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视野（精选三篇）
公众视野 篇1
(一) 公众人物的概念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公众人物”这一概念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并引发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 特别是社会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社会舆论、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特别是在对社会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研究之中, 公众人物的概念是一个无法回避、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公众人物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 正如美国一位联邦法官所形容的“定义公众人物, 就像把一个海蜇钉在墙壁里”。如何将公众人物与普通人进行区分。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于公众人物的定义, 法律学者莫衷一是, 不同的学者基于自己的理论构想, 对于公众人物有不同的看法。
民法学界围绕公众人物的概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王利明教授认为, 公众人物是指因其特殊地位或者表现而为公众所瞩目的人物, 大致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公益组织领导人;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明星;文学家、科学家、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等知名人士。张新宝教授认为公众人物, 又称公众形象, 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人员, 如:歌星、影星、体育明星、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皇家贵族、战犯和社会公敌。邱小平教授认为, 公众人物是指没有公职, 但深深投入解决重要公共事物, 或以其声望在整个社会关注的领域内关注的人。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即便在美国, 关于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的标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笔者认为,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 具备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广为人知, 家喻户晓, 并具有近用媒介权利的人。作为公众人物, 必须具备较强的知名度, 广为人知的程度即可以是全国范围内, 也可能是一定的区域内。
(二) 公众人物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1964年美国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Newyorktimes V.sullivan) , 该案中确立了一项公共官员名誉权保护的审判原则, 涉及公共官员的职务行为及其适任性的诽谤案件中, 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被告存在实际恶意———即明知陈述有错或者漠视事实真相, 否则将不能赢得胜诉。Newyork times V.sullivan案的大致内容为, 被告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体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签名的政治广告, 请求社会捐赠, 用来为马丁·路德·金筹建用于起诉的资金。在该广告中, 广告刊登者说民权运动遭到了政府的恐吓, 该广告还提到警察包围了阿拉巴马州大学的校园, 当局为了让学生区分, 锁住了校园餐厅的门。问题是纽约时报刊登的内容与事实却有一定的出入。原告沙利文是当地的安全官员, 负责警察局工作。虽然在该广告中没有明确提到他, 但沙利文认为在广告中提到了警方, 应当指的就是他, 他认为广告侵犯了其名誉权。初审法院认定名誉权侵权成立。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该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伦南做出了上述载入史册的裁定。在沙利文案, 公共官员进入了历史的视野。公众人物的概念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双案并裁” (curtis publish V.butts和APv.Walker) 的判例中首次被提出, 最高法院同时为这两个案子做出裁决, 写了一份合并的意见书。联邦法院将沙利文案中确定的实际恶意原则推广至公众人物。第一起案件涉及《星期六晚邮报》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刊登的一篇报道, 报道的内容是佐治亚大学的体育教练沃利·巴茨 (wally butts) 与亚拉巴马州大学的教练拜伦特合谋操纵两所学校间的橄榄球比赛。沃克是一名退伍将军, 该案涉及美联社的一篇错误报道, 内容是退役准将埃德温·沃克参与煽动密西西比大学的校园骚乱。两个案例的共同点, 是原告并非政府雇员, 他们一个是大学体育指导主任, 一个是前将军, 并不负责处理公共事务。但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巴茨在全国体育杂志上频频露脸, 沃克因其激励的意见更时常见诸报端。“公众人物是在涉及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 通常与公共官员对于同一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 他们都是公众人物, 沙利文案确定的实际恶意原则适用于公众人物。虽然在巴茨和沃克案中提出公众人物的概念, 但该案并未对公众人物的范围作出区分。直到1974年的格茨诉韦尔奇案 (Gertz V.Roberrt) ,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通过判决将公众人物划分为完全目的公众人物 (all purpose public figure) 和有限性公众人物 (limited purpose public figure) 。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在定义“完全目的公众人物”时说, 这些人占据着具有如此广泛的权利和影响力的地位, 因此被认定是完全目的公众人物。所谓完全性公众人物是指著名 (包括好名或坏名) 的, 引起公众注意的、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 并且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有限性公众人物是指在解决事关公共问题的争议中, 自愿跻身于重要的公共辩论中,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舆论的人。完全目的公众人物具有极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关注度, 具有说服和影响公众的地位和能力, 并且时常出现于大众媒体之间, 具有媒介的近用性权。对于完全目的公众人物的认定, 杰巴姆·巴伦教授和托马斯·迪恩斯教授在其合著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中建议:法院的意思似乎是说, 原告必须完全暴露在媒介的持续的关注之下, 才能被认定为完全目的公众人物。二位学者继续补充到, 问题的关键是全国公众能否即刻辨认出原告, 以及原告是否持续暴露在媒介的关注之下。7对于有限目的公众人物的判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三个标准:在诽谤性陈述发表或播放之前, 社会上必须存在公共争议;原告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参加试图解决该争议的行为;积极的试图影响有关争议性问题的公共舆论8。除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德国立法也出现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德国《艺术与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报刊在使用他人肖像进行报道时, 原则上应当征得他人同意, 但是对于特殊人物则是例外, 不经同意也可以传播或登载其图片。德国法学界提出了“当代历史人物”的概念, 并将当代历史人物分为绝对当代历史人物和相对当代历史人物9。绝对当代历史人物相当于美国诽谤法中的公共官员和完全目的公众人物, 相对当代历史人物相当于美国诽谤法中的有限目的公众人物。绝对当代历史人物主要是指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 包括王宫贵族、政界知名人士及其它行业的杰出人物;相对当代历史人物是指因为偶发的重大事件而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如刑事嫌疑犯、灾难的受害人等10。
(三) 公众人物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
“公众人物”概念作为舶来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我国, 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激烈讨论。虽然司法实践中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案件层出不穷, 但作为一个独有的问题却没有进入法官视野, 直到2002年的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案件。该案件的判决书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概念, 该判决书认为“中国国家队的表现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案原告系中国著名的球星, 自然是社会公众人物, 在此期间, 关于中国国家队和原告的任何消息, 都将引起社会公众和传媒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关注”, “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 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 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该案的大致经过是:2002年6月16日,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在其出版发行的《东方体育日报》上刊出题为《中哥战传闻范志毅涉嫌赌球》的报道, 此后两天又刊登了对范志毅父亲的采访和范志毅涉及没有赌球的声明, 6月21日以《真相大白:范志毅没有涉嫌赌球》为题刊登了最后一篇文章。该年, 范志毅认为《东方体育日报》在2002年6月16日刊登的《中哥战传闻范志毅涉嫌赌球》侵害其名誉权, 因此起诉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对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最后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范志毅个人承担。
二、公众人物的类型
关于公众人物的类型, 王利明教授认为, 包括领导人、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社会活动家等11。徐迅在其新闻侵权司法解释建议稿中将公众人物界定为:依《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士, 在事关公共利益的企业或组织中任重要职务的人士, 文化体育界名人及其他众所周知的人士, 在特定时间、地点、公众广泛关注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中, 被证明确有关联的人士12。杨立新教授认为, 公众人物包括:一是国家机关领导人及其他国家公务人员;二是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影视体育明星13。根据以上学者的论述, 可以把这些不同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 公众人物应当包括政界公众人物, 也就是美国联邦法院所提出的公共官员概念。王利明认为,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可以将公众人物分为两类:一是政治类公众人物, 主要指政府公职人员等国家官员;二是社会公众人物, 主要包括:公益组织领导人;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文学家、科学家、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等知名人士。张新宝将公众人物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 自愿的公众人物和非自愿的公众人物; (2) 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14。魏永征也认为公众官员和各类公众人物总称为公众人士。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马贤兴、丁晓燕等学者。
第二种观点认为, 公众人物仅指社会公众人物, 将政府官员排除在外, 这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贺卫方教授认为公众人物通常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影视或体育明星、社会团体领袖等等, 也包括由于卷入重大事件而获得大名的普通人, 将公务员排除在公众人物之列之外。笔者赞同贺卫方的观点, 即公众人物通常包括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人物, 包括文化、影视、团体、行业和社会名人, 即社会公众人物, 而不包括公共官员。之所以公众人物不包括公共官员是基于如下的理由:
公众人物名誉权解决的是私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而官员的名誉权涉及的是公权利。公众人物具有私法属性, 而官员则是具有公法属性。公共官员应当划归公法领域, 借助宪法、行政法进行规则;公众人物则应借助私法领域、私权手段进行规则。现实生活中, 官员滥用公权力借助维护名誉权的名义来压制公众批评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诽谤案”、辽宁西丰“诽谤案”, 这些现象的发生无不是权力滥用在作怪。因此官员的名誉权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不做区分一体, 无疑会压制舆论, 上演英国中世纪国王借诽谤来压制民众的闹剧。官员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滥用公权力的冲动, 其名誉应该受到公法的限制, 而不是私法规则的规制。
现行官员名誉权问题的解决依赖的不是诉讼途径, 而是通过行政权力干预, 这和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司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经在200件媒体名誉侵权案例进行了统计, 统计后发现, 原告是行政官员的, 媒体败诉的概率71.79%, 甚至高于原告是普通公众的情况。15朱莉统计的26起公共官员作为原告、媒体作为被告的名誉权案例中, 媒体的败诉率高达65%, 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中国在涉及官员名誉权的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困局:当面对公众和媒体对自身职务行为的批评和指责时, 公共官员容易利用法律诉讼, 直接或者间接地达到“监督止于”司法的目的, 并且时常获得法律支持。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如何有效的依法约束公权力, 意图通过限制私权利来抑制滥用公权, 并非对症下药之举16。而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差别保护适用的是私法手段, 对于具有人民赋予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来说, 无法达到限制其名誉权的目的。
司法实践中对官员的名誉权弱化保护并不认同。与演艺体育明星等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弱化保护已经在某些司法判决中有所体现不同, 公共官员名誉权弱化保护理论并未进入司法判决和法律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一起判决书的“本院认为”一节提及“公共官员”理论或支持对公共官员名誉权的限制保护。虽然学术上把公共官员归入公共人物并无障碍, 因为理论研究毕竟是开放的, 但必须提出的是, 公共官员归入公众人物达到限制其名誉权的立法目的并不能获得实践的支持。
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和机制, 决定了公众人物和官员名誉权的保护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国新闻媒介的机制比较复杂, 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 西方国家新闻媒介是不受政府制约的重要力量;我国重要的媒体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约束, 对于官员不能随意报道, 要遵循特定程序, 报道受到严格约束。如发表和出版有关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工作和生活的作品必须接受审查批准。涉及到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的审计和调查情况被列为国家机密17。甚至对领导干部 (县处级以上) 的点名批评要送被批评领导干部的上一级党委审阅, 并经新闻媒介负责人批准18。在重重监督和核实之下, 官员名誉受到新闻媒介不当损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是官员在公众人物概念实际应用中缺位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原因。而且特定政治人物的报道必须要经过事先审批, 在这样的背景下, 政治力量会假借名誉权的形式来控制媒体。因此公众人物名誉权与官员的名誉权保护呈现不同的境遇, 这也决定了无法将官员归入公众人物概念之中。
从社会公众人物的词汇来源来看。公共官员来源于1964年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 在该份联邦法院的判决书中, 公共官员的英文表述为public official, 而公众人物的概念来源于1967年的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和联合时报公司诉沃克案, 在这份联邦法院的判决中, 将公众人物表述为public figure。从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在美国的分野来看, 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原本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 二者之家存在着实质差别, 不能混同, 更不能相互替换和包含, 其内涵和外延泾渭分明。公共官员特指哪些在政府层面、拥有权力, 可以干预公共事务的重要人士;而公众人物则是包括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在内的不具有公权力的一些私主体。不过在这两个概念的发源地美国, 公共官员 (public official) 和公众人物 (public figure) 可以合称为公共人士 (public person) 。
我国对官员名誉权实现严格保护, 而对公众人物名誉权则是差别保护。有专家更直接归纳为:“中国对于官员名誉实现严格保护19。司法实践中, 我国法官在“公众人物”概念的适用对象几乎全部是名人, 没有一起采纳“公众人物”抗辩理由的生效裁判适用于官员。这种高度一致的背后, 无疑凸显了我国官员名誉权保护的某种困境, 虽然在立法中并没有规定对于官员名誉权进行严格保护, 但是司法现实表现, 确也说明官员与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不同性。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 公众人物概念的实际使用同美国萨利文原则以及中国学者的论述发生了较大的位移, 结论就是萨利文案的公众人物抗辩原则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1。当然, 有的学者, 提出了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分类方法。但笔者认为, 公众人物只包括自愿性公众人物, 而不包括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因为公众人物的认定, 意味着其名誉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对于公众人物的认定要严格, 以避免无限度地扩展公众人物范围, 对公民名誉权的不当侵害。基于公众人物的原因, 其家属不应被认定为公众人物, 除非他们的家属本身就是公众人物, 对他们的名誉权不应当差别保护。
三、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
水文进入公众视野折射社会进步 篇2
众所周知，矗立在马路边的交通电子显示屏，以其宣传面宽、反应迅速、即时滚动等优势，除了被政府部门作为公益广告宣传平台外，还被商家看重与追捧。“一分文明一分温馨，交通安全伴我回家”、“珍爱生命，拒绝酒驾”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警示语，大都来自交通电子显示屏。
对于水文，尽管各级政府文件常把“水文是水利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水文是防汛的尖兵和耳目”等话语列在篇首，但要让水文走出水利、走向社会，尚有一定的距离。
回想过去，水文行业虽不能说是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至少也是比较边缘的行业。未曾想过，宣传水文的标语居然会走上城市交通要道的电子屏幕，跟交通指示牌一样赫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以来，水文行业从内到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文站网不断完善，测验设备由简陋的船只和浮标变为自动化的缆道和ADCP，水情报汛由邮局电报等变为移动电话、网络；水文预报由手工制图成册到数字模型输出；整编由手工算盘、计算器变为计算机……这些变化让水文的服务面不断拓宽、防汛抗旱测报减灾效益日益显著。
踏着社会进步的节奏，水文地位也有了显著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从法律层面对水文工作进行了规定和要求； 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一次让水文从法律的渠道隆重进入人们的视野；2011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让水文行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与此同时，“大水文”理念应运而生，城市水文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中，水文以其明显的基础地位和技术支撑作用逐渐实现了从技术导向型向服务导向型转变，从数据服务型向成果服务型转变，从行业水文向社会水文转变。
公众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问题 篇3
职务犯罪侦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查办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 为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 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构普遍建立于1956年,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不断完善, 机制不断健全, 手段日益齐备, 职务犯罪侦查已成为国家反腐败体制中打击腐败的重要力量。①与此同时, 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压力和困难, 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认知度不高, 体制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办案规模、工作力度与发案状况不相一致, 职务犯罪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干扰阻力大, 侦查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惩治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成效与公众期待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实务中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尚未取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二、公众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问题
(一) 职务犯罪侦查公众认知度低
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检察权的一部分, 其与刑事侦查、审判系统不同, 检察权更多地在司法系统内部运作, 从检察权的内部配置来看, 其中仅有控告申诉、民事行政申诉等一部分检察服务职能更多地直接与公众接触。在公众对检察工作参与度本来就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实际运行中更是直接针对少数群体, 社会公开性更弱, 公众认知度也较低。以香港廉政公署为例, 香港廉政公署不仅在香港深入人心, 甚至内地公众也普遍知晓, 其中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公众宣传。经过香港廉政公署多年的努力, 香港市民不仅对贪腐保持警觉, 也广泛支持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作。②反观内地, 公众普遍不了解职务犯罪与职务犯罪侦查, 不了解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在传统的检察宣传格局下, 整个的检务宣传 (包括职务犯罪侦查业务) 都存在主题不够鲜明、特点不够突出、内容墨守成规、传播信息单调等缺陷。实务中多以检察信息、队伍建设、工作报道等内容为主, 内部刊物、内网、汇报宣传等内容杂多, 而直接面向社会普通公众的外部宣传少之甚少, 更多的是临时性、非常态的宣传。随着检务公开的推行, 我们的职务犯罪侦查开始从被动的司法角色走到公众面前,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检察机关职能的一部分, 在宣传中不够突出鲜明, 最基本的职能宣传实际上都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 更缺乏对公众感兴趣的程序公开、诉讼进展、案件剖析等诸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宣传, 没有取得足够的公众认知和社会效应。
(二) 职务犯罪侦查隐形化
当前, 网络监督和反腐十分活跃, 大量的腐败案件最终也进入了司法领域, 但公众对此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侦查的介入知之甚少, 每当传媒曝出贪腐问题, 纪委跟进相对迅速。虽然我国法定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是检察机关, 但大多数公众影响较大的案件都是由纪检监察部门首先介入, 进入司法程序后, 公众只会从媒体等渠道获悉“xx案件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此后案件便呈隐秘状态, 后面即使经过司法追究, 但在公众视野下, 职务犯罪侦查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呈现隐形化状态。
职务犯罪作为腐败犯罪之一种, 与其它腐败问题相互交织, 在公众心中, 一般不会区分职务犯罪侦查与反腐败的区别, 公众心中的职务犯罪侦查就是反腐败。公众更关心的是向有关机关的举报是否得到有效处理, 腐败问题是否得到有力打击。职务犯罪侦查的隐形化固然与现行反腐体制③和反腐办案模式有关, 但职务犯罪侦查机关这种隐形化的办案方式和国家对腐败的多头控制, 却直接弱化了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认知, 减损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法律权威。
(三) 职务犯罪侦查缺乏公信力
近年来, 尽管检察机关在办案力度和规模上均有实质提升, 但由于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认知度较低, 公众普遍缺乏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了解, 即便是在大案、要案中, 公众看到的也多是纪检调查和公诉审查。囿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意识和能力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一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意识和能力不强, 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和监督不到位等现象, 对有些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执法、司法腐败举报线索, 检察机关查办不力, 给公众留下案件久侦不破, 或是不了了之的结果, 继而使公众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决心和能力缺乏信心。此外, 由于公众缺乏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必要了解, 虚假或是经扭曲放大后的涉及职务犯罪侦查个案经非理性的干扰和误导后, 如未经及时的消除和引导, 容易对公众心理、情绪和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 进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公信力受损。
三、结语
笔者认为, 目前公众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问题可归结为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认同④问题。“认同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 人们通过认同, 建构了自我在社会上的主体性, 使自我获得一种归属感和一种信仰支持, 从而维系和促进社会体系的稳固和良性发展。”⑤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认同, 对于职务犯罪侦查的线索获取和案件侦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认同就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侦查活动及其结果的尊重、认可和支持, 具体而言, 就是使公众普遍知晓职务犯罪侦查权, 相信检察机关对公众的举报能保密处理, 相信检察机关能够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公正打击, 从而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给予最大程度的信任、合作和支持。
注释
1关福金.社会转型期国家公职人员犯罪侦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20-26.
2据香港廉政公署调查统计, “與2011年相若, 大多數受訪者 (88.3 %) 認為廉政公署反貪污工作有效”, 接近所有受訪者 (98.7%) 認為廉政公署值得支持, 只有0.4%持相反意見, 0.9%沒有表示意見”.引自香港廉政公署网站:http://www.icac.org.hk/tc/useful_information/sd/sd/index.html.
3在现行反腐败体制下, 反腐败机构设置及运作呈现“条块分割”的现象, 即横向上有多个反腐败机构, 隶属于党、政、司法等不同的系统;纵向上又划分为多个层级.反腐败职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和重叠.
4认同在心理学上指“认知与感情的一致性.经过认同, 形成人的自我概念, 在社会学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 在人们交往活动过程中, 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 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 彼此间产生内心的默契”.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