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弊端（精选七篇）
考试弊端 篇1
关键词：高校,考试制度,弊端,改革
一般来讲, 我们衡量和检查个人或群体能力的时候都会通过考试这种方法, 因此, 考试成为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所以, 有人说“教育离不开考试, 没有考试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不规范的”。在教育体系中, 有诸多问题都与考试联系紧密, 就如同考试中很多问题都是由教育所引起的一样。
一、关于高校教育考试存在的目的和必要性
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 我国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校教育的核心正在从以传授知识为主向注重能力和素质培养阶段转变。高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 这里不仅仅要有“人”, 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才”。所有高等学校的教育正是在这个基本宗旨的指导下, 树立了适合本学校特色的培养目标。不管各个高校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何种类型, 如复合型、应用型等, 但是归根结底, 教育的最终目的都离不开上述教育法中所规定的责任和目标, 也就是要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院校教育与考试理念的确立是以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培养目标, 就要确立什么样的考试理念, 后者必须与前者相适应。因此, 高校考试作为评价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 同时也是高校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高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目标必须以此为中心进行定位, 并且也要为实现高校教育目标而服务。高校考试的目的及其性质也正是由此而出台的。
“考试是否应该存在, 它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这是倍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考试之所以存在, 其目的是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来选拔和挑选人才。在学校里, 我们时常会听到学生们在抱怨, 他们认为考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以后所要从事的工作没有相关性, 而且学生们也会常常质疑考试是否能判定一个人的实际水平。但是, 如果我们不用考试这种评价手段来评判的话, 又如何来判定你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呢?但实际上, 在高校教育中确实存在高分低能这种现象, 但是低分就不应该出现在高能的学生中, 因为分数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这个学生具有较高的能力。在应试过程中有些学生会经常出现多种病症, 如免疫力下降、紧张、晕倒等, 而分析后得知这些病症都是由于学生的心理素质较低导致的。所以说, 高分通常是智商和情商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高分应该是很难得到的。高校教育的目的重在让经历大学四年教育的学生掌握及了解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基础知识, 以满足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专业知识的需求, 否则读大学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学生之所以惧怕考试, 实际上也正说明了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欠缺。因此, 考试在教育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是能够及时地督促学生掌握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及理论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高校教育中考试存在的弊端
现如今, 各所高校执行的考试制度存在着各种不足和弊端, 但是这些弊端是制度问题导致的, 而非考试自身的问题。
目前, 我国大多数高校所执行的教育观念是“严进宽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对人才的需求表现为唯学历论的不良趋势, 这样就导致了高校只看重考试结果, 强调考试的终结性评价功能, 而忽视了考试命题过程的科学性。
虽然我国对高校教育考试的改革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但是就当前情况看, 笔试仍然是大学校园里最受欢迎的考试方式, 大多数教师依然采用纸质的期末试卷来判断学生一个学期的学习效果。但实际上, 对知识掌握好坏及能力水平的测试方式是有很多种, 而只限于笔试的考试, 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以及运动技能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也会误导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只是注重知识的记忆、背诵和再现, 却忽视了对上述能力的发展。
社会上通行的人才鉴定标准是高校考试制度存在问题的外部“催化剂”, 在学历和人才之间随意划等号, 特别是人才标准的“唯学历”这个误区, 更使许多学生为了找份好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在学历上做手脚的客观动因。“学历本位”这种人才鉴定标准, 使人才规划和人才战略都围绕着学历来进行鉴定, 这样便使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之道路变得相对较窄。就学校而言, 只要自己的学生成绩高点, 合格证书、荣誉证书等各种证书多拿点, 就能让他们在人才济济的社会中“胜人一筹”, 而学校也可以借此对外宣传就业率, 用来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这是一个创造更多、更好证书的“良性循环”。而对于学生自身而言, 他们也不用再为自身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高低而努力, 而且一种错误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思想中, 即“不管啥猫, 只要能拿到文凭就是好猫”, 于是他们开始采用各种过激的手段将文凭混到手。因此, 不管是学生、老师乃至学校, 他们不管能力的大小, 仅仅看重学历的高低。
三、关于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一些建议
我们要知道, 考试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评价的工具, 同时也应该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手段。高校教育考试不但能够考查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具有的各种能力, 而且还应该有利于全面评价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质量, 不能只停留在单纯判定学生优劣的工具性水平上。不能把考试作为教学目的, 或者错误地利用考试的作用, 相反, 应该科学地分析考试成绩所映射出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与能力的发展程度, 必须正确处理考试成绩与评选优秀及各种奖励之间的关系, 是否优秀应该应由学生的综合素质来决定, 不能只根据单一的考试成绩来决定。同时, 也要指引大学生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 能够立足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高度要求自己, 虚心学习各方面基础理论知识、踏踏实实积累经验。
要从根本上铲除目前高校的考试弊端就要改变人才评价标准, 要想摆脱高校这种受功利捆绑的绳索, 只有改变“唯学历”这种人才评定标准。我们在衡量人才时也应该改掉以往的“以学历为本位”的错误思想, 取而代之的改为“以能力为本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应该对人才进行动态的考查, 虽然知识要素和受教育的程度至关重要, 但同时也要注重人才的能力和经历,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才的业绩要素, 这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息息相关。为了防止“唯学历”倾向的发生,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人才选择的评定标准, 用人单位不仅要看人才的学历学位,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才的个人能力和工作业绩。
制度的改革也要与国情和各高校自身的情况相结合, 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 要转变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的观念才能改革外部因素。因此, 应该在外部条件没有太大变化的时期内, 各高校应该尽可能先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 坚持教书育人, 培养强国富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主动改善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总之, 高校考试制度的改革不仅是一个漫长、系统的工程, 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权衡抉择、适度把握的过程。教育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强大的灵魂, 改革教育制度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 不能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对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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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弊端 篇2
【摘要】：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容。“为政之道，首重得人”，“将行美政，必先择人”。选用什么样的人从事国家行政管理，关系着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着国家各项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因此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选拔优秀人才、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求。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推行十余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凡进必考”制度尚未有效实施、国家公务员的报名资格规定不统一，给录用舞弊以很大空间、考试内容的设计不尽合理，缺乏考试信度、识别人才上存在局限性、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监督体系不完善，徇私舞弊作为难以避免等。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改革的思路与对策,包括加坚持和完善“凡进必考”的制度、合理安排考试录用环节，提高公务员考试录用效度合理设置考试科目和内容、引入第三方主考机关、严格面试考试形式及考官资格、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监督制度等。
关键词：公务员 考试录用 考试录用制度
一、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概述
(一)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内涵
录用是公务员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录用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务员制度建立的一个主要标志。只有严格执行录用制度，把好公务员队伍的“进口”，才能保障公务员队伍的基本素质，为建立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打下良好的基本。
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指国家关于公务员考试录用的各种规定和准则的总和。具
具体包括公务员录用的原则、标准和资格条件，录用的方法和程序，以及录用的组织实施等各方面的规定。
(二)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发展
当代公务员考录制度公务员录用考试也就是为选拔、录用公务员而进行的考试，它是指：“国家公务员录用的主要机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通过笔试、面试、现场操作、情景模拟测验、心理测验等方式来测量、评价应试者的知识、能力、专业水平、心理、品德等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公务员要求的手段和方法。”
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录用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一种办法，“不包括党委系统、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及国家机关中的权力机关的干部录用，也不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中级、高级公务员的选拔。”(注1)
(三)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在现代社会，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严格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吸引和选拔优秀人才。
第二，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高效的政府工作系统，而高效率政府系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实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保证了公务员“入口”高质量，对于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现代人事制度的建立。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给我国留下了较浓的“人治”色彩，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录用干部又缺乏客观的标准和程序，导致一些思想作风不正的人任人唯亲，选拔干部时只讲感情亲疏、只凭个人喜恶。我国要建立现代人事制度，首先就要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通过实行考试录用制度，确立科学、公正的录用标准，遵循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确保人
才选拔的客观公正性，保障现代人事制度的建立个完善。
二、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分析
(一)官本位思想日益严重。
中国几千年的考选传统留给当今中国的最为显著的就是根深蒂固的官文化思想，即“官本位”思想。所谓“官本位”意识是指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评判一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以下内涵：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到了现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官本位”思想逐渐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惯性作用下致使职位、权力被私化和滥用，从而导致众多考生报考公务员考试，以求谋取“一官半职”，思想上的不正确认识，势必会导致日后的权力腐化。另外，我国的权力相对比较集中和权力的运行主体又归各级领导干部的特点，加上部分考录部门正是由于存在“官本位”思想，为小部分人大开方便之门，暗箱操作，进而求得“领导赏识”，进行权力交换，甚至权钱交换，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招收公务员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为部门或个人谋取相应的利益，严重影响考录工作的公平性和严肃性。
(二)“凡进必考”制度尚未有效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办法。“凡进必考”也是保证公务员素质和公务员制度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之一。然而，据人事部统计，2006年到2008年三年时间里，全国新增公务员七十余万，但经过考试录用的比例仅60%左右，乡镇一级的比例达不到50%，个别地方甚至违反规定，使一些素质低劣的人混入党政机关
(三)国家公务员的报名资格规定不统一，给录用舞弊以很大空间。
平等原则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平等，就是指应考者不论其政治派别、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担任公职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所以有的国家也把平等原则称之为机会均等原则。可是我国目前在对国家各级公务员的考试录用中，对某一职位的报考条件往往是由用人单位来随意规定。这就为考试录用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如果用人单位事先想录用某个关系人，这个人是二十七岁，那就把年龄限制为二十八岁以下，专业是经济管理，那就把专业限定在经济管理，如果是还没有结婚的话，那再把未婚规定为一个限制条件。这样一来，就把大多数本来有资格报考这个职位的考生给限制到门外。竞争性大大削弱，考上后再利用面试阶段的弊端，使关系人顺利通过。从而让国家公务员考试变成了失去“公平”灵魂的骗人作秀。
(四)考录环节不合理，考试缺少效度。
在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录用环节中有以下问题很不科学，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一是考试轮制不科学，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公务员招考都是实行的二轮考试制度，即第一轮考公共科目，进行统考，较为公平。第二轮面试，包括专业考试，由用人单位进行考试，因为用人单位并不太懂考试科学，这样一来就难以客观公正地选拔真正的人才。二是考试不分层次和级别。如报考一般办事员与报考主任科员使用同一试卷进行考试，很明显，把两种不同职位要求的人同用一试卷进行测试是不科学也是不公正的。而且不与教育实际相衔接，不管什么级别的职位，一般都是对文化程度划一个线，如中专以上或大专以上，那学士、硕士、博士还要它何用?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到底还是有差距的，不过一两次的考试与面试看不出来效果，因为考试的效度是有限的。三是面试的入围比率不科学。在目前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录取中，一般都在第一轮考试后采取每一职位以三比一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来安排入围人数，而不划分最低分数线。我们必须承认此时此刻考试成绩是与能力素质成正比关系的，否则我们的考试就应
该被否定。不划最低分数线的后果就是让一些素质不高的人通过入围，打通关系，利用面试的缺陷，达到被录取的目的。四是面试问题多，难以保证科学录取。目前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面试成绩在总分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而按规定面试所负担的任务也很重，要测试应试者的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应变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要在短时间内全面测试出如此多的能力，首先，测试方法和测试内容要科学、准确、全面。其次，面试考官要有严格的专业训练、精通面试方法、具备现代面试技术和经验，并且尤其要具备客观公正的素质。这两方面可以说在我国的公务员面试工作中都没有完全具备，其公平、公正性难以保障。
(五)考试内容的设计不尽合理，缺乏考试信都
在国家公务员考试科目与内容的设置中，应该综合考虑两种因素：
第一，职位分类的需要。不同职位有不同的工作要求，在考试中对科目的设置也应与之相对应。第二，与教育制度相衔接。要从职位的专业构成寻找学校专业的“对口”资格条件。从职等的结构中认
定对应的学历要求。而当前在我国公务员考试中，职位分类工作在公务员考试中没有科学体现，在考试内容的设置中，专业科目的考试题目都是由用人单位自己安排，这样极不科学，这是因为用人单位是一种实际工作部门，而不是一种考试机构，他们对考试的科学命题所知甚少，无论是在笔试命题还是在面试中，用人单位一般不宜参与其中。可是在目前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用人单位却在这两种考试中的作用出奇地大，用人单位自己选人的现实，让我国公务员考试的信度大打折扣。
(六)识别人才上存在局限性
面试考官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组织人事部门和用人单位的官员，二是高校和行政学院的专业技术人员。前者具有一定的干部选拔任用经验，但对于政府管理的专业知识缺乏深入研究，对于考生的书面和口头答案理解不深，判断不准，后者虽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但对社会需要和岗位特点研究不够，在面试环节往往对能说会道的考生子以高分，对那些善言辞但同样适宜于机关工作的人员则不予考虑。
(七)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监督体系不完善，徇私舞弊作为难以避免
在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中监督环节相当薄弱，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立法方面的工作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来专门对我国公务员考试监督工作进行科学的规范。已经有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也是行政法规，法律地位相对较低，不具有应有的权威性。况且，也还不是对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的专门法规。
第二，监督管理机构尚未独立。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国务院人事部门负责国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负责本行政辖区内国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第八十六条规定了对不按编制限额、所需职位要求及规定资格条件进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晋升、调入和转任的；对违反国家规定，变更国家公务员工资、养老保险金及其他保险、福利待遇标准的；不按规定程序录用、任免、考核、奖惩及辞退国家公务员的，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人事部门进行处理。
由此可见，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录用与对此种活动的监督管理是一个部门。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职能集于一个部门，监督也就往往流于形式，空费人力和物力。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途径思考
(一)坚持和完善“凡进必考”的制度
“凡进必考”作为公务员录用制度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一面旗帜，同时要把它作为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要规范考录程序，严格考试纪律，严格把好考试这一关。要坚决、彻底刹住不经考试就
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不正之风，不折不扣地实行“凡进必考”这一制度。（注2）在坚持“凡进必考”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公务员的选拔录用范围。要进一步打破身份、地域、部门、行业、所有制的限制，使公务员的招录真正面向所有具备报考条件的普通大众，而不是“带着枷锁跳舞”。打破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可以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公务员的招录的范围。要通过疏通“三支队伍”（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之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组织之间，尤其是要鼓励非公有制组织向公有制组织的人才输送和人才流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汇集着各种层次的大量优秀人才，是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要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各类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工作视野，逐步完善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结构，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人才思想观念和人才创业机制，改变“政府吸引不了优秀人才，也留不住优秀人才”的现状。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精干，又可以吸引一流人才进入公务员系统工作。
(二)合理安排考试录用环节，提高公务员考试录用效度
在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环节中，存在着诸多弊端，上文已有论述，下面着重就如何改进这些弊端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同仁共勉。第一，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公务员考试选拔机构，由这个机构组织全面的考试工作，力戒用人单位参与其间。通过各方面的考试考核，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录取名单，向用人单位推荐，如无特殊理由，用人单位不得拒绝。新加坡就有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公共服务委员会，这个机构职权非常大，主要负责公务员的录用、晋升、纪律等。该委员会是由总统直接管理的独立机构，任何人和机构不得干涉或影响其工作，由此保证了公务员管理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我们可从中得到借鉴。第二，在考试轮制上实行二轮三试制，在第一轮考试中进行两试，即公共科目的考试和专业科目的考试，以两科的考试成绩来确定面试名单。第三，面试阶段也要由独立于用人单位的公务员考试机构来进行，而不是完全由用人单位来主持面试。第四，对所招考的公务员要科学地分级。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大都存大着不分级别和层次的情况，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务员工作的多样性，与之相应，公务员考试选拔也应该有层次性，不同的层次和级别，要对考生的文化程度和考试内容有不同的规定，以求适才适用。
(三)合理设置考试科目和内容
我国公务员考试科目和内容并没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根据职位本身的要求为中心来进行设计和安排，要更加科学的对待公务员考试的科目设置和命题，应当聘请专家，包括行政学专家，考试学专家和资深的政府领导人员共同出题，在大家统一意见，明确精神、明确考察范围、考察意图、考察目的条件，再根据本国或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共同出题，这样既可以避免考察范围过于宽泛，考试重记忆轻能力以及偏题怪题等降低试卷信度效度的情况出现，又可以拉开考生的层次、区分度，从而便于政府机构挑选更加合格的人才。例如，国外文官考试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在动态中不断发展变化，不仅传统的笔试和口试不断发展和完善，还出现了新的综合性考试方法。如品能测验法、笔迹辨析法等。新的考试方法比传统方法更科学、客观、公正，不仅增加了口试的比例，而且采用各种不同的测验项目，提供不同有价值的数据。不仅注重显现才能的测验，也注意潜能的发掘，还注意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表现。不仅看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测验，还注意实际工作能力以及应变、适应能力的测验。再如，福建省人事厅首先把抓好命题队伍建设作为推进考录工作制度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先后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长期从事人事工作并了解党政机关人员素质要求的人员中，认真物色出命题“领头人”。然后以此为基础，采取“以会代培”的办法，多渠道筛选和培养命题人员，组建起了一支由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组成的命题队伍，这支队伍人数精、层次高、专业结构合理，基本能胜任并满足定时定期招考和特殊招考命题的需要。
(四)引入第三方主考机关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部内制，也就是指在政府行政系统内设置公务员管理机构，部内制最大的缺点就是行政长官集事权与用人权于一身，有碍于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再实
行部内制，而坚决实行部外制，也就是在政府行政系统之外设立独立的公务员管理机构，独立行使公务员的考试权，负责录用人才的选拔。目前，考试和录用均由人事部门负责，难以适应大规模的考试录用需要，事实上，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需要有高效的职能部门来统筹管理。因此，我国的公务员考录工作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现行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主考和管理机构，聘请、授权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的主考机关进行招考工作，即引入第三方机制，这样就有利于保证考试的公正、权威及录用的透明。
(五)严格面试考试形式及考官资格
面试中考官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或多或少的主观随意性。但这种随意性首先不应该来自私心邪念。缺乏良好政治品德素质的考官，会有意不按优劣等次评分。而缺乏良好业务素质的考官，没有掌握评判技能技巧，会有意无意地打错分，甚至乱点鸯鸳谱，不仅没有将高分低能者淘汰出局，反将高分高能者淘汰掉。公务员面试工作是一项严肃、重要、社会关注程度高的工作，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学科、新理论的出现，要体现出考生的真实水平和综合水平，就需要不断提高面试官的综合水平，一方面要挑选素质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人员担任考官，并进行必要的考官资格培训。另一方面要优化考官组合，使考官组成既有组织、人事部门参与，又要有社会上聘请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甚至心理学家等，充分考虑考官队伍的多元化，使得面试更有针对性。公务员面试打分，可以借鉴体操打分的办法，规定一个在一般情况下的起评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考官打分不能低于起评分，这样可以有效的制约考官打分的随意性。此外，有条件的政府机构可以积极采用外国先进的测试手段。如情景模拟、小组讨论、心理测量等面试新方法，使面试更趋合理。例如日本地方政府由过去的单独面试改为集体面试，对应考者进行分组集体讨论，考官则在一边进行观察，采取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考察应考者的领导资质、协调性和积极性。
(六)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监督制度
语文标准化考试的弊端及应对策略 篇3
关键词： 语文教学 标准化考试 弊端 应对策略
我国语文考试自实行标准化考试以来，命题组苦心经营，年年求“新”求“变”，到现在题型确实花样繁多。平常练习过程中，一套套检测题、模拟题、压轴题、冲刺题像雪片似地向学生飞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语文老师从起始年级起，就要考虑如何训练学生成为题海中的弄潮能手和考场上的得力干将。
诚然，标准化考试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例如标准化考试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严密性、答题的准确性。另外，运用计算机阅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客观性，减少了主观随意性，无论是单选题还是多选题，都要求答案准确，而非似是而非，左右游离。标准化考试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好处是减轻了老师的劳动量，阅卷确实简便多了。但是，在简便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标准化考试对于考查学生语文水平存在缺陷。
一、语文标准化考试的弊端
（一）为了出选择题，命题老师绞尽脑汁，往往一句大白话，一进入考题就会变得高深莫测，似乎要故意刁难学生，像捉迷藏一般。有些题答案要求是单选，但从题目看，答案并不唯一。有些用填空或者判断的方式完全可以出的题，为了出选择题，为了凑够四个选项，为了阅卷方便，不惜劳民伤财，改头换面，似乎只有把学生考得头晕眼花，脑袋发胀才肯罢休。
（二）选择题不便于考查学生的真实水平，出选择题便于学生投机取巧，走“捷径”。有些学生费了好大周折做对一题，而有些学生不思考亦可轻而易举地得到同样的分数；有些人花了很多时间因一小点考虑不周而功亏一篑，而有些人丝毫不动脑筋通过“押宝”也能得分。
（三）标准化考试不便于考查学生的书写能力，任何一个参加中考或者高考的学生，让他们写A/B/C/D，真乃驾轻就熟，手到即来，可他们由于平时很少去练去写方块汉字，因此他们书写难看，字写不正确，不会造句者举不胜举。试想，连字都不会写、句都不会造的人，作文能得高分岂非咄咄怪事？
（四）标准化考试为考试作弊大开方便之门。对监考中有舞弊行为的老师来说，标准化考试比传统的常规考试做手脚就方便多了，用不同的手势、眼神、动作就可相应地代表不同的英文字母向考生暗示。对考生来讲，抄袭，偷看更简便易行，虽说有A/B卷之分，但试想，同在一考场的考生焉能不知道对方的试卷类型？找个试卷类型一样的同学作为帮忙或者求助对象岂非易事？对于那些手段高明、眼疾手快、屡教不改的考生，标准化考试不是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了吗？考试的权威性和公信度不是要大打折扣吗？有些学生即使在临交卷的一刹那，也能很轻松地剽窃很多答案。难怪有些作弊成功的考生在自鸣得意之余，冠冕堂皇地声称：目前的考试是综合能力的测试。他们所谓的综合能力里包含了多少潜台词，想必不言而喻，难怪有些考生的成绩令老师咂舌，难怪有人感慨“如今的高考中考亦非一片净土”。
（五）标准化考试起不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中考高考是指挥棒，全国师生都在看着这个指挥棒而动，这是引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因此，目前学校中的非升学考试的方式依然参考和借鉴的是标准化考试，如果不能剔除标准化考试中的弊端，就会导致弊端泛滥成灾、谬种流传的严重后果，我如此说并非危言耸听，并非夸大其词，并非无线上纲。
综上几方面可见，语文标注化考试其弊端委实不小，如果不加以改革，让作弊考生纷纷得逞，那么选拔的所谓人才，不就成了“庸才”“抄才”或“窃才”了吗？
二、行之有效的知识检测方法
（一）课前自学，指导学生设计单项练习互测。在上新课之前要求学生自学课文的过程中，根据课文“预习提示”和课后“练习”要求，每人设计出3-5个练习题，并另外做好正确答案，新课开始前安排5-8分钟同桌交换相互测试。内容主要涉及课题、作者、体裁、语音、生字、词语等以识记、理解为主的基础知识。题型多以选择、填空、判断为主。
（二）单元结束，指导学生自己设计单元达标练习题互测。每个单元结束，教师指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边复习边设计一份单元达标测试题互测互改，以巩固所学知识。试题结构，题目类型可模仿现成的单元目标测试题，但内容不得照搬，教师可指导学生出题的格式、题型和范围。常见的单元目标检测试题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1.语文基础知识及运用。包括语音、标点、字、词、句、语法、修辞和文体知识、文化常识等。2.文章阅读。一般根据教读课和自读课内容各出一题，既考虑段落内容的生动精彩，又注意便于题目的设计，重点考查学生对精美语言的赏析，对有深刻内涵文句的理解和把握，考查学生对于文章在表达方式、表现手法、层次划分、层意理解、中心归纳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3.写作训练，根据各单元的具体要求和训练重点，拟出两个题目，注意紧扣教材，结合生活，要求题目新颖，易于审题，有话可写，互测时选写一个。
（三）学期结束，指导学生设计模拟题互测。学期结束前，教师帮助学生把握考试信息，模拟高考题型命制互测题，总分150分，试题旨在考查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生拟题互测可以小组为单位，也可以个人为单位，充分发挥学生命题的能力，学生拟题互测不仅复习了已学知识，变被动为，主动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养成了积累资料的好习惯，提高了语文能力。让学生在出题——做题——改题的反复训练中，进一步激发了学习兴趣，培养了钻研精神，扩大了知识面，教学效果显著。
因此，改变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方式，积极有效地采用学生拟题互测的方式，是改革语文考试模式，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精英教育的弊端 篇4
因为精英教育教给你的最终的一样东西是其本身的缺陷, 所以对于我来说, 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发现其缺陷一点也不吃惊。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十几年使我明白, 精英大学不负责任地让它们的学生自以为进了大学就意味着万事顺利。当然, 精英教育的好处是无可否认的。至少你学会了思考的某些方式, 接触到各种能使你的生活变得富裕的机会。事实上一些机会在被创造的同时, 另外一些机会也在失去;一些能力获得发展的同时, 别的能力也在削弱。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你会觉得震惊, 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我谈论的不是课程或者文化战争, 不是美国精神的封闭或者开放 (译者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由艾伦·布鲁姆所著, 作者在书中对美国文化中的开放、多元化、自我中心进行了剖析与反思, 展示了人们在理性、思想自由、民主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 , 不是政治正确、准则构成诸如此类, 等等。我要讨论的是这种意识对立在其中展开的整个体制。这不仅仅是常青藤盟校和其他名校, 而且是那个让你首先进入其中的机制:向这些学校输送人才的私立和富裕的公立中学, 日益增加的家庭教师和备考的课程以及配套的精英素质教育辅导项目, 整个狂乱的招生和其他一切相关的东西。在精英大学教室的周遭, 价值观被不停地灌输。当全球化使得经济不稳定日益加重时, 我们作为学生, 作为父母或者作为一个社会, 正日益束缚于教育利益的巨大装置。随着如此多的资源倾斜于精英学术圈, 如此多的人们竞相争夺这处于阶梯顶端有限的空间, 值得一问的是最后你在其中真正获得了什么, 我们都获得了什么, 因为今天的精英学生——就如他们的学校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的——是未来的领导者。
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弊端是, 它让你无法与你不一样人交流 (这是我那天在自家厨房里突然意识到的一点) 。精英学校骄傲于它们的多元化, 但是那样的多元化完全是种族或者民族方面的。从阶层的角度来看, 这些学校大部分正日益同质化。参观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任意一个精英校园, 你可能会激动于这温馨的场景:白人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与黑人、亚裔、拉丁裔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一起学习和娱乐。同时, 由于这些学校倾向于培养自由主义思想, 倡导为工人阶层代言, 然而它们的学生却不能与他们其中的任意一个进行简单的对话, 所以它们把学生置身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从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和克里的身上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一位来自哈佛, 一位来自耶鲁, 他们诚实、行事得体而聪明, 但最后都无法与大部分选民进行交流。
但这不仅仅是阶层的问题。我所受的教育让我去相信那些非“常青藤盟校”或其他名校的学生不值得去搭理, 不管其来自哪个阶层。学校向我们传达一个再也明确不过的信息:那些人就是低我们一等。这些精英学校喜欢挂在嘴边的是, 我们是“出类拔萃的人”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译者注:《出类拔萃的人》一书由美国普利策奖得主、资深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所写, 文中作者以反讽的笔调, 讲述和反思了肯尼迪政府里的那些绝顶聪明的哈佛精英使美国深陷越战泥淖) , 别的人都不如我们, 如此等等。当人们告诉我他们上的学校并不怎么出名时, 我学会了礼节性地点点头, 发出“哦”的一声, 表示轻微的同情。 (如果我上的是哈佛, 当被问及在哪里上学的时候, 我学会了如此的回答, “在波士顿”——那是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剑桥说法。) 我从来不知道由于阶层的原因, 那些没有上过精英大学的人当中同样有着聪明的人;我从来不知道那些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当中同样也有聪明的人。
我也不知道聪明的人也有不“聪明”的。智力的多样性存在已经是一个常识, 但是无论精英大学如何喜欢以一些演员或者小提琴手点缀每一届新生, 他们选择和发展的仍然是一种形式的智力:分析能力。而这正是所有大学的真实情况, 精英学校尤其如此, 由于他们的学生 (以及老师和管理人员) 高度拥有这种形式的智力, 所以更易于忽视别的形式的智力的价值。人们一般更倾向于珍视自己最擅长的和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但是社会智力和情感智力以及创造性智力, 这三种智力在教育精英群体中并不突出。所谓最好和最聪明仅仅是就某一个狭窄意义而言。要意识到这一点, 就必须跳出教育精英这个群体。
那么那些在任何方面都不聪明的人们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朋友, 她毕业于一所非常一般的普通公立中学, 毕业后上了常青藤盟校。她曾经说过, 在这个如此平庸的学校, 她学会了与不聪明的人打交道。有的人从精英大学角度来看是聪明的, 有的人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是聪明的, 还有些人根本就不聪明。如果说认识他们只有通过交流这条唯一的通道, 那么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交流都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精英高校应该提供人文主义的教育, 但是这种教育第一要义就是古罗马剧作家特伦斯 (Terence) 所说的“与人相关的就和我有关 (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 ”, 然而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弊端却是它使得你与别人产生隔阂。
精英教育的第二个弊端, 实际上上述就已经暗示了, 就是它灌输给人以错误的自我估价感。考进名牌大学, 在名牌大学学习, 从名牌大学毕业等等都卷入了数字上的排名:学术能力测验 (SAT) , 平均绩点 (GPA) , 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 (GRE) 。你学会了根据这些数字来看待自己。它们不仅决定你的命运, 而且表明了你的身份, 不仅表明了你的身份, 而且决定了你的价值。据说那些考试真正衡量的是你应试的能力, 即使它们能够衡量一些真实的东西, 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就出在这里, 学生们被教会去忘记这个事实, 学习成绩成了主导, 在某一方面较好成了在所有方面都好。
当然, 以自己的智力和学识自豪并无什么不对, 错误的是从接到入学通知的厚信封那一刻起的那种由精英学校所纵容的沾沾自喜和自鸣得意。从入学到毕业, 有一个信息暗含于每一个语调和充斥于每个人的头脑, 每一个名校的传统, 学生的每一篇文章以及系主任的每一个演讲。这个信息就是: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言下之意是:你和这里代表的一切相称。当人们说精英学校的学生有一种强烈的权利感, 那意思就是说这些学生认为由于自己SAT分数高所以就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
在耶鲁——毫无疑问在别的地方也同样如此——这种优越感如此直白得让人尴尬。大学的有形结构——其书院或者学院, 有着哥特式的石头建筑和铸铁的大门——由紧锁的大门所构成, 那些大门镶嵌于环绕的城墙中。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决定他们进入哪个大门的门卡。这个大门, 换句话说, 就是一种治理的隐喻——因为大学的社会结构, 当然也包括每个精英学校, 也是以这种相同的方式而构成。精英大学是一个个被紧锁的大门所护卫着的堡垒, 只有入选者才能获得许可进入。学生渴望着在那些大门里面建立更多的大门, 建立更大排他性的特殊王国, 这种渴望所展示的才能就是他们从其中学来的。在耶鲁, 存在着许多著名的秘密社团, 或者它们应该被称为众人皆知的学生秘密社团, 因为真正秘密的话反而达不到他们凸现成员身份的目的。把人们排除在外毫无意义, 除非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排除了。
然而精英教育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它让你觉得智力和学术成就在某种道德或抽象意义上能够衡量一切价值,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并不比所谓愚蠢的或者平庸的, 甚而懒惰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痛苦并不比别人更深, 他们的灵魂和别人一样。如果我信教的话, 我会说, 上帝并没有爱他们更多。政治上的含意应该很明确。就像英国学者和美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 (John Ruskin) 告诉一年长的精英人士, 凭借大脑的优势攫取所能获得的并不比凭借拳头的优势去获取来得更加高尚。“工作总是必须有人做”, 罗斯金说, “而且工作总是需要有人指挥……但是在成为工作指挥者和获取工作的利益之间大不相同”。
政治上的含意并不仅限于此。精英教育不仅仅把你引领进更高的阶层, 而且教你如何适应那种生活。我是通过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学生的经历与一位上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朋友的经历进行对比才明白这一点的。在耶鲁这样的学校, 虽然也有如期交作业和不旷课的要求, 但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可以申请延期交作业;因为旷课而扣分的警告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兑现。换句话说, 在耶鲁这样的学校, 学生永远有数不清的第二次机会。但是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 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我的朋友当时在外面兼职, 因为时间冲突期末论文晚交了一个小时, 这导致她的那门课程只得了个D, 尽管她以前在该门课的各种测验都是A。
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精英学校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还有, 就是她找不到诉求对象。作为耶鲁这样学校的学生, 他们有着一群顾问和导师以及系主任来为他们迟交作业而说情, 在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时给以援手, 在摔倒时来给他们以搀扶。但是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一类学校的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 他们获得的是来自于漠不关心的管理机构批发的教育, 他们面对的是冷冰冰的职员。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来访的要人以及与名流共进晚餐, 然而这些对耶鲁这样学校的学生来说很寻常。他们也很少有那种特别的研究资助, 而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却是名目繁多:旅行资助、研究资助和各种成果奖励。在我所任教的系每年都向学生提供大笔的现金奖励, 从新生论文到大四学生的研究课题, 名目繁多。今年, 仅仅在一个系, 这些奖励额就超过9万美元。
克里夫兰州立这类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做了功课就能获得A-。一直以来就存在人为的分数膨胀现象, 这已经成了丑闻, 但更令人不齿的是分数膨胀的不平衡。40年前, 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GPA都是2.6左右, 仍然接近传统的B-/C+曲线。但是从那以后, 各个大学的平均GPA就有一直上升的势头, 当然并不是以相同的数字攀升。现在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 也就是B;而私立大学大约是3.3, 略低于B+;在常青藤大学, 该数字则接近于3.4。但是大学里总是有学生完不成作业;或者为了好玩和完成要求而选修跟自己专业差异很大的课程;或者一开始就是通过运动特长和家庭关系而进的大学的学生, 其条件达不到学校的入学标准。然而不管如何, 像耶鲁这样的学校, 学生只要上了课并认真完成了作业, 基本上都能获得A-。
简而言之, 大学是按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地位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的。克里夫兰州立这样的大学, 它们的学生毕业后所处在的是整个社会阶层体系的中间位置, 或者某个官僚体制的中间部位。他们的生活中很少有第二次机会, 很少有延期, 很少有支持, 机会面也很狭窄, 那是一种从属的、监管和控制的生活, 有期限而无指引的生活。而耶鲁这样的学校, 情况正好相反。精英都习惯认为自己是属于能者, 居高位理所当然, 也许这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精英大学的入学非常难, 但是你一旦进入了, 就基本上不再有被踢出门的危险。即使是最卑鄙的学术失败, 最可耻的剽窃行为, 甚至是对同学的肢体伤害的威胁——这三种情况我都曾听说过——都不足以使他们被开除。这感觉就是:哎呀, 这不公平。换句话就是, 这是精英家庭出身的男生间的相互提携 (尽管现在也有女生加入) 。精英学校培育了卓越, 但它们也培育了正如我认识的一位前耶鲁毕业生所说的“有资格的平庸”。A是卓越的标志, 而A-则是“有资格的平庸”的标志。这与其说是一个分数不如说是一个承诺, 它有另外一个喻意。这意味着, 别着急, 我们会罩着你。你可能不是最优秀, 但你已经足够好了。
大学里的一切也反映了成人社会的行事方式。对于精英, 总是会有另外一个延期——得到高层的救助、原谅和在疗养院修养——总是有许多人脉和特别的津贴——乡村俱乐部、会议和年终奖金以及分红。如果说戈尔和克里代表了精英教育的特色产品之一, 布什则代表了另外一种。布什就是“有资格的平庸” 的典范, 他入读于耶鲁决不是巧合。“有资格的平庸”正是他那届政府的运行原则, 但是像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以及发生在2000年左右网络行业泡沫化期间的其他丑闻所显示的, 则是作为公司化美国的运行原则。那些平庸的公司CEO们拿着优厚的薪水则说明了成人世界的A-现象。任何还记得安然公司CEO 肯尼斯·莱 (Kenneth Lay) 面对多方指责时表现出来的委屈和假惺惺的诚意都对这种心态深有所悟——即只要你进入了这个俱乐部, 就意味着你拥有上帝所赐给的永远待在这个俱乐部的权利。当然你也没必要去记住肯尼斯·莱这个人, 因为路易斯·利比 (Lewis Libby, 绰号Scooter,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特别助理) 事件中 (译者注:“情报门”丑闻) , 这整个一幕又重新上演, 他也是耶鲁的毕业生。
如果说精英教育的不利之一是其诱使平庸, 另外一个则是其诱生安全感。当父母们解释为什么拼命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时, 他们大多都会说是因为这样的教育所带来的机遇。但是他们能同时明白这样的教育所不能给孩子带来的那些机会么?精英教育给你创造成为富人的机会——基本上这正是我们所谈论的东西——但是, 这也同时拿走了不成为富人的机会。而且后者是美国人一直珍视的最伟大的机会之一。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 其本身的财富足以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 而在别的国家或者在更早的时期生活中还有贫穷和并不体面的现象存在。在美国, 不管你是学校老师, 还是社区组织者, 不管你是人权律师还是艺术家, 都可以生活得舒适, 只要舒适这个词的定义合理。你不得不居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而不是曼哈顿的一个公寓里或者洛杉矶的豪宅里;你不得不开本田而不是宝马或者悍马;你不得不在佛罗里达度假而不是在巴巴多斯岛 (barbados) 或者巴黎。但是当你日常生活中失去做你信仰的工作, 做你适合的工作以及做你喜爱的工作的机会时, 上面这样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这确实是精英教育所无法给予的机会。我怎么能做中小学老师呢——对于我昂贵的教育那不是一种浪费么?难道我不是在浪费我父母辛辛苦苦提供的机会么?我的那些朋友会怎么想呢?当同学个个是纽约富裕的律师或者要人时, 我将怎么去面对20年的同学聚会呢?所有这些的后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这怎么能和我相称呢?因此, 所有的可能性都关上了门, 你错过了你内心真实的呼唤。
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不敢从事风险更高、经济回报更低的职业, 但是即使他们敢, 他们也比别人倾向于更快地放弃。 (我们不讨论那些来自特权家庭的子弟不上大学或者延迟几年入学的情况, 因为无论这些选择有时如何适宜, 我们僵硬的教育心理已经把他们置于可能性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孩子在上大学时就像梦游一样, 对自己的举动一无所知。) 这看起来似乎无法理解, 尤其是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毕业时一般很少有债务在身而且更有可能用家里的钱过渡。我是听到系里的一对研究生 (两人的本科学校一个是哈佛, 另一个是耶鲁) 的谈论才意识到这个现象。他们正在讨论关于写诗的尝试, 他们大学的朋友在一两年内就放弃了, 而他们认识的来自于更不出名的学校学生却还在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期望成功而且立刻就想成功。在他们的字典里, 他们的自我感是围绕成功的能力而构建的, 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别的东西。失败的想法让他们恐惧, 使他们迷失方向并击垮了他们。他们的整个生活被失败的恐惧——通常来说, 首先是他们父母对其失败的恐惧——所驱使。当我第一次考试失败的时候, 我走出房间感觉我不再认识自己。第二次失败后, 感觉要放松得多;我开始明白失败并不是世界的末日。
但是假如你害怕失败, 你就不敢去冒险, 这是精英教育最后而且最让人感觉可怕的弊端:这完全是反知识 (智) 的, 而且是反直觉的。至少在狭义的学术意义上, 精英学校的孩子难道不是周围人群中最聪明的一群?难道他们学习没有别人努力——甚至比他们上一代努力?他们是的, 而且也比别人甚至比他们上一代更努力。但是, 智慧和智力并不是一回事, 增长智慧不仅仅要完成功课。
如果那么多大学新生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也难怪。他们是体制的产物, 这个体制除了布置下一个任务, 很少叫他们去思考更大的问题。这个体制忘记要教给他们, 在通往著名的大学和赚钱的工作的路上, 最重要的成就并不是一封推荐信, 一个数字 (分数) 或者一个名字 (学校名字) 就能衡量的, 教育真正的目的是塑造灵魂而不是传授谋生之道。
成为一个智者, 首要的是对思想有热情——而不仅仅是为了打发一个个学期, 为了取悦老师或者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分数。我的一位在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大学任教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道, 他的学生不为他们自己思考。我的回答是, 耶鲁的学生会为自己思考, 但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希望他们如此。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有许多很好的学生, 他们聪明, 善于思考而且富有创造力, 与他们一起讨论和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看起来满足于教育为他们划定的框框。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把教育看成是更为宽广的精神旅行, 他们以虔诚的灵魂去跋涉思想的旅途。很少有学生去奇思异想,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大学本身得到的支持非常少。在我看来, 像耶鲁这类大学并不有助于探索者。
耶鲁这种地方不是简单地为帮助学生去提出大问题而设立的。我并不认为在美国的大学曾经有过知识主义的黄金时期, 但是在19世纪学生至少可以有机会去听到这样的问题, 在小教堂或者当时流行校园的各种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 这样的问题经常被问起。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随着人文主义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兴盛, 在拥有很强的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学生本来可以邂逅到这些大问题。虽然这样的教授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 但是学术的高度职业化使得他们在今天的精英大学里几乎灭绝。在一流研究型大学里, 对教授的评估几乎都是基于他们的学术进行的;花精力于教学等于是浪费时间。如果学生想在大学里体验人生的转变, 他们最好去四年制文理学院。
当精英大学吹嘘它们教学生如何思考, 那意思实际上是教给学生在法律、医学、科学和商业方面取得成功必需的分析能力和修辞技能 (口才) 。但是人文教育应该不仅限于此, 应该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然而大学只是稍稍理会这一点。因此当学生刚进入大学时, 他们听到的许多演讲告诉他们要勇于提出大的问题;毕业典礼时, 他们听到更多的告诉他们去提大问题的演讲。然而在这两者之间, 他们把四年的时间花在课程上, 而这些课程训练他们去问小问题——专业课程由专业的教授来上, 瞄准的是专业的学生。尽管宽博观念暗含于自由艺术教育的真正的理念中, 但是招生过程却是日益选择那些已经开始从专业角度设计自己未来的学生——成为记者、天文学者、语言专才。我们正漫不经心地迈向被美化的职业培训之路, 精英学校也不能免俗。
实际上, 这正是那些学校所想要的。精英学校鼓吹培养领袖而不是思考者——权力的拥有者而不是批判者——是有原因的。独立的思想意味着拒绝效忠, 而预算资金大量来自于校友捐赠的精英学校, 正被更加强烈地要求培养对机构的忠诚。我的一个跟其祖辈和父辈一样就读耶鲁的朋友说过, 耶鲁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耶鲁校友。当然, 为了使这个系统运转, 那些校友需要钱。在耶鲁, 学生从人文学科或者基础科学专业转向更实用的专业比如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的现象长期以来被学校行政部门的漠不关心所纵容。对于那些对法律、医学或者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来说, 耶鲁的职业咨询办公室毫无用处。精英大学对于大批涌向华尔街的毕业生也毫无谏言。事实上, 他们正在把他们引向这条路。文理综合性大学正在成为公司化大学, 它的重心正转向技术领域, 在这些领域学者的专门知识可以转变为赚钱的商业机会。
那些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少数学生会发现自己越发感到孤立和困惑, 这丝毫也不奇怪。去年我与他们中的一个谈论起关于他对德国浪漫的教养 (bildung) 思想 (灵魂的构建) 的兴趣。然而, 他的回答是——那时他已经是个大四学生了——当你周边的人都在为换取工作出卖灵魂的时候, 你很难去塑造你自己的灵魂。
然而高于对思想充满热情的知识生活还有一个维度, 尽管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彻底地清洗过, 即使是我的最机警的学生也难以理解它。这也一点都不奇怪。自从18世纪出现知识理念以来, 在其核心, 对社会变迁的承诺一直存在。成为智者意味着朝一个好的社会的方向进行思考, 然后通过向权力解释真理试图去实现好的社会。这意味着精神上的放逐, 意味着在孤独的自由中发誓放弃你对上帝、对国家、对耶鲁的忠诚。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 还需要想象力和勇气。Stepher dedalus说, “我不害怕犯错误”, “即使是一个大错误, 一个终身的错误, 也或许是永恒的错误”。
成为智者开始于用你的假设之外的方式和迫使你遵从的制度之外的方式思考。但是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正是那些在制度内游刃有余的人, 因此让他们去看制度之外或者去明白制度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很久, 他们使自己变成一流的跳铁环者 (顺从者) 和讨老师欢心者, 在每一门课上都争取得A, 不管该老师的课是如何乏味或者主题是如何漫无目的;完成八到十种课外活动, 不管自己是多么想用这些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相反的, 与那些最著名的大学相比, 第二层次的学校可能形势要好些, 特别在自由艺术学院。一些学生最后选择第二层次的学校, 是因为他们几乎跟哈佛或者耶鲁的学生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少些天赋或者驱动。但是另外的一些学生选择这些学校是因为他们有着更独立的精神。他们没有全优是因为他们懒得去迎合每一堂课。他们专心于那些对他们最有意义的或者以简单而持久的热情专注于一个课外活动或者那些与学校无关甚而与大学申请无关的项目。也许他们只是坐在屋子里, 读大量的书和写作。他们是一些这样的孩子:一旦进入大学, 他们很可能对人文精神要比对学校精神更感兴趣, 很可能去考虑的是带着问题离开大学而不是带着简历。
在耶鲁期间, 我很吃惊于每个人都如此的相似。在这个20世纪80年代曾经以同性恋闻名于常青藤盟校的大学, 你几乎看不见嬉皮士和朋克以及艺校类型的学生, 更不用说女同性恋等等。“极客” (geeks) 看起来并没那么极端或者令人讨厌;时尚青年开始追求朴素的优雅。三十二种味道, 几乎都是香草味。这些最精英的学校成了一些维持狭窄而令人窒息的常规的地方。每个人都感到了维持这种与成绩相伴随的状况的压力, 你要获得好成绩, 你就得老老实实。根据我长期做导师的经验, 我知道并不是每个耶鲁学生都是合时宜的或者完全适应这种环境的, 但是表面上看来, 他们都中规中矩, 这正是让我着急的方面。在他们的生活中, 标准 (规则) 的暴政无所不在。这样的一个结果是, 那些无法适应的 (他们一般倾向于来自更贫困的家庭) 就经常走向相反的极端:极端的不满和自毁;而另外一个结果是, 大量的顺从制度的学生出现。
几年前我在一个班上讨论过有关友谊的主题。一天我们正在讨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波浪》, 小说跟踪了一群从孩提时代到中年的朋友。在高中, 他们中的一个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他想, “我能向谁袒露我自己迫切的爱情呢?……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这些灰色的拱形建筑中, 鸽子咕咕低吟, 欢跃的各种游戏, 传统和竞争, 所有这些都如此熟练地组织着以防孤独感。”这是一个对精英校园相当精彩的描述, 包括这个有关从不允许孤独的部分。我想知道我的学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上一个从来不会让你感到孤独的学校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 单独坐在房间里确实让我感到不舒服, 甚至当我必须写文章的时候, 我还是更愿意与一个朋友待在一起。同一天, 另外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做爱默生有关友谊方面论文的报告。他说, 爱默生认为友谊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你避免孤独。当我问他们是如何看这一话题的, 其中一个学生站起来打断我的话说, 为什么你首先需要孤独呢?你能亲自做哪些和朋友一起不能做的事情吗?
这就是他们:一个是失去了独处能力的年轻人, 另外一个则看不到孤独的意义。以后有关隐私的讨论还有很多, 但不幸的结果都是:孤独的丧失。过去常常是你不可能总与朋友们聚在一起, 尽管你很想。而现在学生经常通过电子通讯保持联系, 从来不会遇到互相找不着的情况。但他们必修的交际似乎并不能使他们建立更深的友谊。“我能向谁袒露我自己迫切的爱情呢?”我的学生在她朋友的房间写着论文, 但是他们却没有心与心的交流。她很可能没有时间;的确, 别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伴太忙了, 根本就没有为亲近留有空间。
当繁忙和交际没有为独处留有空间时将会发生什么呢?那天我跟学生要说明的是, 进行内省的能力是过知识生活的基本前提, 而内省的基本前提就是独处。他们听到这个后沉默了片刻, 然后其中一个带着一点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感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一群真正优秀的绵羊 (胆小鬼) ?”嗯,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 思想的生命在于某一时刻的思索:孤独、怀疑、抵抗的思索。孕育它的最好地方并不在教育体制内, 这种教育体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再生产阶级。
社会弊端案例材料 篇5
“炸搂是民意所向”
六朝古都南京市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市内古迹、山水、园林等旅游资源丰富。为保持传统的山水园林式的文化古都风貌，该市在规划上一直实施一个深受市民拥戴的“显山露水”计划，“大钟楼-鼓楼-北极阁”风景带正是这一计划的重要内容。为了营造这一自然人文景观走廊，政府作出了最大努力，附近居民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某电信公司却在这一风景带内投资建设了30多层的多媒体大楼，引起了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以及众多市民的猛烈批评。很多人认为该楼严重破坏了鼓楼地区的和谐景观，应该炸掉。到底该不该炸掉，如何确认这个问题，涉及多个主体即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有：电信公司、市规划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市民、政府领导、专家、记者等。
电信公司是建设本大楼最大的受益者，从企业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同意炸楼，认为本楼的建设不构成政策问题。该市规划局是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门，是本楼建设的审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及其利益，不同意炸楼。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根据民众的意见和自己的认识，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要求把楼炸掉。普通市民由于环境意识的增强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极力主张将楼炸掉。有关政府领导对该楼建设项目存在争议，但一些领导认为宁可丢官也要对得起老百姓，把楼炸掉。各方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分析对高楼建设存在分歧。新闻媒体能够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报道，对高楼事件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出，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利益冲突，他们都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 在政策问题及解决方案上存在分歧和冲突。而且他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的，有的认为该问题是政策问题，有的则认为该事件并不是政策问题。
1、通过案例说明社会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提上政府的政策议程，从而成为公共政策加以解决的对象的，并理解此过程中存在的几种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制约。
变了味的惠民政策：买手机方能享低保？
2012年7月，漳县电信公司结合甘肃实际情况推出的“双联”即“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推出了“双联惠民卡”，并向漳县双联办汇报，介绍了该卡资费低，可以在线咨询农业实用技术，查询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希望在全县农村用户中推广该卡。2012年8月1日，漳县“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办公室和县电信公司联合发文，对电信公司的“双联惠民卡”业务进行宣传。漳县政府介绍，当初，鉴于漳县农村贫困户手机普及率低、信息服务滞后，使用惠民卡打电话仅为每分钟8分钱，没有月租，比较便宜，且可以通过此卡获悉漳县相关惠农政策信息，漳县双联办和县电信公司联合下发文件宣传，要求各乡镇配合县电信公司推广使用“惠民卡”。文件中明确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干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农民强行发售电信卡和手机”。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当地政府缘何下发“红头文件”鼓励推广使用“惠民卡”？ 低保户缘何被迫买手机？政府惠民政策缘何成为变相买卖、强行摊派？惠民政策怎样才能让群众真正得实惠？
惠民政策走样变味
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县殪虎桥乡瓦房村在向70户农户免费发放“双联惠民卡”的同时又强行搭售手机，其中包括66户低保户。如果低保户不购买手机，其低保户资格可能会被取消。迫于压力，这个村66户低保户均购买了208元的手机，并一次性交了30元的话费。据殪虎桥乡乡长巩志强介绍，瓦房村原村支部书记田彩平认为该手机价格便宜，功能实用，适合农民使用，便私下和县电信公司合作向低保户宣传。
“当时田支书说不买就不给办低保，我害怕吃不上低保，就借钱买了手机。”瓦房村一低保户告诉记者。为买这部手机，他向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要了钱。
瓦房村一名69岁的低保户说，自己为了买这部价值238元的手机，向亲戚借了200多块钱。“我和老伴一起生活，没生活来源，就靠低保，村上干部让买，我就借钱买了。” 记者了解到，这66户低保户中有一部分对村干部要求他们买手机表示反对，但“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个别低保户表示认可，认为手机实用，话费便宜。“比较划算，有个急事打电话也方便。”瓦房村低保户漆尕孟说。
瓦房村党支部副书记漆永红表示，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反对还是认可，个别村干部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没有考虑到经济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暗箱操作”，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确实存在低保户担心不买手机就不能享受低保的事情。”
新华社兰州2013年1月26日专电（记者 屠国玺 张文静）甘肃省定西市26日上午通报称，漳县殪虎桥乡瓦房村“低保户被强迫购买手机”问题已经得到整改。群众购买手机的钱款已经被全部退回，事件责任人漳县“双联”办主任被停职，殪虎桥乡瓦房村支书被撤职。县委书记向群众当面道歉。
别让惠民政策伤民心、丢民心
漳县副县长李晓毅表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农民得实惠。但由于对基层干部管理不到位，考虑不细致，不周全，造成了基层干部滥用权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让惠民政策走了样，变了味。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饶旭鹏说，低保户被强迫购买手机一事说明了当前政府监督体系和制度应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提高，政府部门和干部手中权力的运行还有待于更加透明化和规范化。“因为一旦有了权力，权力就可能有蔓延、膨胀的趋势，只有当外在阻力对权力进行阻拦时，政府部门和干部的权力才能得到更好的约束。把权力牢牢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人民群众的利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此外，饶旭鹏等专家认为，对于惠民政策，政府应该履行告知义务，将优惠政策宣传到位。政府在出台相关文件时，应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应实事求是。在发布相关文件前，应扎扎实实地调研，多听听群众的呼声和心里话。因地制宜地为群众谋福利，别打着“惠民”的名义伤了民心，丢了民心。
从《秸秆放倒证》看农村公民参与
来源：新华网 2007年10月31日
今年秋收前，河北省成安县漳河店镇朱庄村年逾70岁的张振岭老汉一直在发愁，到底能不能收自家地里的玉米。原因是今年9月24日，由于张老汉以先割倒的方式收玉米时没有县里发的《秸秆放倒证》，遭到镇政府负责“秸秆还田和禁烧”工作人员的打骂。张老汉的女儿到漳河店镇政府质问父亲被打一事时，镇委书记公开说：“如果你私自放倒（指秸秆）没有放倒证，派出所查后进行处罚，这是上面的规定。”（10月30日《法制日报》）
自家田里收玉米居然要领《秸秆放倒证》——这样的质疑让一个“不讲理”的农村治理方式暴露无遗。如果再联系办证要交费的“惯例”，甚至成为一些部门借机敛财的工具，那么，成安县的《秸秆放倒证》更要让人质疑其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往每到秋季收获后，玉米秸秆就地焚烧是常见现象，不仅污染空气，也不利于土壤增肥。如果秸秆还田，则可以增加土壤养分，减少化肥用量，提高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质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显然，推行秸秆还田对于农民来说是件好事。但为什么好事却要县镇两级强制推行,而农民对此一点都不领情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县镇两级政府在推行秸秆还田过程中农民都是被动接受。比如，70岁的张振岭老汉一直在发愁，到底能不能收自家地里的玉米；而和“秸秆还田和禁烧”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后，张振岭的女儿到镇上讨说法，镇委书记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规定”；而绝大多数村民都没有办《秸秆放倒证》，也不知道去哪里办。实行秸秆还田，事关农民利益，需要农民积极配合，但这一系列现象说明，推行秸秆还田恰恰缺少了农民参与。
社会管理强调公民参与，一方面可以广纳资讯，集思广益，使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更加符合民意和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公民也能够充分了解政府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从而能够认同管理者的决策，使有关决策得到顺利实施。然而，近些年兴起的公民参与，我们往往局限在城市治理上，忽略了农村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但事实上，在农村治理中，如何让农民积极参与到管理者的决策和管理中，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知识水平较低，对有关部门的决策更难理解；而对不理解的决策，农民要么沉默，要么抗争。随着公民意识觉醒，利益诉求渠道增多，农民逆来顺受的沉默少了，抗争现象多了，这也是农村中官民冲突增多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县镇两级在农村治理中，如果继续采取自上而下的被动方式，那么，决策执行只会更难，相反，如果决策之初就积极听取农民意见，结果肯定不一样。可以说，《秸秆放倒证》被误解，症结就在于此。
1.谈谈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结合实际情况，谈谈农村社会管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民意愿的合理表达。
凤凰古城门票**
一、凤凰古城地理位置及人文风情简介
凤凰古城与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猛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毗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凤凰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古城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位于沱江之畔，群山环抱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2001年12月17日凤凰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二、凤凰古城门票新政
凤凰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的小城，经过12年的发展，游客从2001年的57万人次增长至去年的690万人次。凤凰县宣布将组建凤凰古城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对凤凰古城、南华山、乡村游、南长城、奇梁洞等县内所有景区实行“四统一”管理服务模式，即统一游客组织、统一售票管理、统一市场营销、统一售后督导。2013年4月10日，凤凰县委、县政府推出新政策，规定古城景区和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两个景区合并为一个产品，进入古城必须先购买148元/人的门票。实行“一票制”后每卖出一张门票政府就能从中获得60元左右的税费收入。县政府称：原来凤凰古城九个景点的票价是148元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的票价是108元共计256元。两个景区整合为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后票价仍是148元，游客花更少的钱可以游览更多的景点，“事实上还帮游客省了钱”。
三、凤凰古城门票**
以前游客在凤凰古城漫步不要钱现在只要进入古城就要收费。对凤凰本地居民来说，除了本人和直系亲属外，其他亲友“串门”也需交钱。这样的“一票制”使游客的选择权被剥夺，无异于强制消费和变相涨价。“一票制”看似增加了门票收入，实际却抑制了餐饮住宿、旅游商业、文化娱乐等产业的发展，有点杀鸡取卵的感觉。景区定价应充分照顾当地百姓和商户利益。这一点，当地政府是否充分考虑了。
在4月11日,也就是凤凰古城正式实施收费的第二天,由于担心游客数量减少,当地多家商铺集体关门、渡船停运抗议收费。由于收费制新政的实施，原有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原来在沱江上经营农家船的凤凰古城周边村民都已经处于失业状态。根据凤凰县公布的2012年接待游客数据，去年一季度凤凰县共接待119万人次，日均约1.3万人次。而最近凤凰县公布的自4月10日收取大门票后的游客数据显示，4天共售出门票近2万张，日均售票近5000张。两相比较，收费后游客数量大降62%。由于游客数量锐减许多客栈的入住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一位客栈老板无奈地表示“以前几乎能住满的房间，现在只稀稀拉拉地住了两三间房。”城中商贩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有街边卖土特产的小商贩一天才卖了18元商品。最惨的是船夫，由于收费后门票中含有游船费，直接导致几乎不会有游客再掏钱坐农家船，等于断了船夫的生机。
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者，在既没有经过当地居民同意，又没有其他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就贸然决定“圈城收费”。而所收费用又直接进了政府占有49%股份的公司。收费不仅使得政府的中立角色备受考验，更是搞乱了凤凰古城居民商户原本平静的生活状态。这种错位与当今一再强调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显得很不合时宜。
北京律师黎元君认为，把凤凰古城纳入到风景名胜区去收费的行为，不但包括了风景名胜区，还包括了行政区划内的行政机关，如凤凰县政府等国家机构、生活在凤凰古城内的居民以及其他生产经营的商家等，这种把因工作、经商、生活在内的机构、组织及居民规划为风景名胜区收费的范围，显然不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的制定精神和具体规定，同时也限制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法制日报》调查显示：70.27%的人认为，“凤凰古城全城收费没有法律依据，政府无权收费”；29.73%的人认为，“收费应该有相关调研论证和听证程序，要信息公开，不能想收就收，缺乏透明度”。
黎元君表示，景点门票涨价或降价都要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举行价格听证会。假如凤凰古城整体为风景名胜区，那么门票价格的调整应实行价格听证会制度。否则，就是程序违法。同时，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凤凰县政府也并未公开告知。
凤凰古城实行“一票制”对商家生意的影响很可能是暂时的。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景区普遍收费、涨价的情况下，游客很可能会慢慢接受凤凰古城“一票制”。但由此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游客不能坚持“用脚投票”，在强势的景区收费面前，游客只能任人宰割。这对于类似制度的公正、规范，政府的公信力等无疑是有负面影响的。
人民日报评论：旅游经济具有强大的拉动性，一条江、一个城、一片田都能辐射到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作为旅游管理者理应在保护旅游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这样的带动性，让更多人受益于自然与历史的馈赠。
案例分析：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争议
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但安乐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牵涉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安乐死从其产生至今，始终处于支持方与反对方针锋相对的境地。虽然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不断增加，但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却屈指可数。合法性的前提是合理性。安乐死是否符合伦理?两派争论的焦点以及各自提出的伦理依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安乐死是否违背伦理?安乐死的道德基础、生命价值与尊严。
西方社会一个对安乐死的强烈的反对力量来源于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的伦理道德观。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教义都坚持“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神赋予的，因此是“神圣的”。生命至高无上，即使生命享有者本人亦不能随意处臵。生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危及他人的生命。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安乐死违背了社会文化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允许安乐死将导致传统伦理的破坏，使以往的社会基本价值理念难以为继，是文明的倒退。
而安乐死的赞成派则认为：安乐死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使其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维护其生命的尊严。安乐死对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而是痛苦的解脱，因而是人道的，符合伦理的。这是为安乐死辩护的“人道论”。这种人道论建立在新的生命观上：“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赞成派提出了“值得活的生命”(1ife worth living)和“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它是患者在病情不可逆转，生命失去质量和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它可以解除临终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尊重“生的意义”、“死的尊严”，以及病人的自主决定权。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这种观念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体现。
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执行安乐死、医助自杀是否违背医生的职责?
医学界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反对为主动安乐死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
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间，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安乐死(病人请求下)也就成为一种医疗处臵行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医疗水平下，还存在着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疾病。传统医德把“救人活命”、“延年益寿”当作医生唯一职责，认为医学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这种伦理观偏重生命的数量，而不顾及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但医学并不能征服死亡、阻止死亡，在某种情况下，安乐死是为病人利益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医学的真正目的是“治疗疾病，维持健康”，现代医学的发展不能仅仅注重维持生命，而应从生命质量角度出发，尊重病人的人格尊严和选择死亡的权利，帮助他们消除痛苦、迅速结束痛苦。
赞成派还认为，安乐死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让其在安然无痛苦中死去，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这既符合自主原则，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医生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而帮助自杀或执行安乐死。同情是那些赞成安乐死的人在伦理上所坚持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一个真正仁慈而富有爱心的人，在面对他人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不应无动于衷。如果只能在病人的死亡与极端痛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同情心将倾向于帮助病人尽快摆脱苦难，这是一种善举，最符合不堪忍受痛苦之人的利益。
但是安乐死反对者对所谓“因同情而致人于死”表示强烈臵疑。奥德伯格指出，“对每个人而言，生命本身即是一种好事(a good)”，“假想一个人的死亡对其本人而言可以是一件好事，那是说不通的。相反，如果一种行为对一个人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话，它应当改善该人的状况，或者将使该人的生活变得比不做出该行为更好。截掉某人折断了的腿对该人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它是为了根治疾病。但你永远不可能靠杀死一个人去为该人根治疾病!死亡不是，而且一直不是根本的药方”。讨论题：
1．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2．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3．你对安乐死持何种政策主张?试说明理由。
孙志刚事件与社会公正
事件梗概：2003年３月１７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３月２０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这一被称为“孙志刚事件”的新闻，可能将载入中国法治的历史。
媒体报导此事的时候，正当北京非典肆虐。两个月后的今天，非典的魔影正在散去，人们才有了更多的心情来关注这个事件。笔者注意到，媒体在最初报道这一事件时特别指出孙志刚的身份是“大学毕业生”。而实际上，孙志刚毕业参加工作，准确地说已经不是大学生。媒体用心之良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报导一个民工被打死，恐难产生这么大的轰动效应。这也是一个可悲之处。
孙志刚是当今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他的被殴打致死，或者说此类悲剧的原因，表面的、直接的原因是警察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社会公正的缺乏。我国的收容遣送是一项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违反法治精神的极不合理极不人道的制度，已经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利、粗暴践踏农民权利的制度。１９８２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孙志刚悲剧只是这个不合理制度下的无数悲剧中的一个。被收容的人员，遭受殴打是司空见惯的，打死也不是个别。稍早一些，沈阳的一个个体户也因无暂住证被打死；安徽的一个年轻民工在上海被收容后转运过程中失踪，死活不知，其父母数年泣血上告，最后只是得到了区区１０万元的赔偿；徐州的收容遣送站更将收容的妇女卖给酒店老板从事卖淫。收容之黑暗，已经不是秘密。
无论曾经有多少让它存在的理由，时至今日，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到了非废除不可的时候了。这个制度的违反法治精神，在于它作了一个否定的推定：一个共和国公民，尤其是农民，当你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时，只能“暂时”居住在自己的祖国；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好人，那你将被推定为坏人，将受到拘捕、关押、殴打等。
国际背景：十六世纪的英国曾有过类似处理流浪乞讨人员的制度。当时英国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由于羊毛在国际市场上走俏，封建主纷纷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种草养羊，这就是圈地运动。失去生活依据的农民只能四处流浪，而英国政府却制定了禁止流浪的法律。１５７２年的法令宣布，对那些十四岁以上没有得到乞讨证明而又没有人愿意在两年内雇佣他的人施行鞭刑，并在左耳朵上烙上印记；１８岁以上的人则被逮捕投入监狱，处以刑罚，而且如果被捕达到三次，将被判处死刑。据统计，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因流浪被处死刑者多达７万２千人，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每年有三四百人被处绞刑，他们唯一的罪名是找不到工作。
当今中国，正意气风发迈向现代化。但要现代化，必须城市化，城市化就是要减少农村人口，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城市人。而收容遣送恰恰是反对农民进城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理念是：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农民非经许可不得进入，否则一律捉拿送回原籍。在农村，农民因负担的不断加重而日益贫困，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希望找到一线生机。然而城市对于他们却如同地狱。他们在公共汽车上让座，都得不到一声“谢谢”；他们随时可能被拦住、被盘问、被带走、被关押、被罚做义务劳动、甚至被殴打，人身自由包括生命都没有保障。他们的遭遇，人们视而不见，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习惯了。我们在承认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同时，却又禁止流浪乞讨。试问，还有没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事情？
收容遣送为什么能够存在？据说是城市人认为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城市，将夺去他们的饭碗；还有政府担心农民过多的进入城市，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这些理由都是狭隘的。曾经有一个中国官员到美洲某国访问，参观了一个大城市的贫民窟，很自豪地对陪同的东道主说：“我们中国的城市没有贫民窟！”东道主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解释道：“阁下，我们的政府没有权利不让他们住在那里。”没有必要重复农民对城市的贡献，单说城市人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危险。公正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城市人为了暂时的一点点既得利益宁可放弃对公正的追求，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被自己所创造的不公正所伤。以前媒体曾经讨论过高考中的地区差别，有位参加讨论的北京的年轻的母亲说过一句极富有哲理的话：“我想，我儿子将来是否可以进清华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我希望他将来能够生活在一个进步平等的环境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尽管他可能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占了一点小便宜，但他有可能受到其他的不公正待遇。公平的社会是所有中国人的未来，那里面也有我儿子的未来。”这是理性的声音！尽管有着种种不公正，只要这种声音不消失，我们的社会就是有希望的。
对收容遣送，专家多数从其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出发进行攻击。我认为，即使它没有违反现行的所有法律，即使它是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的，也仍然是需要废除的，因为它违反了理性和公平正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曾经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后来的宪法取消了这一自由。所以，收容遣送制度是有着宪法基础的。我们要改的，不仅仅是这个收容遣送办法，还包括宪法。
孙志刚事件，不是一个个案，不能仅仅停留于处理一批责任人员，而应以此为契机，使之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被告人之一的警察李耀辉的律师称，李耀辉在本案中的行为完全是按广州市对收容遣送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如果说有错，那也是制度上的错，不应该归罪于李。孙志刚已经死了，打他的人也已经被判刑，还有公安局长、卫生局长、派出所长、治安队长等等许多人被撤职处分，他们都是这个不公平制度的受害者。死者长已矣，来者尚可追。如果以一条生命换来一个不公平的制度的结束，唤起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孙志刚先生地下有知，也总该有所欣慰吧。
2003年5月14日三名法学博士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件发生及学者上书后，并未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调查程序甚至是回应，同年6月20日，在未公布详细程序的情况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将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中国经济周刊》(2003年 第二十三期)
一次性发泡餐具的解禁
链接：发泡餐具被禁14年
发泡餐具最早于1986年开始在中国铁路上使用，由于废弃的塑料垃圾给铁路沿线生态以及景观造成了严重破坏，铁道部于1991年开始研究治理铁路沿线“白色污染”的对策，并于1995年5月起全面禁止在铁路站车使用发泡餐具，代之以可降解餐具。
1999年1月，原国家经贸委颁布实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要求在2000年底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淘汰因严重污染环境而被列为“落后产品”的发泡餐具。此后，有关部委及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相继颁布禁令，要求限期淘汰发泡餐具。此后，国家发改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2011年本）中，又两度将发泡餐具列入淘汰类产品名录，禁止投资、进口、生产、销售和使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昨天查阅到一份发改委当年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解读，其中有一段针对发泡餐具的专门说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应用环境的变化，最初出台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使用的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从淘汰类调整至允许类。为了实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使用的平稳过渡、保护环境和加强资源的合理利用，应尽快制定一次性发泡塑料行业的准入条件，建立和制定回收再利用的机制及相关标准等。上述工作完成后，择机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这为发泡餐具的解禁埋下了伏笔。
发改委解禁 不解释
2013年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目进行局部调整，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简称发泡餐具）从被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记者昨天查阅了“21号令”，其中未对删除发泡餐具的原因给出解释。
中塑协力挺
《中国化工报》近日报道称，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简称中塑协）曹俭称，发泡餐具能够重新获得合法市场地位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产品本身性价比高，具有特殊耐油、抗水和保温隔热性能，原料消耗少，垃圾产生量低，具有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势，是一种安全、绿色、环保的包装材料。二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本身并不是造成白色污染的元凶，加强回收管理和再利用才是消除白色污染的根本，我国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再利用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上述报道还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分会和中塑协为了给一次性发泡餐具“正名”，做了大量市场调查，并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还组织业内企业开展行业自律行动，签订了《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和《环保回收责任保证书》。由此看来，中塑协等行业协会对发泡餐具的解禁出力不小。
质疑与追问
1.业内分歧：实际上，针对发泡餐具的去留，业内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中塑协、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两大协会还曾公开“对掐”。
中塑协公开对外宣称发泡餐具无毒、健康，是绿色产品。针对中塑协的说法，国际食品包装协会驳斥称：发泡餐具并非完全安全，尤其是盛装含油食品或使用微波炉加热时，未聚合的苯乙烯单体会伴随食物进入人体，导致中毒。两大协会的负责人还互相“揭底”中塑协秘书长称国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董金狮通过为企业做咨询顾问来收费；董金狮则称相关禁令打击了一大批给中塑协交会费的发泡餐具生产企业，影响到中塑协的收益。
2.解禁条件是否成熟？ 发泡餐具从淘汰目录中删除，是否意味着相关回收再利用机制及标准都已完成？ 上述联合体中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昨天明确告诉记者，他已知晓国内市场将重新对发泡餐具放开的消息，但目前公司未接到国内相关方面关于建立回收再利用机制及标准等方面的信息。
此前，原国家经贸委在解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被禁用的原因时指出，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在生产、使用、回收等各环节都存在严重问题。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发泡剂，有的会破坏大气臭氧层，有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高温下使用不当，易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使用后随意丢弃，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入土掩埋很难降解，会造成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且回收和处理难度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从1999年就被禁用，但由于其“禁而不绝”，部分人在听闻其解禁的消息之后才知道“原来它已被禁14年”。尽管发改委对于解禁的理由言之凿凿，但面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突然解禁”，公众却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这会不会导致“白色污染”重现？
有环保组织表示，由于一次性发泡餐盒成本低、回收利用价值相对低、质量轻，很容易就被大量地随意废弃，白色污染风险可能加重。此外，还有质疑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解禁会对现有一次性餐具消费环保观念产生一定的冲击。
3.安全无毒？尚不确定
发泡餐具回归市场，消费者最关心的是安全问题。央视2010年曾在“洋垃圾变餐盒”的报道中揭露，一些发泡餐具生产企业在生产原料中会加入工业级碳酸钙、滑石粉等有毒有害物质；并使用严禁在食品包装材料中使用的荧光增白剂。面对群众最为关心的餐具毒性问题，发改委表示，已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所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了检验。实验结果表明，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所按国家相关标准做了毒性实验，发泡餐具在合理情况下使用，能够保证安全。但是，该协会通过深入走访，发现原来生产企业大量甚至全部使用进口废塑料或回收的废旧光盘、废旧发泡餐盒、减震块等制成的再生料进行生产，产品质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中塑协声称与企业签订了《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其中到底包括哪些企业，具体内容又是哪些，市场上仍存在的发泡餐具合格率是多少？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公开信息披露。
4.环境友好？难以回收
中塑协称已与企业签订了环保回收责任保证书，但未公布回收资金、处理技术等关键问题。其中，回收资金是回收利用工作能否开展的基础，政府如果不出资，让生产企业掏钱看似容易操作却很难。此前，上海曾实施“三分钱”工程，要求发泡餐具生产企业缴纳回收费用，但导致产品价格高卖不动，而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借机占领了上海市场，导致“三分钱”工程彻底瘫痪。
回收技术也是一大难题。“若填埋处理，会占用大量土地，污染环境；若焚烧处理，会释放大量有毒有害气体。”董金狮11日告诉记者，发泡餐具含油多不易清洗，废水处理困难，二次污染十分严重。考虑到发泡餐具的这种特性，美国环保局曾指出：“这种材料可以对人类健康、野生动物、水生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5.或将冲击可降解餐具市场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突然解禁”难免将对可降解餐具市场产生冲击。据了解，从2001年始，国家本来要求餐饮行业必须使用“可降解餐具”，但与发泡餐具相比，成本高出十多倍。可降解餐具推行十多年仍步履维艰。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介绍，由于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与其他替代产品相比价格低廉，且有市场需求，尽管国家此前三令五申严禁生产，目前国内仍有100多家企业生产和销售。
高薪养廉弊端凸显 篇6
从历史的角度看，雍正发明了“养廉银”，大幅度增加了官员的收入，但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贪腐行为并没有什么大幅改善，雍正一死，养廉银未废除，贪污之风却更胜从前。“高薪养廉”不管用，那到底该如何设计官员薪酬制度，让官员既不贪腐，又能尽心工作呢？
高薪阻不了的贪腐
此前，中央巡视组公布对5家央企专项巡视反馈清单。中国联通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神华集团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重点合同某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中船集团有企业领导人员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从事关联交易等。
看到这个对几大央企的专项巡视问题清单，就会明白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为何专门强调要“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也会明白王岐山书记在作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时特别提到国企，强调“从严治党，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要“实现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
从这份专项巡视的问题清单看，党政机关在反腐中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国企身上，什么跑官要官、领导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权色交易、子女出国留学方面接受利益输送、工程发包和项目采购腐败、公款吃喝等，完全是政府腐败的复制版本—这不是企业病，就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机关病、政府病、官僚病。某些国企领导，拥有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权力，同时还掌握着比政府官员更多的资源分配权，但却缺乏党政机关同样的监督，一家大企业很容易就成为几个领导分肥套利的家族地盘。
高薪养廉是伪命题
一些官员出国考察几天归来后就喜欢津津乐道国外的“高薪养廉”。其实，即使有高薪，也不是用来养廉，而是廉政得到制度保障后，以高薪吸引人才。据说有些被我们的官员当成“高薪养廉”典范国家的公务员很生气地说：谁造谣我们是高薪养廉的？廉洁是每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需高薪去养。“高薪养廉”实则就是一个伪问题。
数据最能够说明问题：2003年菲律宾政府雇员的账面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这三个国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个排名国家中位居倒数。相反，挪威、日本、奥地利等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雇员的平均工资还及不上社会平均工资，但清廉程度得分却高居前列。
其次，高薪养廉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商人的目的是赢利，成功与否就看他在经营过程中获得的利润多少。而政府公务员目的是服务社会，让社会更有秩序，确保国家各项规章制度的正常运行。公务员进入国家机关没有一分钱的投资，也就没有破产的可能性，不担负任何风险。而商人则要进行投资，担负着投资无法收回和破产的风险。因此，不能把公务员的工资同大公司的经理、个体业主的收入相比。
即使是发达国家，他们公务员的薪资和其国家公司经理相比也是较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当了8年总统，卸任时却欠了一屁股债，连打官司的费用都付不起，这就是市场规律，要么你冒险投资挣钱，要么你空着手去当官。市场给每个人机会，绝不强迫某个人干某事，更不能把某些人养起来。
退一步讲，即便真要给公务员以“高薪”，也应该尊重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并慎重考虑公务员的工作与付出值得给什么样的“高薪”。倘若最后让老百姓诟病公务员们是“高薪低能”或者“只拿钱不干事”，那可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廉政重在体制规范
中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即便是市委书记等高级官员，其表面上的薪酬水平也不会比普通公务员有数量级的差别。
发达地区对官员薪酬的制定，不仅在于其结果能够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制定过程足够科学、公开、公正、透明，并受到广泛监督。以香港为例，很轻易就可以在网上搜到一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问责制度下委任的主要官员薪酬》第二阶段报告，由政府委托一个独立机构撰写，详细描述了如何制定主要官员的薪酬。
报告总共给出了50条意见，包括具体的薪资数额，例如建议问责局长的年薪在“366万2千至399万5千港元之间”，还包括退休金、医疗福利、年假、病假、汽车司机等方面的具体意见。
报告推出后，征询过市民意见，经历过立法会审议，虽然近400万的薪金非常可观，但能够得到香港人认可。同时，官员出了什么情况必须负责，例如，原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曾因涉嫌“偷步买车”而辞职。
说到底，“高薪”只是手段之一，但绝对不应该是反腐促廉的唯一手段，更不应该片面强调和过分强调。或许“高薪”可以让一些人不再想贪，但仅仅期待公务人员因此而“自觉”拒腐拒贪就太理想化了。严格的监督体系、完善的追责制度、合理的法律法规支撑都是反腐促廉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期待公务员主观上“不想贪”，更要用制度让所有人客观上“不敢贪”和“不能贪”。一方面，要继续规范国企高管们的薪酬，企业高管年薪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进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落实中央“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的要求，把从严治党、从严管国企落到实处。
（编辑：文心雅）
诊治弊端 快乐作文 篇7
一是教师的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僵化。从小学、初中至高中，许多教师依然满足于在审题、立意、选材、组材、表达等方面普遍性理论性的指导。如指导记叙文写作，必讲人物、事件、过程；指导议论文写作必讲论点、论据、论证过程，论证方法……指导散文，必大讲特讲“形散而神不散”。教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灌输，使学生如同在听祥林嫂讲述阿毛的故事，当然激发不起学生浓厚的写作兴趣。
二是学生的写作心处于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尴尬状态。他们一方面知道作文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又缺少写作激情，怕写、厌写作文。即使写了出来，往往内容空洞，思想苍白，情感虚假，结构僵化，感动不了自己，也打动不了别人，弥漫着“假大空”而瘴气。
其实，这两方面的现状，归根结蒂都反映了作文教学的诸多弊端。在高考指挥棒的巨大影响下，在人们急功近利的思想迅速膨胀下，教师急于教给学生写作技巧，学生也急于获取制胜法宝，甚至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和出版部门也绞尽脑汁联袂推出名目繁多的写作指导书以坐收渔利。一个“急”字就是当前作文教学内容浮躁的集中体现，它让作文教学陷入了只重技巧的模式化训练的泥淖中而难以自拔。
走出泥淖，为作文教学正本清源迫在眉睫，现已成为教师、学生乃至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那么，作文教学的本源是什么？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一、体验生活
“现在的学生不愿写作，害怕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少生活。”有的老师说。“现在的生活单调乏味，除了学习还是学习，生活就是重复昨天，有什么可写的？”多数学生说。难道我们的学生真所谓缺少生活？非也。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应是熟知的写作真谛。学生并没有脱离广阔的现实生活，他们亲历的生活够丰富的：未知的艰辛、交友的困惑、家庭的变化、代沟的阻隔、球赛的刺激、嬉游的快乐、成功的喜悦、失败的痛苦……他们耳闻目睹的生活也复杂：环境的恶化、东部的发展、西部的落后、北京的奥运、上海的世博……然而，这些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却并没有被绝大多数学生诉诸笔端，他们身处粮库却吟“无米”之痛。这矛盾说明学生不是缺少生活而是缺少对生活的发现、思考，即缺少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学会发现，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也是提高写作水平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些写作好的学生，之所以能写出佳作来，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敏锐的眼睛和富有理解力的眼光去发现生活中最新最美的东西。当然，如果说发现生活是写作前提，那么思考生活则是写作的关键。生活中离不开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但会思路清晰，而且能够增强分析事物的深度和广度。思考要用正确的观点理性地去思考，也要用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形容一些人懒散敷衍的工作态度，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悟出的道理则完全不同：“撞钟”是和尚的分工，是和尚的职责，和尚们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兢业业地做着枯燥而平凡的工作，正是爱岗敬业精神的体现，应该大加褒扬。孟子说：“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生活中的见闻若不思考，就不会有什么收获，思的越深悟的就越深。发现生活、思考生活，会让学生们的独特灵性和悟性提升，完成对生活的独特体验。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培养学生发现生活、思考生活的体验能力，这无疑对我们走出泥淖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作文教学中，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体验生活。可以引导学生体验个人成长的快乐与烦恼，家庭生活的幸福与不幸，学校生活的浪漫与刻板，社会生活的进步与落后，现代科技的积极与消极；可以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时间长度上去体验，也可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去体验；可以引导学生体验真善美的可贵，也可体验假丑恶的可恶；可以引导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体验，也可在创设情境中体验。王安石说：“古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王国维也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一句话，学生对生活体验的多少、深浅决定他们的写作材料是丰富多彩还是贫乏单调。
二、净化情感
中学生处于人生的关键期，每天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照例，他们内心深处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喜悦与愤怒、敬爱与憎恨等各种情感会自然而然地流露笔端。然而，事实是学生作文中少有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多的是虚情假意的粗编滥造。有些考生为打动阅卷教师的铁石心肠，不惜采用置父母于死地陷自己于惨苦的苦肉计中，圣洁的亲情由考生玩于股掌之上，暴露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作文的问题了。究其原因，一是学生在影视文化的影响下，读图、读画、读影，趋之若鹜；一是学生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热衷于读流行、读通俗、读庸俗、读恶俗。生活在“生活”之中，对生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触而不感，对传统文化经典视如粪土，弃如敝屣，感受情感的能力贫乏，被削弱甚至呈畸形发展。
语文课程标准反复强调在阅读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思想情感的感受能力，其实，我们的语文教材就是一座丰富的情感宝库。在作文的教学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感受、挖掘文本中的情感元素，用在阅读中获得的经验来提高自身的感悟能力，这样情就会随感而发。读《边城》，感受亲情的美好；学《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感受友情的伟大；赏《罗密欧与朱丽叶》，感受爱情的神圣……王维孟浩然对山水田园的热爱；杜甫陆游为国为民的忧患；屈原的高洁；陶渊明的淡泊……毋庸置疑，教材中的优秀之作无一不是作者内心独特情感的宣泄，更是净化学生的情感世界，提高学生感悟能力的有效载体。学生感受到了文本中的情感，也就是获得了感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感的能力。当净化后而充实的情感成为学生作文的内驱力时，对学生来说作文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种倾吐激荡情感的需要，成为一种乐事。由之，学生就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豪情，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愉悦，有“泪眼间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感伤。
三、关注人文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而作文是学生内在精神和独特个性差异的文字外化显现。它折射出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个性特征，“文学即人学”“文品即人品”。但大多数学生作文中主体思想的缺失由来已久，一方面是由于应试教育搞得学生晕头转向，他们紧闭心扉，把自己变得波澜不惊、静如止水。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模式化训练，消蚀了学生的思想，个性缺失、思想复制、游戏话语。所以，学生在作文中就只能满足于材料的罗列，或人云亦云。这种情况在学生作文中我们见得不少。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学生作文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击中了当前作文教学的软肋。十多年的教坛耕耘，让我越来越体会到语文是一门有着丰富人文思想的学科，语文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历史的文化的智慧，展示高尚的情操，让其领悟人生的哲理，受到高雅的审美情趣的熏陶，即人文精神的陶冶。学生所缺失的人文思想是可以在平时的语文学习中习得，我们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探究作品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提高修养，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的目的。语文教材中有大量文章丰富学生的人文思想：慷慨悲壮的易水、流觞曲水的兰亭，桥边野草、人面桃花、姑苏乌啼，山中鸟鸣……这是作者为我们创造的第二自然。这广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它丰富的思想内涵调节了学生的精神生活，让他们的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在作文教学中重视对学生人文思想的培养，我们的作文教学也会变得更为精彩，学生的思想变得更丰富，心灵更务实，目光更敏锐。勾践卧薪尝胆、陶潜不折腰、李煜江水愁、曹翁辛酸泪、鲁迅民族魂……那永远安慰和滋润人灵魂的，是历久弥新，它们都能让学生走向思想的丰盈和成熟。当我们的学生成为会思考的芦苇、会思考的浪花、会思考的红日，我们的作文教学也就成功了。
总之，我们不是不要写作技巧的指导，只是，当作文教学只重视技巧指导而进行模式化训练的时候，它就寿终正寝了。若把作文教学实践喻为一只雄鹰，生活仿佛是躯体，情感好像其双翅，人文如同其脑袋，技巧只不过是其双爪。现实是，雄鹰需要飞翔，不需要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