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纪念城市（精选三篇）
二战纪念城市 篇1
一、辽宁省城市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商品, 纪念品在整个旅游开发系统中占据特殊地位, 带动着旅游业的发展。“十五”以来, 辽宁省各级政府立足当地旅游资源优势, 注重加快旅游产业开发, 形成了以辽宁中部、辽东半岛、辽宁西部三大旅游区为重点的特色旅游体系。现已成功举办的十届“东亚国际旅游博览会”成为辽宁对外扩大形象宣传、展示优秀旅游资源和高层次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舞台。辽宁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优质的旅游纪念品与之相适应。而目前省内旅游纪念品市场还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 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 缺乏传统文化内涵定位
文化内涵定位, 即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下, 在特定组合中据有的相对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样的角色界定给地域性旅游纪念品一个正式的、能代表地方风俗文化的“身份”, 赋予该商品个性化魅力, 通过提升自身产品附加值来刺激旅游者的购买欲望。目前就辽宁省而言, 市场上大量充斥着通用性质的旅游纪念品, 此类旅游纪念品从设计初衷到投产销售, 都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作为一般性商品出售的现状也注定其无法拥有代表辽宁城市特色的文化内涵。
(二) 缩减设计到生产的品质保障
旅游纪念品由于本身蕴含的特殊人文属性, 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纪念和收藏的双重价值, 这也从客观上要求旅游商品的品质必须有保证。但现状恰恰相反, 当下辽宁省内旅游商品市场做工精细的旅游纪念品大多价格昂贵, 多数中低档旅游纪念品因其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 导致纪念品做工粗糙, 这与国内外同档次优秀旅游纪念品相比, 其设计水准及制作工艺均存在重大差距。
(三) 忽视与旅游者情感互动
消费者在购买旅游纪念品时, 比较注重纪念品设计中所包涵的情感因素, 因为大多数旅游者希望在异域文化氛围中获取与平时生活的差异化情感, 令自身情感能够与当地生活和文化产生共鸣, 以便日后回忆和珍藏。纪念品如果仅依靠本身的外形特征来吸引购买者并激发其购买意愿, 而与旅游地没有相关性、与旅游者自身没有任何情感互动, 旅游者对纪念品的兴趣将大大减少, 对千人一面的产品萌生抵触心理, 致使旅游纪念品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就当前辽宁旅游市场多数纪念品感情因素匮乏, 缺少从游客情感需求角度出发, 以及仅停留在手工艺品和单一产品层面的设计现状等因素而言, 如何在旅游纪念品中增加与游客的情感互动, 让纪念品更具有“纪念”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辽宁省城市旅游纪念品系统设计定位
旅游纪念品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根据旅游地的区域特色, 从产品的形态、色彩、材料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设计策划, 因此引入产品系统化设计理念十分必要。产品系统化设计理论将传统模式的产品设计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 从单一产品的焦点扩展到跨产品的概念, 实现多元化、多角度的开发与设计。运用产品系统设计理论, 合理地把辽宁地域文化关联因素进行分层研究, 精确提炼, 并进行打散、重组、归纳和整合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众多的旅游资源为辽宁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物质依托。据调查, 影响旅游纪念品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排序依次为:特色 (46%) 、价格 (32%) 、品牌 (15%) 、外观 (7%) 。[1]结合辽宁省内旅游的地域特点, 在旅游纪念品系统设计理论指导下, 以突出地方特色为切入点, 进行纪念品的开发、创新研究, 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
三、旅游纪念品设计与辽宁城市特色文化的契合
(一) 古都城市
辽宁历史悠久, 为满族发祥地, 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其人文旅游资源中沈阳故宫是仅次于北京故宫的保存完好的封建帝王宫殿, 清朝入关前的三座皇陵都在辽宁。“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城”的美誉造就了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理念。沈阳国际旅游节、抚顺满族国际风情节很好地沿袭了这一历史文化风俗。
针对满族文化题材开发旅游纪念品, 结合满族的服饰特点及歌舞特征进行造型设计, 既可以再现地域性的风俗面貌, 又能通过符号、图形、色彩因素折射出沈阳地区瑰丽的历史基因和文化传承。如图1-3方案效果, 以沈阳故宫大政殿造型为依据, 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纪念品实体材料为亚克力, 内部是可以储藏物品的收纳盒。
(二) 滨海景观
辽宁省滨海地区濒临黄、渤两海, 地域范围包括大连、营口、丹东、盘锦、锦州和葫芦岛等大中城市及附属市县。海岸曲折绵长、滩涂宽广、海水清澈、景色秀美, 是人们海滨度假的集聚地。岛屿也是滨海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宁沿海大小岛屿共计200多座。黄海岸沿线主要有里、外长山列岛、石城列岛等;渤海岸沿线有笔架山、长兴岛和蛇岛等, 诸多岛屿各具独特的生态系统, 旅游价值极高, 是多年来全国乃至世界旅游者的游览胜地。
利用这些优越的海滨资源可以开发众多的特色旅游纪念品, 如大连的金石滩、黑石礁, 庄河的海王九岛部分地区的海岸海上礁石在海蚀和海积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享有“海上石林”美称的沉积岩地貌。根据这一地貌特征可以将其夸张变形为平面图案或立体模型, 将其应用于文化衫、产品外包装及雕塑制品中, 这是对本地形象的无声延伸。
(三) 原始遗迹
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内容, 是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依据。在辽宁地区发现了众多人类活动遗址, 如牛河梁、查海、新乐遗址等。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宗教建筑, 如奉国寺、万佛堂石窟、朝阳北塔、辽阳白塔等。
如图4-7所示, 在辽宁原始遗迹的城市旅游纪念品设计中, 可以开发一种游客自行裁剪和拼贴的旅游日记, 根据游客自身的行程路线DIY (自己动手做) 一本独一无二的纪念册。这本手册既起到了宣传辽宁省旅游特色景观的作用, 同时又为旅游者提供了详实的出行指南。
(四) 节庆活动
辽宁境内四季分明, “冬季:激情冰雪, 欢乐过年;春季:春意盎然, 踏青赏花;夏季:蓝色畅想, 浪漫无限;秋季:层林尽染, 瓜果飘香”[2]。因此可以按照四个季节特色充分展开多样化的节庆活动, 如沈阳国际冰雪旅游节、丹东鸭绿江国际旅游节、大连旅顺樱花节、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锦州笔架山海会、鞍山金秋采摘活动月、本溪枫叶节等。如图8-图12所示, 在相应的旅游纪念品设计中, 可以将红、黄、蓝、白、绿等季节色彩以及各节庆的代表性图形恰当运用到旅游产品设计之中, 尽情展现这些节庆活动的季节特色。
辽宁省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节庆旅游纪念品悄然兴起, 节庆活动承载着旅游纪念品并与地域文化完美融合, 二者相得益彰, 节庆旅游纪念品在这之中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四、辽宁省旅游纪念品开发途径
旅游纪念品开发, 不是简单的销售商品与提高经济收益问题, 还要在政策导向、舆论宣传、市场开发的基础上制定全方位、高标准的品牌经营策略。其一, 举办相关设计创新大赛, 既可以选拔优秀设计人才、精良的设计作品, 也可以投入商业运作;其二, 提高旅游产业从业环境质量, 吸引旅游纪念品开发和管理的高精尖人才, 共同致力于提高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创新;其三, 从教育入手, 在高校增设相关设计开发专业, 建立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纪念品研发队伍。
于文化产业发展而言, 旅游纪念品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辽宁地方特色资源, 将辽宁省的文化内涵渗透到旅游产品之中, 以符合时代发展的审美意识, 以积极认真的态度, 进一步开发、创新旅游纪念品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整个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过程需要从系统的设计策略出发, 逐步完善可持续性开发的旅游纪念品市场, 通过提高辽宁旅游纪念品的文化内涵、商品品质和感情互动来拉升产品销量、活跃辽宁旅游纪念品市场, 进而推动辽宁省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二战纪念城市 篇2
1945年5月1日凌晨3时50分，苏联近卫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军在指挥所里，打开纳粹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莱勃斯上将带来的一封信：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我们通知苏联领袖和人民，今天15时30分，元首已离开人世。在遗嘱中，元首根据他法定的权力，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邓尼茨、我和鲍曼。我全权委托鲍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这一联系，是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必需的。戈培尔”
从斯大林格勒废墟转战到柏林街头的苏联将军们，读不懂这封内容暧昧的 信——而同样是军人的德军总参谋长，也无法做出更多的解释。不得已，朱可夫将军一面派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前往崔可夫上将的指挥所，确认德国人究竟想说什么，一面从电话里向斯大林汇报了这封信和希特勒自杀的消息。按照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从夜梦中醒来的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是：
“完蛋了，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把他活着抓住。那希特勒的尸体呢?”
朱可夫回答：“据克莱勃斯将军说，他的尸体已经烧了。”
“告诉索科洛夫斯基，”斯大林无疑已经读懂了戈培尔的来信，他说，“除了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夜里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要进行‘五一’节检阅。”
这封言辞模糊的信件，确实是由希特勒自杀前任命的“帝国总理”戈培尔签署的。在希特勒的最后阶段，戈培尔博士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希特勒最后希望的化身。根据戈培尔的推理和荒唐的占星术预测，希特勒期望的是苏联和西方盟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反目为仇，而自己则将与“七年战争”中的菲特烈大王一样，利用敌人阵营的内讧，完成第三帝国的“中兴大业”。尽管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里宾特洛甫、戈林、希姆莱、施佩尔这些纳粹高层为了帝国或他们个人的命运，使尽浑身解数期望与西方盟国媾和，但在纳粹屠刀下诞生的反法西斯同盟并没有给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将军们已经开始接触的时候，柏林城内苏军的进攻和德军的顽抗都还没有结束。5月1日，苏军步兵第416师与德军“明赫贝格”师激战，后者不足1营的剩余部队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街垒和动物园的地堡里，进行着最后有组织的抵抗。有资料显示，来自波兰的IS-2坦克也参加了这里的战斗。中午，德军最后1辆“虎I”坦克失去了动力，最后1门PAK40反坦克炮也被摧毁。失去了坦：克的德军坦克手以步兵武器与掷弹兵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战斗。傍晚，这里的德军被歼灭，一面红旗插在了勃兰登堡门上的青铜四驾马车上。入夜，苏军用1．8吨炸药炸开了特拉特隧道顶部，用水淹没了这里仍在顽抗的德军。
在“后希特勒时代”的第三帝国，戈培尔把最后的期望投向了东方：他期望以克里姆林宫顺民的身份，利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矛盾，来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斯大林甚至不肯为他的哀鸣浪费多几分钟休息时间。克莱勃斯将军当天下午把这个消息带回到了地堡里。此时，地堡里的每一个人，终 于从瓦解反法西斯阵营的荒唐计划中醒来了：戈培尔选择了自杀；但以暗算为长的纳粹党务首脑鲍曼，则还梦想着在邓尼茨的新政府里攫取更大的权力——至少也是；中出苏军的包围，向他眼中同属西方的加拿大军队投降。
5月1日晚9点，德军在柏林城内最后的机动力量，在弗雷德里克斯地铁站口完成了集结，他们的兵力由近500名党卫军“北欧”装甲掷弹兵师残余步兵和希特勒残余幕僚组成，还有党卫军503重装甲营的5辆“虎王”(另一说法为2辆，其组员全为非德裔人)重型坦克、陆军第 2装甲团的2辆“豹”式坦克、1辆川号突击炮车及8辆各类型装甲车辆。按照鲍曼(柏林城内尚存的地位最高的纳粹首领)的旨意，他们将向西北方向的霍斯坦展开突围。
由于巷战最后阶段的混乱和缺乏准备，而且步兵的45毫米反坦克炮对德国坦克没太大威胁，因此这支队伍很快插进了苏军近卫第52步兵师由小型强击群组成的进攻前沿。苏联突击第3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用电话激动地通知朱可夫：“有一群德国坦克突出了包围，约20辆左右，高速度向西北郊驶去。”对此，苏军的反应是：希特勒、戈培尔和鲍曼他们跑了!朱可夫紧接着的命令是“阻止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逃出柏林”。他动用了第47集团军、 61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兵力紧急部署了狙击线，而突击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 2集团军的T-34／85坦克则进行追击。5月2日黎明，在柏林西北15千米处爆发了坦克战，侥幸冲出市区的德国坦克全部被击毁。尽管有一部分德国人逃出了包围，但大多数纳粹高层却很不走运：克莱勃斯将军等将领选择了自杀；鲍曼死了，有人说是死于坦克被击中，有人说是服毒。
经过5月1日夜晚的战斗，柏林城内的德军已经完全失去了组织。5月2日零点40分，苏军电台收到了德军要求停火的呼叫。早上7点左右，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炮兵上将来崔可夫的指挥所。他告诉崔可夫戈培尔已经自杀，然后向柏林城防部队下达了立即停止抵抗的命令。5月2日15点，柏林城防部队全部放下武器——从这个时刻起，纳粹罪恶大本营上空的硝烟，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散去。
根据苏方资料，投降就俘的柏林城防德军有13万4千多人，苏军在整个柏林战役中则付出了超过30万人伤亡的代价。这个数字，目前还有很多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西方史学家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重新得出的结论是，在奥得河西岸和柏林外围作战中，苏军阵亡35000人，德军阵亡20000人；在柏林市区的巷战中，苏军阵亡5万人，德军则有2．5万正规军和武装党卫队员、1．5万人民；中锋队员、5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员和4．5万柏林居民成为了第三帝国的殉葬品。西方的资料显示，在柏林的巷战中，苏军损失坦克和自行火炮1087辆(当然还有更夸张的数据)，但这个数字相对于苏军投入作战的兵力以及苏军4月份在整个东线损失约4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据，又 明显偏大。数据统计出现如此大的偏差，主要原因是对柏林的巷战进行统计的起点：是从4月21日苏军进入城市外围开始，还是从4月26日苏军发起最后总攻开始。但对于这些数字的争论，并不影0向战役的结局。
5月9日0时43分，纳粹德国的代表在柏林近郊的腾柏尔霍夫签署了投降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终于平静了。这个刚刚消失了枪声的凌晨，也同时结束了一个时代，并且毁灭了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征服世界的狂想。整个欧洲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在仪式结束后，参加受降典礼的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人进行了狂欢：开始时，苏联的朱可夫、英国的特德、法国的塔西厄和美国的斯巴兹等最高代表还能以风度翩翩的敬酒来庆祝共同的胜利；但是到黎明的时候，连一向老成持重的朱可夫也在酒精作用下开始表演起热情洋溢的独舞。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按照事先的约定，四大战胜国将柏林和整个德国都分成四个占领区，分别开始了自己的军事占领。在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即成为每个国家最现实的选择——尽管美国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会师时，东西方的士兵们都以交换纪念品、拥抱和真诚的祝福表达了胜利的喜悦和保持友谊的期望。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西方世界不但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鸿沟，而且战争的教训使斯大林意识到，只有把实际控制范围尽量向西推进，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手段。而在西方政治家眼中，社会主义政权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建立，又成为了不可接受的现实——以巴顿、麦克阿瑟等人为代表的将军和艾·杜勒斯为首的政客们，则把消灭红色政权明确当成了纳粹覆灭后的下一个目标。这种心理和政治上的倾向，在行动中很快就成为了现实：欧洲战事结束后，苏联英雄朱可夫元帅回到了莫斯科，在1945年6月 24日的红场，举行了盛大的胜利阅兵典礼——但西方盟国没有派高级代表参加这个仪式。回到柏林后，为了庆祝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的胜利，在苏联的建议下，苏、美、英、法四国决定在柏林再进行一次联合阅兵式，由四国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共同检阅他们的部队。
但就在阅兵典礼的前一天，朱可夫收到了来自西方的通报：西方三国军方首脑因故无法参加在柏林进行的阅兵。斯大林则对这一信息迅速进行了解读：“他们想贬低反法西斯同盟阅兵的政治意义。你等着瞧吧，他们还会搞新花招的。各盟国军队总司令拒绝出席也没有关系，你(朱可夫)就担任阅兵首长好了，反正我们应该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力。”
1945年9月7日上午，苏军柏林战役中的功勋部队和驻守西柏林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接受了苏联元帅朱可夫的检阅。由于西方仅派出了驻扎柏林的勤务部队，因此，整个典礼更像一场苏联军队在全世界面前的武装示威——首次出现的IS-3重型坦克队列，让西方政治家忧心忡忡，他们开始酝酿装备原子弹，以便在东方的钢铁雄师面前争取更多的发言权。这之后，竭尽所能为柏林市民紧急送去9600011屯谷物、5万头牲畜的斯大林，却发现从没有经历过战火的大洋彼岸给西柏林市民送去的物资，超过自己的一倍!于是，对西方盟国占领的西柏林进行封锁，也开始悄悄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在柏林街头的废墟、瓦砾和红旗中，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没有硝烟的冷战又在柏林这个过去的罪恶之源、血腥之都，缓缓拉开了大幕……
对峙篇：冷战追忆
1946年3月5日，英国卸任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揭开了“冷战”序幕。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工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二战期间，由于苏联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美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使“杜鲁门主义”成为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在1949年4月4日，美国与英国、加拿大、法国等盟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简称北约，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共14条，宗旨是缔约国实行所谓的“集体防御”，即任何一个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其他成员国必须给予帮助，包括使用武力。北约最初的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等12国。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1955年5月14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8国，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同年6月条约生效时正式成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WTO)，简称华约，总部设在莫斯科。从此，这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长达近半个 世纪的对抗。 在冷战的初期，由于实力上的差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采取防守态势，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姿态。在这一时期，先后爆发了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等一系列事件。
在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指责苏联试图染指其战略后院——加勒比海地区，严重威胁其国家安全，决定对古巴实施全面的军事封锁。在美国不惜发动核战争的军事压力下，苏联最终选择了向美国妥协，撤出了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这足以说明当时的苏联尚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实力。
但是，发生在亚洲的一场战事使得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从60年代起，随着越南国内局势的演化，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个东南亚小国的内部事务。从最初的“特种战争”逐步升级为1968年前后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全面；中突。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飞机大炮的恐吓，还是“民主自由”的号召，拥有世界最强军政实力的美国却怎么也奈何不了向往独立的越南军民。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使美国人焦头烂额，深深地陷入战争泥沼难以自拔。几番犹豫之后，尼克松终于下定决心撤出这个伤心之地。以前任何一场国外战争都没有像越南战争这样严重地折磨美国人的心灵。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苏联侧重发展重工业，军事、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同时，苏联在核武器数量方面也超过美国。
自此苏联开始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这种扩张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70年代末，阿富汗的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稳。靠政变上台的阿明政府仍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阿明清洗了执政的人民民主党内更为亲苏的“旗帜派”人士。苏联因此认为自己在阿富汗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决定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干涉。 1979年12月27日晚，苏联撕毁一年前与阿富汗签订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出动近1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冷战中期的重要事件。苏联的武装入侵，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并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阿富汗人民建立了许多抵抗组织，武装抗击入侵者。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使侵阿苏军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阿富汗变成为苏联一个沉重的包袱，直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伤亡达5万多人。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并对整个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此时的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停顿状态，各种社会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70年代苏联奉行的全球进攻战略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面临着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代价。
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疾呼“形势要求改革”、“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以及“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然而，这种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等新思维，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到了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派有了较快发展。 1990召开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三股势力。在此背景下，爆发了1991年的 8·19事件。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本意是阻止苏联发生演变。但事与愿违。政变的迅速失败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大厦顷刻工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
几乎与此同时，在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欧剧变首先从波兰开始，其次是匈牙利、民主德国……虽然各国演变的过程基本一致，但国家政权的转移方式却大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内部发生了裂痕，自己搞垮了自己，最终丧失了国家政权，比如匈牙利；二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综合作用；中击下曾试图加以抵抗甚至回击，但在“团结、和睦、合作、共事”的口号下一步步妥协退让，最终被迫交出政权下台，如波兰、民王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三是通过武装：中突的形式实现政权更迭，如罗马利亚，是东欧聚变中最为激烈和尖锐的一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使华约组织随之解散，冷战时代也就结束了。
回首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虽然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但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军事集团都不具备把对方一次置于死地的能力，从而使人们真正担心的世界大战——超级大国间的核战尹终究没有发生。跨入新千年的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本国经济和改善国内人民生活当作头等大事。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告诫我们：新的战争威胁还存在，战争幽灵还在世界徘徊。
纪念篇：红场大阅兵
1945年5月9日——60年前的这一天，欧美人民欣喜若狂地迎接着世界和平的重新降临；目口使仍然生活在日寇铁蹄之下的亚洲人民，也更清晰地看见了日本法西斯的末日。60年后的这一天，历史再次铭记莫斯科。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自豪、胜利、欢庆，充斥莫斯科大街小巷。这一天，包括中国、美国、欧盟成员国、印度等近60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聚集莫斯科，追忆往昔、共商未来；并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的方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和纳粹德国投降60周年。
提起红场阅兵，首先就会想起1941年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那次阅兵。当时，德国大军攻到莫斯科西北近郊，苏联政府部分人员已经转移到苏联后方，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被围攻的莫斯科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的盛大阅兵典礼，所有校阅部队在典礼后立即开赴战场。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苏联的军心民心。
1945年6月24日，苏联举行了打败德国法西斯后的第一次阅兵庆典，声势浩大。此后，每年的卫国战争胜利庆典都是在5月9日举行。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再次举行盛大阅兵式。当时的西方领导人只参加了老兵的阅兵式，拒绝参加新兵的阅兵式，原因是他们反对俄罗斯的车臣政策。
又过了10年，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6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红场大阅兵拉开了帷幕。红场大阅兵分成三大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迎胜利旗帜。红场大阅兵在4名士兵的迎旗仪式中正式开始。这 4名俄罗斯士兵身穿绿色镶金制服，举着印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旗正步走过。这面旗帜是苏联红军第150步兵师1945年攻克柏林后插在德国国会大厦上的旗帜的仿制品。
第二部分：举行盛大阅兵仪式。阅兵式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叶夫列莫夫指挥。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叶夫列莫夫的陪同下检阅了参力口阅兵式的部队。
阅兵式又分历史篇和现代篇。手举 60面卫国战争期间战功卓著部队旗帜的方阵拉开了阅兵式历史篇序幕。之后进入红场的是6个分别由74名军人组成的连队方阵和1个由33人组成的骑兵连方阵。每个方阵身着不同的战时军装，手持战争时期的武器，分别代表战争时期苏联红军步兵、坦克兵、炮兵、工程兵、空军、海军和骑兵等军兵种。
随后，2600名老兵胸前佩戴勋章、手持鲜花，乘坐130辆由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新仿造的二战时期使用的吉斯-5型军用卡车，分成10个方队陆续进入红场。这 10个方队分别代表当年苏联红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第一波罗的海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完全按照1945年胜利后红场阅兵时的顺序从王席台前通过。值得一提的是，此刻演奏仍是二战时苏联国歌的曲调——虽然歌词已改。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阅兵仪式上问候老兵的方式也是卫国战争时的：“同志们，你们好!”
接着阅兵式进入现代篇。步入红场的是由7000多名官兵组成的18个营级方阵。这些方阵分别代表俄军陆、海、空三个军种，战略导弹兵、航空兵、空降兵三个兵种，军事院校，以及俄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紧急情况部所辖的内卫部队、安全部队和边防部队等，从整体上展现了当代俄罗斯武装力量的风貌。
第三部分：为阅兵式的空中部分。所有方阵通过后，军乐队现场演奏“胜利日”乐曲。此时，俄空军“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的5架“苏-27'’歼击机，以及“雨燕”飞行表演队的4架“米格-29'’歼击机M红场上空飞过。30秒之后，俄第899航空团的3架“苏-25”强击机飞临，喷出白、蓝、红三色烟雾组合成俄罗斯国旗形状。历时55分钟的阅兵式到此结束。
随后，各国政要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了鲜花。献花仪式结束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午宴，款待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
由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1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纪念卫国战争对于俄罗斯的现实意义发生了变化，从中体现出普京的战略意图。
首先，普京希望通过纪念活动振奋俄罗斯的民族精神。10年前冷战刚刚结束，俄罗斯主张回归西方，那时候的纪念活动是为了搭建舞台证明俄罗斯正在走向新道路，崇尚新的价值观。那时候车臣问题也并不十分明显。但是1995年之后北约大规模东扩，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特别是“颜色革命”后，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影响减弱，车臣问题演变成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俄罗斯国内改革也遇到一些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主要是为了弘扬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提高国家士气，重新激发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
其次，普京希望通过活动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以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为契机，重拾前苏联在二战时期的国际威望，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论城市纪念性景观设计的可读性表达 篇3
1.1 纪念性景观城市设计
1.1.1 纪念性景观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 纪念性景观的定义是:为纪念有功绩的或显赫的人或重大事件以及在有历史或自然特征的地方营造的建筑或建筑艺术品, 这类建筑多具有思想性、永久性和艺术性。根据以上的文字解释当中可以看出, 纪念性建筑或者景观是以明确的“纪念”的目的而存在的。
刘滨谊先生认为, 纪念性景观是用于标志某一事物或为了使后人记住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 能够引发人类群体联想和回忆的物质性和抽象性景观, 以及具有历史价值或文化遗迹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1]。
1.1.2 纪念性景观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是基于区位空间审视下, 对场所空间特质性的表达, 城市设计的整体目标与本质特征, 重在建构城市形象特色的城市自然、历史、文化、艺术的时空表达[2]。纪念性景观承载着城市的重要地域信息与历史文化信息, 无论是气势恢宏的基督山, 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玛尼堆, 不管是万人瞩目的英雄纪念碑还是静躺于后山的家族宗祠, 都向世人传达着当地人民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因此,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看, 纪念性景观是一个城市在社会意识与精神信仰上的一个皈依, 甚至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精神名片。
1.2 可读性
可读性通常用来形容某种书面语言阅读和理解的容易程度[3]。既然纪念性景观是为了纪念重大事件或者人物, 引发人类的联想和对于历史的回忆, 那么, 毋庸置疑, 纪念性景观的设计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的对纪念对象进行表达, 如何通过空间的营造传对纪念对象所表达的情感, 使景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从而有效建立纪念者对纪念对象本身的认识和纪念者在心灵上与纪念对象之间产生跨越时空的沟通。城市设计本身也强调城市的可读性, 城市设计诸多理论中场所文脉理论是以现代社会生活和人为根本出发点, 注重人与环境有机共存的深层结构的城市设计理论[4]。
2 纪念性景观城市设计的可读表达
2.1 逻辑上的叙事性
“叙事”在文学创作上是指用散文或诗的形式叙述一个或多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 或者叙述一连串这样的事件, 按照一定的次序讲述事件, 即把相关事件在话语之中组织成一个前后连续的事件系列。比起单纯零散的展示空间, 运用叙事这一手法很容易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理念而被大众接受, 因此它已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类型景观的创作当中。最常用的两种叙事方式就是顺叙和并叙。
2.1.1 顺叙
顺叙是叙事的最基本类型, 即按照事件发生, 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顺叙强调的是事件的逻辑关系, 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直线型叙事。设计者需要将参与主体的行动路线通过某些设计手法进行限定, 从而使“故事”得以正确的表达。
罗斯福纪念园便是这类叙事手法的优秀作品。一反传统的纪念碑式的纪念方式, 哈普林经过巧妙的构思, 将罗斯福总统四个任期内的贡献以开敞空间的形式巧妙串联, 通过围合等手段对体验者的活动进行导向和指引, 相比纪念碑这种仅象征“伟大”的纪念方式, 这种叙事性的手法让人更加深刻的体验到罗斯福“伟大”二字背后的故事 (图1) 。
2.1.2 并叙
指不同的事件, 或同一事件的不同场景并置都可称为并叙。此类手法在景观设计中较为常用, 纪念对象通常为一特定时间的事件或人物, 并不一定具备逻辑上的顺序, 而并叙则可以用不同方面去表达事件的发生。
英国海德公园内的7月7日永久纪念园采用了典型的景观并叙。永久纪念园 (图2) 由52根不锈钢柱组成的, 代表着在2005年7月7日的爆炸案中遇难的52名受害者, 其所围合出的四个空间, 各表达了一个时间点的事件, 整个空间同时叙述着两起并列事件。
2.2 具象化的表现形式
理论证明, 知觉经验作为完形或克分子构形而出现, 不是简单的感觉集聚, 而是有组织结构的有意义的整体, 知觉结构与意义的决定因素又同完形的某些基本法则有关系, 其中最要的就是心物同型[5]。通俗的理解, 就是被我们大脑所感知的事物往往需要一些知觉经验来加以描述, 如果一个事物与我们脑中现存的形象都不匹配, 那么这些事物是很难被大脑所理解的。多数游客并非专业人士, 文化体验的有效性远比那些所谓的空间本体来得重要。因此, 文化层面的可读性以及相应的显性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 纪念性景观应更好的通过具象意象来表达设计的思维。
2.2.1 具象符号的使用
具象符号能够有力表现其所承载的历史事件信息, 比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整体造型设计就是一个大三角, 从广场看去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武士刀然后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屠杀。具象符号中的雕塑, 尤其是场景雕塑, 如果得当的运用, 则更加能够有效的还原历史场景, 使得纪念性景观更加具有解说性。前广场就采用了一组“逃难”的雕塑, 几欲倾倒的身躯, 仓皇恐惧的表情, 和入场流线完全反方向的逃难线路, 让准备入园的纪念者不由自主的产生这样的联想———前面是怎样一个炼狱…… (图3) 。
2.2.2 文字的使用
就像语言之于手势一般, 语言的表达比手势的表达更加容易令人理解表述者的意思。同样的, 有时候直白的文字表达比起晦涩的意象符号来说在思想传达上更加直接和强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如何表达遇难者数目之大?不是用某个意象实体的个数, 仅仅使用了“300000”这个数字, “300000”4次重复出现, 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这世人这段历史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图4~5) 。
2.3 线性的空间模式
空间也是一种符号, 设计师赋予它不同的内涵, 使空间环境具有不同的品质和功能, 成为特定的文化效应场[6]。纪念性空间中通过空间序列表达概念是普遍性的, 这使得游览空间呈现有导向的线性。历史人物或事件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 从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具有一定的长度, 即使是发生于某个点的事件也有缘起和后续影响的陈述可能, 因此通过表述这个时间长度来表达纪念是顺理成章的;并且, 线性空间给人的逻辑性最强, 更容易按照预设的路径去表达设定的情感, 从而使得参观者对景观理解性也最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线性空间是如此适合纪念性景观类型。
至于线性空间本身是成笔直的或是曲折的并不是根本问题, 那关乎更多的是所谓风格问题。纪念性景观的线性空间大致可分为传统的中轴模式和以哈普林为代表的非中轴模式两种。中轴模式的参观路线一般沿主轴呈单一直线明确展开, 次空间基本沿主轴呈对称或均衡布局, 参观者始终受到高潮点的强烈牵引和控制, 设计风格稳重庄严, 给人以崇高伟岸之感受。所以无论是在长沙烈士公园, 还是南京的中山陵, 或者是芜湖烈士陵园等纪念空间中, 这种传统甚至有些俗套的模式仍旧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罗斯福纪念园叙事路线由单侧墙体界定成横向性很明显的游览空间, 空间动态的自由感和均衡感明显, 设计风格更显朴实和诗意, 一个个故事场景向游客娓娓道来。朱育帆先生在他的原子城纪念园中也采用了这种之字形的线性游览路径, 不仅很好的结合了场地中保留下来的那些不屈的青杨来阐述那个年代不屈的精神, 以此来串联其中的故事场景, 而且还形成游览路径与主体纪念碑若即若离的体验效果, 有力引导了纪念者的情感起伏。
3 结语
纪念性景观作为一个特殊职能空间承担着延续社会历史精神的作用, 景观可读性显得尤为重要。在纪念性景观的表达方式上应该以普适性的语言为主, 避免曲高和寡而落入大众无法理解的尴尬局面。多种多样的景观表现手法要能起到传递良好的感情信息的效果, 使景观拥有较高的可读性,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用“心”去做设计, 阅读史料、踏勘场地, 去收集每一处令人感动的细节, 只有规划设计师自己首先读懂, 才可能让作品可读, 只有感动了自己, 才有可能用作品去感动他人。
参考文献
[1]刘滨谊.纪念性景观与旅游规划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8) .
[2] (挪) 诺伯舒兹施植明, 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7.
[3]吴强.试论区位空间选择下的城市设计[J].城市规划, 2005 (4) .
[4]凯文·林奇, 方益萍, 何晓军, 译.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5]查普林, 克拉威克普, 林方, 译.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