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

2024-09-06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精选五篇）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篇1

但学校对禁止教师炒股却有着两条非常体面的理由:一是教师炒股会影响到教育教学工作, 二是教师炒股有可能带坏学校的教风和学风。第一条理由其实很容易推翻:教师炒股影响工作, 那么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员炒股就不影响工作了吗?为什么不少清闲衙门里的工作人员, 可以一天上班半天泡在网上炒股、游戏、聊天, 而教师工作之余关注一下股市就影响工作了呢?至于第二条理由似乎也站不住脚, 不少学生的家长就是“股迷”, 单位炒完家里炒, 孩子每天耳濡目染, 这岂不更容易带坏孩子?说到底, 禁止教师炒股的理由只有一条, 那就是———教师这一职业在我们的传统意识里和时下的舆论环境中被定位得过于神圣了, 既然你“神”而且“圣”了, 就应当与“钱”字不沾边。

不能说这样的看法没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因职业的原因将道德层面所谓的“职业操守”作为一种法外之律禁锢到从事某一种职业的人身上, 从而使得这部分人失去法律赋予他们的某项权利, 进而遭受到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损失, 这是不是在借“神圣”之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对普通公民来说, 法无禁止即自由。既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教师禁止炒股, 那么我们许多学校禁止教师炒股, 事实上就是对教师的一种侵权行为。

禁止教师炒股陷教师于道德与权利的困境———从道德上讲, 教师确实应该把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教育事业, 奉献给他的学生, 事实上很多教师就是这样做的;而从法理上说, 教师也是普通公民, 与其他人一样有权利做法律许可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种“奉献”应当是有条件的。当然, 吾出此言并非鼓励教师去炒股, (事实上由于股市风险, 以及经济、精力等方面的原因, 很多教师是不会涉足股市的) 我只是说教师他完全可以自主决定炒股与否, 无须他人来为其做法理上的选择。炒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利益再分配, 靠那种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的制度约束只会使老师们感到一种不公, 这又让他们如何心悦诚服?

Sars危机与公民道德权利篇2

Sars危机与公民道德权利

在Sars危机中发生的道德侵权现象,说明当前强化公民道德权利意识的重要性.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虽有差异,但是却有很大共性,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互补作用.应该利用法律、政策等措施强化道德权利的`要求权、受回报权和自由权,建立公民维权意识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公众权利的理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

作者：黄捷杨健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江苏,苏州,215009刊名：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 SHANDONG ECONOMIC MANAGEMENT PERSONNEL COLLEGE年，卷(期)：“”(4)分类号：B82-051关键词：Sars危机道德权利要求权公共利益

道德回报研究综述篇3

关键词：道德回报；现状；综述

一、研究综述

道德回报，回报就是报答，是补偿，是以好还好，以坏还坏。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道德行为后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满足。它包括：1.道德主体作为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道德受惠者的道德回报。2.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道德回报。从根本上来讲，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之后应获得的道德权利。道德回报伦理思想源远流长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从古代还是到现代都有它的体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研究个体的善，个体善性是获得幸福的方式。我们有责任以善来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我们应当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惠。他认为德福是一致的。道德是有回报的，而这种回报又不同于我们狭隘的物质上或荣誉上的奖赏，这种道德回报是获得幸福生活，即“幸福在于有德的活动，完美的幸福在于最好的活动”。并且他认为“伦理学研究个体的善，个体善性是获得幸福的方式。德行乃是达到一种目的（即幸福）的手段。”[1]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行的回报就是能够得到幸福生活，这虽然不同于我们一般概念的回报，但是不可否认这是德行所带来的结果的一个方面。

一般大众往往是从对自身利益有无损益的权衡中做出自己的道德选择的。正如罗素所言：“在不具备刑法的情况下，我将去偷，但对监狱的恐惧使我保持了诚实，如果我乐意被赞扬，不喜欢被谴责，我邻人的道德情感就有着同刑法一样的效果。在理性盘算的基础上，相信来世永恒的报答和惩罚将构成一种甚至是更为有效的德性保护机制。”[1] （P.130）

爱尔维修指出，人的天然本性是趋乐避苦，自利自爱，即利己。他说：“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的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的服从利益规律的。在这个世界上，利益是一块强而有力的魔棒，它在指挥着世间万物的运动形式”。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至于爱别人的”。

密尔在《功利主义》论证他的“应得”概念时，指出“应得”即一个“得到他或曾经得到他好处的人，他也应该得到他们的好处”，一个“受着他或曾经受着他坏处的人，他也应该受着他们的坏处”。在他看来，一个施惠于人的人，在他需要得到帮助时希望受惠于他的人给予“报答”，这是人的一种“最自然”、“最合理”的期望。

费尔巴哈说：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如果缺乏生活上的必需品，那么也就缺乏道德上的必要性。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如果由于饥饿由于贫穷你腹中空空，那么不论在你的头脑中，在你的心中或者在你的感觉中都不会有道德的基础和资料。[3] （P.569）

美国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受不到惩罚，却仍然要求人要无条件地讲道德，把道德的本性看作自我牺牲，就会造成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悖论——“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马斯洛也指出“在高度协和的社会里，善有善报”。 [4] （P.120）

西方思想家说得最明确的当是亚当·斯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则明确的说“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報、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5] （P.72）在斯密看来，所谓道德赏罚，就是人们依据内心的情感，针对一定客体的行为或品质，对之施加的报偿或惩罚。

英国的霍布斯就认为“人是利己的动物，利己是人的天性”。在他的自然法理论中，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一个是公正，另一个则是感恩。当他人向你施以恩惠时，就必须图以报答，这也是自然法所要求的，违背这一要求就是忘恩负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6] （P.274）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6] （P.286）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 （P.86）总之，利益动机是个体行为背后的根本动因，而道德赏罚就是责之以利，是社会集体对个体的一种利益“回报”。

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永恒道德时指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情况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是围绕着经济关系展开的，因此道德都是功利的，没有离开利益的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的抽象道德。如果离开了利益谈论道德问题，是空洞的、苍白的、甚至是危险的。

霍曼斯等人的交换理论，著名社会学家霍曼斯认为，必须通过交易中的人们的动机和情绪来分析交换模式。社会学家所描述的交换是一种“单个有机体的行动”，具有较浓厚的行动主义观点。即在任何场合中，有机体都倾向于进行能得到最大报酬、所受惩罚却最小的行动，并且只有能不断地得到报酬，类似行动才会不断重复出现。

国外对“报恩”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是情感意义上的感戴。他们认为感戴（gratitude）是个体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给予的恩惠在内心的认可，并意欲回报的一种认识、情怀和行为。国外有代表性的感戴理论有：认知情绪理论（他们认为当施惠者的行为被看作值得称赞，并非出于他与受惠者的关系，行为结果也被受惠者评价为美好时，受惠者更容易表现出感激心情）、情感体验理论（认为感戴是一种情感特质、一种情绪和一种心境，感戴倾向强烈的人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感和更多的积极情绪）、拓宽建构理论（感戴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能拓宽人们的思想模式，从而做出大量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可以建构心理和社会资源）和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戴是一种道德情感，通常源自道德行为，且可激发道德行为）。

（二）国内研究现状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管晏列传》中的这句话是道德需要经济支撑的最好解释，管子的这句话到马克思那里便是“物质决定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国内各位学者、专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可以概括如下：

从查阅的有限资料来看早在1999年中共山西省党校高建生在《道德回报与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中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回报机制建设的问题。之后道德回报问题被得到关注。

易刚在他的文章《道德回报理论初探》中对道德回报界定为：它是道德主体通过一定作用和影响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相同性质和相同程度的奖惩和褒贬的道德过程。道德回报可以分为赏善和罚恶两方面，赏善是指给那些实行善举的行为主体以物质利益上的奖励和精神上的褒扬；罚恶是指对那些施行恶行的人物质利益上的处罚和精神上的贬损。

黄雁玲在《中国传统道德回报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提出：道德回报的实践在我國原始社会就有了萌芽，主要体现为“德得相通”、“德福一致”、“受恩必报”。葛晨虹在《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一文阐述，如果只承认道德义务，不承认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又不强调回报这种奉献德行，就必然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

中南大学周蓉认为，道德义务的履行者应具有“请求报答权”，“善行的崇高并不因为他们在事后得到荣誉和奖励而降低”。李宝强、滕秀芹他们说“通过利他而合理利己，是道德的，也是公平的；通过损人而利己，才是不道德的，也才是不公平的”，曲正伟和杨颖秀从德行成本的角度出发，认为“德行成本过高是当前我国学校德育低效的原因”，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对德行成本进行必要的补偿。

郑光才在《道德回报刍议》一文中对道德回报的方式进行了论述，道德回报的方式是灵活多样。如果因行善者不留姓名使得不清楚谁是善行的施予者，或者施予者不愿或无法接受回报，善行的领受者及其他社会成员被施予者感化，积极行善，这也是一种回报。

在李湘云著的《道德的悖论》中她提到，最近我们新颁布了一个《物权法》，其中有了一个关于“拾得”的规定，即：“拾得东西，应及时向失主报告，失主应向拾得人付相当于遗失物价格的3%-20%的报酬。”这就是法律手段保证道德实现的重要体现，失主有权要回自己丢失的东西，拾得者有权享受道德行为的回报。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道德回报问题进行了阐述，分别从定义，涵义，现实意义，道德回报构建的心理因素、合理性以及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提倡道德回报机制建设，使经济和道德和谐一致发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罗素.伦理写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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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曲正伟，杨颖秀.德行成本：学校德育低效问题研究的新视角[J].教育科学，2002，（8）.

[8]康化椿.论道德回报[J].社会科学研究，2004，（2）.

[9]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探[J].华南农业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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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保强，滕秀芹.助人不乐现象归因分析与社会德育管理导向问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4）.

[12]高健生.道德回报与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J].社会科学，1999，（9）.

[13]葛晨虹.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J].道德与文明，2001，（3）.

[14]周蓉.道德权利初探[J].许吕学院学报，2003，（4）.

[15]李湘云.道德的悖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篇4

真实性是会计人员职业行为中的一种重要的道德义务。下文从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析把握真实性原则的条件性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同时,才能真正有利于指导会计实务层面的具体操作。否则,正如下文中所述,对一个没有独立权利的会计人员,我们又有何理由要求他坚持真实性这一道德义务呢?这恰恰是当今我国会计信息虚假现象中,所需人们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从道德权利与义务的视角,解决会计信息虚假这一现象,而不是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寻找逃脱会计责任的理由。同时对现实财务信息虚假现象做出深层次的归因。

一方面,从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关系分析。按照美国著名会计学家霍斯金与迈克夫的观点,会计行为是一种“经济书写”。从业人员必须按实书写,不能说谎。因而,会计行为中一切弄虚作假都被视为说谎行为。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引康德的观念进行论证。康德认为要拒绝一切谎言。康德在《论出于利他动机说谎的假设权利》一文中,康德断言:甚至于当一个杀人犯向我打听,被他追杀的人是否躲在我的家里,而这个人作为我的朋友恰好是在我家里时,这时,我也不能够向他说谎(当然,在此假定沉默、支吾和拖延是不可能的)。因为谎言败坏了法律之源,法律以说实话为基础,若有一个最小的例外,都会使他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在一切宣称中,坦白和诚实是一个神圣而又绝对庄严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权宜之计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无可选择,他必须讲真话。康德的主要理由是任何例外都会使原则法律自相矛盾,使他们的普遍性失效。道理看来确实是这样,但这是纯粹理性世界道理,也许是神的而非人的道理。人是复杂的,是具有二重性的,用康德自己话来说,人是同时属于理智界和现象界的,人有理性也有感性,有精神也有身体,每个人都只享有一次这样的生命,而从这里就可以引申出人的其他基本义务。例如会计人员保护家人的生命安全的道德义务、不做假帐的职业道德义务等。人不止负有一种基本道德义务,基本道德义务是一个复数,不是只有真实性原则才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保护家人生命安全的道德义务也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每个人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就有不同的道德义务。而当这些道德义务发生冲突时,我们就要衡量哪一个道德义务更重要。由此可见问题自然而然地被引入到伦理学的义务论中。并且,我们试图扼要地概括一下,在会计行为中,会计人员可据以选择的一些条件:

首先,会计人员得谨慎地分析自己的处境,在时间允许范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仔细地辨别自己是否真的有别的基本道德义务更迫切、更重要地摆在自己面前,因为只有一个道德义务才能凌驾于另一个道德义务,才能缓解或取消另一个道德义务。道德义务只受道德义务的限制,允许勾消某道德义务的,只能是一种在此时此地更迫切、更重要的道德义务。什么样的道德义务才能真正被人们认为是更迫切或更重要呢?人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当代西方伦理学中有两种主要的义务论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一种是罗斯的初始义务论,一种是罗尔斯和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这两个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道德的最终理由归结为义务,而道德义务本身是靠直觉或道德反思来确定的;后者认为道德义务还有进一步的理由,这种理由根植于人们之间的共识,即人们普遍接受的、共享的某种原则或理由。前者的道德义务论是建立在直觉主义的基础上,后者则将人们的道德义务建立在人们理性共识基础上,也可泛化理解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前者对行为道德义务的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忽然性和偶然性,不能够从普遍意义上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将后者的理论“改良”过来,并结合当下时代的特点,从伦理学的角度,我认为会计人员行为判断的道德理由应是财务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同,而且它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我们日常会计实务中具有指导性。虽然当下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但是在道德层面上,财务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会计原则和会计规范在更高层次上的提升,是形而上的抽象概括。也是应对财务实践中伦理难题的理论前提,和进行伦理推理的理论依据。例如,政府相关部门已决定通过财政拨款方式帮助高校减轻因扩建过程中形成的沉重的外债负担。从经费上直接帮助了各高校的发展。因此,对于高校而言没有必要再以某种所谓的“理由”做假帐骗取政府拨款。但有些高校见利忘义,弄虚作假,故意增加财务报表中的负债款项。试图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却忽略了其他高校急需雪中送炭的事实,忽略了诚实守信的道德义务。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某些高校的行为与核心价值体系产生了矛盾冲突。他们必须意识到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诚实守信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他们的造假也并非真正因为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造假的高校在开源节流,杜绝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下功夫,对自身的发展会更有利。因此,政府在拨款数额的判断上不能仅仅以学校帐面负债为依据。其次,即使真的处于这种矛盾冲突的伦理困境中,另一种道德义务真的迫在眉睫,我们也还是得最后地考虑一下是否用真实的办法仍有摆脱这一困境的希望,这一最后的优先权给予会计行为的真实性。因为从性质上说,做假帐是恶的而真实性是善的。具体到会计实务中,例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假如你是一家企业的管理者,你需要一大笔现金流入用来开发和营销一种新的产品,使公司摆脱经济困难。你确信能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但是你不能准确报告存货清单的真实价值,你得将一项现已过时的、甚至是报废多年的产品也包含进去。只要你捏造数字,虚报公司财务健康状况,你就能得到贷款并让公司保持运转。于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那种必须诚实、正直、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义务要求将与维护公司多数人利益的道德义务相矛盾。表面看道德义务之间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忽略了其他抵押贷款融资的形式(如政府有关部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的股权抵押贷款等)。由此可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要充分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尽可能多地寻找既可以坚持真实性原则,又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相冲突的现象。最后,如果处于真实性原则与其他道德义务不可兼得时,在充分考虑的行为后果时,我们也必须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整体观点,并坚持财务核心价值体系。即不仅要同时看到它对双方的影响,也要看到它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我们最后必须确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较高的道德价值,而有意识地牺牲某些道德价值。是我们面对道德价值冲突中,暂时妥协的一种道德妥协。对于这一妥协,人们有必要尽力加以补偿和弥补。例如,会计在工作中,由于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如果不做假帐就不得不进行生与死的选择。遇到这一情况该如何选择呢?核心价值体系提倡以人为本,人的生命价值最高。因而,会计人员就不得不放弃真实性原则,进行道德妥协。对这一妥协,会计人员应尽力通过可能的渠道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弥补相关的各种可能的损失。

显然,在会计行为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虚假会计信息是会计人员的生存权受到威胁下的“万不得以”,我们必须尽力去避免。是在特殊状态下的特殊帐务处理。符合核心价值体系中生命价值最大的原则。我们不能用教条去规范变化万端的现实;但同时又强调,这只是在某种极为极端、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对“真实”的随机变通和补充,必须具备善良动机,并最终能取得合乎“常道”的、善的结果,这是一条严格的限定。但同时,从社会方面我们要努力去消除那些无形中以生存压力去强制会计人员造假,或者以厚利去诱发会计人员造假的社会条件,这甚至是更重要的。但从个体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即会计人员,负有恰当地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本道德义务。

另一方面,从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有了道德义务,何需什么道德权利?确实,道德义务的崇高在于履行义务的不求报偿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履行义务不求报偿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等于履行义务没有道德权利。道德义务是以道德权利为前提的。会计人员履行真实性原则时,如果没有保障行使道德义务的权利,甚至不具备其行为选择的自由,真实性原则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望。

首先,只有存在并拥有履行会计职业道德义务的道德权利,才使履行会计职业道德义务有正当、善的理由。诸如:一个没有独立行使财务管理权的会计人员遇到了上级领导的会计信息造假指令。而这一指令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会计法规根本不相符。是对会计人员必须保障会计信息真实性道德义务的践踏。没有独立行使财务管理权的会计人员他有什么权利来干涉造假这一不道德行为呢?会计人员没有独立性作为职业行为的权利,履行真实原则的道德义务又从何论起?显然,只有承认并拥有履行会计职业道德义务的道德权利,道德义务的履行才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会计人员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是同等意义上的范畴。怎样确定会计人员的实际道德责任?如果会计人员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何以有主体的道德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多数会计一旦掌握了部分理财权,就很容易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会计人员常被权力的网络体系推着走。因为他属于个人利益的谋求者,他只有在这个权力集团中才能保证自己的个人利益得到实现。所以,只要他希望个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或者不受损失的话,他就需要听从这个权力体系的安排,努力与这个权力体系保持一致,做这个权力体系的一个被动的从属性的因子。丧失独立性的会计是不可能坚持说真话的。这是一种潜规则,是在正式公开运行的规则以外存在的另一套事实上起着支配作用的运行规则,它是一个不成文的,却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规矩”的东西,它尽管不是冦冕堂皇的正式规定,但却事实上支配着现实的会计人员的行为。因而,会计人员的独立性是真实性这一会计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最后,会计人员维护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道德义务的履行未必是绝对无条件的。对于会计人员个体来说,即使在道德生活中,维护与争取自身正当生存、发展条件也是正当的。因为,物质生活本身构成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基础,人们应当也有权利通过自己合法合德的劳动享受生活,对现实利益合德合法地追求是正当的、善的。在当代社会,会计人员获取正当的、应得的物质利益是一种必然之事,并反映为一种务实的时代精神气质。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普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归罪于会计人员个体道德品质的堕落。诚然,操守缺失,品行低劣,无自律精神,有不义之心,这些当然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会计人员个体主观原因。一方面会计人员道德操守、自律精神,确实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后(但往往靠不住)的防线。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如果某行业腐败成风之时,简单地用会计人员个体道德品质来解释社会普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显然是很不深刻,欠说服力。例如,当我们的牛奶行业充满各种问题的时候,把原因都归结为某个人的问题,这是不合理的。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寻找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得以形成的社会客观条件与基础,追寻造成这种社会精神沦落的社会客观根源。不能简单地以会计人员的道德状况来解释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必须透过现象,寻求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把握了这种因素,才能在对会计信息失真这一类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做出较为合理且较为深刻的回答。

总之,在治理会计信息虚假问题上,倡导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同时,应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把握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会计实务中,只有在事关会计人员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才可做出道德妥协。对于这一妥协,人们有必要尽力加以补偿和弥补。这是道德实践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及实践低层次的道德原则应服从高一层次道德原则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罗纳德·杜斯卡.会计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版.181

[2]霍斯金、迈克夫.会计学:一门学科规则.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99版.136

[3]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4版.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