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智慧

2024-08-16

孔子的智慧(精选七篇)

孔子的智慧 篇1

知贤,才能用贤。用贤关乎事业,关乎天下。樊迟开始对知贤的重要性还不理解,孔子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在。”其意思是,真正了解辨识人才,就能够任贤使能,提拔贤良的人、教育不仁的人。

樊迟对此不很理解,私下里又问子夏。子夏回答:“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夏的理解是:老师的这句话内涵太丰富了!舜帝有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商汤有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必然远离。孔子编撰的《尚书》也体现了这一理念,皋陶向大禹献治国两策———“知人”与“安民”,孔子将“知人”放在了首位。

在孔子看来,用贤人更直接的效果是“民服”。《论语·为政》载:“(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的话是说,为政者要任贤使能,以直压枉,以正压邪,以顺应民心。只有这样,才能治国、服人、安天下。”

孔子识人,不看表面,看本质,防止以貌取人。《论语·先进》载:“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孔子提醒人们,尽管赞许言论笃实的人,但要辨识他是真正的君子,还是仅为外表庄严的人。

孔子最反对巧言令色的人,这在《论语》里多次提到。《论语·公治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认为,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十足的恭敬,这样的人,撰写《左传》的鲁国太史左丘明认为可耻,他也认为可耻。内心藏有怨恨,却在表面上仍与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他也认为可耻。孔子强调,要从言、色、行看人,看其能否表里如一。

听其言,观其行,看其因,这是孔子识人的基本方法。《论语·为政》载:“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孔子的意思是说,要了解一个人,应看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心干什么,这样,这个人就没有什么能够隐藏得了。在《论语·公冶长》里,孔子讲了这样的识人方法:“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还提出,识人者本身要有远见和敏锐的眼光,不能偏听、偏信。在《论语·颜渊》中有这样的记载:“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子张问老师如何明辨知人,孔子说,如同水点滴渗透般起作用的谗言和像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这就可以称得上是明辨知人了,也可以算得上有远见了。孔子提醒的是,识人者自己要有远见,不受谗言及诬告的影响。

孔子提出远见与明辨,还有一层意思是,识人者不能人云亦云、盲目随众。《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孔子是说,大家都厌恶他,必须考察一下;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一下。这样看人,才能客观准确。

孔子的政治智慧 篇2

孔子,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称为“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王道不存。孔子致力于推行以恢复周礼为目标的政治主张,但是一直得不到重用。然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是带领弟子周游列国,百折不挠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碰壁。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孔子从五十多岁的“知天命”之年,带着弟子们,长途跋涉,一路上备受冷遇,遭受诋毁、谗言、羞辱、讥笑甚至奚落,甚至连他的弟子们,也开始怀疑孔子的思想是否能为当时的社会所用。

孔子后来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及实践思想的行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到老子那里问礼,老子告诉他说:“一个人太聪明,看得太透了就近于死地,因为你肯定好议人非;一个人知识渊博能言善辩,声名太盛就容易危及自身,因为你可这样就会把别人的恶给暴露出来。所以当儿子的不要太自我,当臣子的也不要太自我。”《史记·老子世家》里也记载,孔子问礼与老子,老子说:“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都比较善于隐藏财富;有盛德的君子,看起来傻傻的。要去掉你身上的骄气和欲望,自负的态度和过多的志向,这些对你都是毫无益处的,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老子看似人生感悟的话,其实是在启迪孔子的政治智慧,这些话促使孔子进行深入思考。孔子后来就十分认真的研究《周易》,希望找到他不被重用的原因。《易纬·乾凿度》上记载,孔子以前不知道《周易》的本经,偶然用蓍策推演了自己的命运,得出《旅》卦的卦象,就请商瞿帮他解卦,商瞿说:“您有圣人的睿智却得不到圣人的职位啊。”孔子听了就哭着说:“这都是天命的安排啊。”叹息后就放弃了以前的志向,不再诵读《礼》,停止删定史籍。五十岁开始研究《周易》,创作《十翼》,来阐明易道。

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tuo)。读易,韦编三绝;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也就是说,孔子晚年的时候,突然很喜欢易经了,不停的研究,把竹简上的牛皮筋都翻断了很多次。孔子通过研究《易》,并作了《易传》,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补齐了自己思想的短板,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更完善。所以他自己说:“如果给我几年时间,我能够在五十岁时就开始学《易》,我就会掌握《易》理,那样我按照《易》理行事,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这句话说明,孔子在真正吃透《易》道之前,他自己认为是有“大过”的,这个大过是什么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想封孔子七百里地,楚国当时的宰相子西就说:“大王,我们国家出使诸侯国的人有比子贡强的吗?楚王说,没有;大王的辅佐之臣,有比颜回强的吗?没有;大王的将领有比子路强的吗?没有;大王的各部部长有比宰予强的吗?没有。”子西又说;“我们楚国的祖先,最早周朝封为子男五十里,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想光复周公、召公那样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要是用了他,那我们楚国还能世代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当年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京,不过百里之地,后来就统一天下。现在你给了孔丘七百里,他又有那么多优秀的弟子帮助他,这恐怕不是楚国的福气吧。”楚昭王一听就明白了,马上不封孔子了。

从这个典故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已经告诉了我们,孔子所犯的大过,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孔子为什么跑了七十多个国家,都没有得到重用。其实孔子在当时可以说是没有参透政治的本质,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个国君很清楚,任用孔子,不是任用他一个人。孔子的背后是一个团队,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就有七十二名,那么各个国君都很清楚,一旦任用了孔子,就像子西所担忧的,他的那些优秀的弟子如何安排,如果都启用,那么孔子当宰相,颜渊就得当副宰相,子贡就得当外交部长,子路就得当国防部长,宰予当封疆大吏,宰相和各部部长都是孔子的团队,国君会怎么想?

而且孔子对自己的思想和治国理政的才能很有信心,孔子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也就是说,只要用了他来治国,满一年,就会大变样,三年就会大有成就了。那么国君和他原来的臣子怎么想?你孔子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治理的不好,你的团队来了之后,国家很快就治理好了,那么国君的政治合法性如何保障,那些原来的臣子如何安排,这牵涉到非常多的现实的政治利益,所以也难怪孔子不能被重用了。

所以孔子在研究《易》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他的大过之所在。据李守力先生考证,孔子一生中有两次机会接触到《易象》,前面我们讲过,《易象》是文王、周公演《周易》的核心秘本,所以《易象》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那里。孔子51岁当了中都宰,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时候孔子因身居高官是有条件接触《易象》的,但是孔子因公务繁忙,一心想着削弱三桓、堕(hui)三都,没有抽出时间去认真的研究《易象》一书。到了68岁孔子回到鲁国后学《易》,研究《易象》后发现了易道的真谛,非常后悔没有早点研究《易象》,所以才发出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追悔之言,孔子认为的“大过”,就是因为没有吃透《周易》的精神,致使“堕三都”失败,被迫周游列国十四年。

我们前面讲过,《汉书·艺文志》记载《易》之创制过程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而《易传》的基本特点是:阐发易理,也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易》最早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卜筮之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孔子的注意,《论语》上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孔子晚年突然如此喜欢《易》,他的弟子子贡就有点不理解了。据《帛书•要》篇记载,子贡问孔子:“老师您也开始信算卦了吗?”孔子回答说:我自己占卜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但是我并不把占卜看作主要的,我主要是探索它背后的制度性意义,君子靠德行去获得幸福,因此不需要频繁地举行祭祀活动;君子靠信守仁义去获得吉祥,因此虽然讲卜筮却很少用它。所以祝巫们靠卜筮求吉凶的做法,对于君子来说是次要的。后世的人将来质疑我,恐怕就是因为《易》了。”

那么孔子在研究“易”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制度性的哲理呢?那就是乾坤之道,《文言传》中孔子说:“乾坤,这是易的门户啊,乾坤代表世间的万事万物之间互相联系,和谐发展的规律,从而体现了天地之道。”孔子参透了《周易》的乾坤之道,专门为乾、坤两卦写了《文言传》,王弼解释“文言”为“文饰之言”,我认为这里的“文”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规律”,“文言”就是“规律之言”,所以我们才把古文叫“文言文”,其实就是写法有规律性并且能体现规律性的文章。从政治角度讲,乾卦象征君,坤卦象征臣,乾卦规律意味着如何做好一个君主,坤卦规律意味着如何做好一个下属。而大家知道,孔子真正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臣,却想通过自己来做君的事情。

《坤》卦六三爻指出:“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文言传》孔子解释这一爻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意思就是说,处在重要岗位的臣子,是要尽责做事情的,但是做事情过程中,要懂得时机,懂得内敛,追随君王做事,不敢贪占君王的功劳,因为做下属的要遵守地道,地道本来就无所谓成功,因为地本来就是要为天成就事功的。也就是说,做下属的本来就是要执行上司的正确的决定,把事情完成,上司因为你的功劳会给你应该的回报,这才是正确的君臣之道。而我们反观孔子,带着团队,大张旗鼓的要为别人治国理政,他不被重用也可见一斑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孔子错了,而是孔子没有碰到开明的君主,这恰恰显示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政治担当。

孔子思想的『五大智慧』 篇3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说,面对“古今之变”下的文化创新的问题时,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孔子这种“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对当代文化的重建与创新不无借鉴意义。

其二,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孔子的这种“仁礼合一”之学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与“规范”(规则)并重、“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伦理智慧。孔子这种“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对克服当代道德困境,建设新型伦理价值体系,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政以德”“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的思想主张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觉,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达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最后,将这种“正身正己”的德性诉求外化、落实,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的民本观念及实践。

孔子儒家这种面向人本身,强调统治者之“德位”自觉的德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作为师长,孔子能够自觉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则教授门徒,“顺其气质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各遂其性、各尽其才、各有所用,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这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当代“好老师”取法和借鉴。

其五,“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孔子开出“仁”,是要开辟价值之源,为“礼”提供意义支撑。而他之所以要“复礼”“从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此之谓也。从“克己复礼为仁”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谈仁说礼,其终极追求在一个“和”字。可以说,“仁”“礼”“和”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仁礼合一的孔子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包含调节社会关系,鼓励人向上向善诸多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

“仁”由己而人,从内向外的层层打开和具体落实,就是人依循忠恕的原则,按照“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做到“克己复礼”的过程。这就是说,“克己复礼为仁”的深层意涵当在于:道德实践(为仁)的落脚点是要将自我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自觉(克己)不断向外扩展、落实,推己及人,从而在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完成自我之角色定位,确立个体所当有的责任和义务(复礼),这叫“礼以辨异”。孔子称之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通过“礼”来明分君臣父子、甄定社会角色、明确责任义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依礼而行,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当然,人在对“礼”的践履过程中,本身也就开显了统归于“仁”(广义)之下的诸多道德价值,比如孝、悌、慈、爱、恭、敬、忠、信等。也就是《大学》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总之,以“仁”作为“礼”的价值支撑,又以“礼”来“正名”,促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仁”“礼”“和”确立了孔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一个“和”字最是其社会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仁、礼、和“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若能结合时代条件加以调整,赋予其新的含义,完全可贡献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向孔子的启发式理念要智慧 篇4

其启发式理念体现在他的名言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首先,孔子强调必须待学生出现“愤悱”后,教师才能实施启发;其次,通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强调教师必须适度启发。

一是“引而不发”和“自省自得”。“引而不发”是针对学生自求自省后可自得而言的,是孔子启发教学的基本形式。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学、思、行发展主体能动性,从而促进完美人格形成。因此,“自求自得”是孔子眼里最理想的教学形式。

《孟子·尽心上》:“君子引而不发 ,跃如也 ,中道而立 ,能者从之。”[2]是说教师要像射手一样,满弓搭箭而不发,做跃跃欲试样,以此启发和诱导学生,让他们领会“习射”的关键。“引而不发”是一种不具体涉及学习内容,只指示目标、范围和方向,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引导学生“自求自得”的形式。

二是“愤悱启发”和“适度启发”。“愤悱启发”是孔子启发教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它以产生“愤悱”为逻辑起点,学生自求自省后仍无法解决疑难,由此产生“愤悱”心理。孔子然后才“开其意”、“达其辞”。 如“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又如,问政、问礼、问事君、问为邦等,均由学生发问,孔子应答。近代许多教育家、思想家对“愤则启,悱则发”都有过强调与阐释。蔡元培指出:“做教员的,不可一句句或一字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3]

启发之后,有的学生能举一反三,说明目的已达到;但学生在启发后仍不能得,这时教师“则不复也”,交由学生再学再思。“若教则不愤而启,不悱而发,喋喋然徒劳而无益也”[4]。

综上所述,孔子的启发形式教学可引导学生自觉学习、主动探索,有效促进学生融会贯通知识、发展实践能力。我们亦可从圣人的言行中汲取一定智慧。我认为可以有如下启示:

一、教师要有丰富的情绪感染力

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前提是学生具有追求知识的愿望和热情,“愤悱”就是这种激情的外在表现。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善于运用情绪的感染性这一特征,让它传导至每个学生。

思想政治课本身就肩负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重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国政党制度教学中,提到民主人士闻一多,我带头引唱《七子之歌》,声音哽咽了,眼睛红了,在这种情绪感染下,学生哭泣,捶胸顿足,悲愤之情油然而生。自此之后, 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明显提高, 课间喜欢围在我的身边,除了询问学科难题外,更多的是阐述对社会热点、历史事件的见解,聆听我的观点。由此可见,丰富的情绪感染力是教师启发式教学的一大法宝。

二、教师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和相关知识

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待弟子出现“愤悱”之后,适时启发,如果弟子继续追问,孔子就会给出更深一步的解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显然是在出难题, 而孔子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和迷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孔子本身自我省悟力高,加之丰富的社会阅历,是博学的圣人,这样才能在学生提出各类问题时应对自如。

部分教师专业修养不足, 在课堂上面对学生的提问尚且无法解答,更不必说学生提出的课外问题。这样一来影响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尊严,二来启发式理念更无从谈起。

在文化生活某课中,学生进行了德与才的辩论。有学生咨询我司马光的观点倾向于哪个,我回忆略带讲解《资治通鉴》的内容,列举晋国智瑶灭亡的例子,说明司马光更倾向于德。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文史类学科涉及范围广,知识衍伸性强,需要教师不断充电,多多了解诸如经济、社会、哲学、军事等各科常识。这样在学生需要启发的时候就可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游刃有余。

三、教师要有严密的逻辑分析归纳能力

解读《论语》,乍看之下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其实看似不合逻辑的事,往往却是最合乎逻辑的。阅读《论语》中的言论没有丝毫前后自相矛盾。仔细分析孔子的启发式过程,实则存在两种逻辑特点:

第一种是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逻辑, 也就是学生提出各种问题后,孔子直接给出结论性普遍定义。如交友问题上,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另一种是由普遍到特殊的演绎逻辑。一部短短的《论语》,“君子”就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子先是要求弟子努力成为君子 ,然后一步步教育弟子,君子应该有哪些具体言行标准。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卫灵公》

……

例如,教学《现代国家的管理形式》时,根据政体的不同分类,分为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议会制和总统制。像德国是什么政体,什么特征? 这是教材上都没涉及的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归纳总结得出议会制民主共和制的特征, 这就是知识的延伸。

孔子的智慧读后感 篇5

今年假期我阅读了《孔子的智慧》一书,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孔子的智慧:一是真诚,二是学和教。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是两次面临生命危险也没有停下脚步。孔子其实从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因材施教,重言教更重身教。

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孔子的智慧中学到很多。书中的这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意思是说:“默默地记住所见所闻所学的知识,学习永不满足,耐心地教导别人而不倦怠,这三方面我做到了那些呢?”我们知道,孔子之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家,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在于他的“学不厌,教不倦”。后儒思、孟一派学者在所著《学记》中,提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既是从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发展而来的。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要在自己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只有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为人师表。如果不学习,不注重修养的提升,就会停滞不前,从而失去做教师的资格。

事实上,课改的精神也是倡导教学相长的,教师的成长,学生的成长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通过阅读《孔子的智慧》,我将汲取古老的教学智慧,结合现代先进的教学理念,使自己的教学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孔子的智慧 篇6

《书屋》2007年第3期《孔夫子何需洋人撑腰》一文评论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说的话:“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就应该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寻找智能。”作者认为这句话是子虚乌有。

我记得,2003年4月9日《中华读书报》一版发表了记者陈香写的《存疑十年真相大白——“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智慧”确有其事》一文,介绍一名叫胡祖尧的传统文化爱好者经多方查实,从1988年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找到原始依据。上述报道是一位叫帕特里克·曼汉姆的先生自巴黎发出的。1988年1月,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会议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为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1970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以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003年4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第三版以“来函照登”的形式发表了胡祖尧给编辑的信,标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过‘要汲取孔子的智慧’”,信中所说就是以上内容。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互联网上通过百度查到顾犇先生就此事写的《关于诺贝尔与孔夫子的一些说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顾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此事,受到质疑。为此,他查阅了《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 (1988年1月24日)该段文字的原始出处,并对原文做了引述,从引述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确在大会上说过这段话,顾先生认为,《堪培拉时报》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最大的报纸,其严肃性是没有问题的。

孔子的智慧 篇7

《论语》教给人们很多处世的方法、做人的道理,这些方法都很简单,道理都很朴素。《论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的分寸,孔子并不提倡一味地丧失原则,一味地以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人,而是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面对一件事情,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曾经有学生问孔子:“井有仁焉”?井里头有一个贤德的人,要跟随他下去吗?怎么办呢?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意思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仁者在井里,就一定要跟着毫无原则地跳到井里去呢?这是一个君子的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伤害,也可能被欺骗,但君子的心不能迷惘。孔子告诉人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尽度,“过犹不及”。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是与领导关系过于密切的话,离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与朋友的交往过于密切的话,离相互之间的疏远也就不远了。有一个寓言叫《豪猪的哲学》,说有一群豪猪挤在一起过冬,它们不知道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最好。离得远,冬天就冷,互相借不着体温。而一旦凑近,彼此的刺就会刺伤对方,又不得不再离开。多少次磨合以后,豪猪们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距离,做到了在伤害不到对方的前提下保持群体的温暖。这就是度。子贡曾经问孔子,什么叫好朋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好朋友就是你看到他有不对的地方,真诚地告诉他,不听就算了,再说下去就是自取其辱,所以交友也要有度。

一位英国的心理学女博士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鼓励尽早独立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对子女,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他们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距离和鼓励独立是对其他个体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也应该保有。无论父母和孩子,还是妻子和丈夫,一旦没有了这种尊重,越过了这个尺度就会到《论语》中说的“数”的阶段,就潜藏着隐患,就离疏远甚至分离不远了。

《论语》里面所说的仁爱之心,是一开始就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留有一点分寸、留有一点余地。这非常像禅宗里面的一种境界。禅宗认为人间最好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意思是花一旦盛开,马上就要凋谢;月一旦圆满,马上就要缺损。而未全开,未全圆,内心就会有所期待。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如是。

四、积极做事谨言慎行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是一个人不要越俎代疱,其实这也是当今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态度。而这一说法的前提是在其位谋其政,先做好自己所在岗位的工作。

孔子一向不欣赏巧言令色的人,曰:“鲜以仁”,意思是这种人有仁义心肠的少,找不到真正的仁者。孔子鼓励的是什么呢?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意思是一个正真的君子,吃饭不用求饱,能果腹就够了;住也不用求安宁,只要有个住处就行了。但是君子一定要积极做事,做事讲效率,要做好,而说话却要小心。

慎于言,说话要小心,这也是分寸,老百姓不是也常说祸从口出,言多语失吗?孔子的学生子张想学习为官之道,请教孔子该如何。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意思是少说多听,多学习别人的经验。一个人身体力行,是直接经验;从别人走过的弯路中学来的经验,是间接的经验。思而不学则怠,人见得多了,迷惑就会变少,所以要多看。此外,做事要小心,这个小心在《论语》中被概括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一件事情之前,要像站在深渊旁边,要像走在薄冰之上一样小心翼翼,叫做慎行其余。

多思、多想、多看、多见,落实到语言层面和行为层面上就是三思而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行寡悔”,即让自己少一点后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一个人如果在话语中少了太多的指责、不满、报怨,在行为中少了过多的让自己后悔的经历,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够获得成功。

有个小故事,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特别任性,经常摔摔打打。一天爸爸把他拉到后院的篱笆旁边,让他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一天下来,小男孩看到一堆钉子,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爸爸说,你要学会克制,以后如果你要能做到一整天不发脾气,就可以把钉子拔下来一颗。等到小男孩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都拔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克制。他非常欣喜地去找爸爸,爸爸带他来到篱笆旁边,对他说:孩子你看一看,篱笆上的钉子虽然都拔光了,但是那些洞却永远留下来了。其实你每向亲人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钉上可以拔掉,发了脾气可以道歉,但是那些洞却永远不能消除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解读《论语》的寓言,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言要寡尤,行要寡悔?因为钉子敲下去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完全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当时的忍耐,为的是避免以后的伤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路曾经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意思是修自己,怀着一颗恬静的心,保持一种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就这4个字就能当君子了?子曰:“修己以安人。”意思是修自己以使别人得安和。子路觉得还不够,又追问:“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好自己调养内心,让美好的修养和道德可以去安抚天下百姓,去帮助别人,连尧和舜还不能做成这样呢!这一段对于君子的解释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而是如何修自身。也就是说修好自己,是对社会、国家负责的前提。而在修的过程中,应该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应该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意思是发愤图强的时候可以忘了吃饭,快乐的时候就忘了忧伤和忧愁,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

五、宽容和谐君子之道

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论、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就会发现,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首先君子都是那些内心美好、富足、重视自身修养,然后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来源于人格与内心。孔子的学生司马牛曾经问孔子:“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没有愧疚,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的标准。

孔子曾经和学生谈过君子,认为君子应该做到三点,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真正做到内心坦然,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忧思、忧虑,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首先来自于内心的仁厚、宽和、不纠缠、不计较小的得失。第二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面对众多的选择时,有判断、有定力才不至于被诱惑。人不能左右身外的世界,却能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第三就是勇者不惧。当感到畏惧、恐惧的时候,自己的内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所以孔子认为一个具备了仁、智、勇的真正的君子,就会少很多的忧、惑、惧。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夫子自道尔。”意思是您说的这3个标准只有您自己能做得到,可见做君子之不易。真君子的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也就是孔子说的“不怨天,不尤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是为了人心灵的完美。做学问的目的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再让自己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子曰:“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应该说这是孔子对君子标准的一个明确界定,君子永远要做内心完美的人,不好高骛远。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整天想的都是自己的房子怎么样,自己的日子怎么样,那这个人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胸怀天下。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这样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思是君子和小人每天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牵挂的是自己的道德,小人每天只会惦记自己家的房子。君子从来严于律己,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不能超越。小人只会钻空子,占小便宜。

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意思是君子合群的,不与人发生纠纷,从来不结党营私。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大家在一起,观点常常会不一样,君子会认真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和看法,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同时还能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就叫做和而不同。小人刚好相反,同而不和。大家在讨论一件事的时候,领导还没有说完,就匆匆忙忙举手同意,但最终他的声音与大家是不和谐的。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开心,让所有人都得到关照,自己却不张扬。但是小人绝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的美,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他人的宽容,和谐共处,这就是君子之道。

所以,孔子曾经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也就是说,君子用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不勉强,但是你很难取悦他,这就是君子。小人就特别容易高兴,能取悦他,却是很难相处的人。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六、先行其言君子不器

君子通常先去做,这就叫“先行其言。”事情做完了,再说出来。孔子说君子“刚毅木讷近人。”意思是一个人内心是坚定、刚毅的,而表面上却可能是木讷的,这就是所谓的君子敏于行而讷千言。《圣经》里有一种说法,这个世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所以“君子始其言而过其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

真正的君子,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变通,就是与时俱进。子曰:“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而存在的,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

15世纪一位宗教改革学家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讲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一天,他路过炎炎烈日下的工地,看到所有人都在汗流浃背地搬砖,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问第一个人。那个人没好气地告诉他:“你看不见啊,我这不是在服苦役,在搬砖吗?”他又问第二个人,这个人的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对他说:“我在砌这堵墙啊。”后来他又去问第三个人,那个人和前两个人不同,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很骄傲地对他说:“你是在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这3个人手中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释却是3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被动的、无奈的、悲观的,第二个层次是职业的、“器”的(就是孔子所说的只是作为一个容器而存在),而第三个层次是理想的,理想主义者是为了一种美好的东西在付出,这就是“君子不器”。

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4个坐标系之中。第一个坐标系是社会,我们都有一个社会角色,都有一份职业,要在社会上尽义务、做奉献;第二个坐标系是家庭,我们都有家庭,在家庭里必须承担自己的角色;第三个坐标系是社交,我们都有一个社交角色,对朋友或付出或有所需求;第四个坐标系是灵魂,每个人都应该在灵魂的层次上对自己作出评价,打出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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