速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正沿着功能（贸易、投资、储备）和地理（周边、区域、全球）两条路径平行渐次推进。目前，人民币已成为中国与亚太跨境支付第一货币，随着中国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力将由贸易转向投资，这一进程正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积极响应。

四川省旺苍县委书记张尚华：

场镇建设关系百姓幸福指数

场镇是一个乡镇公共服务的平台，场镇建设的好坏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和幸福指数。要切实加强集镇建设，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集镇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完善其服务功能，集聚人气，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要制订科学的规划，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合理布局、科学安排，确保场镇建设健康有序推进。

四川省苍溪县县长杨祖斌：

打造特色休闲旅游景点

苍溪县要开眼界、学经验、学规划，把凤县的先进经验做法消化吸收，运用到苍溪县旅游、城市建设实际工作中；发挥苍溪“红色革命老区”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优势，整合乡村旅游、红色底蕴、道教文化资源，高起点、高品质做好苍溪县旅游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创新旅游营销模式和景区管理模式，打造出一批具有苍溪特色的休闲度假旅游景点。

四川省隆昌县县长尹忠：

让电子商务融入到各行各业

现阶段我国体育经济发展分析 篇4

我国目前可堪称世界体育强国, 但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与体育事业的蒸蒸日上极不相称。笔者对其加以具体分析后, 认为影响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定位不准

在计划经济时期, 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 视野不开阔, 认识不到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造成二者严重脱节。多年来只强调国家投入, 不注重自身的商业开发。国家队出国参加大型比赛拉赞助, 从来都回避创收的动机, 并没有把体育定位在一种商业活动的格局上;对体育的消费也仅停留在福利型的低层次消费上, 而没有将其引向货币化、市场化的高层次消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进一步解放思想, 人们虽逐步认识到体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但在摸索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 常常不能完全脱离十几年的惯性思维, 以开阔的眼界迈开步子大胆干。另一方面, 亦或是经验不足、缺乏理论的指导, 在中国的产业结构需要大调整的时候大部分企业家还有点跟不上形势。

2. 传统体制制肘

我国体育赛事以前一直都是由国家体委包办, 形成一种法定的计划运转。在改革过程中, 才尝试性地使体育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转变。这一举动虽然带有相当浓重的市场经济成分, 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企业在与体育部门联合办体育的过程中, 往往不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另外, 在盈利后企业得到的往往占少数, 许多赛事的投入越来越多, 而效益好的却寥寥无几。长此以往, 打消了欲投资体育的企业的积极性。

3. 市场竞争乏力

我国全球知名企业少, 众多企业与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企业相比, 资本明显处于弱势。因此, 在很多国际性的重大赛事, 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名权、指定性产品等的商业竞争中往往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4. 政策扶植乏力

在美、英等体育经济发达国家、政府为扶植本国体育经济的发展, 都相应地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对体育部门举办的体育比赛体育组织接受的捐赠和体育场馆的经营收入, 不同程度地减免税收;企业出资赞助体育比赛, 可以记入企业生产成本或做广告支出;修建体育场馆可以享受土地征用的优惠政策和低息贷款。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扶植力度远远不够, 同教育、文化等事业相比、体育产业在政策优惠方面受到“冷遇”。

5. 相关服务不完善

体育产业和所有其他产业一样需要一系列完善的产前、产后服务措施, 服务措施跟不上必将会阻碍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绝大部分体育用品生产企业一味地强调体育产品的生产、销售, 却不注重体育产品的消费咨询、培训和指导, 没有及时地为消费者提供体育指导员, 体育中介公司亦严重匮乏。这些因素都延滞了体育经济的发展。就拿曾经火爆一时的健身器材市场来说, 对于如今出现的令人费解的市场萎缩现象众说纷纭。但究其主要原因, 则是由于针对健身器材的选择与使用的指导从没热过, 有些产品根本没有使用方法说明, 或者有, 也只是极其简单的寥寥数语, 根本起不到作用。消费者没有科学的“健身计划”, 没有合理的运动指导。

6. 缺乏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

国内企业存在着严重的盲从倾向, 哪种体育运动获利较高时, 众商家便都往一条道上挤, 造成了重复建设、规划不科学、盲目攀比建设规模的不良现象;同时, 由于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待业下岗人员, 他们一般只熟悉体育工作, 而缺乏对市场运作及其规律的了解, 体育产业经营管理水平了亟待提高。

二、我国体育经济发展出路

1. 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大体育改革力度

我国体育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依赖国家预算, 吃“皇粮”。这种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将逐步消失, 体育也处于改革的大潮中。体育部门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与企业联手办体育, 同时删减分流行政人员: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逐步实现政体 (即体育企业) 分开, 真正按市场规律发展体育经济。如上海市为举办八运会兴建的具有国际标准的场馆耗资56亿元, 没要国家一分钱, 完全用市场方法运作, 堪称气势恢弘的大手笔。我们企业家的思维也应从工业经济的圈子延伸到体育经济领域, 考察国外极富商业价值的体育产业, 结合我国国情、开拓中国市场。

2. 大力推进体育产业化经营

(1) 发展体育品牌经营

(1) 体育用品品牌经营。就是将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的服饰、饮料等实行品牌经营。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以及举国上下正在兴起的“全民健身运动”, 为体育界提供了无限商机, 但又不乏挑战。 (2) 体育赛事品牌经营。在中国体育日渐步入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轨道的大背景下, 把一个体育赛事经营成名牌赛和把一个体育产品经营成品牌产品一样, 同样可以获得品牌效应。

(2) 实行体育设施多种经营

很多体育馆由于经营不善, 偌大的场地闲置, 体育馆也入不敷出。体育馆可以以体为主, 按市场经济规律全力开发体育市场, 走出一条全新的体育产业化道路。

(3) 依托体育进行借光经营

借光经营就是借一些体坛名人、名物、名事的影响力来扩大产品、企业的知名度, 进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4) 注重体育的商业策划与管理

体育在国内、国外均拥有许许多多的爱好者, 体育的商业策划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企业能否扩大知名度、打开市场等重要问题。1998年夏季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成功可谓登峰造极。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 更是一次颇具规模的商业活动。精明的法国人借此良机, 充分开发“足球经济”。具体做法包括:独立拉赞助、实行经营性票务, 出售电视转播权和赛场广告权, 全力开发纪念品, 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等。众人感叹:“世界杯开动了印钞机”。

3. 组建中国体育产业的“航空母舰”

中国体育经济要步入国际体育经济的大循环, 并最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扭转“分散经营、规模狭小”的格局, 组建自身的“航空母舰”。即以产权为纽带, 以提高体育企业经济效益为核心, 组建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体育产业集团。这样既可以有效缓解体育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又有利于增强体育企业市场竞争力。如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上市成功, 筹集到2.8亿元资金。

4. 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植力度

一是要尽快制定体育投资法规, 规范财务运作, 确保体育投资者的利益, 如允许企业对体育的赞助费记入成本;二是要赋予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广告权;三是要规范现有体育产业中的税制、税率及征收年限;四是要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分散的体育场所, 实行土地置换、盘活存量, 集中建设, 以利于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

5. 造就“两栖型”体育经营人才队伍

体育经济的大发展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来运作。缺乏熟谙体育和经济两门学科的经营人才是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 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既懂体育又懂经济的“两栖型”体育经营人才队伍, 一是要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二是要对现有的体育经营人才进行强化培训;三是要广泛开展国际体育经济交流与合作, 学习借鉴国外体育经济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

6. 狠抓市场体系建设

市场体系是体育经济赖以发育的导向和载体, 体育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为起点、为目标, 研究市场、顺应市场、开拓市场。要狠抓市场体系建设, 以引导和刺激体育消费为核心, 大力发展体育用品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观众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证券市场、广告市场等, 要逐步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体育市场网络, 为体育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赵钢:《关于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问题的研究》[J].体育科学, 1995 (2)

[2]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科学研究所编辑:《国家体委发布体育彩票的公告》《全民健身工作情况》, 1997.9

阶段发展总结及反思 篇5

时光飞逝，转眼间一学期过去了，这一学期来，在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和支持下，自己的政治思想、业务能力、体育教学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班级管理成效显著。现将学期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思想方面：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学习，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不断提高，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劳动纪律，团结同志，教学目的明确，教学态度端正，在班级管理中认真负责，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为人师表，有奉献精神。

二、教学方面

１、备课

积极参加区上，学校组织的各项教研活动及各级培训与观摩活动，仔细听，认真记，领会精神实质。认真钻研教材、教参，把握好大纲，吃透教材，找准重点、难点。做到精心设计教案、学案，教学环节齐全，教学反思到位。

２、上课

上课时做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向四十分钟要质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学习体育兴趣，三、班级管理

1、充分了解学生。做学生的贴心人

做为二（4）班下班老师，为做好班级管理工作，配合好陈丽老师的工作，我对学生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知识基础、学习成绩、兴趣爱好、性格气质、交友情况、喜怒哀乐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学习上严格要求学生，对学生不娇惯、不溺爱。对其缺点错误，不纵容、不姑息、不放任。注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前途。尊重、理解、信任学生，爱护、关心、帮助每一位学生，从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出发，理解他们的要求和想法，理解他们幼稚和天真；信任他们的潜在能力，放手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在磨练中成长。学生与教师缩小心理距离，把教师当成了贴心人

2、积极做好培优辅差工作。

学困生的教育历来是班主任工作的难点，做为下班老师我也这方面，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深入调查，搞清他们所以成为学困生的原因，对他们真诚相待,耐心相帮,及时对后进生

加强心理疏导,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思想上不歧视他们，鼓励他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时常从生活上关心学生、并与学生家长保持一定的联系，做到共同教育学生的目的一学期来，自己虽然取得了点滴成绩，但离领导和老师们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同时自己也深知：

教育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工作。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学生的特点和问题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敏感性和自觉性，及时发现、研究和解决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其特点、发现其规律，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以完成我们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

经济发展阶段 篇6

【关键词】纺织经济；发展阶段；结构调整

纺织产业覆盖众多领域、包含不同环节，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近些年，纺织业市场日趋白热化，由于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存在不足，进而无法对市场价格进行调整，外加过度依赖外界环境，十分容易因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受到波动，市场竞争力薄弱，行业利润不固定，亟待依照纺织经济发展阶段合理调整经济结构。

一、纺织业简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纺织业在总体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加剧了市场竞争形势，我国纺织业仍然表现持续增长态势，然而，其增长速度却大幅放缓，行业利润增长有所回落。探究根源发现，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增长等是引发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纺织产业步入高成本时期，凭借廉价劳动力创造的高成本不复存在，纺织业也慢慢丧失了这一优势。

二、纺织经济发展阶段剖析

纺织代表着工业经济，它也是大部分国家顺利渡过工业化初期的重要支柱。虽然每一个国家在起点与发展进程中存在差异，但其纺织业发展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呈现出近似等同的产业发展轨迹。

1.萌芽期

在这一时期，以手工作坊为主，供给国内需要，重视原料出口，但进口量和出口量均不高，呈现出低速发展态势。

2.初级加工出口阶段

在该阶段，主要为来料来样加工模式，属于劳动密集型。国内需求一般定位在低档产品中。

3.服饰生产阶段

经由前两阶段的发展，资本有所增加，经济得到积累，此时，已具备进行大规模生产，在原材料和产品质量中均有所改进，形成化纤工业，并且某些产品能够使用企业独立生产的面料，打破来料来样加工，有资质进军国际市场。在这一阶段，出口量显著增加。同时，纺织行业规模呈现集中化、丰富化与国际化。采用合作经营，鼓励外商投资。另外，政府还颁布了部分政策，以此来促进产业增长，强化出口。

4.黄金阶段

生产规模继续扩大，贸易量迅速增长，存在明显的贸易出超。纵观纺织行业，整体质量和综合产量均有所提升，且上游供应商可独立为下游企业提供生产材料，摆脱了对外商的依赖，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企业，同时向国外企业投资。

5.成熟期

纺织业产量持续走高，然而就业人数有所下降，其中在服饰加工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产业呈现集约化，其中化纤工业以及现代纺织部门独占鳌头。产业通过资本与生产技术投入代替劳力投入，以此来填补劳力成本的空白。

6.下降期

纺织企业逐渐减少，就业人数有所下降。不管是在本土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纺织企业均不不再具有竞争力。在这一时期，产业定位在高档市场，开始转型至贸易、零售行业，纺织业呈现下降态势。

三、结构调整策略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纺织业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关乎着综合实力的提升，决定着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逐步增加其市场化程度，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有效适应社会发展，从容应对市场发展，以此来提升综合竞争力，获取更多效益。

1.改进企业管理模式

不断更新经营理念，改进企业管理模式，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发展规划，以此来改善产品质量。面向棉花主种植区实施引进来、送出去这一方针政策，大力吸引优秀人才，重视人才培养，让我国纺织业朝着专业化、统一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增加综合效益。

2.促进行业整合

对棉纺产业链而言，纺织产业发挥着过渡性作用，涵盖纺纱与织布等不同环节。然而，我国棉纺织业却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需求背离实际产出。国家针对纺织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指明了前进方向，完善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全面提升。纺织业开始尝试凭借自主创新实现升级转型，进而摆脱粗放型模式。

3.强化国际市场开发

近些年，国际交流日益增加，我国纺织业若想实现长远发展，则一定要强化国际市场开发，只有和国外构建稳定的协作关系，才能开辟广阔的国际市场。另外，国际市场开发也将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是因为纺织发展呈现多元化走向，纺织企业应切实提升国内市场占有，刺激国人消费，以此来促进纺织产品创新。

4.逐步加大管理力度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纺织业面临更多挑战，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为此，一定要逐步加大管理力度，使纺织业朝着标准化、现代化、综合化与信息化发展，进而抢占国际市场、引领国内市场，创设稳定、优良的发展环境，增强综合国力。

四、结语

综合来说，当前我国纺织业陷入了瓶颈期，为冲破瓶颈期，一定要依照经济发展阶段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大力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法律法规，重视行业整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娄美珍，周娜.烟台市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15，16（1）：80-84.

[2]何武，林桂军，程健等.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方法[J].现代管理科学，2014，（6）：12-14.

[3]朱玫.调研报告——江苏太湖流域纺织印染行业结构调整的走向[J].环境经济，2015，（4）：51-54.

作者简介：

四川省经济活力发展阶段探讨 篇7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称为经济活力, 关于经济活力的探讨是一个热点课题, 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时期。在《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四川省经济活力测度体系构建》一文中, 作者采用综合因子分析法对经济活力测度体系进行了构建, 最后利用该体系对四川省的经济活力进行了测度, 数据如表1所示。可见, 近年来, 四川省的经济活力并不成线性发展, 其变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表1)

二、四川省经济活力发展阶段

利用四川省经济活力总指数绘制经济活力指数图, 如图1所示。 (图1) 可以看出, 从2001~2013年, 四川省经济活力指数起伏变化很大, 以2008年为界, 可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震荡上升阶段;第二阶段:快速下降阶段。

第一阶段:震荡上升阶段。2001~2008年, 四川省经济活力指数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上升的时间长度分别是两年、一年、两年, 下降的时间长度则都为一年, 上升时间长, 下降时间短, 且下降的幅度只需一年就获得了修复, 因此总的趋势是震荡上行的趋势。2001年经济活力指数是考察期内最低的一年, 为-1.44。究其原因, 主要为所研究的10个指标中, 人均进出口额 (-0.024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占GDP比重 (-0.1316) 、参加城镇基本保险的人口比例 (-0.0509) 等3个指标的变动幅度为负数, 而这三个指标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分别为11.32%、7.4%、5%;另有人均GDP (0.0847) 指标是各年度最低值, 4个指标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达到35.5%, 其他指标表现也居于偏后的位置, 所以导致2001年经济活力指数考察期内最低。2008年经济活力指数为考察期内的最高值, 达到2.67, 其10个指标的增幅均为正值, 在整个考察期内仅有2008年和2012年具有这种特性, 虽无1个指标表现最优, 但有9个指标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 各指标的高质量表现共同推高了经济活力指数。2002~2007年, 反映经济活力的指标在各年度表现不均衡。

第二阶段:经济活力指数呈现出快速下降趋势。2009年和2010年四川省经济活力指数大幅下降, 下降幅度分别达到44%和92%, 2011年有所回升, 2012年、2013年继续下降, 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下降幅度收窄。2009年、2010年反映经济活力的大部分指标的增长幅度相较于上一年均放缓, 从而导致经济活力指数大幅下降。2011年经济活力有所回升, 但幅度不大。2012年经济活力指数小幅下滑。从增长来看, 各项经济指标均获得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相对于2008年90%的指标增幅高于平均水平 (2001~2013年的平均水平) 不同, 2012年的10个指标中, 只有4个指标高于平均数值, 其余6个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 且高于平均水平的指标高的不多, 但低于平均水平的指标却低得较多, 从而导致经济活力指数与2008年差异较大。2013年经济活力指数在2012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 但是下降幅度缩小。

三、提升四川省经济活力的思考

2001年以来, 四川省经济活力经历了震荡上行和快速下降两个阶段, 以2008年为分界线。2008年之前, 四川省经济活力总体上行, 虽中间有下降时期, 但上升时间长、下降时间短;2008年之后, 经济活力指数从高点快速下滑, 中间也有回升, 但呈现的特点, 却与前期相反, 由此意味着现阶段四川省经济活力的下降以及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减弱。而要提升四川省的经济活力, 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

(一) 注重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 国家或地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往往采用推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这些地区、行业、单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再由先进带动落后, 由非均衡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我国的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发展水平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经济已逐步具备了向均衡协调方向发展的条件。而反映经济活力的经济现象的均衡协调发展, 对于经济活力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研究中考察的经济指标与经济活力指数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因此对于经济活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纵观2001~2013年, 经济活力指数位列前五位的是2008年、2009年、2011年、2005年、2012年, 五年的10项分析指标中, 2009年、2011年、2005年这三年中有9个指标为正, 其余两年全部指标为正, 根据回归模型, 正指标越多、越大, 经济活力指数就越大, 反之则越低。因此, 要提升经济活力, 就需要保证构成经济活力的各个指标都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反映经济活力的各个指标均衡、协调的上升, 使经济活力增强。

(二) 重视科技研发, 鼓励创新。

我国的国家领导人一直重视科技研发、鼓励创新。邓小平早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提出我国到2020年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大国, 其中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李克强说:“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熄引擎”;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建设成为科技创新大国”。为此, 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鼓励、资助科学技术研发和创新, 这些政策和措施, 对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活力、促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由经济活力指数也可以看出, 2004年、2006年、2009年经济活力指数的下滑, 对应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占GDP比重的下降。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占GDP比重指标呈现正增长、负增长交错发生的情形, 说明相关研发经费的增长不稳定, 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因此, 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加强科研意识, 重视科技研发, 鼓励各级创新。

(三) 刺激消费, 以需求带动生产。

投资、消费、出口, 多年来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三驾马车”, 但是目前, 这三者的关系逐渐失衡, 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弱;消费一直不旺盛, 居民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储蓄、进行股票投资、社会融资;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 出口下滑严重。对于拥有全球20%人口的中国, 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 内部需求潜力很大, 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消除影响人们消费的障碍, 刺激消费, 以需求带动生产, 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力的提升。

总的来说, 2001年以来四川省经济活力经历了前期上升较快, 但近期下滑比较严重的两个阶段, 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活力下降, 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减弱, 要提升经济活力,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需要根据出现的问题, 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

摘要：本文在经济活力测度基础上, 对20012013年四川省经济活力发展阶段进行探讨。根据测度数据, 21世纪以来, 四川省经济活力主要呈现为两个阶段, 即前期——震荡上行阶段;后期——快速下滑阶段, 但下滑速度逐渐放缓。最后结合全国经济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提出提升四川省经济活力的思考。

关键词：四川,经济活力,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易伟, 马莉.全国视角下四川省经济活力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3.

[2]侯景新, 尹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经济发展阶段 篇8

1 建国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1.1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起步阶段 (1949年—20世纪60年代初)

建国后, 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政策, 治理恶性通货膨胀, 增加就业机会, 进行了土地改革, 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没收官僚资本。实现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工农业特别是重工业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而得到极大的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得以提高。1958年, 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而遭受了重大挫折。1961年, 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 国民经济通过几年的调整而得以恢复, 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得到了比较平衡的发展。

1.2 三线建设时期 (1964年—1980年)

1964年我国政府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防形势, 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 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尽管对三线建设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但它在客观上对于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 促进了经济的长远发展, 特别是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发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今)

1978年以来, 我国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国策, 使得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之一, 具有难以估量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阶段

2.1 计划指令型向市场型过渡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以横向经济联合及对口支援为主要标志的发展阶段。1985年12月, 沪、宁、汉、渝四市领导在重庆发起组织召开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经济协调会, 成立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组织, 拉开了联合开发利用长江的序幕, 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1986年3月23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指出, 横向经济联合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 是对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有力冲击, 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健康发展, 《规定》指出, 企业之间的联合, 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 是发展的重点。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 要在自愿的基础上, 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 不受地区、部门、行业界限的限制, 不受所有制的限制。[1]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应当有利于形成和发展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 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 还应当维护企业在经济联合中的自主权, 促进物资的横向流通, 发展资金的横向流通等。[2]因而, 在这一背景下,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 以企业为合作载体, 上中游为下游提供原材料、初级加工产品, 下游为上中游提供产品市场和对外开放窗口的计划向市场过渡型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且到现在仍然存在, 但横向经济联合的实施并没有使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 反而日趋严重。1979年, 中共中央召开了边防工作会议, 出台了中共中央 (1979) 52号文件, 文件确定组织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其中也涉及了长江流域地区。各地根据这一文件精神, 积极开展了对口支援工作以及经济联合与合作。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议》中, 对对口帮扶对象进行了调整, 涉及长江流域地区的是:上海帮云南, 浙江帮四川, 辽宁帮青海, 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 全国帮西藏。对口支援成为我国东西部同时是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 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长江流域的建设和发展, 相继实施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在“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中, 又进一步明确把“建成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经济带”作为我国跨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要“进一步引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的战略思想, 这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极大地激发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活力, 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联合发展空前高涨。以上海为龙头, 以长江为轴线, 以各大中心城市为节点的长江流域经济合作格局的已逐步形成。

2.2 市场型流域经济合作初见端倪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以重点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发展阶段。1992年,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奋斗目标。另外, 我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且基本得到了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可, 这也同时表明长江流域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自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为标志,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至今已走过1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为1992年成立的长江三角洲经协 (委) 办主任联席会议。由上海、无锡等14个城市组成, 上海为常务主席方, 定期协调长三角城市间经济合作的重大事宜;1997年, 江苏泰州入会, 同年15市决议将联席会升级为市长级协调组织, 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2003年, 浙江台州成为第16个成员城市;2004年开始, 协调会改为每年召开一次会议;2005年, 长三角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试点;2007年江浙沪两省一市政府高层和企业会晤加密, 长三角地区的合作在纵深领域逐步展开, 也结束了“整而未合”的尴尬时期, 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与此同时, 以武汉为核心的中游经济圈和以重庆为核心的上游经济圈的合作和协调正被积极推进, 整合之势十分明显。

3 结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后恢复、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主要的阶段, 而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计划指令型向市场型过渡和市场型流域经济合作初见端倪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同时还是各地逐步获得较大经济自主权的时期。逐步的对外开放, 特别是较大经济自主权的获得, 形成了流域各地区奋勇争先、努力发展的局面, 但也同时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各地的相互合作和协调成为必要, 同时为推进长江流域经济的一体化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在这个发展阶段, 以重庆、武汉以及上海为核心的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经济整合的趋势已经显现并趋于明显。从整合水平来看, 下游地区的整合水平最高, 中游和上游次之。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来,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而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为计划指令型向市场型过渡和市场型流域经济合作初见端倪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关键词：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发展阶段,分析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J].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986 (4) :57-60.

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历程的阶段性分析 篇9

1 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历程

韩国独立初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美国援助。领导人主要注意力在政治军事斗争, 相对忽视经济建设, 导致韩国经济落后于同在半岛的朝鲜,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朝鲜的三分之一。经济发展滞后进一步加剧社会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 几经动乱, 军事强人朴正熙上台, 韩国进入朴正熙时期, 也就是韩国“真正开始发展经济”的起飞时期。

整体来看, 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大阶段:朴正熙执政前期 (1962~1971年) , 朴正熙执政后期 (1972~1979年) , 后朴正熙转型时期 (1981~1997年) 。

1.1 朴正熙执政前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

1961年, 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五·一六”政变, 建立“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 开始了军政府时期。此时, 军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为此, 朴正熙一方面设立中央情报部, 严厉镇压政敌异端;另一方面, 成立经济企划院, 统筹经济规划、财政预算和外来资本。基于政变前民主党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 军政府出台了韩国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以期通过经济建设成就来“合理化”军事政变。

由于韩国当时国内市场狭小, 人均国民收入偏低, 但人口众多, 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 而自然资源储量较小, 朴正熙政府调整韩国经济发展模式, 将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 积极引进外资, 弥补国内储蓄缺口, 从而扩大投资, 尤其注重投资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业: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韩国经济得以迅速增长, 初步摆脱了对美国援助的依赖性, 逐渐实现经济自立, 极大地提高了韩国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信心。

朴正熙当局很快就把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但这对资源资金双重匮乏的韩国来说, 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因为美国当局逐渐限制对韩援助, 为了进一步引进外资, 推动韩国经济发展, 在美国的支持下, 朴正熙力排众议, 推动韩国与日本于1965年正式建交。随着韩日关系趋于正常化, 韩国获得了日本大量赔款, 朴正熙当局用这些资金推动第二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 包括昭阳大坝、京釜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浦项制铁等重工业项目。同时, 韩国还以美国战略盟友的身份, 出兵参加了越南战争, 由此获得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订货, 进一步促进韩国经济增长, 为韩国重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1.2 朴正熙执政后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

进入20世纪70年代, 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陷入滞胀, 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需下降, 同时还面临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价格竞争, 韩国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市场空间缩小。朴正熙当局转而加快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渡和准备, 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后, 朴正熙当局于1973年发布“重化工业化宣言”, 正式宣布韩国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 确定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学、水泥、陶瓷器及纤维工业等十大产业作为韩国战略投资重点, 在税收、外汇、信贷、关税、建设项目等方面, 对企业实行产业倾斜, 从而加快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带动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超过第一产业。韩国出口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为韩国对外贸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进而在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背景下直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韩国出口总额突破100亿美元, 带动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韩国正式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

然而, 韩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强势干预, 尤其是对企业集团的非均衡化倾斜发展政策却扭曲政企关系, 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与政府官员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财阀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的势力影响膨胀, 再加上政府为了推动重化工业化而实行的政策性金融, 以及商业银行的倾斜性放款行为, 影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并导致分配不公, 为韩国经济金融体系脆弱, 以致难以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挑战埋下伏笔。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韩国经济非均衡化发展过程中社会民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收入分配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 再加上朴正熙当局专权作风趋于强硬, 引发民众不满。虽然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已经明显转而重视经济民生均衡化发展问题, 但在多重矛盾的背景下, 1979年10月26日, 朴正熙遇刺身亡。同年, 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 再加上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结构性问题, 韩国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 亟待进一步调整转型。

1.3 后朴正熙时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

朴正熙身亡后, 经过短时期的混乱, 韩国陆军少将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 重新实行军人执政。然而, 迫于国内外压力, 全斗焕当局开放选举, 军政府出身的卢泰愚继任总统。此后, 韩国完成了政治转型, 金泳三当选总统, 成为朴正熙身后韩国第一任文人民选总统。

韩国在后朴正熙时期不但推动政治转型, 还大力促进经济转型。韩国政府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 并将第五个五年计划由经济发展计划改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 以及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 韩国政府逐渐调整经济管理方式, 转变政府职能, 由直接出面推动重化工业化发展, 改为发挥市场机制, 改善竞争秩序, 政府投资侧重研发层面, 以保障韩国出口竞争力, 推动韩国竞争优势由价格成本转向质量、品牌等非价格因素。韩国出口趋于好转, 贸易赤字下降, 到1986年实现贸易盈余。

1986年后, 韩国进入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 在低汇率、低油价和低国际利率的背景下, 韩国出口进一步增长, 带动韩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增加。随着政治转型, 韩国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和市场秩序, 经济社会发展趋于稳健, 使韩国得以成功举办1988年首尔 (汉城) 奥运会。

1992年, 韩国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但1993年, 金泳三总统上台后, 停止了军政府背景的卢泰愚当局的经济计划, 改为实行新经济计划, 提出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产业结构和金融机制改革。在当时知识经济在欧美国家兴起, 韩国高度重视信息产业,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 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附加值。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 韩国已经跃居发达国家行列。

2 韩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启示

2.1 政府应该正确发挥职能作用

韩国政府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早期韩国经济起飞阶段。韩国政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后直接引导韩国经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随后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后, 随着韩国财阀资金自主性增强, 政府逐渐重新划分与市场之间的职能边界, 发挥市场作用, 调整竞争秩序。

就中国而言, 当前政府职能定位主要问题不应简单地归于政府权力过大, 恰恰相反, 在某些领域, 政府并未充分发挥相应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 在当前经济转型发展阶段, 政府应该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指的是政府不应直接插手竞争性和盈利性市场运行, 避免扰乱竞争秩序;不缺位指的是政府在经竞争秩序管理上应该切实发挥相应职能, 监管到位;不错位指的是政府应该避免经济管理手段错位使用, 例如在社会民生领域, 应该使用基于公平原则而非基于市场规则的经济管理手段。

2.2 经济转型发展要以产业结构转型为核心内容

韩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对应了不同的产业结构, 在早期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 随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接着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正是因为把产业结构的调整放到了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 韩国才能迅速抓住经济转型发展工作的关键所在:例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到十年, 就开始着手准备并推动发展重化工业;在产业环境发生变化后, 就迅速调整政府职能和市场秩序, 从而借鉴美国发展经验, 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就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迅速确定基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 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 以此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 在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条件都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这种低成本推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 各地应该结合自身实际, 明确自己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避免一窝蜂式发展经济, 从而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

2.3 经济转型发展要注重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

韩国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 开始的时候实行非均衡化发展, 先后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 由此引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等方面问题。为此, 韩国逐渐强调均衡化发展, 但这种均衡化发展内化于非均衡化发展。例如, 韩国在强调区域均衡发展的同时, 仍然倾向于产业非均衡化发展,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而产业分布的特征必然导致区域非均衡发展。但无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发展, 都是服务于转型发展的大局中, 进行通盘考虑。

就中国而言, 对于非均衡现象不应该大惊小怪, 过于紧张, 更不应该通过限制合理增长快的来缩小差距, 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促进增长慢的来缩小差距。对于产业发展导致的行业和区域差距, 只要是切合市场秩序的正当的产业发展, 即使导致出现非均衡的现象, 政府也不应该越位干预, 错位调整, 而是应该从社会管理的均衡化角度出发, 运用相应职能手段操作。对于城乡差距, 也应该科学看待, 与韩国相比, 中国大城市不但没有过于膨胀, 反而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不应简单地限制大城市发展, 而是应该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 调整城乡差距。

摘要：本文回顾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各阶段历程, 分析转型条件和措施, 并指出存在问题, 最后相应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韩国,朴正熙,全斗焕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阶段 篇10

一、区域经济发展阶段。

1.区域待开发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区域经济处于未开发或不发育状态, 生产力水平较低, 生产方式较原始, 生产手段较落后, 产品结构单一, 第一产业占极高的比重, 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规模狭小、经济增长缓慢, 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甚至是自己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中, 自身资金积累能力低, 缺乏自我发展能力。这类地区要想成功地走出不发育阶段, 跨入现代工业化的“门槛”, 就必须把外部资金、人才、技术输入和区内条件结合起来, 形成自我发展能力, 启动地区经济增长。2.区域成长阶段。当区域经济跨过工业化的起点, 呈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 将标志着区域经济发展已由待开发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 区域经济呈现高速增长, 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 产业结构急剧变动, 第二产业开始占主导地位, 商品经济逐步发育,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区域专业化分工迅速发展, 优势产业开始形成或正在形成中;人口和产业活动迅速向一些城市地区集中, 形成启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促使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由不发育阶段进入成长阶段, 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 如外部推动型, 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 开发地区资源,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等。3.区域成熟阶段。经过成长阶段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 区域经济发展将逐步步入成熟阶段。这一阶段, 区域经济增长势头减慢, 并逐步趋于稳定, 工业化已有较久历史, 达到了较高水平, 第三产业也较发达, 基础设施齐备, 交通运输与信息已基本形成网络, 生产部门相当齐全, 协作配套条件优越, 区内资金积累能力强, 人口素质高。在发达、繁荣的掩盖下, 许多矛盾随着岁月的积累, 形成潜在的衰退因素。4.区域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 区域经济首先出现相对衰退, 失去原有的发展势头;紧接着出现绝对衰退, 逐渐走向衰落。表现为传统的衰退产业发展占的比重大, 经济增长缓慢, 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已开始出现结构性衰退的征兆。在相对衰退地区被沦为衰退地区之前, 适时适地对其进行地区再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改造, 可以防止这些地区进一步衰退, 维持其良好的发展势头, 甚至促使其加速发展, 进入新的成长阶段, 开始新一轮成长过程。

二、白城市经济发展现状。

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部、松嫩平原的西端、松辽平原的北部、科尔沁草原的东部。北靠黑龙江省, 西连内蒙古自治区, 是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结合部。白城市目前在产业结构中, 农业占极高的比重, 农业人口人均总产值733元, 居全省第一位;全市人均工业产值仅为705元, 列全省最后。虽然农业占有重要地位, 但我市农业基本处于粗放经营阶段, 可用材林较少;畜牧业中防病治病措施跟不上;渔业中可养鱼水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投入水平低, 农田水利设施不配套, 靠天吃饭现象普遍存在;林业方面防护林较多, 经济林工业发展水平不高, 工业企业规模小, 布局分散, 普遍没有形成经济规模, 初级产品多, 缺乏竞争力, 而且设备陈旧、管理落后, 高新技术工业基本上处于空白。可见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待开发阶段, 发展的潜力很大。

三、促使白城市经济发展进入成长阶段应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