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经验主义

2024-07-07

过度经验主义（精选十篇）

过度经验主义篇1

投资行为是关乎企业发展存亡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Jensen认为经理会尽量利用自由现金流投资以谋求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利益,甚至不惜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Hart也认为企业经理有来建造“企业帝国”的强烈冲动。具体分析我国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长期存在,出现了不少国家股东,投资主体的错位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很多上市公司经理的行政官员特征浓于职业经理人身份特征。再加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和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以及经理激励机制的缺失,在机会主义动机的作用下,经理人有强烈的动机利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国外学者众多研究表明负债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投资行为。但是长久以来,我国企业的负债来源大多是银行贷款,来源比较单一,且我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比较复杂,负债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发挥的相机治理作用是否和国外学者的结论一致,值得我们深思。

自2007年8月14日证监会颁布实施了《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债券迅速发展,成为上市公司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那么,公司债券的发行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有何影响,能不能抑制过度投资?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这两种负债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方面会有何不同?如果能够约束过度投资,那么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里,这种制约作用是否也有显著的差异?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基于代理关系的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Jensen和Meckling(1976)[1]以及Myers(1977)[2]明确提出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的两大影响:资产替代与投资不足。在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假设下,为了使股东财务最大化,经理/股东会在投资决策时选择能够增加股东价值但对整个公司不利的项目,从而产生过度投资;或者经理/股东放弃那些能够提升公司价值但减少股东价值的项目,产生投资不足。Parrino和Weisbach(1999)[3]也发现,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引起的投资歪曲行为确实存在,而且这种冲突随企业负债水平的上升而加剧。其次,债务也可以视为公司治理的手段,即负债的相机治理机制。Jensen(1986)提出了自由现金流假说,他指出,当企业自由现金流丰富时,经理们会尽量利用自由现金流投资,且会倾向于投资扩大企业规模但并不盈利的项目,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是指负债可以减少经理利用自由现金流建造“企业帝国”(Hart,1995)的行为,降低股东—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Aivazian、Ge和Qiu(2005)[4]分别以美国和加拿大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债务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关系,研究表明,公司投资支出与债务杠杆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对成长机会低的公司更显著。

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马如静等,2007[5];周明等,2009;杨兴全,2011[6]等)。围绕着负债融资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关系,国内的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第一,在股东债权人代理成本和负债治理机制方面,杨兴全和江辉(2011)在双重代理成本的分析框架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因过度投资存在很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类代理成本都会加剧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唐雪松等(2007)[7]认为举借债务并没有因可能产生的股东—债权人冲突而弱化其对股东—经理冲突的制约作用,负债是过度投资的有效约束机制。童盼和陆正飞(2007)[8]从新增投资项目风险的角度研究了负债融资、债务来源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而揭示上市公司在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作为治理机制相互作用下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他们发现不管新增项目风险的高低,负债比例与投资规模负相关。杨兴全、江辉(2011)在双重代理成本的分析框架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因过度投资存在很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类代理成本都会加剧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的同时,还能降低双重代理成本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第二,一些学者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王彦和俞雪华(2011)[9]的研究表明负债融资能够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且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相机治理作用要优于国有上市公司。刘淑莲和周雪峰(2011)[10]以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债务融资在两类产权性质企业中的破产威胁效应。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私有产权控股的企业能够发挥更大的破产威胁效应,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第三,在负债来源结构与过度投资方面,童盼和陆正飞(2007)、刘清江(2009)[11]、刘淑莲和周雪峰(2011)、赵岩和王钧(2011)[12]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不同负债来源:银行贷款、商业信用、公司债对过度投资的影响。除此之外,岳续华(2008)、窦炜和刘星(2011)、张兆国等(2011)[13]以及李胜楠(2011)[14]分别从成长性、股权集中度、政治关系和债务期限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债权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这些研究都表明负债具有约束过度投资的作用。总之,债权融资在加强公司治理和市场价值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表现在缓解股东与代理人冲突、减少代理成本、减少公司自由现金流以约束代理人的在职消费、抑制过度投资,减少信息不对称、传递信息等诸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汪辉,2003[15];范从来和叶宗伟,2004[16];陈晓红等,2008[17])。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债权融资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不足主要在于:(1)现有文献较少关注上市公司债券的发行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2)鲜有文献研究公司债券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的差异。本文拟立足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实施为契机,研究不同产权特征下上市公司债券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本文对比研究了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在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中对过度投资行为的缓解作用。

三、研究假设

(一)负债与过度投资

Jensen(1986)提出了自由现金流假说,并指出负债可以降低股东—经理人的代理成本,防止经理人建立企业帝国的过度投资行为。由于负债还本付息的硬约束减少了经理可以支配的自由现金流,企业会寻求外部融资,在对外融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市场监督,从而减少了经理机会主义投资行为(Easterbrook,1984;Hart and Moore,1995)。在国内,杨华军等(2007)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研究了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问题,发现地方政府控股和地方政府干预显著提高了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而金融发展可以降低这一现象。辛清泉、林彬(2006)[18]在政府、银行、企业三方软预算约束框架内研究了银行负债与企业投资支出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投资支出与债务杠杆负相关,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对负债水平不敏感。刘建华(2006)、谢海洋和董黎明(2011)[19]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因此:

假设1: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抑制了其过度投资行为。

假设2: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债券对过度投资可以发挥更为有效的制约作用。

(二)公司债的硬约束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不平衡,债券市场不发达。在债务融资方面,一是债务期限结构严重不平衡,长期负债比例普遍偏低,公司的短期融资比例过高(胡援成和刘明艳,2011),长短期负债对过度投资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二是我国企业的债务基本上是银行借款,且我国的四大银行都是从国有银行改制而来,所以贷款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银行债务治理呈现出软约束,债权治理表现为无效率(邓莉等,2007;刘清江,2009;黄文青,2010[20];谢海洋和董黎明,2011)。理论上公司债券的发行由于受到广泛的监督因而具有硬约束。2007年证监会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来,受我国信贷政策的影响,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公司债是否具有比银行贷款更为硬性的约束呢?由此:

假设3:公司债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优于银行贷款。

四、样本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在2008—2011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AMAR数据库、CCER数据库及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在样本选择中,我们剔除了以下样本:(1)ST公司、PT公司;(2)终极控股股东类型不详以及终极控股股东类型发生变更的公司,同时剔除民营和国有之外的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3)财务数据不完整的样本公司。经过筛选,得到的样本个数为143个,其中沪市99个,深市44个。检验软件为Excel2003和SPSS17.0。

(二)研究方法

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理论认为,当企业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时候,管理者倾向于把大量的自由现金流进行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造成了过度投资。Richardson(2006)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过度投资主要集中于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中,20%的自由现金流量被用于了过度投资。基于此,本文借鉴Fazzai和Vogt的模型,首先检验样本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模型1),在此基础上引入CF与公司债变量Bond或银行贷款Loan的交叉项,考察公司债或银行贷款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如果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公司债或银行贷款能够缓解过度投资行为,否则则说明公司债或银行贷款的负债治理无效。有关变量说明见表1。

五、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由统计结果可知,样本总体普遍存在一定水平的自由现金流,为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且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平均水平(15.6%)远大于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9.1%),也大于样本总体的均值(14%)。但就其投资机会来说,民营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投资机会(托宾Q值)却大于国有企业,也大于总体均值,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相较民营上市公司,有更大的利用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冲动,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投资规模远大于其实际的投资机会。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两类上市公司中,银行贷款依然是负债的主要来源,明显大于其发行债券的规模,尤其是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银行贷款与公司债的差距更为明显。这说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向银行贷款,也方便从银行取得借款,高额的银行贷款也为过度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回归结果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3。由此可以说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存在显著的现金流敏感性,投资规模与自由现金流显著正相关。同时,投资量I与公司债变量Bond成反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债可以缓解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基于此,引入变量CF与Bond的交叉项建立模型(2),如果交叉项CF*Bond的符号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债券的发行有效地抑制了自由现金流丰富而引发的过度投资行为;否则,则说明公司债不能缓解过度投资。

模型(2)不仅引入了CF与Bond的交叉项,还加入了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的控制变量PR,藉以考察不同产权性质,即在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过度投资的不同影响。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3可以看出,当PR=0时,即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CF*Bond的系数为-1.923,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债能够有效缓解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当PR=1时,即在民营上市公司中,CF*Bond的系数为-2.732,说明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债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更为有效,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

公司债在国有控股和民营上市公司中体现出了不同的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由于所有者(国家)的缺位,国有控股公司总是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色彩较浓,造成了国有控股公司缺乏对经理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结构中,银行贷款是第一大来源,为了对比银行贷款这种负债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我们用对模型(3)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当PR=0时,CF*Bond系数为-1.245,在1%的水平上显著,CF*Loan系数为1.916,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来自银行的负债并没有起到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反而有加重过度投资的倾向,国有企业从银行取得的大量借款没有起到破产威胁的作用,反而为过度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而当PR=1时,CF*Bond系数为-3.297,CF*Loan系数为-0.036。虽然在民营上市公司中,银行贷款可以缓解过度投资,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0.036|<|-3.297|,即与公司债相比,银行贷款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相差甚远。即不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还是在民营上市公司,公司债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大于银行贷款。同时,我们也发现,虽然国有控股公司的银行贷款规模远大于民营公司,但是实证的结果却表明,银行贷款在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中的治理作用有所不同,银行贷款在民营公司的相机治理作用要优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这也与王彦和俞雪华(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总的来说,银行贷款的负债治理表现为弱化和低效率,而公司债则能有效地约束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证明了本文的假设3,与刘清江(2009)[21]的研究结论一致。

显然,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的在抑制过度投资方面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治理作用,首先,这与我国的政府干预行为和我国银行体系中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有关。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都呈现出软预算约束的特征,国有企业与银行贷款之间并没有形成市场机制(蔡吉甫,2012)。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是Kornai(1979)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提出的,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给予支持,从而得以继续生存的一种经济现象。Sheleifer和Vishny(1992)[22]、林毅夫等(2004)[23]认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原因是国家追求就业目标和获取政治上的支持和我国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种软约束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过分依赖政府的救助,一方面助长了国有上市公司方便地从银行取得贷款,片面追求过度投资带来财富聚敛,另一方面造成银行事前放贷决策和事后监督激励的扭曲,致使银行贷款缓解过度投资功能的弱化或者无效率,更为严重的是,银行贷款扩大了企业可以控制的资金,使得经理人可以更加容易地利用银行贷款来进行过度投资进而攫取财富。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揭示了银行贷款治理的弱化(邓莉等,2007;刘清江,2009;黄文青,2011),我国银行对贷款企业未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呈现出软约束。其次,我国的企业破产机制和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不利于银行贷款这种负债硬约束的发挥。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制歧视、金融压抑与国有银行垄断使得民营企业往往更难从银行体系中获得融资支持(卢峰和姚洋,2004),虽然与银行的关联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债权融资(邓建平和曾勇,2011[24];罗党论和刘璐,2010[25]),但是在预算软约束环境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更为强烈(罗党论和刘璐,2010)。所以会造成银行贷款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差异。与银行贷款不同,公司债则表现出负债的硬约束作用,能够有效地缓解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六、稳定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不引入交叉变量和将样本分类的方法对上述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定检验。首先,将样本公司按照控股股东的性质分为两个样本,即子样本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子样本2民营上市公司,然后分别用模型(1)、模型(5)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本文的三个假设,实证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模型(1)两个子样本的公司债都与投资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系数相比,|-0.196|>|-0.054|,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这与模型(1)、(2)的回归结果一致,也与上述假设1和假设2一致,即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抑制了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债券对过度投资可以发挥更为有效的制约作用。综合模型(1)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子样本1和子样本2中,公司债变量Bond与投资量始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在子样本1中,银行贷款变量Loan与投资量正相关,在子样本2中负相关,但是相对于Bond,Loan对投资量的系数为-0.032,|-0.032|<|-0.196|。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公司债可以缓解过度投资,而银行贷款治理无效,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虽然银行贷款可以发挥相机治理作用,但是这种治理作用明显小于公司债对过度投资的硬约束,与模型(4)的回归结果一致,从而检验了假设3。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年证监会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为契机,以2008—2011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债的发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同时也对比了银行贷款在缓解过度投资方面的治理作用。检验结果说明了公司债可以有效地制约过度投资,并且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对这种制约作用的发挥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债券对过度投资可以发挥更为有效的制约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银行贷款不能发挥负债的治理作用,反而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呈现出软约束。这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有关,银行和企业都处于预算软约束状态,市场机制缺失,破产机制和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公司债则在制约过度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本结构、降低代理成本和加强公司治理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我国推进市场经济进程中,要充分发挥公司债的治理作用,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观测值较少,可能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摘要：以我国沪深两市2008-2011年发行公司债券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债的发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司债可以有效地制约过度投资;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债券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可以发挥更为有效的制约作用,银行贷款负债的治理作用弱化不及公司债券对投资的约束作用。

过度经验主义篇2

过度医疗黑幕心脏支架是最大的过度医疗

2010/04/05 23:59 来源：YNET.com 北青网北京科技报孙燕燕王夕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坐在记者对面讲话时明显有些气喘，“现在我是家人的累赘，要不是当时装的那两个支架，我现在最多是心绞痛，也不会患上严重的心肌梗死。”

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很快，张春林就被医生推进了导管室，一个多小时手术完毕，他的体内多了两个支架。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听到这种情况，张春林很生气，本想通过法律让医院对他现在出现的病情负责，“但考虑到女儿以后还要回国发展，我想还是算了。她告诉我这是国内医院的‘潜规则’，我这么一闹，以后她就没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上世纪80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告诉《北京科技报》，简单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低到10%以下，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外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2%。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相关检查不全面，进行心脏造影检查的同时就给一名曹姓患者进行了支架手术。手术中很多支架无法通过病人的血管，但是医生并没采取补救措施，而是继续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住院后的第七天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的“事迹”让很多业内人士听了都很惊讶。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也表示，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18.8万人。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就曾对这个数字表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乎规范。例如，对再狭窄危险不大而出血风险大的患者来说，对其使用药物洗脱支架是不合理也不安全的。药物洗脱支架的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它适用于大部分病人，但不适用于所有病人，但很多医院并没有在意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直径只有几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需2万~3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3万元以上，而术后的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花费。

王和平告诉记者，医疗器械进入医院的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为放得越多，显示收益也越大，甚至很多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要求当年放支架的病例要达到多少。

2002年，强生公司研发的药物洗脱支架——“心扉”（CYPHER）率先在欧洲上市，随后获准进入中国，当时的市场定价是3.6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可达50%。这种支架在国内的使用比例一度高达支架总使用数的98%。紧随心扉支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研制的紫杉醇支架（TAXUS），它选择直销方式，售价比心扉便宜一半仅1.8万元。然而，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通常高达60%~70%的紫杉醇支架，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量几乎为零。此外，王和平也表示，学术上的要求也是造成支架泛滥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规定，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因为以小样本量为案例的论文，科研价值很小。发表论文又是和评职称挂钩的，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就需要大量的支架样本。

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

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

抗生素滥用也是一种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暗藏“猫腻”

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

仅仅是泛滥的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让人窥一斑以见全豹，它背后的“过度医疗”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医患之间经济利益变得对立的最好证明。

胡大一说，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政协委员、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主任医师马亦龙教授在今年的两会上就再次拿出了关于治理“过度医疗”问题的提案。他告诉记者，这些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过度护理。

马亦龙说，过去曾经在医疗界流通的“金标准”，也就是什么样病情的病人应该遵从怎样的治疗方法，现在几乎没有人遵守了。病人一进医院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都比着开药。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在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带来的“效果”。

“就拿抗生素来说，现在国内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滥得不能再滥。”王和平说，在美国一些大型医院，进行心脏病手术都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因为他们认为，在无菌环境下实施手术本来就不应该用抗生素，使用抗生素在医生看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说明自己的水平不够。但在国内，小小的门诊疝气手术，医生就会给病人开上几天的抗生素。据统计，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抗生素的滥用直接导致一些大医院中，患者体内金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高达90%，对头孢菌素耐药率约为30%～40%。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孙强告诉记者，他和相关的科研人员曾在山东一个县做过调查，随机抽了几百份的门诊处方，这些处方单涉及感冒、发烧、拉肚子、腰酸背痛等常见病。调查人员发现，级别越低的医院，药品处方过度的程度越严重。例如，同样的病症，县级医院，一张处方上可能开出2个药品，到了村里就是一张处方4个药品。处方针剂使用率，在村卫生所的处方中则达到63%，这其中，有很多是不合理使用的。而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由于注射安全和卫生条件等存在着隐患，不建议在门诊使用针剂。

孙强说，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是以药养医，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卖更多的药，挣更多的钱。一般大医院中，药品带来的收益能占到40%~50%，到了县乡级医院，药品收入则占到60%~70%。但这个数字只能说明医院级别越高，药品收入所占的比例越小，药品的使用是否合理，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机的使用上。以前我们做结核病的研究时知道，很多诊断根据X光胸片，再结合痰检就可以确诊，但现在很多医院，CT的使用量已经远远高过X光，因为X光检查一次只要几十元，而CT检查动辄就要两三百元。”孙强说。此外，耗材，如支架、缝合线等，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品种，但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手术使用的电刀，本来根据规定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现在医院做手术时基本是一个病人一把电刀，这不仅使病人看病的成本增加，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同时，医疗资源作为公共资源，“过度医疗”所带来的问题也会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公，使一些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得不到好的治疗。

“过度医疗”问题之所以产生，马亦龙表示，作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以他所在的肿瘤医院来说，每年国家划拨的财政费用仅够医院给离退休职工发放工资，因此，医院想要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就只能想办法创收。同样，现在如果一个医生不拿回扣，不在开药做手术上“动脑筋”，知名医院的副教授也许一个月除去奖金只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因此，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

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找自己的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比如，《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可能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一项调查显示，在300名全科医生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等自卫性或者称之为“防御性”的项目。而医生自卫性医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吃官司”。同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剖腹产手术等。

“目前，过度医疗的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又非常难界定。”马亦龙说，因为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想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另外有几个附加条件是，病人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承受，病人的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中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

同时，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孙强说，欧洲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的机制，就是要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品，如果医生药品开得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瑞典还建立了抗生素使用网络，监管每一个处方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这个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不光抗生素，整个药品都可以建立起网络进行监控。”

马亦龙也提到，他在日本考察时也发现，日本同样存在这样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当他们发现某一个医生开出的药物费用过高时就会进行调查，一旦发现问题，这个医生就会被终身禁止行医。在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一来医保部门不予报销，二来医生还要向专门的委员会陈述放入过多支架的理由。

此外，相关部门应进行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的非营利单位。医院分配制度要改革，让医生收入不与产值挂钩，实行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构及严格评定标准，定期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让过度医疗的机构和医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过度医疗的现状就会改变。

患者及其家属也要加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目前，不少国家都制定了有关病人权利的文件，有些国家制定了《病人权利法案》，先进国家这方面的做法可以作为国内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借鉴。

过度诠释者与直觉主义者的尴尬碰撞篇3

为何要读艺术家的访谈录始终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钱锺书版的描述流传最广：为啥吃了鸡蛋还要关心下蛋的母鸡？

我觉得最直接最简单的回答肯定是，因为不满足，不过瘾。鸡蛋好吃，难免要更进一步关注下蛋的鸡，为啥这只鸡能下出好蛋，那只鸡下的蛋口味不佳。这只鸡如果是大活人，如果下的不是蛋，是艺术品，总要问问这艺术品是怎么创制出来的，这个地方没看明白那个地方没弄懂，创制这部作品的人总是最合适的回答者吧。这样一来就涉及到文艺理论中的老问题，诠释问题、话语权问题了。

通常来说，一部作品诞生之后会产生一个结构化的群体：作者—作品—读者。在古典时代，对于作品的解释权，作品的作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解释权，作者在读者心中即是上帝。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大行其道，罗兰·巴特发明了“文本”概念，在巴特的定义中，文本最不同于作品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非物质性的属于方法论的领域，文本不是一个所指，而是一个可以无限延宕、穿越、游戏下去的能指。这个意思是取的文本（text）这个词的本意（指“编织”的意思），文本是一个被编织出来可以不断繁殖的想象性空间。巴特的文本理论把文本彻底从作者手中解放了出来，他甚至认为作者不是“书写者”，而是“被写者”，所以“作者已死”，作者神话彻底被解构。根据巴特的文本理论，原有的“作者—作品—读者”结构，被替换为“作者—文本—读者”结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不再处于宰制性的上帝位置，作者的意图不再是唯一的原意，三者之间关系可以说是平等，读者可以自由诠释文本（随之而来的过度诠释当然文责由诠释者自负），作者对文本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唯一裁量权。

艾柯在这基础上又发展出三种诠释的模式：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诠释者意图。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并不等同，文艺创作中最经典的鲜活例子莫过于有大量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渐渐的无法控制笔下的人物（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妮娜》的过程中一度无法控制笔下的安娜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产生分歧。而作为读者的诠释者（诠释者意图）之所以会对作者也就是下蛋的母鸡感兴趣，其实是想有个求证。当然，有经验的读者/诠释者会如钱老一般，完全无视作者意图，这些训练有素者完全可以对文本的意义、价值作出独属于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可以无需求证于作者。反之，缺少训练的诠释或者别有用心的诠释者作出的诠释，则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这其实是诠释技术的问题。《武训传》《清宫秘史》当年遭遇的悲剧性“诠释”，问题出在其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如果仅在文艺批评范畴，事实上不过是常规可见的劣质诠释方式罢了。换句话说，当作者意图与诠释者意图产生违逆，对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判断不会产生任何正负影响。

再有一种情况是，有的文本的作者根本没有设置意图，但其实根本不影响文本产生意图、诠释者诠释意图。詹姆斯·乔伊斯曾经明确表示：“我在《尤里西斯》中设置了那么多迷津，足以迫使几世纪的学者来争论我的原意。这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但实际对诠释者来说，乔伊斯是否真的设置了迷津完全无关宏旨。再简单点说，作者、文本、读者这三者实际可以是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的一种关系，偶有交集那是乐莫大焉。当然，面对诠释议题，势必跳不过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反对诠释”的论述，此话题甚巨，不过在此我们设定的前提是在有诠释的条件下如何面对诠释，面对其合理性的讨论空间。如果彻底反对诠释，那任何访谈录都无需阅读了。

二

由以上角度考量出发再来看访谈录，尤其是导演访谈录，就会发现为何《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会成为经典访谈，发现《煮海时光》作为访谈录的症结所在（在此我提到《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一书并非空穴来风，白睿文在《煮海时光》的前言中确实提到此书是他写作的灵感来源之一）。

《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之所以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希区柯克本人在影史空前的名声，更是因为特吕弗作为访谈者的素质以及与希区柯克的高度默契。首先希区柯克作为一位作者（无论对电影语境中的“作者”有多么宽泛与严格的定义，他都称得上是一位纯粹的电影作者），具有高度理性化的思维，对于文本意图、读者（观众）意图，他在创作的时候始终不停歇地思考，对于自己的作品他有着很强的把握力度（从受众角度来看，希区柯克是一位以引导观众著称的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者，虽然在众多诠释大师眼中他有着眼低手高看不到自己作品微言大义的“毛病”。特吕弗更是如此，他本就是影评人出身，有着强烈的迷影情结，采访希区柯克的时候他已经是著名导演。所以二人都有着共同的作者、诠释者的身份，有着共同的电影背景。而准确地说，如中文书名所示，这不是访谈录，而是对话录，虽然特吕弗异常崇拜希区柯克（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欧洲为希区柯克塑金身），但二人在你来我往的言谈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其实是平等的。很多时候特吕弗并没有提问题，他只是表达了对某场戏的个人看法，而希区柯克立即会作出回应，他甚至有时候会说出“我们一起来研究下这场戏”的话，这完全是共同探讨的气氛与语境。类似一问一答间积累出来的锋芒，最终必然是深化了读者/观众对希区柯克电影的理解。

《煮海时光》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访谈。相信读者读完这本访谈录，除了对侯的生平更加了解（其实多年来熟悉侯的观众/读者对其中相关部分已经烂熟于胸），对侯的创作方法窥探一二外，对其作品的深化理解没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吃完了鸡蛋，觉得鸡蛋特别美味，但下蛋的母鸡没有办法让我们领悟到鸡蛋为何如此美味。

问题出在受访者侯孝贤和采访者白睿文身上，二人要负共同责任。侯的身份与希区柯克有类似之处，二者都经历了古典片场时代，区别是后者在片场时代即建立了个人风格，而侯要到片场制瓦解后才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但称侯为作者绝无疑义。二人最大的区别还是创作方法。侯孝贤是百分百的直觉主义者，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本人供述的创作方法，都证明了这一点。对直觉主义者来说，创作作品的时候完全是靠灵感的迸发，我们在访谈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侯的创作方式，他基本都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记忆中的细节来对材料作艺术化、美学化的处理，从而创造一个情境化、自为绵延的电影时空。这种创作方法有着很大的即兴成分。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悲情城市》中梁朝伟扮演的文清所具有的哑巴身份，就影片整体考量，哑巴被诠释成禁声、台湾专制时代的象征想来毫无问题。但是，侯在设置这个角色时，完全没考量到这一点，他只是在梁朝伟没有办法说国语、闽南话的情况下才被迫让文清这个角色失声的。这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文本自我编织意义的例子。再者，侯的身上丝毫没有诠释者的身份，他完全不会像希区柯克那样去考虑受众。再比如像帕索里尼、戈达尔那样具有理论化思维的导演，他们对自己的作品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比如帕索里尼的《萨罗》，普通观众可能观看这部电影在理解方面会很困惑，但如果了解了帕索里尼对这部作品的概念设定—在帕索里尼的理解中，马克思对权力的定义即是把人类商品化的力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剥削是一种性施虐的关系，这是《萨罗》里面性虐场面的理论缘起—肯定会对这部作品有不同的理解。与其说侯不具备对自己的作品给予如此解释的能力，不如说他的创作方法决定了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思维。因此，对于渴望侯的访谈能够让自己对他的作品有更深刻理解的读者来说，侯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

nlc202309031353

白睿文的身份更为尴尬，首先他根本不是一位专业的电影研究者，与特吕弗这样的影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是知名华语文学研究者王德威的高足，现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北美电影研究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倾向，由于冷战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研究的强势地位，电影研究往往被故意钳制在一个巨大的文化背景之中。亚洲的学者只能研究亚洲电影，华人学者只能研究华语电影。而华语电影对大部分华人研究者来说，只是中国研究甚至亚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影像是第二位的，是一个跳板，中国才是第一位的，研究电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用夏志清的话说即是“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之征候显现。这也使得大批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者会涉足电影研究，在他们的认知中，电影不过是“文学”“中国”的佐证，再现的载体。我们只要看一下本书的参考书目就会发现，不论中英文书，皆围绕台湾电影、大陆电影、台湾政经历史、侯孝贤研究展开，仅有的一部与电影理论有关的书，大卫·波德威尔的Figures Traced in Light： On Cinematic Staging，还是因为其中有一章节专门谈论侯。我们很难想象，一本谈论中国文学的书不引用最基本的文学理论，但谈论华语电影的书却居然可以为之。尼克·布朗（Nick Browne）批评周蕾《原初的激情》也是基于这一点，一本谈论电影的学术专著居然几乎看不到对电影理论的征引。

三

没有接受过影像训练、电影分析训练的白睿文，面对侯这样一位直觉主义者，中间碰撞所产生的尴尬完全可想而知。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白反复就影片的意义、象征层面的设置意图提问—火车（这是他最为纠结的一个问题）、灯、照片、拐杖、手表、骑车、戏中戏、广告牌、树叶被风轻吹的画面……都象征代表了什么？对此，侯的回答永远是，自己靠直觉创作，不管这些。以至于白在书的后半部分也主动坦言，由于此类问题侯几乎都没有回答，所以干脆精简掉了，对此他“一直感到可惜”。从这个角度来看，白就是特别渴望得到作者认同的那类诠释者（姑且不纠结意义层面的诠释技术有多少含金量），作者在他的心中永远是至上唯一的诠释者，是上帝。说来，即便是没有接受过影像训练，只要接受过严格文艺理论训练的文学博士，也不应该对此类问题纠结于心吧。除了象征问题外，白问得最多的一类问题还是关于影片的主题、角色的塑造—非常典型的一类文学化的问题。全书中绝然看不到二人像希区柯克、特吕弗一般就某一场戏共同切磋交流的段落。

侯反复提及的布列松、小津安二郎、帕索里尼等影史著名导演，白都没法与之回应。在前言中，白睿文对《咖啡时光》的简述还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由日本著名歌手一青窈和当红演员浅野忠信主演的《咖啡时光》，试图把小津的独特电影风格和对家庭、社会的细腻观察推到当代”。这明显是对小津电影风格一无所知的表现，无论是风格、叙事还是人生境界，《咖啡时光》都与小津电影风马牛不相及。二者之间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处理父女关系的题旨。帕索里尼部分更是有点可惜，侯的直觉确实异常敏锐，他仅仅是看了《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1967）就突然意识到了电影的视点问题，而拥有电影理论家身份的帕索里尼对电影视点确实有着非常突破性、前瞻性的研究（见其《诗意电影》一文中提出的著名的“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概念），而侯对帕氏此方面的理论研究肯定无所了解。白如果有这知识背景，理应很好地顺着侯的思路将这问题延宕开，这理当是非常良性的理论与实践交互生产对话的过程。

当然，这本访谈录也并非一无是处，虽然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论具体的人生经验与创作的关系，但偶尔还会透露出一些从未对外人道也却非常关键、重要的电影技巧，没有这些电影技巧不可能有侯的电影风格。如前文所述，波德威尔对侯的电影风格有过非常精妙的研究，前文提到的Figures Traced in Light： On Cinematic Staging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在波德威尔看来，侯是亚洲极简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电影中存在着一套非常复杂、有意为之、有关显露与隐藏的视觉角度技巧。但波德威尔一直纳闷的是，侯在过去一系列的访谈中始终不承认有过视觉与调度方面的精心设计，这让他认为只有“神迹”（miracle）才能解释了（当然是反讽的话）。我本人在二○一五年夏天专访侯的时候也有专门提到设计的问题，他亦是直接否认。

不过在《煮海时光》中，侯有意无意中倒是透露了玄机，设计确实是存在的。那是关于《海上花》部分，白的提问是比较大略的，想让侯整体地谈下影片的摄影风格，侯非常配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人其实私人关系相当融洽，访谈不成功真的是因为其他原因），娓娓道来中提到：“譬如沈小红那组戏，房里有一个小娘姨，一个大娘姨阿珠，镜头从沈小红讲话开始，然后阿珠讲很长的话，我叫小娘姨听到某句话的时候去拿一下热水，或是倒一下茶。我用的是譬如沈小红在讲话时，远远有一个小娘姨递盏倒水什么的，就是很边边有一个小娘姨在镜头边擦过，借擦过的这个影子，镜头就缓缓移到说话的阿珠身上去了，同时也看到梁朝伟坐在那里被阿珠一直说—用这个方式，而不是呆板的那种那个演员说完换那个演员再说。这种场面调度是越拍越顺。” 我相信，类似的回答才正是波德威尔需要的，也是对侯孝贤电影技巧关心的读者最想读到的，可惜本书中类似的片段并不多。

最后，在此还特别值得一书的一个细节，是侯透露的有关台湾新电影走向写实风格的原因。在侯的理解中，时代风潮、观念的影响当然重要，但技术的重要性绝不可抹杀。有了HMI日光灯、Arri Ⅲ摄影机，才可能使用自然光，才可能往写实的路子上走。电影绝对不是观念的艺术。这个细节对于理解台湾新电影、侯孝贤电影风格的建立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可惜类似的段落在全书中实在少之又少。

过度经验主义篇4

根据Gervaris et a1.(2002）的定义，过度自信是指个体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即对自己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事实上的权重。这种效应会因归因偏差进一步加强（Cooper et al.,1988），使得个人将好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行为而将坏消息归因于坏运气（Feathe and Simon,1971;Miller and Ross,1975）。Roll(1986）首次将过度自信与高管行为联系起来，Malmendier和Tat(2005）提出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倾向于高估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收益。过去的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Li,Huang,2013）、风险并购（Todd D.Kra vet,2014）、股利分配（Sanjay Deshmukh et al.,2013）等行为。Heaton(2002）也验证了上述行为。而高管的行为决策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公司的投资、融资与经营管理，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并对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公司价值最大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会计稳健性，又称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Ahmed和Duellman(2011）指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旨在减少管理层进行净现值为负的投资动机。在稳健的会计下，对可以预见的损失和费用都予以记录和确认，而对没有十足把握的收入则不予以确认和报告。近年来，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稳健性的起因和经济后果方面（杨华军，2007），而从行为金融角度讨论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十分有限。过度自信作为行为金融学中的重要内容，综合了心理学与行为特征学，对于解释高管行为选择有重要作用。但少有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会计政策和方法的选择，尤其是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从条件稳健与非条件稳健两方面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内部控制对这种影响是否具有缓解作用。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一）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

过去的研究通常将过度自信作为代表性的外生变量，而Hilary and Hsu(2011）认为过度自信根植于管理者过去的表现，Libby和Rennekamp(2010）则认为过度自信是同时源于环境因素与稳定的个人特性。部分研究认为，高管过度自信对公司价值有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总是认为公司的价值被低估，因此他们会更愿意选择内部融资而非外源融资（Baker,Ruback and Wurgler,2007）。Roll(1986）提出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公司参与到价值毁灭的并购活动中的原因。

相比高管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存在由来已久，会计稳健性是指在确认“好消息”与“坏消息”及时性时的不对称（Basu,1997），稳健性概念被区分为两个部分：条件和非条件稳健性（Balland Shivakumar,2005;Beaver和Ryan,2005）。条件会计稳健代表同当期消息相关的稳健性，非条件稳健性代表同当前消息独立的一般性的稳健性。该领域系统的经验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杨华军，2007）。魏明海、陶晓慧（2007）从需求特征和有用性两方面探讨了会计稳健性的债务契约解释。Watts(2003）认为债务契约是稳健性产生的最主要原因，股东诉讼、管制和税收也是影响稳健性的原因。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会计稳健性可以减缓债务契约成本（Ahmed et al.,2002;Beatty et al.,2008;Zhang,2008）。Todd D.Kravet(2014）提出，在更稳健的会计下，管理层会进行风险更低的并购活动，并且以会计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机制会使这种关系更强。

经验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公司的投资、融资以及股利分配政策。过度自信的高管会低估决策的风险并采用更低的折现率，从而高估投资项目的价值，导致非理性的投资行为（Gong et al.,2009）。更进一步而言，由于高管过度自信导致错误地估计投资决策的风险和回报，这种估计偏差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影响了会计活动（Li,Hung,2013）。Schrand和Zechman(2012）提出，过度自信的CEO会有意无意地错报盈余。本文认为，管理层的评估对会计稳健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由于过度自信的高管会倾向于高估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收益（Malmendier and Tate,2005）并加速收入的确认，这种认知偏差同样会导致他们低估未来损失并延迟损失的确认，从而导致更低的条件会计稳健。因此，过度自信会导致财务报告更低的条件稳健性，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高管过度自信与条件会计稳健负相关。

此外，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倾向于高估资产价值、低估负债价值。比如在期末确定存货价值时要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会高估未来的可变现净值；在估计应收账款坏账时，过度自信的高管同样也会高估坏账收回的可能性，从而高估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导致更低水平的非条件稳健。因此提出假设：

H1b：高管过度自信与非条件会计稳健负相关。

（二）内部控制、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

部分文献探讨了内部控制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提出公司拥有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时，会计稳健性会增强（方红星、张志平，2012;Goh B.W.,Li dan,2011）。也有少量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孙光国、赵建宇（2014）采用实证方法着重从产权性质差异角度研究了高管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Ahmed and duellman(2011）还分析了外部监管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缓解作用。本文顺应该研究思路，在探讨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同时考虑了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缓解作用。

Yaniv(2004）认为，相对于他人的建议，人们对于自己的观点会赋予更高权重，即便采纳他人的建议会更好提升准确性。而在内部控制基本框架下，严格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以及内部信息的沟通与传递使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不得不兼顾其他人员的建议，保证了高管在决策评估或会计方法选择时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另外，内部控制的核心思想是制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通过不相容职务分离、授权审批制度等加强对管理层行为的监控，强化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避免管理层利用激进的会计处理方法（方红星、张志平，2012），从而减少高管高估收益和资产价值、低估损失与负债价值的概率，使高管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关系得到缓解。因此提出假设：

H2：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会缓解高管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关系。即在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影响会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过度自信计量

过度自信的高管相信他们的决策最终会提高公司的价值，因而很可能会增加股票持有量（Doukas and Petmezas,2007）。本文参考Malmendier and Tate(2005）的方法，使用CEO股票持有净增加来作为高管过度自信一种衡量方法。与Campbell et al.(2011）一致，我们将高管过度自信Purchase作为哑变量，当CEO股票持有量净增加（购入-售出）位于当年所有CEO股票持有量净增加的前五分之一时，Purchase为1，否则为0。

Malmendier和Tate(2005,2008),Harvey(2010）论证了公司的投资决策也与高管过度自信相关，这些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过度自信水平。Harvey(2010）指出，过度自信的CEO会有更大的资本支出，所以我们以资本支出CAPEX作为过度自信的第二种衡量方法。若资本支出总和/总资产高于当年的平均资本支出/总资产水平，则CAPEX为1，否则为0。

（二）会计稳健性计量

1. 条件稳健性计量。

条件稳健性，也称盈余非对称及时性，代表同当期消息相关的稳健性，是对好消息与坏消息反映的及时性差异。Basu(1997）最早提出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模型，然而后来许多学者（Dietrich,Muller and Riedl,2003;Givoly,Hayn and Natarajan,2006）指出Basu的逆回归模型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本文选取了稳健性的时间截面CONSV＿CSCORE(Khan and Watts,2007）度量条件会计稳健。根据以往的文献，允许系数随时间和个体变动的情况下，回归模型可以写成：

其中，Xit表示特定年份特定股票的会计收益率；Rit表示特定年份特定股票的市场收益率；Dit当Rit小于0时取1，否则取0。稳健性的时间截面度量即模型中的β4it。Khan和Watts(2007）认为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主要因素是：账面市价比（M/B）、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因此，Khan和Watts(2007）利用这三个变量和Basu的模型来估计稳健性的公司一年度度量，认为时间截面度量的好消息的及时性和坏消息的增量及时性可以表达为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变量的线性函数，即：

其中，λ1、λ2、λ3、λ4和μ1、μ2、μ3、μ4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公司变化；G＿SCORE代表盈余对好消息的反应速度，C＿SCORE代表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速度和好消息的反应速度之差，即坏消息的增量及时性或非对称及时性，代表会计稳健性的大小，该值越大，会计处理越稳健。将（2）式和（3）式代入（1）式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估计该方程，能够得到λi和μi的估计值，其中i=1,2,3,4。将估计值代入（3）式即得到的C＿SCORE值，代表坏消息相对于好消息的增量及时性，本文中将其命名为C＿SCOREit，作为对会计稳健性的时间截面度量。

2. 非条件稳健性计量。

非条件稳健性代表同当前消息独立的一般性的稳健性，在非条件稳健下，公司通过加速费用的确认和延迟收入的确认降低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本文采用净资产度量法中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率（简称“账面市值比”，BTM）法计算得到CONSV＿BTM来衡量公司层面的非条件会计稳健性。这种方法由Beaver和Ryan(2000）提出，他们认为将净资产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率分为偏差与滞后两部分。偏差是指账面价值持续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值，或者说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率持续高于或者低于1，这与会计稳健性有关。滞后是指未预期的利得或损失没有立即在账面中予以确认，而是在以后期间逐步确认，从而导致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率暂时性偏高或偏低，这与会计稳健性无关。本文选取2007～2013年共7年的面板数据，出于保证自由度和回归精度，对回归模型的市场回报只取当期和2期滞后：

其中：BTMit=第t年末第i家公司的账面市价比（数据库中市净率指标的倒数）；α=所有公司和年度共同的截距；αi为公司效应，代表特定公司的相对会计稳健性偏差，该系数越低说明会计稳健性越大；αt为年度效应；RETit=第i家公司第t年的股票年收益率。本文以（-1）×αi=CONSV＿BTMi作为衡量公司稳健性的指标。计算得到的CONSV＿BTM越大，会计处理越稳健。

（三）内部控制质量计量

2010年4月，我国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企业应当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经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批准后对外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心问题（程小可等，2013）。国内很多文献都以内部控制缺陷或内部控制评价的披露及审核作为内部控制的代理变量，但内部控制缺陷仅仅是内部控制质量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方红星、张志平，2012）。本文参考方红星、张志平（2012）的做法，以内部控制的经营目标、财务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为导向，根据审计意见信息、公司合规信息、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信息、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及鉴证意见信息等可感知因素来度量内部控制质量IC。

如果上市公司在报告年度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审计师发表内控非标审计意见、在经营期间发生违规、内部控制自评和鉴证报告认为内部控制无效、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则认为该公司内部控制目标没有实现，内部控制质量定为低质量，此时IC=0。如果上市公司在报告年度没有发生上述低质量内部控制的情况，并且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意见为合理保证意见，则表明有确切证据显示该公司内部控制目标实现，内部控制质量定为一般质量或高质量，此时IC=1。

（四）研究模型与样本选择

为了验证假设H1a、H1b，本文采用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Con表示条件会计稳健CONSV＿CSCORE与非条件会计稳健CONSV＿BTM;Overcon表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两种度量方法；LNCON表示股权集中度（前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DUAL为二职兼任的哑变量，当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DUAL=1，否则=0;MTB表示权益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STATE为产权性质，属哑变量，若属于国有上市公司，则STATE=1，若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则STATE=0;SIZE为公司规模，由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算得出；GROW为销售收入增长率；LEV为资产负债率；IND代表行业，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分别赋值；YEAR为年份。

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研究发现了大股东控制权越强，其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差而大股东董事长兼任上市公司总经理也降低了盈余稳健性，因此本文选取股权集中度LNCON及二职兼DUAL任为控制变量；孙铮、刘凤委和汪辉（2005）使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债务比重高的企业的稳健性显著地高于债务比重低的企业，因此选取了资产负债率LEV为控制变量；朱凯（2005）则发现，在银行贷款比例较低的情况下，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稳健性显著高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因此选取了产权性质STATE为控制变量。

为了探索内部控制对高管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IC代表内部控制质量，当内部控制质量高时，IC=1，内部控制质量为低时，IC=0。其他变量释义同上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选取了2007～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进行如下筛选剔除：(1)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2007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3)数据缺失的以及7年数据不完整的样本。首先，筛选计算会计稳健性所需的全部数据，得到的1 425家公司7年完整的面板数据（9 975个样本点）；其次，在计算高管过度自信、内部控制质量代理变量及控制变量时，得到1 376家公司完整的数据（9 632个样本点）；最后选取共同样本1 331家公司共9 317个样本点求解会计稳健性的CONSV＿CSCORE测度、CONSV＿BTM测度。此外，除哑变量外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winsorize处理。本文使用的软件为Stata10.0和SPSS 20.0。

四、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差异检验。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以CEO股票持有净增加Purchase为过度自信代理变量时，过度自信的条件会计稳健性CONSV＿CSCORE与非条件会计稳健性CONSV＿BTM都显著低于非过度自信组，说明拥有过度自信的高管的上市公司稳健性相比拥有非过度自信高管的上市公司较差。而以资本支出CAPEX作为过度自信代理变量时，过度自信组的条件会计稳健性CONSV＿CSCORE显著低于非过度自信组，但两组的非条件会计稳健性CONSV＿BTM差异并不显著，总体上与假设H1a、H1b一致。在过渡自信的两种不同度量下，过度自信组与非过度自信组的股权集中度、二职兼任、股权性质显著差异方向正好相反。

为了检验高管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本文对模型（6）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2。本文控制了行业与年度效应，在条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关系检验中，Purchase、CAPEX与CONSV＿CSCORE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过度自信与条件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假设H1a得到验证。在非条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关系检验中，Purchase、CAPEX与CONSV＿BTM也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过度自信与非条件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假设H1b得到验证。股权性质STATE与非条件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说明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不如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的债务契约约束小于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与条件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而与非条件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说明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对好消息与坏消息反映的及时性差异越大，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降低的倾向越低。公司资产规模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其会计稳健性反而越差。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影响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对模型（7）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3。在CONSV＿CSCORE组CAPEX列中，内部控制质量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在CONSV＿BTM组中，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说明较高的内部控制并未带来会计稳健性的增强，这与本文理论假设部分大相径庭。将表中四组Purchase与IC*Overcon相加与表2对比，除了条件会计稳健性CONSV＿CSCORE与CAPEX的系数和与表2中CAPEX的系数-0.029相等，其他3组的系数和都小于表2中被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并未缓解高管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关系，假设H2不成立。

本文认为，出现该结果的一种解释可能是因为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报告等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不大，或者说财务报告使用者尚不能辨别内部控制相关披露的质量并挖掘其信息含量。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为较强的内部控制会生成无偏的财务报告，阻碍了稳健财务报告的生成，薄弱的内部控制会使得管理层利用会计稳健性夸大对损失的确认，这时对“坏消息”确认的及时性对外表现为会计稳健性。

五、稳健性检验

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以及李远鹏（2006）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及上市公司整体的盈余稳健性的研究发现，很多文献得出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性，而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由于退市管制制度导致了亏损时选择稳健，而在盈利时则不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基于此，本文在剔除亏损上市公司样本后计算会计稳健性得分并进行以上检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另外，考虑到高管过度自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高管过度自信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即2008～2013年期间的个体稳健性是否受到2007～2012年期间的高管过度自信行为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也采用2007～2012年期间的数据，其他控制变量选取2008～2013年期间，将得到7 986个样本点进行以上检验，假设1仍然成立，假设2不成立。

六、结论及建议

过度输液危害健康篇5

党坝乡卫生院宣

输液，又叫打点滴、打吊瓶，是官兵十分熟悉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然而，由于某些错误观念的影响，生活中，一些官兵不论大病小病都要求输液，输液似乎成了治病必不可少的一道环节。那么，官兵为何对输液如此青睐？有哪些观念误区需要澄清？怎样科学对待输液？

“输液万能”有误区

输液和吃药、打针一样，只是治疗手段之一，但有的官兵无论大病小病都喜好把输液作为治疗的首选，如感冒输液、创伤输液、腹泻输液等。专家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几种认识误区造成的：

一、输液治病好得快。有些官兵认为“输液治病好得快”，只要得了病，首先想到的就是输液。某部机关张干事，每次患病来医院诊疗时，都要求“吊几瓶药水”。有几次，医生认为他的病不需要输液，建议他选择吃药或打针，他都不乐意：“打针、吃药不仅好得慢，而且挺麻烦，还是输液好得快！”

二、大病小病都输液。在一些官兵的观念中，输液似乎是治病的“万能药”，不管是感冒、发烧、腹泻还是头痛脑热，都习惯性地要求输液。一次，某部战士小吴参加战术训练时不慎扭伤了脚，医生给他拍片检查后，准备给他推拿治疗。小吴却不配合，恳求医生说：“我的脚疼得厉害，你赶紧给我输瓶止疼的药水吧！”弄得医生哭笑不得。此外，有很多官兵患了感冒后，往往也要求输液治疗。

三、输液可以防病。有的官兵把输液当作防病手段，盲目进行输液。某干休所退休老干部张老在和老战友闲聊时，得知输液可以防脑血栓，就要求医生给他输一些活血化淤、降低血液黏稠度的药物。医生不同意他的要求，张老却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有病要治病，没病也要打打吊瓶防病啊！”

四、输液补充营养。有的官兵觉得，营养补充得再好，也不如输营养液来得快，因为“输液是直接把营养输进身体”。某部士官小张每次体能考核前，都喜欢到卫生队设法输一瓶葡萄糖来“补充能量”。“嘿！输液比喝保健饮料都给力！”小张这样对战友们说。

过度输液危害大

专家提醒，输液不是“万能药”，不可能“液到病除”。相反，过度输液还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一、降低人体免疫力。在自然状态下，人体对周围环境的病菌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如果大病小病都依赖输液，不仅会增强人体的耐药性，还可能干扰人体的正常防御功能。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难以控制的恶性循环，降低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

二、损伤人体肝肾等器官。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输入的药液进入人体后，大部分都要经过肝脏代谢，最终由肾脏排出体外，这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长期输液，就可能对肝肾等器官的功能造成损伤。如临床上较为常用的氨基糖甙类抗生素，除可能引起肾功能障碍外，还会对听力造成损害。

三、存在较大风险。既使输液前做了无菌化处理，溶液的浓度合理，速度得当，输液也依然存在难以预知的风险。如身体虚弱者、心脏功能欠佳者，都对身体“容量”的变化十分敏感，即使只输入普通生理盐水，也会加重心脏负担，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专家提醒，静脉输液发生不良反应的比例，在所有药物剂型中“高居榜首”，是最不安全的给药方式。

四、导致人体菌群失调。人体的体表及体内寄存着许多细菌，正常情况下保持菌群间的平衡，就不会引发疾病。过度输液会导致人体固有的细菌菌群失调，增加细菌的耐药性，为今后的治疗带来难以想象的不良后果。

五、可能造成人体不良反应。当体内输入致热、致敏物质，如游离的菌体蛋白或其他代谢产物时，这些物质的输入可能造成人体不良反应，如发热、红疹、瘙痒、肿胀等过敏性反应，严重者还可能休克甚至死亡。此外，长期注射浓度过高、刺激性较强的药物易引起静脉炎等病症。

对症输液保健康

保健康就是保战斗力。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官兵，输液不仅是健康问题，而且关乎部队战斗力。如何走出盲目输液的误区？成都军区总医院专家提醒战友——

呼吸内科医生连亨宁：“能口服药就不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静脉输液”

官兵要了解“能口服药就不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静脉输液”的医学常识。以感冒为例，多数感冒属于病毒感染，一般一周左右即可自愈，最好的办法是适当休息、多喝水、补充维生素，或通过口服抗感冒药物进行治疗。所以，古人对感冒就有“吃药不吃药，都是七天好”的说法。当然，如果感冒患者症状较重，如高烧不退、食欲极差、频繁呕吐、继发细菌感染时，就要及时请医生诊断，决定是否需要输液。

急诊科医生虞俊：“小病无需输液”

官兵训练时出现擦伤、扭伤、轻微关节损伤等，在没有骨折、大出血的情况下，用传统的外敷给药的方法比输液更为合理有效。一般在24小时内冷敷，减少局部出血肿胀、防止炎症扩散。24小时后热敷，促进炎症部位药物吸收。这类伤病员既不需要口服药物，也不需要输液，应适当休息，把患处置于稍高于心脏水平位置即可。只有在创伤面比较大、污染重、出血多的情况下，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由医生决定输液的种类和数量。官兵出现普通腹泻，一般口服药物可以很快生效，只有长期、反复腹泻导致脱水及电解质紊乱的患者才需要考虑输液治疗。

消化内科医生沈才飞：“酒后‘打吊针’，多数没必要”

官兵要走出输液好得快、能防病、能解酒等认识误区。如酒后“打吊针”，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相反会加重肝功能负担，导致肝功能受损。除非患者酒精中毒症状十分明显，如频繁呕吐或出现昏迷时才需要输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输了液，也只能说一定程度地缓解症状、促进恢复，并非能够“液到酒醒”。急诊科主任徐贵森：“输液要到正规医院”

官兵应掌握科学用药的方法，牢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尤其要注意，不要轻易输抗生素和激素，否则会引起机体耐药性，增加治疗难度。另外，在必须输液的情况下，尽量到条件较好的正规医院，避免因输液操作不当带来危险。

小贴士

需要输液的3种情况

1、确实需要用药的患者，如有吞咽困难或选用的药物肌肉注射吸收效果不好时。

2、患者虽能口服，但存在严重的吸收障碍，如呕吐、严重腹泻，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和体液时。

过度的批判是阴暗／过度还是不足篇6

文/林德清

曾经蛮欣赏诸如“批判的缺席”之类的语句，不仅显得时尚前卫，也似乎有种一言中的的感觉。然而听得多了，再纵观“批判”的现实，便发现，如今不是批判少了，而是泛滥成灾。民间批评家风起云涌，“点到穴位”的几乎没有，倒是扯着嗓子瞎鼓噪的不老少。对此，一位著名作家点评得很到位，他说，现在的学生让他描述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非常困难，可是让他批判一个人或一件事却可以洋洋洒洒，网络上充斥的是这类民间批评家。“描述能力”的退化和“批判能力”的激增未必是一件好事。激增到不健康的程度，就成了“过度的批判”。

学生还在其次，要紧的是掌握媒体的人士也往往跻身于“过度的批判”之中。最显见的例子是，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出来时，媒体一片叫骂之声，记者们像串通好了似的，不往死里打就不解气；而后老谋子的《十面埋伏》问世，媒体又是一片讨伐之声，有用直笔的，也有用春秋笔法的，把老谋子批得体无完肤。可是老谋子的电影就真的那么差吗？为何票房却独领风骚呢？难道观众的眼睛都瞎了吗？难道他们除了被骗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有几位笔者熟悉的老外和海龟非常迷惑地问在下，张艺谋的片子很好看呀，在海外很轰动呀，很为中国人长脸呀，为何中国人那么讨厌？为什么香港导演拍摄《卧虎藏龙》很少听到责难，而是一片叫好之声？其实差不多呀！

问得好！真的是中国人讨厌张艺谋吗？非也，是一部分掌握媒体的人霸道地代表着民意，或者说强奸着民意。在下就亲眼看见一位记者在看《十面埋伏》的时候满眼泪光，显然是受了感动；可是在第二天见报的文章里，该记者出手狠毒，用词犀利，锋芒毕露。是什么心理驱使“他们”酷爱批判？是什么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促使他们缺乏赞美细胞，培植批判细胞？

遂非常佩服韩国人的爱国情怀，他们酷爱自己国家的任何产品，酷爱和爱护自己国家的电影。在国际舞台，他们总是非常团结，为韩国电影摇旗呐喊。而咱们呢？张艺谋好不容易创造了民族电影的奇迹，好不容易趟出了一条市场之路，我们不但不全力鼓劲，还要使劲泼冷水，怪不得海外游子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探讨“过度的批判”的背后动因非常紧要。窃以为，是不正常的文化氛围酿就了部分媒体人（当然不仅于此）的阴暗心理，那种“搏出上位”一举成名的不良风气浸染着人们的灵魂，使得健康到位的批判缺席，而无聊违心的批判泛滥。从更深一层而言，如果心灵中没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准绳，有害无益的过度批判必然成灾。

过度还是不足

文/陶江虎

林德清先生曰，批判的前提是“心灵中要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准绳”，这我同意，也以为点中要害。但是对目前的批判现实究竟是“过度”还是“不足”，我有不同看法。于我看来，“过度”谈不上，“不足”却是铁板钉钉。

何谓？证据之一，我们缺乏真正优秀的批评家。遍搜各地，咱们有当年俄国的“××斯基”吗？有一语定乾坤的权威批评家吗？没有。优秀而权威批评家的缺席，使得我们的批评界缺乏导航的灯塔，缺乏领军的将领，缺乏灵魂。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当年文坛有鲁迅为首的一批领军作家，文学的方向就与民族大业血肉相联。鲁迅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倘若推举“批评界”首领，鲁迅先生毫无疑问首屈一指，其批评和批判如投枪如匕首，刀刀见血，剑剑封喉。现在还有国学根底如此深厚，批判意识如此强烈，民族责任铁肩担当的大家吗？伟大的批评家的匮乏，使得我们的批判经常显得精神阳痿，底气不足。

证据之二，我们缺乏酿造优秀批评家的良好风气。批评家有是有，他们或者蛰伏在高校和社科院，或者娱记扮演批评家，前者隔靴搔痒不痛不痒，后者说痛说痒乱抓痛痒。某作家出版某作品一部，请某高校某社科院某批评家美言或批评几句，某批评家盛情难却，钻入字里乾坤以微见著，极尽美言，稍事批评，然后研讨一番，饕餮一餐，皆大欢喜。更有甚者，某作家为了出名，恳请批评家配合“批判”，火力越猛越好，如此“连裆模子”，怎么能够批评到位一针见血？批评和批判隶属于高尚的精神领域，来不得半点的利益考虑，一旦沾染铜臭，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必遭玷污，批判的质量也就堪忧了。现在尤其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媒体甚至是小报记者俨然以权威批评家自居，指东打西所向披靡，严重影响着读者的评判方向，源头之水不健康，污染就必然了。

证据之三，我们没有培养优秀批评家的土壤。无论是独到的见解或是独立的人格，其建立的前提是抛却一切人身依附，一旦有了人身依附的羁绊，你的洞察力必然受到掣肘，炯炯发光的眼睛必然变得左顾右盼难以聚焦。你能够仅仅用批评养活自己吗（乃至养活得比一般人好得多）？你能够仅仅用批评成为举足轻重的伟人吗？你能够仅仅用批评让文学人文化人折服吗？批评家应该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职业，当然你可以是研究员，可以是高校教授，但一旦批评起来，你的身份不再依附于你的单位。

过度经验主义篇7

作为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和未来现金流量持续增长的基础, 企业投资行为是否有效率对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 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 致使许多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为了给解决过度投资行为提供理论准备和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已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一方面, 学者们从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两个视角进行寻找过度投资产生的根源和动机, 认为经理人为了私人利益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 采取过度投资行为侵占股东权益。如Conyon和Murphy (2000) 通过实证证明经理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 大规模企业经理的收益远大于小规模企业经理, 即管理层有强大的投资动机。另一方面, 大量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了企业现金流、企业盈余、股权结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相关关系, 这些毫无疑问的为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以信息透明度为视角研究过度投资问题的还很少, 基于此, 本文研究信息及其信息传导机制对于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以期为完善信息披露质量监督和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 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年~2008年为研究时段, 运用泸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对过度投资水平与信息透明度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按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 (1) 剔除相关数据不全及个别数据异常的公司; (2) 剔除在此期间被ST和PT公司; (3) 为保证公司投资行为的可持续性, 剔除了在此期间发生大股东异常变更、变更主营业务和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经过筛选后, 获得年度/公司样本公司数共396个, 得到样本总数1188个。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的CSMAR数据库、CCER色诺芬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

(二) 研究假设

Jensen和Meckling认为, 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进而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信息不对称加剧, 代理问题越严重, 过度投资行为也就越严重。信息透明度的高度直接影响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影响管理层的投资决策。据此, 相应提出本文的假设:

H: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信息透明度与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呈负相关

(三) 研究变量

为了能更精确地进行对比, 下面两个模型对每个变量都除以当期期初总资产以消除不同企业资产规模的影响而进行量化, 下文中将不再一一提及。

(1) 过度投资水平指标。RICHARDSON通过一个模型估算出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 然后用模型的回归残差作为过度投资的代理变量, 考察了自由现金流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借鉴该模型来计量过度投资, 其模型为:

式中, It表示公司当年的资本投资支出, 包括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Ct-1为公司t-1年的现金持有量, 包括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之和;εt为残差, 正的代表过度投资, 负的代表投资不足。在本文研究时只取有式 (1) 得到的正残差部分, 即取εt>0用Ot表示。

(2) 信息透明度指标。本文以财务报告的质量作为信息透明度指标, 以盈余管理指标ABS即t年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t与t-1年资产总计At-1的比值来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质量。

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DA) 等于利润总额AC减去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 , 即:

采用盈余管理中的Jones修正模型来计算AC和NDA, 即:

其中, △REVt表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差额, PPEt表示当年固定资产总值的平均值, Et为剩余项, 代表各公司总应计利润中的可操控应计利润部分, a1、a2、a3为系数。

其中, △RECt表示公司当期期末应收账款与上期应收账款的差额。

(3) 其他相关指标。投资现金流比率CF为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量与期初固定资产净值之比;CASH为公司现金存量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Q为公司的托宾Q值, 为公司权益市场账面价值与债务市场账面价值之和除以公司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来近似表示;公司盈利性指标SALE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财务杠杆指标LEV为企业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综合上述对变量的定义, 可以列出如表1所示的的变量定义表:

(四) 模型构建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和本文研究重心, 设计以下基本模型: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投资现金流比率、投资现金比率、公司托宾Q值、公司盈利性与过度投资水平正相关, 即企业净营运现金流、现金存量以及经营业绩恶化委托代理问题, 加剧过度投资行为, 并且财务杠杆形成的监督制约机制能较为有效的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本文将对此进行验证, 并探讨财务报告质量ABS与过度投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

(一) A BS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所列示的ABS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 研究样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财务报告质量的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的差别较大, 说明不同公司的信息透明水平有明显差异;二是财务报告质量的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较大, 质量随之提高,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相关披露制度的完善、机制的成熟以及披露人员素质的提高, 不同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逐渐缩小。

(二) 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列示的回归结果看出, 投资现金流比率、投资现金比率、公司托宾Q值、公司盈利性、财务杠杆变量与过度投资水平的相关关系都符合国内外研究的结果。财务报告质量对于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符合我们的预期, 即财务报告质量对于过度投资的约束效果有较为显著, 这一结论应证了Jensen的理论, 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大, 代理问题越严重, 过度投资行为就越频繁, 反之, 过度投资较少。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5%的置信要求下财务报告的治理效应不显著。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性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相对不够发达, 财务报告存在较大的粉饰空间, 财务报告质量并不能准确的反映管理层的经营业绩, 因此用它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可行性较差, 进而减弱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

四、研究结论

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根源在于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 并在此基础上引发委托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 抑制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的核心在于缩小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息差距, 即信息透明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作为信息重要载体的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有助于解决现代公司代理冲突, 在使股东与管理者利益最大限度保持一致。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系统地对财务报告质量, 信息认知者的能力、动机与过度投资一自由现金流量敏感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提高信息质量能够减轻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1]Jensen, M.C, and W.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 :305-360

[2]张纯、吕伟:《信息披露、信息中介与企业过度投资》, 《会计研究》2009年第1期。

[3]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制约机制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4]方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结合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

[5]崔萍:《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研究》, 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6]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管理世界》2007年第4期。

过度经验主义篇8

关键词：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交强险,审理程序,举证责任

近年来, 医疗机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行为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成为很多医疗机构创收的主要途径, 也一直为患者诟病, 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一大诱因。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肇事机动车参加交强险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医疗费用。尽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一般规定保险公司在国家基本药物的范围内承担医疗费用, 但是实践中, 人民法院往往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以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来确定医疗费用金额。在出现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情况下, 因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 保险公司可否主张不予赔付?适用何种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透视

过度检查、过度治疗首次在规范性文件中出现, 是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健全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 该方案中规定了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院长问责制。 (1) 所谓过度检查是指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给患者做出的超过患者个体需要的医疗检查服务, 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把它表述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过度检查具有以下特点:1、检查手段超出疾病诊疗的基本需求;2、采用非“金标准”的诊疗检查手段;3、费用超出与疾病对基本诊疗需求无关的过度消费。 (2) 所谓过度治疗是指医疗机构违背临床医学规范, 采取超过必要诊疗手段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行为。过度治疗主要表现为放宽住院及治疗标准、选择高档药物、扩大手术范围、医疗材料过度浪费及过度医疗保健等。 (3) 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行为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侵害患者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损害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宗旨, 严重情况下造成医患对立, 形成医患纠纷。

由此可见, 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均是违反国家医疗法规和诊疗规范的非法行为, 对此两种行为, 我国卫生法律、侵权责任法均对其做出了否定性评价, 患者可以对此行为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二、交强险不应赔付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

保险是处理危险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由保险人收取一定的保险费从而承担相应风险的法律制度。 (4) 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 (以下简称交通事故受害人) 依法得到赔偿, 促进道路交通安全, 我国实行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以下简称交强险) 。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肇事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人不具备赔偿能力而导致受害人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在遭受交通事故后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 保险公司应依据交强险条例予以赔付。但是, 倘若在交强险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内, 出现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医疗费用时, 保险公司对此部分医疗费用没有赔付的责任。如上所述, 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是医疗机构违法实施诊疗活动发生的医疗费用, 其性质是对患者 (交通事故受害人) 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非法侵害。因医疗机构的非法侵害行为造成的费用开支, 理应由患者向医疗机构主张返还医疗费用, 保险公司对此非法费用支出不承担赔付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2008年版) 规定了交强险赔偿项目, 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用、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 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必要的、合理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在这些赔偿项目中, 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属于医疗费用的范畴, 并且, 残疾辅助器具费、康复费等费用在交通事故致人伤残的情况下, 这些费用金额很大。然而在这些医疗费用中, 除了护理费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有具体的标准之外, 其他几项都没有具体标准, 所以就存在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可能性。

从公平角度来讲, 如果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费用判由保险公司承担, 保险公司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赔付责任, 实属不公, 而交通事故受害人在获得交强险赔付之后仍然可以依据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向医疗机构主张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的返还之诉, 如此受害人因同一加害行为获得两次赔偿, 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果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得到交强险赔付后, 不再向医疗机构主张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费用返还, 由此造成医疗机构不用承担返还责任, 反而造成对医疗机构不法行为的鼓励。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存在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交强险赔付案件中, 一定要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 依法支持保险公司的合理诉求,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审理程序问题

在保险公司主张医疗费用中存在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不予赔付的情况下, 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医疗机构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是指对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5) 在保险公司主张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不予赔付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与交通事故受害人 (患者) 之间的系争标的与医疗机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一旦人民法院支持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赔付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 患者可依据生效判决径直向医疗机构要求返还相应费用, 因此, 出于维护医疗机构诉权的考虑, 人民法院应在一审程序中追加医疗机构为第三人, 就医疗费用不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进行证明, 若一审判决判定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 医疗机构可以就该项费用提起上诉。在总体医疗费用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的情况下, 交通事故受害人 (患者) 没有必要证明某项费用是否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 不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的, 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的, 由医疗机构返还相应费用。但是在总体医疗费用超过交强险限额, 但是除去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低于交强险限额的情况下, 交通事故受害人 (患者)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也应该在该程序中就某项费用构成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进行举证。

四、举证责任

毫无疑问, 在出现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主张不予赔付的, 应对哪笔费用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承担举证责任, 倘若不能证明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 保险公司就应予赔付, 也就是说, 保险公司要承担证明某笔费用属于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费用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

过度检查就是“不符合诊疗规范的检查”, 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也无法对何谓“符合诊疗规范的检查”作出明确界定, 因此, 很难确定哪些是不该检查的项目。当然, 对一些极端的案例, 很多检查项目可以断定属于过度检查。有这样一个案例, 广州龙先生的女儿误吞一根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 被送至广州一家医院治疗。医院对女孩进行抽血化验、胃镜检查等救治措施, 发现弯针已到达肠道, 后女孩大便时将弯针排出。龙先生接女儿出院时发现医疗收费清单上竟有217个检查项目, 包括梅毒、艾滋病、类风湿检查等。在这一案例中, 梅毒、艾滋病、类风湿等完全与取出弯针无关的检查项目无异属于过度检查, 审理中, 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据日常经验法则予以判断。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 某一检查项目是否属于过度检查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对此, 保险公司必须进行充分证明。笔者认为,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医疗鉴定机构或者司法鉴定对某项检查是否为诊疗活动所必须检查项目进行鉴定, 凡不属于必须检查的项目, 即可认定为过度检查项目。

尽管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过度治疗, 但是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医务人员的说明同意义务和注意义务。说明同意理论最初诞生在德国和美国, 其诞生经过了“单纯同意”和“单纯同意到说明同意”两个历史阶段。 (6)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医务人员的说明同意义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谓说明同意即医务人员对于患者疾病的诊疗方法, 必须向患者提供充分的真实信息, 以供患者对是否接受治疗作出判断。因此, 从说明同意义务的角度讲, 医务人员有义务向患者说明治疗疾病的真实信息。由于过度治疗侵害了患者权益, 因此, 医务人员在实施过度治疗的情况下, 必定不会向患者作出充分真实的说明, 必然违反说明同意义务, 患者可以此向医疗机构主张赔偿。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谓注意义务, 也即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要达到“当时的医疗水平”, 而“当时的医疗水平”应当包括合理的手术、合理的用药、合理的费用等内涵。而过度治疗往往主要表现为放宽住院及治疗标准、选择高档药物、扩大手术范围、医疗材料过度浪费及过度医疗保健等。因此, 过度治疗行为必然造成说明同意义务和注意义务的违反。因此, 对保险公司而言, 仍然只需通过医疗鉴定或者司法鉴定证明某项诊疗手段不属于治疗疾病所必须, 就可以免除赔付责任。而交通事故受害人 (患者) 须就医务人员对该过度治疗手段的实施违反了说明同意义务和注意义务进行举证, 以此要求医疗机构返还相关费用。

参考文献

[1]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2010年01月版317页。

[2]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2010年01月版319页。

[3]陆宁、王邦茂:“消化道肿瘤的过度治疗及其对策”, 载《医学与哲学》, 2004年第4期。

[4]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概论》 (第二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过度经验主义篇9

林林总总的校规,细致到发呆、吃零食、回头笑及长时间转笔都要扣分。更为可怕的是,学生对此没有怨言,还认为严格的管理有利于他们的学习。

校长是全校最忙的人,事无巨细,大到学校发展规划,细到一个订书机的购买,全在校长的掌控之中。……

校规、细节管理都是必要的,但似乎他们都多走了一步。而就是这多走的一步,让我们感觉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教育。《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就是要通过心智与德性的灵明,让万事万物、人类社会得到恰当的安顿。“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学校管理又该“止”于何处?

一、过度管理:管理的工具化

教学、管理、指导是现代学校的三大职能。[1]在学校教育中,这三者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但又彼此独立,有着自己的领域。但在现实中,管理者成了学校的权力中心,直接统领学校的全面工作,相应地也就出现了过度管理的问题。

在学校管理中,所谓过度管理是指,管理的范围超出一定界限,管理方式和手段的运用超过了一定限度,以致管理的方向背离教育本质的现象,其实质是将管理作为一种秩序控制的工具。过度管理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管得过多、过细、过死

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多了,出现了管理的越位、错位以及缺位。比如,对于教师的教学,有的学校严格规定了课堂讲授的时间、教学的方法等等。

2.表面上管理超限,而实际上是方向性偏误

出于学校的生存发展以及办学效益考虑,学校的管理难免会有功利化倾向,但这一切都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超出这个限度,学校管理就出现失去了其教育性,甚至是反教育的了。比如,连“发呆、男女同学说话”都禁止并处罚的校规,违背了人性。

3.将管理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

管理被异化为一种工具,而教师和学生都被当做工具而存在。“管理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工具。如果总是从‘工具’层面而非‘思想’层面来看待学校管理,那么这种理解注定将是肤浅的,其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2]管理的工具化倾向使得纯粹追求“效率”的管理手段异化为管理的目的。

二、溯源:学校管理教育性的背离

造成过度管理有诸多的因素,很多时候是管理者没有意识到,或是即使认识到问题也无力改变。

1.效率至上与失常的评价标准

学校管理的诸多理论都来源于一般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协调管理系统各要素以求有效达成管理目标的活动。管理的逻辑起点不是人,是事,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效率,为了得到效率需要服从、规范、约定和控制。

然而,学校管理毕竟不同于企业管理,教育性是学校管理的本质特征,所有的管理活动都必须指向促进学生的发展。当学校的目标只是管理者的目标,教师就会失去归属感,学校的组织文化只是一种金钱利益关系的“雇佣文化”!

存在着过度管理的学校往往会在“教学质量”上卓有成效,于是成了家长、社会甚至是上级心目中的好学校,也成了校长、教师不自觉的追求。在这种评价机制的推动下,一些学校将“严格管理”作为制胜的法宝,竞相推出更加严格的制度和措施,结果越走越远,走向了教育的反面。

2.利益驱动与失范的管理伦理

在社会上有很多过度的现象,如“过度医疗”,医生称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再比如“过度包装”,成本很低的月饼、茶叶,加上豪华的包装,能卖出几倍的价格。这些过度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利益的驱使。

学校管理过度也是如此,“升学率”作为学校管理评价中的重要指标,任何学校管理者都无法回避。完成并超越升学指标,对于有些学校管理者而言,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不惜将学生当做机器。过度管理损害的是教师的精神成长,损害的是学生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意识。

3.服务过度与失位的教育角色

“关于中小学校长角色的调查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是:为数众多的校长表现出来的是学校的保姆形象,其背后是保姆式思维,他们事必躬亲,工作非常勤勉,但收效不佳。”[2]

我们一般认可“管理就是服务”这一观点,服务就是“为别人做事,满足别人需要”。对于学生的需要,我们常常混淆了“学生想要”和“学生需要”的区别,并且“日常现实中的许多‘需要’其实原本并不想要,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许多需要都是人们蓄意制造出来的。”[3]这种被制造出来的“学生需要”又往往集中在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上。

教育管理中的服务,应具有教育性,服务于学生的成长。保姆式的服务,校长成了家长,教师成了家长在学校的代言人,过多的保护和包办,牺牲了学生自主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4.层级控制与失当的管理方式

制度化学校管理是伴随现代学校产生尤其是其规模扩大而出现的。制度化有利于促进教育规模化发展,有利于学校管理避免人为的随意性而走向有序,但很多学校制度的数量和强度早已超越其本来意义。

再加上学校管理组织科层化日趋加重,科层取向强调层级控制和上级权威,制度管理的片面性导致强制性的学校氛围失去了温情。“刚性的管理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管理规范化,但它与员工所表现的非理性的、丰富的情感需求构成了矛盾。”[4]

三、对策:学校管理教育性的回归

过度管理不只是多走了一步,而是对学校管理教育性的背离。“学校管理为教育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呼唤学校管理教育性意蕴的回归,教育性反映了管理和教育作为两种不同实践活动的内在相关性,体现了学校管理的特殊规律。”[5]

1.厘清边界:有教育性才有学校管理的效能

有学者认为,管理的秘密之一就在于边界。如果没有了边界,就不存在管理的效能。如果超越了效能本身只是追求效率,会制造大量的“血汗工厂”。如果过分强调流程、机制与职能,人的创造性就会被压抑,人们习惯了按部就班,这同样会让企业丧失斗志和绩效。那么,学校管理的边界在哪儿?

一方面,学校管理的边界体现在教育性与对效率的追求。“学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服务性组织,它的服务对象就是学生,因此学校必须处处重视学生的利益。”[6]学校管理为教育服务,教育性是我们区分学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依据,没有了教育性的学校管理只能导致“教育工厂”的出现。

另一方面,学校管理的边界体现在与教学、指导的关系上。学校管理需要理清办学者、管理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没有清晰的权责界限,不可能有规范的学校管理。学校管理需要理清教学、管理、指导的关系,没有清晰的关系,学校教学与指导的职能也难以充分发挥。

2.信任与指导:有授权才有管理体系的活力

在过度管理的学校也有这样的现象,权力过度集中的学校,其中层的创造力、执行力都存在问题。比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领导力差,靠职权管理,缺乏个人影响力;在平时的工作中不能很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工作只是上传下达;执行力较低等等。

“管理就是放权。”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过度管理,而放权与授权就成了重要的途径和方式。放权,其实质是一种纵向分权行为。授权则是管理者给予一定的责任和权力,但校长依然负有责任,即责任上移。对于校长负责制的学校而言,授权更为恰当一些。

正确的授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任,信任是授权的前提和基础。授权并不是弃权,而是为了更好地使用权力。在授予中层一些权力的同时也要明确管理的责任。有效的执行力,不在于管理者事必躬亲,而在于营造简洁、合理和高效的执行机制。二是指导,指导是授权的关键和保证。校长能够从全局把握,给予其他管理者适当的指导,注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细节,既避免了过度的管理,又保证了管理的科学性。

3.自我管理:有自主才有人人成为管理者的可能

一次万圣节,某学校的国际部要举行万圣节Party,学生独立组织了这次活动。学生们兴致很高,积极策划,活动设计很新颖,但在许多环节出了问题:一个长条桌被弄成了两半、现场垃圾遍地、活动结束后灯不关门未锁……对此,学校的很多部门意见都很大,认为“混乱至极”。

可以想象,如果学校没有看到学生自己组织活动的意义,否定了学生的这次活动,那么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将会被扼杀。这个时候,学生需要的是指导,过多的管理是对学校指导和教学职能的制约。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生命力不只是体现在肌体的生长上,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规定着个体发展的准则。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本能冲动,赋予儿童积极的生命动力,促进个体的不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学校管理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尊重、理解、和谐的环境,激起他们的兴趣和愿望,促进其生命力的正常发展。

“这个时代不需要更好的管理,它需要自我管理的复兴。”[7]老子认为,管理者的资质可以分为四个等级,依次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太上,不知有之。”也就是说,最高明的管理者不会让人感觉他的存在。对于学校管理而言,越是让教师、学生感觉不到的管理,越能焕发他们自我管理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