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精选十篇）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篇1

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 (也称生产条件) 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 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过去讲生产要素, 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方面;现在讲生产要素, 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之外, 还有技术专利、企业家才能等。

1、“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要确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研究。

从“质”的方面来讲, 分配关系总是人与人的关系, 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按生产要素分配”, 是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 是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要素, 在生产过程结束时, 就要求从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分得与自己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相适应的一部分生产成果。所以, 从性质来说, 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 准确地说, 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 即按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 劳动力所有权、专利技术所有权等进行分配。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本质的规定, 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义。

从“量”的方面来看, 每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 究竟是按照它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还是按照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进行分配?在一般情况下, 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分配, 是统一的。例如, 土地这种生产要素, 它的数量越多, 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它的质量越高, 即土壤越肥沃, 位置越优越, 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

2、“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

生产要素是重要的, 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 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 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 把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 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 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 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 便形成了所有权。

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 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 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 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 也不让你使用。一般说来, 任何一种生产过程, 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 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 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

二、按劳分配的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按劳分配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另一种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按劳分配。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 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再以资本的、土地的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 每一个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 除了自己的劳动, 谁也不能向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 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现在个人分配中的, 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以, 生产的成果, 在社会进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 按照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但是, 这种按劳分配的“马克思条件”, 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实现过, 只是存在于理论的逻辑推理中。

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按劳分配是不同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另外一种按劳分配。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马克思条件”的主要差别, 在于远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 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 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者, 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 得以实现。这样, 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周围, 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利权的所有者, 等等, 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 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

三、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在明确了上述几点之后, 我们再来分析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里, 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依然是存在的, 因为在全部生产要素当中, 除了劳动力之外, 已经没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为个人的所有物, 能够为个人所占有的, 只有自身的劳动力, 只剩下按劳分配这一个方面在个人收入中发挥作用。这时, 按生产要素分配, 便直接地表现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没有达到“马克思条件”, 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 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所有者周围, 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所有权的所有者等等, 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 得以实现。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 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在这里, 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相比, 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劳动力, 是诸多的生产要素之一, 劳动力的所有权, 是诸多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之一。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中的按劳分配, 也同样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之一, 它构成了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方面, 一项内容。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篇2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逐渐扩大。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通过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对解释和分析我国教育不平衡及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收入分配不平等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 & 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 & 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2.2 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公平，如果社会公平被破坏，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就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无论教育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一般包括三层意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即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各种先决条件的平等；过程公平，即人们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都应遵循相同的原则和公正的原则，任何人不得例外；结果公平，由于地域、财产、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完全均等，这就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异。在这里具体表现为：

3.1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在其提供子女入学水平的方面，取决于其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而且受认识平的限制，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来收益率一样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现行成本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要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间接成本，即其子女不去受教育而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也要高得多。鉴于以上两个原因，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若再考虑到低收入家庭较之高收入家庭在信息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劣势，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教育收益率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其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将会更低。

3.2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对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这种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的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此外，高收入家庭有能力选择经济发达的公共设施齐全的地区定居，这些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其表现为学校的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将会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3.3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获得比低收入家庭子女更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受益部分也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子女要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高的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有继续深造的能力，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竞争中也较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优势，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关系，他们会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及高薪的机会。

4 政策建议

由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此外，我国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在这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反而会扩大。

鉴于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联，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证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由于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因此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2）改革教育补贴方式。现阶段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而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其投入依靠县乡财政，实际上最后的担子还是落到了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少，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获得的好处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改革教育补贴和收费制度，既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3）现阶段不宜快速的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现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此时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跨过临界点之后，那时再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就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道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2］@陈广汉.增长与分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3］@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10).

［4］@于德弘、陆根书.论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6）.

试论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篇3

一、效率与公平的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由于理解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和阐述就有差异。

泰勒认为经济效率是指在社会资源和技术条件一定的前提下，社会能够实现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产出最大化。西方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经济学家帕雷托提出的最优化标准。他认为，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它可行的配置，在至少有一人受益的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损，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最有效率的。中国海派经济学创始人程恩富认为：“经济学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如上面几种定义中所体现的，人们提到经济效率，往往想到的是企业、公司等的微观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追求“生产性的效率”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就只追求这种“生产性的效率”，而应该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率，应该包括多重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性的肯定效应，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的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比例的高生产率，而且要体现包括市场分配、政府调控在内的社会公平分配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合理的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等综合指标。

公平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的分配的合理化。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总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分配公平不等于平等分配。

目前，我国学术界看公平，主要从三个角度：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詹姆斯·M·布坎南曾指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每个人在进入每一次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方面(指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引者注)与其他人都平等。”起点平等只能是理论的抽象。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把起点平等分为先天的平等和后天的起点平等，他承认先天的起点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平等就是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不满的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机会公平貌似公平，但若起点不平等，机会平等也不是公平。可见机会平等是否公平，关键还是看起点是否平等。再说结果平等，从基尼系数几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65，已经突破了0.4的警戒线，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范围。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基于劳动差别和贡献差别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呢?所以说，关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思路只能是理论的抽象，构建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转变思路，设计绝对的公平不可能，那我们就着力于从制度、体制、政策等方面来消除不公平，让尽可能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果。

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是否应该淡出

近年来，在这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论争中国内有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改变，概括起来，理由有三：(1)认为只有重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2)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效率属于生产问题，公平属于分配问题，生产决定分配，强调效率优先就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强调效率；(3)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不可避免，从而认为坚持效率优先仍然必要。

笔者认为以上几条理由都难以成立，将——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不把蛋糕做大，何来公平分配”的认识，笔者认为它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联系，也无充分的实际例证，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也许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蛋糕做大了，可能会公平分配，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并不必然存在这种关系。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蛋糕是做大了，而恰恰这时，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其实一个社会公平与否，从根本上来讲，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效率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一个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两种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谁更公平，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分配公平与否，直接由分配制度所决定，与政府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相关。当然，我这里只是反对在蛋糕做大与公平分配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反对把蛋糕做大，反对提高效率，效率之于公平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下更好的实现公平分配提供物质基础。

其次，认为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违背了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道理，是放弃发展生产是要重视效率的原则。这是一种误解。为了更快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动广大劳动者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就需要完善分配制度，更加重视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应当明确的是：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有提法，并不是要放弃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中重视效率的原则。生产决定分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分配也会影响生产。分配不仅仅是被动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分配是否公平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不能用重视生产效率就把分配公平摆在“兼顾”的地位。因此，生产决定分配作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依据也不能成立。

最后，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经济假说来论证“效率优先”的必要性。库兹涅茨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研究人均财富的差异(即平等或公平)与人均财富的增长(即发展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时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国内主流经济学据此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倒U型”理论进一步证明了坚持效率优先的必要性。事实上“倒U型假说”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规律，人们可以举出大量例证证明这一假说的非真实性。如亚洲的“四小龙”工业化初期的经济腾飞期间，收入不平等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浅析 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倒U曲线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分配, 一方面, 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水平也决定着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水平, 同时收入分配又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

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指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储蓄和积累在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集中, 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 即农村与城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随着收入差距扩大, 还会出现一些抑制因素, 使收入分配不平衡趋势逐步缓和。1.法律和行政干预。随着人们对社会收入分配关注的加强, 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也会增强, 由此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产生压力, 政府就会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缓和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趋势。这些干预措施使储蓄和积累集中的倾向受到抑制。2.人口变动因素。高收入阶层的人口增长率存在下降趋势, 但高收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 于是一些来自中等收入甚至较低收入阶层的人进入高收入阶层, 以维持其固定的比例。这样, 导致高收入阶层整体收入水平下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 持有这些新兴产业资产的人, 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快于那些旧产业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在总资产收入中来自新产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与此相对应, 旧产业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减少的。在动态经济社会中, 由于存在着上述因素, 形成抑制社会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机制。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先扩大后缓和呈倒“U”型轨迹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 并不是一个始终不变的趋势, 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 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 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 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 它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以追求平均主义为目标的分配制度, 逐步转变为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现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出版社。

三、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45.2亿元增长为2005年的183084.8亿元, 经济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 总体趋势呈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一) 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于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 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规模、供给能力等都比较低, 整个经济处于短缺状态, 这就决定了在启动经济时, 不一定要求全部人口的消费需求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不仅容易实现, 而且足以拉动尚未扩大的经济规模的增长。

(二) 经济发展中后期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

20世纪末,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逆转, 即继续的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从微观上来说, 过去的收入差距相对于改革前的平均主义起到了一种激励作用。但是, 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会导致不同收入层之间缺乏流动, 进而使得激励作用受到消解。进入20世纪的最后几年, 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许多人面对收入差距表现为极度的无奈, 工作态度转向消极。从宏观上来看, 过去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 完全可以依靠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消费示范拉动而增长, 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 这种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借助更多富裕的人消费拉动, 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阻碍着这样一个群体形成。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内容,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 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消费品结构在整体上发挥了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 但当消费品结构越来越以高级消费品为主时, 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会限制这种消费品结构转化为消费需求的规模。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 而收入差距在这个阶段有利于储蓄规模的扩大, 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 投资需求才改变了对储蓄规模的依赖而变为受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 会影响最终需求的扩大, 这使得投资者预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结果大量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 从而减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收入分配状况不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结果的反映, 更是影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起来就是,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 在一定阶段上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在另外的发展阶段上则表现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以20世纪最后几年为界,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前后两个时期,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前后逆转, 对它们的关系进行描述, 可以概括为一个近似的倒U曲线。

参考文献

[1]刘生龙.收入不平等及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D].武汉大学, 2005.

[2]丁任重, 陈志舟, 顾文军.“倒U型假说”与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J].经济学家, 2003 (6) .

[3]周文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经济科学, 2002 (1) .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趋势与对策[N].人民日报, 2002 (9) .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篇5

（1）什么是效率和公平？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公平是一个超历史的绝对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实，“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是一个法律用语，在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内涵；在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不同经济地位的当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观念和标准。离开生产方式的性质谈论社会公平，离开生产谈论分配，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社会公平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所谓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所实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社会资源的配置已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一种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收入增加而不使另一个人的收入减少。换句话说，社会已经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存在任何浪费资源的现象，以致每个劳动者都实现了经济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效率。

（2）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的含义。

洛伦兹曲线就是把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的曲线。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如下图），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3）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过大危及经济安全，加剧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扩大，已进入“黄灯”区。

2、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超出公认的合理范围。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看，显著影响我国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导致的。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

（四）制度缺陷及政策不到位因素的影响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4）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分配制度改革本质上就是利益的调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分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仍然需要依靠改革来解决。

1、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

2、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3、规范分配秩序，实行统一的收入税制和收入申报制度，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分配。

4、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采取收入转移方式为其提供收入支持；对于高收入阶层，采取累进所得税制度来调节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取缔非法收入。

5、建立健全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4）、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思路。

答：本小组同学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本质上就是利益的调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分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仍然需要依靠改革来解决。

1、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

2、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3、规范分配秩序，实行统一的收入税制和收入申报制度，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分配。

4、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采取收入转移方式为其提供收入支持；对于高收入阶层，采取累进所得税制度来调节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取缔非法收入。

5、建立健全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5）、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篇6

关键词：劳动与资本 收入分配 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042-02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①（p632）因而，它既集中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收入分配的原则和方式，任何力求从完善生产关系角度去求解社会公平分配的努力，特别是要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都必须高度重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状态，努力在促进劳资关系协调和谐的基础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从以人为本的公平本质出发，深刻认识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基础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需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生产要素都具有商品性质，具有商品性质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就要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没有收入和回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不会积极主动进行生产投入。显然，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需要全面体现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知识产权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和价值，这样才能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与公有制紧密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受按劳分配原则制约的。按劳分配作为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上的体现，是保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现公平的基础。一方面，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做到了直接结合，人们由此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个人凭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关系，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对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最大进步、最大公平，必须在全局上、制度上始终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从商品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看，劳动是社会生产中能动的决定性要素，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而资本等生产要素虽然也是社会生产和价值形成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其对生产的贡献与劳动的决定性贡献是不能相并论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学说，在现实中切实摆正劳动要素与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坚持劳动主导、劳资协调，正确地贯彻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夯实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制度基础。

在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关系中坚持按劳分配、劳动主导，不仅是保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公平的基础所在，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之所在。劳动、劳动者应是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因而就应该是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更多收益者，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劳动者的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公平的实质所在。

二、正视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严重偏离劳动力价值的现状，是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使得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出现。为克服这一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一直把重点放在二次收入分配的政策调整上，先后进行的税制改革、企业改制、产权改革等，都力求集中国家财力资源，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逐步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通过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的力度也在加大。先后比较广泛地实施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消了农业税，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等等，这些政策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

一直以来，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强调效率，二次分配才注意公平。应该说二次分配的政策调整是有助于加强公平分配的。但问题又恰恰在于，仅仅靠二次分配是不足以有效解决分配不公的，甚至是基本上不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其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的大得多，涉及的面也广得多，如果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

更为重要的是，初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主要阶段，是资本的分配权与劳动的分配权进行博弈的直接阶段。这一阶段如果产生分配不公，不仅表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市场经济的原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原则发生了尖锐矛盾，而且为劳资纠纷趋于激化埋下了祸根，其结果将在使社会主义公平原则遭受严重破坏的同时，也将会使我国市场经济的效率提高难以为继。我们要深刻认识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不公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严重性。初次分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分配，现阶段我国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初次分配，是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私有经济等各类企业中分别进行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所以现阶段我国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尽管就其所有权来说不同于私人资本，但在经营使用权的层面上，特别是通过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形式，事实上造成了劳动和资本一定程度的分离，并以“合同劳动”等方式，使劳动具有了某种雇佣劳动的性质，从而也就使劳动与资本之间具有了更多的利益博弈矛盾。从对劳动者尤其是对简单劳动者和低技术劳动者的直接收入分配关系来说，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各类资本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劳动者无论在何种性质的企业劳动，工资都是由市场调节的，在市场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然是资本，而处于从属地位的自然是劳动，因而劳动者作为在与资本博弈中的弱势群体，其劳动报酬的工资——即劳动力价格的水平，也会被压低在劳动力的价值之下。比如，很多农民工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而且工时长，活很累，工资还经常被拖欠；有的“黑窑工”、“黑矿工”甚至在资本的威逼下不得不少睡觉，少休息，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在为资本创造利润。相应地，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及资本的所有者或资本经营者、资本代理人等，却处于强势地位。

当然，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这种现象，认识到“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②（p4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的生产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对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以及资本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等，应该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组织者，应当充分肯定资本及其人格化的所有者或代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切切不可忘记，我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框架下，所谓的资本主导者，大多并不是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他们的分配收入可以高一些，但决不能高得离谱，在初次分配中决不应获取更多的资本利润，不能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处于过分的失衡状态。即使是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也不能凭借资本的强势，把工人的工资压在劳动力的价值之下，因为，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形态，必须要反映和符合劳动力的价值，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起码的公平底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只有按劳动力的价值取得劳动的报酬，即工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在使用中所获得的劳动收入才是公平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工人的劳动报酬即工资收入，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受一定的市场供求情况影响，但总的来说，其高低水平必须符合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它包含劳动者本人和其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加上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培训费用以及全家人必要的文化娱乐费用等价值的总和。我们不能不看到还有相当数量的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和受雇于各类企业的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他们基本上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但他们并没有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获得劳动报酬，即未能按照马克思所分析那样，在一定社会文化道德环境下，所取得的劳动报酬既能养活自已，又能养家糊口，还能保证自己和整个家庭的教育娱乐费用等的开销。在我国现阶段不少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生活之所以贫困，首先就在于初次分配中其工资水平远低于其劳动力价值，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其微薄工资只能自已勉强糊口，家庭赡养、子女教育等——即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费用，在工资收入中很少甚至没有体现。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中由于这部分劳动者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价值，就使他们失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的底线。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程度，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存在，是违反商品等价交換法则的极不公平和极不道德的现象。总之，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高度，切实正视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离劳动力价值的现状，努力从源头上拓宽拓深改革发展的路子。

三、在协调劳资关系中加强劳动对资本的平等地位，不断增进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平等，是校正收入分配制度公平的社会基础，也是实现经济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劳动只有和资本有效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过程，才能创造现实的财富，劳动和资本才能分别获得各自的利益。必须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共生，努力在协调劳资关系中加强劳动对资本的平等地位，不断增进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首先，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的双重性质，切实善待劳动和劳动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具有自主性与雇佣性双重性质。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条件下的劳动，是劳动力与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是在为自己而进行自觉的生产劳动，是具有自主性质的劳动，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对社会提供的劳动而取得个人消费品，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和损害劳动者的这一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劳动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由于劳动资料，需要采取商品和资本的形式，因而劳动又不能不受资本的雇佣，因此，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坚持劳资双方作为生产要素的平等地位，在分配上既保证资本获得利润，又要保证劳动获得报酬，而且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报酬，做到善待资本更应善待劳动。

其次，要节制资本，坚决反对资本无道德的经济理念。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尽可能少地支付劳动成本。由此也就决定了资本所有者或资本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这是资本人格化的必然结果，并不一定是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的个人道德问题。相对于劳动力过剩而言，当前我国市场上资本仍比较短缺。这一状况使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在供求关系上产生了某种权利不平等，并由此导致资本主导劳动的优势地位。凭心而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屁股坐在资本一方而不是坐在劳动一方，甚至于与资本结盟，制定苛刻的地方劳动政策，其初衷往往也是为了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指标，但结果却助长了资本对劳动的压制。所以，当前有必要强调节制资本、遏制资本。当然，我们说节制资本，并不是指简单地缩小其数量，更不是说要控制它的发展，而是要遏制资本的无道德行为，并通过正确地引导资本的价值取向，实施必要的资本规制与监管，打击资本的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劳动和资本的有效结合，促进劳、资收益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再次，要稳步提高工资水平，切实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资直接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要针对部分劳动者工资偏低以及部分单位拖欠工资的问题，通过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等措施，严格执行国家、企业有关劳动工资制度，促进职工工资水平的稳步提高。要完善企业工会组织，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推进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通过劳动者的联合加强劳动与资本进行博弈的力量，进一步促进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最后，要改进政府的公共服务思维和方式，使社会公共服务更好地向劳动者倾斜。一般来说，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困难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远甚于资本主导者，或者说穷人较之富人往往更依赖于公共服务。因为富人可以用钱购买这种公共服务的替代服务，甚至是更好的服务，而穷人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却无力以钱购得。这些年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很大改进，但现有的公共服务显然仍没有对收入分配不公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仍有问题。公共服务的核心要求应是以公为本、以人为本，更多地面向困难群体。如果“以钱为本”，好搞“锦上添花”而淡漠“雪中送炭”，那么就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应当建立一个能够具体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有效调节分配不公，促进社会主义公平发展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单位：空军雷达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湖北武汉 430019）

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 篇7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述

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阶段之后, 之前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被隐藏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 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 将很可能会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 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甚至经济倒退的情况, 从而无法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由此可以看出, 中等收入陷阱属于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 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在各国经济发展当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只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才能实现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增长。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 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之后, 很多国家会面临两种情况, 一种是能够继续实现经济发展, 成功进入高等收入行列。另一种则是无法实现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增长, 从而在中等收入行列中徘徊不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为, 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 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社会稳定程度受到很大影响, 产业结构无法再进行优化和升级。同时, 城市化进程过快所引发的各类问题日益凸显, 过于依赖对外经济也使其很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一) 正相关

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 正相关的关系主要是在不平等的收入情况能够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体现出来的。在发展情况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不相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那么经济增长就反而越缓慢。而在发达地区, 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二) 负相关

在政治-经济机制之下, 如果政府将财政支出全部用在生产方面, 就能够发现, 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 还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收入平等的社会通常教育投资率、经济增长率较高, 而人口生育率较低。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 将会对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下降。

(三) 非线性

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当中, 经济体在由工业前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 在前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会伴有收入差异的扩大, 而后逐渐趋于稳定, 最后逐渐缩小。这就证明了, 在高收入国家中,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呈正相关的关系, 而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中, 呈负相关的关系。

三、中等收入阶段的收入分配情况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 收入分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一些已经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 其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25-0.37之间。其中, 全国20%的人口, 大约拥有了社会40%的财富。不过, 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 这些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比例大多有所下降, 而其它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有所增加, 提高了经济成果的分享程度。

例如在过去的日本, 人均GDP较低, 社会的贫富差距和财富拥有比例差距十分巨大。在随后的发展中, 财富开始逐渐偏向于高收入者, 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财富比例差距。而在一段时间之后, 低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也开始逐渐上涨, 而最高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却有所下降。随着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日本成功的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平衡和调整,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主要包含了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秩序。目前,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 在国民收入当中, 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偏低。而在收入分配差距当中, 又包括了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等方面。

(二) 科技创新难度增加

要想实现科技创新, 就要保证良好的人才培养和充足的技术投入, 而这两方面的内容, 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为了能够促进科技的快速发展, 实行了大量管理经验、人才、外资的引进, 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 这种利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 收入分配的社会矛盾增多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各类社会问题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交织在一起, 收入分配可能形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因此, 在这一阶段, 社会结构的变化较为明显, 容易激化各种矛盾。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各方面的经济问题也逐渐凸显, 给收入分配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例如房价和物价的上涨、社会、医疗、教育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

五、我国利用收入分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

(一) 深化各项改革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变。经过快速发展, 我国的收入水平已经步入中上等国家的行列。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我国在服务领域和商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已经达到目标。

同时, 在政府职能、收入分类、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行政体制、财税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国有化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当中, 对于这些方面的收入分配也逐渐趋于合理性。这样, 对于我国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大的保护作用。

(二) 扩大内需市场

近年来,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一直在注重拉动内需的发展, 国内的消费市场发展速度十分迅速, 国内市场的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些发展和变化, 对于降低对外经济的依赖性, 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优化产业结构

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之下, 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的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第一产业的比例逐渐下降, 第二产业比例保持稳定, 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升。各个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而在工业生产方面, 由于之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外部需求大大减少, 出口量大幅降低, 从而使我国不得不加快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对我国工业生产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十分良好的条件。

在服务业方面, 则表现为生产性需求的扩张, 新型服务消费的增长, 能够增加制造业技术投入, 从而起到发展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绩效薪酬与人力资源分配关系研究 篇8

关键词：绩效,薪酬,人力资源管理,分配

为了切实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提高经济效益, 企业必须规范管理行为, 使整体工作运行平稳有序, 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传统的绩效和薪酬管理体系已难以适应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我们应当建立新的模型对绩效及薪酬进行有效的控制, 使人力资源的作用最大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人力资源一直是企业竞争的优势重要的来源。企业能否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也越来越取决于员工能力的强弱。只有不断地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才能够在竞争中获得取胜的最大可能。但是要如何提高员工的能力, 如何强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每个企业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中绩效薪酬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调查发现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和企业绩效薪酬之间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传统的绩效和薪酬管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需要。所以企业应该建立新的管理模式对绩效薪酬进行有效控制, 使得人力资源的作用最大化。而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中与绩效薪酬密切联系着、相互作用着、构成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

一、薪酬管理与绩效考核的相互关系

人力资源管理当中, 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是非常紧密的两个话题, 这两者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整体。因而对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的管理是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被真正调动的重要因素。其中, 绩效考核直接涉及薪酬分配的效能, 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难点, 而薪酬分配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成败, 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位员工最为关心的环节与话题。

二、绩效考核结果对薪酬管理的影响

1. 绩效和薪酬相关联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保证是绩效, 绩效的高低决定一个企业效益的高低。从员工的角度来讲, 绩效是员工获得自己拥有报酬最直观的评判因素。因而绩效与薪酬挂钩即绩效薪酬模式, 目前被广泛应用, 并已得到人力资源管理业界的普遍认同。但绩效薪酬能否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才是我们目前最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制定好有效的绩效指标, 和薪酬制度, 并且通过对人力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认真培训, 使其能够正确的认识和应用这些标准和制度, 才能真正发挥绩效薪酬管理的作用。

2. 员工绩效与个人职业发展相结合

通过员工绩效与个人职业发展相结合, 强化了员工对企业价值取向的认同, 将员工的理想和企业的目标联系到一起。使个人职业生涯得到有序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员工绩效可以实现价值分配的激励功能, 促使员工个人的职业生涯得以更快的发展, 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组织的发展。最终获得企业与员工双赢的局面。

三、设计合理的绩效指标和薪酬管理制度

1. 建立合适的薪酬管理体系

企业的基本分配是直接由薪酬管理的好坏来决定的, 而关系到企业深层次的经济分配则是由绩效考核管理来决定的。从实质上来说, 绩效考核管理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管理过程。它属于一个系统的管理工程, 并决定了企业的成败。我们只有懂得绩效考核的实质, 并真正把管理落实到实处, 用心去做, 才能把绩效考核管理做好, 才能做到绩效考核管理的深入推行。然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实行好薪酬管理。结论无非就是建设具有竞争性与公平性的薪酬管理体系, 而其当务之急就在于建立的薪酬管理体系对内具有公平力、对外具有竞争性。

2. 客观公正的绩效考核标准必须有效的执行

我们都明白, 人才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推广绩效考核管理。用它来达到推动薪酬管理的变革以及让它变得更加的完善。这已经是一个当务之急的工作任务。作为企业的一项管理创新工作。怎样才能完善和变革薪酬管理, 怎样才能使薪酬管理发挥更好的激励作用, 我想根本在于制定并且实施公正的绩效考核标准。因为绩效考核的标准是作为员工奖惩与晋升、以及发放薪资的根本依据之一。然后只有当绩效考核做到公正客观、一视同仁, 处在不同工作岗位的人员才能深刻体会到企业的公正公平。这样的薪酬体系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出对员工应有的激励作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 有效的执行客观公正的绩效考核标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3. 绩效考核管理与薪酬管理相互关联

在绩效考核管理与薪酬管理过程中, 我们一般会碰到如下的问题。薪酬系统中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出考核结果, 在设置薪酬系统的过程中, 通常会为了可实践性而使其失去合理性。当然, 薪酬的不合理性会造成一定的负面作用。比如, 会提高公司的离职率、员工的稳定性比较差、人员流动比较大、考核不透明、不公正, 使得员工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在职业发展中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机会。没有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 没有好的晋升空间。

四、绩效薪酬的意义

1. 绩效薪酬的局限性

据我们所知, 传统意义上的的劳动契约存关系存在着较大的漏洞。企业根据劳动者的能力、经验, 支付报酬, 并希望通过支付的薪酬获取有价值的能力输出。但劳动者自身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并不能让企业准确得知, 也就是只是单方面的控制能力。到底劳动者有没有努力工作, 努力到什么程度, 企业都无法知晓从而而处在劣势地位。绩效薪酬管理制度的出现恰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它可以根据企业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支付薪酬, 让企业建立起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的连接纽带的关系, 确保了两者之间的统一性。也因为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降低员工偷懒怠工消极工作态度的几率。

2. 绩效薪酬的导向性

绩效薪酬管理制度包括一整套的绩效考核指标。一般理想状态下, 这些指标是条理清晰, 内容具体而又比较容易得出的。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这种制度跟企业的战略直接相关, 集中代表了被企业认同的重视的工作行为和产出业绩。所以能够直接把员工的努力聚集于此。这样就可以避免员工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却依然没有办法实现为企业增值, 也同时预防了脱离企业战略主线的个人主义行为的出现。

3. 绩效薪酬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

员工的绩效在得到公正公平的报酬和评价的同时, 其公平感和成就感会得到满足。这可以强化员工工作的动力和工作的努力劲头, 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所以说设计合理的绩效薪酬制度, 在薪酬制度上在激励员工的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4. 绩效薪酬能够节约企业的成本

在本质上来说绩效薪酬就是一种浮动的薪酬支付方式, 企业的成本开支会因个人、团体和组织的绩效的不同而不同,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绩效薪酬制度缓解了企业在薪酬固定成本上的成本压力, 能够确保根据自身状况灵活调整绩效薪酬支付。也就是说,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地节约了企业管理监督的成本。

五、企业的绩效薪酬与人力资源分配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绩效薪酬在企业经营结果中的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薪酬管理对企业的绩效具有很大的作用, 这也让绩效薪酬有别于传统的管理模式。近年来, 很多的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来探索企业人力资源与绩效薪酬的关系。以智力资本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额显著特征, 已经是当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展力。所以应该在根本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使用绩效薪酬管理办法。但与大工业生产时代比, 员工工作的过程中的心智活动是对体力劳动的更高层次上的替代。团体协作的工作模式, 也使员工的行为和员工的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起来。这同时说明了人力资源的管理作用方式在技术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为了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抗风险能力, 必须要规范企业的管理流程, 使企业整体工作平稳运行。在绩效薪酬中薪酬分配的效能, 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关键因素, 也使企业员工非常关心的尤为敏感的环节。高效可行的的人力资源管理分配要服务于大企业的长期的战略规划目标和远大的前景, 对员工及企业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激励和挑战作用是通过绩效薪酬管理传达企业绩效的预期目标的信息是绩效薪酬的基本原则。可以通过刺激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来达到这个目的。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分配的效率和作用。

六、结束语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篇9

对于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在中外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随着上述理论的成熟, 研究者把焦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了经济繁荣的其他方面, 如研究金融深化与分配的公平性的相关关系。尽管我国农村金融建设逐步展开,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稳定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深化的进度在各地区也各有同。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落后于全国金融深化水平近10年, 落后于世界金融深化平均水平近30年。Greenwood和Jovanovich (1990) 预测出基于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而引起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公平的倒U型相关关系。收入的不公平首先上升, 随着金融发展的深入且更多的人可以获得相关资金融资, 收入的不公平性下降并最终趋于稳定。[1]然而, Banerjee和Newman (1993) 的研究发现:由于高收益率技术投资不可分割, 金融市场失灵将使得最初的财富分配效果长期存在;金融深化与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着负相关关系。[2]而George Clarke (2003) 等人则运用91个国家的相关面板数据构建模型, 同样论证了金融深化与收入分配不公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此外, 还论证了在金融发展相同的条件下, 较大的现代部门会伴随着基尼系数较小的下降。[3]Thorsten beck和Ross Levine (2004) 等人也利用跨国家的面板数据回归计量模型表明:金融深化不仅促进整体的经济发展, 同时, 对底层收入群体也是有利的, 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公平分配。[4]

笔 者借鉴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方法, 重点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在Thorsten Beck和Ross Levine (2004) 、George Clarke (2003) 等的相关研究中都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指标, 因此, 笔者在此选取农村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Gold Smith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 明确提出了运用金融资产相关率 (FIR) 来评价金融深 化的程度。其计算公式包括两个因素:一定时期的金融活动总量 (FT) 和经济活动总量 (WT) , 计算公式为FIR=FT/WT, 简易计算公式为一国 (地区) 的全部金融资产与同期GDP的比值。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笔者选用农村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指标。同时, 取对数进行模型估计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 在数据分析中, 可以有效解决OLS估计的异方差问题;其次, 通过取对数, 模型变成了不同弹性之间的比较, 可以有效地剔除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量纲单位, 便于数据的比较。

三、实证分析

模型设计中定义农村基尼系数为agini, 定义农村金融相关率为FIR。笔者选取1978～2002年全国农村的相关数据, 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进行以下实证计量模型分析:

1.考虑到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特征, 经检验两者不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 使用经典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即不考虑虚假回归问题。对于农村基尼系数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对数运用, OLS得到下列结果:

Ln (agini) =-2.312384+0.247982ln (fir)

(-25.53364) (12.12593)

R-squared=0.864736 DW=1.309561

由于模型的拟合优度不佳且自相关检验不通过, 分析相关散点图, 同时通过邹志庄间断点检验分析, 找出1985年为间断点。对于模型加入虚拟变量d1 (1985年以前取0, 1985～2002取1) 回归结果如下:

Ln (agini) = -1.924+ 0.131129ln (fir)

(-25.56608) (6.4862)

+0.184826d1

(7.0516)

R-squared=0.9585 DW=1.7670

由于拟合优度提高, 同时DW检验通过。该模型使拟合优度显著提高, 并解决了自相关问题。模型结果也说明农村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即在1978～2002年, 随着农村金融的深化, 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增加了。

2.倒“U”型假说分析 (the inverted u-shaped hypothesis)

Kuznets在1955年首先提出随着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不公平性首先上升, 随后下降, 两个变量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 不少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部门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问题。基于Kuznets的假设, Greenwood和Jovanovich (1990) 研究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倒U 型理论。该研究指出, 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一些高收益、高风险投资项目需要分散风险, 而投资者只有通过加入金融中介联盟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而加入这种组织的固定成本 (如会费) 较高, 这就导致了部分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外。同时, 也导致了组织内和组织外收入差距的拉大。考虑到入会成本固定, 最终所有的参与者 (包括弱势群体) 都能加入进来, 会呈现出收入分配公平性曲线反向变动。即随着金融深化的发展, 收入不公平线先上升后下降, 最终趋于稳定。

笔者认为, 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也应该体现倒U型关系。而模型分析得出的金融发展 (FIR) 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基尼系数) 则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即从1978～2002年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的加深, 农村分配的基尼系数反而增加了。这正印证了我国金融深化应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

从金融层面理解收入分配问题, 出现基尼系数扩大的原因主要应该是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这表现在我国农村中下层收入水平群体融资能力受限, 不能及时得到信贷资金支持。而这又决定于深层次的政府政策管理层面的内容分析:即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博弈。世界银行金融部门运营和政策部的Patrick Honohan (2004) 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 研究金融深化要从规模、法律环境、政府调节等多元维度去分析。[6]其研究金融基础设施投入和经济产出的模型如下所示:

Y (growth, stability, distribution) =f (bank depth, legal, regulation)

目前,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程度不断加深, 收入分配的差距也逐渐加大。这就需要从政府的政策层面去分析原因:即政府对于农村小额信贷 (这是对中下层收入者最有力地融资工具) 的利率上限管制。

四、结论性评价与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性低利率农村贷款缺乏为目标客户群体进行长期金融服务的持续性保证, 最终加剧了农村内部的不平等。为了弥补由于商业贷款人不愿进入农村市场 (高成本, 高风险) 的空白, 政府设定了专门的农村信贷机构。将利率进行低水平上限, 同时政府补贴以弥补成本。而由政府给予补贴的贷款机制是建立在一个非持续性发展的低利率水平上, 这就被称为福利主义小额信贷。然而, 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都表明这种机制对于有效的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是不利的。首先, 会导致寻租行为, 同时, 贷款资源为农村的强势群体取得, 而农村弱势群体却被排除在外。其次, 由于低利率使得农村银行无法通过数额小的贷款来弥补高成本, 因此偏好于强势的大额借款人。第三, 规定利率上限也使得正规和半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很难覆盖其成本, 最终被挤出市场, 剩下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果是多数的补贴贷款被少数的农村群体占有, 加重了农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第四, 利率上限还可能降低信贷成本的透明度。因为贷款机构会在其服务中收取各种复杂的费用以弥补减少的收益。而这些复杂的费用对于普通农户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使得普通农户缺乏对于信贷产品价格的判断。

综上所述, 我国农村信贷市场还处于很强的政府直接干预层面上, 其结果是金融信贷资源被不合理的分配了, 与政府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政策目标相悖。农村金融的传统观点是设想政府可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倾向于进行直接干预 (此观点源于20世纪50年代, 凯恩斯经济思想鼓舞了对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干预) 。而这种指导性贷款侧重于农业生产即期增长的短期效应, 忽视了更大范围的持续性地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长期方法。可见, 传统的政府干预措施没有能够迅速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 干预反而增加了农村贫困差距 (表现在农村基尼系数的增加, 同时在倒U型曲线的左方运行) 。

笔者认为, 我国的农村金融信贷应该从福利主义信贷机制向制度主义信贷机制转型, 即更多地关注商业运营的可持续性, 并不断扩大业务覆盖率, 以此来为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小额信贷。改革建议如下:

1.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政策环境, 通过鼓励创新、竞争, 并运用适当的法律和借款人保护规定提高业务的公开透明度, 以达到扩大金融业务辐射范围的目的。事实证明, 市场化能够改善信贷的分配效率同时能够保证农村正式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7]

2.逐步放松对于农村小额信贷的利率管制

逐步放松利率管制, 可以扩大农村金融业务的辐射范围 (使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得到融资) 。世界银行通过对比农村小额信贷在23个有利率上限的国家和7个没有利率上限的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后发现, 后者的占有率更高。前者平均为4.6%, 后者平均达到20.2%。是前者的4倍多。[8]为了保持农村金融机构的持续性发展, 小额信贷利率应制定覆盖其高成本的较高利率。贫困人口普遍认为, 能够持续的获得信贷服务比为获得信贷服务而支付较高成本更为重要。[9]不仅如此, 资金缺乏的农户 (特别是商业参与者) , 其资本边际收益要远远大于资金充足者。据印度、肯尼亚和菲律宾等国的研究发现, 小额贷款的年度投资回报率在117%至847%。[10]且小额信贷并没有因为其高成本而将贫困顾客排除在其服务范围之外。MIX (小额信贷信息交流中心) 的数据表明, 正因为其能收取反映真实成本的利率, 主要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将其服务范围延伸至贫困人群。

3.政府补贴逐渐退出农村金融领域

农村小额信贷的目标群体是涵盖中低收入群体, 但并不表示农村小额信贷可以彻底解决农村赤贫人群, 这些人群还是需要政府的补贴。原因是缓解贫困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具有巨大的外部经济性, 那么, 试图用完全市场的方法解决赤贫人群的脱贫问题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 因此, 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带有政策性的指导性低息补贴贷款的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浪费, 即指向贫困人口的资源补贴被强势群体重新配置了。考虑到我国财政对于农村的社会救济支出部分基数较小且增长缓慢的现实, 政府应改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 将资源直接配置到贫困群体, 并引导其脱贫。

4.逐步将小额信贷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在农村小额信贷领域降低利率的最有力的机制是竞争。通过竞争, 金融机构可以提高效率, 同时降低小额信贷行业的贷款回报率。MIX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在几个典型国家没有利率限制的竞争市场中, 小额信贷利息率由1997年的57%下降到2002年的31%;经营效率同期改进, 非金融成本占平均贷款余额的比率也从38%降至24%。因此,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而言, 应该鼓励和引导正规金融机构 (如农信社、邮储银行等) 之间以及其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竞争, 不断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 使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从中受益。

参考文献

[1]Greenwood Jeremy and Boyan Jovanovich.Financial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2]Banerjee, Abihijit V.and Andrew Newman.Occupation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3]George Clarke Heng-Fu Zou.Financial and IncomeInequality: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Z].World BankPolicy Working Paper (2984) , March 2003.

[4]Thorsten Beck, Ross Levine.Financial Inequality andPoverty:Cross-Country Evidence[Z].World Bank PolicyWorking Paper (3238) , June 2004.

[5]R.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0.

[6]Patrick Honohan.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and Poverty:How Close Are the Links?[Z].World BankPolicy Working Paper (3203) , February 2004.

[7]李子奈.对农村进行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J].改革, 2006, (03) .

[8]世界银行扶贫小组.利率上限与小额信贷[J].世界银行扶贫小组特刊, 2004, (09) .

[9]世界银行扶贫小组.Making sense of microcreditinterest rate[J].世界银行扶贫小组特刊, 2003, (01) .

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 篇10

马克思说:“发挥作用的劳动力, 即活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1]在任何社会形态下, 生产过程总是活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的过程。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凝结在新产品中的活劳动, 除了再生产劳动力价值以外, 还创造剩余价值, 使资本增值。因此, 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甚至价值增值的唯一源泉, 即只有抽象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 才能够创造价值, 其他任何物化劳动 (如机器、土地和资本等) 都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

价值分配是指价值在个人、企业、社会及自然之间进行分配的原则, 主要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两种方式。按劳分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 其内容和要求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社会按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社会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按要素分配就是指按资本、土地、劳动力、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 给所有者作出的贡献以应有的回报, 这也是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实际上, 按劳分配也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 只是由于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特殊作用, 才把它单独列为一种分配方式。马克思认为, 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 它没有归劳动者所有, 而是资本家以社会的名义占为己有了, 这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2]在探讨收入分配合理性的理论依据时, 应该分析收入的各组成部分是由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创造出来的, 除了扣除社会必须占有的收入外, 剩余的就应该按照谁创造的收入归谁所有的原则进行分配。社会占有部分收入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 鼓励和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二、解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关系问题必要性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 但它与其他一切市场经济一样, 同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更多的生产要素参与劳动。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里, 一切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生产, 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回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分配原则。这一现象存在体现了价值创造一元性和价值分配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因此, 合理分配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 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就需要我们弄清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三、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关系问题的不同观点

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关系问题上, 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见解。其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3]如有的学者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用以论证按劳分配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理论根据之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时, 所依据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劳动价值论。这说明, 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同其劳动价值论无关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其二, 马克思的按劳动分配理论是不存在商品经济计划型的实物分配, 因而同劳动价值论无关。而实践中的中国社会主义, 是在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 这时的按劳分配同劳动价值论有直接关系, 企业的分配都与价值的创造和交换密切相关。其三, 有的学者认为, 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只是揭示价值的源泉, 而价值分配制度受劳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支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统一论,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 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应该是分配的主体, 只讲价值创造, 不讲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进行分配, 就不能使劳动者的需要得到满足, 实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四、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关于财富论和价值论内容中提出,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两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不同概念。价值创造与分配存在内在联系, 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 只有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 才能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 以及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再分配。按照劳动价值论, 分配对象是指由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其他物化劳动仅仅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物质条件。所以, 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基础。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实际过程又是彼此分离的, 分配过程因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发生变形, 在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中表现出自身的特点。[4]在马克思看来, 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中没有任何一个使用价值原子, 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 (劳动除外) 。可见, 马克思的价值论与财富论是两个不能混同的范畴, 不能将创造生产力的要素或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要素加进价值论。因此, 即使坚持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理论, 也不影响同时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

总之,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是结合在一起的, 创造价值的劳动应当参与价值分配;区别在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 价值创造最终说明的是价值的决定问题。

五、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对立统一关系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与生产力高速发展, 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从2000年开始,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 目前基尼系数约在0.5左右。严峻的现实说明:价值创造有时候与我国价值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对立的。也就是说, 生产要素越多参与到价值分配当中, 价值分配就与我国的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相背离。所以, 我国一定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兼顾效率与公平,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能忽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作用, 不能一味打压资本性收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要求分配形式与其相适应,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降低生产要素的固定收入, 提高在收益分配中所占的份额, 使生产要素有效合理地流动, 促进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 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二是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胆创新。对于新发明、新技术等认定为专利或已经转化为产品的, 可以用技术入股或高额奖金进行奖励。三是采用科技成果入股、职务成果作价入股等方法使生产要素在收益分配中占有份额, 提高生产要素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不泄露国家和单位秘密、不损害本单位利益的前提下, 经本单位同意, 可以兼职办科技型企业, 或在其他单位兼职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研制、科技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工作, 并获取相应的报酬。人员的非职务科技成果, 其依法转让、转化、入股所获收益归个人所有。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指导、合理化建议等服务, 单位可从所获得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分配给参与咨询、服务的科技人员。五是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 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 增强稳定性, 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 从而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并使之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33.

[2]李松龄, 李娜.价格、价值与收入分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6) :98.

[3]卫兴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问题不同见解的评析[J].税务与经济, 2003, (2)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