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精神

齐鲁精神（精选八篇）

齐鲁精神 篇1

一、齐鲁文化视域下的齐、鲁学及其相互关系

齐鲁文化,具体来讲,是齐文化和鲁文化两者的统称。通常来讲这两种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春秋时代的社会大变革当中,齐国东临大海,其主要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并加以发展;而鲁国则主要是在鲁西南内陆地区,它产生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并逐渐流传开来。

狭义上的齐鲁文化,从经学角度来讲,又可以划分为“齐学”和“鲁学”两个范畴。这种经学意义上的齐学和鲁学,是专指治经者是汉代齐地人或者鲁地人,只是汉代经学流派的专有名词。而广义的齐学和鲁学,是对齐思想学术文化和鲁思想学术文化的统称。

在《史记》中就已经对齐鲁两国不同的地理特征所孕育的不同风格做出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齐、鲁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

而司马迁对鲁地亦有着深刻的认识,“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

齐学崇尚变革,注重的是要“合时”,甚至是“趋时”,即要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而鲁学主张持重保守,注重的是要“合古”,即要合于王道,合于周礼,尊崇圣贤的教诲。蒙文通先生曾言:“鲁学是谨守旧义的,齐学是博采杂说的,一个纯笃,一个浮夸,这便是他们的大区别了。”鲁学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西周宗法制下的众多传统,而齐学则讲求实用和变革,形成庞杂的体系。

从学术思想上看,齐学主变、主合时,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先后容纳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儒家等思想,呈现出活跃多变的特点;而鲁学主一贯,以儒家思想为宗,具有一定排他性。它们之间发生过多次公开论战,后来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融合的趋势。其特点可以高度概括为“变”与“守”、“趋时”与“合古”,或者说是齐学“达变”(服务王权),鲁学“守正”(王道理想)。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逐渐被融合在一起,在后世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在这里我们主要不讲它们之间的这一融合过程,我们所要论述的是作为汉末一代经学大师的何休其人其学及其与齐鲁文化的关联。

二、何休其人的鲁人气质与齐学品格

何休(129年—182年),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济宁东)人。作为与郑玄齐名的东汉今文经学家,其为人兼有齐、鲁各自不同的人格。

一方面他生于鲁地故地,特具鲁人气质。首先,他质朴,不善言词,且忠直敢言:“何休……为人质朴呐口……进退必以礼。……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待帷幄。悻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后汉书•儒林列传》)如此的为人,先师孔子认为近乎仁人了。《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其次,他有着鲁学学者或者鲁文化的印记。其学问渊博,时人誉之“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可见他对于孔子遗留下的经书有着十分精辟的了解。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今文经学家,其治学态度严谨、认真。据记载,何休学习西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不断钻研《春秋》公羊学。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方法著《春秋公羊传解诂》,为《公羊传》作注,发挥《春秋》大义。

另一方面,其在成人和师承上又深受齐人、齐地的影响,兼有齐人多智通变的性格。何休师承齐学大师泰山羊氏,深刻体现着齐学或者是齐文化进取型的变革精神与现实关怀。面对东汉末年深刻的社会危机现实,其众多主张明显体现着齐学的许多内涵。如他废除了繁琐和迷信为特点的章句之学,着眼于汉代史事,以《春秋》评世事而经世济用,做学问极有现实的问题意识:“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后汉书•儒林列传》)。再如,通过归纳与阐发《春秋》义例,重在建立起他自身的整个思想体系,而极大地发展了自《公羊》成书而至董仲舒以来的《公羊》传意,进一步论证了刘汉的合法性,进而落实与创新了《春秋》经义。

正是基于其人格上的鲁学与齐学双重塑造,在其鲁学传统之下,何休却是因现实而变通,一方面重新对《春秋》公羊学做出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为积重难返的汉末社会提供改造的方案。所以可以说何休治学,抱持性与创新性相交融,理想色彩和实践价值相糅杂。

大体而言,何休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有很多,但其主要学术思想著作完整遗留下来的也只是其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我们重点是从他主要的学术、思想主张中领会其所代表的齐学与鲁学遗风,其进步性与保守性的融合,以及其主要的进步性,深刻代表的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和精神。

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鲁学遗风与齐学精神

(一)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鲁学遗风

1.何休对鲁学中的伦理亲情的坚守

所谓“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所必须遵循的一定的道德规范,其中有亲子、朋友、夫妇、君臣之间各自对应的关系。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深刻挖掘到《春秋》经中的伦理亲情,并对其背后隐藏的深意,作了自己的解释。例如:

(1)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传: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

《解诂》:克之者何?加之者,问训诂,并问施于之为。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以弗克纳,大郤缺之善,知加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据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如即不如,齐人语也。加克着,有嫌也。段无弟文,称君甚之不明;又段当国,嫌郑伯杀之无恶,故变杀言克,明郑伯为人君,当如传辞,不当自己行诛杀,使执政大夫当诛之。克者诂为杀,亦为能,恶其能忍戾母而亲杀之。礼,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对,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举,而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段者何?郑伯之弟也。杀母弟,故直称君。

从何休的这段注文中我们看到何休也大郑伯之恶,认为郑伯违背了母亲的意愿,亲自杀死了同母弟,“杀母弟,直称君”,可见何休对于这种违背伦理亲情的实例进行深刻的贬责,对伦理亲情高度重视。

(2)经: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传: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解诂》: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据郑杀其大夫申侯称国也。续问以杀者,问杀所称例尔,非谓晋侯不当称国爵也。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甚之者,甚恶杀亲亲也。《春秋》公子贯于先君,唯世子与母弟以今君录,亲亲也。今舍国体直称君,知以亲亲责之。

从何休这段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何休对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亦采取非常严厉的贬斥态度,对于这种杀害亲亲的做法进行猛烈的批评。我们从反面也可以看到何休重视伦理亲情,重视“亲亲”,体现着他所代表的重视伦理亲情的鲁学遗风。

(3)经: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4]508-510

《解诂》: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弑尔,非实弑也。从这段注文以及徐彦的疏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何休对于父子人伦的重视,何休“不日者,深为中国隐痛,有子弑父之祸,故不忍言其日”。他厌恶弑父之事,不忍详细解说这些违背伦理亲情的事例。从后面经文与传文中我们知道“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何休在此解释为“原止进药,本欲愈父之病,无害父之意,故赦之。”所以在何休看来,许世子止本意是好的,是孝顺父亲,体现传统伦理亲情的一种行为。

伦理亲情是鲁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从以上何休的注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何休重视伦理亲情,重视阐释父母之情,夫妇之情,兄弟之情等传统。对这些内容的重视足以体现何休深受鲁学遗风中伦理亲情观念的影响并深刻体现在其治学与政治、思想主张当中。

2.何休对鲁学中“礼乐”观思想的发挥

重“礼乐”及其教化,是一切儒家所共同遵奉的基本立场,也是鲁学与儒家区别于齐学及其它思想学派的本质特征。同儒家先师一样,何休也认为“礼乐”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至饮食、起居、服饰、嫁娶、丧葬、大至宗法、君臣关系、继承立储、战争、朝聘外交,都有特定的礼仪加以约束和规范,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礼节来具体从事。为此何休在《解诂》中多处阐述了不同性质的“礼”制,为后人保留了不少今文经学家的“礼”论内容。

综上所述,何休对鲁学中传统的伦理亲情观念、“礼乐”观思想都有继承和发扬,这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孜孜不倦攻读儒家经典,深受鲁地遗风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对这些内容的重视与发挥体现在何休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观念当中,体现着一代儒学大师的鲁学精神。

(二)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何休学术思想中的齐学精神

《春秋》是历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春秋》不仅仅是“文”,其中更有孔子所赋予它的“义”,而后世的儒者正是要探究孔子所作《春秋》当中的这些“义”。

何休所在的时代是东汉末年,面对如此现实,何休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全部融入到了他的公羊学理论当中。他通过注释儒家重要经典《春秋公羊传》,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我着重分析的是他的以维护汉廷为宗旨的“大一统”理念、“《春秋》王鲁”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通经致用、追求务实的齐学风格。

1.维护汉廷为宗旨的“大一统”理念

“大一统”的本义就是要推崇或者是尊崇一统,本质上是希望国家高度统一,民族融合,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一观念最初源于《公羊传》隐公元年的传文: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在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其又注“文公即位”也基本持这一类观点。显然,《公羊》家们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早在《公羊传》及其经师中就已有所体现。何休则其基础上,针对东汉末年豪强势力膨胀、分裂倾向严重的现实,于《解诂》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他一则认为“大一统”是上天意志的集中表现,即所谓“上系天端”,“故假以为王法”。强调指出:“大一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哲学的神圣性;二则他把“尊王”与“大一统”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东汉末年社会一统格局行将瓦解的历史条件下,何休提倡“尊王”大义,主张维护中央权威,“重本尊统”,“一法度,尊天子”,反对大臣擅权,贵戚秉政,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

何休生当末世,社会现实激发了何休对乱世的关注与改造一心,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时代为他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其“尊王”与“统一”为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应时而生,应社会而生,虽未能挽救东汉王朝衰败的命运,可何休的这一思想,却构成了何休思想的主线,勾连着其它的学说,而且这一思想传承了下来,并被后世学者所了解和研究。

2.“《春秋》王鲁”说

所谓“王鲁”,顾名思义,就是以鲁君当“新王”,或托鲁为受命的“新王”。“王鲁说“的产生由来已久,何休在《解诂》中更是连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宣扬,其认为这是《春秋》的思想,并进行了阐发。

首先,何休的《公羊解诂》很多史料直接强调了“王鲁”思想。诸如:

《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解诂》隐公元年)。

诸大夫立隐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解诂》隐公元年)

《春秋》王鲁,因以见王义(《解诂》庄公三十一年);

《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解诂》庄公十年);

《春秋》王鲁,亦因鲁都以见王义(《解诂》僖公三年);

其次,何休在《解诂》中又对《春秋》“王鲁”所隐含的内容作了具体的分析:

《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解诂》:“《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春秋》王鲁,隐公是新受命王,邾娄父先与之盟,实乃尊王之举,故褒之。”

《解诂》哀公十四年:“据天子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阳,公狩于郎是也。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

显然,上引何注包含彼此矛盾的两大内容:

一是直接以鲁隐为受命王:《春秋》王鲁,《春秋》一书始于隐公,于是隐公为受命王,《春秋》自隐公始便自成一统。(《解诂》隐公元年).

二是以《春秋》为依托,借虚拟的王——鲁公来行王之法。例如:

《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解诂》成公二年)

《解诂》:“《春秋》王鲁,众大夫皆从王伐不义有功,故不贬而褒之。《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解诂》成公二年:“《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明诸侯有能从王者征伐不义,克胜有功,当褒之,故与大夫。大夫敌君不贬者,随从王者,大夫得敌诸侯也。”

《春秋》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解诂》:“《春秋》王鲁,因见王义,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诸侯交格而战者,诛绝其国,献捷于王者。”

通观《春秋公羊传解诂》全书,何休“王鲁”说法贯穿始终。“清代《公羊》学家刘逢禄在其《公羊何氏释例》中,曾对此逐条加以记录,数量竟多达二十余处。这足以证明何休《春秋》‘王鲁’深入文中。”

四、何休对齐、鲁学的融会贯通及其齐鲁精神的现实意义

何休对齐学与鲁学的融会贯通,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危机,与何休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主要理论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何休的思想也是立足于东汉末年的政治现实,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其齐学色彩鲜明。

另一方面何休对鲁学中的伦理思想进行解释与引申,对鲁学中的仁义理念、“礼乐”观思想在坚守的基础上进行了弘扬,其经济学说中的带有鲁学的复古主义色彩。

综合比较来看,何休兼具齐学与鲁学的双重气质,两者在何休这一公羊学大师身上得以融会贯通。“何休作为东汉后期《公羊》学的总结者,其历史哲学无疑突出地反映着《公羊》学这一矛盾历史观念的本质属性:既肯定历史的进化,又表彰‘复古’”。

总体来讲何休是汉末的一位“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大师。而“经世致用”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有抱负、有理想的学者从事学术活动、思想建树过程中所汲汲追求的上乘境界,也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确立自己理想人格的主要途径。何休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他把自己的身心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弘扬《公羊》学大义,为沉疴不起的社会注入生命活力的事业之中。

何休将鲁学中的伦理亲情思想、仁义理念、“礼乐”观思想统一于其“经世致用”的为刘汉现实服务的学以致用当中,贯穿于其以维护汉廷为宗旨的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观当中,其进步性占据着主导方面,这正深刻体现着他对齐学与鲁学的融会贯通,代表了那一时期的齐鲁精神。

这启示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两汉经学应当深入到每个历史人物及其所做的学术中其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将传统与现实有机结合,最终贯穿于现实的前进道路中。深刻理解何休及其所代表的齐鲁精神对于今后继续继承和弘扬齐鲁文化,光大齐鲁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何休其人兼具鲁人气质与齐学品格。我们从他主要的学术、思想主张中又可领会其所代表的齐学与鲁学遗风,两者的融合,以及其所深刻代表的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和精神。

关键词：齐鲁文化,齐、鲁学,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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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闫春新,宋爱忠.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J].北方论丛,2015(2):89.

[7]黄朴民.公羊“三统”说与何休“《春秋》王鲁”论[J].管子学刊,1998(4):37.

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思辨 篇2

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孙子等伟大思想家，容纳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诸子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基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可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丰富的滋养。

一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

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

齐鲁精神 篇3

一、学校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文化因其隐蔽性而特别需要理解。[2]关于学校文化的理解,科林·马什说:学校文化是其现象背后稳定的、长期的意义,是一种根、哲学,是价值观、方法论、信仰,是“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包括什么”的问题,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无意识力量”。[3]赵中建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层到表层的变化过程,将组织文化划分为默许假设、共享价值观、共享行为规范和象征性活动四个层面。[4]默许假设可理解为学校文化内在核心价值观,经反复的言语强化和实践体悟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近乎“无意识”的思想观念。共享价值观是学校领导、管理者及全体教师尚需不断通过言语和行为来相互提醒、观照和强化的价值追求。[5]默许假设和共享价值观具有内隐抽象的性质。而共享行为规范和象征性活动具有外在具体的特点,表现为用于限制、约束和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的相对外在的制度、规章、条例等,以及英雄、仪式与庆典、神话、传奇、故事和人造物品等。[5]崔允漷、周文叶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中成员对待物质和文本的态度与方式,购置设施和创建文本的初衷与终极意义。[6]

透视学者们对学校文化理解的共性,比较后可以发现,他们主要从静态倾向分析,都提到了以下要素:人员——全校师生员工等、内核——核心价值观、现象——外在行为方式。

理解多重视角的实质反映了文化生成的多重路径与多样机制,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建设。或者说,理解这种认识活动与建设这种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2]本文更侧重于从动态的视角分析学校文化,学校文化是学校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下发展的物理与精神空间中当代意义的生成,同时全校师生员工外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与他们所持有的核心价值观实现相互滋养和相互转化。学校文化在纵向上扬弃传统、立足现代、指向未来,横向上学校内与学校外在的社区和地区以及国家展开互动共建,同时实现组织机构、制度机制和精神文化的相互滋养,实现物质文化系统对文化理念系统的承载。

二、传统文化的精神共识

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将中国版图上东中西三梯度自东而西贯通为一个完美整体。大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北方的黄河文明和南方的长江文明应运而生。

以河洛为中心的晋南、豫西及陕西渭水下游一带,以及以山东泰山南北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南岸一带,是黄河文明的两大重点区域。[7]炎黄氏族文化交融和传承主要在山东一带。自周朝初年,齐、鲁两大封邦成为山东地区的主体,先秦齐、鲁两国文化构成山东地区的主要文化。所以,齐鲁文化与今天的山东省区域大致相当。齐鲁文化亦发展为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文化。

长江文明有三大主要区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即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长三角经济区或长三角城市群[8],完全可以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9]因此,古代楚文化、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是构成江南文化的主要文化资源。

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内容复杂而且丰富,源远流长,精神共识的达成并非易事,所以本文的分析只能粗略梳理其概貌,以实现两种文化当代内涵的阐释。

一般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共识。有论者指出:齐鲁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如爱国主义、求真务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勤劳勇敢等。[10]这些是相对而言既反映齐鲁文化特质,又为齐鲁大地人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有论者指出:齐鲁文化的思想在于人、仁、德、孝、和、礼的内涵,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11]这是齐鲁文化内在精神的凸显。也可以说,齐鲁地区保留下来的“厚德载物”的伦理人文是中国伦理思想的最高代表。

一般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共识。有论者指出:江南文化重智慧、重文采,是一种动态文化、开放性文化,江南文化富于进取性。[12]江南文化凸显出与齐鲁文化鲜明的不同的核心精神。有论者指出:“它比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多了一些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诗性与审美是它最本质的特征。”[1]审美更显现出江南文化的文化个性。由于审美的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自由,江南审美自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

三、传承传统文化的学校文化

1.伦理和自由的默许假设

研究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一层特殊的教育意义,即中国当下的学校文化建设,能否运用和怎样运用齐鲁伦理文化和江南审美文化达成的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

杜威说:生物区别于非生物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生物以更新维持自己。[13]万物之灵的人类自然具有生物之本性。尊重“人权”意味着尊重人的本性,维护人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任意选择和充分自由地行动。[14]但这仅限于私人领域。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每个人的“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前提或底线。[14]自由进入到学校管理领域则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齐鲁文化的伦理向度在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实现哺育的同时,对社会和谐运行具有重要价值。但对于已经“有物”、“有则”之后的生命“向何处去”,则基本上没有触及。[1]江南文化中无伪装的审美自由精神,是“发乎情”却不“止乎礼”的对知识、智慧的渴望,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真正的、现实的自由。齐鲁伦理人文使人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辱人之为人的历史使命,江南文化的审美自由使道德境界中的人找到“生的快乐”,并赎回现实责任感中的生命自由。两者在彼此融合下的张力和斗争中,在为“美”制定伦理限度的同时又为“善”输入了审美灵性。[2]

有关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精神融合和自由平等的议论对学校文化的启示是:学校教育是对人本性需求的尊重,对人承担责任的催促,平等竞争环境的创设,个体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给予学生主动做事、主动追求的自由。伦理和自由且平等应成为所有进步学校所追求和打造的核心价值观。比如:上海市发布的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对学生学习动力、学业负担、师生关系等方面进行考量,这是教育中学生立场的体现,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是伦理、自由且平等的学校文化核心精神的体现。

2.学校文化的共性和个性

伦理和自由成为每一所学校的默许假设,这无疑会使学校的核心价值理念走向趋同。提炼特色就是将学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间维度上进行贯穿,让学校所在社区、地域和国家在空间意义上得以开放,将人员的生命成长史、行为方式和态度等进行凝练,进而彰显每一所学校的独特个性。全国惟——以“夫子”命名的小学是位于南京市的夫子庙小学,其秉承儒家文化和教育思想精华,结合当今素质教育,形成了“亲仁、尚礼、志学、善艺”的办学特色,构建了名为“星星论语”的校本课程。学校立足儒学伦理根基并弘扬主体精神,走出一条融合伦理责任和自由平等的教育探索之路。

3.学校制度建设的基本走向

第一,伦理和自由: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伦理和自由需要创新和发展学校内部制度,以确保这样的默许假设兑现为全校师生员工的共享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态度来生成现实意义。

制度规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行为。[15]因此,保障良好秩序离不开制度,但制度的功能除规范人外,根本是促进人的成长进步。制度建设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改革意向。[15]伦理和自由是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使制度的引导教育和管理功能凸显出来,制度本身也成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二,制度伦理自由化:制度建设的决策方式。制度伦理自由化包括制度的伦理自由和伦理自由的制度。制度的伦理自由化是指制度建设充满对生命自由的道德关怀,人人参与、平等公平;伦理自由的制度是建设催促人承担责任、具有自主选择权的自由的制度。制度伦理和自由呼吁实行平等公平的制度化管理、动态生成的制度化管理。

平等公平的制度化管理。马丁·布伯认为,学校中人与人之间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的“我—你”关系。学校中的领导、教师、学生及其他人员彼此人格平等、权利平等。在制定制度过程中,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是对学校中每一个成员权利的尊重,这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决策过程中决策者自然会斟酌知情者的利益和意愿,尽管这可能是一种浅层次的参与。多元主体相互对话,达成契约意味的制度,师生主动接受、自觉自愿地执行制度。而决策问题与其切身利益有关和教师本人具有参与该决策的知识和能力,是选择参与者的基础条件。[16]

动态生成的制度化管理。形成的制度具有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以及主体具有的复杂性和问题的不断生成性,致使原有制度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效果。这需要防止制度僵化,其自身需不断变革和创新,以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17]所以,动态生成的制度化管理是伦理自由的需求在实践领域的具体操作,是一个开放的、反复递归上升的过程。

第三,制度文化力:制度建设的传承机制。学校制度文化的传承比制度更新更具生命力。学者们从文化理解、文化生态和文化冲突的多重视域对文化传承展开研究。文化接续是学者开拓的“做”文化新思路。增强制度文化传承的实力即制度文化力,对学校的内涵建设更具推动力。制度文化力以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和“能量”影响和制约学校文化场内的每一个成员,能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显性和隐性的制度文化。显性制度文化主要是各种条文的规章制度;制度决策过程中形成人们之间的彼此协作、互助互利、抑恶扬善和人们自觉维护、主动履行的制度态度,以及伦理规范所维护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是隐性制度文化的更多体现。

如果说,学校文化理解和齐鲁文化及江南文化精神共识达成是一个审美观照的过程,那么伦理和自由成为学校文化精神的学校文化建设就是一个审美创造的过程。学校制度建设的基本走向彰显出华夏文明固有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融合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生机与丰富内涵。

摘要：从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精神融合的角度探讨学校文化建设是本文的中心思想。为此,本文探讨了学校文化建设背后的方法论问题、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精神共识以及伦理和自由应成为学校文化的大精神,并从伦理和自由应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制度伦理自由化的制度决策方式以及制度文化力的制度建设传承机制,分析了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融合下学校制度建设的基本走向。

齐鲁的商业文化 篇4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另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即“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寡”。为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是比较有利的。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在洙、泗冲积平原上，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于是就有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相齐，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的众多、货币的通行、城市商业的繁荣及众多商贾的出现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出产的鱼、盐、漆、布、帛等，丰富了商业市场的花色品种。至战国时，列国间贩运商业的发展，使各地特产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商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宏大，今勘探发现临淄大小城总周长超过2万米。统治者对工商业较为重视，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如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皆殷实富有。《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语虽夸张，但必与事实相去不远，否则不能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增至10万户，若每户以5口计之，则临淄有50万城市人口。时人称其“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称临淄为东市，成为与长安、洛阳、邯郸、宛、成都等齐名的大都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为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如《史记·货殖列传》等中就载有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人刁间；“富至巨万”，经营铁业，兼营贳贷业、贩运业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由此就使经商活动获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业的称誉。端木，复姓，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门之前，是个大商人。曾相鲁、卫两国，后经商于曹、鲁之间。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他“臆则屡中”；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由于他善于经营，故经商致富。后世便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后“之陶为朱公”，经商“三致千金”。后世就把经营商业称为陶朱事业。

工商管理政策是统治阶级出于一定的目的，对工商经济进行调控的行动指南，为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面已对战国以前齐国工商管理政策多有记叙，现仅就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管理政策简而论之。战国时期齐国推行较为放任的工商管理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淄城7万户，“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盛况，当与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营工商业不加限制地放任发展，就会促使富商大贾大量地分割封建国家和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严重地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另外，经营商业较好的收益，还会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都对兼并战争极为不利。如果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则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与之相反，秦国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干预下，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虽然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却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促使秦“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战国时期齐、秦两国号称东、西二帝，原本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采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齐衰秦强的局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经营之道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春秋时期自由商人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提到的子贡就是一个有较强预测分析能力的商人。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即“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齐鲁精神 篇5

齐鲁佳品·传承精华

山东省位于中国的华北平原，总面积15万余平方千米，是全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重点产区，素有“粮棉油之库，水果水产之乡”之称，其中烟台苹果、莱阳梨、肥城桃、乐陵金丝小枣、日照绿茶、周村烧饼等都是山东久负盛名的特产。东部的山东半岛毗连渤海与黄海，海洋资源得天独厚。主要经济鱼类有40多种，浅海贝类百种以上。其中，对虾、扇贝、鲍鱼、刺参、海胆等海珍品的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各具特色的齐鲁佳品

山东商品大集共有69家山东省企业参展。山东特色商品深受首都市民的热捧，现场销售火爆。德州扒鸡、日照绿茶、乐陵小枣、山东阿胶、潍坊风筝、海产品等知名产品让首都市民体会到正宗的山东特产，而久负盛名的胶东大馒头、周村烧饼、山东煎饼等食品的参展也为首都人民带来了独特的山东面食文化。

部分特色产品介绍：

乐陵金丝小枣：

乐陵金丝小枣品质优异，掰开半干的小枣，可清晰的看到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拉长1—2寸不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金丝小枣因此而得名。乐陵金丝小枣核小皮薄，果肉丰满，肉质细腻，鲜枣呈鲜红色，肉质清脆。此外，乐陵小枣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可滋补身体和辅助治疗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肺虚咳嗽，贫血等病症的功能。

日照绿茶：

日照绿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的独特优良品质。日照特有的土壤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基于以上特点，日照绿茶也被称为“江北第一茶”。

周村烧饼：

周村烧饼是以传统工艺精工制作而成的纯手工制品，有“酥、香、薄、脆”四大特点，富有营养，老少皆宜。其外形圆而色黄，正面贴满芝麻仁，背面酥孔罗列，薄似杨叶，酥脆异常。入口一嚼即碎，香满口腹。周村烧饼制作历史悠久，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几经工艺改造，如今已是驰名中外，家喻户晓的山东省著名特产。

隆重的开幕仪式

2011北京“山东商品大集”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山东省贸促会、山东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丰台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商务部商贸服务管理司副司长王选庆、山东省贸促会会长刘方会、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李薇薇、山东省贸促会副会长祖庆林、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刘彬礼、丰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朋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市商务委副主任李薇薇在致辞时表示，此次2011“山东商品大集”的主题为“齐鲁佳品传承精华”，旨在加强两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将山东的名优特产品呈现给首都人民，也为山东的生产厂商带来了源源商机。

齐鲁优品，各界青睐

大集期间，德州扒鸡、日照绿茶等知名产品销售旺盛，而久负盛名的胶东大馒头、周村烧饼、山东煎饼等食品受到消费者的抢购，大多数企业均进行了1-4次的补货。特别是“大馒头”的展位前每天都会排起长龙，每位赶大集的市民都想品尝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大馒头”，参展的王哥庄大馒头协会更是每天从青岛空运大馒头进京，虽然成本不斐，但也充分保证了参展商品的质量和信誉。

现场除零售喜人外，还吸引了不少的采购商前来洽谈采购。王哥庄大馒头协会与多家代理商洽谈进超市销售事宜，并有多家本地企业表示欲与其合作经营，这将让首都市民不出京城就可以随时吃到“山东大馒头”了;禹城市福聚德食品有限公司和威海宇王水产有限公司也将在本市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里就本公司生产的扒鸡、海产品等进行批发销售。

火爆的销售场面, 也吸引了不少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体育广播“饭点儿说吃”、爱家广播“家里家外”和城市服务管理广播“老年之友”等栏目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多次专题直播节目。东单明珠名酒城户外LED显示屏早8时至晚24时滚动显示大集活动的时间、地点。媒体对大集的深入宣传, 更加有效地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前往大集现场选购特色商品, 使山东商品大集现场客流量逐日增加, 整体销售稳中有升。

成果喜人，完美落幕

山东省贸促会、山东省各参展企业和承办商场对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在“山东商品大集”中的宣传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均认为2011年首期大集的圆满成功与商务委进行的积极宣传密不可分，为大集活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据悉，2011北京“山东商品大集”十天累计现场销售额达509.6万元，签约242万元，并有多个企业与京城代理商达成代理协议。

齐鲁银行事件的反思与警示 篇6

齐鲁银行是山东成立的首家城市商业银行, 首家与外资银行战略合作的城商行, 也是山东第一家跨省经营的城商行。1996年6月, 在济南市16家城市信用社和1家城信社联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济南城商行, 2009年6月更名为齐鲁银行, 并在天津、山东聊城等多地异地开设分行。其中, 外资股东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持股比例为20%。

尽管相关事件正在调查中, 但, 齐鲁银行“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在城市商业银行快速扩张的背景下, 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失效引发的案件。这一事件足以使这家颇具特色的城商行从云端跌入谷底。城商行的高增长本无可厚非, 但其扩张必须要以一定的管理边界作为支撑, 盲目地追求规模势必会给其经营埋下隐患。

一是偏面追求规模。

商业银行追求过度扩张, 为了满足设立分支机构、为了扩张信贷、为了上市, 大规模做大资产规模。

尤其是排队等待上市的城商行与农信社, 扩大规模更是重中之重。从2009年到2013年末, 齐鲁银行的战略是转型、扩张、上市。这正是所有商业银行梦寐以求的发展路径, 有望于2011年上市的重庆银行、上海银行等给了其他银行巨大的刺激。

看看齐鲁银行的扩张速度, 截至2009年年末, 齐鲁银行总资产617.35亿元, 较年初增长28.06%, 而各项存款余额546.55亿元, 增长22.98%;各项贷款余额353.1亿元, 增长25.41%。其资产规模和存贷款指标相当于1996年成立之初的20倍。2010年又是大跃进之年, 该行资产总额达到821.25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203.90亿元, 增长33.03%;各项存款余额656.93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110.38亿元, 增长20.20%;各项贷款余额421.53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68.77亿元, 增长19.49%。这不仅仅是齐鲁速度, 而是所有城商行的追求。

齐鲁银行的扩张速度, 可以说是所有城商行发展的缩影。统计显示, 去年前9个月, 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增长15.3%;股份制商业银行增长27.5%;而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则增长34.8%。在扩张速度上, 城商行明显快于其他银行类金融机构。

城商行追求规模扩张为经营埋下了隐患。规模的扩张加剧了城商行对于资本金的渴求, 为了拉到存款, 各商业银行使出浑身解数, 从企业吸纳存款而后返还, 高息揽储等手段层出不穷。“鸡蛋也就有缝了”。

二是内部管理失控。

2010年8月, 财政部公告了2009年对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2008年度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结果, 34家农信社和城商行被揭短, 其中多家小银行被指高管薪酬超标和违规放贷严重。被查的农信社和城商行内控制度执行不力比较普遍, 会计核算不实的问题仍较突出, 被点名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违规放贷、薪酬发放违规、收支核算不实、人为调节利润等问题。

事实上, 在疾行扩张的过程中, 城商行大多走了一条风险潜伏的路:通过股市融资、定向增发、发债、高息揽储等方式, 解决资金来源的压力再通过大规模放贷揽息差入怀。在这样一种补充资本金与放贷的双向冲动中, 风险一步步逼近, 而骗贷者、骗贷事就都变得可以理解却不易防控了。齐鲁银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弹了, 却不一定是孤独的中弹者。

风险控制能力提升节奏跟不上规模扩张速度时, 城商行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扩张病。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城商行不得已做出的生存选择。在最近两年来的信贷高速扩张背景下, 很多城商行相当于在两年内再造了一家银行, 资产规模、贷款投放和机构网点均数倍增长。

齐鲁银行涉嫌巨额伪造金融票证案, 让当地多家当地银行牵涉其中, 也对中小银行的内控水平提出了挑战。而数据显示, 城市商业银行在 (下转第42页 (上接第25页) 我国的存款机构中占比已达三分之一以上, 它们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三是监督管理失灵。

这几年虽然银行业监管部门得到强化, 监管政策不断完善,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越来越规范。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监管部门在不少县域没有监管机构, 而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工作重点又倾向在指标和对高管的考核上。当地人民银行又失去不少监管职能, 结果导致不少地区形成监管真空。这就导致区域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监管几乎放任自流。同时这些银行又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 监管部门只是业务上的监管;受到地方政府等多方压力驱使, 监管上尺度和执行力都大打折扣, 甚至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和行政命令。这些银行的资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内控风险都不容乐观。监管上的放任自流和失之于过宽是齐鲁银行出事的监管不力原因。实际上齐鲁银行也不是个案。

四是外部审计失效。

会计师事务所等商业性审计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接受委托方对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以期发现管理漏洞和风险隐患,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根据相关法规, 现有的审计委托方式多是委托方出资聘请审计机构审计自身经营管理情况, 也就是说自己花钱请人查自己。俗话说“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这种制度很容易使双方达成利益共谋, 共同制造侵害第三方利益的陷阱, 或可能出现坚持原则的审计机构随时被扫地出门现象。长此以往, 审计机构很可能或被收买或被要挟, 非但不能坚持中间机构的中立原则, 还可能成为委托方至少是委托方管理者的帮凶。以此次齐鲁银行骗贷案来看, 普华永道坚持原则, 却被解除委托合同, 这不能不说是商业性审计机构的尴尬。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显示, 齐鲁银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存在借款人营业收入与贷款规模不匹配、存款质押合法性等诸多问题。为此, 《报告》注明了“保留意见”。据悉, 由于普华永道坚持将上述“保留意见”写进审计报告, 齐鲁银行对此报告的反应是, 更换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换上一家有默契的事务所。从事中小企业贷款的中小商业银行不会不了解其中的风险, 如果不是管理出了大漏洞, 就是有意为之。审计事务所配合造假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心腹大患!

古代齐鲁两国音乐文化特征初探 篇7

一、古代齐鲁两国的音乐文化

周初,分封诸侯,齐鲁大地上出现了齐国和鲁国两大诸侯国。齐国继承了本地区东夷文化传统,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政治文化氛围相对轻松,受兼容并包文化传统影响,齐国的音乐出现了雅、俗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齐国,一方面,民间音乐十分繁荣。据《战国策·齐策》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对齐国民间音乐的盛况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齐国民间音乐流行之广,种类之多,影响之大。其中以《诗经·国风》中的11首“齐风”最为著,它实际上就是在齐国流传的民间歌曲,内容富于生活气息,如《甫田》、《卢令》、《东方之著》以男女恋情为主题,《还》以猎人之间相互赞美为主题,《东方未明》以揭露战争和徭役为主题,直接或间接唱出了齐国社会中下层人们的心声。另一方面,官乐也十分兴盛。官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音乐,包括礼乐和燕乐。齐国的礼乐同其它诸侯国一样,继承六代古乐,在用乐、舞列等方面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如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就是齐国礼乐的代表。齐国的燕乐,专用于国君宴请宾客时使用,等级规范没有礼乐严格。与此同时,齐国的乐器种类也十分丰富。据考古资料显示:两周时期的齐国乐器以钟罄为代表的青铜礼乐器为主,制作精密,种类较多,特别是1983年在齐故城南樱山石洞墓出土9枚微型婆金编钟,最大的高12.厘米,重341克,最小的只有6.6厘米高,重75.2克,与春秋编钟相比,铸造更加精密、完美,通体姿金,两面均饰漩涡纹,玲珑剔透,娇小可爱,更反映出齐乐水平随时代发展的情形”。

鲁国沿袭中原先进文化,实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施政方针,形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的文化传统。受文化影响,鲁国的音乐以礼为核心,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活动规范,其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在鲁国保存了完备的周朝礼乐,凡使用音乐,无论在庙堂祭祀,还是朝中宴飨,都要求清正之音,等级森严,以至于在晋国韩宣子来鲁时,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值得注意的是,据史料记载,在鲁国祭周公时,也有使用蛮夷之乐的例子,但从实质看,其最终目的只是借以夸耀自己政治势力,体现出礼乐的功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周礼忠实的维护者,孔子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会演奏琴、磬、瑟等乐器,也能作乐。他所推崇的音乐美学观是强调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应该“尽善尽美”。这是鲁国礼乐文化的特点体现,对后世中华礼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古代齐鲁两国音乐文化之比较

古代齐鲁两国音乐文化,即具有整体的共性,又是封闭与开放的对峙,传统与新潮的抗衡,两个极端在同一母体中的共存,具有多元性与向心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一)古代齐鲁两国音乐文化的共性

1.以礼为核心的音乐思想。齐鲁特别重视礼乐制度,故又有“礼乐之邦”的美誉。在古代齐鲁两国,音乐以严格的制度被广泛应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婚冠等一些重要的宗教或政治活动,礼乐制度中“金石之乐”是最能代表乐文化的。据统计,截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齐鲁出土的先秦青铜古乐器,包括铜铃、铜钟、铙、编铙、铎、钲、錞于、鎛、编鎛、编钟,近四百枚;齐鲁出土的先秦罄乐器,包括罄、编磬,百余枚,其中以乐钟的数量最多。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齐鲁地区铸造工艺也越来越精湛,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统治者不仅在祭祀、宴享、朝聘、征战等庄重场合要演奏编钟,而且连饮酒吃饭也要“钟鸣鼎食”。

2.丰富的信仰民俗内涵。从齐鲁出土的青铜乐钟纹饰、造型以及该地区礼仪中蕴含的民俗性可以看出,古代齐鲁两国音乐具有丰富的民俗内涵。一是齐鲁两国的青铜乐钟青铜乐钟体上的纹饰以鸟纹、夔风纹、夔龙纹、兽面纹及蟠螭纹居多,这种以动物为标本的纹饰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写照,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巴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齐鲁地区深厚的乡俗祭祀礼仪。如《周礼》中记载的傩舞,就是齐鲁地区乡俗祭祀礼仪的代表。它是在傩祭”仪式中表演的一种舞蹈,相传孔子每年都会回乡参加这种“傩祭”仪式。三是礼乐中的民俗因素。在礼乐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常会融入一些民俗的因素。如齐国宫廷礼乐中,使用的乐器,除了有钟、罄等金石之乐外,还加入了具有民间特色的丝竹音乐。使其官乐礼乐既保留有“三代之遗声”,但又不限于先王之乐的固有模式。更具娱乐性和欣赏性,反映出人情意味。同样,即使在礼乐传统深厚的鲁国,其中也不乏民俗的因素。《左传》等史料中记载了公元前544年季札在鲁国观礼的史实,反映出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代,鲁国继承和发展者《诗经》和舜、夏、商、西周等乐舞,并已超越周室的礼乐文化并吸收了俗乐文化。

3.开放的音乐文化风貌。古代齐鲁两国如同我们现在的中国一样属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音乐交流十分频繁,他们通过互赠音乐、使者互访、学者乐师走学以及战争等形式,促成各诸侯国间音乐的交流。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公元前544年季札访问鲁国,鲁国乐工为他表演了十三首国风、一首大雅、一首颂和《象箭》、《大武》、《韶潢》、《大夏》、《韶箭》等四代乐舞。通过他对《齐风》的品评可以看出,鲁国乐师在继承齐国国风的基础上可能加上钟鼓做伴奏,所以有宏大的感觉。再如赵国的荀子长期游学齐国稷下学宫,在齐国的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深受齐国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创作出著名的《成相篇》。《论语微子篇》“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等记载也反映出各诸侯国音乐交流的频繁。

(二)古代齐鲁两国音乐文化的差异

由于古代齐鲁两国政治倾向、经济条件、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导致了学术倾向的明显差异,使得两国在音乐发展的走向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俗乐为主流的战国齐国音乐文化和以礼乐为主体的春秋鲁国音乐文化。首先,从音乐功能上看,鲁国音乐强调音乐的教育作用,主张用音乐维护等级制度,为政治统治服务。齐国音乐在强调音乐政治功能的同时,兼顾娱乐功能,重视民俗音乐传统,主张雅俗并重。其次,从具体音乐形式上看,鲁国音乐在题材、体裁等方面继承了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内容以教化为主,乐舞规模宏大,乐歌词语晦涩难明,结构程式固定,艺术性较差,属皇宫贵族的音乐。齐国音乐在内容上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结构灵活,形式多样,属平民百姓的音乐。从《诗经》中的鲁颂和齐风中可以看出鲁风与齐风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非同一音乐文化系统。再次,从音乐风格上看,音乐家师乙认为,齐人英勇果断,齐风蔚为大观,因此温良而能断之人更适合表演齐国的音乐。鲁人遵规守礼,鲁风平和沉稳,宽而静,柔而心的人更适合表演齐国的音。由此,可以看出古代齐鲁两国音乐风格的不同。

三、古代齐鲁音乐对当代山东音乐的影响

寻味齐鲁符号 篇8

一本周刊上的微缩山东

我们通过一本周刊，深入齐鲁大地的每一寸肌肤，去体验新闻的锐度、文化的博大、历史与现实的丰富多彩。

从京杭大运河上轰鸣的轮船，到沂蒙山区的田间地头；从牡丹之乡到黄海之滨；从鲁北平原到泰山之巅；从黄河沿线到沂河上下……我们试图以最微小的视角，定义齐鲁；又以最宏大的视角，探寻这片土地的过去和未来。

那些正在消失的老字号（瑞蚨祥、宏济堂等），记录地域文明的老手艺（年画、风筝等），那些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为我们揭开文明的面纱。

我们触摸历史，《抗战中的山东女性——那时鲜花》、《山东在1942》、《济南在1928》、《重读甲午战争》、《重读韩复榘》……历史就在我们眼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固有历史的再次解读，发别人未有之声音，如此，我们关照的是历史，其实还是在探寻当代的文化生态。

当然，齐鲁元素的承载，需要一个又一个精英人物。从2007年开始，一年一度的“齐鲁精英人物”颁奖盛典成为齐鲁大地的一场盛会。一个又一个齐鲁精英，见证了一本周刊的成长。

那些名动全国的企业家、学者、作家、导演、演员，曾无数次将他们精彩的瞬间定格在《齐鲁周刊》上。张瑞敏、栾涛、汪海，一代代企业家引领这个时代向前的脉搏；季羡林、欧阳中石、韩美林，这里是艺术山东，更是艺术中国；莫言、张炜，作家们正在用手中的笔，书写这个时代的流离失所，以及命运的不可捉摸；倪萍、巩俐、范冰冰、黄渤，荧屏上的山东，更加让人难以忘怀。

媒体铁律：对真实的寻找

2012年，沂水纪王崮发掘出春秋古墓，一时间名动全国，张霞和杨百会前往采访。后来张霞在采访手记中写道：

门口文化局的保安持枪警戒：央视，放行；指定媒体，放行；景区长期合作媒体，放行；沂水县文化局特批媒体，放行……

被拦在门外的我得到保安答复“领导批示，为保护秩序除考古专家一概不准进入考古现场，包括记者。”我厉声质问“我前面进去的不是媒体”，保安回答 “那是有特批的媒体。”

我勃然大怒，人人“有爹”，我就“没爹”？我是《齐鲁周刊》的媒体记者，我就不能跟你们“拼爹”？我掏出手机操着一口本地土话对着景区负责人疾言厉色，“媒体不能进入？我前面进去的算什么？不把我当媒体？你立刻到现场跟我说清楚！”

五分钟之后，我的“爹”来了——景区负责人拿着一张通行证赶到古墓门口，“特批”我进去。进门之后，我“上蹿下跳”，也一把搀住另一位行动不便的80多岁的老专家，站在厅长身畔“装作陪同”形影不离，录音、拍照、插话质疑——陪同的地市领导摸不清身份，任由我“抢”专家、“傍”厅长，一路尾随。

被我追堵一路的厅长在走出考古现场，上车之前终于接受了我的专访。采访完毕，厅长问“你是哪家媒体啊？”“《齐鲁周刊》。”我响亮的回答。厅长“特批”：一会儿介绍专家给你采访——我又认了一个“爹”。

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所谓景区，将一次正常的文物发掘操作成文化事件，本身就不具备文化的严肃性。

我们发现山东，最重要的是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爱之越深，越要去寻找这片土地的真实声音。

最终，我们也成为齐鲁元素的一部分

操作一期选题的代价是什么？记忆最深的是《大运河的文化遗产》，那是2010年的一期封面专题。编辑部四面出击，有人去了微山湖，有人去了济宁，而我则一路杀向聊城。从聊城到临清，我沿着运河曾经流过的土地，寻找着当年属于一个国家的荣耀。一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路上，从济南到聊城，再到临清、阳谷、张秋，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书里记录了乾隆年间马戛尔尼访华时，沿运河一路南下的见闻。

历史的山东，现实的山东；外国人的山东，本国人的山东；辉煌的山东，落寞的山东……后来《大运河的文化遗产》获得山东新闻奖策划类一等奖。获奖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选题的操作，我们重新将大运河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后来，我们又操作了封面专题《放下色情，立地成佛》，对《金瓶梅》中的世界重新进行解读。我和同事顾玉雪、杨百会再次踏上大运河边的土地。

我们总会铺开架势，试图把一个地域完整地呈现出来，挖掘新闻背后的复杂生态。在招远，我们钻到金矿里去，晚上去寻找大海，却被夜色阻隔。在昌乐，我们钻进几百米深的简陋蓝宝石矿洞里，体验亡命之徒们曾经的疯狂；日照的茶树，成为新的山东名片，在大海和山峦之间，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一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