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词典

2024-08-10

双语词典（精选十篇）

双语词典篇1

关键词：双语词典,文化全球化,权力差异,文化身份

一、引言

词典不仅仅是语言学著作, 从广义上讲, 词典还是一种文化研究的产品, 词典忠实地储存与反映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双语词典涉及两种语言, 也就涉及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从文化的角度而言, 双语词典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仅承担着引进外语文化的任务 (目的语—源语内向型双语词典) , 同时还肩负着向外介绍本土文化的重任 (源语—目的语外向型双语词典) 。鉴于此, 本文试将双语词典纳入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的视阈, 将视角投向双语词典文本以外, 追问特定的文化语境在词典文本里词目、例证以及译义方法的选择上所发生的制约作用, 以期发现双语词典文本中体现出的权力差异和文化歧视。

二、文化全球化与语文词典中的文化权力差异

作为当代学术话语之一,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是指“当代人类社会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 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的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 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而这意味着异质文化和文明的差异将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地区间冲突的主要方面。文化冲突必然涉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从当前的世界文化现状来看, 西方文化仍居于明显的强势和主导地位, 而东方则处于弱势地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中, 西方一直扮演着“输入”的角色, 对东方实行着文化殖民统治。

东西方这种不平等的文化权利差异或明或暗地体现在语言和文化产品中。曾泰元等列举了OED2中有关中国的书证, 真实地展现了西方视角之下的东方 (中国) 。例如,

中国佬…的确状如玩偶, 长着一张长长的黄脸。

这些例证反映了单语词典中的种族主义, 以及西方对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扭曲, 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权力关系。

三、文化平等对话的诉求与双语词典编纂

1. 文化平等对话的诉求

通过以上例证我们看到了西方视野下模式化的中国 (东方) 。东方被构造并被介绍到欧洲, 结果是东西方处以一种不对称的文化权力关系, 西方是中心, 东方则是边缘。可想而知, 这发出的一个信号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在对非强势的东方文化进行“脱色”处理并使其面临灭绝危险。因此, 在全球化背景下, 怎样保留民族文化的深度, 弘扬文化的民族独创风格, 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目标要求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 促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解构当今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者试图借“全球化”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策略, 真正实现多元共存互补。换言之,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所寻求的是与西方对话, 而不是对抗, 是一种文化平等对话的诉求。

2. 双语词典与平等文化话语关系建构—以汉英词典编纂为例

双语词典编者要利用双语词典文本这一阵地, 构建自身的文化身份, 从而建构平等、互敬的母语—外语文化话语关系。对于母语—外语的外向型双语词典编者, 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此种类型的双语词典很大一部分功能是服务非本族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需求, 向学习者展示源语语言文化, 故编者更应利用这一文本形式, 重塑民族形象, 强化自身的文化身份。为做到这一点, 编者可以采用一些策略, 以下本文试图以汉英词典编纂为例来说明。

(1) 词目、例证选取

赛义德提出东方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抗的途径之一就是要进行“文化反抗”, 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从西方手中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可利用的手段包括重写宗主国经典、重新命名山水、拥有文化和自我再现的权力等等。东方只有重新塑造、再现自我, 才能获得自己的文化话语权, 进而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张力才能逐渐趋于平衡。据此, 汉英词典编者可以在选择词目和例证时, 选择那些可以反映中国积极向上形象的词目、例证。例如, 经济方面可以收录“高速铁路” (high-speed railway, 中国的高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西部大开发” (Western Development) 等等;科技方面, 如“神舟飞船” (Shenzhou spaceship) ;社会生活方面, 如“菜篮子工程” (vegetable basket program, non-staple food project) 、“保障性住房”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春晚” (Spring Festival Gala) 等等。

汉英词典编者更要选择那些反映当今中国状况的正面、积极的例证了。《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为了反映时代特点, 采用了一些新的例证, 如:

由对比可见,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编纂者努力展示当前人们新的精神面貌以及这个社会多元的文化生活方面。在编纂理念上,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摆脱了人们深层意识中的政治文化情结, 通过以客观的态度展示这个多元社会的多方面特点, 可以为新世纪的国内外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全新的文化信息。

(2) 翻译策略选取—文化局限词异化翻译策略

双语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源语和目的语共现的翻译文本, 编纂者要自觉抵制词典文本翻译中的翻译暴力, 自觉抵抗强势文化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念, 彰显少数族话语所蕴含的价值差异。这在处理词典中的文化局限词时, 尤为如此。在翻译文化限定词时, 译者要尊重不同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 应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从而尽可能保留源语文本所含的异域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 达到“文化传真”的目的;若使用归化策略, 则会抹杀源语文化的民族色彩, 使词典用户误以为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理念。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则对文化限定词采用了异化的策略, 彰显出了汉民族文化的个性。如: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编纂者所使用的音译、直译等异化翻译策略, 忠实地在译文中再现了源语文本信息内容, 让读者了解到富有异国情调的源语文化, 有利于英汉文化的交流。

四、结语

正如陈原先生所言, “一部大型汉英词典问世, 它的意义不止是多了一部比较可靠的互译工具书, 它还有更深的一层涵义:它意味着东西两种文化传统和东西思维方式在接触, 在对话。它将引导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也将引导中国更好地去了解世界”。双语词典的文化意义可见一斑。用文化全球化的视角关照双语词典的编纂, 就是要发现双语词典文本中隐藏的文化权力差异。但是, 文化全球化的终极目标不是以民族主义对抗西方霸权, 而是促成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消解, 平等对话, 相互尊敬。从这个意义上讲, 双语词典编者就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要利用双语词典文本这一载体, 强化自身的文化身份, 最终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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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 .东方主义再思考[C].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3-21.

[3]曾泰元, 赵连振.试论英语词典里的中国形象变迁—兼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第5版) 》中国例证的选择[J].辞书研究, 2001, (3) .

[4]张柏然.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 2002, (1) .

[5]王家传.2001.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理论的借鉴[J].厦门大学学报, 2002, (3) .

[6]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双语词典篇2

从双语词典的编纂原则看《新英汉词典》的修订

从双语词典的评价标准看,<新英汉词典>历时25年的.再版与修订过程体现了词典编篡原则,即双语词典编篡的科学性、信息性与实用性原则.

作者：汤丹青 Tang Danqing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05刊名：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年，卷(期)：“”(3)分类号：H315.9关键词：《新英汉词典》词典编篡原则科学性信息性实用性

双语词典篇3

(夏立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2015年6月12 日至6月15 日，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协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和各大出版社的代表共计70 余名参会，提交论文60 余篇。

章宜华教授在开幕辞中重点分析了我国双语词典学研究和双语词典编纂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主要包括四大方面:(1)词典学理论的创新。他指出应综合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心理空间理论和图式等来创新词典学理论。(2)词典用户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大多局限在用户词典使用调查、需求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面。但语言学习者，特别是二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机制、元认知和二语学习者的认知策略与词典的关系、中介语特点和偏误、母语负迁移的特点、他们的语言输入和输出与词典的关系等等都有待去探索。因此，词典学研究需要从二语习得机制入手、从词典学习者用户认知视角入手来探讨词典用户的真正需求。(3)数字化和电子化的问题。目前国内正规辞书出版社很少去研发电子和网络词典。而国外大型词典都逐步网络化，而且功能比纸质版更加强大，并免费使用。因此，辞书界应深入研究和开发电子词典和网络词典。(4)拓展思路、转换学术理念。强调应该从语言资源的角度来看待词典学研究。语言资源不但包括词典，还包括语料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也包括网络词典等网络语言资源。这样词典学研究视野才会更宽、用武之地更大。

大会包含主旨发言、分组讨论、集体交流、优秀论文评选四个环节。章宜华、陈国华、罗益民、夏立新、王仁强、曾东京、田兵、赵翠莲、陶原珂等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主旨发言。

章宜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语料库数据化发展趋势及词典学意义”，他指出，辞书界已经普遍认同语料库对词典学的巨大价值，但传统大规模语料库由于缺乏必要的标注，使得它对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的贡献受到很大的制约。而现有的词库，如词网(WordNet)、框架网(FrameNet)、动词网(VerbNet)等，都是为了某一目的或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和应用而设计的，它们与词典学的相关性及其在规模、速度和信息量等方面都存在着局限，因而，对词典编纂的支持也受到制约。针对这种情况，西方语言学者开始直接对语料库进行深加工处理，把语料库的建设从追求量的扩充向语料数据化方向转向，即利用标注、数据挖掘技术和计算机自动运算的方法对无序的语料索引行进行梳理、统计、分类、归纳，按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呈现各种典型的词汇数据。章宜华以COCA(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为例，从语料库的标注、语料库的索引、语料的智能化检索和显示等方面探讨了语料库的数据化特征及其词典学意义。最后，章宜华指出，语料库数据化是国际语料数据化处理的发展趋势，积极研究、开发和应用数据化语料库，可以大大提升辞书研究和编纂的效率和质量。

陈国华教授做了《〈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新词的两条原则》的主题报告，他从informatization 入手，由小到大，由浅入深，详尽分析了“信息化”一词在中国的各种译法。在informatization 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后，“信息化”仍存在至少三种译法，即informatization，informationization和informationalization。同时，这三个词的谓词形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竞争态势。陈国华从词源学、构词法、词汇学的视角分析了information 及其各种变体的构造理据，解释了informatization 和informatize 出现频率不对称的原因，为中国译者翻译没有英文对应词的中文词提供了借鉴。

罗益民教授在《双语词典叙事学》的报告中提出，词典叙事在对能指、所指方面的语义表达技术处理方面，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在人类进入符号与媒体共存的兴盛且后者独占上风的时代，如何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厘清、甄别其间的不同，对词典的编纂、评论、开发、使用、教学与研究，都有实际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罗益民认为，尝试从意义哲学、认知理论以及经验主义等角度考察双语词典叙事体系的性质、机制等，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有利于推动媒体时代双语词典的行业传承和发展，最终对抢救、保存和弘扬人类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夏立新教授做了《中国英语研究与词典编纂》的主题报告，他从标准英语和英语变体的关系、词典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等方面探讨了中国英语在词典编纂领域的应用。夏立新认为，处于扩展圈的中国英语尚没有被普遍接受为一种标准的英语变体。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中国英语始终处于一种单向输入的状态，即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单向大量地输入到中国，而中国向世界英语输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则很少，尤其是中国英语，或者说其输出没有得到普遍接受。因此，夏立新呼吁词典学界要加大中国英语词典的研究与编纂，他建议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有意识、有计划地在各类词典中增加中国英语语词的收录和解释，比如英汉词典、英汉学习词典、汉英词典、英汉新词词典、英汉专科词典等，尤其是汉英词典要带头行动起来。二，编纂专门的中国英语词典。像《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加拿大英语词典》等英语变体词典一样，全面系统地描述和呈现中国英语的使用。编纂这样一部中国英语词典是中国英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外读者的需要。

王仁强教授在《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及其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的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本质，并结合《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 版的词类标注，就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进行论述。

曾东京教授在《中国双语辞典学(语文类)研究》主旨报告中指出，中国双语辞典学(语文类)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离不开历史的、完整的、全方位的学科素材资料的积累，离不开科学的、有创见的、符合本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

田兵教授的《大型汉外双语词典设计特征研究》以《汉法大词典》(黄建华2014)为例，对比国内外此前出版的几部重要的大型汉外词典，深入探讨了我国大型汉外双语词典的宏观和微观设计特征。

在题为“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哲学思考”的主旨报告中，赵翠莲教授从双语心理词汇表征的角度，探讨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和语言相对论对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启示。在对双语词典对等性进行简要界定后，介绍了两个相关的语言哲学论题以及双语心理词汇表征的两个经典模型。在此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对等性的工作定义，并选取两个词对进行深入分析，展示它们的(不)对等性。最后得出结论，即:1)抽象词对和具体词对在各自文化的心理表征中均有不共享的部分;2)双语词典的译入语影响着词典使用者的思维模式;3)词典翻译的完全对等不能达到，但可以接近。

陶原珂研究员在《汉英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语差及其指引》的报告中提出，词类的划分，存在语法体系的差异和语言系统的差异。这两个层次词类差异的存在，会使汉语学习者对特定汉语词类产生认识上的偏误，因此，汉英学习词典对词类标注所潜藏着的语差应该有所指示或引见示例。

相关主题引发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提问环节十分活跃。分组讨论本着平等交流、深化研究、提携后学的原则展开学术研讨，题材覆盖双语词典各个领域，如双语词典史、双语词典批评、词典用户研究、语料库与词典、词典的信息化等，涉猎汉语、英语、法语、俄语、拉丁语、德语、西班牙语和维吾尔语七种语言间的词典对比研究。发言者准备充分、发言水平高、创新多、思维活跃，点评者客观公允，既有对论文闪光点的褒奖，又有对不足之处的直言建议。在集体交流环节，五个小组分别派出代表对小组讨论情况进行具体汇报，此处更是精彩纷呈，不仅充分展示了各组研讨的精彩之处，同时也彰显了汇报者的学术素养与人格魅力。6月13 日下午，大会采取全体与会者无记名投票和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集中讨论的方式，推选出了优秀论文10 篇。

6月14 日，大会邀请优秀论文获得者代表杜家利、蒋文凭和郭启新分别宣读论文，其题目分别是《汉源语言学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研究》《英汉医学词典中的语言“学习”特征》和《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词汇联想专栏设计新探》。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些获奖论文质量高，具有创新性，反应热烈。大会还为10 位优秀论文获得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议，对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学术活动做出了安排，同时决定增补罗思明教授为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附件部分论文目录(按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序)

安德源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电子词典使用调查

陈国华等《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新词的两条原则——对informatization 的个案研究

董银燕汉语形单动构式在汉英词典中的呈现模式研究

杜晶晶面向中小学生的功能性词典义项颗粒度分析

杜家利等汉源语言学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研究

杜开怀双语词典新词新义翻译刍议——一项基于五本汉英词典的实证研究

范瑞瑞用户视角下的词典编纂对自主学习模式的影响

范莎莎等双语学习词典插图对二语词汇深度习得的影响

方铭学习型词典的例证功能

冯雪飞试论《汉法大词典》与《利氏汉法辞典》

冯永芳不同语境以及不同词典中“那个”和“that”的功能用法对比及其对词典编研的启示

付巧等维基百科国内外研究综述

高军《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中的“用语库”——基于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分析

耿云冬等刍议学习型词典研编的界面研究方法论

郭启新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词汇联想专栏设计新探

黄芳填补空白用户至上——论《汉法大词典》的编纂特色

黄赛芳基于用户视角的日汉双语学习型词典优化研究——以日语能力等级考试考生为对象

江桂英等学习型词典的微观探索:从原型理论的视角

蒋文凭英汉医学词典中的语言“学习”特征

李昆之解释学角度谈英汉双解词典例证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李莉莉浅谈《牛津英语词典》中汉语粤方言借词

李晓丽 ESP 课堂教学实践对双语词典编纂的启示

梁鹏程双语词典与二语学术英语写作——机遇与挑战

刘军怀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 版)的学习功能设计

刘立香学习者翻译工具使用现状问卷调查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于“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开设前的思考

刘若菲语块理论与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

卢华国英汉学习型词典中义项排列的原型效应及其适用性再思考

卢念春双语词典中词语“零等值”现象的释义现状分析

罗杨 EFL 分层教学模式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词典使用现状分析

罗益民双语词典叙事学

吕靖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用法说明的聚类演变及其理据解读

吕颖等浅谈我国在线词典的发展现状

马立东等动词性英语习语的结构特点及配例策略

秦曦牛津系列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述评

盛培林塞缪尔·约翰逊“英语词典”与“康熙字典”之对比研究

陶原珂汉英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语差及其指引

田兵大型汉外双语词典设计特征研究——以《汉法大词典》(黄建华2014)为例

田宇等生态观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中的折射——以《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为例

王长河等《世纪汉语大辞典》的用户友善编纂原则

王龙词典多维释义的脉络梳理——对章宜华教授新型释义方式的再理解

王仁强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及其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以《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 版)词类标注为例

王新霞题元理论在产出型法汉学习词典中的应用

王雅雅智能手机词典的特征及在大学英语学习中的应用——以《有道词典》为例

王燕偏误分析视角下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据

魏向清二语写作教学中学习型词典的同伴反馈“支架”功能刍议

吴冰双语词典中对应词多义现象及编辑处理办法

吴澄英语新词词条在词典编纂中例证选择和筛选原则问题的探讨

吴婷婷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微观结构中的附加信息变化看用户需求原则

夏立新中国英语研究与词典编纂

叶伟玮《小罗贝尔词典》释义与例证的编纂范式研究

叶莹魏迺杰双语中医专科词典研究

尹邦彦《中国谚语与格言英译辞典》编译的回顾和反思

余富林多语种缩略语词典的必要性与设想

袁新民基于印欧词根、词频的多语种词汇教学与词典编纂

曾东京等中国双语辞典学(语文类)研究——以《中国双语辞典学词典(语文类)》编纂为基点

翟朗维五大英语学习词典(光盘版)的动词释义模式分析——以command、instruct 和order 为例

张春新二语习得过程中词典使用效率的制约因素

张令千基因演化与词典编纂的生态考量

章宜华语料库数据化发展趋势及词典学意义——兼谈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数据化特征

张勇德汉多义词认知学习词典中的意义构建

赵翠莲双语词典语词对等性的哲学思考

赵连振双语词典译义等值的聚合维度考察

英汉双语词典收录文化的方式篇4

1.词典的构成

哈特曼在其《词典学教学与研究》(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exicography)提出词典作为参考书,其文本整体是由必要的词汇表和正文外信息构成。词汇表是指词典的宏观结构,正文外信息(Outside Matter)包括词典正文前的材料(Front matter)、中置页(Middle matter)以及附录(Back Matter)。微观结构是指宏观结构下的每一个词条,包括词目(headword)、形式描述(formal comment)和语义描述(semantic comment)。词目的形式描述主要包括单词的拼写、发音、词形变化等信息,而语义描述则包括词的释义、例证、词源等信息。

2.英汉双语词典收录文化的方式

由上文可以看出,哈特曼将词典分成正文外信息,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三部分,以下将从这三部分一一探讨英汉双语词典收录文化的方式。

2.1正文外信息

包括词典正文前的材料、中置页以及附录在内的正文外信息是收录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以下将从三几方面加以阐述。

正文前材料主要包括出版说明,序言,释义说明以及数字和符号,基本上很少涉及文化信息,但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OALECD)在数字和符号部分提到了12、15、18,分别指英国12岁、15岁和18岁可观看的影片,体现了英国的电影分级文化。

中置页,指的是位于词典正文、开头部分或末尾部分的整页插图或文字说明。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520-521页插图收录了英美国家特有的面包、糕饼和甜食,水果和蔬菜、动物界、游戏和玩具等主题相关的词语,反映了西方的生活方式。1608-1609页则收录了世界地图、不列颠群岛、加拿大、美国和加勒比海地区等地区的地图,向词典使用者展示了西方的地理文化信息。

附录是词典正文的延伸,主要起补充、概括正文信息的作用。附录收录文化信息的优势是可以对文化信息进行比较系统的收集。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英美用词对照”、“英、法、德、俄、西班牙语译音表”、“英语国家语言、文学记事”、英美武装力量军衔表、“世界主要城市与北京时差表”、“化学元素表”等14个附录都包含一定的文化信息。

2.2宏观结构

词典的宏观结构,主要指收录的单词。双语词典收录文化的方式从宏观结构讲主要收录文化局限词,百科词语和新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文化都蕴藏着许多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人民价值观,所以每种语言中都会存在众多其本民族特有的词语,这些词语就是文化局限词。日常用语中有许多文化局限词:如congratulations。婚宴上对新郎说“congratulations!”是很合适的,但是对新娘说这句话就意味着她耍诡计哄得男人上了钩,新娘会很生气,祝贺新娘生活美满应该说“wish you happiness”之类的话。了解词语背后的文化局限义,有助于英语学习者在恰当的场合使用恰当的词语,不至于闹出笑话。

百科词语主要包括人名和地名、民族、语言、社会活动、法律、艺术、宗教、政党的名称等西方文化,所以收录百科词语也是词典收录文化信息的主要途径。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ALECD6)收录了Trinity(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cardinal(罗马天主教的枢机主教),Jesus Christ(耶稣)反映了西方的宗教文化。陆谷孙《英汉大词典》收录Jean-Jacques Rousseau(法国思想家),Michelangelo(意大利雕塑家),George Washington(美国第一任总统)等词,涉及西方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文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事物不断出现,与新事物相对应的词语也会产生,双语词典也必须随之收录新的词语,反映相应时代的文化。比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收录不同时代的词语。Hippies,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留长发、穿着艳丽,吸毒的一代年轻人;Downshifting反映了现代人们为了逃离过度物质的生活,减少压力、加班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消耗,而选择更加简单的生活方式,强调寻求休闲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2.3微观结构

微观结构是指宏观结构下的每个词条的形式描述和语义描述,这些描述里面也蕴含不少文化信息。

英汉双语词典中词目的形式描述主要包括单词的拼写、发音、词形变化等信息。其中单词的拼写形式和发音蕴含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虽然同源,但是殖民者将英语带到美国之后,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美式英语不断创新,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两种英语逐渐产生了差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两种英语的拼写形式和发音都收录到了词典当中。如:analyze/analyse(分析)、center/centre(中心)、defense/defence(保卫)、kilogram/kilogramme(公斤),前者是英式英语的拼写形式,后者是美式英语。即使拼写一样的单词,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也存在发音上的差异,比如due[du:/dju:]、reduce[ri´du:s/ri´dju:s]、tube[tu:b/tju:b]。

词目的语义描述则包括词的释义、例证、词源等信息,这几方面都是收录文化的重要方式,以下分别从这几个方面阐述。

释义是词典的中心部分,一个词语往往有多种含义,其中就包括深层次的超出字面意义的文化含义。比如:Majesty的基本含义是雄伟壮观,庄严,但是它与his或her构成的His or Her Majesty却超出了其本意,指(对国王或女王的尊称)陛下。

例证是释义的延续,对释义加以支持和补充,可以揭示词语的内涵和社会文化特征。比如: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中对turkey的例证:turkey:土绶鸡,火鸡;火鸡肉:

Turkeys are eaten especially on special occasions.人们尤其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吃火鸡。

People often drink white wine with turkey.人们常常边吃火鸡边喝酒。

这两个例证不仅进一步阐释了turkey这个词语使用的情境,而且说明了它是在节日时与酒搭配的一种食物,反映了西方圣诞节的饮食习惯。

词源指词的来源和历史,可以展示语言的发展变化,帮助学习者加深对语言背后的文化的理解。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收录了Oedipus Complex一词,并提供了其词源。该词来自希腊神话《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由神谕得知,儿子将会杀害他,便置其子于山野,任其自灭。但俄狄浦斯被牧羊人所救,多年以后返回家园,却不识父母。他杀死了父亲,并同母亲伊俄卡斯塔结了婚。这样一解释,会使学习者很容易记住这个单词,同时也了解了西方希腊神话的故事。

3.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汉双语词典的正文外信息、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中都收录了文化信息。所以,探讨英汉双语词典的结构,透彻了解其收录文化的方式,就可以更好地借助词典学习英语,了解西方的文化信息,为外语学习服务。

摘要：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英汉双语词典作为连接两种语言的桥梁,收录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是语言习得者获取文化能力,真正掌握外语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立足于哈特曼《词典学教学与研究》中的词典构成分析,探讨双语词典通过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收录文化信息的手段。

关键词：语言,文化,英汉双语词典,宏观结构,微观结构

参考文献

[1]Hartmann,Reinhard.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exicography[M].Lond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

[1]林明金,林大津.双语词典提供文化信息的途径[J].辞书研究,2007,(5).

冬令时的翻译百科词典双语字典篇5

冬令时-简介

高纬度和中纬度的许多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夏季的太阳光照，节约照明用电，而又不变动作息时间，实行夏令时。即在夏季到来前，把时针拨快一小时，到下半季秋季来临前，再把时针拨回一小时。实行夏令时的日期一般是：4-9月（北半球）10-3月（南半球）。

在我国每年九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将时钟拨回一小时，这是冬令时；再从四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时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这是夏令时;一般以五月一日和十月一月作为分界线。我国于1986年开始实行夏令时，夏令期间，北京时间改为北京夏令时，1992年终止实行。

历史上，法国最早于1916年效仿英国实行冬令时制，二战期间取消；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为了节约能源，1976年，法国又恢复冬令时制。

法方认为，法国实行夏冬双时制，每年可减少4%的照明用电需求。

欧盟于1986年采用夏冬双时制，但成员国做法上有些差别。

目前，大部分成员国是以柏林子午线为准，冬季，格林威治时间+1；夏季，格林威治时间+2。

英国、爱尔兰和葡萄牙是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准，冬季，格林威治时间；夏季，格林威治时间+1。

希腊和芬兰是以土耳其安卡拉子午线为准，冬季，格林威治时间+2；夏季，格林威治时间+3。

目前，采用冬令时制的国家还有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巴西、叙利亚、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等。

而在中国，为什么开始实行了冬令时后来又取消了呢？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国家为了节约燃料，用法律规定，将其疆域内的统一时间在夏季提前一小时或半小时,到了冬季,又恢复到原来的统一时间。这种在夏季提前的时间称为法定时或夏令时。这种办法后来一直被某些国家和地区沿用下来，例如英国、美国的一些州。10月29日是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美国的夏令时结束了，改成冬令时。那天晚上十二点钟，笔者将时钟拨慢了一个小时，心想第二天早上可以好好的多睡一个钟头。没料到生理时钟又不争气，根本还没有觉悟到什么是是夏令时，什么是冬令时，觉得应该醒来的时候还是醒了，就这样在星期一大早就无缘无故多出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反正闲着无聊，临时决定冒充冒充主流社会人士，模仿高级华人的豪华生活，泡一杯热柠檬茶，配上几块可耻死（cookies）准备享受一番。

望着热气腾腾的柠檬茶和摆在进口的碟子（中国进口）上的可耻死，笔者突然想到1987年第一次从「主流国」（注：「主流国」是旅美自称高级的华人对美国的昵称）回到中国，刚好碰到中国那一年首次实行夏令时制度，跟亲朋好友约定见面时间，他们一个个都会紧接着问一句：「是新时间，还是旧时间？」刚开始笔者听了这句话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中国为何有新旧时间之分？后来才了解到原来中国政府学习美国「节省能源之说」推行夏令时，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不习惯夏令时间，特别是农民，往往将约定的时间弄错了，于是乎他们称夏令时为「新时间」。

笔者曾好奇地问当地的农民：「夏令时一到，你们把时钟调快一个钟头，凡事按照夏令时作业不就得了，干吗要这么劳心费神的分为旧时间、新时间，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乱吗？」

没想到农民义正辞严正色地回答说：「实行夏令时才是真正给我们添乱子、找岔子，看天上太阳的位置明明是九点，可夏令时硬要说是十点，我们是必须充分利用阳光能源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工作时间表。老天爷不会因为夏令时的出现让太阳提早一个小时下山的，我们也不会因为夏令时的出现而更改原先的作息时间。」第二年中国废止了夏令时的实行。

众所周知，夏天日长夜短，把时间拨快，晚上八九点才天黑，感觉上愈显得白天特别长了；冬天日短夜长，将时间拨慢，傍晚四五点就已经天黑了，冬夜显得更加的漫长了。按照地球自转的规律，要真正利用太阳能，应该将夏天时间拨慢，冬天时间拨快才对，笔者想来想去想不通，不知道现在每一年都在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当初是谁最早提倡的？为什么至今不废止？因为夏令时并没有真正到达节省能源、利用太阳能的目的。

中国农民「我们必须是充分利用阳光能源的人」一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夏令时的弊病。笔者糊里糊涂过了三十多年的夏令时，而且年年都在夏令时、冬令时交接的时候，必须花费一、二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时差”，以适应「新时间」的到来，却从未考虑到夏令时本身存在的弊病，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表面上看来应该是属于落后一族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思维却比笔者先进了几十年。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从最根本的角度反应出西方国家推行的制度并不像高级华人口中所形容的绝对完善，绝对正确。

世界五大洲诸多国家眼中，欧美国家是重视科学、科技尖端的发达先进国家，尤其是美国，其实不然，这些国家面对明明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事情，却也常常不能及时将它们纠正过来。譬如说，以前英国鼓励割掉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的阑尾，生在英国贵族家庭的婴儿更是绝对不能幸免的，以及因喉咙发炎鼓励病人割掉扁桃腺，就是与目前实行夏令时相类似的例子。众所周知，阑尾和扁桃腺是人体内的警钟，没有了这两个警钟发出提醒病人应该吃药、打针的警告，医生无法正确掌握病人的病情发展、病理状况，等发现病人病情严重的时候，往往已经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多年的临床教训，医生终于发现阑尾和扁桃腺不是到了非割不可的时候，千万不能割掉，于是就灰溜溜地暗自决定不再鼓励割婴儿的阑尾和病人的扁桃腺了，没有任何公开的声明，也没有向民众表示对不起。也许那一天美国的政客们突然心血来潮，夏令时也像英国割阑尾、割扁桃腺一样，一夜之间突然销声匿迹了，不再重现美国，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声明，和承认错误之说。

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先进的、发展中的、还是落后的都在追求能源，追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夏令时并不像美国政府刚刚推行时所鼓吹的那样能够节省能源，为什么仍然年复一年实行夏令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一位政客或是改革家提出废止夏令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废止夏令时的国家，美国的众多政治家虽然没有公开表明反共主张，但在其骨子里头彻彻底底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假想敌国，他们因为反共思想拒绝承认实行夏令时是一个不恰当的决策，不承认夏令时带来的诸多弊病。

欧美的政治家、改革家对于中国的发明、新发现（除了耍尽骗、偷、抢、夺等手段占为己有，然后改头换面变成他们手中的发明、新发现，另当别论），往往出现习惯性排斥，当作看不见，没有这么一回事。他们持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觉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态度拒绝接受，那怕是对人民有用处的、有价值的，他们依旧假装看不见，并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的发明、新发现是错误的，是不可信的。最后受损失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美国连一个节省能源的问题都没有办法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取得一致的看法，又从何谈起建立所谓的全球性的地球村？

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比较英明，可以汲取外国的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发现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马上废止。但是笔者坚决反对凡事都跟随美国，照搬照抄美国现行的制度、政策，不要说美国现行的制度、政策存在有诸多的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双语词典中文化特色词的处理篇6

关键词：双语词典；文化特色词；一般翻译；词典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 11-0057-3

Abstract: In a dictionary, cultu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reatment of culture-bound words. People regularly give some approaches to this problem, such as transliteration, free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to solve. Ofdictionary translation,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readers and dictionaries, and hence different methods will be employ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uses examples in the existing dictionaries to analyze this issue, and want to be of some help to the compilation of bilingual dictionaries.

Key words: bilingual dictionaries, culture-bound words, general translation,dictionary translation

我们首先来谈谈什么是文化。

关于文化，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指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总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总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因此，要学好一种语言，对文化问题的学习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

如今，随着国际交流和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文化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作为人们学习语言的工具的双语词典，自然也会无法回避这一现象。反映在其中的就是文化特色词的处理问题。文化特色词的处理，是双语词典编纂中非常难以处理同时也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1．何谓文化特色词

文化特色词，指的是“和一个语言社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单词和词组”。（Hartmann & James, 1998: 33）简而言之，也就是一种文化中特有的词和词组。又叫“文化局限词”。比如汉语文化中的“外戚”、“理学”、“脚钱（付给搬东西的人的工钱）”，英语文化中的 “barhopping(一夜间不断地在一家酒吧喝酒后再到另一家接着喝)”，“funeral time(丧期)”， “funk money(在英国指为获得高利或保障币值由一国转移至另一国的流动资金)”等等。

文化特色词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人们通常将其归于文化差异。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自然环境的不同。比如，英国四面环海，所以在英语中和sea相关的词组及短语就很丰富，如：at sea, half seas over, go and jump in the sea等等。而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在汉语文化中和农业、土地等相关的词语就比较多，如“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等；2）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一点也会在文化特色词中有所反映。例如，汉语中的“官官相护”、“打官腔”等等；3）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例如，汉英文化中颜色的不同语用差异；4）不同宗教信仰造成的文化差异。如中国流行佛教，因此在汉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等用语。

此外，对文化特色词的分类不尽相同。

李明、周敬华（2001：65-70）认为，可以将文化特色词分为四类：只属于一种文化的词；带内涵意义的词；成语和典故；日常用语中的文化特色词。文化特色词分为两类：源语文化特有而译语中完全没有的词语；逻辑意义相同而内涵意义、社会意义等不同的词语。其分类看起来有所不同，实则大同小异。

2．文化特色词的一般处理

在翻译活动中，针对文化特色词，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处理方法，通常可以将其归纳如下：

2.1 音译法

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方法。这一方法在翻译专有名词时较为适用。比如，将汉语的“台风”译为“typhoon”，“叩头”译为“koutou”，“太极”翻译成“taiji”，将英语中的Mass译为“弥撒”，yuppie译成“雅皮”，SARS译为“萨斯”等等。

这种处理方法的优点是能保留源语文化习俗、传统等，同时也可以丰富目标语词汇。缺点则是刚引入目标语时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改进的方法是音译加注。

2.2 直译法

有时为了保留源语文化中的传统、习俗、心理特征等等，可以直译文化特色词。比如，将汉语中的“缠足”译成“foot-binding”，“铁饭碗”译为“iron rice bowl”，“中国结”译为“Chinese knots”；将英语中的“mystery play”译成“神秘剧”，“green paper”译为“绿皮书”，“warmedy”译成“温馨喜剧”等等。

使用以上两种翻译方法，可以保留源语文化的特色。

2.3 意译法

有的时候，无法处理得更好，人们只能舍去其文化特色进行意译。例如“He is in a catch-22 situation.”中的“catch-22”，我们只能将其译成“左右为难的”。

2.4 使用上位词来解释

例如，“aardvark”是一种食蚁兽，我们通常就可以将其处理为“一种食蚁兽”。

2.5 使用目标语中的替代词

比如，在汉语中我们会说“笑掉大牙”，而表达同样的意思在英语中则可以使用“laugh one’s head off”。

以上三种方法的使用则可以让目标语的读者更容易接受。

2.6 增词法

有时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但同时又使目标语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可以适当在直译的译文后加上一些解释性的词语。

2.7 详释法

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只能用较多的词语来解释某些文化特色词。比如，向外国人解释阿Q，我们只能作如此解释：“the main character in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 Q, a backward peasant who interprets his defeats as his moral victories”。

当然，在处理文化特色词时，我们还可以借助其它的方法。

3．双语词典中文化特色词的处理

语境理论观照下的双语词典释义篇7

释义是词典的基本内容, 是词典编纂的核心部分, 同时也是词典研究的重要切入口。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立足于吴建平的语义类型五分说, 从语境理论的角度探讨双语词典的释义。我们认为, 双语词典的性质是两套语言符号系统的对应, 因此其释义必然受到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既然始终无法绕开语境这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就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入手, 探讨将语境理论融入双语词典释义。

二、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综述

释义是决定词典质量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 这个被人们实践并讨论大约已有25个世纪的话题历久弥新, 至今仍然受到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的关注。以国内为例, 宋新妮和荣永昌就双语词典在释义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在释义中应当遵循的准则, 并结合实例说明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段冬生和冯淑贤探讨过如何进行词典释义, 并罗列了如“语词对释式”、“定义式”、“描写和说明式”、“图表式”等各种各样的释义方式。黄芳分析了目前各大词典中一对多等值词释义方式存在的信息冗余、准确性不足、词类不一致等五个问题, 并提出了双语同义释义方式要解决存在问题需注意的原则和方法。

词典释义研究包括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在理论方面, 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如魏向清基于现代多元本质论和认知系统论对双语词典译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而王静和娄红立则通过探讨对等翻译理论、语义学理论及双语词典学核心问题对双语词典释义实践的影响, 来说明双语词典释义的文化心理认知, 以此提高双语词典的释义质量。诚如林玫所述, 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在国内外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三、语义类型五分说

国内外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一大成果就是人们越发意识到了双语词典的释义本质是给源语词目提供等值的目的语词汇, 即选用与词条相对应的目的语词汇解释其意义。然而, 仅仅意识到这个本质还不够, 因为双语词典的释义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原语的释文, 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翻译, 而是一个找“对应词”的过程, 此外还要考虑不同语言及文化的差异, 所以寻找对应词的过程有时是异常困难的。正如宋新妮和荣永昌所指出的, 双语词典在释义时, 不仅要照顾源语的各种含义, 如内涵义、外延义、文化义、以及各种附加义, 而且还要顾及释义的概括性与区分性:既要使词目所代表的对象区分对立于其他词目所代表的对象, 又要明白无误地概括同类事物的特征。

为解决这个难题, 吴建平从符号学角度出发, 率先提出语义类型五分说, 认为双语词典的释义是通过为原语符号提供对应的译语符号进行的, 而要提供对应的译语符号就必须使之在概念义、附加义、语法义、文化义和搭配义方面与原语符号的信息相对应。

在语义类型五分说中, 概念义是语言符号意义的核心部分, 是以语言概念为基础的意义, 是一种经过高度抽象概括而具有共性的东西。附加义由感情色彩、修辞色彩和文体色彩构成:感情色彩指词汇单位的褒贬色彩, 修辞色彩指词汇单位的比喻、委婉、戏谑、讽刺等色彩, 文体色彩则指词汇单位的时间 (例如古词、旧词等) 、地域 (例如方言词等) 、使用层次 (例如口语词、俚语词、粗痞词等) 、专业 (例如数、理、化等学科和行业方面的术语专名等) 等方面的色彩。语法义指词性、词汇单位的形态变化、数的范畴、句法功能等。文化义指词汇单位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含义。搭配义指的是词汇单位的横向组合关系。

四、语境理论

作为语言学概念的语境最早是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提出来的。Wegener告诉我们, 语言的意义是通过实际使用而产生的, 语言的意义也只有根据语境才能确定。然而, Wegener的语境思想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直到英籍波兰人类学家B.Malinowski分别于1923年和1935年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一对概念, 语境研究才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1、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

在国外语言学界, 研究语境最多的是社会语言学流派, 而叙述这一流派的观点还须追述到伦敦功能学派。伦敦学派领袖, J.R.Firth最早接受Malinowski语境思想, 主张把语境研究的重点放在情景语境上, 认为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又包括情景因素。

Halliday继承了Firth的理论, 提出了“语域” (register) 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语言的功能变体”。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注重意义和功能的研究。他们认为, 语境可大致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两种。文化语境主要指人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的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制约语篇的语类结构 (generic structure) 等带有宏观意义的语义结构。情景语境指的是与语言交际行为直接相关的话语范围 (field of discourse) 、话语基调 (mode of discourse) 和话语方式 (tenor of discourse) 三种因素。话语范围指话题以及与话题有关的活动;话语方式指话语活动所选择的交流渠道, 即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话语基调指讲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讲话人的交际目的。

2、观照双语词典释义

我们认为, 上文论及的语义类型五分说基本涵盖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的构成要素 (图1) 。语义类型五分说中的文化义所反映出来的词汇单位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含义, 构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中的文化语境。附加义中的文体色彩构成了话语方式。附加义及其所体现的感情色彩、修辞色彩构成了话语基调。概念义、语法义和搭配义涉及语言符号意义的核心部分、词性、词汇单位的形态变化、数的范畴、句法功能以及词汇单位的横向组合关系, 构成了话语范围。

语义类型五分说能够帮助我们在选择“对应词”的过程中做出有效的判断, 但是如果离开了语境这个决定因素, 意义将成为难以捉摸的东西。正如哈特曼曾说过的:“等值概念不是固定、单一的对应关系, 而是基于一些代码转换策略的变动的、双向的过程。这些策略取决于语篇的特点、译者或词典编纂者的双语能力以及所追求的目的”。

如今,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为特定的语言交际环境决定语词的特定意义。朱永生指出:“任何一部词典的编纂都是与功能主义的语境理论相结合的, 问题是结合的程度如何, 效果如何。”可见, 词典释义与语境理论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作为一种比较完善的语境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我们的语义类型五分说基本吻合, 因此可以作为促成这一结合的媒介。

当然,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也有其不足之处。刘云霞指出,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未能全面刻画出语境的动态本质”。而双语词典的释义如果要全方位地反映源语与目的语的异同, 追求在功能、语义、语用、文化和效应等方面的动态等值, 就必须在语境动态性方面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撑。

3、关联理论动态语境观

为了弥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在动态性方面的不足, 我们可以采纳关联理论关于“认知语境”的论述。关联理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 认为“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 是听话者对世界的一系列假设的一个子集”。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不同于所谓“传统语境”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是以命题、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为基本单位的动态语境观。

因此,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语境观着手。我们就能够实现双语词典释义与语境理论的结合。

五、结语

双语词典篇8

长期以来, 外语学习者一直关注着自己所说所写的外语是否正确, 是否符合语法规则, 但是在实际的交流中, 他们发现自己不仅应该说正确的外语, 还应该说得体的外语。所以, 近年来, 随着双语词典编纂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焦点转向对双语词典编纂特别是词语释义编纂的研究上, 而作为语言学一个较新的分支, 语用学也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语用学及语用信息的视角下研究双语词典的编纂。但是不同的学者对语用信息在双语词典中的应用有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双语词典与语用学从本质上讲是相互矛盾的, 因为双语词典所关注的是静态意义, 而语用学则以动态意义为研究对象[1]。然而大部分学者对语用信息在双语词典词语释义编纂中的作用还是持乐观态度。骆世平 (2001) 强调在双语词典中, “适当的语用说明对成功的交流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黄建华 (1997) 认为“词目的翻译不仅要做到语义等值、语体等值, 还应该做到语用等值”。语用学原理在双语词典编纂中的应用可以突破双语词典在词语的释义和用法说明以及例证选用等方面的局限性, 并导致双语词典编纂的理念和模式更新[2]。研究语用学原理是否可以应用于词典编纂学特别是词语释义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这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语用学的作用, 而且可以发展甚至创新词典编纂学。所以本文以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语用学对词典编纂中词目释义方面的影响。

2 语用学应用于双语词典词语释义的必要性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 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3]。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地域文化存在着差异, 所以源语和目的语词汇也会有不同的语用意义, 即两种具有相同表面形式的词不一定具有同样的语用意义。例如, 汉语中的“你吃了吗”表现的是语言的一种寒暄功能, 是人们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而在英语中“Have you eaten?”是一个问句, 并且需要对方作出回答。另外, 一种语言的词语可能有多种语用功能, 而这些语用功能并不可能全部为其他语言使用者所知。例如, 英语中的“Excuse me”既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歉意, 又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以寻求帮助。

人们在实际的人际交流过程中常常会因为语用信息的不完整将母语词语的语用意义转移到目的语上, 造成语用失误。作为了解目的语的一种重要途径, 双语词典必须要发挥好其中间桥梁作用, 而就现状来说, 大多数传统的双语词典还只是关注词语释义的正确性, 没有具体的语用信息来确保词语运用的得体性。词典学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脱离现实的活动, 它是现实世界情景中的交际行为[4]。所以这就要求双语词典编纂者在进行词语释义过程中要尽可能增加词语的语用信息及语用意义, 以避免词语运用中的负迁移, 从而减少语言学习者的交流障碍。

3 会话含义和合作原则及其对词语释义的启示

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其著作Semantics中将语言的意义分为七类, 他认为词不仅有其概念意义, 还有内涵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关注的是词的概念意义和搭配意义, 忽略了其内涵意义。所以, 作者希望借助语用学来帮助完善词典词汇释义方面的编纂工作, 使词典真正做到为民所用。本章将基于会话含义和合作原则来探讨如何完善双语词典的使用。

3.1 会话含义

在日常交流中, 说话者的很多信息都不是直接传递的, 也就是说说话者某一话语的语用信息不是单纯通过该话语的字面意思获取的。在此情况下, 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听话人需要根据相关的语境因素进行推理, 由此获取字面意义以外的交际信息。该信息就是一种隐含的语用信息, 可简称“含意”, 它是一种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5]。会话含义是语用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给语言事实提供一些重要的、功能方面的解释, 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即语音、语法、语义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 解释话语的言下之意, 弦外之音[6]。所以会话含义具有语境依赖性, 这就要求词典编纂者必须从实际出发, 以交际为目的, 联想到与词语所在文化密切关联的内涵意义, 将词语的内涵意义加入词典中, 以帮助读者在理解词语概念意义的基础上更好的领会词语的内涵意义, 使读者全方面深入了解词汇, 避免语用失误, 达到交际的目的。

3.2 合作原则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同样, 在言语交际中, 会话并不是靠说话人杂乱无章的语句堆砌出来的, 它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并且都是根据双方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 在一定语境下提供会话所需的话语或信息[7]。所以, 话语是否具有会话含义是根据其是否遵守合作原则推导出来的。合作原则是语言学家Herbert Paul Grice (1975) 在他的著作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提出的, 他对合作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并提出了四条准则。下面, 本文作者将结合其他学者的看法以及合作原则的每条准则对词典词语释义的编纂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1) 数量准则

(1) 所提供的信息是交际对方需要的;

(2) 不要提供交际不需要的信息或者减少提供信息

总体而言, 合作原则的数量准则关注的是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从双语词典词语释义编纂的角度来看, 编纂者提供的词义同样不能多于也不能少于词典编写目的所要求的信息量。不同类型的词典有不同类型的编纂目标, 同样也对词义的编纂有不同的要求。如像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之类的语文词典对词语解释有着更高的数量要求, 它要尽量表现词语的各种语用信息, 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运用该词汇。而像成语词典或者同义词、反义词词典之类的专门词典要求进行词语解释时只对其某一方面的知识进行解释, 不需要解释其他无关的知识。所以, 在双语词典词语释义的编纂过程中, 不能一味地追求信息的泛而全, 忽视其实用性, 否则语言学习者在选择或使用词典时没有针对性, 只能一味地通过词典了解词语的含义而不能真正意义上讲这些词语用到实际交流中。所以, 词典编纂者应该正确把握词典编纂中词语含义的信息量, 一方面方便读者查阅, 另一方面可以指导读者在实际交流中做到自然、得体。

2) 质量准则

(1) 不要说虚假的话语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2) 避免提供缺乏足够证据的话语或信息。

所以, 质量准则要求话语具有真实性。同样, 词语释义关注的是对应词的质量, 它要求词典编纂者对所选词语释义及用法说明的准确性。但是, 作为文化的一种体现, 语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所以词典编纂者在寻找对应词时可能会存在词汇空缺的现象。为了遵守质量准则, 词典编纂者必须找到合适的提供对应词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 质量准则要求词典编纂者在理解源语词汇含义及源语文化的基础上, 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相应的对应词, 使目的语不仅在词语的概念意义上与源语一致, 而且在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意义上也做到等值, 或者通过描写、解释的方法解决词汇空缺的问题。另外, 孤证不足信, 质量准则要求词典编纂者要确保词语释义的可靠性。应当以来自多方面的、不同系统的可靠材料作为依据, 保证词典的正确性[8]。韦氏3版的编者要求一个词至少必须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普遍使用并获得一个明确的意义之后才能进入词典。西班牙科学院词典的编者规定至少能从3个作家的作品中得到印证的词或词义才能收入词典[8]。总之, 在数量准则的基础上, 词典编纂者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语用信息, 确保释义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以帮助读者避免交际中的尴尬处境。

3) 关联准则

交际中提供的话语要准确并且需要具有相关性。

关联准则关注的是话语的相关性, 所以词语释义最重要的是做到与词目本身相关, 要对词目进行准确解释, 对普通性词目进行一般解释, 对特殊词目如方言等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解释。同时, 为了避免文化差异产生的交际误会以及语用失误, 关联准则要求在对词语进行释义时, 一方面提供词语的一般语用规则, 指导读者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用法;另一方面考虑词语典型的语用意义, 从而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说话人的内涵意义。

4) 方式准则

话语交际要做到简洁, 条理清晰, 交际中避免使用晦涩难懂或者引起歧义的话语。

方式准则关注的是交际中所提供的话语或信息是否简单易懂。首先, 双语词典具有针对性, 词典编纂者所提供的释义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做不同的调整。例如, 为外国人编写的双语词典, 释义用词难度不能太大, 可以集中力量用一些简明词语释义, 并且提供丰富的语用信息, 但要注意其规范性;其次, 在对词语进行释义时应尽量做到简明有条理, 按类别或其他方式进行释义, 以方便读者查阅;最后, 词语的释义要避免有歧义, 注重词语释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4 结束语

双语词典主要是面向需要学习或者使用某种外语的普通读者, 所以双语词典不但要帮助读者理解, 更要帮助读者表达。双语词典的编纂, 尤其是词语释义方面的编纂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本文仅仅从合作原则这一方面出发探讨了双语词典词语释义编纂方面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于语用学信息变化幅度大, 不容易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规则, 而且词典编纂工作量大, 所以在引入语用信息方面还应该多做一些努力。将语用学运用到双语词典的编纂中, 一方面可以提高词典编纂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改革和创新词典的编纂理念和模式;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合作原则解决词语释义信息量和质量的矛盾, 提高读者交际能力和效率。总之, 在语用学的指导下, 不仅是在词语的释义方面, 在词典编纂的其他方面也将获得飞跃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康慧.双语词典中语用信息的取舍[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10 (5) :121-123.

[2]胡开宝, 张柏然.论语用学原理在双语词典编纂中的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2) :49-52.

[3]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3.

[4]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63.

[5]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54.

[6]李燕.语用学在双语词典编纂词语定义中的应用[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 (4) :59-61.

[7]Cruse, D.Alan.Meaning in Languages: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355.

[8]李明, 周敬华.双语词典编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16.

[9]Leech Geoffrey.Semantics[M].London:Penguin, 1974.

[10]Herbert Paul Grice.Logic and Convers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双语词典篇9

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与普通的词典相对,是词汇在人大脑中所形成的一种永久表征。对心理词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词语是如何储存在记忆中并从记忆中提取出来的。同样,对双语心理词典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两种语言的词汇在大脑中的储存的方式即双语心理词典的表征问题。双语心理词典的表征可以分为双语的形式表征(语音表征和词形表征)和概念(语义)表征,其中概念(语义)表征更加复杂也更加受到学者的关注。故研究双语心理词典的表征问题不仅能在理论上对心理语言学和“内在”的语法范畴有所贡献,更能在实践上对二语词汇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二、双语心理词典语义表征

双语心理词典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中期至今一直备受关注,其表征模式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就汉语和英语而言,由于两者在语音和词形的差异都有比较明显,学者们往往认为其形式表征是相互分离的。而其语义(概念)是独立表征还是同一表征,即双语者存在一个还是两个语义系统一直是学者探讨的问题。

关于双语心理词典的语义表征问题,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很多观点。如Weinreich(1953)首先提出双语词汇知识有3种组织结构:并列型、复合型和从属型。Potter et al(1984)的概念调节模式和词汇连接模式,De Groot(1992,1993)的分布式特征模式,Kroll和Stewart(1994)的修正阶级模型(RHM),Green(1998)的IC(inhibitory control)模式,董燕萍(1998)的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式等。研究者们做了很多实验并没有的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这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双语者对不同二语词汇的熟悉度。

Pavlenko(2009)的提出了MHM改进层级模式(Modified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M o d e l)。他在分析讨论了R H M、D F M和SAM(Shared Asymmetrical Model)后保留了三种模式的优势并作出了改进。他提出了概念表征或许完全共有,或部分重合,或具有完全的语言特定性,这超越了以前学者大部分认为的概念储存具有统一性,其双语概念的非对等和部分对等也和分布式特征模式和共享非对称模式作出了区别。MHM最主要的是提出了区别性特征即将二语学习作为概念重组。MHM模式认为二语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概念重组和培养目标化的语言学范畴。这种学习被认为是一种渐进过程,发生在隐性记忆中。

陈士法(2011)在研究双语心理词典的数量和语义表征时表明双语心理词典语义表征是具有阶段性,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在这个新的表征模式中,“低熟练度单词的表征方式为一语词项连接模型、中熟练度单词的为一语语义中介模型、高熟练度单词的为二语语义直达模型。”所以一个二语词汇的习得要经过从不熟悉到低、中、高熟悉,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故所以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双语心理词典是一个由很多熟悉度不同的词汇组织起来的,而词的熟悉度是随着学习的过程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与熟悉度有关的动态的过程。陈士法(2015)利用了EPR技术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单词再认的精神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再认模式确实和熟悉度有很大关系。

三、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通过对英汉心理词典语义表征的研究可以看出,单纯的将学习者从其英语的整体水平去划分层次的研究对于词汇的学习来说并不够完整。单词的提取和心理词典中单词的熟悉度有很大关系,所以教师在教学是要注重温故而知新,将学过的单词加以复习,将新旧单词之间建立联系,逐渐提高熟悉度。同时,要注意语义习得的策略组合应该随着学习的过程不断改变,不能随意根据学习者的喜好一成不变的学习英语单词,虽然现在的研究无法具体的确定表征模式中转换和过渡的具体情况,但总体来看习得策略的改变也有很大意义。最后,对双语心理词典语义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如MHM中提到的,学习的主要目标是要进行隐性的概念重组,这中间的要用到很多的策略对二语单词的语义进行深加工,在二语特定范畴和一语二语共有范畴上做好区分,如可以通过查英英字典等了解单词的意思而不是简单的将英汉意思对应,也可以结合语境去理解单词的意思等。

总之,未来的研究应该把心理词汇看作是动态和连续的过程。随着心理学上的一些新技术在心理语言学方面的应用,心理词典的研究的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将更加清晰,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双语心理词典并将其语义表征正确的运用到词汇教学中去,二语词汇的记忆和提取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摘要：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持续深入,双语心理词典这个黑匣子的面纱正在逐步被揭开。虽然现在关于双语心理词典语义表征尚且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且确定的理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双语心理词典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不变的内部系统,而是随着二语学习者对词汇的逐步熟悉而变化的。因此对于双语心理词典的研究必须从动态的观点去分析,才能将研究结果运用到英语词汇学习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去。本文将通过对近几年双语词典的动态观的理论综述,探讨其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从而为词汇教学提供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双语心理词典,词汇教学,动态观

参考文献

[1]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国语出版社,2000.

[2]陈士法.双语心理词典的语义表征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1997(2).

双语词典篇10

在机器翻译不断发展中, 双语平行语料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平行语料库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机器翻译的质量。而构建大型的数量在百万级上的双语平行语料库仅仅依靠人工对齐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 句对齐的方法应运而生。传统的双语句子对齐方法主要分为2类:基于词汇的方法和基于长度的方法[1,2]。

基于词汇的方法利用“源文句子与译文句子在语料中的位置大致相同”这个特点, 搜索所有可能的对齐句对。这种算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搜索空间比较大, 获得词汇对应信息的代价比较高是基于词汇信息方法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 算法中不得不减少所考虑的词汇对应信息的范围。这又会导致所计算的信息不够准确, 内容不够充分, 从而降低精度。

基于长度的句子对齐方法的根本思想认为, 源语与译文句子的长度越为接近, 其就越有可能成为对译的句对。这种算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很有可能在某种语言丢失一句的情况下, 因为下一句次或字母数量相同, 而造成连续的错误对齐。或者, 对于某种语言, 如果源文与译文之间单词数出现了较大的偏离, 也同样会造成错误对齐。所以, 单纯的基于长度的算法鲁棒性差, 而且由于忽视了词本身的特征而容易造成根本不相关的结果。

这2类方法由于自身的缺陷, 单独用在句对齐中的情况已经很少见到。现在主流的方法都是将两者结合, 利用混合策略来进行句对齐[3,4,5]。在研究维汉机器翻译的过程中, 本文对文献[5]提出的基于词典和句子长度及位置信息的句对齐方法的一种改进, 使其在针对某一指定领域的维汉双语句对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1基于句长度及空间分布的多策略融合句对齐技术

为了消除单纯基于词汇和基于长度的句对齐方法所存在的缺陷, 研究融合2种对齐方法的混合策略成为一种新的思路, 如何在长度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利用词汇信息以提高句对齐精度。下面主要介绍文献[5]中提出的基于词典下的长度和位置信息的双语句子对齐方双语句子对齐算法:

对于互译的文本S和T, 有如下的对齐评价函数:

$\begin{array}{l} Ρ [i, j] = (1 / S Ι Μ) + α (Ρ_{u} [i, j] - Ρ_{0})^{2} + \\ (Ρ_{1} [i, j] - Ρ_{0})^{2} + α (Ρ_{d} [i, j] - Ρ_{0})^{2} \end{array}$

当P[i, j]的值小于某一特定阈值时的锚点, 就构成了候选锚点集, 再利用计算SIM的值对进行相似度过滤, 组成最后的对齐锚点。

该算法的不足:

(1) 形式评价函数中α的实际在较长文本中权重系数α的惩罚作用已经很弱, 本文所做的实验中, 当文本句子长度超过500以后, 句对齐的结果比300句以内要差, 因为文本的长度越大, 导致越不敏感。

(2) 文献中的形式评价函数对于较长文本中句对的惩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尤其当字典在需要对齐的句对中没有命中相关词时, 这种滞后性更为突出。这样导致1∶1的句对齐的锚点分布不均匀, 丢失了部分锚点, 而且惩罚的滞后性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结果的正确性。为此要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参数, 使锚点的分布更为均匀一些。

2改进后的对齐算法及其实现

针对文献[5]提到的方法的不足, 本文对其形式评价函数进行了如下改进:

$\begin{array}{l} Ρ_{1} [i, j] = (1 / S Ι Μ) + (Ρ_{u} [i, j] - Ρ_{0})^{2} + \\ (Ρ_{1} [i, j] - Ρ_{0}) + (Ρ_{d} [i, j] - Ρ_{0})^{2} \end{array}$

式中:P[i, j]表示句对{S1, Tj}的整体对齐距离函数值, SIM为2个句子的相似度:

$S Ι Μ = \frac{L | Μ a t c h (S) | + L | Μ a t c h (Τ) |}{L | S | + L | Τ |}$

式中:所有元素的字节长度和用L| |来表示;Match (S/T) 代表 (字典) 译文中出现在汉语/维语句子中的维语/汉语单词;P1[i, j]=LSi/LTj, P1[i, j]为对应句长度之比;Pu[i, j]=USi/UTj, Pu[i, j]为对应上文部分长度之比;Pd[i, j]=DSi/DTj, Pd[i, j]为对应下文部分长度之比;S文本中的第i句用Si来表示, T文本中的第j句tj用来表示, S文本的总长度用LS来表示, T文本的总长度用LT来表示, Si句的长度用LSi来表示, Tj句的长度用表示LTj来表示, Si句的上半部分的长度用USi来表示, Tj句的上半部分的长度用UTj来表示, Si句的下半部分的长度用DSi来表示, Tj句的下半部分的长度用DTj来表示;本文直接将α去掉, 同时对P0参数进行改进: $Ρ_{0} = \sqrt{E_{Τ} (L_{S} / L_{Τ})}$ , 其中ET为根据3 886对维汉族双语平行的法律文献计算得来的维汉句长的长度比的期望值, 此期望值可以使P0更加接近于法律文献类的真实值[6,7,8], 起到平滑数据的作用, 有效避免个别噪声数据引起的过大的偏差, 同时使之能更好的适应较长的文本[9,10]。这样就获得了针对互译的维汉文本句对齐的形式评价函数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