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证据

核心证据（精选九篇）

核心证据 篇1

在本学科高排名的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学者学术声望的提升、职位的晋升和薪资的增长都有着重要作用[1]。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对大学和学者的科研资助纷纷采用基于绩效拨款制度[2],并把在高排名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作为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这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高排名学术期刊的地位。每一名科研工作者,都面临着在高排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挑战。 与此同时,学术期刊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 面对逐年增加的投稿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学术文章,为确保刊载文章的质量,期刊必须在稿件审阅上做出更多努力,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甚至可能导致审稿周期的延长[3]。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背景下,探讨高排名学术期刊已有的刊文特点及偏好模式,既有助于科研工作者提高论文投递效率,也有助于期刊主办方有的放矢提升论文筛选效率,对于改善论文与期刊的双边匹配有着重要意义。

在学术界,对期刊影响力的主要评价指标是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其衡量的是过去两年刊载论文的影响力———平均被引次数。 可见,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是相互依存的。由于对学术论文本身影响力和质量的评价存在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文章发表杂志的排名高低成为了衡量学术文章本身、学者和所在研究机构优秀程度的一个替代性指标[4]。 这一指标的合理性基于这样的事实: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6]。 优秀的研究论文必然有其普遍性的显示特征。 考察期刊刊载论文的偏好,尤其是在论文特征性变量上的偏好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期刊影响力差异的来源。

现有研究针对顶级期刊刊发的大量论文显性特征的探讨,揭示出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发文偏好以及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从论文主题内容、篇幅、作者来源、合作性等指标进行分析成为这类研究的重要趋势[7]。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具有更长的篇幅[8]。 这是由于:优秀的学术论文需要论证充分、内容翔实,因此必然会具有更为复杂的技术过程,这需要更长的篇幅才能完成。第二,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具有更多高水平的活跃作者。对国际顶级教育类期刊的研究证实:高水平的活跃作者数与期刊质量成正相关关系[9,10]。 第三,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获得更多的基金资助。基金资助同样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 被学术基金资助所做的研究,因其研究内容一般受到专业认可, 研究过程中受到专业评估,更有可能产生优秀的论文[11]。第四,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具有更多的合作。对经济学类文章的最新研究表明, 目前顶级经济学期刊的作者均值为2.3 人,合作性论文的占比逐年提高[8]。 对1997—2005 年SCI,SSCI等检索的420 余万篇文献的研究表明, 跨学科合作、跨学校合作是重要的趋势。 合作论文的影响因子高于不合作, 强强合作论文引用率高于强校单干,强弱合作的论文引用率不低于强校单干[12]。合作人数对论文质量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效果[13]。对于国内论文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合作与论文被引频次的正向相关关系[14]。

我国是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教育学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学科。 那么,我国教育类顶级期刊在刊载高等教育类论文时的偏好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并不鲜见,部分回应了国际主流的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内容分析揭示研究热点和知识图谱[15]、归纳研究主题及范式[16]、发现引文文献的网络结构[17]、描述论文合作状况[18]、基于发文状况评价地区科研竞争力[19]与作者[20]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其共性特征之上,而对期刊间刊文差异性的探讨, 大多仅是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对于其模式性的揭示与期刊影响力差异的解释性探讨较为鲜见。

本文以中文顶级教育期刊的发文偏好模式为主题进行研究, 以2015 年18 家教育顶级期刊刊载的3421 篇高等教育类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①,采用统计方法、复杂网络和计量回归方法,聚焦于不同期刊发文偏好模式的归纳及期刊影响力与发文偏好模式的关联性分析。

二、我国教育期刊的影响力现状及期刊转型

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明显较低。 根据汤森路透集团的期刊引用报告(JCR),2014 年SSCI中社会科学共有56 种类目,教育及教育研究类(EDUCAITION&EDUCATIONAL RESEARCH)期刊的期刊数排序为第2 位,文章数排序位第4 位,但影响因子仅排序为48(0.92),中值影响因子排序为40(0.74)②,这说明教育类的研究论文数量虽多,但质量普遍不高。 我国教育类期刊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基于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数据,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共分为37 个大类,教育类期刊数排名第1,但从2014 年刊发的平均影响因子来看,教育类期刊仅为0.54,排名第16。

基于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报告”的数据,我们发现顶级教育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见图1)。 同时,基于中国知网的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 我们将影响因子最高的6 家期刊③作为一组(高IF期刊),6 家综合性期刊④作为一组(综合性期刊),与18 家期刊进行比较。从折线图可以看出,自2009 年起,各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均呈现上升趋势,且趋势性差异不大。 而根据各个期刊历年影响因子的统计也表明,各个期刊的上升趋势和相对排位均变化不大, 说明18 家教育顶级期刊的内部差异性表现较为稳定。

与期刊影响力普遍提升相伴相生的是期刊办刊特点的变化。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向实证化转变,我国教育期刊的风格出现了转型。反映为期刊刊载论文的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规范化。 同时,一些杂志变更了名称,以更加适应期刊竞争的需要。 根据我们的统计,CNKI期刊数据库社会科学II—高等教育分类下共有128 家期刊,其中有49 家期刊进行过更名,更名率达到38.3%。 高等教育类期刊更名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去专业化和去地域化两点,体现了多数高等教育类期刊向着综合化的方向转型。 在我们选取的18 家期刊中,共有8 家期刊曾进行过更名。 期刊综合化的转型需要付出一定的认知成本,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恰恰是一种信号传递的作用,有助于吸引更多样化和更优秀的论文稿件。 从以上的背景出发,我们将考察综合化期刊与纯教育期刊的刊文偏好差别,并验证其与影响因子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报告,http://lib.cqvip.com/evaluation/index.aspx。

三、研究设计

基于国际上利用影响因子评价学术期刊的普适性,本文采用影响因子(IF)来作为评价中文教育类期刊的影响力的指标。 IF具体数值来自CNKI的“复合影响因子”。基于已有的国际国内研究,本文选取了两大类指标作为杂志刊载文章的特征性指标。第一类是论文的显性特征指标,包含作者状况(来源学校、来源地区、职称等)、作者间情况(是否合作、合作类型)和基金资助状况。 第二类是论文的内在特征指标,包含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 从这两类指标中,加总计算每一家期刊的若干评价性指标,计算出这些指标与期刊影响力的关联程度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基于前文所述的关于国际顶级期刊刊文特征的研究结论,我们给出如下研究假设并试图进行检验。

假设1:从作者状况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其活跃作者的出现频率越高, 反映为知名院校发文、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更高。

假设2:从研究评价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刊载论文质量越高,反映为获得基金资助比例越高。

假设3:从研究过程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其刊载论文的研究复杂程度越高,反映为:合作比例越高,且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运用越多。

为了揭示期刊的刊文特征模式,我们还将采用复杂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模式识别。分析主要对不同期刊发文来源院校网络以及合作论文网络进行分析。在合作网络中,我们对合作中的学科交叉、地域交叉、跨职称合作以及校际合作四类进行模式总结。 另外,我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上述指标对杂志影响力的联合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因子反映的是期刊过去两年的论文平均质量,而研究数据则是当年的数据。 对回归可行性的解释是:正是由于期刊之间排序关系存在相对稳定性,则可以把期刊的偏好差异看作是随时间稳定的数值,从而探讨期刊偏好的差异对期刊影响因子差异的影响。

四、中文顶级教育期刊刊文偏好描述

(一)对文章显性特征的偏好

本文统计了论文第一作者情况以及文章所获基金资助情况,统计如表2 所示。总体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 发文越偏向高水平大学和高级职称的作者,越偏向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课题论文。 其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刊发的高等教育论文中,超过80%来自“985 工程”高校,国家级基金论文占比超过1/3,是两项指标最高的期刊。

关于期刊影响力与期刊发文显性特征的关系,我们给出如下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 分析发现,正高职称发文比例和国家基金比例的高低,与期刊影响因子成显著的正向关联,相关系数均超过0.6,见表3。这验证了上述假设1、2。散点图如图2所示。我们还发现,发文数量与期刊影响因子成显著的负向关联。

注:因《中国高等教育》作者信息不标注职称,故未给出统计结果。

(二)对文章来源多样性的偏好

各期刊在刊发文章的选择面上有所不同。刊发文章的来源越广泛, 反映期刊在选择文章上的范围越宽, 其影响的覆盖范围越广。 在高IF组的6 家期刊中, 每10 篇论文来源学校数最多的期刊是 《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最少的则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从地区影响力来看,高IF组期刊中,《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的论文来源地市数最多,超过3 个城市。《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教学》来自非教育学院系的发文占比最高,见表4。

通过表5 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稿件来源的院校、地区、学科越是集中,则杂志的影响因子越高。

(三)对院校的偏好网络

本部分分析各个期刊刊文的院校偏好。在此选取发文大于10 篇的院校共76 所,以占据某期刊发文量1%以上为阈值,见图3。 院校偏好网络的分析发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成为重要的供稿节点。高IF组6家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对重要供稿节点院校的链接比较紧密。而较低影响因子的期刊则表现出供稿节点虽多但与重要供稿节点链接松散的特点。超过某一期刊发文量6%的供稿中,除各杂志偏好的首位发文院校外,另外存在的重要偏好关系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师范大学(22.2%)、华东师范大学(7.4%),《大学教育科学》:湖南师范大学(15.9%)、厦门大学(8.9%),《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清华大学(7.6%)、上海交通大学(6.8%)、华中科技大学(6.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对(6.8%),《教育研究》:厦门大学(6.8%),《江苏高教》:南京师范大学(6.0%)。

注:*p<0.1,**p<0.05,***p<0.01。

(四)发文的作者合作网络

合作是学术生产的重要特点。本部分考察各期刊发文中第一作者与第二作者间合作网络。

1. 各期刊刊文合作状况的统计描述。 通过分析发现(见表6),18 家教育顶级期刊中,合作发文比例最低为38.0%(《江苏高教》),最高为73.0%(《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在合作发文的论文中,仅有2 家期刊的平均合作作者数超过3 人,其余都在2~3 人之间。合作中,校内合作为绝对主流,占比在70%以上。 跨省合作比例不高,跨学科合作比例差异巨大。

注:标号1-18依次对应影响因子从高到低的期刊。具体期刊为:1.《教育研究》;2.《北京大学教育评论》;3.《高等教育研究》;4.《高等工程教育研究》;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6.《中国高教研究》;7.《中国大学教学》;8.《教育发展研究》;9.《复旦教育论坛》;10.《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1.《高教探索》;12.《中国高等教育》;13.《现代大学教育》;14.《江苏高教》;15.《现代教育管理》;16.《高教发展与评估》;17.《黑龙江高教研究》;18.《大学教育科学》。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期刊影响因子与合作文章所占比例的相关性仅为0.07,相关程度很低。 这未能证实研究假设3 关于合作部分的论断。 这一发现说明:与国际期刊和国内主流学科期刊相比,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合作未能有效促进研究质量的提升。

2. 合作网络中的学科交叉模式。 18 种期刊呈现出3 种典型的学科交叉特征结构模式。 模式一:“星型模式”。 其特征是以教育学为中心节点,与其他学科产生联系。 这种形式的期刊有1,2,3,6,13,16①。 高IF组6 大期刊中的4 家期刊属于这种模式。 模式二:“团簇模式”。 其特征是多个学科紧密合作, 形成一个连通分支。 这种形式的期刊有4,5,7,8,10,11,14,15,17,18。 该模式是占比最高的模式。 模式三:“多分支模式”。 其特征是形成多个学科合作群。这种形式的期刊有9 和12,详见图4。

3. 合作网络中的地域合作模式。 这里考虑跨省合作的论文。 地域合作模式可以细分为三种模式,见图5。

注:1.(a)表示星形模式,以《教育研究》为例;(b)表示团簇模式,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为例,(c)表示多分支模式,以《复旦教育论坛》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该学科节点的度(degree),即预支相连的学科数。度越高颜色越深;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即关联强度。

注:1.(a)表示单中心模式,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例;(b)表示多中心模式,以《中国高教研究》为例,(c)表示无中心模式,以《大学教育科学》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该地区节点的度(degree),度越高颜色越深,即与之相连的省份越多。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即连接的强度。

模式一:单中心模式。 合作研究的论文以某个省份为中心,该省份与其他省份的合作占所有合作中的绝大部分。 此模式包括期刊1,8,9,10,16。 其中《教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以北京为中心;《教育发展研究》《复旦教育论坛》以浙江为中心,《高教发展与评估》以山东为中心。

模式二:多中心模式。有多个合作中心,包括期刊3,4,6,7,11,12,13,14,15,17。 多中心模式是期刊发表合作类型文章的主流模式。其中《高等教育研究》以北京、上海和江苏为中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以北京和湖北为中心;《中国高教研究》以北京和浙江为中心;《高教探索》以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为中心;《中国高等教育》 以北京和湖北为中心;《现代大学教育》以湖北和江苏为中心;《江苏高教》以江苏和浙江为中心;《现代教育管理》以北京、福建、广东、吉林和辽宁为中心;《黑龙江高教研究》以江苏和浙江为中心。

模式三:无中心模式。即找不到明显的合作中心,包括期刊2,5,7,18。

4. 职称合作模式。 18 家期刊的职称合作模式基本相同,均以正高、副高、中级、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作者主体,他们之间的合作最为普遍,其中《中国高教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黑龙江高教研究》中具有行政职务的作者合作也较为活跃。 (见图6)

注:1.(a)以《教育研究》为例;(b)以《中国高教研究》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该职称的度(degree),即与之相连的节点数,度越高颜色越深。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

5. 校际合作模式。 在校际合作模式上,各期刊均以省内高校间合作为主,也都存在一些和外省高校合作活跃的院校。 如《教育研究》中,上海、北京、浙江的高校之间以及其与外省高校的合作较多。 《中国高教研究》中,合作高校众多,尤以北京和浙江高校为主,见图7。

(五)期刊对论文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的偏好

论文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是论文重要的内在特性指标。 根据周光礼和谢清的分类[16],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可分为四类:体制与结构、组织与管理、知识与课程、教学与研究,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可分为四类:人本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经验主义范式。在此,我们仅挑选了平均占比最大的领域(组织与管理领域)和范式(结构主义范式),以及与期刊影响因子关联程度最为密切的领域(体制与结构领域,皮尔逊相关系数0.424,P<0.1)和范式(实证主义范式,皮尔逊相关系数0.453,P<0.1)进行展示,统计结果见表7。值得指出的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期刊影响因子有显著正向关联,这证实了研究假设3中关于研究范式的论断。

注:1.(a)以《教育研究》为例;(b)以《中国高教研究》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院校地区,同一颜色表明同一地区。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即连接强度。

各个期刊的差异化竞争产生了不同的期刊风格,使得各期刊发挥比较优势,产生不同的偏好结构。 在此,我们定义期刊在某一研究领域(或范式)的特色值:特色值=该期刊在某一领域(或范式)的发文比例/18 家期刊在该领域(或范式)的平均发文比例。

若该比值大于1,则说明该期刊在此领域(或范式)上有格外偏好;反之若小于1,则说明该城市在此领域无明显偏好。我们将各分项特色值大于1 的数据进行作图,结果见图8。 我们发现,排名前6 名的期刊,有5家偏重在实证主义,其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最为明显。而IF最高的前3名的期刊《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均在体制与结构领域上有格外偏好。

注:1.标号1~18对应的期刊与图3标注相同。2.有连线表明该期刊在某领域(范式)有超出平均值以上的偏好,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

(六)综合类期刊与纯高教类期刊的偏好差异

本部分比较综合类期刊与纯高教类期刊的差别,分类标准见本文第二部分。 统计发现:纯高教类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1.200, 综合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为1.672。二者在影响因子的差别,是否与其关键变量的差别有关呢?

从表8 可见,“985 工程”高校发文和国家级基金发文在两类期刊上占比有明显差别(卡方检验对应的P值<0.01),综合类期刊数值较高。 而据前文所述,这两项指标正是期刊影响因子的重要关联变量。

对于文章内在类特征: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的分析发现, 两类期刊有明显差别(卡方检验对应的P值<0.01)。 综合类期刊在研究领域上更关注体制与结构、组织与管理,而纯高教类期刊更关注知识与课程、教学与结构。 研究范式上,综合类期刊更多刊发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文章,而纯高教类期刊更多刊发经验主义文章(见表9)。 研究领域和范式的差别,也是带来影响因子差别的重要因素。

五、回归分析

第四部分证实了如下结论:文章显性特征、来源多样性特征、内在因素特征对期刊的影响因子有较强的相关关系。本部分对于期刊影响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期刊影响因子关联因素的联合作用。

对变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影响因子有较强关联的部分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因此,在回归的自变量选择中应尽量避免将它们同时放入方程。如实证研究与获得国家级基金有较强相关性(相关系数0.728, P<0.01),综合类期刊与实证研究范式比率有较强相关性(相关系数0.650,P<0.01)。 综合考虑各类变量之后,我们挑出正高级职称率、每10 篇论文来源学校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以及论文合作比例四个变量作为回归的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希望验证论文合作比例是否在多元回归中具有显著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刊文章作者正高级职称数据缺失。 基本回归结果见表10。

注:***p<0.01,**p<0.05,*p<0.1。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利用期刊影响因子还是影响因子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回归的结果都显示出稳定性。 正高级职称率的影响强大而显著,正高级职称发文率每提升0.01,期刊的影响因子提升0.02左右。 实证主义范式的加大,会对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合作对期刊影响因子具有正向作用,但效果始终不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18 家顶级教育期刊的刊文分析,得到了如下研究发现: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发文越偏向高水平大学和高级职称的作者,越偏向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课题论文。稿件来源院校、地区、学科越是集中,则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 合作发文占比与期刊影响因子无明显关联。合作发文中,学科交叉呈现“星型结构模式”“团簇结构模式”和“多分支结构模式”三种模式,金字塔最顶端的期刊多倾向于以教育学为核心的“星型模式”;地域合作模式呈现单中心模式、多中心模式、无中心模式三种模式,多中心模式是主流。期刊对实证研究范式的偏好程度与期刊影响因子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合类期刊与高教类期刊在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回归分析表明:正高级职称比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率、综合性期刊能够对期刊的影响因子起到正向作用。

以上结论既回应了已有的关于文献计量的研究,诸如基金作用、活跃作者作用等。然而,本文的结论与既有研究结论最大的不同点是:合作在高等教育领域对文章质量的作用并不明显。 这一结论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育不足,研究复杂度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合作比例偏低,合作研究的作用尚未显现。同时,另一个让人意外的发现是:在当前环境下,固守教育学本学科,以本学科的科研院系为主要依托、减少对于稿件多样性的偏好,反而有助于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 这一发现值得反思。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作为开放的领域,如何吸引更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加入进来,激发学科内部的活力,或许成为下一阶段发展本学科的重要议题。

对于办刊者,我们认为,若要提升期刊质量,需走综合化道路,选稿时更加注重文章作者层次和基金层次、选取实证类研究文章或可以成为有效的筛选策略和提升杂志影响力的手段;对于研究者,我们建议多做实证性研究,并努力提升职称,多获取课题,这样有助于在更高级别的刊物上获得发表。

摘要：影响因子是评价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期刊影响因子大小与其刊载文章的质量密切相关。对2015年18家教育类中文期刊不同类型期刊的研究发现:综合类期刊与纯高教类期刊在论文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的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对刊文合作网络的研究发现:学科合作结构模式主要分为“星型模式”“团簇模式”和“多分支模式”三种,影响因子最高的6种期刊大多倾向于教育学科为核心的“星型模式”;地域合作模式呈现出单中心模式、多中心模式、无中心模式三种模式。对期刊影响因子关联因素的研究发现:论文的显性特征,如作者的院校层级、作者职称和论文所受的基金资助状况与期刊影响因子呈显著正向关联。实证研究范式的发文比例与期刊影响因子显著正相关。论文的合作性特征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作用不明显。本研究的结论对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期刊影响力差异的来源,改善论文与期刊的双边匹配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核心证据 篇2

与麦田主要靠“想象式”的推理不同，在互联网身经百战砍倒过无数大佬的方舟子举出了不少韩寒作品为别人**的“证据”，这些证据以及附带的推理乍看之下几乎让人不得不信。但细致考察后，却发现这几个韩寒**的“铁证”均不成立，或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韩寒参赛作品《杯中窥人》手稿

1、韩寒真的不知道“三重门”的读音是什么吗？

方舟子最初曾质疑韩寒在访谈时声称不知道为什么其成名作《三重门》要起这个名字，韩寒就此作出了回复。但在韩寒的回复中，方舟子发现了韩寒的“痛脚”，在《“天才”韩寒的文史水平》中，他如此写到——

“既然《三重门》的书名取自„王天下有三重焉‟，那么„重‟就应该读作zhong，《三重门》应该读做„三众门‟。然而，韩寒在接受采访时，却把《三重门》读做„三虫门‟。如果是别人，不知道《三重门》的用典，想当然地读成„三虫门‟无可厚非。但是韩寒声称是知道《三重门》的用典的，为什么也读成„三虫门‟？难道他把„重要‟读成„虫要‟？”

“所以，有两种可能：要么书名是韩父取的，韩寒不知道或不理解其意思；要么书名是韩寒自己取的，但是不知道„王天下有三重焉‟的„重‟究竟是什么意思，稀里糊涂读了白字。这位号称高中一年阅读二十四史的文史之神，竟是连他拿来做书名的浅显文言文都没读懂。”

这看起来确实是“铁证”，既然《三重门》的“重”字典出的意思为“重要”，为何韩寒要在采访中读作“三chong门”呢？然而，仔细审查，在《三重门》的正文中对“三重门”的来历是有解释的，并且这个词出现了两次——

“雨翔突然想到 Susan 的两封信——两张纸条他都带来了，开了柜子找出来看，一看到Susan 的字又勾起了难过，既舍不得又凶狠地把纸撕烂，边撕边说：„什么——三重门——去你的——我——‟这时脑子突然聪明，想起万山说过„三重‟在古文里乃是三件重要的事之意，古人„王天下有三重焉‟，林雨翔„忘天下有三重焉‟，决定把苏珊忘记。”

“钱校长先放他回了寝室。雨翔低头慢慢走着，到自己班级门口时，遥望见整齐排列的三幢教学楼的三个楼梯走道，前后相通的，是三重门，不知道高一背了处分，还能不能升高二。梁梓君的下场怎么他也会——梁梓君家里有钱，我家——害怕得不敢想下去。”

显然，《三重门》的作者既是知道“三重”典出的意思是指重要，但又是可以双关为“三chong”，并且直接连上“门”的。这完全符合韩寒自称的对书名有过“反复的思量”这一说法。书名当然可以，也更应该念作“三chong门”。

结论：方舟子对韩寒念错“三重门”的质疑完全不成立。

2.《杯中窥人》中的拉丁文暴露韩寒找了枪手？

在《“天才”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之谜》中，方舟子全面地质疑了韩寒并非亲自独立完成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杯中窥人》。他列出的分析很多，而最让人产生对韩寒的怀疑的，则是“七门功课不及格”的韩寒在一场临时应试中，居然引用了拉丁文，而且这一引用还存在疑点——

“种种迹象表明，韩寒写《杯中窥人》时是有备而来，例如旁征博引，甚至连文献出处都列上，又例如连拉丁文都用上。都不像是现场发挥、临时能想到的。”

“如果默写的话，底稿很可能是手写的，这从文中用到的拉丁文Corpusdelieti的错误可以看出，正确的写法应是Corpus delicti，如果是书上看来的，不至于看漏了空格，也不至于把c看成e，从而背错。如果看的是手写底稿，就可以理解了。”

方舟子推测，《杯中窥人》作者很可能另有其人，在预先知道题目后，手写好底稿，韩寒将其背诵后，临场默写下来，并且在默写中把两个单词拼做了一个，还拼错了。有网友检索出该拉丁文可能来源于《马恩全集》或《德国诗选》，方舟子还讥讽17岁的韩寒不可能阅读如此大部头。

然而，笔者检索过后，发现《杯中窥人》这个引用另有来源，如图所示——

这个诗歌注解出自于1985年版《欧洲名诗人抒情诗选析》，作者许自强，原诗作者是德国诗人维尔特。只有在这个中文版本中Corpus delicti被错写成了Corpusdelieti，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杯中窥人》的作者看的就是这个版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韩寒并非因为看手写的底稿看错了，才把两个词写成了一个并且拼错，而是因为看到的正式引用来源就是如此。

那么，韩寒有没有可能看过这本《欧洲名诗人抒情诗选析》？这是否与他七门功课不及格、从不阅读“中外名著”有矛盾？从韩寒对《三重门》拽文不断（《三重门》里就拽过外文诗）的解释可以看出，这是完全合理的。17岁的韩寒“崇拜钱钟书，梁实秋和陈寅恪”，这是当年就为人所知的，这几个人特点就是文章中引用的中西知识特别多。韩寒称“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说《三重门》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旁征博引，其实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钱而已。”

这种摘抄经历很多文学少年都有过，用韩寒的话来说，“其实不是用来为了写文章而引用的，是为了引用而写文章的”。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现场复试时，东拉西扯地将这些强记下来东西套上去，其实再也正常不过。

结论：方舟子质疑韩寒在应试时写不出拉丁文，也是不成立的。

3.《求医》作者显示的文化知识底蕴韩寒绝对达不到？ 在《“天才”韩寒作品<求医>分析》中，方舟子延续了对韩寒作品超出其知识范围的质疑。

在《求医》中，有这么一句，“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

方舟子称，“英语不及格的韩寒突然直书英文书名，书名中还有一个罕见的英语单词，似乎直接读的就是英文著作，可能吗？”

方舟子还对《求医》引用了屠格涅夫两篇小说里的具体情节提出了质疑，他称他自己读过这两篇小说，但也记不住引用的两个情节。方舟子认为“宣称没读全过一本外国名著”的韩寒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引用的。他认为，像《求医》那样引用细节描述和小说情节，必须熟读整部小说才能知道的，“显然不可能是韩寒写的。”

然而，方舟子所展现的这种不合理恰恰再次为韩寒“为了引用而写文章”这一说法做了注解。网友Vivo找出了1988年上海文学杂志社出版的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不仅封面就写了“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里面还有一页完美解释了韩寒怎么能够“这么熟练”引用屠格涅夫的——

原来，这很可能就是当时年纪轻轻的韩寒模仿钱钟书在拽文、在装而已。而韩寒早已抛弃了当年这种风格，所以他现在的博文已经没有这类东西了。

结论：方舟子对《求医》超知识范围引用的质疑不成立。

4.《求医》的作者不是患疥疮的韩寒而是患肝炎的韩仁均?

在《“天才”韩寒作品<求医>分析》发表后，方舟子进一步从医学的角度质疑《求医》的作者不是患疥疮的韩寒，而是患肝炎的韩寒父亲韩仁均。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博士，一位鼎鼎大名的科普作者，按理说方舟子在这方面的说法理应靠谱，但仔细审视后，这个说法的可靠性同样要打上问号。

方舟子称，“只有幼儿患者才会在头部发生皮疹、瘙痒，少年和成年患者不会。所以该文说的„腮边凸起一块‟、„足、头、腹无处不痒‟，不是疥疮的症状。”；“疥疮的瘙痒局限于手、腕、腹部、阴部等特定部位，痒处会有皮损，包括皮疹、小水疱或结痂”。

因此方舟子断定，《求医》作者并非患了疥疮。他说他是看了一些医学文献资料后，才进行医学分析的，并附上了两个参考资料的网址。

然而，在方舟子所附的网址http://中，里面对疥疮症状的描写是与他的说法有明显出入的，这个页面原文是“most common places where the scabies rash occures are on the knees,around the waist, on the webs between fingers, on the sides of the feet, on the areas surrounding the nipple, on the wrists and on the genital area.”，明确提到常发区域是包括feet（足部）和knees（膝盖）的，并且前后文没有提到这是针对幼儿患者。而这个网站关于疥疮症状的详细介绍的页面http:///blog/what-are-scabies-mites/ 中，还有这种说法：

“Scabies is most often noticeable on the head, neck, hands and feet.Generally,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re more affected in these areas than adults.”意指疥疮是多发于头部、颈部、手部和足部的，只是通常婴幼儿比成人更容易在这些区域被感染，与方舟子“少年和成年患者不会头部发生皮疹、瘙痒”的说法似乎不符。

另外，在搜索引擎上用“疥疮+头部”、“scabie+head”做关键词检索，也确实有一些成人反映有症状的结果。

方舟子还分析称，“文中所述的这种没有皮疹、全身奇痒却又没有特定痒处的症状，更像是肝炎诱发的，是肝炎患者的切身感受。肝炎造成肝功能损伤，导致血液中的胆红素升高，在皮肤下沉淀，刺激皮下神经末梢，导致全身上下都瘙痒难忍”，然而，肝炎会引起“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吗？方舟子没有解释。

方舟子这篇所谓的“医学分析”，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求医》是篇文学作品，里面描述的症状一定就完全写实吗？如果作者是一个志在得奖的17岁少年，那完全有可能会追求把文章写得好看、有戏剧性而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且不谈方舟子仅是生物专家而不是临床医生，即便是临床医生，也不可能通过文学作品下一个人有没有得过某种病的结论吧？

结论：方舟子说《求医》作者不可能患疥疮，武断，而且有故意误导的嫌疑。

这场方韩之争中方舟子还有很多让人疑问的做法

以上列举的，是方舟子列举的比较核心的几点证据。除此之外，在这次方韩之争中，方舟子发了上百条微博，近十篇长文来质疑韩寒，但这里面的很多说法和做法，让人抱有疑问。

方舟子向网友私信索要“证据”

1、对材料分析过于主观、不谨慎

这是这次方舟子的质疑文章中，最常见的一点。

例如，方舟子讥讽道：“而韩寒以语文期末考试只考了40多分的文言文功底，用一年的时间就读过二十四史，那岂止是天才，就是神嘛。”然而，韩寒只是说他曾“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据笔者所知，韩寒说他读了《二十四史》，但从未说他读完了《二十四史》，也未说读的多精通。方舟子讥讽韩寒“用一年的时间就读过二十四史”，是否过于轻率？

又如，在韩寒回应有关《三重门》书名的问题后，方舟子仍然坚称“韩寒不仅让人觉得他对《三重门》的写作时间和经过都不明不白，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而且他对这部书的内容似乎也很不熟悉”，并举了韩寒在2005年在中山大学面对学生们关于《三重门》的提问时仍然说“我忘了”或者“我不记得了”的例子，称韩寒“不至于把学生们也都当成„笨蛋‟了吧”。然而，韩寒在回应里明明已经说了，“在2005年之后的很多采访里，我已经反思并嘲笑自己说，那是一篇很装逼的文章，《三重门》是一本很装逼的书。”他认为如实回答关于三重门的问题”太装逼“，所以用”我忘了“来回应，这不很说得通吗？方舟子却完全无视这一点。

另外，关于韩寒与其父到底谁寄走了新概念参赛作文的矛盾说法，《杯中窥人》考试的那团“纸“到底是这么回事，韩寒的手稿文本有哪些问题，以及17岁少年为何要叫大学毕业生“小姑娘”等诸多问题，方舟子也作了很多猜测推断来暗示韩寒作品为**。但这些均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方舟子的分析让人感觉过于主观。而在韩寒今天凌晨的最新博文中，对这些疑问作了一些解释，可信。

2、只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忽视其真实性

在这次方韩之争中，方舟子还有一个为人诟病的做法是“只要是对他有利的说法，他都拿来用，而不辨其真伪”。一起钓鱼案例是典型的代表。所谓“钓鱼”，是网络用语，即伪造对某人有利的说法，某人不辨真假的拿来用之后，就是被钓了。打假专家方舟子这次就被钓鱼了。

在《韩寒的悬赏闹剧》中，方舟子引用了一条被删掉的“网友”微博—— “吾友X，XX名校毕业，自称常为80后作家韩某加工润色博文。吾以为诳语，X乃从容登录韩之博客，吾始信。问及加工幅度几何，则笑而不答”。然而，该网友“朽木之一”后来发了一个长微博交代，原来这条微博是用来测试方舟子是否会偏听单方面有利证据而杜撰出来的。虽然方舟子在博文里说了“此事可靠程度不得而知”，然而该网友称方舟子在私信索要该微博原文时，“似乎并不关心我那条微博的真实性”，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

《“天才”韩寒作品<求医>分析》这篇博文，也是方舟子在网友启发下写出来的，方舟子曾对网友“恨虚度”说：“你从医生的角度分析指出《求医》写的是一个肝炎患者在年代久远的医院里的经历，很专业很有价值。”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恨虚度”真的是一位医生，在其微博上没有一条主动发言，其个人资料介绍当时是“脑残病诊疗首席专家”，身份实在可疑，方舟子凭什么说他“很专业很有价值”？

在早先几天，方舟子还转载了一篇据说是统计从业人员写的《文体学和韩寒作品分析》，这篇博文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了韩寒、韩仁均、郭敬明和南派三叔文章里“的”、“得”、“地”这些词的出现频率，得出韩寒父子的文字风格差不多，而与别人有差别的结论。方舟子称“这个实验有对照组，较有说服力。可以再比较一下韩寒的博客文章与马日拉、路金波的博客文章。”不过，很快又有专业人士指出，这篇分析犯了非常基本的错误——把几十万字作品和几万字作品中的虚词次数进行对比了，此后，这篇分析的原发表者就把这篇博文删除了。在没有仔细验证过的情况下，以科学素养高著称的方舟子何以轻易认为一篇科学分析“较有说服力”？

方舟子还转过彭晓芸、张放等人关于韩寒作品是**的分析，并表示了肯定。但细看这些分析文章，可靠程度还远远不如方舟子本人的。

有网友评论到，“为了扳倒韩寒，方舟子对所谓的证据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不管什么马甲爆的什么料，只要是不利于韩寒的，都可以直接被方舟子引用作为论证韩寒做假的素材。”此话说的比较极端，但方舟子在这次争论中确实给人这样的印象。

3、无视不利证据，将反对意见一概打为“韩粉”

在这次争论中，方舟子一方面只出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另一方面则基本上无视不利证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舟子转载了网友Vivo分析《杯中窥人》引用的拉丁文来自马恩全集的看法，并借机讽刺韩寒不可能看这种大部头。但当Vivo考证出《求医》里那些高深的引用确实可能来自韩寒自己的摘抄后，方舟子就无视了。上面关于文体学的分析，方舟子也是只转对自己有利的，而无视不利的。

这次席卷互联网的论争中，还有很多人为韩寒进行了辩护，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路金波、马日拉对方舟子质疑的若干反驳就很合情合理，但因为这些人是“韩党“，方舟子基本不回应他们反驳中的合理成分，而仅仅是抓他们说话的漏洞，斥之为“猪一样的队友”。至于普通网友对韩寒的辩护，方舟子更不会搭理。而比较激烈的维护韩寒言论，则一概被方舟子打为“韩粉”、“亲友团”的“骂街”。

4、用暗示手段“构陷”韩寒

为了在这次方韩之争中获得胜利，在论争中方舟子也用了很多“手段”或者“技巧”，以博得网友对他的认可及对韩寒的反感。一个典型例子是，方舟子曾转发了一条内容为“反对韩寒的文章上面都有禁令，不让发”的微博，并加上一条按语——“凭什么，靠韩三篇成功转身获得护身符？那更要继续。”网友评论方舟子这招“不但借刀杀了人，而且树立了自己不畏强权的硬汉形象，让手下的粉丝们肃然起敬。”

然而，方舟子能不能保证所谓禁令的真实性呢？方舟子当然可以推脱他只是转载而已，但假如这条禁令不存在，方舟子的转载是不是对韩寒的名誉权构成了侵害呢？为了论战胜利是否就可以不顾及此点呢？类似的手法，在这次论战中方舟子还有过不少。

5、犯了一些事实性错误

在这次论战中，或许是因为实在忙不过来，一向以缜密著称的方舟子也犯了一些事实性的低级错误。

例如，在《“天才”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之谜》中，方舟子称“韩仁均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因肝炎病退，在1982年自考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凭。出题考官李其纲是同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然而，在此文中方舟子引用过的李其纲《对一种诽谤的严重声明》中，李其纲已经声明韩仁均与其并非一届的，何以方舟子仍称两人同届？

又比如方舟子在此文中还称“韩仁均在《儿子韩寒》（2006年版）中说得更详细，说是“他随手将一团很厚的道林纸捏成一团”，但是在2009年再版时，改成了“随手将一张纸捏成一团”，不说是什么样的纸了。”暗示其中有猫腻，然而，细检发现，《儿子韩寒》初版是2000年，再版是2008年，何来2006年版和2009年版？而且在2000年版与2008年版中，关于这段的表述都是一样的，均为“随手将一张纸捏成一团”。

我们不清楚为何方舟子会犯这些低级错误，这确实不像他以往的作风。

方舟子，不要让胜负心超越了是非观

方舟子是中文网络的传奇人物

“从胜利走向胜利”下的阴影

在中文互联网界，方舟子是一个传奇人物。十多年来，几乎以一人之力，在学术打假、反伪科学、反封建迷信、医学科学化、打击名人造假、甚至揭发行政高官不端行为等方面，都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对社会的正面贡献极大，影响力也日渐提升。在为此而进行的上百场论战中，方舟子表现出的科学素养、思辨能力、观察锐度，也堪称年轻人的表率。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上百场的论战中，还几乎找不出公认方舟子战败的案例，他自己也从来不承认作出过什么重要的错误论断，他的粉丝也基本都认为方舟子真的是百战百胜——方舟子的思辨和科学素养摆在那，所以不会败。

然而方舟子真的就不会出错，出大错吗？这也未必，人总有可能犯错，方舟子一次次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也许只是因为他抓住了对手更大的漏洞罢了，而且这些论战不会有评判，本身又涉及得比较深入，人们无从得知方舟子到底有没有出过什么大错，只是有这么一个“方舟子不败”的印象。但实际上，方舟子以往的论断、质疑并非没有不能商榷的地方。

例如，在传统中医药实践对青蒿素发明的影响上，他与他所赞赏的北大生命科学院长饶毅教授的看法就有所不同，方舟子持彻底否定的观点，饶毅则是承认传统中医药实践的作用。在中药的发展前途问题上，方舟子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但饶毅则称“中国国内和国际对中药的努力可能将中药带到一个新的时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从饶毅《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来看，他对中药现代化的观点可能更正确，而方舟子则显得有些极端。

而在最近，方舟子在与李开复、罗永浩等人的PK，更是被对手抓住了不少发言上的明显漏洞，虽然最终结果仍然是“小胜”或“未分胜败”，但也让观战者知道方舟子的话并非所有都靠谱。但是，方舟子几乎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然，他取得这种成就，既与他执着的性格有关，也与他这种几乎从不承认自己错误、千方百计找出对方漏洞的论辩方式有一定关系。如果方舟子是个谦虚自省、对人宽厚不苛刻的人话，那这个社会将不会存在这么一个独特的、对社会有贡献的打假专家，但他这种绝不认输的态度可能造成的问题，确实又是值得指出的。

可是，方舟子的性格何以如此执拗？

战士的心态让方舟子胜负心超越了是非观 除去方舟子本身及成长环境的原因外，十几年来上百场的论战，以及遭遇过无数恐吓、威胁，甚至乎差点被论敌派人干掉，恐怕是方舟子执拗性格形成的最大原因。方舟子的偶像鲁迅自命为战士，他也以战士自诩，用鲁迅的话讲，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而同时，他的“敌人”却太多了，有报道称方舟子是中国敌人最多的人，此言不虚。他的敌人不仅多，往往也很难缠，往往一次论战就有几十上百篇的唇枪舌剑。并且，很多敌人很下流，用可耻的手段对付他，甚至对付她妻子，就在昨天，还有一个人伪造雇佣合同来污蔑他。上面指出的为韩寒辩护的那些合理辩驳，实际上是夹杂在更海量的对方舟子的辱骂攻击之中的。

所以，为了打倒论敌，方舟子这种决不妥协、绝不承认错误、千方百计找对手漏洞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而当胜负心超越是非观的时候，方舟子也免不了用各种争议手段，来获取胜利。

但一场与文科生的遭遇战让其有了战败的可能

然而，方舟子赖以成功的绝技，是理科生那种丝丝入扣不留任何辩驳的证据分析——例如我们看到的他在对唐骏、李开复的质疑过程中针对学位证书、聘用书、职位头衔这种清晰目标的追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理科思维对文学作品进行似是而非的挑刺，凭直觉有问题就下断言，以致挑的毛病基本都经不住推敲。方舟子要想认定韩寒是找人**，不说想办法去给韩寒做作笔迹鉴定，不说去找找韩寒是否有患过疥疮的病历、假条等证据，不说找找韩寒当年的同学做做问询，最起码也该把《三重门》完整看完一遍，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青春小说，看看是不是韩仁均这种经历背景的中年男人写得出来的，再做出评判吧？

很遗憾，方舟子在未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偶然与韩寒产生摩擦后，就接过了麦田的枪，看到有让他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就开始挑刺。方舟子打击韩寒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但本质上其实就是方舟子这种海归博士一直以来就不信任韩寒这种辍学生、这种他眼里的“半文盲“罢了。至于这种盲目出击是否可能对韩寒名誉造成损害，他似乎并不在乎。

当然，方舟子这次出击，也或许有所谓“自我膨胀”的因素。但他或许在开始没有意识到，这场韩寒要么没有**、要么有**的论战，可能成为他的滑铁卢，这个文科怪才的成名之路，可能有太多让他出乎意料的事实，以致让他的推断几乎全盘不成立（当然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但可能性非常大）。

不过，假如方韩之争方舟子真的败了（无关韩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只要能证明他作品确实没有**），而他也意识到败了，希望他能够对韩寒道歉，并履行法律责任。

核心证据 篇3

关键词:核心证据 平衡问题 用数据说话

仔细研读教材(苏教版选修四专题3第三单元)无论是“盐类水解原理的分析”还是“影响盐类水解的因素”,均无提到“盐类水解的程度是微弱的”,而更多出现的字眼是“某某情况下,水解程度越大”、“通过改变某某条件,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盐类的水解”。教材对盐类水解的描述固然没有科学性错误,但因用放大局部的视角集中强调水解而给尚缺少化学系统观念的学生造成了“水解综合症”——不分场合都考虑水解问题,误认为水解反应是主导。于是出现上述现象便显得不足为奇了。如何避免学生走入思维误区,在刚接触盐类水解时就牢固树立主次意识呢?笔者认为,只有让学生深层次地理解化学知识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解综合症”。于是笔者尝试用呈现水解平衡常数的方法,让学生产生感性认识。如在讨论NH4Cl溶液因NH4+离子水解而呈酸性后,学生已初步树立了“强酸弱碱盐溶液呈酸性”的定性概念,紧接着追问:“水解程度有多大呢?有什么参数可以说明反应进行的程度呢?”学生很容易想到用平衡常数来解释,于是带着学生一起推导:

NH4++H2O?葑NH3·H2O+OH-

Kb=■

而NH3·H2O?葑NH4++OH-

Ka=■

所以Kb=■

=■=■

25℃时,Kw=10-14 Ka=1.77×10-5

于是Kb=5.65×10-10 CO32-+H2O?葑HCO3-+OH-

这一数据的出现可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水解程度微弱,NH4Cl溶液中以NH4+离子、Cl-离子为主”的概念。经跟踪观察,发现学生在此后关于离子浓度大小比较等系列问题上基本不出差错,让笔者体会到“用数据说话”的可信度,也深刻体会到如何让学生深层次理解化学知识本质的重要性。“用数据说话”的方法在对“Na2CO3溶液中通入CO2气体”反应实质的探析中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福建省理科综合卷第10题描述如下:在一定条件下,Na2CO3溶液存在水解平衡CO32-+H2O?葑HCO3-+OH-。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稀释溶液,水解平衡常数增大;B、通入CO2,平衡朝正反应方向移动;C、升高温度,c(HCO3-)/c(CO32-)减小;D、加入NaOH固体,溶液pH减小。此题用淘汰法很快能得出B选项为正确答案。但在讲解时发现,学生对B选项的争议颇为激烈,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观点一:通入CO2后,形成的H2CO3易与OH-反应,结果c(OH-)下降,平衡右移。观点二,根据“多元弱酸可与其正盐反应生成酸式盐”的原理,且Na2CO3溶液中的主要微粒是Na+离子和CO32-离子,H2CO3应与CO32-离子反应,结果c(CO32-)下降,平衡左移。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各抒己见,互不相让,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通入CO2气体对CO32-离子水解平衡的影响,决定于CO2溶于水形成的H2CO3与Na2CO3溶液反应的实质。于是,笔者把这一问题在教研组内讨论,发现意见不统一,再把问题发到网上讨论,发现高中化学教师对两种观点的支持率不分上下,可见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析很有必要。

究竟将CO2气体通入Na2CO3溶液中,对CO32-离子的水解是促进还是抑制的呢?必须找到核心证据才有说服力。笔者尝试用平衡常数来说明问题:

H2CO3+OH-?葑HCO3-+H2O K1=■

H2CO3+CO32-?葑2HCO3- K2=■

若K1>K2,说明观点一正确;反之,则说明观点二成立。

■=■×■

=■

另,CO32-+H2O?葑HCO3-+OH-的水解平衡常数Kb=■

可发现■=■

而碳酸的二级电离常数Ka2=■

于是Kb2=■

=■■

在25℃时,Kw=10-14,Ka2=5.6×10-11

可求得Kb=1.8×10-2

即■=31>1

通过上述计算,说明将CO2气体通入Na2CO3溶液,以H2CO3与OH-离子反应为主,即可说明对CO32-离子的水解是促进的。笔者将上述推导过程向学生呈现,结果学生欣然接受。

核心证据 篇4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事证据,电子证据,刑事证据立法

前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 物证、书证; (二) 证人证言; (三) 被害人陈诉;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 鉴定结论; (六) 勘验、检查笔录; (七) 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九讲《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制度》的讲稿中指出:视听资料是利用录音、录像等反映的形象、声音以及电子储存的数据来证明案件及事实的证据, 因此通常可将电子资料归入视听资料, (2) 以作为我国法律认可的证据之一。如果高教授的主张完全正确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论题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6年, 此时我国司法界对网络犯罪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立法机关对网络犯罪以及认定网络犯罪所必需的电子证据还没有充分认识, 由此可推论出在立法原意中视听资料并未包含电子证据。笔者不主张对法律条文做出这种扩张性解释。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及特性

对电子证据的研究, 只有在准确理解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 才能避免发生认识上的混乱, 才能对电子证据有科学的认识。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 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应当是电子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电子证据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电子证据内涵的客观事物的总和。逻辑学没有必要明确回答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 但是电子证据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如果不能掌握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就不能正确制定电子证据的规则、原则, 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证明力、归类及其审查判断等方面的研究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

关于电子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对象范围的描述仍有认知上的差异, 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首先电子证据的产生、存储和运输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支持;其次, 经过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和信息处理设备的加工, 信息经历了数字化的过程, 转换为二进制的机器语言, 实现了证据电子化。“电磁记录物”、“数码信息”、“计算机存储的材料”、“电子数据”等用语实际上正说明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再次, 电子证据是能够证明一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这是其作为诉讼证据的必要条件, 因此, 不能把保存在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中的数据都看成是电子证据。笔者认为, 由于电子证据的研究在司法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还是一个新课题, 因此对电子证据的概念一时难有定论。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的研究者虽然对电子证据的理解程度和角度有所不同, 但是对电子证据的本质属性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这就为进一步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打下了基础。

电子证据的承载介质包括硬盘、磁盘、光盘在内的计算机软、硬件, 毫无疑问它具有一般证据所具有的客观存在性。然而其作为伴随计算机犯罪一同进入理论研究视线的新事物, 必然有着以往各种犯罪证据所不具备的特殊属性。

(一) 高科技性

电子证据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和先进成果, 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诉讼证据上的体现。其记录的内容如果不以数据形式存在介质中, 而且只能在电脑语言程序中才能解读, 才能为人感受和被识别。

(二) 客观存在性

任何行为的实施过程, 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留下痕迹, 网络虽然是虚拟世界, 但依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如果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犯罪活动, 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电子证据不会像一般的刑事物证那样, 容易受到风云雷电等天气或者温度环境变化的影响, 而是一经形成便会真实记录并始终保持最初原始的状态, 而且能够多次使用。

(三) 多样性与复杂性

电子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而且在实际案例中的表现更具有复杂性。网络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 电子证据可以是一封电子邮件, 或者是一个带有病毒的数据包, 或者是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诽谤造谣的网络留言。以黑客犯罪为例, 虽然每台计算机的网络地址具有唯一性, 但黑客们可以很轻易地盗用他人网络地址或者使用特殊工具隐藏、改变自己的真实网络地址, 使得网络犯罪并不同于其他犯罪可以从证据上直观地了解案情、确定嫌疑人。

(四) 证明力的欠缺性

电子数据或信息是以“比特”的形式存在的, 是非连续的, 易被篡改、伪造、破坏或毁灭。在刑事诉讼中如果采用电子证据, 只有经过专家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前提下, 以鉴定结论或者“专家证人”的形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另外, 电子证据还具有直观性强、收集迅速、易于保存、易于消逝、易于操作和反复使用等特性。总之, 电子证据是一种不同于现有七种证据的新式证据。

二、电子证据的独立性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诉讼证据, 但是这种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无法回避。“实践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实客观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结合国际通用的证据规则对此予以应答”。电子证据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高科技、性欠缺性等特性, 决定了它既不属于书证, 也不属于视听资料, 更不是属于七种证据形式的电子化, 而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 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 理由如下:

(一) 电子证据与书证区别

书证是指用文字、图画、特定符号等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 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 但诉讼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

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 区别是十分明显的。1.从载体上看, 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 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2.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 现实的物质都可以成其载体, 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 主要是磁性介质与光电介质, 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3.从两者的特性来看, 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 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 被破坏篡改的书证很容易鉴定出来。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 易被删改、易被复制, 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 依现有的技术难以鉴定, 并且难以恢复;4.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 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 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 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易破坏性脆弱性, 证明力相对较弱, 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 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二) 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区别

电子数据记录等不属于视听资料。目前, 各大银行均使用银行卡。使用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上进行电子资金划拨或者自动取款, 以及使用银行卡在网上银行进行资金划转, 整个过程均只有电子记录, 且只有银行单方面的电子数据记录。这种电子资金划拨的电子数据记录以及其他的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电子签章, 既不属于可视的, 也不属于可听的, 是无法归类进入视听资料的范畴。目前, 涉及电子数据记录的这一类案件常常发生, 如果认定这些电子证据为视听资料, 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须有其他证据佐证方可认定, 则对银行等相关机构是非常的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现实的。

视听资料也不能包含电子证据。从传播媒体来看, 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 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 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 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 (如照片) , 也有复合媒体形式 (如影视节目) , 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 它既可以是文字的, 也可以是图像的 (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 , 也可以是声音的, 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 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 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 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三、电子证据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已经悄然进入了网络虚拟时代, 刑事犯罪也突破了以往常规的犯罪形态。比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 国际、国内电子商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伴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电子商务诈骗犯罪案件的屡屡发生, 严重影响到电子交易双方的正当利益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其他利用虚拟电子环境的犯罪现象不时发生。

我们有的学者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的应有内涵, 完全没有必要再在立法中规定电子证据为第八种刑事证据。其理由无非是认为电子证据表现形式 (图像、文字和声音) 与视听资料别无二致, 这是对电子证据的片面认识。相信他们在更多地了解计算机工作原理、对网络加深认识后会改变看法的。

笔者认为将电子证据立法确认为刑事证据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录音、录像为代表形式的“视听资料”更多的是基于电磁技术、模拟信号产生的, 与完全基于电子计算机二进制产生的电子数据在生成原理上截然不同。第二, 电子证据不仅包括声音、图像的形式, 还应包括每台电脑的网络IP地址、网络监控记录、服务器日志等许多不具直观性的形式。第三, 司法机关面对似乎一夜间便出现的网络犯罪颇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究其原因便是立法在此处的疏漏。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证据证明犯罪、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都需要立法机关有个明确的“说法”。第四, 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各环节, 我们正在进入电脑网络时代, 将计算机电子证据单列为一种刑事证据形式完全有必要。

另外, 在实际诉讼过程中, 既有相互印证使用的、并存的多种形式的证据, 也可能没有, 或者相关的证据都是电子资料。在这种情况下, 电子证据能否使用及其效力问题将成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关键, 法官必须做出对电子证据采信与否的裁定, 这种情况下更突显出对电子证据立法确认的必要性。

四、结论:电子证据亟待立法确认为刑事证据

鉴于电子证据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存在, 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性, 也由于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 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另外, 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如文本、图形、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 , 也使它难以完全归入任何一个传统类型的证据当中。在确立电子证据的具体规则时, 如果考虑到这些重要特点, 我们就会把电子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类型, 进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原则、收集方式及其运用作出有利于实务操作的规定, 以适应计算机网络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现实。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研究 篇5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研究问题已不算一个新颖的课题了,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仍未找到科学合理解决的方案。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填充此项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期在法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尽快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 将其分为如下七大类: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测笔录以及现场笔录。根据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 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8种形式: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关于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转换与衔接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思想不同, 观点不统一

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许多法律界人士都对都对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正因为这种分歧的存在, 就造成了不同的人对这两种证据的衔接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证据法学新论》一书认为:“证据法学中存在着两种证据观, 一种是实质证据观, 另一种是形式证据观。实质证据观不是把事实的反映形式看作证据, 而是把事实本身看作证据。”实质证据观指明证据是事实, 这就确立了证据客观真实的风骨, 即:证据是第一性的, 是客观的、外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所谓形式证据观是指从反映形式上理解和把握证据, 即把事实的各种反映形式看作证据。所谓的人反应事实的基本形式包括以下几种:思维形式、文字形式、言辞形式、图画形式, 音响形式。但这五种形式中除了思维形式是虚拟的, 不能直接发挥作用外, 其它几种均能在司法和诉讼证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来看, 形式证据只是抓住了证据所反应的形式, 而忽略了其实质, 解释问题比较片面与肤浅。尽管如此, 实质证据与形式证据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除此之外, 法学界还存在着与两种证据观相对应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形式不同, 亦没有经过刑事司法等部门的认定, 因此不能直接提交到法庭质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因为与案件相关联的事实都可以被称之为证据。也就是说应该对行政部门收集的证据予以肯定, 至于是否可以被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 需要由司法机关来判断。

2. 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对案件移送标准规定的不明确

随着近几年来行政执法的越来越规范化, 行政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只移送案件而不移送证据和只移送次要证据而不移交首要证据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但是在证据移送过程中, 行政证据移送的总量少, 多数是个体证据而非证据链, 因此很难反应案件的细节。另外, 言辞证据较多且制作不规范也导致了许多案件不被受理仍然处于尚未移送或者尚未衔接的状态。

同时, 在证据移送的时候不同机关对证据的具体认定还有差异。有的案件看起来尚未满足移送的条件, 但是在当地影响较大, 舆论压力强, 关注度高。这种案件就让行政机关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左右为难。还有些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可以移送的案件, 公安检查机关缺认为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予以接受。这些现象的出现就导致了部门之间对案件的推诿或错误接纳, 对案件的有效查处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如何实现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合理转换衔接

1. 端正思想, 树立正确的证据观

法律各界人士都应该清楚法律的严肃性, 法律的神圣不容亵渎。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只有树立正确的观念才有正确的行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司法人员缺乏正确的证据观念, 导致一些冤错案的发生。因此, 要坚定地贯彻诉讼法, 树立正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观念, 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 最大程度的避免冤案错案的出现, 切实保障人权。

2. 立法完善我国的证据衔接制度

笔者认为, 我国的证据衔接制度出现了问题, 证据衔接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在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问题上, 只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证才能使得两种证据之前实现合理的转换。而对证据衔接制度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明确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的范围和方式, 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能够落实到证据转换的实践中去。其次, 对犯罪案件的移送制度进行立法细化。只有严格界定出移送的标准才能提高法律审判的准确性和保证法律运行的高效性。第三, 立法严惩执法机关人员徇私舞弊的行为, 这一点最主要的是要完善对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立法规定。《刑法》第402条规定了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徇私的动机和舞弊的行为。这一条法规中对犯罪条件的严格规定成为了许多犯罪嫌疑人推脱罪责的口实。因此, 法律应该对执法人员明知应当移交但故意不移交的行为做出属于犯罪事实的明文规定, 以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结语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对我国的机关执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各界应引起高度重视, 尽快使两者证据衔接的问题得到质的改变, 保证我国法律的权威性以及体现出人权的不可侵犯。

参考文献

[1]孙康.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J].学习论坛.2012年3月.

核心证据 篇6

(一) 实体法之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做了细化的规定, 包括程序性的问题, 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引入了瑕疵证据的概念, 并针对法定七类证据分别规定了要直接排除的情况和能够补正的情形。

以上三个法律规范共同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据排除体系, 即以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为基石的证据排除体系, 前两类规则共同针对的是非法证据, 补正规则针对的是瑕疵证据。由此可见, 中国证据排除体系的核心就是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两个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 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所涉及的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概念针对的主要是证据“三性”中的合法性而言的。证据的“三性”, 指的是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只有具有“三性”, 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形式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共同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二) 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将不合法的证据进一步区分为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既兼顾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证人权的观念, 由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法制还不健全, 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不足以支撑瑕疵证据的全面排除。[1]虽然目前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的保障人权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如果一律排除不合法证据, 将可能导致放纵犯罪的恶果。因此, 允许侦察机关对轻度违法的瑕疵证据进行补正, 而对于严重违法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能够很好的解决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和保证人权两个重要任务之间的矛盾。

此外, 划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能有效杜绝司法实务中滥用补正的情况。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实际已存在大量的瑕疵证据补正情况, 由于缺乏对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明确规定, 导致很多非法证据也被当成瑕疵证据进行补正, 极易引发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法将不合法的证据划分为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明确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 有效避免了瑕疵证据适用的随意性。

二、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定

(一) 非法证据的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非法证据可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1.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非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非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在理论上, 对如何界定非法供述以及非法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很大的争议。究其根本, 是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理解的分歧。

第一, 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综合一些国际条约的界定, 一般包括:1.暴力取证;2.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3.用不人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4.使用药品取证等等。[2]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讯逼供的定义, 但在刑法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逼取口供的行为。笔者认为, 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行为并非都构成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法中刑讯逼供的概念范围应大于刑法中的规定。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刑讯逼供不仅应包括肉刑、变相肉刑, 还应包含采用如服用药物、催眠等精神强制方法。

第二, 如何理解“威胁”从字面含义来看, 威胁不仅包括暴力威胁, 而且包括其他能使他人产生畏惧情绪的手段方式。威胁属于一种精神强制方式, 那么它需要达到什么程度, 与刑讯逼供的精神强制方式有什么区别笔者认为, 威胁的精神强制要求低于刑讯逼供的精神强制。只要一般的人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会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或者称述, 就可以认定为非法的证人证言或者被害人陈述。

2.非法实物证据的界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需要排除的非法实物证据需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二是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三是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这三个条件形成了非法实物证据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通过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 所谓的非法实物证据指的就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 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中的严重怎么判断笔者认为, 只要在裁判者心中形成对于该证据真实性的质疑, 且该证据会影响到案件定罪和量刑就达到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程度。

(二) 瑕疵证据的界定

“瑕疵证据”, 即取证程序存在瑕疵的证据, 瑕疵证据属于侦察机关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而仅仅是以轻微违法的方式获得的证据。瑕疵证据, 虽然也存在违法情节, 但因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 因而只要能够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该证据仍然具有证据能力, 可作为证据使用。[3]

总体上看, “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 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重要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签名等。[4]这些证据在审查者看来, 虽然违法, 但客观上很可能是真实的, 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 因而给予侦察机关以补正的机会, 以节约侦查成本并保证有力打击犯罪。

此外, 根据现有规定, 不同证据的属性对不同证据的要求是不同。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相比, 对前者要求更高。无论是规定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 还是讯问人没有签名和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情形, 侦查人员实际上已按照正确的程序履行职责, 只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记录。相比而言, 询问证人的地点等方面的违法程度明显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瑕疵的违法程度, 如果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违法、讯问人员存在造假可能, 都是属于重大违法情形, 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 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理论区别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既有瑕疵证据的规定, 也有非法证据的规定, 因而为我们分析两者的区别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1.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不同

侦查人员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证据, 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思维具有压制性, 以致于这些诉讼参与人只能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进行叙述, 因而极有可能违背了其真实的想法, 背离案件的真实情况, 造成冤假错案。

而瑕疵证据中, 侦查人员并没有刑诉逼供等可以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诉讼参与人自由叙述的行为, 只是在程序上有所疏漏, 从外观上看, 这种疏漏不足以影响证据的真实性, 不会妨碍案件事实的查清。

2.违法程度不同

非法证据中, 侦查人员的行为是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严重违法, 甚至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瑕疵证据的情况下, 侦查人员只是遗忘记录、没有签名、忘记材料等轻度违法行为。

3.侵权程度不同

所谓“非法证据”, 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 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 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 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5]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为例。《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所取得的供述, 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的讯问笔录, 没有提供翻译的盲聋哑、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做的供述, 都是非法证据, 应当排除。同时, 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这三种情形如果侦查人员补正或者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可以采用。由此可见, 非法证据取得过程中, 侦查人员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宪法权利以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 而瑕疵证据的产生仅侵犯了诉讼参与人的一般程序性权利。

(四) 审查起诉中如何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 由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 因此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任何一类瑕疵证据, 我们都可以要求侦查人员补正或做出合理解释, 在补正之前这类证据是效力待定的, 只要补正恰当, 就可以使得这类证据具有完全的证明能力;而对于非法言词证据, 法律直接规定其是无效的。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一旦认定错误, 将直接影响检察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 甚至会打破据以定罪的证据链条。

笔者认为, 在审查起诉实践中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1.发现方式不同

实务中, 一般都是通过认真审查案卷发现瑕疵证据的, 比如记录的文字错误, 缺少签名、盖章, 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人的基本情况等等。

相反, 对于非法证据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方式发现。在办案的过程中, 我们会在阅卷时发现某些犯罪嫌疑人供述不稳定,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都会在讯问中特别问到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是否都是如实供述等等。此外, 有些在公安机关处一直供述稳定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中也可能突然翻供, 提到曾经遭受刑讯逼供。因而, 发现非法证据的直接来源一般是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2.通过理论方法综合判断

首先, 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否会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例如, 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影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但是如果讯问犯罪嫌疑人不在指定的地点, 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就极可能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了, 因为不在办案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就极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 因此前者属于瑕疵证据, 而后者属于非法证据。

其次, 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侵害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不同, 瑕疵证据情况下, 侦查人员只是侵害了诉讼参与人的一般程序性权利, 而取得非法证据时, 侦查人员的行为往往是侵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宪法性权利或者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权利, 比如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 又如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 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侵犯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权利。

三、结语

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对于证据排除体系的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最重要理念博弈的产物, 在现行法的框架下, 如何正确理解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概念以及如何将二者正确区分, 对于检察实务工作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理论上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侵权的程度等方面有所差异, 在实践操作中, 我们借助理论的指导, 可通过审阅案卷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能够及时发现并区分这两类证据。

摘要：“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以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为基石的证据排除体系。实践中, 要做到恰如其分的运用这些规则, 前提是要正确地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瑕疵证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独特的规定, 它的规定适应了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 有其规定的合理性。理论上, 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违法程度、侵犯权益、对案件事实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在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实务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案卷材料等方式来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关键词：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区分标准

参考文献

①杨冠宇, 孙军.《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年第4期.

②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检察日报》, 2012年3月.

③万毅.《解读“非法证据”—兼评“两个证据规定”》, 载《清华法学》, 2011年第5期.

④陈瑞华.《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载《法学家》, 2012年第2期.

核心证据 篇7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核心证据 篇8

一、解读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

在法学理论上, 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取得非经法定程序或者证据的使用非经法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 非法证据通常是指非经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新《刑事诉讼法》用五个条文对非法证据的确认和排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该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书证、物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该条文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做了明确界定, 这里的“采用刑讯逼供”是指采用体罚, 是指使人在身体上、生理上或者精神上遭受痛苦或者折磨的行为, 如殴打、捆绑、熬夜、日晒、冷冻、火烤、饥饿等。这里的“等非法方法”, 是指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程度相当的非法方法。对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限定为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两大类。这里的“不符合法定程序”, 包括收集证据的程序、主体、时间、手续、形式、方法等不符合法律规定, 如见证人不符合要求, 笔录形式不符合要求等。这里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一般是指取证明显违法或情节严重, 可能对办理案件的公正性、权威性及司法公信力产生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这里的“补正”, 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进行补救、更正, 如侦查员或见证人签名等。这里的“合理解释”, 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瑕疵作出符合逻辑、学理的解释或说明。由此可见, 收集活动不合法, 并不一定就必须应当排除, 而是例外地说明了在收集书证、物证以后, 尽管程序不合法, 但是还要看该“违法”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不影响则不排除;如果严重影响, 则先要求办案机关补正或合理解释, 在此情况下, 仍不需要排除。只有严重违法后, 既不能补正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 才考虑予以排除。法条之所以把应当排除的证据范围无附加条件地限制在非经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 是因为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较为稀缺, 收集程序不合法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收集程序不合法一般不会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控告、报案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文明确了对非法证据诉讼监督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 其目的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分为三种:一是对诉讼参与人提供或发现的线索进行调查核实, 方法是对犯罪嫌疑人、证人、侦查人员当事人进行询问, 调取、查阅有关文书、案卷材料或看守所记录、委托鉴定、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二是对确有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所在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并收集其反馈情况;三是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立案的规定, 以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等罪名立案侦查、提起公诉。

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当事人、辩护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该条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精神, 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部分, 明确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 启动主体为审判人员, 并且既是权力, 又是义务。第2款赋予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权, 并规定条件为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 如时间、地点、方式、材料等, 目的是便于法庭调查、防止滥用诉权。提供以后并不需说明和质证, 仅“提供”而已, 只要提供了上述条件, 诉方就应当证明取证的合法性。

第五十七条规定:“法庭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时, 对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义务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作为指控犯罪的主体, 负有对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责任, 因此, 人民检察院不仅要提出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还要提出证明证据的收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 否则, 将承担其收集证据被法庭排除的不利后果。询问笔录、询问录音录像、看守所体检记录或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都是人民检察院提供证明收集证据合法的证明。公诉人不直接参与侦查, 也不如侦查人员对证据的取得和侦查过程了解详细, 因此, 为了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说明, 有必要建立侦查人员或者其他知情人出庭说明情况制度, 以便法官准确听取控辩双方对证据的诉求, 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具体说明情况有三种:一是检察院提请法院通知他们出庭, 二是侦查人员或其他知情人主动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三是人们法院直接通知他们出庭。其他人员主要包括了解证据收集情况人员、见证人、录音录像制作人、翻译人员、了解审讯情况的看守人员、监管人员等。

二、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规定从三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扩展了诉讼监督的范围, 增添诉讼监督的内容, 其中就包含了对证据的审查、监督以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二是丰富诉讼监督的手段, 明确诉讼监督的效力, 如赋予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权, 强调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等;三是强化诉讼监督的责任, 健全诉讼监督的程序, 如强调了检察机关对违法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 健全了检察机关实行侦查监督、审查批捕等诉讼监督的程序。其中监督职能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当属对证据的审查和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事实上, 在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职能体现得最透彻的, 也无外乎证据领域了, 所谓“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因此,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背景下, 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手段, 便是在诉讼过程中突出证据的审查, 依法定程序将非法证据排除在采纳范围之外。

三、突出证据审查, 排除非法证据

(一) 注意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 检察机关既要注意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 又要注意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 认真对待和注意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控告人的意见和反映, 发现非法证据的线索。

(二) 加强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发现存在非法取证嫌疑时, 要高度重视, 坚决核查, 不能简单听信侦查机关证据合法收集的证明。可通过核对讯问录像、要求提供全部讯问笔录、询问有关知情人、查阅看守所健康记录、查验伤情、要求侦查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等方式予以调查核实。经核查确系违法取得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同时对非法取证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三) 存疑证据事情处理

如果经审查和调查, 既不能确定非法取证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 审查批捕环节应予以存疑, 即不以该证据作为批捕的根据, 而依据其他证据决定是否逮捕, 同时将存疑情况通报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环节可以听证方式进一步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以确定是否排除;审判环节检察机关要重视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 尤其重视将审查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作为发现、排除非法证据及补强合法证据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四) 提供更为宽松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

提供更加宽松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 只要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具有非法取证的情况法庭就应当对此进行调查, 而不需要被告人提出具体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将举证责任转交给公诉机关, 由公诉机关通过调取录像、检验录像真伪、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进行取证。这可以有效地扭转被告人同侦察机关之间不对等的地位, 借助公诉机关的力量, 查明事实。当然, 给予更宽泛权利的同时也要防止权利滥用, 对滥用权利、编造事实的被告人要制定惩罚措施。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提出了挑战,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从新条文的规定出发, 认清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与非法取证监督之间的必然联系, 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建立良性的非法证据审查启动程序, 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背景下检察机关强化自身监督职能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非法证据,诉讼监督,新刑事诉讼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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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1.

证据资格研究 篇9

——[英]西蒙

一、证据资格的概念

证据的资格问题涉及在司法、执法、仲裁、公证、监察等活动中决定有关人员提出的证据能否被采纳所依据的准则, 简言之, 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这是任何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诚然, 不同国家的证据资格并不完全相同, 有些比较宽松, 有些比较严格。而且, 不同国家的证据法学者研究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不尽同。

所谓证据资格, 指的是某个东西或材料能否满足诉讼等法律活动对证据的基本要求, 是否具备成为证据的能力, 是否具备担任证据的资格, 因此又称为证据能力。⒈证据资格是大陆法系证据法律制度习惯使用的概念;而在英美证据法律制度中, 这一问题被概括为证据的“可采性”。由于“证据资格”或“可采性”的概念首先产生于英美法律中关于证人的规定所以我国有些学者习惯将其翻译为“证据能力”和“证人能力”。此外, 我国学者从汉语的语词特点出发, 倾向于使用“证据的采纳标准”这个概念, 它同证据资格标准基本同义, 但证据的采纳与采信是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两大基本任务, 两者的标准有着严格的区别。采纳的证据不一定是采信的证据, 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不一定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

二、证据资格的基本内容

在不同的司法和执法等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活动中, 证据资格的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 仲裁、公证、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等活动和诉讼活动的证据资格标准就有所不同;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 证据的资格标准仍然会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还会有不同的具体资格标准。然而, 在各种与法律有关的证明活动中, 证据的资格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 即一般标准, 包括采纳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其构成了证据资格的基本内容。

(一) 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 或者说, 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在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 还是在非诉讼法律事务中, 采纳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等活动中, 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 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失误和偏差, 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其次, 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 必须是人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 无论是物证、书证, 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 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 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 证据具有客观性并不意味着证据就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实际上, 所有证据都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结合的产物。

(二) 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 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简言之, 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的东西才具备证据资格。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 但是, 我们不能把所有与待证事实有联系的东西都作为证据使用, 而只能让那些对待证事实具有实质性证明意义的东西进入证明过程;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 作为证据的资格标准, 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和水平。总之, 人们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可以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 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 法律对这种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由此可见, 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必须具有实质性的证明意义, 才符合证据能力的关联性标准。

(三) 合法性标准

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 都可以成为证据, 但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纳, 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在诉讼等法律活动中使用的证据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 也就是说, 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才具备了进入诉讼等法律活动的证据资格。

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证据的调查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第二, 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第三, 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证据不具备合法性包括主体不合法、形式不合法和程序不合法三种情况。然而, 无论哪一种情况下的不合法证据也都是证据。人们不能因为一把带有被害人血迹的匕首是非法搜查所获得的, 就说它不是证据。它们都是证据, 只不过是一般不能被采纳的证据。

采纳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首先,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 证据的合法性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其次, 对于不同的司法和执法活动来说, 法律规定的证据资格不同, 合法性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此外, 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 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

总之, 证据必须在主题、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 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纳。在证据法律体系中, 证据能力的合法性标准主要表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们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候, 应该采取区别对待的基本思路。我们在基于违反法律规定而剥夺证据资格的时候应该权衡利弊, 采取“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

参考文献

[1]何家弘, 刘品新著:《证据法学》, 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114页-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