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理论（精选九篇）
企业异质性理论 篇1
关键词：微观层面,质量差异,异质性
一、引言
本文就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进行说明。第一节是对经典贸易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综述,交代论文选题目的理论背景,阐述选题的理论意义;第二节通过对研究对象总体情况的分析,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二、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兴起
传统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产生归结于国家间的差异性。传统贸易模型都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差异性为出发点,并假设了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出发,要素禀赋理论从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性出发,两种理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是随着更多的经验事实的发生,传统贸易理论的说法逐渐受到了挑战。比如依照传统贸易理论预测,发达国家应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更为活跃。但从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量增加,并且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相近,且在产业内贸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产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经济现象。
新贸易理论则重点对发达国家之间方兴未艾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分析,指出除了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之外,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起因和贸易来源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新贸易理论以产业层面为分析出发点,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新贸易理论虽然通过引入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内异质性,解决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企业规模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在新贸易模型中,企业都是同质的,即每个国家都是由多个将多样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业”组成的经济体。这个假设显然与经验现象相悖,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效率或规模的差异。因此源起“企业同质性”的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同一行业内,只有部分企业进行着国际贸易,而另一部分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与经验现象相悖。
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文献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如迫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或关闭、导致市场份额向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重新配置(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相当普遍。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产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服务国外市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实证研究发现运输成本,工厂层面的固定成本,企业层面的固定成本,关税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服务国外市场方式。Melitz(2003)将垄断竞争模型与企业异质性假设结合起来,完整论证了企业的异质性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选择是否出口的临界生产成本(即生产效率水平)条件,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行业内只存在一小部分企业进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将异质性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相结合,考虑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是以出口还是FDI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创立,他们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到Eaton和Kortum(2002)的多国李嘉图模型中。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Melitz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成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石。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从微观层面—企业出发,探讨企业层面的出口贸易决策行为。它不仅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弥补了贸易理论所存在的空白,更是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三、企业异质性模型
企业异质性模型认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对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位学者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选择从事出口,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高且规模也较大。各企业生产效率及规模的差异成为企业异质性。异质性企业是如何进行自我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的,贸易对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的问题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在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嵌入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建立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每个企业面临着出口的固定成本。每个企业也都面临着内生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在了解其生产率状况后才会做出是否出口的决策。贸易能够促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谋求更高利润,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损失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同时贸易进一步使得资源重新配置,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占据更高市场份额。
Melitz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的垄断竞争模型,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结果。例如,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度提高将会抬高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除生产成本外,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还能够承担开辟海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服务。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使资源重新进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这种社会福利是传统贸易理论没有发现并解释过的贸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尽管建立在微观结构上,却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解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一个亮点在于它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产品根本没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中的零值问题,却无法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即平均单位价值随着距离明显增加的事实,且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测却与该事实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出口产品平均单位价值(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质量。认为企业同时以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竞争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经济学中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将质量作为影响贸易方向的决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论中:单位资本收入相近的国家由于在生产、消费模式上的相似,而使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更活跃。
在解释质量和国家贸易模式时,主流文献多采用引力方程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建模,解释双边贸易流的构成(如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及平均单位价值)因贸易伙伴的特征(距离、市场规模)变化而产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预测:国家间距离越远,双边贸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发现,平均单位价值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进口国特征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Baldwin和Harrigan将质量差异纳入到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形成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或QHFT模型)。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重要创新是引入了一个严格为正的质量-成本弹性σ,并假定各企业在边际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上都是异质的。在同样的产品中,高边际成本使产品具有高质量和高价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成本及产品质量对是否进入出口市场进行自我选择。在他们的理论中,当时,成本的增加使质量产生不均匀的提高,从而高成本高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成为出口市场上的一员。而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随着贸易成本上升或进口市场规模缩小,进入出口市场的质量门槛被提高了,市场对企业的选择更强烈了。因此,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均随距离增加而提高,随市场规模扩大而降低。当时,传导机制则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距离增加和进口市场规模缩小使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下降。总的来说,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场规模,距离和单位价格的关系如表1所示:
自从Baldwin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开以来,许多“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被开发出来或正处于开发阶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变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数的假设,并放宽Melitz-Ottaviano中垄断竞争的条件,允许非对称的商品种类及产品质量与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作者将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分为两种机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论模型只有一种机制,没有细分):选择效应与价格区别效应。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质量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正向作用;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效益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负向作用。而对价格区别效应而言,无论σ与1的关系如何,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均呈负向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Melitz模型与质量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区别在于:Melitz(2003)模型将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标准,而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同时将质量和生产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在该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坏事。Melitz(2003)模型扩展到多个非对称国家后能够很好的解释出口零值,但是无法解释价格的空间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间模式新的内涵在于价格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由于高质量意味着强的竞争能力,边际成本界值随距离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预测的下降。
以微观层面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质量差异的企业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质量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Hallak and Schott(2008)开发出的度量商品质量方法则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为接下来就中国工业制成品质量及其贸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Bernard,Andrew,Bradford Jensen,Steve Redding,and PeterSchott,2007,“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21(3),pages 105-130,Summer.
[2]Baldwin and Harrigan,2007,"Zeros,Quality and Space:Trade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OL]NBER Working Paper No.W13214
[3]Eaton,J.and S.Kortum(2002),“Technology,Geography,andTrade,”[J]Econometrica,70,1741-1779.
[4]Hallak,Juan Carlos,and Peter Schott,2008,“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NBER Working Paper 13807(February)
[5]Hallak,Juan Carlos,2006“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of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68(1),pp.238-265
[6]Melitz,Marc,2003,“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71(6),pp.1695-1725
刍议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适用性 篇2
关键词：企业异质性；中小企业
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研究现状
在发达国家，Bernard等学者在1995年至2011年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对美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研究印证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观点，出口企业在生产率水平、平均规模、产品的质量等方面均明显超过了国内企业，证实了生产率对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确实存在影响。Bernard和Wagner将研究对象变成德国的出口企业和国内企业，而上述的结论依然成立。Clerides等在三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摩洛哥、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出口企业中也存在相似结论。Murakami对日本企业的情况作了一系列研究，出现了类似结果，三类企业的生产率依次增加。Aw等对台湾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也类似。Kimura 和 Kiyota 的研究不仅检验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作用，还进一步检验了国际化行为反过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其研究证实了进行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企业其生产率会较国内企业有更快速的增长。Yeaple 进一步检验了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其结论支持了自由贸易会提高行业的平均生产率，这也是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所支持的主要结论之一。此外，Irarrazabal、Ramondo等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行为特点方面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国内对于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方兴未艾，针对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是否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基本分成了两派。李春顶等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生产率悖论”的观点，其研究结果发现：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反倒要高于出口企业。在其后来的研究中，李春顶等进一步证实了“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汤二子，刘海洋等利用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同意了“生产率悖论”的存在。但我国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余淼杰认为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贸易技术水平较低，为数众多的加工贸易使得加工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一般出口企业，如果除开加工贸易的影响，二者的关系就恢复正常了。林玲，孙腾认为不同进出口状态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赵伟等（2011）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行为之间有“倒U形”关系。
而针对生产率与企业FDI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学者的成果中比较少见。严斌，张禹等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2005-2007年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密集度和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强度有显著影响。汤晓军，张进铭运用2010年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并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而企业所有制性质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产生关键作用的因素。陈景华利用中国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
二、我国中小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使用生产率或企业规模作为企业异质性的唯一变量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而当前市场中有很多中小企业异军突起，因此仅仅用企业规模的大小来阐述的企业异质性不能完全说明所有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本文认为中小企业的异质性可以概括如下：
产品特性。邓翔，路征认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没有充分考虑产品差异性，产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功用上，还体现在技术含量、功能多样性、质量、档次等方面。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来说，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无法与大型企业相比，但中小企业恰好可以凭借这种特点准确地进入“利基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利基市场也被称作空隙市场，是市场中大企业无法涉足的或被大企业忽视的某些细分市场。此外，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小，有能力根据消费者多变的需求迅速开发出新产品，持续地稳固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这样的产品特性是中小企业独特的生存发展空间，因此将其归于中小企业异质性的一个层面。
人力资源差异。戴维·尤里奇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源”的说法，他认为企业的人力资源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狭义讲就是企事业单位独立的经营团体所需人员具备的能力。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虽然修改了企业是同质性的这一假设，但是对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差异没有足够重视，不能展现出其独特的效用。而员工素质的高或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健康运行，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异质性。
网络化能力。盛意认为，“关系网络是由一定规模的企业或组织，基于各种关系类型而联结，所构成的一种长期、具有指向性的互动的联结系统，企业国际化可以看成是企业不断卷入国际商业网络关系的过程”。而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位置通常被大型企业所占据，周围的次要位置才被小企业占有，这就促使中小企业更积极主动的更乐于规划和开发利用外部网络关系，而大企业则较为缺乏这种主动性。因而中小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异质性优势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
企业的地理位置。企业的区位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我国东部地区由于较早得到开发和开放，毗邻港口和大洋，且因为经济较为发达，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高，大学及研究所汇集，因此技术力量也较高，坐落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取这些资源，同时更容易将产品出口至港澳台、日韩及东南亚地区。
技术水平。一方面，技术及创新能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及创新也是保持一个组织基业长青的不竭源泉。徐大为等认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力量重心开始逐步由具有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转向创新活动密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技术水平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一点从中小企业板中一些技术水平异常高的中小企业中也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凭借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灵活的市场观察力，也可以在大型跨国企业云集的国际市场上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基于以上分析，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方面具备的异质性不容忽视。
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外商投资企业因为其外资持股的背景而更容易进入外国市场值得研究。徐萌认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更关注个人权利、职业发展、社会地位和声誉，因此可能规避将资源投入高风险高收益且长期而言才能体现价值的国际化经营”。由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文化认知、价值观等，因此会进一步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积极投入资源进行国际化尝试或规避国际化行为。因此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也构成了中小企业异质性的一个层面。
三、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启示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于解释微观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行为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理论。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作决策的时候通常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是否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的决策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如果企业家在国际化之前利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作为战略工具，结合相关的咨询公司对自我的生产率异质性进行考量，知晓其在行业中的生产率水平高低，然后再作出决策，或许能避免跟风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曹德骏，戴可乔，艾佳明. 中小企业“关系网络国际化”理论模型与实证[J]. 财经科学，2014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理论模型 篇3
关键词：人口流动,异质性劳动力,策略选择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流动的原因多数为务工或经商, 因此多数人口流动也可以看作劳动力的流动。而对于所有劳动力个体来说, 在对流动与否、流动距离、流动时长等方面的决策过程中必然存在由某些共同的因素构成的效用的比较。这些共同的因素包括:收入、地缘、亲缘, 等等。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理论, 尝试将这些因素简化后, 构建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理论模型, 旨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决策机理进行描述, 并比较具备不同特质的劳动力的流动选择。
一、基本假设
首先, 假设个人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h、社会资本s、对生产的时间投入L。这里的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本身具备的能力和技能, 而社会资本指劳动力在某个区域所拥有的影响力、人际关系等。本文假设个体的生产函数形式为:Q (h+, s+, L+) =h·s·L。因此, 当他的工资等于劳动生产率时, w=Q/L=h·s。简便起见, 本文仅考虑最大化个人的单位劳动收入即其工资水平, 即U=w=h·s。
其次, 假设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积累效应。令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为h0, 初始社会资本为s0。有: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为hi (ki, h0) =ki·h0;社会资本积累函数为si (θi, h0, s0) =θi·h0·s0。其中, hi是经济个体在i地区某一时期的人力资本水平;ki是i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系数;si是经济个体在i地区某一时期的社会资本水平。社会资本积累系数包括与地区有关的θi以及人力资本水平h0。这里为了简便起见, 不考虑积累过程中两种资本的变化过程, 各时期直接使用由初始水平、积累系数构成的当期水平。为了保证正向积累, 假设k>1, θ>1, h0>1。暂不考虑个体能够自主选择对两种资本积累的情况。
再次, 社会资本具有区域适用性而人力资本不受地域限制。例如, 一个原本生活在A地的人拥有hA和sA, 到B地工作后他的初始人力资本仍然为hA, 但社会资本就会失去, 需要重新开始积累。也即是说, 社会资本的这种受地域限制的适用性增加了流动成本。为了保证社会资本积累函数可积累, 这里假设社会资本最少为1, 即流动后的社会资本从1开始积累。
还需要说明的是, 一些研究模型假设社会资本也是构成效用的一部分, 认为社会资本不仅表现为经济意义上的某些生产力, 也表现为情感意义上的地缘、亲缘关系。就本文着重研究的劳动力异质性来说, 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速度应该与劳动力个体自身的一些因素有关, 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建立工作人脉之类的社会资本上的速度或者是质量都可能普遍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与其情感需求有关的“社会资本”如亲人朋友等更倾向于随时间自然增长, 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关系较小。故本文中, 对社会资本更谨慎的定义是:个体在社会中积累的对其劳动生产率有影响的外部资源。而对于会形成情感效用的“社会资本”, 本文暂不纳入讨论范围。
二、两期模型设定
现设想一个在A地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 (以下将A地称为家乡) , 可以选择两个地区A、B (外地) 进行就业。同时, 假设整个生命周期只有两个时期, 在每个时期开始时, 个体可以选择在哪个地区就业。因此, 劳动力个体有四个可选的策略: (1) 一直留在家乡; (2) 一直留在外地; (3) 先在家乡工作后去外地定居; (4) 先在外地工作后回到家乡定居。
三、两期模型推导
由于设定了两个地区, 劳动力个体在A (家乡) 的社会资本高于B (外地) , 加上基本假设中对社会资本地区适用性的限制, 下面假设在1期, 劳动个体在A地的初始社会资本为s0, 而在B地则需要重新开始积累社会资本, 初始社会资本为1。而在2期, 如果不进行流动, 则2期的初始社会资本为1期的社会资本s1, 当然2期的初始人力资本也为1期的人力资本h1;如果在第2期发生了流动, 则第二期初始社会资本又变为1重新积累, 但人力资本可以从h1继续积累。由于在家乡的初始社会资本普遍高于初去外地的水平, 因此也假设s0>1。此外, 在家乡社会资本积累系数更高, 而所处地区越发达, 人力资本积累系数越高。
整理后的模型假设变为:
现在效用函数变为:
经过化简整理, 能够得到四个策略的两时期总效用U1、U2、U3、U4分别如下:
比较四个策略:
(1) A地比B地发达的情况。首先, 可以发现如果家乡更加发达, 即θA>θB且kA>kB时, 劳动力个体会选择一直留在家乡。因为此时U1大于U2、U3、U4。
(2) B地比A地发达的情况。当外地比家乡更发达时, 即θA>θB, kA<kB。现比较个体选择每个策略时各种因素特别是异质性因素h0、s0所满足的条件。
1、如果策略1为最优。经过计算, 如果最优选择为策略1, 需要满足的条件有:
或
可以看到,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人力资本初始水平高于一定水平时会选择一直留在家乡, 同样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社会资本初始水平高于一定水平时也会选择一直留在家乡, 因为相对人力资本 (或社会资本) 较低的个体, 其流动过程中所损失的社会资本更多, 机会成本更大。因此, 人力资本初始水平越高, 社会资本初始水平越高, 越不容易发生流动。
2、如果策略2为最优。如果选择策略2, 需要满足:
由于左边的等式首先要大于1, 根据条件推断可知, 第一个不等式成立要求kB比kA大得多, 即B地比A地发达得多, 这样劳动力流动到B地所得到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足以弥补在外地社会资本积累得更慢的机会成本。第二个等式需要kB>1。综合可得若策略2为最优, 需要kB≫kA, 即外地的发达程度比家乡高得多。
从异质性因素来看, 给定其他因素不变, 如果劳动力选择一直留在外地是最优决策, 则人力资本初始水平h0应该在某一区间水平之内, 不能太低也不能高于某一值, 同时在家乡的初始社会资本s0应该较小。
3、如果策略3为最优。如果选择策略3, 需要满足:
结合h0>1的条件, 经过推导可知条件1和2相互矛盾, 因此这一策略不可能成为最优选择。
4、如果策略4为最优。如果选择策略4, 需要满足:
四、总结
总结对于四个策略为最优选择时的条件, 可以看到当劳动力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初始水平高于一定水平时会选择一直留在家乡;如果人力资本初始水平处于不低也不高于一定水平, 在家乡的初始社会资本较小时会选择一直在外地;而有一定的社会初始资本, 人力资本低于一定水平时会选择先在外地再回家乡。因此, 人力资本初始水平越高, 社会资本初始水平越高, 越不容易发生流动, 但对于发生流动的劳动力, 拥有较高的家乡社会资本, 较低人力资本的会产生回流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王桂新, 潘泽瀚, 陆燕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 2012.5.
[2]王化波.C.Cindy.Fan.省际间人口迁移流动及其原因探析[J].人口学刊, 2009.5.
新商业文明:企业要作出实质性转变 篇4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早在2008年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新旧商业体系交替之中的一次价值观危机。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国商业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体系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所有问题表明，世界在呼唤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旧商业文明是在英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基础上，以企业利润为中心；而新商业文明要求在新的格局中，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义，并为此作出实质性的转变。
新商业格局就要诞生了，“这是世界提供给中国企业的一次机遇。正是在商业秩序的变动和调整之中，中国企业真正开始有机会参与甚至制定新的商业游戏规则，参与世界商业体系的重建。这样就必须对企业家和企业的使命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理解”。马云曾呼吁，中国企业家应该行动起来，为世界商业体系重建而积极努力。众多的商业领袖同样坚信，中国的活力会在世界商业体系重组中迸发出来。世界一定会走向开放、承担、分享的新商业文明。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在新商业格局中，该怎样认识新商业文明?如何审视自己的企业使命?如何洞察规律，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商机，提前布局好企业战略，选择好适合企业的发展路径?被学术界认为是“海派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代表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中华慈善总会心动基金举办的“新商业文明，新商会”公益高峰论坛结束后，对本刊记者表述了自己的解答和分析：
《创新时代》：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该如何看待和认识新商业文明?
程恩富：关于新商业文明，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是“社会中心说”。这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来的，他认为新商业文明是以社会为中心，以开放、分享、责任和全球化这四个关键词为主要内涵的一种新型的商业文化。第二种是“融合说”。“新商业文明研究报告”里面提出，新商业文明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由电子商务引领的经济、社会、文化相互融合的一种文明范式和进步状态。第三种是“回归说”。在2010年9月份召开的“新商业文明论坛”提出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让商业回归人类，回归生活。这其中包含四个要素：拥有开放的产权机构和互动关系，追求透明的信息环境，倡导共有的分享机制，奉行对等的责任。
第四种说法是某些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新商业文明是在信息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社会资本共用性为前提，以共同消费为条件，以分享资源为目标的社会企业发展观。农业文明是正，工业文明是反，信息文明是合，信息文明是更高水平上的农业文明加工业文明。在新商业文明中，农业文明的自然人、工业文明的经济人，将融合为信息文明的以人为本之人，将社会网络嵌入经济行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将从自给自足经过分工专业化进行更高地融合。
《创新时代》：大家都在关注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认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该如何洞察规律，把握机遇?
程恩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有一种新的微观基础，而这种微观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作为微观的基础，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理论基础，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我们过去所强调的产权优先。然而，对于目前的民营企业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强调企业管理。而在新商业格局中，企业管理者要对自己企业的发展重新审视。
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称作优势资源的，不外乎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绝对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较低的自然资源；我们称作优势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外乎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这样一来，中国将陷入西方学者讲的“比较优势陷阱”。这样的产业结构安排和贸易格局，很难起到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效应。我国要想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必须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做法；主要寄希望于依赖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顺应新商业文明理念的障碍。中国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就是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告诉我们中国人，也不可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注重自主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很清楚，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工厂，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其核心之处就是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的企业要清楚地认识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就是拥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除此之外，还要对“利益相关者”有新的认识。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过去强调的是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发展，而新商业文明中不再仅仅强调“相关”，而是更加强调“利益共享”。从企业发展的目标来说，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区别，新的微观基础不仅强调利润导向，而且强调综合效益导向，从重视外延式发展逐步走向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注重加强技术改造、提高管理水平、强调社会责任，这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微观要求。
《创新时代》：新商业文明下，企业应如何作出实质性转变，就此，您对企业能否提些建议。
程恩富：企业发展要破除几个误区，一个是股东至上主义的产权神话，利润至上的经济人假设神话，效率至上的两权分离神话，还有资源约束至上的市场神话。
新商业文明是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的方向，这就要求，由“工业化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新商业文明是信息社会中企业经营理念的革命，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就要明确合理的利益目标，要有全面的共享机制，要有包容的管理文化，要有开放的合作理念，等等。
企业异质性理论 篇5
出口行为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自Bernard和Jensen (1995, 1999) 的实证研究引出了关于出口行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two-way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以来[1], 国外学者在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两者何者为因、何者为果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产生了两个逻辑相反的假说: (1) 认为生产率为因, 出口为果的自我选择效应 (self-selection effect) , 该假说强调沉没成本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使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需要支付较高的壁垒。相对于不出口的国内企业来说, 那些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有能力承受和消化出口市场带来的额外成本。出口企业往往具有优异的绩效水平 (exceptional export performance) 。这种高效率企业资源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被称为自我选择效应, 它取决于企业在考虑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做出的是否进行出口行为的前瞻性决策。 (2) 认为出口行为为因, 生产率为果的出口学习效应 (learning by exporting effect) , 即企业通过进入出口市场, 可获得新的生产技术、设计营销及管理经验, 这反过来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即进入国际市场会使企业得到锻炼, 提高自身效率水平。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随后许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企业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结果对两派假说互有支持。本文利用中国企业的微观层面 (micro-level) 数据验证两种假说, 考察它们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情况的解释力与适用性, 并分析中国企业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
1 文献评述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但出口通过何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尤其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 目前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一般认为, 出口可通过以下方式提高要素生产率: (1) 促进生产技术改进; (2) 扩大高生产率行业规模; (3) 扩大行业内高效企业市场份额。相关经验研究常用方法是从宏观角度把要素以外的残值作为技术变量估计总体全要素生产率来考察出口对一国技术水平的影响, 或者从中观角度以行业规模变动考察出口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然而,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视角已从宏观转向微观, 关于出口对企业作用的研究, Krugman (1979) 首次使用产业组织分析方法建立起不完全竞争和存在外部经济的国际贸易模型时转向微观领域[2], 之后Melitz (2003) 把企业边际成本异质性假设引入Krugman模型, 建立了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和产业生产率一般均衡模型, 认为由于存在出口沉没成本, 只有边际成本低的企业才能进入国际市场, 企业的出口行为是由企业生产率内生决定的, 企业通过生产率的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即存在所谓的出口自选择效应 (self-selection effect) , 通过出口能提高企业进而行业的生产率[4]。Bernard, Eaton, Jenson和Kortum (2003) 建立了一个静态的包括异质企业、不完全竞争、差异国家要素禀赋和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比较优势模型, 得到类似结论, 即只有高效企业才能出口, 低效企业只能留在国内市场[5]。
而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却领先于理论模型, 其开拓者首推Bernard和Jensen (1995) , 为以后的新—新贸易理论 (New-new Trade Theory) 诞生提供了现实依据[5], 也为其之后的理论拓展与经验分析的深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Bernard和Jensen (1995) 测算了56000家美国制造业企业1976～1987年的出口行为与生产率Bernard和Jensen (1995) 之后, 关于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水平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 研究对象也由最初的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 逐步扩展至新兴经济体 (New Industrial Economies, NIEs) 和发展中国家。结果发现, 不同类型国家的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 (micro-level data) 对于两个假说互有支持。
1.1 发达国家企业的经验分析
继Bernard和Jensen (1995) 之后, Jensen和Musick (1996) 对美国制造业企业1987～199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进行了研究, 发现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非出口企业且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出口, 即自我选择效应明显, 但是出口学习效应不明显[6]。Bernard和Jensen (1999) 又利用美国1984～199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每年包含企业50000～60000家, 结果支持自我选择效应与出口学习效应[1]。之后1983～1992年的美国数据也表明, 出口市场的新进入者与非出口企业两年前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而且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要快很多 (grow faster) , 即支持自我选择效应, 不支持出口学习效应。他们的实证模型采用的是二项选择模型Wagner (2002) 发展了B-J模型, 建立了一个匹配企业模型, 并利用德国1978～1989年的数据做了实证研究。匹配企业模型要求研究的两组企业的初始状态 (initial state) [7]。
Girma, Kneller及Pisu (2005) 用英国5332家企业数据进行验证。他们利用随机占优检验方法, 发现跨国公司生产率分布占优于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生产率占优于非出口企业[8]。Castellani (2002) 对1989～1994年意大利企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结果支持自我选择效应, 但不支持出口学习效应。他认为生产率的增长不仅与出口有关, 亦与企业的出口程度有关。只有当企业的出口程度达到75%时, 才可能发生出口学习效应[9]。
1.2 发展中国家 (地区) 企业的经验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研究大多也是基于B-J模型的。Aw, Chung和Roberts (2000) 分别对1981～1991年的中国台湾企业数据和1983～1993年韩国企业的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台湾的出口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的劳动生产率比国内企业的高, 支持自我选择效应。同时出口企业比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13.3%～18.9%, 也支持出口学习效应。韩国出口企业的TFP并不比国内企业高, 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 但是出口学习效应明显[10]。而Sjoholm (1999) 对印尼进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分析, 同样得到类似的结论外, 还发现出口企业中出口产出比越大, 生产率增长越快[11]。Hahn (2004) 对1990～1998年韩国580个产业的企业做了经验分析, 发现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国内企业高, 但两者之间的TFP水平差别不大, 证明存在出口学习效应[12]。
综上, 国外对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实证研究更是涵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自选择效应检验结果较一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出口自选择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却不尽相同, 发达国家出口学习效应不显著, 发展中国家中部分显著, 部分则并不显著, 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2 数据采集说明及处理
我们选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Qin (秦) 《中国企业财务信息分析库》④, 部分企业信息数据由来自于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的报告的相应数据补充完整, 共包含了食品、纺织及机械设备等7个制造业行业⑤中352家企业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2～2007年, 为了更好地考察企业特性, 我们将样本期间分为两个阶段:2002～2004年, 2005～2007年。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Qin (秦) 《中国企业财务信息分析库》
其中, 按照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的标准, 出口商定义为出口额占总销售额超过10%的企业, 这也称为国际化企业的最低门槛。出口企业合计占2007年样本企业总数的38.54%。
研究企业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需确定企业生产率指标。以往研究中, 多数以人均产出、销售额等为因变量, 无法真实反映出各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考察出口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通常认为要素投入增长是企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与企业生产率提高无关。劳动要素的增加, 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增加能够提高劳动力技术水平, 提高分工效率, 因此可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附加值是企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新价值, 是显示企业活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以人均附加值代替人均产出, 以资本附加值代替资本存量, 分别用以衡量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可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除资本、劳动等要素外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效率综合, 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效应和效率提高;还可反映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由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规模经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不可识别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无法从总产出中直接计算出来, 通常采用计算除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后的“余值”方法得到。本文在传统C-D生产函数法基础上, 考虑企业规模及人力资本因素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以更准确衡量出口带来的不可识别效率的变化。我们将企业生产函数设为:
lnYit=αi0+βitlnKit+γitlnRit+εit
R=EM, S, U
其中, Yit, Kit, Rit分别是企业i在t年的产出、资本、劳动;EM为员工规模, S为技术工人人数, U为生产性工人人数, α、β分别是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为:
TFPit=Exp (lnYit-βitlnKit-γitlnRit)
3 实证模型建立
我们采用Bernard和Jensen (1995, 1999, 2001) 的研究方法, 考察关于企业出口行为及其生产率的双向因果关系的两个假说。其中认为生产率为因, 出口为果的假说, 即认为只有高生产率才倾向于进入出口市场的假说称为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 (self-selection effect) ;认为出口行为为因, 生产率水平为果的假说, 即认为企业因出口致使生产率水平提升, 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⑥的生产率水平的⑦, 称为出口学习效应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为使研究重点突出, 虚拟变量只取地区而不取行业间的。
3.1 自我选择效应
对于企业自我选择效应 (self-selection effect) 的检验, 一般需求验证目前存在于出口市场的企业与不出口企业在最近几年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这需要选择所有在t年出口企业与不出口企业⑨, 通过对 (t-3) 年的两类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来检验出口选择效应。检验方程为:
lnLPit-3=α+βExportit+cControlit-3+eit
其中, i表示企业, T代表年份, LP代表劳动生产率 (labor productivity) 。Export是一个表示企业当前出口状况的虚拟变量 (dummy) , β=1表示企业在T年出口, β=0表示T年该企业不出口。Control是一个控制变量向量:同一地区变量为1, 不同地区变量为0。β表明当前出口企业与不出口企业在3年前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通过估计β可以估计当年已经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与不出口企业3年前的劳动生产率差异。e为误差项, 包含除出口行为外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其他因素, 主要是一些无法观测到的企业特有特征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出口升水为100 (exp (β) -1) 。
具体可分解为两部分: (1) 企业“静态生产率优势”, (2) 企业“生产率增长优势”。前者表现为更高的生产率水平, 后者表现为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静态生产率优势检验方程为:
lnLPit=α+βExportit+θilnRit+λRegioni+εit
lnLPi0+α+βExportiT+θilnRi0+λRegioni+εi
R=EM, U, S
其中, 下标i表示企业, 0表示期初, t表示年份, ε为误差项。X表示企业特有特征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⑩, Export表示出口虚拟变量 (11) , EM, S, U分别为企业员工规模、技术工人数和企业生产性工人数, Region是企业所在地虚拟变量;以上各项取对数, 出口特征系数β的估计值可表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差异程度。
生产率增长优势检验方程为:
R=EM, U, S
各项含义同静态生产率优势检验方程, 不再赘述。
3.2 出口学习效应
一般认为出口学习效应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是由于出口企业可以从竞争对手和顾客那里获得新信息, 从国际市场上得到锻炼成长, 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衡量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计算出口升水 (export premium) 以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来衡量, 其基本模型形式为:
lnLPiT=α+βExportiT+cControliT+eiT
其中, 下标i代表企业, T代表年份, LP代表劳动生产率 (labor productivity) 。Export是一个表示企业当前出口状况的虚拟变量 (dummy) , β=1表示企业在T年出口, β=0表示T年该企业不出口。Control是一个控制变量向量, 由4位的产业变量组成:同一产业变量为1, 不同产业变量为0;另外, 同一地区变量为1, 不同地区变量为0, e为误差项。出口升水为100 (exp (β) -1) 。
我们考虑企业规模及所处地区等因素, 考察各种企业行为 (开始出口、持续出口、退出出口市场等) , 区分企业出口潜在利益, 以此检验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基本模型为:
lnLPiT-lnLPi0=α+β1StartiT+β2BothiT+β3StopiT+λRegioni+γlnYi0+εi
其中, 虚拟变量 (dummy) 的含义为:
StartiT=1, 如果 (Exporti0=0) 与 (ExportiT=1) , 表示开始出口;
BothiT=1, 如果 (Exporti0=1) 与 (ExportiT=1) , 表示持续出口;
StopiT=1, 如果 (Exporti0=1) 与 (ExportiT=0) , 表示退出出口市场。
回归系数β1, β2, β3是开始出口、持续出口、退出出口市场的企业同非出口企业在期初期末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的估计系数, 可表示各种企业行为对企业生产率增长作用差异程度。Y为企业产出。β1表明了出口学习效应。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自我选择效应显著
根据出口升水公式, 表3给出了出口企业与不出口企业之异质性。其中, 第2列和第4列分别为无条件下的出口升水以及条件下的出口升水。前者是指对于样本企业所处行业、所处地区等其他差异性不控制下的出口升水, 后者则是排除了这些外生因素后的出口升水。由表3可知, 除了人均资本一项外, 出口企业在各方面相对于不出口企业来说都具有优势 (superiority of exports) , 尤以员工人数为最, 无条件下的出口升水值以及条件下的出口升水值分别达到325.86%与142.85%。
注:***为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0%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前期生产率特征和后期增长情况, 我们应用STATA10.0软件, 从选出各阶段期初出口的企业, 比较不同类型企业4项生产率指标的初始水平和后期增长率。表4给出不同类型企业生产率初始差异。员工数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显著为正;劳动生产率在控制企业规模和区分劳动力类型后显著为正;全要素生产率 (TFP) 除第一阶段两个值外也显著为正, 资本密集度则显示出较大差异。结果表明:与非出口企业相比, 出口企业某些特征在其出口前就已出现。通过上述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出口企业在出口前已在员工规模、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密集度等方面具备优势。这些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阶段的表现可以通过相应时期的企业员工规模、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资本密集度4项指标的变动反映出来。
注:***为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0%水平上显著。
通常认为潜在出口企业在其出口前生产率增长应高于非出口企业。为验证该假定, 本文考察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差异, 以发现出口是否“引起”了更高的生产率。具体地, 分别从样本企业中找出各阶段初期不出口的企业, 通过回归估计出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等4项指标年均增长率差异。结果显示, 4项指标系数估计值大多数为负, 或少数值在10%水平上显著, 其他均不显著。这表明潜在出口企业在其出口前生产率增长应高于非出口企业的假定不成立, 见表5。
注:***为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0%水平上显著。
本文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 出口企业员工规模、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等均优于非出口企业;且潜在出口企业的员工规模、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4项指标均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 然而这种生产率增长优势并没有在成为出口企业前显著地高于非出口企业, 存在明显的自我选择效应 (self-selection effect) 。
4.2 出口学习效应不显著
出口学习效应的检验, 需要把样本公司分为不同类型 (13) 进行分别考察, 回归后可估计不同类型企业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系数β1, β2, β3表示开始出口、持续出口、停止出口企业各生产率指标的年均增长差异。由于样本中企业不存在由停止出口的情况, 故表6仅有β1, β2估计值。回归结果显示, 除个别生产率指标值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外, 大部分回归系数为负, 或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样本企业出口学习效应不明显。
注:***为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t值。
5 结 论
我们运用中国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双向因果关系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选择效应显著, 具体表现为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显示出来的企业诸多特征上的优越性 (superiority) , 如全要素生产率 (TFP) 、附加值、员工人数、公司规模等等。结果发现样本企业虽然存在自我选择效应, 却仅表现为静态的生产率水平优势, 在出口前没有出现较高的生产率增长。这说明企业微观层面上的自我选择效应在宏观上表现为国家的比较优势, 即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利用其所处行业与自身特征,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 进入国际市场。此外, 研究结果也表明样本企业并不存在出口学习效应, 进一步考察发现样本公司出口商品多为技术熟练的中低技术产品 (14) , 且出口目标市场多为技术水平不高国家市场。这种出口产品结构和贸易格局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步有限, 进而使出口学习效应为负或不显著。因此, 中国企业仍需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贸易地理方向上努力提高。
然而研究资源和条件有限, 样本容量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果可以得到容量更大、时间跨度更长的企业微观层面数据, 加入行业间的虚拟变量, 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全面准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容量进一步验证结果, 也可以从出口程度 (15) 、出口何种产品以及出口的目的地等方面, 而不仅仅是从企业是否出口的决策方面来研究出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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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joholm Frederic.Exports, Imports and Productivity:Results from Indonesian Establishment Data[J].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705～715
企业异质性理论 篇6
贸易理论演进经历了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即新新贸易理论三个阶段的发展。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产业间贸易”,新贸易理论解释“产业内贸易”,二者均以产业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认为企业是同质的典型企业,即一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要么都从事出口,要么都不出口。 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企业并不是同质的,即不能把同一产业中的所有企业同质化,因为在微观特征上不同企业之间都存在差异,在同一产业中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并存是一般现象。传统理论对此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就要求新的贸易理论的出现,异质性企业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之一(柴忠东、施惠家 [1];陈丽丽 [2])。
Melitz建立的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模型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首创经典之作,该模型显示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国外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国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从而使资源在产业内向更有效率的企业配置,提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3]。Bernard等也提出了一个国际贸易模型并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产业内,较低的贸易成本和产品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反应,生产率低的企业可能倒闭,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则会向国外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4]。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研究生产率对于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指出企业会根据自己的生产率状况来决定自己的国际化方式,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成为跨国公司,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5]。这些经典模型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邓翔、路征 [6];樊瑛 [7])。
一些基于发达国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现实中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行为规律基本符合异质性企业理论的预期,即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服务本国市场,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由于企业数据的可获性,目前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唐宜红和林发勤运用中国200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Melitz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出口,外资企业和东部企业更容易出口[8]。李春顶运用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出口型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高于国内市场型企业,说明生产率的高低确实是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决定因素[9]。晏玲菊运用中国机械制造业104家上市公司1999—2007年的数据检验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出口企业的员工数更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都较高的结论[10]。易靖韬运用浙江省2001—2003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企业最大化其未来回报来构建最优出口参与模型,采用随机效应二项分Probit模型对影响出口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非常显著,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11]。还有一些类似的研究,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异质性企业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种基于上市公司、区域性小样本企业或截面数据的检验有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运用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进一步检验似乎仍有必要。考虑到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生产率越高出口规模越大”的双重内涵,本文将基于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16个行业的企业数据从两个角度进行检验,首先以“出口状态发生变化的企业(由出口转为不出口,或相反)”为样本检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状态(是否出口)之间的关系,然后以“一直保持出口的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全面、多角度地理解我国企业市场选择行为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微观基础,探索异质性企业理论在我国的应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工业普查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1998—2007年共10年时间,平均每年收录企业30余万家,但由于其中2004年与其他年份的统计数据有所不同,不能与整体数据相匹配,故而无法利用。考虑本文主要检验企业异质性和出口之间的关系,出口较为集中的行业更能有效说明问题,因此,我们选取制造业中出口比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14个行业作为考察对象。具体行业及其代码是:农副食品加工业 (13)、食品制造业(14)、饮料制造业(15)、纺织业(1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造纸及纸制品业(2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医药制造业(27)、橡胶制品业(29)、塑料制品业(30)、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金属制品业(34)、通用设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
由于数据库中每年收录的企业不完全相同,为了满足面板数据分析的需要,首先必须筛选出1998—2007年间(2004年缺失)持续存在的企业,然后再剔除其中的“特异企业”,即可得到符合实证分析要求的企业样本。具体剔除办法参考谢千里等人的做法:(1)剔除就业人数少于八个人的企业,因为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异常值来自这些没有可靠会计系统的个体户;(2)剔除数据不全和数据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企业,由于实际生产经营中的某些特殊原因以及数据调查中的各种误差,导致一些企业的部分指标值缺失或取值不合理,如产出、固定资产为负数等[12]。经过这一过程,共筛选出10 429家企业。
但到此还没有结束,我们根据这10 429家企业在1998—2007年期间出口状态的变化情况,将其进一步分为三类:(1)一直出口的企业,该类企业在整个样本考察期内一直保持出口,计 2 598家;(2)出口状态变化的企业,该类企业在样本考察期内或者由不出口转换为出口,或者由出口转为不出口,当然也包括状态多次变换的企业,计 3 523 家;(3)一直不出口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整个样本考察期内都没有出口,计 4 308家。为了更具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我们以“出口状态发生变化”的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状态之间的关系,以“一直出口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异质性(全球要素生产率)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
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在计算实证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数值时,所用基础数据均用相应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均以1998年为基期。
代表企业异质性的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测算。企业i在t年的生产函数可写成:
lnYit=α+β1lnKit+β2lnLit+eit (1)
式中,Yit,Kit,Lit分别表示企业i在t年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本文分别采用工业增加值、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三个相对应的指标。 由(1)式可知, 全要素生产率可表示为:
TFPit=Exp(lnYit-β1lnKit-β2lnLit) (2)
从方程(1)和(2)可以看出,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关键是要得到β1和β2两个系数的估计值。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本文针对每个行业的生产函数单独求解,即利用上述1998—2007年企业样本数据,分别求得这14个行业各自的生产函数,进而算出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3 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状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这里我们采用如式(3)所示的简单方程来直观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状态之间的关系。
EXit=c+lnTFPit+eit (3)
其中:EXit为企业i在t年的出口状态,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若企业i在t年有出口则取值1,否则取值0;TFPit为企业i在t年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企业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行业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要分行业进行回归。经F检验和Hausman检验,各方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有9个行业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饮料制造业(15)、纺织业(1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医药制造业(27)、橡胶制造业(29)、通用设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和造纸及纸制品业(18)在5%水平上通过检验,相关系数全部为正,说明在这些行业的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符合异质性企业理论的预期,即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不出口;其余5个行业即农副食品加工业(13)、食品制造业(14)、塑料制品业(30)、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金属制品业(34)没有通过检验,可以认为在这些行业中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与生产率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察的全部14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占64.29%)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非出口企业,有5个行业(占35.71%)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总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与异质企业理论是基本相吻合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得到与异质性企业理论预期相悖的结果。
尽管我们做出了上述基本判断,但似乎意犹未尽,结果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毕竟有5个行业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众所周知,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发展路径、企业控制权所属、对国内外市场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自然会问,这是否会导致内外资企业在国内外市场选择上遵循不同的规律?上述回归结果是由此造成的还是另有原因?为此,下面将对内外资企业进行分类检验。我们仍然采用方程(3),检验过程同上,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内外资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状态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对于内资企业样本,所有14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13)、饮料制造业(15)、纺织业(1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化学纤维制造业(28)、橡胶制品业(29)、通用设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造纸及纸制品业(22)在5%水平上通过检验;塑料制品业(30)在10%水平上通过检验,相关系数均为正。未通过检验的4个行业分别是食品制造业(14)、医药制造业(27)、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以及金属制品业(34)。下面对此做出尝试性解释: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食品质量标准偏低,监管不力,导致内销食品与出口食品质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一般来说,出口食品质量可能会好一些,出口食品价格也因此可能会高一些,但由于高质量必然要求更高的运营支出,从而可能制约出口食品制造企业用于改善生产率的投入,其结果是国内出口食品制造企业的生产率未必会很高;反观内销企业,可能由于“因陋就简”而获得可观的报酬,这可能是食品制造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行为关系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供应商,原料药一直占我国医药保健品出口份额的一半以上,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以原料药为主导的出口格局,加之国内药品市场不完善、价格虚高等原因,导致我国内外销医药制造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别。国内金属产品价格在1998—2001年处于低位盘整期,但从2002年开始随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快速重新启动乃至过热,钢材、铝合金等产品价格迅速攀升,直到样本考察期最后的一年2007年仍一直维持在高位。以普通线材和螺纹钢价格为例,从1998年的2 200~2 300元/吨一直上升到2007年的3 600~3 700元/吨。这段时间可以被认为是国内金属产品市场的黄金期,而出口市场则贸易摩擦不断,此消彼长,两个金属行业内外销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异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如果剔除国内市场的不完善性和特殊时期的特异性,可以认为内资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是与异质企业理论严格相符的。
对于外资企业样本,只有4个行业通过检验,而其余10个行业都未通过检验。在通过检验的行业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5)在1%水平通过检验,医药制造业(27)在5%水平上通过检验,农副食品加工业(13)在10%水平上通过检验。前三行业系数均为正,与异质企业理论的预期一致;至于农副食品加工业的系数为负,得出了与异质企业理论相反的结论,可能与外资企业在一些细分行业的垄断地位有关。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外企控股比例限制的逐步取消和外商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外资对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并购活动日益活跃,并在一些细分行业特别是大宗产品领域上逐步取得垄断地位。以食用油为例,2007年,在企业数量上外资企业只占6.2%,但却控制着全国45.6%的产量;同样,在大豆、花卉种子、玉米等产业,外资企业也拥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可能正是利用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控制产品定价权,从而获得较高的回报和生产率。
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未通过检验的所有行业,尤其是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都是我国加工贸易集中的行业。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一直是我国加工贸易的重要主体,同时加工贸易也是外资企业从事出口的主导形式。仅以样本考察期最后一年2007年为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其全部出口比重达74.97%,占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比例更是高达84.32%。众所周知,加工贸易是全球生产网络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那些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一般只从事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其目标市场选择等战略性行为往往同时受控于其境外母公司和网络领导厂商,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率等企业自身因素;另外这类企业两头在外,大多讨价还价能力低下,所创造价值的大部分或为领导厂商所榨取,或通过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转移到境外母公司,统计上的数据往往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的生产率和竞争能力。事实上,这些企业中相当大的部分虽然在法律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但从公司治理及经济学意义上看并非独立的企业,而仅仅是境外企业设在我国境内,利用我国廉价资源为其赚取高额利润的“车间”,其目标市场的选择不同于内资企业,不符合理论预期也就不足为奇。因此,一些行业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状态的关系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与异质企业理论并不冲突,而是由于特殊的经济实体与贸易形式而导致。
4 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规模关系的检验
为了准确检验生产率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我们引入可能影响出口规模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给出如下面版数据模型:
lnEXit=C+lnTFPit+lnSLit+lnNPit+lnMEit+eit (4)
其中:EXit为企业i在t年的出口额;TFPit为企业i在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SLit为企业i在t年的人均工资,代表企业的人力资源水平,一般而言较高的工资水平意味着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状况;NPit为企业i在t年的新产品产值率,代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新产品的多寡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外在表现;MEit为企业i在t年的人均管理费用,代表管理水平,较高的管理费用往往与先进的管理设备和手段、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亦即较高的管理水平相联系。
同样经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4个行业分别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从表3可知,所有14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在1%或5%水平上通过检验,而且系数全部为正,各行业的简单平均值为0.32,在所有变量中是最高的(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行业计算)。说明生产率不仅与出口规模密切相关,而且作用重大。对一直保持出口的企业而言,“生产率越高,出口规模越大”的论断在所有行业、内外资企业都严格成立。需要指出,此处我们并没有对内外资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其理由是:外资企业尤其是那些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虽然其是否出口等战略性行为受制于网络领导厂商和境外母公司,但出口规模等战术层面的行为仍取决于其自身因素。上述回归结果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对非独立性企业而言,“生产率与出口状态无关,而与出口规模高度相关”本身并不矛盾。
下面再看一下其它因素。人均工资有12个行业在1%或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全部为正,只有饮料制造业(15)和医药制造业(27)两个行业没有通过检验。说明总体上人力资源对扩大出口规模具有重要作用;至于饮料和医药制造业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与一些大规模出口企业以低端产品为主有关,低端产品往往与低端劳动力及低工资相联系。
技术创新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重要。新产品产值率与出口规模的关系在14个行业中只有4个行业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10个行业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样多的行业没有通过检验,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大多数行业主要还是以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一些企业开发的新产品不能完全满足国际市场需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检验的4个行业,纺织业(1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26)、专用设备制造业(36)都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仅仅是低成本,技术创新也逐渐成为这些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
人均管理费用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有8个产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通过检验的6个行业中,食品制造业(14)和塑料制品业(30)的系数为负,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26)、医药制造业(27)和通用设备制造业(35)的系数为正。这样一种复杂的格局,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环节而管理环节薄弱这一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些企业中可能仍然存在诸如管理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先进的管理设备与手段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内部分配不合理、管理人员工资虚高等问题。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异质企业理论前提下,选取制造业中14个主要出口行业,将出口状态变化和一直出口的企业样本区分开来,分别对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状态及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剔除市场不完善性和企业非独立性等因素,总体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内资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基本符合异质企业理论的预期,即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且生产率越高则出口规模越大,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仅仅或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2)虽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出口状态与生产率的关系上都在一些行业未通过检验,但其产生的根源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行业,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非独立性。在这些行业中,一些企业的战略决策严重受制于领导厂商和境外母公司,其自身往往只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只是外商利用我国廉价资源为其赚取高额利润的“车间”。而内资企业未通过检验的几个行业,都与国内市场的不完善性或特殊时期市场的特异性有关。(3)综合各行业的情况看,与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因素相比,生产率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最为显著和稳定,对出口规模的影响作用也最大,可以认为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出口竞争能力最为重要、稳定的因素。
本文的研究方法虽然有些简单,但以上分析和结论对我国制订贸易及相关政策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1)尊重和保护企业的多样性。企业异质性理论本质上讨论的企业异质性与市场选择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在国内国际市场之间选择,也包括在国外不同市场之间选择,而且不同的地域市场往往与不同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企业的多样性即等同于保护市场与产品的多样性,这对于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兼顾行业与企业特征实行差别待遇。我国现行贸易差别待遇政策主要基于行业而制定,这种做法虽然简单、易于操作,但忽视贸易微观主体之间差别的“一刀切”做法难免有失偏颇,兼顾行业和企业特征的贸易政策可能更能反映贸易产生与发展的本质。(3)引导外资企业提高根植性与独立性。外资企业尤其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根植性不足,在于其“身体”在内、“头脑”在外的治理结构,因此,吸引构成企业“头脑”的决策中心和技术中心向我国转移,提高外资企业的根植性和独立性,对于改善利用外资效果、提高对外贸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4)不断完善国内市场环境。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更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在国内外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
摘要：基于异质企业模型,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14个行业的企业数据,从两方面检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状态(出口与否)之间关系的检验和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本符合异质企业模型的预测,即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且生产率越高出口规模越大,而生产率低的企业仅仅或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但这一关系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别。此外,虽然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因素亦对企业出口规模有显著作用,但总体上看生产率仍然是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中最为稳定、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异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口,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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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理论 篇7
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企业稳定、发展和提升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一些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其中管理团队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自Hambrick和Mason在1984年提出高层管理团队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的概念以后, 国内外学者们对此开始大量的研究。作为企业的掌舵者, 高层管理团队决定着企业的战略目标、组织文化、人力资源和决策实施, 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不同的管理团队由于其成员背景、组织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学术界通常称其为团队的异质性。对管理团队的研究也正是从异质性开始。对于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 Tihanyi (2001) 将其分为表层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深层的异质性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将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放在外部环境中, 分析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形成主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 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能够增加企业创新行为 (Boeker, W., 1997;Amason, A.C.1997;魏立群, 2002) ;第二种观点, 认为异质性会阻碍创新行为, 同质性反而可能更为有效 (Jackson, 1992) ;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团队存在异质性的不同方面对企业创新有不同的效果 (Hambrick, 1990;Christophe, 1998;许燕, 2006) , 这个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的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而多变, 一成不变的说法很难再去解释日新月异的变化。
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 发掘出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更合理的关系, 并试着加入一些调节变量去完善这种关系。最后通过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相关文献回顾
West和Schwenk (1996) 认为, TMT是指能够参与战略决策以及战略实施的公司高层经理的相关小群体, 包括CEO、CFO、总经理以及直接向他们汇报工作的各部门高级经理。这一概念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谢凤华等 (2008) 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对TMT在企业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认为公司TMT在形成公司战略、做出结构性反应中体现出来的能力, 是组织应对当今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所必备的。
学者们对从不同视角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进行了分类研究, Susan (2003) 根据与异质性的关联程度, 将其分为任务相关的异质性和关系取向的异质性, 任务相关的异质性是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等能力相关的特质, 如工作年限、教育等;而关系取向的异质性包括人口统计学的变量, 如年龄、性别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 它们主要影响人际关系的形成, 但通常不直接对绩效产生影响。根据异质性的表现程度, 还可以分为易观察特质的异质性和深层特质异质性, 前者包括年龄、性别和种族;后者包括人格和态度等的差异。这两种分类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清晰, 但实际内容上互相交叉, 容易使人混淆。为避免产生混淆, 本文把TMT异质性从三个维度进行分类:一是易观察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表层差异, 包括TMT的年龄、性别、国籍等差异;二是与任务相关的易观察的表层差异, 包括TMT的工作年限、任期调动、学历和教育背景等差异;三是难以观察的深层特质差异, 包括TMT的价值观、人格、偏好、认知差异等方面的差异, 这些差异对任务达成可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高层管理团队的创新绩效是影响整个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企业的创新绩效, 从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创新绩效作为切入点具有很强的依据。团队创新绩效一般是指在团队里有意识地运用某些有新意的观点、过程或方法, 有效地提高了团队创新的结果。高层管理团队创新绩效既可通过创新行为与结果来判断, 也可以通过创新能力来测量, 即TMT创新绩效带来的企业效率效果目标的实现和促使企业不断发展提高的创新能力。
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是企业战略的总策划者和制定者, 也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缔造者。高层管理团队创新能力的提高, 势必会带动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 最大化企业的创新行为与结果。这一点已被众多的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具体实践所证实。无论是风靡全球的苹果和戴尔, 还是海尔、吉利、蒙牛、联想等国内知名企业的高层无不追寻着创新能力的提高, 并最终为整个企业带来了先机和发展。
综上所述, 高层管理团队的创新绩效是一些行为, 也可以是一个结果, 甚至可以是一种能力。从企业运作过程上看, 创新绩效的增加体现在企业或团队创新能力的提高上。这种能力会引发一些新的行为, 导致一个理想的结果, 进而反过来促进能力的提高。如此良性循环, 整个企业将会不断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三、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自上世纪末, 随着创新对企业重要性日益显现, 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团队尤其是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和影响, 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Hambrick和Mason (1984) 等学者认为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异质性意味着他们认知基础存在差异, 团队成员间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信息以及对问题的见解, 帮助团队进行积极的讨论, 能及时捕获外界环境存在的机会与危险、内部环境的优势与劣势, 这样有利于高层管理团队做出高质量的决策, 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而另外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与异质性的高层管理团队不同, 同质性的高层管理团队由于成员具有类似的社会背景、教育和工作经历, 能够促进他们更充分的沟通, 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凝聚力, 因而与团队的创新绩效正相关。例如, Hambrick和Mason (1984) 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内部的一致将能够有效地避免内部过程损失, 使得高层管理团队能快速做出有效的战略决策。
由此可见, 早期的研究对异质性造成企业创新绩效变化的研究只是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定义, 并未明确指出异质性的作用, 更没有细化关于异质性的不同因素。90年代以来, 国内的学者开始关注团队异质性问题, 目前基本形成三种观点:一是部分异质的因素会提高创新绩效, 如TMT成员的职称、毕业院校等差异;二是部分异质的因素会抑制创新的发生, 如TMT成员任期、教育专业等差异;三是部分异质因素对创新行为的发生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如年龄、工龄等差异。
对于能促进创新绩效的因素, 谢凤华 (2008)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 TMT成员的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的显著影响。高层管理团队性别、职称、毕业院校差异与团队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刘惠琴 (2008) 。古家军和胡蓓 (2008) 通过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高层管理团队知识结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李华晶、张玉利 (2006) 则从高层管理团队技术性背景出发, 认为高管团队中具有技术性背景成员数量与企业创新呈正相关关系。对于抑制创新绩效的因素, 谢凤华 (2008) 认为TMT成员任期异质性对创新过程绩效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张衡等人 (2008) 通过对深沪两市64个上市创业企业2005~2007年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创业团队教育专业异质性和创业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负相关[9]。对于尚未下结论的因素, 刘惠琴 (2008) 认为年龄、工龄以及学位差异与团队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当今越来越多的企业用人不再局限于泛泛的年龄、工龄等表面因素, 而越发倾向于人员的能力、性格、期望等深层差异。
本文认为TMT的知识结构异质性、技术异质性等深层差异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原因在于团队成员一定的知识、技术等的差异, 将促进团队的知识技术共享, 使团队的无形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这些差异的存在更可能引发过程冲突和任务冲突, 而适度的过程冲突和任务冲突是积极的、功能正常的。这些共享和冲突会使团队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资源, 这些资源是企业创新的基础。而TMT的任期差异、多变的高层更换等会抑制创新绩效, 原因在于TMT成员的组成会随之经常改变, 导致不稳定的成员关系, 每个成员随着每一次变故都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从而降低了团队运作效率, 也可能间接降低了创新绩效。而诸如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差异一般对创新绩效无显著相关影响。对于年龄、性别等差异的存在, TMT成员发生人际冲突的可能性会缩小, 这是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而同一年龄段或者同性成员因为人生阅历、价值观等的相似性, 往往较容易形成合作的小团体, 反之, 不同年龄、性别的成员则容易形成交往代沟, 会影响合作和共享的质量。因此, 这些异质性的存在, 往往对创新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影响。同时, 笔者发现, 对于教育水平这个维度, 有支持造成正面效用的说法, 有支持造成反面效用的说法, 亦有支持不造成显著影响的说法。首先, 可以初步判定这个维度本身不具备效度, 不一样类型的团队或者考察方式有不同的结果。其次, 所谓教育水平, 即整个团队组成的学历单一 (比如大部分成员都是本科) , 或者是多样化 (比如从高中到博士成员数量呈正态分布) , 单从这方面考虑, 似乎很难决断哪样的团队类型比较高效, 有的团队确实需要相同教育水平的成员一起工作, 而有的团队工作却涵盖了基础程序化的工作到高级非程序化的工作, 需要安排不同学历资质的成员去协调完成。
四、任务性质和组织背景等变量的调节效应
除了TMT成员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外, 学者们认为任务的性质、时间的因素、环境的变化等方面也都会对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例如, Jackson (1991) 的研究认为当将效率作为团队绩效的核心目标时, 团队异质性将阻碍团队绩效的提高, 而当团队需要完成创造性任务时, 异质性将促进绩效的提高, 即团队异质性与绩效的关系受任务类型的调节。当任务是简单而程序化时, 同质性的团队效率更高;当任务是复杂非程序化的, 异质性的团队效率更高。Richard (2000) 等研究发现, 时间也是重要的调节变量, 团队发展阶段不同异质性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当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时, 团队异质性对公司的绩效提高是有益的, 而当公司处于规模缩小时期, 团队异质性的作用则是有害的。国内学者刘嘉和许燕 (2006) 等人则研究了社会背景、组织背景等其到的调节作用。目前, 关于各种异质性研究层出不穷, 但对于异质性对于企业最终导向的界定尚留有余地, 特别是对于这些变量的调节作用还鲜有成熟的实证研究。为此, 系统考虑高层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及综合分析任务特征、时间、社会背景等变量的调节效应, 以此构建理论框架, 并进而进行实证分析, 或许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为出发点, 界定了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 对前人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和评价, 同时讨论了其他一些相关的中间调节变量。
在分析TMT异质性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时, 作为自变量, 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主要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易观察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表层差异 (年龄、性别、国籍等差异) , 与任务相关的易观察的表层差异 (工作年限、和教育背景等差异) 和深层特质差异 (价值观、人格等) , 这些差异的存在会对应变量的大小起到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从这些作用力或影响力上来说, 可以下这样的结论:TMT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或者是表层差异一般对企业创新没有显著作用, 甚至会抑制这样的效果。而诸如知识构成等深层差异, 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工作冲突或者任务冲突, 这种冲突对创新绩效的提高一般是有积极意义的。
目前, 团队异质性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从不同类型的异质性去探索结果的导向, 虽然各项调节变量也逐渐被人认识到, 但尚存不足。第一, 在不同情境下, 企业对于TMT异质性的接受性往往不同, 某些情境下可能需要TMT成员的异质性的存在,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完全相反。因此对于完善异质性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 把握不同情境下对异质性接受程度的大小, 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第二, 对于异质性问题的本身, 其实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认为, 对于团队成员的异质性本身, 就存在异质性的大小的程度差异和异质性的组合差异。对于差异大小程度来说, TMT团队异质性不是越大越好, 当差异程度过大时, 可能反而影响交流, 频繁产生理解障碍, 因此也许会存在一个合理的知识差异程度点。对于异质性的组合特征, TMT团队知识异质性和年龄、性别、职位等的不同组合也将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团队共享和冲突, 进而对知识的传递、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 对于组织行为学中的人格差异, 其作为异质性的一个变量或许也可以加入到团队尤其是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研究中来, 在现实的企业中, 管理团队的领导者的个人人格特质, 往往决定了团队的异质性组合方式, 一个鼓励团队内知识冲突和共享的领导者, 势必倾向于打造一个高差异的团队。
总之, TMT异质性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随着组织复杂性的增加而变大。差异必然引发团队共享和冲突, 而共享和冲突均是双刃剑, 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是可以用正面或者反面去解释清楚的。团队运作中的任务的性质、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团队的依赖性等因素的不同组合又将导致不同的TMT情景, 最终导致异质性团队和同质性团队在这些情景中的不同表现。对于异质性本身, 也还可以对其大小差异程度和组合互动特征进一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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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理论 篇8
当今世界信息变幻莫测,经济风起云涌,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培养全新的管理理念,不断调整企业战略,以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上市企业一般由高层管理团队(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来负责企业的运行及发展,因此高管素质及高管决策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高管团队成员间存在价值观、认知能力、阅历、技能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会作用于企业的运行过程,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研究领导者个人特征的学者也将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上来,国外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国内早,国内近几年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战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缺乏,企业战略绩效不同于企业绩效且国内中小企业与国内大型企业或者国外企业的发展情况也不同,这些就增加了本文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文献综述
(一)高管团队异质性和战略绩效界定自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高层梯队理论,针对高管团队特征的研究取得巨大发展。Hambrick等(1996)把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定义为“团队成员间人口背景特征以及重要的认知观念、价值观、经验的差异化”;国内学者张平(2006)、黄越 (2011)、苏丹(2011)等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是指高管团队成员间重要特征,包括年龄、团队任期、教育背景、职业背景、重要的认知观念以及价值观等的差异化。早期衡量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维度包括人口统计方面的特征(教育背景、任期等)、认知、价值观和经验背景。后来的研究学者对高管团队异质性构成维度进行了扩充,比如国内学者陈漩等(2005)在研究高管团队特征时还考虑了团队成员的习惯性嗜好、成员领薪方式、社会资本等因素。从国外学者Hambrick(1996)、knight(1999)、Carpenter(2002)等,国内学者王启山(2012)、岳彩同(2012)、程海东(2013)等众多研究中可以看出,在选择高管团队异质性衡量维度上,学者们的观点比较统一和稳定,都是通过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四个变量来衡量高管团队异质性,本文也将选择这四个变量作为衡量高管团队异质性的指标。战略绩效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和战略目标,通过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企业全面、动态的绩效状况。国外关于企业战略绩效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卡普兰和诺顿的平衡计分卡,马克奈尔、林奇和克罗斯的业绩金字塔模型,霍尔的四尺度论等。国内一些学者综合运用平衡记分卡(BSC)、经济增加值(EVA)、关键绩效指标 (KPI)、共生理论、BP神经网络等方法中一种或多种方法建立战略绩效评价体系,这些是企业进行具体战略评价和全面战略绩效考核工作的基础。邓人芬(2012)衡量企业战略绩效考虑了财务绩效、顾客绩效、内部运营绩效、 人力资源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五个方面。韩晓静(2012)基于平衡计分卡提出七个维度的企业战略绩效评价体系(财务维度、顾客维度、内部流程维度、利益相关者维度、学习与成长维度、社会责任维度和企业价值创造)。
(二)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虽然最近几年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比较多,但是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且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战略绩效的研究资料还很缺乏。一般而言,学者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与团队或者组织绩效正相关,主要是因为异质性高的 高管团队 具有较强 的解决企 业问题的 能力 。 Hambrick和Mason(1984)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成员工作背景的异质性有利于改善决策质量, 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Malcolm Higgs等的研究指出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团队绩效的关系与工作的复杂程度有关,当工作复杂时,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团队绩效正相关;Tihanyletal (2000)认为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与企业国际化程度有关,低度国际化企业高管任期异质性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此外,国内学者程忠卫、常极(2009)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人员特征变量异质性与公司绩效均正相关”;熊玮 (2010)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李卫正(2011)实证研究指出高管团队成员间的任期和专业背景异质性和企业绩效正相关。 但仍有很多学者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或者没有显著联系。 比如knight(1999)的研究表明“团队成员异质性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还会造成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West和Schwenk(1996)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苏丹(2011)研究结果指出,我国医药类上市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教育异质性和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年龄同质性较高的团队凝聚力更高,合作更加顺利,能更快速的做出决策,解决问题。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高管团队异质性的分类,及其对企业战略绩效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中小上市企业高管年龄异质性与企业战略绩效正相关
中小上市企业具有较强的成长能力。企业发展壮大依赖高管团队的整体素质,高管年龄异质性大,意味着企业的高管团队由不同年龄阶段的成员组成,不同年龄阶段的成员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会阅历、经验和资源,表明企业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包容性,更容易实现团队成员间经验交流和优势互补,更有益于提高企业战略绩效,实现长远发展。
假设2:中小上市企业高管任期异质性与企业战略绩效正相关
高管团队成员任期长短一方面体现了个体对企业的贡献程度和认可度,另一方面也体现成员对企业文化、理念的理解和对企业运营的把握。如果一个企业高管任期异质性高。由不同任期的成员组成,则更容易听取不同的声音和对企业不同理解,有益于企业战略绩效的提高。
假设3:中小上市企业高管教育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战略绩效正相关
教育背景异质性越大,说明团队成员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有利于培养和形成多种团队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丰富的教育背景更具有适应性,有利于提高企业综合绩效。
假设4:中小上市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战略绩效正相关
高管成员的职能背景经验和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高管团队成员职能背景异质性越大,意味着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验差异性越大,认知能力更强大,更有易于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优势,充分利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对企业市场占有率和企业利润都发挥了积极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深市上市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ST、*ST企业和信息不全企业,最后选取样本企业83家,涉及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和精密仪器、 医疗器械等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巨潮资讯网上市企业年报信息和专家打分获得变量的指标数据,最后采用EViews3.1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二)变量选取本文建立被解释变量战略绩效评价体系包括财务指标、战略指标和社会责任指标,通过指标加权来衡量企业战略绩效表1。其中财务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战略指标是指企业战略有效性,衡量社会责任的指标选取社会贡献率。财务指标和社会责任指标数据通过企业年报相关数据算得,战略有效性指标和各指标权数通过专家评分法获得。为保证战略有效性指标和各指标权数的合理性,本文邀请5位企业战略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样本企业战略有效性指标和各指标重要性进行打分,汇总、分析、整合专家打分结果,计算平均值得到战略指标数据和各指标权重。本文选取高管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四个变量来衡量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表2。此前国外学者测量该类指标的方法主要有标准差系数和何梵德 (Herfindal)系数,国内大部分学者用Herfindal系数来测量四个异质性指标。本文考虑到年龄和任期是连续性变量,选用标准差系数(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更准确,该值越大表明年龄或者任期的差异性越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能异质性则用Herfindal系数进行测量,数字代表的含义没有高低之分,其公式为,其中Pi表示第i类成员在企业高管团队人数中的比重,数字H值的范围是0-1,H值越大表示教育背景或职能背景异质性越大。此外,选取控制变量为团队规模、团队平均年龄和团队平均任期。
(三)模型建立基于假设,模型构建如下:Y=α0+α1X1+α2X2+α3X3+α4X4+c。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战略绩效,X1、X2、X3、X4分别是解释变量高管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α0和c为常数项和误差项。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根据表3可以看出,样本企业的平均战略绩效指数为0.13,年龄、任期、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四个解释变量指标具有较大的标准差,说明样本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特征存在很大差别,没有数据明显偏于均值,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
(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4显示:拟合优度统计量R2= 0.875350,Adj- R2= 0.796027,企业战略绩效指标数据总共解释了高管团队异质性76.17%的指标数据,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很强;P= 0.000339,小于0.01,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效果非常显著。(1)变量X1的系数为正,说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战略绩效正相关,但是P值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管团队成员年龄异质性和企业战略绩效之间正相关关系不是十分显著,部分实现原假设1。高管团度成员年龄异质性对企业战略绩效有正向导向作用,中小上市企业在选择高管团队构成时,要考虑团队成员的年龄异质性。(2) 变量X2的系数为正,且P值为0.0062,小于0.01,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实现原假设2,说明高管团队成员任期异质性和企业战略绩效显著正相关。对于中小上市企业,高管成员任期异质性越大,越有利于获取不同成员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不同意见和观点,越有利于企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战略绩效。(3)变量X3的系数为正,P值为0.0427,小于0.05,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实现原假设3,说明高管团队成员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企业战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小上市企业要实现长足势发展,要注意团队成员优势多样性搭配,这样企业才能不断有创新,不断有突破和发展。(4)变量X4的系数为负,P大于0.01,没有实现原假设4。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和统一,高管团队成员异质性会增加成员之间的冲突,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而高管团队成员同质性则有利于减少矛盾和冲突,有益于战略决策的高效和问题的解决,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运作能力和企业战略绩效。上述实证分析结论主要是根据我国深市中小板企业公开的年报中高管成员信息和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年报提供的信息有限,只总结和选取了中小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主要特征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只说明了我国中小上市企业的一般情况;另一方面战略绩效的衡量标准比经营绩效复杂, 影响因素非常多且借鉴资料有限,研究结果可能存在误差。虽然存在以上不足,但是从实证结果的总体情况来看,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战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篇9
人力资源成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现代企业参与全球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没有人才、没有对人才的合理组织利用, 就不可能顺利实施企业的战略规划。只有不断投资于企业的人力资源, 企业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人力资源成为了企业的核心资源, 是企业绩效的基础。Wernerfeh (1984) 提出了资源基础观 (Resource Based View) , 认为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 学者们并对企业资源的同质性、资源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
虽然学者们认识到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积极的关系, 例如贺小刚和李新春 (2004) 对资源的异质性、同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指出资源异质性使企业间的企业绩效存在差异, 而资源同质性使这种差异在减小。但对于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试图对人力资源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做系统的分析, 以构建模型的方式理顺及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二、人力资源异质性的形成
本文认为知识及能力、信息、创新形成企业人力资源的异质性。
(一) 知识及能力。
Penrose认为, 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管理者拥有的知识和管理能力, 这就是企业理论中著名的“潘罗斯效应 (penrose effect) ”。知识不是人生来就有, 它是人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人获取知识的途径往往有很多种, 但最主要的是通过教育、在职培训获得的。知识分为默示性知识和非默示性知识, 而每个企业的默示性知识都是独一无二的。知识往往和稀缺性联系在一起, 这一因素决定了知识拥有者的差异性, 即人力资源异质性。由于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的不同 (人会遗传父母的人力资本) 和教育背景的差异, 在这一阶段过后, 人力资源积累就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当职工们在企业工作后, 原本的知识可能以无法完成其工作任务, 企业就会通过在职培训来使工人们获取更多的知识。在这一阶段会使人力资源间的差异进一步的拉大。人们逐渐认识到, 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物理要素, 比如机器、劳动力和原材料, 即使是非常稀缺的, 仍旧不可能产生任何生产力, 除非有意识地用于寻求经济租金。唯有知识是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根本源泉。知识决定能力, 知识的差异导致能力的差异。在企业中主要表现为获取新知识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即能力的差异产生人力资源的差异。
(二) 信息。
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信息对一个企业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信息时代的符号和载体, 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物质依托。管理学界已将信息作为了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信息已从原来的资源形态转变到了资本形态。而信息是由人获取和处理的。拥有信息的多少和处理信息能力的不同也就构成了人力资源的异质性。
(三) 创新。
创新包括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企业人力资源对它们的拥有度是存在差异, 即而导致了人力资源间的差异性。同时, 创新是新知识与新能力获取的源泉。知识和能力会随着技术的进步, 而慢慢的被同化掉, 它的价值性和稀缺性也开始减弱。若不实行创新机制, 一段时间过后, 人力资源间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异质了。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保证知识与能力的差异继续存在下去, 从而保持人力资源的异质性。
(四) 知识及能力、信息、创新共同作用形成人力资源的异质性。
企业人力资源所拥有知识与信息的异质性导致能力异质性, 包括获取新知识、新信息能力和创新能力。然而, 企业要保持人力资源异质性就必须通过不断的创新。创新产生知识与能力。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异质性人力资源的形成是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在载体, 以创新为外在表象的。知识是能力形成的源泉, 信息是知识、能力的依托, 创新是知识、能力的保证。缺少相应知识, 相应能力也就无法形成;对市场信息掌握不了或不够, 很多知识与能力就是无用的或甚至不利;缺少创新意识, 新知识与能力的获取就会变的困难。
由此, 人力资源异质性的形成是一个企业人力资源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及信息、并不断创新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
三、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
在劳动力市场内部, 因为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了长期而稳定的雇佣和合作关系, 所以企业与员工都有投资企业所需的异质性人力资源的积极性, 通过特殊培训获得的专业化知识、能力和信息, 产生了异质性人力资源外部效应, 即对投资者以外的要素的生产率的贡献。异质性人力资源在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传递、共享, 其结果是不仅提高了异质人力资源拥有者自身的生产率, 还增加了其它劳动者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 进而产生生产中的递增收益。同时由于异质性人力资源具有非竞争性、难以模仿性、价值性、稀缺性等特点, 以及异质性人力资源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复杂性、因果关系模糊性, 导致企业形成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最终形成持久、稳定的竞争优势。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见图1。
对于同质性的人力资源而言, 由于企业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可以随时“购买到”, 而且企业和员工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 以免遭“敲竹杠”, 都不愿意投资只在特定企业或岗位才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很多竞争性需求者, 市场工资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源价值, 任何投资的收益都归其个人享有。劳动者出于能在更多企业之间进行选择和追求更高的市场人力资源价值, 于是积极投资于同质性人力资源。同质性人力资源本身具有外在性、易模仿、灵活性强的特征, 它所形成的竞争力不是企业独有的, 所以只能形成短期的竞争优势, 见图2。
(一) 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异质性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企业家人力资源、特殊性人力资源、专用性人力资源。企业家人力资源表现为企业家的创新才能;特殊性人力资源承担着监督和经营管理的职能, 还包括一些从事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开发人员;专用性人力资源指某些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信息。大量事实表明, 异质性人力资源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源决定着一个现代企业的命运。成功企业家是推动企业组织发展的主要功臣, 著名企业家能为企业带来创新利润, 企业家无形资产则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在高新技术企业里特殊性人力资源, 如高科技研究人员, 专用性人力资源如高科技应用骨干、信息优先拥有者等同样创造价值, 而且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数倍甚至数百倍于一般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人力资源异质性的以下特性, 决定了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源和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基础。
1.人力资源异质性的非竞争性和难以模仿性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企业是一个由人力资本拥有的知识和能力的聚合体。知识和能力既是企业历史演化的结果, 又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基础 (潘罗斯, 1959) 。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 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结果;核心知识和能力的使用和分享, 建立在共同经验的基础上, 知识和能力之间具有专业性和互补性特征。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这种特征, 决定了它难以通过市场进行定价和配置。企业人力资源拥有的知识和能力的非竞争性, 构成了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特征, 导致作为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人力资源难以在企业间自由流动, 从而造成不同企业不同的战略经营形态。P.Boxall (1996) 区分了人力资本优势与人力过程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来源掌握稀缺、异质、关键知识与技能的员工, 是一种资本存量优势。存量优势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需要在企业内部长期积累才能形成, 无法一蹴而就。人力过程优势与企业的运作过程密切相关, 是一种流量优势或过程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异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掌握的信息之间, 具有明显的社会复杂性和因果关系的模糊性。普拉哈拉德 (1990) 指出, 与物质资本不同, 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等人力资源不仅不会在使用和共享中丧失, 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核心知识和能力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独立性, 难以简单量化到个人或还原为各部分之和;同时, 核心知识和能力大量表现为非正式的默示或隐性知识, 是企业长期积聚形成的, 具有某种共同经验的团队成员之间才能充分共享, 这就说明知识与能力等人力资源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复杂性与因果关系模糊性。
2.人力资源异质性的价值性和稀缺性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在舒尔茨与贝克尔等人力资本理论大师看来,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 人力资源的收益率远高于其它资本的收益率。作为异质性人力资源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信息只对特定企业和岗位有价值, 而这种特定知识、能力和信息对其它企业毫无价值可言。这就决定了异质性人力资源在特定企业中的价值性。在农业社会, 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 拥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程度, 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或个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工业社会, 物质资本是最稀缺的资源, 企业拥有物质资本的多少, 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与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在知识经济社会, 人力资源是最稀缺的资源, 人力资源拥有的知识、能力和信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在当今中国企业, 即使引进国外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即使我们拥有众多且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但如果企业不加大对最稀缺的、最珍贵的异质性人力资源投入的话, 我们同国外跨国企业竞争仍毫无优势可言。诚然, 异质性人力资源的稀缺性也就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 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本文认为, 企业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 (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 的异质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生产和经营中, 人力资源无疑是企业核心资源中最重要的内容, 企业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企业人才的数量、质量、才能的发挥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的结构问题。人力资源在性质上可分为同质性人力资源和异质性人力资源。同质性人力资源是在某个特定阶段中使企业生产力的边际收益递减;异质性人力资源是指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使企业生产力的边际收益递增。事实上, 从现代契约理论的视角下来看, 企业是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企业家与拥有同质性人力资本的职工通过合约安排的形式组成的。
在对人力资源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企业可看成是以异质性人力资源为依托的企业家主导的组织。因此, 分析企业绩效就不能遗漏企业家人力资源的异质性。本文认为, 以信息和知识为依托的创新是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源的显性化。正由于此, 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竞争优势能否持久。在超竞争的环境中, 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不断缩短, 这就要求企业不断的进行创新, 即引进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 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选择观的依据所在。进一步而言, 企业家的异质性人力资源在弥补差异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即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源能发现没有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并为其提供独特产品。正是在此基础上, Rumelt认为, 公司的企业家精神紧密地与独一无二的、奇异的资源表现及调整相关, 且企业家拥有特殊的信息, 他们是独特的, 是能够创造纯利润的。Barney也指出, 一个产业中的某一企业也许拥有独特的技巧, 这些技巧是产业变革的源泉, 其他企业也可能拥有独特的能快速适应变革所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的能力。拥有这些能力或技巧的企业都更有可能地生存下来。这种关于奇异能力是由企业的代理人 (或企业家) 创造和发展的认知理论建议。因此, 异质性人力资源是对企业绩效概念的延伸。
“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与市场机制相比, 企业组织能更有效的在组织内共享和传送个人和团队的知识, 企业间绩效的差异是源于知识的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企业能力的差异。事实上, 企业能力具有知识专有性, 这种知识的专有性是异质性人力资源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 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其能够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契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从“机会主义”的角度来说明“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的, 他们认为, 通过企业内部有管理的协调替代市场协调, 可以达到防止机会主义, 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产生企业的绩效。但是, 他们显然忽略了企业绩效的人力资源维度。事实上, 人的能力是隐含的、独特的、不可测量的, 不是所有的能力都可以用契约的形式表示, 特别是那些与不确定情况下判断的实际有关的能力。因此“企业为什么存在”不是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导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 而是由于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的完全市场不存在, 才会建立企业, 才会形成企业绩效。
(三) 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不断的创新。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 所有的核心竞争力都是暂时的, 一个停留在已有优势地位、仅仅追求收获已存在的核心竞争力来源的企业, 很快会被更富创新的竞争对手所取代。Teece (1997) 等人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 即企业保持或改变其作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 它存在于组织过程之中, 并能够使组织发生变化和演变, 这种能力使企业重构它的资源基础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以实现企业的绩效。而保持企业动态能力的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创新。
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否持久, 企业核心竞争力只有通过企业的不断创新才能加以完善, 因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优化过程也就是企业基于异质性人力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价值创新的过程。换言之, 创新的结果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优化。异质性人力资源的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力的最直接体现, 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企业技术的扩散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品的竞争力, 从而获取企业绩效。
知识是异质性人力资源创新功能的源泉, 信息是异质性人力资源创新功能的依托。在此基础上, 知识和信息不仅可以被企业家用来为企业赚取“李嘉图租金”和“张伯伦租金”, 同时还可以不断地创造“熊彼特租金”, 即基于创新的经济租金。熊彼特租金主要通过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或者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承担风险和形成独创性的洞察力来获得。
异质性人力资源的发挥过程正是他们把知识和信息外在显性化为创新的过程。异质性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绩效。而异质性人力资源之所以能够产生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 其主要源于他们的创新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阿尔钦 (Alchian) 认为, 创新性活动对企业赢得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保持长久竞争优势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通过不断的进行创新性活动, 企业可以积累不同的核心知识和能力。
四、结语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异质性是指具有非竞争性、难以模仿性、价值性和稀缺性特征的, 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 能使企业生产力边际报酬递增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所拥有的知识及能力、信心和创新的不同是人力资源异质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源异质性的形成是一个企业人力资源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及信息、并不断创新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人力资源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绩效。人力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的是一个由创新连接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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