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利益主体（精选八篇）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1
关键词：资源管理机制,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市场-公众,目标规划,灵敏度分析
资源开发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随之而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加剧,让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资源开发与管理[1]的整个过程。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作为最紧密的三个利益相关主体 ( Mitroff,1983) 各自关注的目标与利益所在并不相同[2],甚至存在较大差异。利益相关主体理论于1963年,最早由斯坦福研究院首先提出。安索夫 ( Ansoff,1965) 作为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主体”一词的经济学家,指出企业在制定决策目标时要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可能相互冲突的索取权。Freeman ( 1984) 指出各利益相关主体都会尽力最优化并保护自己的固有利益,单独考虑任何一个主体的利益,都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3]。可以说资源管理呼唤“政府—市场—公众”三位一体资源管理机制,兼顾各主体利益,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以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
然而,以资源可持续开发为目标的资源管理机制的培育和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公众 ( 包括企业和居民) 都承担着不容忽视的责任,而市场又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有效的途径[4,5]。因此,政府、市场和公众三利益相关主体间各自的职责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构成了区域资源管理的有效机制。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资源管理机制构建是基础。
1 资源管理机制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资源管理机制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研究成果也是相关领域的泛化研究,侧重于定性的复杂经济学理论阐述与分析[6,7],如利用庇古税 ( A. C. Pigou,1920) 、科斯定理 ( 罗纳德·哈里·科斯,1960) 和市场规制理论 ( 卡恩,1970) 分析资源外部性和公共性问题,直接给出完善资源开发的准入制度和矿业权市场建设,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法治建设和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 ( 钱丽苏,2004; 李艳花,2006; 刘天祥,2001) ,缺少足够的定量研究,现实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学者仅从政府、企业片面角度考虑[8],忽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体现全部利益主体的利益,如Roling和Wagemakers ( 1998) 指出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利益相关群体是指资源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包括管理者、员工、投资者、供应商以及顾客; 部分学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市场”对接[9,10]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如王万山 ( 2003) 提出了引入市场机制以建立起政府———市场———企业良好衔接的“混合市场”制度,但市场仍是作为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础来使用,主体作用发挥有限,且忽视了居民的意愿。本文在深入分析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从资源可持续开发紧密相关的三利益主体角度建立“政府 - 市场 - 公众 ( 企业、居民) ”三位一体资源管理机制,除去现在传统的政府决策外,也要考虑资源开发运行平台———市场,实施主体———企业,参与主体———居民的广大利益,希望兼顾各自利益,且总体利益最大,最终引导合理的资源管理机制[11]逐渐形成。在具体实施中,借助运筹学目标规划理论建立关于三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创新性的实现“政府市场 - 公众”资源管理机制模型的目标; 且运用灵敏度分析对资源管理机制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以达到通过调节经济利益引导利益主体行为的目的,为资源管理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提供参考。
2 模型设计说明
资源管理机制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影响因素众多,为了便于建模和求解,现对模型进行如下假定与说明,并进行适当的简化。
( 1) 模型建立的目标是实现三利益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兼顾三者利益,本文通过目标利益函数的优先级来实现,且有pk> > pk +1,各主体的优先级可改变。
( 2) 政府,作为实施循环经济的推动者,需关注的方面最为广泛和复杂,如需制定相关政策、理念宣传、建立相关机构,平衡各主体不同方面的利益,在此只关注主要的控制环境污染,解决外部不经济等功能,以促进代内、代际公平,争取对不同主体进行补贴与扶持。
( 3) 市场,其它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价格、税率、竞争、供求、风险要通过市场这一平台实现,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即市场主要是行使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的功能。在此,我们赋予市场理性思维,和其它主体一起共同参与理性思考; 主要目标为模仿市场规律作用,实现供需平衡。
( 4) 公众,包括企业和居民。企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 对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负有直接责任,在机制模型中,要求企业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将外部不经济转入企业成本考虑范围,解决实现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深层次根源。当然,因为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随之而来的诸如绿色研究、设备等相关成本,暂不考虑; 项目实施辐射范围内的居民对资源项目的实施也非常关注,诸如就业、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难于测量性,在此只以居民就业情况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居民就业情况与企业产量无直接关系,考虑到跟企业规模相关,根据往年数据建立相关式处理。
( 5) 资源价格和环境污染是资源可持续开发及资源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来源,也是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二者皆是一个连续的空间,在计算中,我们分别取了两个极端值进行讨论,假定企业从成本角度考虑首选付出最小值,最大值是实际产生的费用,随着资源可持续管理理念的深入,企业会加大此部分投入。
3 运用目标规划理论建立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
目标规划[12]理论和数学模型是由美国运筹学家A. Charnes和W. W. Cooper在1961年提出的,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规划领域,它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设定了多个目标,并根据各个目标的重要程度赋予优先权,分层次依次考虑满足,从而求得最接近实现预定目标的方案,这正好符合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的要求。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源型城市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资源耗竭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如何对此类区域的资源可持续开发进行合理化管理是各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现就四川甘孜州的资源开发生产项目建立政府 - 市场 - 公众资源管理机制模型进行研究。
甘孜州是四川省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矿业开发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选择该区域有代表性的两种资源进行研究: 资源1和资源2,以这两种资源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的有三家企业,分别主营产品1、2和3。三种产品销售单位产品分别获利100千元、55千元、25千元 ( 此利润为未减去资源投资成本和污染治理费用的利润) 。据调查,生产该三种单位产品的资源耗用量、每种资源需投入的资源采购、污染治理成本如表1所示。现对该地区的资源管理从利益相关主体角度进行研究,为该地区乃至资源型城市如何安排资源开发生产提供参考。
模型建立:
模型近似模拟甘孜州资源开发区生产项目运行现状: 政府主体决策在第一优先级,企业为第二优先级,其次为市场,最后为居民,且资源市场基本未按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居民决策力度更是微乎其微。现结合该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政府、市场、公众的利益函数,运用目标规划进行分析。因为是以产品为媒介追求各主体在资源开发生产中的利益最大化,故令x1、x2、x3代表所需生产的产品1、产品2、产品3的数量 ( 单位: 万台) 。
i = 1,2,…,m( i资源供需保证率为1,追求市场运行效率最大)
( 居民综合就业人数最多,直接受益预期值大于20百人) 。
代入数据得到各利益主体函数:
约束条件:
( 1) 资源约束资源需求量要小于资源当年的可开采量,即
( 2) 产品满足目标区域当地需要x1+ x2+ x3≥7; 且x1≥1; x2≥1;
( 3) 环境目标约束生产带来的实际环境污染要控制在区域财政预算范围内D1,21x1+ 13x2+ 8x3≤120百万元;
企业实际支付的环境污染费用在控制在企业的排污权范围内D2,8x1+ 5x2+ 3x3≤50;
( 4) 非负约束xj≥0,j = 1,2,3。
其中,i: 资源种类,i = 1,2,…,; j: 产品种类,j = 1,2,…n;
pk: 目标函数的优先级,k = 1,2,3,4; EPj:单位资源生产的污染治理费用,EP'j代表取最大值,为市场供需均衡价格EP0j代表取最小值;
DQi: 单位产品的资源使用量;
SQi: 第i种资源的可开采存储量;
MPj: 单位资源的价格,MP'j代表取最大值,MP0j代表取最小值;
PRj: 单位产品利润;
OEj: 单位产品带来的就业系数;
aij: 第j种产品的i种资源消耗量;
αi: 第i种资源当年的可开采系数,考虑到资源开发的代际公平问题,每年的实际可开采系数为:Q为规划年储量,A为现年储量;
Rj: 未减去资源购入价格和污染治理费用的利润; cj: 指j产品的所有成本,在此,只研究资源本身价格及污染治理费用,其它循环经济成本暂忽略。
4 模型求解及分析
目标规划模型的求解已比较成熟,本文利用LINDO软件,采用序贯式算法[13]对上述函数 ( 1)- ( 5) 求解。得到优化结果为: x1= 1. 000000; x2= 1. 909091; x3= 9. 272727。即对该地区来说, 生产1万个单位的产品1,1. 909万个单位的产品2,9. 2727万个单位的产品3,政府、市场、公众三主体关注的目标利益在现在状态下都达到相对最大,见表2,三大主体也达到相对最满意状态。现对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4. 1 各主体的利益值比较
各主体的利益优化结果完成情况还是有所区别:对政府来说,环境污染取得了目标函数最小值,但却达到了政府的最大预算目标120,可见污染力度较重,仍有追加污染治理费用的必要,资源管理目标任重道远; 对市场来说,资源1达到目标函数要求尽量接近1: 1的要求,供需基本平衡,但资源2的需求供应保证率为16. 09: 20,资源供应较富裕,需要考虑到供应较多带来的资源低价问题; 对居民来说,也达到了就业人数尽可能多的要求,但同样是只完成了就业人数要求的最低限制20千人; 对企业来说,利润已尽可能大,达到满意目标,但比预期值 ( 360) 小了102,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因为需兼顾政府、市场等主体的利益,不能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肯定会影响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对该区域来说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三位一体优化机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让各主体利益都得到进一步提升。
4. 2 从优化产量结果分析
x1= 1万个单位,只完成最基本的需求目标,x2值相对也很小,而x3相对x1、x2偏大太多。造成这种结果主要在于能源消耗,产品1和2都是高能耗性产品,虽然单位产品利润大,但在当前资源可持续开发“减量化”原则指导下,并不可取,反而更倾向于生产低能耗的产品3。对前二者来说,有停产的危险。
资源1需求供应保证率为29 /30 ,因为是高能耗消费,对资源的消费是预算范围内的最高限度消费,资源耗竭风险大,急需采取相关预警措施; 资源2需求供应保证率为16 /20,离供需平衡还有一定差距,说明对资源2的需求相对来说不是高密度消费,在良性循环范围内。
4. 3 企业运行成本及主体间利益转嫁分析
企业作为项目的实施载体,在当前资源管理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结果更多地外部不经济被转嫁给了社会和政府,从而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力,市场也难以发挥本该有的作用,最终使得各大主体利益都不同程度的受损,社会综合效益难以发挥到最佳状态,所以企业主体利益是研究的重点。现对企业的成本进行深层次分析,进而完成不同主体的利益转嫁,促进以相关利益主体为基础的管理机制发挥作用。
现在,企业以最低价 ( 甚至是零价格) 购入资源,并付出了最低的污染治理成本 ( 个别企业甚至不进行环境治理) ,所以,令现行企业付出的最低成本 ( 甚至更低) 为:在资源管理机制实施后,企业付诸实际行动,绿色生产理念会贯穿企业整个生产线,彼时,污染、资源购入成本原则上全部由企业承担,所以,得到企业最大成本:各部分结果见表 3。
对利润进行分析: 资源管理机制实施前,由各企业都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利润; 资源管理机制实施后,对企业2和企业3来说,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企业就会停产。可见,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政策,即使对同样的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也会不同。所以,在资源管理政策实施之初,需要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益转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补贴。
而补贴对象为外部不经济部分,补贴值为R'j与R0j二者之差,在当前或向高效资源管理转化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推动主体就不得不对这部分承担责任,即采取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合理的补贴形式对企业进行利益转嫁,促进企业在适应期顺利过渡。当然,具体实施时补贴值还要考虑到履行资源管理政策给企业带来的技术研发成本、相关固定设施投入、新增资源税、环境税等,令其综合表述为β,则补贴值α为:
4. 4 运用灵敏度分析进行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的深层次研究
对运用目标规划建立起来的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来说,其目标函数的价值系数,因为人为决策的主观原因或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因,总会发生变化。比如调整了三利益主体的优先级,资源价格、污染治理成本、技术改进、资源可开采量改变等,此时,各主体不得不面临新的利益协调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管理者需要知道随着这些条件变化,已求得的资源配置会有什么变化? 或这些条件在什么范围内改变时,资源管理问题维持现状不变。从而为各主体利益决策提供政策依据,三位一体资源管理优化机制模型才更有实践意义。我们借鉴灵敏度分析来解决此类问题。
首先,以资源开采量变化这一情况作为代表进行分析。据知甘孜地区资源2的可开采量预计将减少到10个单位,对模型来说,约束条件 ( 1) 右侧的值下降,此时,只需满足最优解不变的原则: 各变量的检验数均非正,最优基保持不变即可。
重新计算得到最优值的结果,当x1= 1; x2=8. 083333; x3= 0时,各目标函数取得最大值。此时,各主体利益结果见表4。可见同最初的表2相比,企业生产情况发生很大调整,且资源可开采量的骤减,使得资源2本身的市场供需平衡局面打破,市场主体利益可视为下降,企业主体的利益最为敏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政府和市场也有所提高。三大主体利益进行了重新协调。
再者,分析在什么范围内,资源生产与管理维持现状,即最优解不变。对于多目标规划问题来说,用单纯行表计算可得,但颇为复杂,在此,只借鉴LINDO软件的灵敏度分析结果分析,见图1。
可见,对资源2 ( ROW5) 来说,其可开采量在( 20 - 3. 909,20 + INFINITY) 范围内变化都不会改变最优解,进而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也不会改变。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资源2的开采量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减少3. 909,因为这样的决策并不影响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当然,虽然其上限为 + ∞ ,但从实际角度考虑,不能无限制的开发资源,因为资源量加大破坏供需平衡,随之资源价格下降,这与我们假设资源2的价格等其它条件不变是相悖的。
在灵敏度分析结果里还同时计算出了各利益主体的可变范围。ROW2为政府利益函数,具体意义为政府污染治理的财政预算,可变范围为: ( 120 28. 49,120 + 2. 66 ) , 即政府污 染治理预 算减少28. 49是不影响其资源可持续效果的。ROW3为企业利益函数,具体意义为企业的生产利润,可变范围为: ( 360 - 101. 7,360 + INFINITY) ,即政府利润在预期基础上减少101. 7不影响整体规划,但企业的利润因为兼顾其它主体利益无疑是遭受了较大损失,所以政府需采取补贴措施,完成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转嫁。ROW4和5为市场主 体关注的 资源限制,ROW6为居民主体关注的就业人数限制,ROW7、8和9为企业产品的产量限制范围,ROW10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投入的污染预算限制,企业此部分预算投入可减少4. 63。
总之,通过灵敏度分析,可以看出相关机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大致影响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灵敏度分析结果,各主体可在不改变优化值情况下对最初的预期计划值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为各主体在资源管理中优化各自经济行为提供了决策依据。
5 结论
分析利益主体行为与证券市场秩序 篇2
证券市场秩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对证券市场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市场按照特定的规则运行。证券市场制度提供的正是这种内生的规则体系。证券市场的秩序由市场内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但政府作用比较特别，它可以出现在更高的秩序形成与控制层次上。在一般意义上，市场秩序指依据规则和准则进行控制下的市场运行状态。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是市场运行状态的主要指标，也是制度规则体系的评价标准。
国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实证研究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市场秩序混乱，市场公平和市场效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市场的运行是在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形成秩序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出发，建立相互制约、平衡的利益框架。
二、利益主体行为与市场秩序的相互影响
证券市场行为主体在相互的交易中会自发形成一种市场状态，可以称为自发秩序。每个行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将拥有的资源投向能获取较高收益的股票，这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自发秩序的优势必须在长期和重复的交易关系中逐渐形成。如果交易者的行为预期不确定时，极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就会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从长期看，某个市场体系要生存下来，必然能逐渐调节纠正交易机制，取得交易费用上的优势，但要达到良好的状态可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在调节过程中也会浪费巨大的资源。下面从几个主要利益主体行为对秩序的影响进行分析。
1.政府。从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初步形成看，政府是证券市场制度供给和运行的核心，其他主体大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而获利。强势主体(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能对政府的决策施加较大的影响，但并未能控制政府的行为。而政府过多涉及到证券交易中的具体利益，一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目前的定位与期望过高，二是政府自身利益和其他市场主体过于密切地混杂在一起。在国内证券市场中，国有性质的主体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绝大部分，机构投资者中，国有企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媒体更是政府或国有资本主办的，它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政府整个权力机构发挥了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秩序形成与变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 上市公司。由于占绝大部分比例的国有上市企业采取的都是增量发行，国有股仍占有控股地位，外部股东无论在控制权还是在信息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公司经理等“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为了获取更多的融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等情况时有发生。由于上市公司都属于利益既得者，其利益主要在一级市场的发行中，而在证券交易市场上，上市公司间难以形成比较普遍的共同利益。而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仍然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固有的“预算软约束”弊病也移植到上市公司身上。上市公司的利益一致性不够，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但上市公司与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分别对各自的管理部门有较大的压力。
3. 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数量比较有限。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很大，因此它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很大，对环境的变动比较敏感。在外部环境中政策和市场景气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集体物品(它的收益者只是一个局部的集体)的特点。机构投资者通常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机构投资者个体参加争取集体物品(政府有利政策)行动的条件是，它从这个集体物品中获取的收益大于它付出的成本。每个参加者的成本包括行为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一部分。但集体物品能够为所有投资者共同享用，而不仅仅是付出努力争取的机构。每个机构投资者都希望别人去争取而自己能够“搭便车”。如果努力者分享的集体物品低于其付出的努力成本，它是不会去争取这个集体物品的;如果即使与别的机构投资者共同分享，它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仍高于它为争取这个集体物品付出的成本，那它有提供的激励。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较少，在争取能够带来足够大收益的集体物品时，通常每个机构投资者能够分享的收益大于它为集体行动付出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也会权衡不作为的机会成本，在不作为的损失大于作为的成本时，他具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压力。因此机构投资者经常能够组织起来争取对他们这个群体有利的集体物品，如对政策改变的影响，对政府支持股市的需求，都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但集体物品量总是低于最优水平，因为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努力者总是无法获得它所争取到的集体物品的全部收益。
4. 一般投资者。在国内不规范的证券市场上，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一般投资者群体，一般投资者的个体力量弱小，更应该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但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机构投资者经常联合起来，集体要求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而一般投资者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极少有集体行动来申诉自身的要求。一般投资者参与争取集体物品的条件和机构投资者个体相同：他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他参加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但一般投资者数量众多，任何投资者能够从可能的集体物品中获利都极为有限。而对一般投资者进行广泛组织的成本都极为惊人，除非某个组织的成本已经为它的其他职能承担。一般投资者从集体物品中的获利微小而成本高昂，搭便车的倾向同样广泛存在。他们预期的成本和收益极端不对称，通常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 一般投资者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不利于市场均势的取得，应该在制度上有一个一般投资者保护协会之类的组织，它由某些具有政治、地位要求的个体来推动，同时可提供其他非集体物品，这个组织的真正目的：组织一般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服务。而先例也可以改变一般投资者对争取自身合法利益行为的预期。如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失职和违法及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行为，投资者也许有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意识，但个体能获得的利益有限，而个体在对公司和中介机构的诉讼中又明显处于人财物的劣势，在证券市场现实中，个体诉讼行为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如果法律的变动使投资者个体有合适的诉讼环境，出现了较为成功的诉讼案例，形成“选择性激励”的效果，其影响可以从个别到普遍，逐步改变投资者对诉讼的收益——成本预期，使更多投资者愿意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也即成为制度变迁的路径。
三、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路径
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等强势主体群体与一般投资者弱势主体群体的力量极度不平衡，欺诈行为、虚假信息泛滥，操纵市场行为流行，市场规则有向不利于市场长期利益方向发展的趋势，市场的秩序陷入混乱。在此阶段一种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的强力介入。政府必须充分尊重并利用自发秩序，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对制度体系形成与变动的不参与，自发秩序需要通过政府的行为来调节。政府的制度创新应该和市场主体的创新互为补充，要相信在良好规则下的市场制度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政府确定交易的基本框架和公平原则，在证券市场已经建立起来的现在，应该放宽其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新的空间，政府则致力于提升自发创新的层次，消除市场主体创新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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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互补性的制度创新框架。
证券市场的长期利益一是公平;二是效率。自发秩序也许可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自发秩序通常不能带来公平。政府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他供给证券市场制度，调整并维持公平秩序的形成。但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他也面临有限理性的制约，且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能指望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秩序调节就必然能带来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当政府的利益来源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一致时，它的行为会促使社会的进步;反之，它会导致市场的混乱，阻碍良好秩序的形成。这时就要调整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从寻租中获得的利益，而且实现这一点，可以削弱个别市场主体群体对政府决策的严重影响或控制，摆脱不利路径依赖。
政府要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必须为市场主体界定明确的行为边界，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权。政府部分放弃从参与交易中得到的收入，而增加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税收，即要使每个官员和国有资产经营者有明确稳定的预期：从努力完成职责中得到收益大于设租和寻租得到的收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最终的目的也在于此，而推行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全面非国有化并不一定能促使它们形成明确的预期。在当前情况下，要政府完全放弃为国有企业融资的目的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改善市场秩序的。国有上市公司的根源在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当存在政策性负担时，即使是私有企业，也同样会出现这些问题。因此，政府的行为应是逐步取消国有上市公司的政策负担，界定行为边界、获利或受损的方式，迫使国有企业与其他性质市场主体竞争，实现为国有企业融资与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平衡，加固证券市场的基石。
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主体 篇3
关键词：保险利益,保险金,抗辩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保险之“精灵”的保险利益, 不仅可以避免使保险与赌博行为相混淆,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规避来自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对于保险之作用发挥可谓意义重大。
对于保险利益的界定, 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法律权利说与事实期待说两种主要的学说, 中国保险法律则采法律利益说, 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第12条第6款的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另据《保险法》的规定, 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标的物出险时, 必须对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而在人身保险的场合, 则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时即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否则人身保险合同无效。可见, 保险利益的有无, 关系到了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等主体保险金的获得等保险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以保险利益缺失作为抗辩理由, 即可以有效地对抗相应主体的保险金支付请求权。但是, 这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谁有权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保险利益缺失导致的保险金支付请求权的无效, 是可以由法院主动认定, 还是只能仰仗诉讼当事人提出?保险人放弃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是否要受到禁止抗辩原则的约束?对此中国《保险法》并未加以规定。因此, 本文意在对上述问题展开理论层面的研究, 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保险利益的作用
究竟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谁才最为妥当?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探究保险利益的作用究竟如何。只有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才具有可靠性。
(一) 防止保险沦为赌博的工具
从保险利益原则发展的历史可知, 保险利益的第一个历史使命乃在于防止保险沦为赌博的工具。
在18世纪, 人寿保险单的签发并不以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要件, 即无论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血缘或者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要保人均可以以自己或其指定的人为受益人, 而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 投保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一旦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死亡, 受益人则会获得相应的保险金支付。例如, 甲以与自己无任何人身或经济上利害关系的娱乐明星乙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合同有效期内的某日, 该明星旅游途中因意外事故死亡, 甲旋即可以向保险人申请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支付。在此事件中, 甲并未因乙的死亡而遭受有身心或者经济上的损失, 而甲也仅仅为其获得的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支付了数量极为有限的保险费而已。
保险利益要件的缺失, 必定会促使投保人更加热衷于以面临较高死亡风险且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人为被险人而投保死亡保险。投保人仅以小额的保险费支出即可以获得数量较为可观的保险金。因此, 18世纪的人身保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赌博的工具。而保险利益要件的提出, 仅要求投保人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投保保险, 就可以将保险这种损害填补手段与赌博区分开来。
(二) 防范道德风险
保险利益的第二个重要作用即在于防范道德风险的蔓延。因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多以投保人或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亲情或血缘方面的抚养、赡养关系为主, 被保险人的生存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受益人之情感利益或生存利益的维系。因此, 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上述保险利益的时候, 投保人或受益人并不会主动促成保险事故的出现。但是, 在保险利益要件缺失的情况下, 不但被保险人的死亡不会给投保人或受益人造成任何情感或者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 反而会诱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为了获得保险金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无形中使得被保险人的死亡风险骤增。
(三) 确定保险金额
保险利益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即在于确定适宜的保险金额度。虽然大部分人身保险都不具有类似财产保险一样的补偿性质, 但是在部分人身保险 (例如医疗费用保险以及债权人为债务人投保的人身保险) 中仍然是要贯彻损失补偿原则的, 因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获得的保险金不得超过其保险利益的范围。否则将会导致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的超额获益, 同时还将侵害其他未出险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 防止保险人的超额获益
保险利益原则还有一个被忽视的作用———防止保险人的超额获益。具体而言, 投保人因投保超额保险而导致超过保险利益部分的保险合同无效时, 保险人须向投保人进行相应部分保险费的返还。
三、保险利益抗辩权归属主体分析
对于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究竟归属何人, 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鉴于保险利益的重要作用乃在于避免赌博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 因此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任一社会公众都有权在保险纠纷中向法院提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请求。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法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主动认定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缺乏保险利益而归于无效。最后一种观点认为, 鉴于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的一种, 该合同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因此, 只有签订合同的主体才有权提出有关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即只有保险人才能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缺失保险利益为由, 拒绝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综观以上三种观点, 均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以下将就上述观点中提到的保险利益缺失之抗辩权归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 任一主体
将保险利益缺失抗辩权赋予任一主体的观点, 认为鉴于保险利益之防止保险诈骗事件出现以及防范道德风险蔓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任一社会公众均可以第三人身份对受益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该观点的最优之处即在于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利益的各项重要作用, 通过公众之此一抗辩权的行使影响保险主体的行为预期, 净化保险环境。但是由于具体权利主体的不明确, 会使保险纠纷解决产生效率上的阻滞。
(二) 保险人
将保险利益缺失抗辩权赋予保险人的理论观点认为, 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 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 因此只有作为合同主体之一的保险人才能够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
例如, 英国法院在审理一桩保险案件时即根据英国《1774年人身保险法》指出, 除保险人外, 任何人均不得对受益人之保险金支付请求权的实现提出异议。因此, 保险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以及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当然, 当保险人提出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时, 还会涉及到是否需要向受益人返还保险费的问题。但是, 英国的法官和学者就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虽然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保险人的做法, 可以最大程度地尊重保险合同的相对性特征。但是, 在缺乏其他配套措施的情况下, 极易造成保险人对此种抗辩权的滥用。即在没有规定抗辩权的行使需要以返还保险费为代价时, 保险人为获得保费收入就会在明知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情况下出售保单, 并通过在被保险人死亡时行使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的方法拒绝支付保险金。侵害了善意投保人或受益人的合理期待权。
(三) 法院
此观点认为, 法院在审理保险案件时, 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就保险利益的有无提请法院裁决, 法院均可以保险利益关涉社会公众利益为由而主动认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 并据此对合同的效力加以认定。
此一观点充分发挥了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积极作用, 但是却无法解决非诉讼途径中的保险利益缺失抗辩问题。
四、结论
虽然, 中国《保险法》在第12条中就保险利益的概念以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要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并在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种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 综观《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 可以发现中国《保险法》并未就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进行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一遗憾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为保险纠纷的完满解决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因此, 实有必要在保险法中将此一问题进行规定。至于将保险利益缺失的抗辩权赋予何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应将其赋予保险人。但是亦应同时规定, 保险人在行使该抗辩权时要向投保人进行保险费的返还, 借以防止保险人的权利滥用。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1卷[M].台北:三民书局, 1988:21-38.
[2]杨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8-50.
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研究 篇4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其中以农村中小学为改革的主要对象,撤并农村中小学为主要的手段,目的是优化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办学规模、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中国尚未有一个科学规范的法律标准,一些地方盲目和过度撤并农村学校,对于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采取“一刀切”,导致各撤并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历年来,农村学校撤并中政府、家庭、学校三者的利益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周晓红(2013)根据地方政府、农民的不同目标追求系统地分阶段分析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博弈过程,得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把握好“度”,加大农村师资力量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结论[1];王丰(2010)认为一旦涉及农村学校撤并主体的利益时,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就会发生博弈行为,在效率和公平中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2];张洪华(2011)基于对苏镇个案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中央、地方和农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教育的目标取向及行动,阐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及由此导致的各个时期学校布局的特点,得出农村学校撤并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结论[3]。本文基于项目前期对安徽省农村学校撤并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学校撤并主体在不同撤并阶段的利益取向,采用博弈分析法分析局中人采取的博弈策略及行为逻辑,并据此得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对安徽省部分县、乡镇农村学校撤并的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县级教育主管部门从全局、长远利益出发,期望利用行政手段对原来不合理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农村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趋势性选择。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攀比政绩,大规模扩大学校规模,盲目创建教育园区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学校、教师的教学压力增大,办学效率降低,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民家长们更注重个人利益诉求,他们在乎的是政策的实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担忧的是学校撤并后由于上学距离的增加而导致的上学成本增多以及孩子在上学距离增加后的安全问题等。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框架中,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乡政府的利益诉求一致,学校大体上也与它们利益趋同,但会从教育本位出发,考虑学生家长方面的问题。而村委会既是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通讯员”,又是为村民当家做主的“脊梁柱”,它的行为逻辑复杂多变,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只对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建立博弈模型。
一、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博弈中的局中人
1.局中人
局中人是指参加博弈的直接当事人,能够独立决策,采取行动并能承担决策结果的主体,即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人,在本博弈模型中,局中人有:
(1)学生家长
由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学生对农村学校撤并的行为选择、意愿通常由学生家长来体现。随着农村学校的重新布局,导致一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远、上学难、家庭教育投入逐渐增大、家长负担加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学生家长成为这些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其行为在农村学校撤并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2)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包括县、乡两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地方政府既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宣传者,又是当地农村学校布局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撤并过程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本所在。
2.局中人的行动选择
(1)学生家长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学生家长的行动可以简化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这完全由撤并带来的效用水平(U)大小决定,而效用水平又取决于撤并对家庭带来的收益(R)、成本(C)的比较(如表1 所示)。当学校撤并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学生家长支持撤并;如果村民的收益、成本差距太大,收益弥补不了成本,学校布局调整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降反升,学生家长就会固守自己的利益,反对学校布局调整,使调整工作难以实施。
注:当效用U>0,支持撤并;当U
(2)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县级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上级政府政策的引导,而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着县级政府的利益,由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经费是教育经费中的一部分,直接与县财政收入挂钩,所以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带着明显的宏观性、经济性。教育主管部门、乡级政府在执行学校撤并时,行动只有执行与不执行两种,当农民普遍支持撤并时,地方政府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进行撤点并校,支出主要是对新校舍进行扩容、新建;当农民不支持撤并时,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因满足学生家长的要求而付出的额外的投入,以及由于不能按计划进行撤并学校而导致的对原有学校的追加投入。
(二)利益双方的博弈策略
博弈策略是指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这往往能体现出博弈方在不同的博弈阶段的价值取向和意志追求。博弈主体的行为是建立在价值取向和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外在表现,理性人行为策略与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会产生效率决策。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随着学校布局规划的推进,处于不同博弈阶段的局中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从而采用不同的行动,最终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下面对博弈双方的博弈策略与行为逻辑过程进行分析。
1.学生家长的策略
学校布局调整引发博弈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首先考虑的是提高教育的质量与经济效率,降低教育成本。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家长,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尽量少的教育投入完成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而现实的学校撤并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家长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采取一定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温和的阻碍:上访、以“权威”应对“权威”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期,当学生家长结合分析学校撤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后,认为因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合理对子女就学带来不便和家庭教育支出增多时,他们会采取温和的方法阻碍学校的撤并。调查发现,上访是此阶段学生家长采取的主要博弈策略。村民在找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后,首先会对因本村学校规模过小而撤并这一规划表达不满,对学校撤并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然后会阐述家庭因撤并导致的教育投入的增加额,计算出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家庭基本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会表达出因上学路途遥远对孩子上学安全、寄宿等问题的影响;最后肯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图通过上访的方式拖延学校撤并的开展。
但学生家长的拖延策略并非是良策,在最初的上访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都会拿出国家的方针政策来劝说,期间也不乏强硬的态度。当学生家长发现单纯的“诉苦”和“以情动人”没有效果时,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手段。据调查显示,现阶段中、小学家长基本上是“70 后”“、80 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能大胆地利用政策甚至法律应对政府的“权威”。
(2)极端的干预:为权益背水一战
当上访无果,地方政府不顾群众反对意见,强行进行农村学校撤并时,信息不对称的学生家长由于上访的消极经验会驱使他们采用比较粗暴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没有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群众通常不愿意从政策、法规中得到支持,相对而言,情理方式的求诉更适合于被农民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学生家长集体行动分为两种:集体制止和公共诉求。集体制止是指学生家长在农村学校的撤并过程中,以集体的呼声压制不合理的撤并行为。而公共诉求是指农民群众在自我压制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集体形式向报社、新闻媒体、社会申诉,给地方政府制造舆论压力,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维权的目的。
(3)利益补偿:无奈的诉求
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是大势所趋,很多时候一丁点的反对呼声并不能阻止学校撤并的步伐。然而,学校撤并的完成并不等于问题的终结,笔者在安徽省某县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家长在学校撤并完成后,多次上教育局找领导反映问题,甚至联合村民一起,写申请书要求解决该村小孩上学远的问题。笔者了解到,在申请书中,多次出现了“每天上学来回要走十余里,家长负担加重”等词语,这些学生家长不断上访诉说苦衷,以坚定的毅力和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4)辍学:不得已的选择
学生辍学是农村学校撤并中最坏的结果,也是博弈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得已的选择,它折射出的是农民群体与政府在利益周旋中的心酸与无奈。并不是所有学生家长的利益诉求都有实现的可能,在遭到拒绝时,有些学生家长不愿也无法与政府或者学校费过多的口舌来交流,辍学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地方政府的策略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其考虑的是如何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地方政府在与学生家长利益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博弈策略比较单一,主要有以下两种。
(1)信息垄断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信息垄断贯穿始终,原因是政府对于学校撤并的信心不足,也是对学生家长可能出现的行动的防范。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是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对于什么样的学校该撤,什么样的学校不该撤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设计布局调整规划时,并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反映民意,也没有向群众宣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布局调整过程中信心不足,虽然能预料到会有群众反对的声音出现,但他们并不希望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因此,信息垄断成为他们的盾牌,按照规划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见招拆招[4]。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将撤并后的学校校产的处理以及对新学校的扩容、新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公布于众,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学生家长对地方政府的猜疑和对布局调整政策的不支持。
(2)逐级施压、分化瓦解
无论是温和的阻碍还是极端的干预,学生家长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集体行动成员数量多,利益诉求多,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地方政府重视这些问题。所以,当学生家长集体表达对农村学校撤并不满时,地方政府会采取逐级施压,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当学生家长集体到教育主管部分去反映情况时,工作人员会把他们分开带往不同的休息室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好言相劝,一方面利用政策镇压,让他们了解到学校撤并的必要性和阻碍政策执行的严重性。这种方法对一部分人有用,但是对于那些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群众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会让他们去找乡政府,因为具体规划是乡镇府报上来的。
(三)利益双方博弈行为过程
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博弈交锋始于后者的公开抵制。由于在不同博弈阶段的利益诉求不同,学生家长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在撤并规划阶段,如果撤并行为对家庭有益,农民会支持撤并行为,博弈结束;但一旦学生家长意料到利益受损,他们企图通过“温和的阻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延缓撤并进程的开展,比如采用上访、政策应对等博弈策略。在实施阶段,他们会采用直接、极端的“干预”行动,而且这种直接干预会演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对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当前两种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时候,无奈的学生家长的目标只能在撤并完成后转变为“利益补偿”,力争和地方政府取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求助无果,学生家长会采取“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辍学,至此,学生家长已经完全没有退路。而相对于学生家长,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策略单一,也是“非程序化”的,主要有信息垄断和分化瓦解两种。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学生家长的反对意见,学生家长会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制止学校撤并的顺利开展,博弈重新开始;若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学生家长的策略,以至于让学生家长妥协,博弈结束;若学生家长不妥协,那么此博弈会回到最开始,重复进行。
在此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生家长各自占据自己的策略空间,根据自己手中的筹码和对方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显而易见,强势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家长抵制程度的激烈与否,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但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能采取丰富的行为策略,而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策略单一,双方行动逻辑的不断变化使这种强弱之势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博弈优势。一旦博弈陷入僵局,学校的加入会使博弈产生均衡结果(见下页图1)。
(四)学校的参与促进博弈均衡产生
学校是农村学校撤并中的一个重要利益主体,调查发现,近90%的学校对学校布局调整表示赞同,归根结底是因为学校跟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利益趋同。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划拨和教师工资、编制的管理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农村学校撤并不会影响教师的工资薪酬;另一方面,从村小转移到中心学校,教师工作、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此外,全县教师的任免由教育局统一负责,如果因为不配合而影响了学校布局调整进度,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会偏向于地方政府的一切做法,当撤并行为的确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时,学校和教师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家长的反对声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看作“无理取闹”,地方政府无论采用劝说还是强制性要求都只有一个出发点:让家长支持撤并。但是,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直接参与者和布局调整后教育的直接承担着,学校的“话”政府不能不认真斟酌。不仅仅在学校撤并阶段,撤并后,以学校为主体的利益补偿申请也往往比村民更有效。与学生家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针锋相对”比较,学校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微弱,但它与地方政府不同的是,更在乎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教学的评价。因此,本文并不将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调整博弃中的一个“局中人”来分析,而是作为一位“博弈协调者”,它对博弈均衡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二、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与结论
农村学校撤并政策的发起者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是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学生家长和学生。当农村学校撤并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家长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上访或其他非常规手段,而博弈对象是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几乎单枪匹马,没有形成或依赖其他组织,就算十几或几十人形成“反抗集体”,也终究被“分化瓦解”,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模。而他们一手推举出的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
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弱化使得村干部正在失去其过去依靠的统治基础,从“代理人”到“边缘人”的角色转变[5]。而在没有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使学生家长更依赖于向县级政府反映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跟政府官员不对等,“打马虎眼”“、安抚”“、震慑”必定是地方政府面对群众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同样明白跟政府打场“持久战”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与强势的政府博弈中若想占据优势,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政策应对政策”、“发动群众优势”、“公共申诉”等。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做出的决策是非正式的,利益表达方式是在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地方政府作为上级农村学校撤并的执行者,必然要符合政策的总体要求,在正确的政策导向下行使权利。但由于国家税费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减免,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削减,导致大部分农村学校教育经费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减少学校数量以较低办学成本,这使得掌握正式权力但政策执行信心不足的政府在面对“非正式”行动的学生家长时也不得不采用“非正式”应对策略。综上所述,从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权利的弱化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形成矛盾。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既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又不能直接与上级政府直接“谈判”,使得学生家长利益表达困难重重。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群体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中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反而成为一个摆设。
第二:地方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选择性解读中央政策,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盲目对农村学校“一刀切”,忽视了农村学生受教育平等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均衡协调性,使其面对农民的反对意见时“非制度性”策略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三、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评价 篇5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主体利益,协同度
1 问题的提出
2012年中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40.6亿元, 比2006年 (8.5亿元) 增长了28倍多。其中, 中央财政补贴40%, 地方财政补贴39.8%, 农户自己负担20.2%.但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农户投保的积极性并不高, 如湖南省邵东县全部由乡镇统保, 垫付率达100%.既然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分散农业风险, 农户为何依然不很情愿交保费, 其有效需求是否依然严重不足?农业保险市场有很大潜力, 保险公司是否依然被动?政府的“三级补贴联动”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 本文借鉴协同学理论, 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协同度 (SAR) 模型, 选取2004~2011年为样本期进行实证分析, 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进行探析。
2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模型的构建
2.1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的定义
虽然协同学理论的创始人赫尔曼·哈肯没有建立协同度模型, 但随后的系统科学研究学者发展了赫尔曼·哈肯的思想, 建立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 (韩文秀等, 2001) 。农业保险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 即由不同属性的各个子系统及相关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复合系统。复合系统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整体优化, 子系统的和谐一致。故测度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可以借鉴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本文在合理改进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模型。该模型可以直接对农业保险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相互关联所产生的协同作用进行度量, 从而能准确地掌握当前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的程度。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协同度可以定义为:农业保险系统中各子系统及各要素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相互和谐一致的程度, 也就是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程度。各相关定义的数学表达如下:
(1) 农业保险系统及其子系统
农业保险系统由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三个子系统所组成。可以用模型 (1) 来描述农业保险系统:
在模型中, 子系统用i表示。q1为衡量政府子系统的状态参量, q2为衡量保险公司子系统的状态参量, q3为衡量农户子系统的状态参量。
假设农业保险系统某一子系统发展的序参量变量为xik= (xi1, xi2, …, xin) , 以此来表述子系统i的运行状态。其中n≥2, 且βik≤xik≤αik, k∈[1, n]。在此, βik为序参量的下限值, 在实证计量分析取值过程中可以选取过去某年的实际值, 或选取目标年份的最小值;αik为序参量的上限值, 在实证计量分析取值过程中, 可以根据经济规划目标或子系统发展趋势选择未来某确定年份的规划值或预测值。
(2) 子系统的有序度
描述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有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两类。正向指标是指, 当指标数值趋小时, 系统的有序度也将趋低。逆向指标是指, 当指标数值越小, 系统的有序度就会越高。在系统描述过程中, 假设xi1, xi2, …, xim为正向指标, xim+1, xim+2, …, xin为逆向指标, 则子系统i序参量分量xik的系统有序度可定义如下:
由式 (2) 可知, ui (xik) ∈[0, 1], 当ui (xik) 数值越大时, xik对系统有序的作用就越大。对于这类xik的取值, 主要通过调整其取值区间[βik, αik], 使其有序度满足式 (2) 的条件。
通过对ui (xik) 的集成来实现对子系统的有序度描述, 则子系统i的有序度ui (xi) 为:
由式 (3) 可知, 当ui (xi) 越大时, xik对系统有序的作用就越大, 系统有序度就会越高;当ui (xi) 越小时, xik对系统有序的作用就越小, 系统有序度就会越低。
2.2 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模型
就农业保险系统来讲, 对于给定的初始时刻或者某个特定的时段t0, 假设子系统i的系统有序度为ut0i (xi) , 则对于整个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刻或者时段tj, 假设此时子系统i的系统有序度为utji (xi) , 则定义SAR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ynergy of Agent Revenues) , SAR模型为:
关于SAR模型的几点说明:
(1)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SAR∈[-1, 1], 协同度值越接近1, 整个系统的全面协同程度就越高;协同度值越接近-1, 整个系统的全面协同程度就越低。
(2) 对于参数η, 当且仅当utji (xi) -uit0 (xi) >0时, tj时刻或时段整个系统协同度为正。
(3) utji (xi) -uit0 (xi) 为子系统i从t0到tj时段系统有序度的变化幅度, 即在该时段子系统i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加有序。
(4) 如果在某一时段tj整个系统朝无序发展, 则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将小于零, 体现为SAR∈[-1, 0]。
可见, SAR模型可以验证一定时期内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主体利益协同的程度及其特征与变化趋势, 有助于把握整体系统的协同状况及其动态的预测与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SAR模型序参量的确定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模型 (SAR模型) 中, 序参量的选取应注重实用性和科学性。在政府子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中, 分别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序参量, 这些序参量对子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作用必然通过子系统的某些特征来表现。
首先, 政府子系统的成本可以用每年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予的财政补贴来表征, 其收益的表征比较复杂。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中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稳定。因此, 政府的收益可以通过其给予补贴的保险品种产量来表征。从2007年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以来, 保险品种也略有变化, 在SAR模型中将选取稳定的保险品种 (水稻、棉花、生猪) 的产量作为政府子系统收益的序参量。其次, 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成本为农业保险的总赔付额和管理费用等, 由于管理费用难以统计, 故只考虑农业保险的赔付总额。其经济收益为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与总赔付额之差, 其社会收益可用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表征。再次, 农户子系统的成本为其所缴纳的农业保险保费总和, 其经济收益体现在遭受损失后所获赔付。这些指标能够直接表征序参量的作用, 并且能够运用到具体模型中进行运算。
基于上述理由, 在政府子系统中, 选择财政补贴和水稻、棉花、生猪产量的增长率4个指标;在保险公司子系统中, 选择农业保险赔付支出、保费收入、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4个指标;在农户子系统中, 选择农户所交保费、成灾面积和所获赔付总额占农户总收入比3个指标。
由此,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的序参量按所属的子系统可以细分为三大类共11个指标, 具体如表1所示。
3.2 数据来源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的形成从2004年开始, 故SAR模型选取2004~2011年为样本期。采用直接查找和间接提炼两种方法获取数据。部分序参量的数据直接取用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另一部分序参量的数据需要间接提炼, 做法是:
(1) 体现政府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力度的指标是财政补贴;体现政府保障农业和实现粮食安全的指标是水稻产量定基发展速度、棉花产量定基发展速度和生猪产量定基发展速度。选取的基年为2004年,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定基发展速度=第t年的总产量/2004年的总产量×100%.表2为政府子系统序参量的数据和来源数据。
注: (1) 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 是体现政府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力度的指标。因财政补贴从2007年开始才实施, 故2004~2006年其值为0, 2007~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2) 在表中, 定基发展速度简称定发度。水稻产量定基发展速度、棉花产量定基发展速度和生猪产量定基发展速度三者是体现政府保障农业和实现粮食安全的指标。2004~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
(2) 体现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成本的指标是赔付支出, 体现保险公司盈利的指标是保费收入。农业保险密度是指按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农业保费收入,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保险的普及程度和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密度=农业保费收入/农业人口。农业保险深度是指农业保费收入占国内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GDP) 的比例, 它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农业保险在其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国内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GDP) ×100%.表3为保险公司子系统序参量的数据和来源数据。
注: (1) 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是体现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成本的指标。2004~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净赔付率=赔付额/农险保费收入×100%. (2) 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是体现保险公司盈利的指标。2004~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3) 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两者是体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的指标。2004~2011年的农业人口和国内农业生产总值 (农业GDP) 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体现参保农户收益的指标是所获赔付额占农户收入的比率,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赔付额占农户收入比=农户所获赔付额/农户总收入×100%.体现农户受损情况的指标是农业受灾成灾面积, 由于成灾面积能反映农户的直接损失, 故该指标选用成灾面积。
体现参保农户农业保险支出的指标是农户所交保费。农户所交保费数据计算的依据来源是《关于2009年度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金[2009]24号) 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财金[2008]27号) 。假设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都到位, 在既定的条件下, 则农户自行承担的保费为总保费的20%.表4为农户子系统序参量的数据和来源数据。
注: (1) 农户所交保费是体现参保农户对农业保险支出的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农户所交保费=总保费收入×20%.总保费收入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2) 成灾面积是体现农户受损情况的指标。2004~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 (3) 所获赔付总额占农户总收入比是体现参保农户收入增长的指标。2004~2011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业人口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年鉴》。
3.3 计算结果及数据分析
表征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的标识与性质如表5所示, 序参量中有七个正向指标和四个负向指标。
序参量的上限αik与下限βik对SAR模型结果的影响十分重要。由于在现有的资料数据中未公布这些序参量数据的预测值, 本文根据各序参量在样本空间内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在现有数据 (2004~2011年) 的基础上使用MAPLE软件进行曲线拟合, 拟合出各序参量1999~2016年的近似数值, 序参量上限αik取拟合的最大值, 序参量下限βik取拟合的最小值, 由此得到表6中各序参量的上限值αik与下限值βik.样本期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的取值如表6所示。
(1) 序参量的有序度
根据表6的数据, 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进行计算, 得到表征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序参量的有序度, 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可以发现, 表征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序参量的有序度从2004~201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政府子系统中财政补贴序参量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为0。这是因为, 虽然2003年底就有了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提法, 但是, 在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才正式确定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 然而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从2007年才开始。2007~2010年, 政府子系统中财政补贴序参量的有序度从0.12增加到0.57, 2011年有序度略有下降, 为0.37。u1 (x11) 有序度的增幅最大, u1 (x12) 和u1 (x14) 有序度的增幅相当, 并随着u1 (x11) 有序度的增幅而增加, 即水稻产量定基发展速度和生猪产量定基发展速度与财政补贴呈正相关性。从总体上看, 政府子系统中各序参量的有序度基本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上升趋势。
(2)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保险公司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2004~201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u2 (x21) 、u2 (x22) 和u2 (x23) 有序度的增幅较大, 并且相当, 即赔付支出、保费收入和农业保险密度序参量的有序度都超过了0.4。但u2 (x24) 的增幅很小, 即农业保险深度的有序度小于0.1。
(3)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农户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2007~201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户所交保费的有序度u3 (x31) 增长较快, 从2004年的0.0007, 增加到2011年的0.63, 并且突破了0.5。所获赔付总额占农户总收入比的有序度u3 (x33) 略有增长。成灾面积的有序度u3 (x32) 在2011年突破了0.5, 其有序度在2007~2011年的上升趋势与财政补贴的有序度在2007~2011年的上升趋势非常相近, 两者的相关性较高。这说明了随着财政补贴的增加和农业保险的深入开展, 防灾防损工作的到位, 成灾面积将会进一步下降。同时也说明了开展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2) 子系统的有序度
在表7的基础上, 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计算出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子系统的有序度, 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表8可作得曲线图1。
由表8和曲线图1可以发现:
(1) 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政府子系统中财政补贴序参量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为0, 使得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也为0。2007~2008年,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u1 (x1) 从0.24增加到0.35, 但2009年和2010年略有回落, 到了2011年, 其有序度又增至0.37。由图1可看到,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虽然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比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要低, 但是其上升的幅度在2007~2011年比保险公司子系统和农户子系统的增幅要高。
(2) 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总体是上升的, 其有序度u2 (x2) 在2004~2006年很低且增幅非常慢, 在2007~2011年增幅较快, 从2007年的0.10, 增加到2011年的0.31。
(3) 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变化与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变化相似, 但其增幅相对较小, 2007年其有序度u3 (x3) 为0.06, 到了2011年增至0.25。
由此可知,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之前,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子系统的有序度非常低或为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之后,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从2007~2011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3)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在表7和表8的基础上, 使用EVIEWS, 运用模型 (1) 计算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 结果见表9。
根据表9可以发现, 由于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中政府在2004~2006年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 其序参量的有序度为0, 致使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04~2006年为0, 从而使得2004~200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均为0。根据表9可作得曲线图2。从图2可看到, 从2007年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后, 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开始逐步协同运行,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从2007年的0.17增加到2011年的0.32, 虽然协同度还小于0.5, 但其总体趋势是处于上升状态。
由表9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曲线图2, 可知, 在政府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之前, 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为0。当政府从2007年开始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后, 2007~2011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虽然尚低, 但呈现上升趋势, 这预示着未来政策性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将会有所提高。
4 结论
本文运用农业保险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模型, 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2004~2011年各主体利益进行了协同评价, 得到的结论如下:
其一,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在2004年形成之后,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 2004~2006年,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为0, 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略高于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 两者的有序度都小于0.02;2007~2011年, 政府子系统的有序度由0增加到了0.37, 在三个子系统中其有序度较高, 保险公司子系统次之, 农户子系统再次之, 但后两者的有序度处于上升趋势, 到了2011年都超过了0.25。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各主体利益的协同度 (SAR) 由2006年的0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0.32, 并且其总体趋势呈上升状态。
同时发现, 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系统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国际上成功经营农业保险的国家对农业保险进行大力财政补贴的事实相符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 使得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亏损的局面扭转, 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不断增加, 经营的农业保险险种也逐步增加, 保费收入不断增长。保险公司子系统的有序度由2006年的0.015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0.31。 (2) 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相关政策支持及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大力展业, 农户抗灾防灾的能力加强, 并且在遭受自然灾害损失后基本得到了及时赔付。成灾面积由2007年的25064千公顷减至2011年的12441千公顷;所获赔付由2007年的2978百万元增加到2011年的11059百万元。这促使农户子系统的有序度由2006年的0.016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0.25。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6
一、“城中村”改造中的主要利益主体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城中村”村民及第三方参与者。本文着重分析主要的利益矛盾体政府与“城中村”村民, 不对第三方参与者进行详细分析。
(一) 对政府的分析。
政府对“城中村”改造通常都是为了消除城中村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促进公共利益合理分配, 社会福利最大化, 协调城市经济发展, 并且从改造中发挥“城中村”土地区位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这其中不排除政府官员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创造政绩的可能) 。从经济学角度看, 政府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定主体, 它是各种经济组织中的一类, 与一般的经济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两大特征。强制性导致政府行为的非平等有偿性, 也就是说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大多数关系可能是非自愿的并且是非平等有偿的。政府的干预能够直接体现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政府作为经济人, 也存在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征用土地实行转让, 从中获得转让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严格限制的所有权, 国家对其用途、流转、处置进行严格的限制。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集体所有土地的转让, 只能由国家依法征用, 给予低额补偿费, 再由国家出让, 涨价全部归政府。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促进下, 政府的行为难免出现偏差。当有可能出现涉及经济利益的矛盾关系时, 政府必定会通过法律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政府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而侵袭到公共利益, 也就是“城中村”村民的利益。总之, 政府应当作为一个全面利益的化身出现, 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总是基于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 政府的利益应该与全民的利益一致。
(二) 对“城中村”村民的分析。
“城中村”的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村籍的原住村民。城市化进程中, “城中村”的原居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由第一产业为主导转变为第三产业为支撑。随着城市征地范围的扩大和村中公共建筑用地的扩展, “城中村”的农用地不断减少或消失, 相应地从事农耕活动的人不断减少, 农业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 非农产业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 农业人员转变为非农人员。村民从原来的依靠农种收入转变为依靠集体分红、房屋出租、自主从业等形式的收入。其中房屋出租的收益是村民经济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从而使其经济观念和收入方式发生了变化, 村民的经济观念转变为依靠自身拥有的宅基地为自己谋求生路和以后的生活保障, 靠地吃饭靠地养老, 形成了独特的“出租房经济”。可以看出村民中对改造前的旧生活是很满意的, 这是源自于他们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收入, 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保障是有足够信心的。“城中村”改造后, 村民失去了原有的耕地也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活资料、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目前, 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推行的办法和基本保障制度无法做到村民满意的程度, 尤其是村中年龄偏大或无劳动能力的村民感到生活压力过重, 失去了农转城的意愿而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村民同样作为经济人, 他们对“城中村”的改造是没有信心的, 改造必定会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他们有时不管政府从改造中有何收益, 因此, 村民在现有的经济观念和对以后的生活感到茫然的状态下, 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 对政府的改造工作产生了抵制, 与政府之间产生了利益上的矛盾。
二、利益主体关系的分析
本文用博弈分析法来分析政府与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采取的策略及其利益关系。假设“城中村”改造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城中村”改造中的主导者是政府, 且改造是必须进行的, 所以假设政府先行动, 其策略只有协商、强制两种, 而村民的应对策略有支持、抵制两种。从而形成如下四种组合状态:状态Ⅰ:政府 (协商) ——村民 (支持) ;状态Ⅱ:政府 (协商) ——村民 (抵制) 。状态Ⅲ:政府 (强制) ——村民 (支持) ;状态Ⅳ:政府 (强制) ——村民 (抵制) 。
假设政府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愿意以协商的方式制定改造方案进行改造, 而村民的利益心理得到满足愿意支持, 则双方通过协商自愿达成协议, 政府通过改造达到预期目的并获得相应利益的同时, 村民在改造后的利益也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维持, 行成了状态Ⅰ。另外, 若村民因种种原因, 对政府的改造进行抵制, 这时政府的利益不变, 但带来了改造的阻力, 而村民的成本增加、收益减少, 形成了状态Ⅱ, 这种状态中同样存在着利益矛盾。
假设政府不顾及村民的利益, 而采取强制的手段进行改造。这时如果村民采取支持的态度, 则政府的强制性使其自身收益猛增, 但却使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形成了状态Ⅲ。相反, 如果村民对于政府的改造做法不满, 认为自己现有及以后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则产生抵制的策略, 形成了状态Ⅳ。这时, 政府在改造中的强大阻力产生且改造成本大幅度上升, 村民在强制中抵制以维持原有的经济利益, 此时村民自身的利益是大于状态Ⅲ的。
由此可见, 当政府采取协商策略时, 村民的最佳策略是支持, 达到双赢, 形成均衡状态Ⅰ。当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时, 村民选择抵制, 维持原有状态而不至于比以前情况更坏, 形成均衡状态Ⅳ。这两种均衡状态中, Ⅰ是最佳结果, 政府以村民利益为本, 给予村民足够的补偿和改造后经济收入及生活的完善保障, 顺利完成改造工作。但是, 现实中政府常常难以满足上面的条件, 于是均衡状态Ⅰ是理想的最终状态, 政府应该积极为达到这种均衡而努力。从“城中村”改造开始至今, 状态Ⅳ是在政府改造最初期形成的状态, 政府过于顾及和维护自身利益, 村民利益和生活得不到保障, 使村民产生了抵制心理, 形成了改造中的利益矛盾。随着政府对村民的各种心理和生活情况的不断了解, 逐渐转变了自身的价值取向, 完善政策并采取合理的措施使状态Ⅳ的情况很少再出现了。现在政府在改造中基本采取协商的策略, 但部分村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要求政府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仍然采取抵制的办法。因此, 现在状态Ⅱ比较常见, 如经常出现的“钉子户”问题。虽然, 如今政府采取对“城中村”土地违法使用进行强制改造及对合法的使用进行协商改造相结合的办法, 但村民的利益仍得不到满足, 后顾之忧和抵制心理依然无法消除。政府和村民间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 仍是改造中不可忽视的巨大阻碍力量。
三、和谐利益主体的对策
第一, 政府应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改变二元土地制度, 将“城中村”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 但不改变原有土地的使用权归属, 将土地合法地引入市场流通, 在不侵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达到将现有的“城中村”土地进行合理利用的目的。政府应建立健全改造后的社会保障制度, 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后的农民纳入完整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体系中。
第二, 政府应加强“城中村”改造中的法制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管理, 做好宣传工作, 对村民关心的问题和改造的看法进行积极分析和解决。同时, 积极进行自身的诚信和廉政建设, 建立健全村民监督、举报机制, 避免政府的利益寻租行为。政府还应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作程序, 一切依照法律法规实施, 并做好合理补偿和安置工作。不断推进二元行政管理的整体化, 变村委会为社区居委会, 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加快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的管理速度, 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确保农民正常、快速、放心的融入城市社会体系。
第三, 政府应加强“城中村”改造后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以改造后的居委会为核心, 发挥其特殊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按照符合这些城市新型市民心理的要求, 开展各种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并且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 把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传输给新市民,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从而不断地改善其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 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以促进整个城市的和谐发展。
摘要：二元土地制度造成了土地收益的双向性, 从而导致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和村民两个改造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关系, 而协调好两者的利益关系, 减小村民带来的改造阻力是“城中村”改造的难点所在。通过对“城中村”改造中的两个主体及其利益关系之间的博弈分析得出, 只有解决好政府和村民间的矛盾利益关系, 才能使“城中村”改造顺利进行。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政府,村民,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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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7
所谓博弈论,简言之,就是“相互影响的战略”,著名的“田忌赛马”就是一个古老的博弈论应用例子。近代对博弈论系统研究的是从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始的。近十年博弈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各个领域博弈论也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财务权、责、利关系,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1]。从定义可看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这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够对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2],这些利益主体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复杂的群体是由具有不同特性的众多个体所组成的。如从公司财务治理的角度看,利益主体主要是指“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组成的某种集合,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但有一点是共性,即通过财务治理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能均等的,因为各利益主体参与企业财务治理的程度不同,信息不对称,具有自利本性的各利益主体, 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财务治理过程中就产生了博弈问题。因为经营者、职工希望从利益相关者总体经济利益中索取超出合理份额的额外利益,造假的动机就是虚增收益,企业虚增收益,导致政府作为征税者从利益主体总体经济利益总额的过分索取,经营者、职工和政府的过分索取,就意味着股东、债权人的剩余利益减少了;反之,股东、债权人从利益主体的利益总额中过分索取,经营者、职工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剩余利益就减少了。所以,财务治理的最终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2 公司财务治理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不合作博弈
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利益非一致性、契约的不完全,各利益主体的内在需求在一开始目标都是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经济利益总量是不变的,所以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对企业既定利益的争夺就产生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因各主体的利益是相背离的,财务冲突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各主体对企业的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等财务治理权的拥有程度是有差异的,由于利益主体关系的复杂性,不能详尽各利益主体之间所有的不合作博弈,本文只对能在企业财务治理过程中起较大影响作用的不合作博弈进行分析,主要有公司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包括股东与经营者、职工之间;公司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包括股东与债权人、公司与政府之间。
2.1 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2.1.1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在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股东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且把公司的持续发展作为长期目标,而经营者的目标是报酬最大化和自身人力资源价值的提高,把股东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与股东的愿望就会背道而驰,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就产生了,主要表现有:股东要千方百计降低公司的成本费用开支,包括限制经营者的报酬、消费等,而经营者则要尽力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贪图享受,随意开支,增加自己的闲假时间等,使股东利益受损;股东希望将借入的款项用于高风险投资项目,以期获取最大投资收益,而经营者更愿意把债权投资于低风险项目,不考虑投资收益率,因为投资项目的收益可能不会改变经营者与股东的契约关系,即不会增加经营者的收入,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冒此风险,以保住自己的职业声誉;在收益分配中股东一般倾向于高现金股利分配政策,而经营者的愿望是低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甚至不分配,增加公司的现金流,以减轻经营压力等。
2.1.2 股东与职工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职工和股东之间也是存在契约关系,职工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而人工成本又是公司总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总成本加大,如果收入不变,股东的利益就减少,所以股东和职工之间也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这种不合作博弈主要表现有:首先,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从股东利益出发考虑职工利益,当两者利益产生冲突时,股东会基本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来保证股东利益少受或不受损失;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职工对提高工资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这和股东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直接相冲突的。所以一旦冲突白日化,就可能出现经理层和职工合谋,如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调节,操纵公司利润分配;也可能出现股东专权,损害职工利益。
2.2 公司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2.2.1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股东和债权人的收益都要依赖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但股东的股利收入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成正比,水涨船高,债权人的利息收入不会随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利益格局的不同,股东与债权人产生了不合作博弈,主要表现有:首先股东希望经营者将借入的债务用于高风险投资项目,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以提高投资报酬率。但债权人的目的在于到期安全收回本金和约定的利息收入,高风险投资项目对债权人的收益不会发生变化,但收回本金和利息的风险却加大了;其次股东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务杠杆收益,在未征得现有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举借新债,这样不仅增加了公司的违约风险,而且旧债的价值也随之下降,使债权人利益受损;其三股东重分配轻积累的理财思想也会消极地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这种不合作博弈属于“零和博弈”,有时甚至会激化矛盾,导致债权人申请公司破产或不再为公司提高资金来源。
2.2.2 公司与政府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政府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或投资者和管理者兼有的身份对公司进行管制,这种管制的最终目的就是政府利用权力进行所谓的“政府寻租”,即向公司收取各种税费及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如防止环境污染、保护消费者利益、社会公益支出等。这些支出将直接导致公司剩余收益的减少,影响了除政府以外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这一点,股东、经营者、职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可能产生共同与政府对抗,最常见的对抗是税收筹划,减轻企业税负或逃避社会责任,甚至出现违法行为,如偷税,公司的这些行为将直接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加大国家的负担。
3 实现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的措施
公司是其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连接,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各利益主体之间如果长期不合作博弈,最终结果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将受损。所以,公司在处理财务冲突时,应遵循平衡原理,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平衡地协调好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3] ,必须相对公平、公正地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以合作的方式处理各利益主体的财务冲突,才能实现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就是只有合作博弈,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才能相对最大化。
3.1 统一财务目标,和谐发展,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前提
公司经营资本由股东提供,所以形成所谓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习惯地把财务目标抽象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但资本的投入,没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公司员工的辛勤工作,公司就得不到持续稳定发展,资本就无法增值的,股东也就不可能获得资本增值和超额报酬;当今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只有发展才能求生存,发展需要融资,所以有时资金是公司生存的生命线,股东也应关注债权人的利益,要么被其他公司重组兼并,寄人篱下,退出历史舞台;政府的身份主要是管理者,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问题,股东依法纳税和履行社会责任理所当然,偷税必然受到严厉处罚,违约成本就会直接损害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的利益。可见,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合作博弈,拧成一股绳,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相对公平、公正的契约,依托于权益资本、债务资本、人力资本的和谐,把公司可持续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公司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
3.2 公司财务各利益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合作博弈的重要措施
各利益主体都要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参与公司财务治理是最好的途径,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减少股东单边治理发生的欺诈行为,所以财务共同治理是实现合作博弈的重要途径。2002年中国证券会和国家经贸委推出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都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和权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做了专门规定,可见由股东单边财务治理转变为各利益主体共同治理已经成为未来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当然公司财务共同治理不是简单的财务权力平均分配,而是根据财务控制权状态依存机制进行科学严格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权力制衡。主要措施如下:第一,公司董事会基本是由大股东组成,代表股东利益,在财务共同治理下,必须改变这种模式。构建合作博弈模式的共同治理,董事会不能只代表股东利益,而要代表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向全体利益相关者负责。第二,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员结构必须多元化,吸收各利益主体的代表共同参与,减少“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样财务治理权才能得到制衡。第三,公司剩余分享机制的设计,一般根据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对应原则,按照分配董事名额比例来决定各方分享剩余比例[4]。第四,经营者和员工的报酬结构中必须考虑长期激励项目,使其报酬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相挂钩,避免出现短期行为。
3.3 协调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关键
公司财务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协调责和利的关系,责和利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处理激励与约束的关系。责大利小,经营者和员工就缺乏积极性,责小利大,股东权益容易受损,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即如何实现合作博弈是公司财务治理的关键。在协调激励和约束机制时,财务激励是前提,是实现公司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的重要手段。如激励性报酬计划安排,即通过报酬计划安排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员工)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按照“激励相容”原理,激励的核心是将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各利益主体共同财富最大化的追求。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适当的补偿将对财务冲 突的协调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影响公司的利润及股价的因素比较复杂,如市场条件的变化、政治形势的动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因素,都会影响公司的这些经营业绩指标,所以在设计激励机制时,要剔除这些因素影响后。比较理性的激励机制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报酬分为两部份,固定收益和风险收益[5]。一部份以基本工资形式作为固定收入,确保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日常生活需要,形成职业保障基数;另一部份则按照他们的理财绩效(利润或股价)以风险收入的形式获得报酬。财务约束是实现企业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另一重要手段。财务约束首先决不只是企业经营者的职责,而是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对公司理财进行的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对各利益主体都必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如债权人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在信贷条款中对经理人员的行为明确加以限制。但约束有成本限制,而不可能事事监管,事无巨细;同样激励方式也受到激励成本的制约。所以公司在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时,都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因此,股东往往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来协调自己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并经常在约束成本、激励成本和实现财务目标之间进行权衡[6],以选择最佳的方式进行最有效的协调。
3.4 构建公司会计文化,是实现各利益主体合作博弈的必要补充
各利益主体的共同目标是财富最大化,而实现财富最大化首先必须实现公司财务效率最大化,其次要遵循财务分配公平。财务分配过程中就会产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和商业道德之间的冲突,分配是否公平与公司会计文化的建设就存在着密切关系。行为是文化的函数,因为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良好的会计文化范围,对提高财务核心竞争力、塑造公司财务形象和解决商业伦理之间的冲突都起着重要作用,如:公司在财务处理中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损益指标,所以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去影响财务分配的公平性,良好的会计文化会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公司在确定财务分配政策时,有时各利益主体的短期利益和公司长期利益之间就会出现较大的博弈。这种优先利益的抉择问题,就是通过会计文化建设倡导公司经营中的商业伦理意识,也是引导、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据;公司在公司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抉择时也会出现博弈,有很多企业为了满足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而逃避社会责任。通过会计文化的建设,使各利益主体认识到,和谐的社会是公司发展的基石,积极履行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在目前我国公司治理不完善、外部治理机制虚化、难以发挥其权力制衡功能的条件下,就显得尤为迫切。2002年美国《商业周刊》指出,安然公司的失败并不只是在于财务造假或高层腐败,还在于其企业文化,因过分强调收益增长和个人能动性,加上常规公司的检查和平衡的缺乏,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终于使企业从一种奖励激进性战略的文化蜕变成为一种日益依赖于破坏商业伦理的文化[7]。
3.5 构造合理财务披露监管体制,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内在要求
各利益主体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其实现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有效保证财务信息质量,杜绝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财务欺诈,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内在要求。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具体构成千差万别,所以各利益主体个体理性的选择会因企业而异,必将导致财务披露监管体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况且,公司的利益主体具体构成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或具体构成没有变化,但由于公司总体经济利益的变化导致各利益主体在分享总体经济利益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使公司财务监管体制呈现动态的特点。财务披露监管体制的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意味着公司财务披露监管体制具有状态依存特征,这也说明没有那一种财务披露监管体制是最优或普遍适用的。但有学者提出“股东-职工型”、“股东-政府型”、“债权人-职工型”和“债权人-政府型”等四种最基本的财务披露监管体制[2],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往往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财务监管体制的结合应用。
4 结论
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客观存在的,财务治理的效率性就是看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即如何实现合作博弈,也是和谐管理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公司财务冲突的全新思路。我们还应借鉴行为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相关知识,不断地去研究和探索公司财务行为的规律和各利益主体特征,寻找各利益主体实现合作博弈的途径,最终实现各利益主体利益相对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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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8
近年来, 受损环境的生态恢复已引起日益广泛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是区域或地方产业与经济开展过程中的人为干扰。生态系统的总价值是由生态服务价值 (非市场价值) 和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构成的。纯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是最大的, 随着干扰程度的加剧, 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被用于完全的生产过程, 如农业和林业, 其生态价值直线下降, 耗用 (收获植物、动物) 和利用 (如旅游) 自然资源市场价值变得很低, 在此基础上若继续受到干扰, 自然资源的会继续下降到最低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会降到最低。随着环境退化增加了经济建设成本, 加剧了区域贫困程度和封闭程度, 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 也使生态恢复的任务变得复杂而艰巨。生态恢复是指利用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 在适当人工措施辅助下, 恢复生态系统原有的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和开发利用等经济功能。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也是经济投入与产出、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社会经济过程。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同样是重建与恢复成功与否的关键。
由于生态恢复多是在已经开发利用的区域进行, 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就会产生相关利益者的潜在利益冲突。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组成部分的生态系统恢复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矛盾也是生态恢复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但国内对生态重建过程中的经济行为研究还很少。
我国针对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地区实行了一系列带有生态恢复性质的政策, 如林业部门的“六大工程”①、水利部门的水土流失治理、发展改革部门的生态移民等等,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生态恢复过程中, 为了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解决和控制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要尽量使对项目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利益得到满足, 以保证他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博弈理论正是将假设建立在个人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主体相互影响上, 是分析这类问题的最好工具。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博弈框架去描述生态恢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反馈过程, 以期进一步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1 模型中的相关经济变量
1.1 恢复成本
尽管恢复成本很重要, 但现实中很难得到生态恢复成本的确切信息;不同生态恢复途径的成本差距很大, 主要取决于恢复地的大小, 退化的程度, 补救行动的快慢以及项目过程中的技术难度;通常, 污染土地的恢复, 城市湿地的恢复成本较高, 恢复有生产能力的土地如农用地的恢复成本相对较低, 而将恢复地用于其他用途如消遣娱乐和旅游, 成本最低。另外, 恢复方的经济势力与公众对恢复的要求程度也促使了生态恢复的大量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国家大规模的生态恢复投入, 原因就是公众对政府的压力和公众对健康的关心。
1.2 恢复收益
Filion和Adamowicz (1994) 将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分为5类, 为生态恢复收益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思路。第一种收益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 例如生产木材或恢复地用于狩猎等;第二种是直接利用而不消耗自然资源, 例如恢复地用于娱乐和旅游;第三种是自然资源的间接使用, 包括其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角色, 例如洪水控制, 侵蚀防治, 病虫害控制, 污染防治等;第四种是可选择的用途, 是指那些在将来与资源有关的使用用途;第五种是消极使用, 是指那些由于对生态保护, 可持续发展思想激发的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与管理。也成为存在价值。②
生态恢复项目的整体收益包括项目执行人的直接经济收益和对社会整体而言的其他收益。生态恢复所具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虽然不能简单的用直接的经济指标来衡量, 但其产生的间接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直接的经济效益。对恢复者而言, 对社会整体而言的收益不能以经济形式实现。这大大阻碍了生态恢复的市场化进程。但恢复者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土地的升值上, 随着生态的恢复和区域环境的重建, 恢复的土地将会增值, 恢复者可以根据土地增值的大小, 决定是否进行恢复。从恢复区域整体角度, 土地增加的价值有利于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 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 使相关区域获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并且这也是一条很有后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3 博弈参与人
生态恢复中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有很多, 为简化起见, 本文只选取恢复者与农民作为博弈模型参与人。
1.3.1 恢复者
用经济学术语分析生态恢复的成本与收益是完全必要的。但生态恢复不能单纯依赖完全的市场。生态恢复的许多收益是以对社会整体有利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体现。实施生态恢复的主体应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 但是随着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可以逐步引入和加强市场化机制和手段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因此, 恢复者可以是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关的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 也可以是同样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政府。
1.3.2 农民
我国目前实施的各类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有关政策, 大多是以项目、工程或计划的方式组织实施的。在政策的有效期限内, 农牧民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 他们会因此限制自己的开发活动, 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反之, 当他们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得不到经济补偿的时候, 为了基本的生活和发展需求, 他们不仅不能继续改善和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毁坏已有的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果。如果生态恢复过程中忽略农民的利益, 生态保护和建设仍然面临威胁。
2 恢复者的效用函数
假定某一区域中各种土地类型如下:已恢复或残余的天然生态系统LR;农用土地LA;生态受损的土地LD;生态恢复的效用函数可通过下式估算:
UR=f (E) (1)
其中, E代表生态系统服务和过程, UR为可微凹函数。
由于土地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 对一处给定的拟进行生态恢复的区域, 土地
∑LR+∑LA+∑
只要
假设经过生态恢复后各土地类型不存在效用上的差别。LD虽在短期内对生态系统具有负面影响, 但其经过生态恢复后, 最直接的经济效益应体现在土地的升值上, 即可以转化为LA或LR, 增加可利用价值。CA为在LA与LR间转化一个单元的成本, CD是在LD与LR间转化的成本, CR则是在LD与LA间转化的成本。
恢复者进行生态恢复过程中, 面临的难题是, 以预算约束为条件, 通过对两种土地类型LA, LD的选择, 使UR=f (LA, LD) 最大化:
w= (cA+pA) ·LA+ (cD+pD) ·LD (3)
其中, w是在当地生态恢复中耗费的恢复支出, pA和pD是各土地类型的价格。优化受支出和价格约束的效用,
Z=UR (LA, LD) +λR (w-cA+pA) ·LA- (cD+pD) ·LD (4)
一阶条件有:
Z=∂ (UR) /∂ (LA) -λ· (cA+pA) (5)
ZLD=∂ (UR) /∂ (LD) -λ· (cD+pD) (6)
Zλ=w- (cA+pA) ·LA- (cD+pD) ·LD (7)
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配置时全部设为等于零, 得出边际替代率:
λR=∂ (UR) /∂ (LA) / (cA+pA) =∂ (UR) /∂ (LD) / (cD+pD) (8)
其中, λ可以理解为恢复支出的边际效用∂ (U) /∂ (w) 。
从等式 (8) 可以看出, 当价格作为外生变量时, 选择生态恢复土地LD的标准取决于其效用收益抵消了其土地价格低于农用土地的价格以及两类土地的恢复成本之差。
3 战略
通常, 在生态恢复项目中, 恢复者的决策是以预算约束为条件, 选择是否对某一块土地进行恢复。这必然会使邻近区域的农民做出反应决策。例如我国的退耕还林项目。感受到负面影响的农民会认为Qi (H) ·ci (H) 与psi·Si有关, 其中, 对第i个农民来说, H作为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的生态恢复, 不是产量受损, 就是有非生产性影响;Qi (H) 为损害发生的概率;ci (H) 是损害的成本, S是某种农民保护自身免受H负面冲击的防御性支出, Ps为防御性支出的成本。
当Qi (H) ·ci (H) >psi·Si (9) 时, 个别理性的农民会进行S的防御性支出。
调查数据表明, Q (H) 是
农民的防御性投资能抑制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于是, 为简化起见, 假设, 向S投资使农用土地LA距离生态受损土地LD更接近。进一步假设, 感受到恢复给他们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农民相信, 负面后果的可能性随着日益接近已恢复土地以及恢复土地局部集中而增大。
对掌握农民期望值的不完全信息的恢复者来说, 每块已恢复土地都离某个农民近, 至少对一位农民来说增加了局部集中度。宏观上, 恢复者可以把土地的总体混合考虑为与一般农民距离的代表。因此, 恢复者应当关心
假设农民的效用来源于农业生产力和地方文化, 它是市场、气候、土壤、社会以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函数, 用G来表示。与恢复有关的因素是周边用地的类型和比例, 因为它们影响着Qi (H) ·ci (H) 以及任何预防危害的投资S。因此, 农民们相对于恢复活动的目标效用函数为
Uf=f (LA, LD, S, G) (10)
对方程 (11) 最大化并安排一阶条件时, 农民将根据下式来抵御恢复进程中利益的损失:
∂ (UF) /∂ (w) =∂ (UF) /∂ (LA) / (cA) =∂ (UR) /∂ (LD) / (cD+pD) =∂ (UR) /∂ (S) / (Ps) =∂ (UF) /∂ (G) / (cG) (11)
由于土地价格和管理成本相对高, 只要存在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S形式, 农民就会选择向S投资。
4 结果
简便起见, 假设农民向S投资是确定的。现在, 我们将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恢复者的支出怎样才能用来以一种能使各方都受益的方式影响向S投资。
为了分析农民对恢复的反馈, 我们从最简单的博弈开始:一次每人两个选择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 一位是恢复者, 一位是农民 (两人同时做决定) 。完全信息指的是两位选手都清楚自己的支付和对方选手的支付这一事实。恢复者要选择的是恢复还是不恢复一块地, 而农民要选择的是增加还是不增加防御性支出。
假设, 如果恢复者什么都不做, 农民的防御性支出就不可能由此出现增加。因此, 如果恢复者什么都不做, 农民的最佳反应函数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恢复者要恢复, 在防止农民遭受的损害的预期价值大于防御成本的情况下, 农民就会防御, 满足方程 (10) 。如果恢复带来的生态功能收益超过恢复成本, 加上如农民面对恢复而进行防御时被农民防御损失掉的生态功能价值, 恢复者的最佳响应函数就是恢复那块地。即实现“纳什均衡”, 即对于每一个参与人, 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情况下第i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 (纳什, 1951年) 。③表1中, r和f分别是对恢复者和农民的支付, 且
rRD=∂ (UR) /∂ (LA) -cA-pA+∂ (UR) /∂ (S) (12)
fRD=-psi (13)
rND=-∂ (UR) /∂ (S) (14)
fND=-psi (15)
rRN=∂ (UR) /∂ (LA) -cA-pA (16)
fRN=ci (H) (17)
rNN=0 (18)
fNN=0 (19)
其中, ∂ (UR) /∂ (S) 是对恢复者而言的防御性投资的负效用 (带负值) 。
由于恢复所必需的过程很复杂, 包括定址、购买场地、清理生态意义上不受欢迎的残余农业以及建立原生植被, 农民有机会观察恢复者的举措。可以建立一次动态序贯博弈的模型。
假设有完全信息和常识。这里, 完全信息包括与静态博弈一样的完全信息, 增加的是农民对恢复者举措的了解。换句话说, 决策点序贯发生, 所有选手在做出决定时都明白其决策点 (图1) 。如同静态博弈的情况一样, 除{无动作, 防御}外, 所有结果都可以是纳什均衡, 或者更具体地就这样的序贯决定而言, 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泽尔腾, 1965年) 。实践中, 农民从观察复原主义者举措的机会中获得的信息收益, 使得给定支付集的纳什均衡更有望出现。
随着我们放宽完全信息的假设, 农民依旧可以观察恢复者的举措, 恢复者却必须通过观测农民的行动就农民类型作出判断。为了简化, 假设有两类农民:A类指望防御带来的收益超过恢复发生时的成本, B类则不。农民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为了让策略性恢复者选择一项最优策略, 他或她必须选定某个信念概率, 即农民属A类, 同时确定一个余数, 即他或她属B类。对于恢复之举, 恢复者将以A类的概率对有防御的恢复支付加权, 以B类的概率对无防御的恢复支付加权。如果这个和为正, 恢复者的最佳响应就是恢复。
图2表示这一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构。农民类型被认为是自然选择, 围绕恢复者决策节点的虚线则表明缺乏有关决定是从哪个节点做出的恢复者知识。与B类农民相反, A类农民可望做出防御性投资。恢复者事先并不知道农民的类型, 所以要选定概率。下标支付上增加“a”或“b”表示两种状态之间哪里支付不同。状态“a”是发觉防御成本低于恢复带来的危害的农民类型, 而“b”是感觉不然的那一类。也就是说, fRNa<fRDa, fRNb<fRDb。
此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代表了一个给定支付集、农民类型和恢复者信念的稳定结果 (双方选手均无改变策略的动机) (海萨尼, 1968年) 。当恢复者相信恢复带来的预期回报为正时 (假设农民看到恢复并未发生时不会犯“错”而防御) , 恢复者将选择恢复。当
Q
时, 恢复将发生。
继续将条件修改为, 恢复者的支付函数包括在发生一次特定恢复举动的情况下, 所有即将选择防御的农民所做防御的负面影响之和。对完全信息博弈, 恢复者取将要防御的所有农民之和。对不完全信息博弈, 恢复者把所有农民的加权预期支付总和起来。
因为假设每个农民 (感受到恢复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那一类) 的Q
对恢复者来说, 每次举措的最终结果是LA到LR的追加转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增长, 减去LA到LD的转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策略性恢复者可能会从一次恢复的边际效用中扣除每位向S投资的农民的概率乘以向S投资造成的损害的乘积之和。形式上, 策略性恢复者将购买农用土地并将其恢复, 直到
∂ (UR) /∂ (LA) -cA-pA=-∑[Q
方程 (21) 代表对恢复者每次举措的一项阈值试验。 (为简化起见, 因为前面说明的与农业地区有关的成本, 未包括LD。)
由于识别农民类型的成本较高, 恢复者或许干脆不断递增恢复地, 事后再观察农民的防御性举措。考虑到信息成本, 如果搜集农民类型的先验信息的预期成本大于搜集农民决定的事后信息的总成本加上对一次恢复举措的生态功能的纯影响为负的阈值处由农民造成的预期损害, 此策略该是最佳反应策略。
5 结论
生态恢复项目存在着经济制约因素, 如现有的土地用途, 政府其他优先项目, 资金的限制, 农民对项目的反应等都影响着恢复的成功度。事前认识到这些限制不仅可以更好地预测可能的结果, 也提高了恢复整体成功度。大范围的生态恢复必须把限制因素都以一个系统的, 战略的方式考虑到, 而不是一味追求恢复。博弈参与人对恢复活动的反馈行动与妥协在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可以对恢复起到重要影响。本文确定了何种条件下会导致过分的恢复。当农民做出防御反应所产生的净影响抵消了恢复的收益, 恢复者将停止进行恢复活动。
运用博弈方法可以在进行生态恢复时更方便的构建一个框架去思考社会影响和反馈。本文的不足在于直接运用这些模型将需要大量的参数, 今后更多的研究应着力于建立阈值的实际利益和影响, 以准确地量化生态恢复中的相关决策。
摘要：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也是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过程。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同样是重建与恢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生态恢复过程中, 为了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解决和控制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要尽量使对项目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利益得到满足, 以保证他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博弈框架去描述生态恢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反馈过程, 以期进一步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关键词：生态恢复,经济行为,参与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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