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发展

演化发展（精选十篇）

演化发展 篇1

弄清集体经济概念, 需要厘清集体经济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变革与扭曲。

上世纪的后几年和新世纪的前几年, 集体企业在改转租卖中, 变性的关闭的越来越多, 集体经济“消亡论”凸现, 我们见证了“消亡”的过程。消亡的只是传统集体经济观念和“二国营”模式, 新的集体经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新型集体经济正在茁壮成长。科学界定新时期中国集体经济的内涵, 厘清历史变革, 明晰发展趋势, 把握时代要求, 更显得重要。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集体经济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体所有制”概念是:“集体所有制”相对于个人所有制而提出, 区别于“国家所有制”, 是另一种类型的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与合作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把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集体所有制就是以合作社为单位的共同所有制。

马克思第一次论述集体经济, 是与俄国革命家讨论俄国农业公社发展走向时提出来的。马克思说, 俄国农业公社应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集体所有制经济, 具有多种形式, 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集体经济不仅涵盖“集体劳动”、“集体耕种”、“集体作业”等诸多集体生产范畴, 而且还涵盖了“集体经营”、“集体占有”、“集体原则”等管理范畴。“集体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更高的概念。

二、列宁的集体经济概念

十月革命前, 列宁的基本观点是,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土地要实行国有化, 建立大农场, 实行共耕制。

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由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对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采取了比较左的政策。实行一切财产公共占有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 很多农业公社缺乏效率, 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农业公社发展受阻, 当时绝大多数农民还不接受农业公社式的集体农庄, 因为它违背了合作社宗旨和原则。在城市, 列宁把全体居民组织到国家资本主义式的“消费公社”中, 实行统一分配商品, 也很不顺利, 成为历史的教训。

1923年1月4日至6日, 列宁在病中两次口授, 形成了《论合作制》, 成为列宁比较成熟的合作经济思想。

列宁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 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 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 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 那么, 在这样的条件下, 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 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三、斯大林的集体经济概念

列宁逝世后的几年内, 斯大林基本上按列宁《论合作制》的思想推进合作社运动, 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供销合作社, 以流通方式为农民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 以产供销吸引农民的联合, 斯大林对其并不是很满意, 说这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中的家庭农业体系”。必须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 把合作社升级为集体经济, 把分散的农户生产转变为“集体耕种”的集体农庄, 通过联合与合并, 把供销合作转变为生产合作。斯大林用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农业集体 (农庄) 化。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家庭副业和个人财产。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 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 组成劳动组合式的集体农庄。引导广大小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 其方向是正确的, 这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斯大林对集体农庄增加粮食生产的优越性、对农民放弃私有制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 估计过高, 盲目乐观, 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 受到历史的惩罚。

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的改革却把集体农庄合并上升为国营农场, 他“割资本主义尾巴”, 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 几乎使个体经济被全部消灭。勃列日涅夫又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主张彻底消灭个体经济, 把集体所有制全部提升为全民所有制。苏联解体与经济滞后有直接关系, 经验教训极其深刻。

四、建国初期我国集体经济的基本概念

新中国建立之后,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追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努力学习苏联经验, 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可否认,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有苏联集体化的影子, 但绝不是照搬照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像指挥人民解放战争那样, 苦心积虑, 指导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决议还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 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建国初期我国集体经济的基本概念源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 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 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 必须组织, 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 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 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 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加上私人资本主义, 加上个体经济, 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 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1949年9月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要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 发展合作事业, 在城镇和乡村中组织供销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在工厂、机关、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1950年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合作社法》草案 (未颁布) , 1951年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 (草案) 。他积极主张发展合作社经济, 明确提出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的财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的财产。

195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提出在“一化三改’’中要“变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明确:“合作社所有制, 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或者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 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这里一再强调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因为合作社社员在集体生产、集体占有的前提下, 社员拥有入股部分的财产权利。

五、受“左”的影响之后的集体经济概念

1955年下半年我国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王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提出, “合作社保留了半公有制, 到一定时候, 人们要改变这种制度, 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 合作经济应是多种形式, 一部分合作组织在适当条件下要发展成国营企业或并入国营企业, 一部分合作组织将长期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 还有一部分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之下。这说明, 对合作经济搞升级过渡思想基础已经形成。

1958年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时指出,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 已经包含若干全民所有制成份了, 集体所有制要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文化大革命中, 在持续“一大二公”的基础上, 又搞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社员股金, 剥夺了职工个人拥有企业财产的权利, 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从浙江、安徽等地发起, “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方式产生。毛泽东一开始同意试行“包产到户”, 一经扩大, 毛泽东又担心摧垮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于是又掀起一场反右倾活动。

1975年《宪法》没有合作经济字样了, 只提集体所有制, 规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 一是全民所有制, 二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1978年《宪法》仍坚持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集体所有, 国家保障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集体经济的概念是:集体所有制是比全民所有制低级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企业的集体所有, 在集体所有财产中, 不允许有个人的股份或财产份额。在城市, 集体经济就是“二全民”, 随时都可以按国家需要向全民所有制升级过渡。这种“二国营”模式, 破坏了集体经济的生产力, 不利于集体经济扩大发展。

六、改革开放以后的集体经济概念

1982年《宪法》对54年、75年和78年的《宪法》作了修订,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这时, 集体经济改革还没有涉及产权制度。1983年国务院对城镇集体企业的政策性规定中, 只允许职工集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当租赁、承包的改革向股份式合作迈步之后, 适应这种改革趋势, 1991年国务院出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提出职工可以入股分红, 这就表明, 集体企业财产中允许有职工财产权利。但集体共有的财产必须占一半以上。

当群众性股份合作制改革风起云涌之后,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 是改革中的新事物, 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 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 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表明, 即使以员工持股为主体, 它也是集体经济, 而且要提倡和鼓励。这是对我国传统集体经济概念的创新, 这是我国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

七、新形势下集体经济的内涵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两个联合”的理论概括, 对集体经济概念一是正本清源, 二是注入了新的内涵, 它是我国集体经济几十年改革发展实践的总结, 是传统集体经济概念的创新。

“两个联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是群众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 借鉴国际通用原则, 全面理解“两个联合”的丰富内涵, 可将集体经济内涵概括如下:

(1)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

(2) 集体经济是劳动者劳动联合和劳动者资本联合为主的经济形式, 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3) 多数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 成员出资入股, 享有所有者权益;

(4) 实行多种财产组织形式、多种联合方式、多种经营方式;

(5) 坚持以人为本, 提倡团队精神, 企业与员工共发展;

(6)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7) 坚持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原则;

(8) 坚持自愿、互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

从风格演化看围棋发展2007 篇2

围棋博大精深，千古无同局，很难将各种局面细化归类。但从大方向看，似可分平稳局面和复杂局面两大类。前者主要考验控制力（内功），后者主要考验攻杀力（外功）。棋手风格千差万别，甚至同一个棋手不同时期也不一样，细化归类同样困难。但如果从攻、守倾向性入手，似可分进攻、防守、均衡三大类。

将局面的把握与攻守倾向性相结合，可大致将棋手归为三大类：

均衡型：对任何局面均能从容把握。内外兼修。（最高境界：随心所欲，无招胜有招）进攻型：擅长复杂局面，外功强大。

（最高境界：鬼手妙着，惊天动地）防守型：擅长平稳局面，内功精深。

（最高境界：平凡着法，无懈可击）下面对一些顶尖棋手的风格进行归类： 古代：日本棋圣级：道策、丈和、秀策

中国棋圣级：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 现代：选取公认的超一流

日本：吴清源、坂田荣男、藤泽秀行、林海峰、大竹英雄、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

一、赵治勋、王立诚、依田纪基、张栩

中国：聂卫平、马晓春、常昊、古力

韩国：曹薰铉、徐奉洙、刘昌赫、李昌镐、李世石、朴永训、崔哲瀚 均衡型：道策、黄龙士、吴清源

进攻型：丈和、范西屏、坂田荣男、加藤正夫、武宫正树、王立诚、古力、曹薰铉、徐奉洙、刘昌赫、李世石、崔哲瀚

防守型：秀策、施襄夏、藤泽秀行、林海峰、大竹英雄、小林光

一、赵治勋、依田纪基、张栩、聂卫平、马晓春、常昊、李昌镐、朴永训

以上分类主要依据棋手的行棋思路，称不上十分准确，欢迎拍砖。像李昌镐的攻杀力十分强大，不乏生吞大龙的杰作。而李世石控制平稳局面的能力也十分强大。但就思路而言，李昌镐自保求稳和李世石不依不饶的风格对比十分明显。古代棋手因时代遥远，单靠棋谱很难判断真实棋力，只能大致根据倾向性判断类型。

从分类可看出韩国进攻型居多、日本防守型居多、中国只有四人，倾向不明显，但小龙辈以前多学日本，防守型居多，小龙之后多学韩国，由于大李的缘故，进攻、防守大致各半。真正对围棋发展贡献巨大的，往往是融会贯通的均衡型，可是数量非常稀少。

分析：棋史的发展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规律。日本的道策可称开创围棋理论的祖师，之前的围棋以力战为主，无人认真思考过围棋理论化的问题。就像第一个钻木取火的猿人一样，道策将围棋上升到了理论化的高度，以创新思维与强大杀力远远凌驾于时代之上，这一点古今无双。以当时的水平看，道策绝对可称均衡，对任何局面的把握能力同代高手无人能出其右。丈和是道策之后被称为“后圣”的高手，但艺术成就远小于道策，凭借的是当世无双的杀力，留给后人的是一串串妙手、鬼手的组合。秀策的棋步步为营，以强大计算支撑几乎无懈可击，与李昌镐有几分相似，这种风格实用无比，是三种风格中最易大众学习的一种。秀策的主要贡献在于秀策流布局与开创了坚实战法。道策的“玄”，丈和的“杀”，秀策的“坚”，本质是三种围棋思想在天才棋手身上的体现。当一种风格发展到某种极限，就需要另外的风格来打破这个瓶颈，再寻找更高层次的平衡，围棋在这种转换中得到了发展。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三个棋圣：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似乎与日本的三圣有某种暗合，但又有所差异。棋风上似乎黄与道策最接近，属于思路领先的类型。黄是中国古棋顶峰的象征，范施从其身上学到了很多。范的鬼手、妙手与丈和有几分相似。施靠勤奋最终与范平起平坐，与秀策的坚实也有某种类似。但中国棋圣们对围棋发展的贡献远比不上日本棋圣，这恐怕与中国缺乏日本那样规范的围棋制度，不利于世代传承有关。中国的高手们更多凭借自己的天赋，这是中国古代棋手的悲哀。到了二十世纪初，吴清源出世，仿佛上天注定，机缘巧合下得到了当时稀有的日本的棋谱。吴本是绝顶天才，在中国古棋的绝妙杀着与日本先进的理论双重指导下，吴几乎无师自通的成为华夏第一高手。之后赴日开创吴清源时代，以自由自在、无招无式的风格击败日本各种风格的代表，使围棋发展到了新高度。吴的经历决定了他可以将中日古棋的精华归为已用，可称为道策之后将围棋推到新高度的祖师级人物。称吴为现代围棋的奠基人毫不过份。吴清源之后，坂田荣男与藤泽秀行崛起，从风格上看，坂田就是现代版的“丈和”，以鬼手著称。藤泽的棋感觉独特，厚实待机，是同代中唯一与坂田有一争的高手。两人一矛一盾，才情相当。但坂田专注于棋，藤泽好赌贪杯，随手棋太多，断送了与坂田争雄的前程。之后厚实的林海峰、大竹英雄；强力的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善于收官的石田芳夫；铺地板的赵治勋、小林光一等均称雄一时，但这些棋手没有经历道策和吴清源所处的特殊环境，也没有能称绝世天才的人物，只能成为棋史上的匆匆过客。其中武宫开创宇宙流，是秀策坚实战法之后又一创新战法，在棋史上自有一席之地。由于自坂田开始，围棋进入了头衔战时代，短时限、争奖金的特点，使得众多棋手放弃艺术追求，走熟悉局面，比谁犯错少的“温吞水对局”增多。坂田之后的日本棋坛，只产生了加藤与武宫两个异类，赛制改变是一大原因。世纪末的棋坛，终于吹起了变革之风，中国聂卫平如旋风般崛起，经过三届擂台赛的洗礼，已成与日本抗衡之势。聂的棋大气磅礴，善于不战屈人。缺点是不善恶搏，尤其是局部缠斗。这种风格完全可以对抗日本以防守为主的棋风。但韩国曹薰铉的崛起却使聂摔了个大跟头。曹的棋才在同代中绝对数一数二，比六超和老聂有过之无不及，无奈生不逢时，在韩国蜗居多年，所幸有野战高手徐奉洙陪练，战斗技法炉火纯青。应氏杯双雄对决，又是一场矛与盾的决斗。最终利矛刺破了坚盾，也成就了韩国围棋的崛起。曹的弟子李昌镐，是继吴清源之后又一绝世人物。其将防守型棋风发展到新高度。李的棋大智若愚，布局一步一个脚印，中盘数着空走，宁肯委屈也不冒险，等待官子一搏。李很聪明，早期与他争雄的高手多为前辈，最有实力的是师傅曹薰铉、日本赵治勋、中国马晓春等人，曹、赵、马等在棋的理解上比年轻的李强是肯定的，但曹在韩国很少下紧棋，官子较松，赵、马等因为年龄问题官子也斗不过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的赛制，短时限（每方3小时左右）、读秒等使本来相对简单的官子变成了一门极大的学问。试想，如果无限时，官子逆转的概率还会这么大吗？李是最早系统研究现代规则下如何收官的人，在技术上领先于时代。这是李对现代围棋最大的贡献。李在艺术上的贡献跟吴清源无法相比。这与秀策无法与道策相比是一个道理。李昌镐把握熟悉局面的能力是历代棋手中最强的，只要进入他的步调，几乎没人能逃脱。但他对复杂局面的应对能力稍差，对进攻型的战绩远逊于防守型，早期刘昌赫就对其极有威胁，但刘的大局和官子一般，没能掀翻李的王朝。等李世石、崔哲瀚、古力等崛起后，人们才惊觉原先认为无懈可击的大李其实也会被杀得很惨！李对防守型棋手可称绝杀，也许他站得更高吧！在大李的时代，日本的王立诚、依田纪基；中国的马晓春、常昊；韩国的刘昌赫等纷纷崛起，其中依田与大李风格类似，是大李苦手之一。但依田经常阴沟翻船，稳定性差使其无法达成霸业。常、马、王各有明显弱点，他们无法超越大李。有趣的是女棋手芮乃伟对大李6：2压倒，除去心理因素，进攻性棋风也是一大原因吧！对大李讲了这么多，主要因为他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当代高手们的真实状况。李在防守型棋风上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峰，从规律上讲，要打破这种平衡就需要另外风格的绝顶高手出现。也许是围棋的发展速度加快，更多有才华的孩子选择了下棋，也许是上天注定，在李昌镐还没完全衰退的时候，竟又出了一个绝世人物--李世石，这与之前上百年才出现一个绝世天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或许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加速度的。小李的棋凌厉敏锐、手段多变，直线攻杀、缠绕追击、鬼手不断，不逊丈和、坂田等前辈，尤为可贵的是平稳局面的把握与官子能力也异常强大，已有接近吴清源全面才华的趋势。小李将进攻型棋风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特长在于把握住了短时限比赛的另一要素，即复杂局面短时间难以算清最佳变化。他的选择总是稍稍过份，如果对手让步，则小幅获利；如果反击，则考验其能否走出最佳变化，即使正确，稍稍过份的棋也不至于马上崩溃，对手接着还得面对这种残酷的考验。小李这种取胜风格彻底颠覆了大李等对手犯错的取胜模式。他的缺点在于收放之间仍未随心所欲，攻的欲望较重，弹性仍有不足。这是性格始然，所以小李永远是一个技术全面的攻击手，不会是真正的均衡型。小李目前正全力开拓自己的时代，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古力、日本张栩、韩国朴永训、崔哲瀚等高手的阻击力度。古力是曾与小李并称“绝代双骄”的顶尖高手。杀力与小李不相上下，缺点是稳定性较差（小李稳定性相对大李也差，但比古力强）、心理素质一般、官子不细，这几点如不克服，难有扬眉之日。张栩棋才全面，如能加强攻杀力，有望向均衡型发展，或可成为下一个大师。朴永训是典型防守型，咬住对手，期待官子一搏，感觉与顶峰的大李仍有差距。崔哲瀚曾以缠斗令大李吃尽苦头，但全面性较差。这几人应是小李同辈中最有才华的几个，从性格和才能上看，不出意外，难超小李。对比历代王者可看出，小李称霸并不偶然，大李防守型风格发展到一个相对顶峰，同样风格短期内很难超越，从这个角度看，小李选择另外的路超越大李十分正确。现实的讲，希望虎一代超越小李就像希望龙一代超越大李一样，是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注：小李没出意外的情况下）李世石之后，韩国的韩尚勋已经暂露头角，其破冰的速度令人惊叹，仿佛一夜间就把厚厚的中间层捅破，直指顶峰。想当初中国的陈耀烨也曾这样做过，可正当人们惊艳时，他却迅速跌回原地，定晴再看，还是修为不够。年轻的豹一代，亦或小豹一代，期待下一个颠覆王朝的绝世高手隐身其中。

总结现代百年棋史，吴清源是均衡型的代表，大小李分别是防守型与进攻型的代表，仿佛日本三圣的轮回。也许下一个绝世高手出现，将会是道策、吴清源那样的均衡大师，这个人物将融会三国围棋的精华，加上天才的创新，把围棋发展到全新高度。希望这一天不太远。

超一流高手优秀气质：（高手一般都具有多种优秀气质，只选最突出的一项）平常心：吴清源 隐 忍：李昌镐

狠 辣：李世石、坂田荣男、曹薰铉、徐奉洙、崔哲瀚

顽 强：赵治勋、小林光

一、林海峰、依田纪基、张栩、朴永训 刚 猛：古力、刘昌赫、加藤正夫、王立诚 大 气：聂卫平、武宫正树、常昊 雍 容：藤泽秀行、大竹英雄 阴 柔：马晓春

分析：平常心是最难拥有的气质，吴的成绩是明证。

隐忍出是一种超强武器，可拥有的人万中无一。

水平相当，狠辣者成绩更好。曹、聂棋力相当，狠辣帮曹打赢了聂。徐靠狠辣取得了远超水平的成绩。

顽强者一般职业寿命较长，但以短期成绩论，顽强的作用不如狠辣。

刚猛者必须兼具其他气质，一味逞强，得手概率不会很高。

大气磅礴，看上去很美，但大气者很少善恶搏。

雍容与大气相似，弱点是不善恶搏。

阴柔较少见，往往能克制刚猛或狠辣，可惜妖魔风格的马碰到不动的石佛，只能自叹命薄。

总结：应优先培养狠辣与顽强，狠辣相对容易培养，也最易出成绩。韩国狠辣者批量涌现，即是明证。顽强主要是靠后天培养，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大成。韩国狠辣者多，日本顽强者多，与日韩的民族精神有关，中国主要是天才型，强调天赋的作用，像聂、常的大局，马的飘逸、古的刚力，忽视后天的狠辣、顽强，是成绩落后的一大因素。上述四人如兼具狠辣或顽强，成绩无疑会翻天覆地。除狠辣、顽强外，其它气质如隐忍、刚猛、大气、华丽、阴柔等跟个性关系较大，后天较难培养。平常心说白了不属于气质，指心态好，可有人容易拥有，有人终生难求，这又好像属于气质了，这个问题很玄妙，难以说清，更难培养。

超一流技术特长总结：

境界：吴清源、聂卫平、藤泽秀行、常昊、林海峰、大竹英雄

境界：总有人认为围棋不需要境界，其实是没有认清围棋中境界的实质。简单说，围棋中的境界可以理解为视野，就象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上帝会怎样看我们这个人世间呢？恐怕我们很多想破头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以上帝的视角来看，那就很简单了。多听听吴大师、聂棋圣下棋思路的讲座，就会渐渐理解他们的视野的确高人一筹了。代表人物：吴清源

棋感：吴清源、李世石、藤泽秀行、曹薰铉、古力、刘昌赫、武宫正树、马晓春、大竹英雄 棋感：指对棋的感觉，简单说，就是直觉。天赋好的棋手第一感正确率是非常高的，这也为计算节省了大量时间，且围棋中有些地方是无法计算的，棋感好在需要计算和难以计算的场合都占优势。

代表人物：藤泽秀行

鬼手：坂田荣男、马晓春、李世石、古力

鬼手：指以常识不易发觉的隐敝手段，需要独特的眼光与嗅觉来发掘。代表人物：坂田荣男

接触战：坂田荣男、曹薰铉、李世石、古力、刘昌赫、加藤正夫、崔哲瀚、王立诚、徐奉洙 接触战：指棋子相互接触形成复杂战斗局面。这种情况一般力量大、算路深的棋手占优，而防守型高手一般都尽量回避，以上几位都是著名的力战家，追求战斗是他们共同的风格。代表人物：坂田荣男

攻击力：坂田荣男、曹薰铉、李世石、古力、刘昌赫、加藤正夫、崔哲瀚、王立诚、徐奉洙、武宫正树

攻击力：指运用攻击获利的能力。传统意义的“力战家”主要指具有攻击型棋风的棋手。攻击获利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天生具备。以上几人在围棋盘上以攻击力著称，无疑是这方面拥有极高天赋者。代表人物：加藤正夫

治孤力：吴清源、坂田荣男、赵治勋、张栩、李世石、曹薰铉、马晓春

治孤力：指处理弱棋防止对方获利的能力。治孤力可以说是超一流必备的能力，以上几人棋形薄却战绩辉煌，治孤能力无疑超强。代表人物：赵治勋

计算力：坂田荣男、曹薰铉、李世石、古力、刘昌赫、加藤正夫、李昌镐、赵治勋、张栩 计算力：是围棋棋力的基础。没有计算力一切无从谈起，超一流高手都是计算的高手，力战风格的一般计算力相对较强，精准的计算是战斗力的保证。李昌镐、赵治勋、张栩是非力战棋风中公认具有超强计算力的棋手。代表人物：李昌镐

手段运用：吴清源、坂田荣男、曹薰铉、李世石、古力、手段运用：指运用战术获利的能力。相比较本格棋手来说，以上几位善于运用多种战术手段打击对手的棋手胜率要更高一些。代表人物：曹薰铉

厚势运用：李昌镐、大竹英雄、聂卫平、藤泽秀行、武宫正树、刘昌赫、常昊

厚势运用：指利用厚势获利的能力。棋风厚重的棋手很多，善加利用就少了，以上几人都堪称超一流中利用厚势的高手。代表人物：大竹英雄

均衡感：李昌镐、小林光

一、依田纪基、聂卫平、常昊、林海峰

均衡感：指把握全局平衡的能力。均衡感出色的棋手多是控制局面的高手，追求兵不血刃，不战屈人的境界。代表人物：小林光一

布局：吴清源、聂卫平、藤泽秀行、常昊、武宫正树 代表人物：聂卫平

官子：李昌镐、吴清源、小林光

浅谈地质工程学发展演化的辩证关系 篇3

关键词：工程地质 思考 辩证关系 环境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116-01

1、引言

19世纪中叶，国外的地质工作者开始对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工程地质学的学科体系[1]。工程地质学是研究与工程建设、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地质作用与环境，研究工程与地质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产生的有关问题的科学[2]。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工程地质条件与工程建筑之间的运动和发展，其实质就是各类工程地质问题，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是工程地质学的主旋律，构成了其的基本的矛盾运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其发展。

2、工程地质问题的回顾

2.1.1 学科性质

传统工程地质的核心任务就是查明工程地质条件，结合工程作出相关的工程地质评价[2]；从工程学角度来看，工程地质学科必须深化到工程中去，将查明条件、评价评判再往前延伸，开展工程设计和施工工程地质。因此，从工程地质学科特性来说应是地质学与工程的交叉结合，它和基础地质学不同，具有理学和工学的双重特性，这就决定了工程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学永恒的主题。

2.1.2 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与工程建设及人类工程活动相伴生，工程地质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工程建设的需求和发展。经过40多年的工程实践和理论创新，工程地质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步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行列。从引进苏联工程地质学理论和方法开始，经过50年成千上万项工程的多方实践和理论创新，使我国的工程地质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积累大量经验，获得突破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工程地质学体系。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等的兴建，标志着中国工程地质实践的广度、深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反映了中国工程地质发展的历程及与其相匹配的工程地质水平。

工程地质人员通过对工程地质问题的分析解决，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概括。因此，思维方式的发展反映了工程地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历程。工程地质思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形式:地质演化思维、地质结构思维、地质工程(岩土工程)思维、环境工程地质思维、工程地质系统思维[3]。这些思维的发展体现着工程地质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中所总结出来的优秀经验，同时体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辩证过程。

从工程地质学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是人类对自然的一个认识过程，从被动到主动，从主动到拓展，逐步完善使得地质工程发展更加趋向于完美。

3、工程地质问题的发展

3.1.1 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基于学科知识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和研究前沿等，并由此构成一门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在研究事物的某一层面时，对象的内核与外延的界定必然涉及相应学科的知识领域，并使学科功能得到一定的体现。

一个现象或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多个原因，各自依赖于一定的学科知识，因此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法。以滑坡为例，滑坡的破坏可能是由于斜坡岩土体强度不够、可能是由于河流冲刷坡脚使斜坡形状发生变化，也有可能是由于斜坡内应力状态发生变化所致。相应地，对这些滑坡的研究需要运用滑坡动力学、地震工程学、工程地质学及岩体力学等学科知识，并因此提出不同的抗滑减灾措施，使各个学科的研究目标得以实现

3.1.2 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体现学科的发展

工程地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生命特征，有其产生演化特性因此工程地质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思维而不是定势思维。传统工程地质学中，工程地质条件通常包括区域构造地质、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动力地质现象等方面，显然无法包容制约工程建设活动的各类因素，工程地质环境代替工程地质条件，可理解为地质环境与工程环境的迭加与复合，是当代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环境工程地质不仅要研究工程活动中地质环境对工程安全的影响，而且要研究工程活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质环境，使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是工程地质人员以发展的眼光在不断变化的工程中总结的规律也是宝贵的经验。

基于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化、活性化思想提出的工程地质问题称为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3]。由于问题的提出基于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对这类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就必然反映出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在水土保持、水库运用管理、库坝联合运用以及加高淤积水库大坝的勘察研究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提出了研究水库淤积问题的主要工程地质任务，并总结出“蓄清排混”的运用规律。

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界定反映出在水库工程地质工作中考虑水库建设与地质环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化的思想。

4、结束语

工程地质问题是地质学科和工程学科的交叉点，工程地质学通过这一交叉点不断和边缘以外的学科结合、交织和渗透，从而改进内涵、扩大外延，促进学科发展，并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工程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学发展的源动力。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基于本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对这类工程地质问题以工程地质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研究工程建设与地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保护环境，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工程地质学的主要特征，表明工程地质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陈礼仪,黄润秋.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地质教育，2005 ,(4) : 34-38

[2]李智毅,杨裕云.工程地质学概论[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7

人的假设演化与管理理念发展 篇4

1“经济人”、理性主义与古典管理理论

以泰勒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此科学开始代替随意, 理性开始代替经验, 管理学得以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科学管理的基础是理性, 在哲学家的理想主义影响下, 理性和理想主义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变革中的进步源泉的观点得到支持, 人们相信理性和理想可以产生某个公平、平等的社会秩序。这种理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初发扬光大, 正是在这样的理性和理想主义的激励下, 面对工业革命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及其周期性危机, 管理学在“经济人”理性行为的基础上进行了机械效率的突破, 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

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是将近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运用到企业管理的一种管理模式, 科学管理理论以及行为科学理论都是以机械论方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即以“把质还原为量, 把整体归属于部分”的牛顿力学思维方式, 对事物按照机械的相互作用的原理加以说明。科学管理的鼻祖泰勒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方式。泰勒在通过对时间与动作准确测量的基础上, 来实现操作方法标准化、作业环境模式化、管理工作专门化。韦伯的机械思想与泰勒一脉相承, 毫不逊色, 他不断追求行政组织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他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对动作、组织、管理过程等客观对象进行精确分析, 以达到管理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精确化, 从而提高效率。

“经济人”的观点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群氓假设”, 该假设的最终结论是:对待“群氓”只能用绝对的、集中的权力来统治、控制和管理。在管理学上, “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行为理性规范模式, 而麦格雷戈的X理论则从探寻激励的角度来考虑人的欲望追求。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 认为人的行为目的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 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因此, 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经济刺激, 管理就会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 “经济人”假设和X理论过于注重人的经济欲望, 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工人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和忽视, 造成管理对象消极抵触、强烈排斥或逆反情绪, 影响管理效果。

理性主义使得古典管理理论将工人视为“经济动物”, 认为只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在此认识基础上, 理性主义倾向采取“物本管理”, 即重物轻人, 把人当工具来管理。泰勒管理只是把工人作为“机器的附属物”, 法约尔同样将工人置于正式组织的统治之下, 韦伯则更是强调明确的权利等级、清晰的劳动分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理性”在古典科学管理家那里, 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直接导致了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矛盾, 最终“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导致了科学管理的主导地位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2“社会人”、非理性主义与行为科学

行为科学是研究组织管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的理论, 是利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知识, 从人的需要、欲望、情绪和动机等心理因素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 以预测、控制和引导人的行为, 实现管理的目的。它涉及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包括领导者的行为、不同层次管理者的行为和基层组织成员的行为, 以及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与动机等。行为科学是一个内涵和研究内容及其丰富和宽泛、复杂的概念和理论, 不同管理学家对不同层次的组织成员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 形成了若干行为科学理论学派。

从20世纪开始, 非理性主义成了风靡西方的思潮, 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等领域广泛流传。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 往往将理性同直观、直觉、本能等对立起来。从总体上说, 非理性主义是精神危机的哲学, 但它把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 高扬主题性, 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人的意义和精神, 具有积极的意义[2]。在管理学中, 社会人假设的含义是, 人是独特的社会结构, 是作为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出现的, 只有使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中去, 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在企业中, 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因素, 除了物质方面外, 更重要的是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忠诚、关心、理解、爱护、安全感、归宿感、渴望受人尊敬等。在生产效率的决定中, 逻辑的、经济的因素远不如感情的、非逻辑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大。因此, 管理者不能把职工单纯当作“经济人”来看, 工人更大意义上是“社会人”, 应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对待。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梅奥提出了十三条具体的原则, 包括让员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对员工实施精神及物质奖励、让员工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乐于捍卫部属的利益、真诚鼓励、关心员工的成长、同员工交朋友等, 从而建立起管理学科中一套独特的人群关系理论。

同“社会人”相对应是非正式组织的出现, 由于人具有社会性, 在企业的共同工作中相互联系, 由于共同的情感爱好、地理位置关系、亲朋好友关系、工作关系等, 自然会形成一种非正式组织, 在某种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正式组织以行为逻辑为其行为标准, 非正式组织以情感逻辑为其行动准则, 包括惯例、价值观、信念、准则及非官方的规则等, 采取一致的行动。

虽然人际关系学说抛弃了以物质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改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 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忽视人的因素的缺欠, 并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人际关系学说和古典管理理论的直接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率, 只是两者的手段不同而已。也就是说,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效率进行了研究, 但都无一例外地围绕着“数量”中心, 即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如泰勒为了避免“磨洋工”现象, 挑选了“一流的工人”, 实行“差别工资制”, 目的在于激励工人努力工作, 实现产品数量最大化。而梅奥在对照明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时, 采用的标准仍然是产品数量的增减。

行为科学管理学虽然强调了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 但仍然未能跳出机械观的束缚, 他们将人当作“条件反射”的机器来考虑, 企图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构建一种经过实验验证的、关于组织中人的行为的知识体系, 以实现管理活动的科学化[3]。但行为科学最大的贡献在于, 它将研究重心由物转变到人, 使管理更具普遍性。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适合于一切组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概括了一切人的需求特点;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更具说服力, 因其本身就是从对一些活动自由度较大的从业者, 如会计师、工程师的调查中得出的, 这说明那时的管理学专家已经自觉注重对非企业组织的管理研究了, 使管理学更具一般性。

3 复杂人、系统论及现代管理

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 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 提出了“自我实现人”, 他认为: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逐次满足, 自我实现是人的高级需要;人因工作而变得成熟, 人有独立自主的倾向。此后, 人们对管理主体人的研究逐步深入, 沙音等人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基础上, 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该假设认为, 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和能力,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需要也不一样, 工作动机是很复杂的。个人在组织中可以学到新的需求和动机, 因此, 个人在组织中的动机模式是他原来的动机模式与组织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在不同的组织和部门中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模式, 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个人对工作是否满意, 是否肯为组织尽力工作, 决定于他本身的动机构造和他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同事间相处的状况。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动机、能力及工作性质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回应。该假设强调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必须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多样性模式管理。

基于社会人基础上的“复杂人”假设极大影响了管理学理论的发展, 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企业竞争环境的变化, 出现了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及管理科学学派等。其中, 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权变理论认为, 在组织管理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和普遍适应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组织管理“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 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管理方法。“没有最好的, 只有适合的”是权变理论的核心思想和理念。

人并不是原子或质子, 组织也不是质点的集合体, 当管理活动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时, 以部分、理性、机械为特征的传统哲学思维模式受到系统科学方法的挑战。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阶段, 虽然管理观点纷呈复杂, 但大都以系统观为哲学基础, 以系统方法为分析基础。如社会系统学派主张把企业看做一个“协作系统”, 用系统分析方法来揭示其本质;系统管理学派则主张用系统的观点来考虑和管理企业, 以便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总目标;决策管理学派则认为决策的基础是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系统分析。

基于系统创新的合工理论有效提高了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效率, 它是一种积木式的流程再造, 基于人力资源的工序流程再造及基于工序的人力资源流程再造, 或者整合、重组、合并业务流程, 减少人工时数, 或者将不同部门岗位的人整合为工作小组或团队, 来共同完成项目工作。合工理论的应用有助于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简化程序、缩短工时、提高效能, 但此法必须借助信息技术。此外, 积木式的流程再造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减少管理层, 给了员工更多自主权, 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这种打破官僚体制的管理模式克服了分工精细、片面强调专业化所带来的协调、监控成本过高;官僚体制及造成的效率低下。

4 道德人、环境论及能本管理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 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也越来越高, “利已”与“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得到增强, 此时人将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而人的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 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 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 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 从而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因此, 在做出经济行为时, 人们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 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另外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 (合宜感) 、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这些是人的道德性的体现。斯密的这种伦理思想后来被发展成“道德人”理论。“道德人”在管理组织方面的表现就是, 组织关注的中心从内部人的各种需求及生产率的提高转向适应外界环境。这种转变既有一定的经济背景, 也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在于, 二战后西方经济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物质财富从短缺转化为相对过剩, 全球化市场逐渐形成, 跨国公司发展迅速, 市场竞争激烈到直接决定着企业生存, 这一切使企业对环境的依赖更为突出[4]。此外, 凯恩斯主义盛行, 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 也加强了对企业的干预, 企业不得不关注内部以外的因素。在社会文化方面, 环保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企业为树立良好形象, 不得不担负起一部分社会责任, 因此, 适应外部环境成为重心。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同时, 也使得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革命性变革成为主要因素, 管理的核心也随之迁移, 从单纯对体力劳动者的管理转向对脑力劳动者的重视, 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 由体能管理转变为智能管理, 即关注如何发挥被管理者的创造力。这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 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能, 实现能力价值的最大化, 推动组织发展和组织目标创新。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发展的高级阶段, 它比人本管理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在依赖人的内在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基础上, 来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在能本管理过程中, 被管理者发生了角色的转变, 由被管理者转变为特定领域中的管理者。

“能本管理”的理念, 是以人的能力为本, 其总的目标和要求是:通过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 从而实现能力价值的最大化, 并把能力这种最重要的资源通过优化配置, 形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力量[5]。但“道德人”假设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它把政府看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自身利益和缺陷的理性的行为主体, 脱离了实际;二是根据“道德人”假设的逻辑, 还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政府行为的大公无私, 政府行为没有必要受公民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约束”, 这就为政府职能无节制扩张乃至于滥用职权埋下了伏笔。

5 生态人、虚拟组织及无边界管理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历史性进步。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 在使人类创造和获取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通过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 使得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遭到深层次的破坏。此时,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和谐统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生态文明, 进入人类发展史中, 其核心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在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以内, 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牢固基础之上, 而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人类存在新形态和生态文明的承担主体——“生态人”, 则进入了理论界。

“生态人”指具备生态理性, 在自觉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追求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是人类特性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和新发展, “生态人”假设则是人类对其自身特性最新发展的时代认知和把握。它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6]。在“生态人”的观念中, 人的需求是全面的, 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而且包括生态需要和社会需要。“生态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 整体思维, 以生态优先的有机系统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 综合取向, 以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价值观;第三, 全面发展, 以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行为模式特征。

简约是“生态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总体观、可持续发展及需求多元化的理念下, 结合信息时代技术发展特征, 一种快速反应、具有动态性、适合合作竞争、共同循环学习的新型组织——虚拟组织, 应运而生。虚拟组织是区别于传统组织的一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人机一体化组织。其特征以现代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技术、机器智能产品为依托, 实现传统组织结构、职能及目标。在形式上, 没有固定的地理空间, 也没有时间限制。组织成员通过高度自律和高度的价值取向共同实现团队共同目标[7]。合作是虚拟组织存在的基础, 但由于虚拟组织突破了以内部组织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的管理方法, 各成员又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风格。

无边界管理是在企业管理中要打破部门和级别的界限, 按照市场的要求, 将静态管理变为动态的管理。换句话说就是打破原有企业中森严的等级, 以及沟通与交流的各种边界, 依靠一种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和无边界的沟通方式, 走上了灵活主动、不拘一格的发展之路。在无边界管理中, 组织的各种职能部门及其边界仍旧存在, 领导的权威、技术人员的特长、中层管理者的承上启下依旧各司其职, 所不同的就是, 营造了使得信息、资源、构想、能量能够快捷、顺利地穿越组织职能部门边界的通道, 使整个组织真正融为一体, 使各个边界能够自由沟通、交流, 实现最佳的合作。实施无边界管理需要以下条件:严密的扁平的层级管理体系;合理的激励制度;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看出, 无边界原理其实是以有边界为基础, 是组织内部的一种虚拟组织构成管理模式, 其目标在于讨论让各种边界更易于渗透、扩散, 更利于各项工作在组织中顺利开展和完成。

摘要：人是管理的主体, 对人的假设奠定了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基础, 理性主义的“经济人”假设、非理性主义的“社会人”假设、基于系统论的“复杂人”认识及现代“道德人”假设等, 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现代管理及能本管理理念密切相关。

关键词：人的假设,管理理念,演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小先.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流变、现状与发展趋势[J].发展研究, 2010 (5) .

[2]孙岩.关于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考[J].理论探索, 2000 (3) .

[3]朱江华, 凡印.“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批判性分析[J].经济学研究导刊, 2010 (33) .

[4]何华宇.西方管理理论与思想百年发展的回顾及思考——从历史中寻找管理的坐标[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09 (10) .

[5]何玲玲, 商坤俊.论“能本管理”的理论框架与制度构建[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5 (2) .

[6]张兵生.“生态人”假设: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N].山西日报, 2009-11-2.

演化发展 篇5

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影响

哲学与经济学在古代、近代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对经济学的思想演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调节和引导作用.在近代,许多哲学家如穆勒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学从新古典向新古典综合及现代的发展,科学哲学以自己在方法论原则和科学理论评价标准上的独特的优势,对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基本假设、基本原理的形成,理论体系的检验评价等问题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西方经济学基础和思想概念的现代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哲学与经济学的高度分化而弱化,而是在精神实质、思想背景、互动机制上达到更高境界和现代意义上更深层次的统一.

作 者：杨建飞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 年，卷(期)：2002 “”(1) 分类号：N03 关键词： 

演化发展 篇6

【关键词】文化创意 城市旅游业 发展模式 演化机理

一、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在经济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不断优化结构，完善功能，给周边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旅游资源不断开发和丰富，满足旅游消费者“食、住、行、游、购、娱、休闲”需求的各种旅游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城市本身作为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综合体，使旅游产业在城市经济的地位不断凸显和增强。据统计，2011年我国主要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已占到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总量的87. 5%，城市旅游产业正迅速发展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和依托。

随着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闲暇时间和收入大幅增加，传统的吃喝玩乐不再是大众旅游消费需求的重点，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使得文化创意资源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稀缺品，也因此独特的文化创意旅游受到了时下愈来愈多人的青睐。城市作为当今世界人类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实质上就是其文明不断演化、进步的历史，它凝聚着巨大的创新力和深厚的文化精神，对充满好奇心渴望探索的旅游者存在着极大的吸引力。城市旅游作为城市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发展旅游业是扩大城市内需，促进城市就业、优化产业结构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从旅游业与城市文化内在关系来看，旅游业的兴荣可以促进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发展文化创意旅游的目标就是培育城市文化再生的土壤，最终实现城市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良性生态循环。本文针对新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通过整合城市区域内独特文化资源优势和创意文化产业，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旅游业的协同演化机理，使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实现，建设具有个性特色的创意城市和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形成城市独特的人文内涵，最后成为宣传城市形象的最佳名片。

二、文化创意旅游的理论内涵

文化创意旅游是随着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兴起而流行的一种旅游方式，其相近概念最早来源于文化旅游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一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在其合作出版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一书中，作者认为文化旅游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文化旅游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此后，1991年欧盟跨国旅游文化研究小组认识到了发展文化旅游与文化产品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将文化旅游定义为：旅游者通过旅游体验追寻真实感和自身意义的一种活动过程和相应形成的文化消费，文化旅游是一种由旅游消费而带动的文化产品，同时它又是由文化动机带动而参与旅游活动的文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旅游既是一种文化体验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生产过程，它强调通过文化资源的表达、展现和传播，满足旅游者的文化需求、互动交往需求及多重文化体验，体现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的文化互动交往关系，精神文化性、审美性等是文化旅游突出的特征。

目前，由于创意理论的引入及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故文化创意旅游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问题，有关的正面研究与深入探讨还不是很多，学界对文化创意旅游的探讨大多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展开，针对文化创意旅游的概念界定尚不明确，多将文化创意旅游等同于文化旅游，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对其进行定义。厉无畏等从产业融合的视角出发，认为文化创意旅游是指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锻造旅游产业链“强调对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造，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重塑旅游产业体系”；杨力民注重策划与创意对旅游业发展的核心作用，认为旅游产业属于文化产业的一种，策划和创意是其本质特点，实现未来旅游产业的价值体系的升值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从创意的视角去构建新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方澜在阐释文化创意旅游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指出精心策划、文化内涵、互动参与、个性服务、品牌形象、资源整合是实现创意旅游良性发展的途径。赵玉宗等学者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创意旅游概念的系统分析，总结了创意旅游的核心要素和特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构建了创意旅游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王慧敏从城市发展转型的视角出发，认为文化个性是当今创意城市的新特征，而文化创意旅游则是城市实现特色化的有效载体。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不仅能够破解产业融合联动的难题，而且能够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最终形成城市的特色产业体系。从上述文献中可看到，不同学者从产业发展的不同视角分析了文化创意旅游的理论、核心要素、基本特征及现实意义，就本文而言，笔者结合前面各个学者的定义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认为文化创意旅游是一种与传统的自然山水观光旅游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它是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意为手段，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相关的旅游文化资源，创造多元化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载体，打造文化创意旅游的产业链，最后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型旅游业。

三、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旅游业协同演化机理

就产业性质而言，文化作为旅游的核心和灵魂，以文化引领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文化的多元化是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同时，旅游业也是一个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产业，回顾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与城市经济之间密切的联系。从最初的城市食、住、行的商业接待发展到今天的食、住、行、游、购、娱的一条龙服务，旅游业的繁荣需要其他产业、行业的支撑和协调，离不开城市内商业、娱乐、休闲等配套设施的完善，反过来，旅游产业对其他行业也具有很强的关联带动性。就文化创意产业而言，各类文化创意企业主要集中在各种优势资源集聚的城市，同时，作为经济、文化、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具有极高的附加值，还可以与传统行业进行对接融合，最终形成具有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潜力的产业。事实上，无论是从产业性质还是产业关联度而言，城市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且随着这两种产业的增长，产业间的边界正不断的收缩与消失，产业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文化创意旅游正是城市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后的一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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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创意视角下的城市旅游业产业边界分析

从旅游的传统特征而言，旅游业大体可分为旅游资源、旅游市场和旅游产品三部分，旅游活动的经济本质就是将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然后进入市场营销运作，最后获取经济收益的过程。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包括有形的自然风景资源、传统的人文古迹、地标建筑和无形的风俗民情等经济文化资源。旅游企业运用一定方法和手段对这些旅游资源加以利用开发，并参照某种技术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内容，最后形成各种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企业利用、开发旅游资源的手段和方法构成了相应的技术边界，旅游产品的营销渠道和传递环节构成了企业的运作边界，开发的各项旅游服务产品构成了旅游业的产品边界，而为各项旅游经济活动提供买卖交换空间的旅游市场则构成了相应的市场边界。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它强调将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相比传统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创性、融合性、渗透性和高附加值大大拓展了都市旅游业的产业边界，在旅游业的技术边界上，文化创意企业通过以某种制作技术和开发手段对旅游资源进行加工，丰富旅游业开发的技术手段，赋予城市旅游资源全新的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旅游业的产品边界上，文化创意的原创性内容造就旅游产品的不可复制性，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旅游服务，形成文化创意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以此占据旅游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在旅游业的运作边界与市场边界中，文化创意高度的融合性、渗透性使旅游业可以文化为标签迅速地融入不同的产业链条内并延伸打造不同的文化主题产品，在优化传统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整合不同产业链内的异质资源，最终实现文化创意旅游产业集聚的协同效应。

2. 城市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

文化是旅游的本质属性，游客的旅游体验因为文化创意的渗透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文化创意视角下的城市旅游业以文化为核心，创意为手段，旅游为载体。旅游为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播提供平台，文化因为旅游业的刺激拉动而生机勃勃。

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来看，旅游资源属于文化资源中的一个子集，不少旅游资源只要略加利用开发就能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文化创意视角下的城市旅游正是基于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和开发手段的创意性，将原本平淡的旅游资源点石成金以满足游客精神消费的需要。就文化资源而言，目前我国境内的各个城市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文物古迹与风俗民情等旅游文化资源，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古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则充分展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繁荣。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城市对于发展文化创意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城市旅游业作为成为承载文化创意的实体经济，大大加快了对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之间的相互转化。

在城市旅游产业的价值链上，一方面旅游业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巨大了市场，文化创意下的城市旅游业大大拓宽了传统旅游的产业边界，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之间的边界愈加模糊。原本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的旅游企业为迎合市场口味逐步向文化创意产业靠近，而随着城市旅游业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生产供游客参观、游览、鉴赏和购买的文化创意产品。另一方面文化创意的不可复制性为旅游产品和服务创造了核心价值，丰富了旅游资源的艺术性，赋予了旅游产品差异性，特别是在旅游活动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增强了游客精神上的审美体验，同时也美化了城市自身的形象。文化是属性，旅游是功能，两者共生互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两者互动机理如图1所示：

3. 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旅游业协同演化过程分析

从产业边界的角度而言，恰如美国学者Greenstein和Khanna所指出的，产业融合的实质是产业边界的收缩与消失，它是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演化出的一种经济现象。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旅游业的协同演化正是基于两者产业边界的动态变化过程，从最初分立的产业边界逐步走向融合。传统的城市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属于两种不同的产业，两者的产品边界与市场边界都非常明显，企业间的竞争属于价格竞争，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用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不同需要，相互之间的可替代性非常小。当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体验经济的兴起，消费者旅游观念的转变、政府管制的放松及文化创意与旅游两者间的互补性等内外因素积极促进了城市旅游业与创意文化产业间的协同，技术边界、产品边界、市场边界以及产业经济活动的业务和运作边界逐渐模糊或消失，创意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大大拓展了传统旅游业的产业边界，旅游单元更能方便地嵌入文化创意产业链中，最终形成新的产业形态，也因此旅游的文化功能得以凸显。

在两大产业的协同演化过程中，通过区分不同产业的经济活动，如产品、技术、企业及其业务等多层次内容的边界，一些先行企业细分识别出各自产业价值链上的优势价值活动，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加以创新利用，并以此延伸渗透至彼此的传统产业活动领域，再结合其内部价值活动对两大产业价值活动进行优化重组、整合与创新，最终优化整合成涵盖有两大产业核心价值活动的新价值链，实现产业的协同演化。如图2所示：

四、文化创意视角下的城市旅游业发展模式分析

实践证明，文化创意视角下的城市旅游业有利于实现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最终从根本上推动我国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进步。文化所特有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继承性，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的审美性和文化体验需求，文化因素也因此为城市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通过文化创意与旅游产业两者间的协同，加强对景区、景点中蕴藏的文化内涵的研究挖掘，扩展产业链、延伸空间链、打造不同特色的“文化主题链”，最终形成全新的现代城市文化创意旅游发展模式。

1. 产业延伸型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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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延伸型的融合模式是指综合利用旅游产业与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各自的特征与功能，使彼此的产业边界发生交叉融合，以文化创意创造旅游的核心价值。产业延伸型的融合模式大致分为两种：旅游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向旅游业融合。

旅游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延伸融合主要表现在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经过总结、提炼和创作，围绕旅游者的潜在精神消费需求来构建新型产业链，构造全新的产业边界。同时以旅游消费的需求引导产品的设计和功能的优化，用旅游消费的偏好进行品牌定位、培育忠实消费群体，建立有效的销售网络。由于人类的精神需求是以审美为主，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故旅游消费的市场是无限广阔的，旅游产业的精神文化消费供给将衍生新型文化创意产业群。如法国的奢侈品香水、皮包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卓尔不群的工艺而闻名世界，游客们购买的并不是一件商品，更是对法国文化的向往与认可，这种吸引力不仅有利于打造品牌的推广和定位，还可以某一品牌为核心打造一系列相关的创意产品满足市场的偏好。

文化创意产业向城市旅游业的延伸融合模式主要表现在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此支持和带动相关的配套产业群。从文化特点而言，文化创意本身对于游客就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旅游业以文化创意元素为卖点来表现不同旅游产品的文化特色和美感。同时，文化创意产业向旅游业的拓展也延伸了产业链，推动了消费者对旅游相关联产品的需求和配套产业的发展，产业链从单一逐渐拓展为一个网络。比如房产、餐饮、酒吧、娱乐等配套产业虽然不是文化产品生产的直接支持者，但为产业的整体发展包括人才的吸引和成长、产品的推介和促销等都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条件。

2. 区域扩展型融合模式

文化创意旅游并不单单局限于地理文化上的特殊性，恰恰相反，文化创意旅游注重整合不同区域内的旅游文化资源，强调区域整体的价值提升。旅游产业链通过在地理空间上的拓展，实现不同地区间旅游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旅游产业链。以珠三角为例，作为一个整体的旅游目的地，各地的旅游特色不一，文化资源各有差异，因此需要对区域内的不同城市进行文化上的差异化定位，构建出一个多元化、民族化的旅游目的地体系。如潮汕旅游带、广深港旅游带、粤北旅游带等跨行政区旅游集群，最终在空间上形成合理的体系布局。同时，通过在跨地区间建立一个统一的旅游平台将大大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从政府而言，需要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公共设施以保障旅游文化资源的利用和维护；从企业而言，需要建立完善的旅游经营网络平台和交通集散平台以保障景点健康、持续运营。

3. 文化主题型融合模式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说，城市不仅是自己衣食住行的家园，也是旅游者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精神栖息地，如何将城市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发展概念化、艺术化，不仅要表现出城市美丽的风景，更要展现出一个城市独有的风情，这才能给旅游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如何塑造城市的艺术美便成为了发展文化创意旅游的首要目的。第一，城市可通过打造不同的节庆主题，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和参与，同时推出相关的商品和产业链，将节庆活动与城市形象联系起来，展示本区域的文化特色。在国外，如法国戛纳的电影节、西班牙的斗牛士节，目前在我国各大城市兴起的音乐节，都是以商业展销为主体的经济模式；第二，城市举行的各项文体活动都可开发成为新型旅游市场的资源。针对这些活动进行加工和过滤，从中筛选出最为精彩动人的部分，积极打造旅游链相关的衍生品，在活动中进行某个文化主题营销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动漫节、北京奥运会、武汉樱花节等等。通过举办各种文化主题活动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旅游形象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且可以有效地销售、传播文化创意产品，有力地推动城市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结语

本文从文化创意产业视角出发，在深入阐释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基础上，探讨了文化创意视角下城市旅游业新的产业边界，然后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城市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研究了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旅游业的协同演化过程，最后利用产业融合理论提出了未来文化创意旅游的三种发展模式。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课题，虽然初步搭建起了实现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发展的系统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文化创意产业范围的广泛性和不同创意行业固有的特征，再加上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子集，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的边界模糊，故两者融合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探索，今后研究不仅要总结更多的融合模式，而且对于各融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和动力机制还需要更详尽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厉无畏， 王慧敏， 孙洁等. 创意产业导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2] 厉无畏， 王慧敏， 孙洁. 论创意旅游--兼谈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新思路[J]. 经济管理， 2008（1）.

[3] Audrey Yu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Singapore[J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6（3）.

[4] 王慧敏. 文化创意旅游： 城市特色化的转型之路[J]. 学习与探索， 2010（4）.

[5] 高静， 刘春济. 论创意旅游--兼谈上海都市旅游的提升战略[J]. 旅游科学， 2010（3）.

[6] 赵玉宗， 潘永涛， 范英杰等. 创意转向与创意旅游[J]. 旅游学刊， 2010（3）.

[7] 尹贻梅， 鲁明勇. 民族地区旅游业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研究—以张家界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3）.

钟榴 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管理、文化创意管理

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演化与发展 篇7

关键词：生态系统,核心企业,供应链

一、引言

供应链是连接“供应”和“需求”的桥梁, 它通过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了一个整体, 它与生态链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供应链及其所处环境就构成了供应链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有利于企业间的共生和整个链条的演化与发展。尽管对供应链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 但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的却很少。

自从阿里·德赫斯在其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提出了“生命型企业”和“经济型企业”的概念起, 企业仿生学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的关注, 相继出现了企业种群生态理论、企业群落生态理论、组织生态理论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供应链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联盟, 具有生态的相关特性, 有一些学者从生态的角度对供应链的发展与演化进行了研究。

在对供应链结构模式的研究中, 赵道致、李晶运用生态学的观念对供应链结构模式进行分析, 认为核心企业的状态影响着供应链的结构。郝海、时洪浩在供应链生态系统概述的基础上, 指出供应链企业是协同关系的;李梅认为共生模式是企业生态系统运行方式的最佳选择, 其中共生模式的构建核心企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对供应链成员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 楼园指出供应链的成员同时又可能是另一个供应链的成员, 且这些成员会因市场需求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更新, 所以这些链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企业生态系统多维的复杂网络结构。王宇露、黄中伟, 界定了企业生存环境的内涵及其因子构成, 把企业环境划分为九种类型, 处于特定环境下的企业不仅需要采取普适型生态对策, 还要采取特质型生态对策, 以实现持续成长。

笔者在此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运用生物学中的Tilman—n种集合种群模型对供应链成员及环境进行分析, 探讨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演化过程。

二、供应链生态系统

供应链生态系统不仅包括供应商种群、生产商种群、分销商种群, 还包括其所在的市场环境, 例如具有相同产品、服务、生产流程的组织形式的竞争性组织, 市场中介 (包括代理商、销售渠道、销售互补产品及提供服务的组织) 、政府和其他制定规章的组织、风险承担者:金融机构、投资者、行业协会等;供应链生态系统是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中心, 从其构成成员的紧密性和重要性可分为核心生态群落 (包括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 、扩展生态群落 (包括核心生态群落、原材料市场、顾客) 、完整的企业生态群落 (包括扩展生态群落及所在的市场环境) 等三个层次。完整的企业生态群落再加上外部环境 (包括经济生态、科学技术生态、政治生态、自然资源生态、文化生态、人力资源生态) 就构成整个供应链生态系统。

三、模型应用

本文运用生态学的Tilman-n种集合种群模型 (如公式1所示) 来研究供应链生态系统,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如何保持平衡。

公式 (1) 如下:D>O

定义如下参数:

i为某种群在供应链中的排序;

Pi为供应链的成员i对市场资源占有的比率;

ci为种群i的迁移率;mi为种群i的平均消亡率;

D为已消失的资源占总资源比率。

根据种群初始对资源占有率的多少将集合种群排成强弱序, 即系统里对资源占有率最大的种群, 也就是最优势的种群定义为最强种群;而对资源占有率最小的种群, 也就是丰度或多度最小的劣势种群定义为最弱的种群。n—集合种群里的共存是不同种群间的竞争能力, 迁移扩散能力以及自然死亡率之间的动态平衡。公式 (1) 的右端三项分别表示:种群i对资源的成功占有;种群i消亡对资源占有的减少;强种群入侵导致弱种群对资源占有的减少。使公式 (1) 右端等于0, 建立平衡态方程 (2)

为了对此方程进行更好的解析, 假设系统里各种群具有相等的消亡率m, 而现存的资源上的平衡态的各种群占有资源的比率pi0和迁移率ci均为几何级数分布

q为n—集合种群里最强种群对资源的占有率。我们将供应链简化为由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三部分组成。因此设i=3,

三个种群在市场萎缩后将达到的新的平衡态, 利用方程有:

联合求解三个方程, 可以得到3元集合种群8个平衡态解

平衡态A说明供应链成员1、2、3都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消亡;平衡态B说明供应链成员1、2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消亡, 而成员3适应了新环境而生存下来。平衡态H说明了1、2、3供应链成员都适应了新环境而生存下来。由平衡态A~H可知, 3个种群组成的集合种群系统可能存在的平衡态数由公式 (4) 所示

此时, 尽管集合种群系统可能存在平衡态数为8个, 但其中7个平衡态的种群多样性都减少了, 只有一个平衡态的种群多样性不变。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供应链, 如果要保证供应链条的完整也只有一个平衡态H。

当时, 供应链中成员依照竞争能力的排序不变, 也就是供应链的核心类种群不发生变化, 否则供应链的核心类种群将发生移动。

由3个种群组的集合种群系统可能存在的平衡态数类推n个种群组成的集合种群系统可能存在的平衡态数为:

在这众多的平衡态中, 也只有一个平衡态的种群多样性是不变的。所以当市场严重萎缩, 尽管集合种群系统的种群分布可以出现众多可能的分布, 但绝大多数新的平衡态都是以减少种群多样性为代价。而核心种群的移动会给整个供应链带来本质的改变, 当核心企业由生产商转变为供应商时, 也就意味着此时是原材料市场起着主导权, 控制着生产和销售。当核心企业由生产商转变为分销商时, 也就意味着此时是卖方市场, 消费者掌握着整条供应链的生产步伐。

四、模型改进

由于n种集合种群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 种群与种群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种群与环境之间的作用都是非线性的。显然Tilman的模式是不能用以研究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将d-种群与环境相互作用系数引入公式, 即剩余环境容量的幂指数d, 指数可以大于1, 也可以小于l。因为是一个小于l的数, 因此, 当这意味着种群赖以生存的有效环境容量减少。所以指数d>l对应于种群与市场环境不协调 (不适应) 的情况, 而d

给定q与d, 进行数值模拟, 探讨D与N的关系:

资源的减少导致种群的消亡的数目将随着d的增大而快速增加;d越小, q越大, 种群消亡的数目则越小。当d很小, 最强种群对资源占有率很大时, 即使有相当一部分资源已经减少, 仍然不会出现种群的消亡。核心企业是影响供应链稳定的关键因素, 如果供应链生态系统不稳定也将导致核心企业的演化。

给定q与D, 进行数值模拟, 探讨d与N的关系:

剩余环境容量幂指数d与种群消亡数成正比。也就是说只要核心企业能与环境相协调, 多层次的利用资源, 那么增加D而导致的N增长率将会是一个小于1的数, 这就意味着不会增加种群的灭亡。

五、结论

当供应链的环境发生变化且在一段时间内破坏情况不断积聚, 将会使供应链的结构为之改变, 可能出现核心企业移动, 供应链链条断裂, 甚至整个供应链的消亡。在供应链重新建立平衡时, 有且只有在一个平衡态可以保持供应链的完整性, 没有出现成员的消亡。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核心企业的稳定发展将会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供应链的生存与发展依托于供应链成员的共生与核心企业的演化, 而且供应链成员间、成员与环境有着非线的关系, 此种关系决定了成员间的共生关系与核心企业演化的必然性。

此模型仅是简单的对供应链进行了生物模拟, 现实中企业的消亡率是不可能一致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阿里·德赫斯.长寿公司——商业“竞争风暴”中的生存方式[M].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2].赵道致等.基于生态学理论的供应链结构模式研究[N].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6

[3].郝海等.供应链企业的生态关系与协同进化[J].商业时代, 2008

[4].李梅英.基于生物学的企业生态系统共生模式研究[J].江海学刊, 2006 (6)

[5].楼园等.企业生态系统模型及非生物环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游戏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化博弈分析 篇8

关键词：游戏产业,演化博弈,动态均衡

电脑游戏可分为两大类: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一般来说,单机游戏的玩家只要将购买的游戏软件安装到电脑后,即可进行游戏,而且只可在单一电脑上使用,无法通过网络与其他玩家共同进行游戏。网络游戏是由游戏厂商提供游戏服务器及游戏程序,提供多人同时联机于同一服务器的平台,通过互联网进行多人间联机的游戏,由于网络游戏具有联机的功能,因此网络游戏拥有网络外部性的特性[1]。此外网络游戏与单机游戏相比,网络游戏具有信息双向交流、速度快、不受空间限制等优势,在本质上提高了游戏的互动性和竞技性,改变了单机游戏固定、呆板、与机器对话的状况,这是其吸引玩家的主要原因。但是受到网络条件的限制,网络游戏一般不如单机游戏的视觉效应好,而且与单机游戏相比,网络游戏的种类较少。总体来说,两种游戏皆分别拥有不同的特色,单机游戏具有游戏质量上的优势,网络游戏则扩增玩家联网的功能。由于生产网络游戏的厂商会因使用该产品人数的增加,而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进而提高其利润,因而致使原本生产单机游戏的厂商,更有意愿转入生产网络游戏。但另一方面,厂商也会随同类型产品厂商家数的增加,因市场的瓜分,可能使每一个网络游戏的人数下降而降低其网络效应,加剧市场的竞争情形,致使价格有下跌的倾向,所以厂商的生产决策会受到其他厂商决策的影响。

从一般传统产业来看,消费者效用中并未考虑到使用人数的影响,在一般的条件下,越稀有的东西也越珍贵,甚至可能出现使用人数增加,使用消费对拥有该产品的稀有性下降而导致效用减少的情形。游戏软件产业与一般传统产业不同之处,便在于其为具有网络外部性,其特性为拥有正面的消费者网络外部性(随产品使用人数的增加,使得消费者的效用呈现上升的现象,进而可能又增加消费者的需求量)。游戏软件产业这样的特性,若直接沿用一般传统产业的分析方式,市场均衡下我们看到的均衡不一定仍是演化下的动态稳定均衡,将有可能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因而本论文应用演化博弈进行分析,而且以单机游戏与网络游戏,分别代表不具网络外部性及具网络外部性的产品[2]。

1 基本模型与均衡

考虑一个由N>2家生产游戏软件厂商形成的封闭经济体。假设市面上有网络游戏与单机游戏两种游戏类型。基于厂商技术及规模经济的考虑,我们假设每家厂商只能选择生产其中一种游戏类型。我们假设N家厂商中有s比例的厂商选择生产网络游戏,而 (1-s) 比例的厂商选择生产单机游戏,s∈[1] 。为简化模型起见,以A厂商来代表生产网络游戏的厂商,以B厂商来代表生产单机游戏的厂商;而A产品、B产品则分别代表网络游戏及单机游戏。

我们假设消费者视A、B产品为不完全替代,其反需求函数可分别写为:

上式中QA=∑ie【1,2,…sN】qundefined,QB=∑je【1,2,…(1-s)N】qundefined分别表示A、B产品的总产量;pA,pB则分别为A、B产品的价格;αA、αB表示消费者对A、B产品愿意付出的价格。我们假设βA>γA>0,βB>γB>0。当γ值越接近β值时,两种产品的替代性愈高,而当γ=0时,消费者视此两种产品为不可替代的两种完全异质的产品。此外,因网络游戏具有可联机的功能,购买网络游戏的玩家可藉由与相同游戏其他玩家互动产生游戏效用,因此随着网络游戏相同游戏人数越多,玩家获得的效用也越大(δqA);另外,当整个网络游戏玩家较多时,两玩家重复相遇的机会将会降低,进而可提高游戏的新鲜感(δsqA),我们称此两种效应为网络游戏的网络效应,亦即当玩家因使用人数增加可获致的外部性效用增加时,厂商可针对该外部效用向玩家收取较高的费用,并以δ(1+s) qA表示[3]。

厂商价格的设定主要受到市场上游戏软件产量的负向影响,以及网络游戏网络效应的正向影响,其中游戏软件产量又可分为网络游戏产量与单机游戏产量,分别以β、γ表示产品价格的自身效应与交叉效应。

假设A、B厂商的固定成本皆为零。A厂商的边际成本为CA,B厂商的边际成本为CB。A厂商中第i家厂商的产出为qundefined,为了简化,我们只考虑qundefined=qA的情形,所有第i家A厂商的产量相同,同理,B厂商中第j家厂商的产出为qundefined=qB。所以,A,B厂商的利润可分别表示为:

厂商的均衡产量如下:

undefined

在本论文模型中,厂商主要会依据两种产品的相对利润来决定投入A产品或B产品的生产,当生产某产品所得的利润大于另一产品时,厂商会转而生产该产品。[4]

而A、B厂商的均衡利润为π*A=(βA-δ (1+s)qundefined);π*B=βBqundefined。

2 模拟演化结果

为了求出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下,市场稳定均衡厂商生产游戏类型的比例,我们将s以外的参数都看做给定值,这样s的大小影响了厂商生产游戏的最佳产量,也决定了厂商利润的多少,随着市场外在环境因素及其他厂商生产游戏类型决策的改变,两种不同游戏类型厂商的利润也有所不同。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情况下,厂商会选择生产利润较高的游戏类型,然而每家厂商的决策又会不断影响其他厂商的选择,这样导致厂商技术标准选择频频改变的行为即为厂商决策的演化过程,直到πA=πB时,若没有利润诱因促使任何厂商改变其游戏类型的选择,所求得的即为市场稳定均衡下选择生产网络游戏的厂商比例,即市场上不同游戏类型比例的稳定均衡。

模拟结论一:市场均衡下两游戏并存,当网络游戏网络效应较大时,网络游戏厂商家数比例较多。

考虑两游戏的特性时,因单机版具有更好的画质与剧情,所以消费者对单机游戏的愿付价格较高,然而网络游戏却拥有单机游戏所缺乏的网络效应,因此我们要观察市场上存在这两种游戏时,网络游戏的网络效应的大小,将会如何影响厂商游戏类型的选择。在给定网络效应系数较小时,市场刚开始使用网络游戏人数尚不多,因此并未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在网络游戏市场网络效应不强的情形下,对消费者而言,网络游戏与单机游戏差异甚小,然而因单机版提供较佳的画质及较丰富的剧情,也带给玩家较高的效用,形成消费者的愿付价格较高,进而使单机游戏厂商可制定较高的价格,获致较高的利润,因此市场上有较高比例的厂商选择生产单机游戏。然而当网络游戏网络效应系数的增强时,网络游戏的网络效应开始发挥作用,网络游戏厂商可通过降低些许的价格,吸引部分玩家使用,再利用累积的用户产生的网络效应,吸引更多的玩家购买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厂商可反而获致较高利润,因而使得市场上部分厂商转而选择生产网络游戏。在两游戏不具强烈替代性时,市场均衡下两游戏并存,当网络游戏网络效应较大时,网络游戏厂商家数比例较多[5]。

模拟结果二:两游戏替代效应较强时,市场均衡下只存在其中一种游戏,当网络游戏网络效应较大时,市场存在网络游戏厂商的机率较高。

考虑两游戏的特性时,假设消费者对两游戏的最高愿付价格相等,亦即消费者对两游戏的偏好相同,因此我们要观察在网络游戏具有网络效应时,若两产品间的替代效应有所不同,是否会影响厂商游戏类型的选择。在市场初期,由于刚开始使用网络游戏人数尚不多,因此并未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在网络游戏市场网络效应不强的情形下,对消费者而言,网络游戏与单机游戏差异甚小,然而因单机版提供较佳的画质及较丰富的剧情,也带给玩家较高的效用,因此市场上有较高比例的厂商选择生产单机游戏。由于网络游戏与单机游戏相较起来较能带动玩家的双向性,增加游戏模式的多变性,吸引玩家深入其境,玩家间的群聚效应可为厂商增加网络游戏的需求,市场初期由于单机版提供较佳的画质及较丰富的剧情,也带给玩家较高的效用,形成消费者的愿付价格较高,进而使单机游戏厂商可制定较高的价格,获致较高的利润。虽然此时网络游戏网络效应较弱,但是由于网络游戏群聚玩家的特性使然,所以厂商可以通过降低些许的价格,慢慢吸引部分玩家的购买,再利用累积的用户产生的网络效应,吸引更多的玩家转向网络游戏,当玩家人数规模达到某一程度,玩家人数将会因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群聚效应,呈现大幅度的成长,造成网络游戏厂商利润较单机游戏高。在单机游戏与网络游戏间的替代效应较强的情形下,两游戏对消费者而言为越相似的产品,厂商若生产相同游戏将可减少两产品间的竞争,因此市场动态均衡下所有厂商都会选择生产相同的游戏,亦即稳定均衡下市场上只会存在单机游戏或是网络游戏。所以在单机版所提供的画质及剧情优于网络游戏的程度越大时,市场上只存在单机游戏的机率也越大,反之,当网络游戏玩家间凝聚力越大时,网络游戏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也越强,市场上只存在区网版游戏的机率也越大。 所以,单机游戏与网络游戏替代效应较强时,市场上将只存在其中一种游戏,而且当网络游戏网络效应较大时,市场上只存在区网版游戏的机率较高。[6]

模拟结果三:当厂商数较多时,市场均衡下网络游戏的厂商家数比例较少。

考虑两游戏的特性时,假设消费者对两游戏的最高愿付价格相等,亦即消费者对两游戏的偏好相同,因此我们要观察在网络游戏具有网络效应时,若市场存在厂商家数有所不同,是否会影响厂商游戏类型的选择。在消费者对两游戏的最高愿付价格相等时,给定网络游戏具某固定网络效应下,网络游戏与单机游戏相较起来较具互动性及双向性,吸引玩家乐此不疲,网络游戏厂商多制定较低的价格,吸引玩家尝试网络游戏,当网络游戏玩家达到一定人数时,所形成的网络效应将有助于带动更多的玩家购买,生产网络游戏厂商利润相形的下高于生产单机版,因而有较高比例的厂商选择生产网络游戏。然而,当市场总厂商数越多,与单机游戏市场相比,网络游戏厂商竞争较为激烈,而且厂商数刚开始增加时较为竞争,在厂商利益瓜分的情形下,每家网络游戏厂商的使用者人数将减少,网络游戏厂商可获致的利润将越来越少,而且刚开始减少的速度较快,因而使得市场上部分厂商转而选择生产单机游戏。所以,网络游戏具网络效应时,当市场厂商数较多,选择网络游戏的厂商数百分比将较少,而且刚开始减少的速度较快。[7]

3 结论

在市场初期由于单机游戏的画面和剧情较具吸引力,虽然仍有部分消费者偏爱玩网络游戏,但是多数消费者对单机游戏的原始偏好一般较高,面对单机游戏的广大需求下,厂商选择生产单机游戏可以获取较高的利润,所以市场刚开始会有较多的厂商选择生产单机游戏。虽然在市场初期,网络游戏本身在画面和剧情方面无法与单机游戏媲美,却提供玩家通过网络联机的互动机制,所以随着玩家人数越多,玩家可调整游戏模式组合更多变,不同游戏组合对玩家来说都是一大挑战,促使既有使用者带动更多的玩家加入网络游戏,随着网络游戏的需求不断增加,将使得厂商选择网络游戏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导致部分单机版厂商改而转向生产网络游戏,所以市场最终会有较多的厂商选择生产单机游戏。然而,当网络游戏网络外部性的增强将加速网络游戏使用人数的增长,单机游戏厂商纷纷转至生产网络游戏市场,市场的最终均衡下甚至可能出现所有厂商都生产网络游戏的情形。

两游戏替代效应对游戏软件厂商决策的影响,在单机游戏与网络游戏间不具强烈替代性的情形下,市场动态均衡下两游戏厂商并存于市场的型态,两游戏市占率将随着游戏本身产品特性与游戏网络外部性的差异变化。若在单机游戏与网络游戏间的替代效应较强的情形下,两游戏对消费者而言为越相似的产品,厂商若生产相同游戏将可减少两产品间的竞争,因此市场动态均衡下所有厂商都会选择生产相同的游戏,亦即稳定均衡下市场上只会存在单机游戏或是网络游戏。可分成两种情形来讨论,在单机版所提供的画质及剧情优于网络游戏的程度越大时,市场上只存在单机游戏的机率也越大,另一情形为当网络游戏玩家间凝聚力越大时,网络游戏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也越强,市场上只存在区网版游戏的机率也越大。

考虑市场厂商数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市场厂商数越多,因为网络外部性会造成网络游戏厂商间竞争越为激烈,而且厂商数刚开始增加时的竞争较为激烈,在厂商利益瓜分的情形下,每家网络游戏厂商的使用者将减少,使得网络游戏厂商可获致的利润将越来越少,而且刚开始减少的速度较快,因而使得市场上部分厂商转而选择生产单机游戏。因此两游戏间替代效应较弱时(市场均衡下两游戏并存),当市场厂商家数较多,市场均衡下网络游戏的厂商家数比例较少;在两游戏间替代效应较强时(市场均衡下只存在单一游戏),市场均衡下存在网络游戏的机率较大。

游戏软件产业实况分析,在电脑游戏刚兴起时,一方面由于网络游戏的技术不成熟,而且网络联机未普及,因而网络游戏不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远逊于单机游戏,因而单机游戏为市场游戏主流,随着电脑网络等通讯产业的盛行,网络游戏软件在近几年来呈现爆发性的成长,甚至进一步侵蚀到单机游戏的市场,尤其这几年来网络游戏在声光、音效、画质等外在条件,也投入不少研发成本,减少其与单机游戏质量上的差异,所以造成现今游戏软件产业中网络游戏大幅成长的趋势,使得单机游戏市场呈现严重的衰退,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市场上仍继续生产单机游戏的厂商已微乎其微,厂商多数以生产网络游戏为主,单机游戏为辅,主要的原因在于网络游戏具有可以通过网络与其他玩家联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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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虎锋.网络游戏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与延伸[J].当代经理人,2005(6).

[3]颜锦江,张益明.我国网络游戏产业战略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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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晶超.我国网络游戏出版产业发展研究[J].特区经济,2006(5).

[6]郝文静,惠太望.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探析[J].浙江统计,2006(5).

产业结构理论的演化和发展研究 篇9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威廉·配第就发现产业结构的不同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以及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比较了英国农民和船员的收入,并发现船员的收入是农民的3倍。在经过仔细的考察和论证之后,配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比工业收入多。配第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产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生产。当工业的收益远远超过农业时,劳动力必然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当商业的收益又远远超过工业时,劳动力会再由工业向商业转移。这就会形成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局面。今天,我们将配第的这一发现称之为配第定理。可以说,配第定理揭示了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配第之后,对于产业结构理论的论述散见于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当中。

二、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时期

虽然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可是,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却是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可以说,上世纪的三十至四十年代是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库兹涅茨,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等人对于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里昂惕夫则是著名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1931年,里昂惕夫编制了1919至1929年的投入产出表,从宏观上研究了美国经济结构中的数量关系和美国经济的均衡问题。1936年,里昂惕夫发表了题为《美国经济制度中的投入产出数量关系》的论文,投入产出理论正式宣告诞生。

克拉克于1940年出版了《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该书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产出资料的整理和比较,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结构变动的内在联系,总结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之间的统计规律性。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础上,克拉克计量和比较了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变动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的差异所造成的。威廉·配第和克拉克的发现被后世统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概括地讲,配第———克拉克定理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

库兹涅茨于1941年出版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书,在书中,他阐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研究之后,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发生变化;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趋于上升,财产收入的比重趋于下降;政府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趋于上升,个人消费的比重趋于下降。

三、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时期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产业结构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除了里昂惕夫和库兹涅茨之外,罗斯托、刘易斯、钱纳里等人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里昂惕夫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于1953年和1966年分别出版了《美国经济研究》和《投入产出经济学》两本书。建立了投入产出分析体系,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模型和投入产出表等。他利用这一方法分析经济体系的结构域各部门在生产中的关系,研究经济的动态发展以及技术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的关系,分析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在二十世界的五、六十年代,库兹涅茨相继出版了《现代经济增长》、《各国经济增长》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库兹涅茨利用现代统计学,依据人均GDP份额基准,考察了总产值变动和就业人口变动的规律。具体地讲,库兹涅茨对各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即著名的库兹涅茨法则。库兹涅茨法则包括如下几点内容: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的收入和劳动力占整个经济的收入和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工业部门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第三,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基本上是上升的,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第四,由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基本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出现上升的势头。第五,越是不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经济越是多以农业为主。库兹涅茨法则说明了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是一种阶段发展的有序过程,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罗斯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和主导产业扩散理论。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成六个阶段,其中最关键的是“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如何在落后的传统社会里实现经济的“起飞”,始终是罗斯托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是罗斯托的又一大重要的贡献。罗斯托认为,无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是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大又通过所谓的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向前效应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用。由此,罗斯托认为一国应该选择具有扩散效应的部门作为主导产业部门,将主导产业的产业优势辐射传递到产业关联链上的各个产业中,以期带动和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刘易斯对于产业结构理论的贡献在于其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整个经济由弱小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所组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二元经济,其经济发展就是要扩大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缩小传统农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扩张工业部门来吸收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促进工业的增长与发展,消除工农之间以及工农业内部的结构失衡,二元经济模式就是两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发展模式。

钱纳里是刘易斯之外的另一位著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他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产业关联效应,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他将制造业区分为初期产业、中期产业和后期产业。所谓初期产业就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比如食品产业等;中期产业就是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主用的制造业部门,比如石油、化工等;后期产业就是在经济发展后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比如日用品和机械制造等。

四、结论

产业结构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产业部门的出现,人们为了研究产业的变化而创立的经济范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愈益密切,人们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也愈益深化。如今,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的前沿领域,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在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就更显重要

摘要：通过对配第——克拉克定理、起飞理论和二元结构模型等产业结构理论发展过程的研究显示,社会分工愈加深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愈益密切;产业结构的不同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以及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现阶段,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改变城市二元结构体制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因而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就更显重要。

关键词：产业结构,配第——克拉克定理,起飞,二元结构

参考文献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5

[2]刘志迎.现代产业经济学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

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演化及未来趋势 篇10

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及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五个阶段。

(一) 内部牵制阶段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 内部控制理论基本停留在内部牵制阶段。1936年, 美国会计师协会在《由独立的会计师执行的财务报表检查》中, 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为保护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 检查簿记事务的准确性, 而在公司内部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并提出审计师在制定审计程序时, 应审查企业的内部牵制和控制。”由此, 内部控制进入了内部牵制阶段。

内部牵制主要以账目间的相互核对为主要内容并实施岗位分离。即通过授权审批、职责分工、双重记录、核对记录等手段, 坚持钱、物、账分管, 来防止弊端的发生, 以保证会计记录的正确和财产的安全。它是现代内部控制理论中有关组织控制、职务分离控制的雏形, 是在当时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和企业管理理论处于初始阶段的条件下, 通过总结以往经验并结合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在这一阶段, 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职责的分工和业务流程及其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 以查漏防弊为重要目的。其主要目标是防止组织内部的错误和舞弊, 通过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有效性。

(二) 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 内部控制理论发展进入内部控制制度阶段。1953年,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在其报告《内部控制:协调组织的各种要素及其对管理者和独立公共会计师的重要性》中, 首次发布了内部控制的权威定义, 将内部控制界定为:“一个企业为保护资产完整、保证会计数据的正确和可靠、提高经营效率、贯彻管理部门既定决策, 所制定的政策、程序、方法和措施。”

1958年, 美国审计程序委员会在第29号审计程序公报《独立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的范围》, 将内部控制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其中会计控制由组织计划与所有保护资产、保护会计记录可靠性或与此相关的方法和程序构成, 包括授权和批准制度、财产的实物控制、记账、编制财务报表、保管财物资产等职务的分离, 以及内部审计等。管理控制则由组织计划与所有为提高经营效率、保证管理部门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得到贯彻执行或与此直接相关的方法或程序, 包括统计分析、绩效评价、雇员培训计划、经营报告和质量控制等。

总的来说, 在此阶段内部控制的职责范围扩大了, 方法趋于科学与完善。此时, 内部控制的目标除了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之外, 还包括增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 体现了当时企业管理实践的需求。修正后的内部控制定义缩小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范围。但同时管理人员也认为此定义中的内部控制过多的关注纠错防弊, 可能无法适应管理部门的需要。

(三) 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内部控制发展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20世纪以来大量公司倒闭和陷入财务困境引发了审计诉讼浪潮。同时, 随着组织规模越来越大, 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 “会计控制”越来越不可能在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的同时保证审计质量。

1988年,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审计准则文告第55号》, 规定从1990年1月起, 取代1972年发布的《审计准则第1号》。该文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取代了“内部控制”, 文告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取得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在此基础上, 内部控制结构由三部分组成: (1) 控制环境, 即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和程序效率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2) 会计制度, 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鉴定、分析、归类、登记和编报的方法, 明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 (3) 控制程序, 即管理当局所制定的方针和程序, 用以保证达到一定的目的。在“内部控制结构”中, 不再划分内部会计控制与内部管理控制, 而统一以三要素表述内部控制。

此时, 内部控制不仅重视会计手段对企业目标实现的助力, 更加关注控制环境对内部控制的潜在影响, 标志着内部控制走向结构化和体系化, 也拓展了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考虑内部控制的责任范围。

(四)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

20世纪70年代, 美国频频发生公司财务失败和可疑的商业行为。Treadway委员会调查发现其所研究的欺诈性财务报告案例中, 有大约50%是由于内部控制失效造成的, 于是Treadway委员会成立了COSO委员会来制定内部控制指南。

1992年, COSO委员会提出著名的COSO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并于1994年进行了增补。它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企业的管理人员设计的, 为实现营业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及合法合规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通过董事会、管理人员和其他职员实施的一种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 (1) 合理的确保经营的有效率与效果; (2)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3) 对法律法规的遵循。内部控制由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 (1) 控制环境; (2) 风险评估; (3) 控制活动; (4) 信息与沟通; (5) 监控。COSO报告首次把内部控制从原来的平面结构发展为立体框架模式。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代表着国际上在内部控制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 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历史性的突破。此时, 整体框架不仅为内部控制的控制目标指明了方向, 同时也为其有效实践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五个要素。

(五)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整体框架阶段

2004年4月, 美国COSO委员会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并将企业风险管理定义为:“是一个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共同参与的, 应用于企业战略制定和企业内部各个层次和部门的, 用于识别可能对企业造成潜在影响的事项并在其风险偏好范围内管理风险的, 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提出了四类目标: (1) 战略目标, 即高层次目标, 与使命相关联并支撑使命; (2) 经营目标, 高效率地利用资源; (3) 报告目标, 报告的可靠性; (4) 合规目标, 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组成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 其中将企业风险作为了控制的核心。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既是对《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超越, 也标志着内部控制的转型, 在内涵界定、目标体系、构成要素等方面都进行了拓展和延伸, 引导企业更加重视风险, 实现持续性经营。

二、内部控制的未来发展

影响内部控制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项:

一是经济的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企业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具有了更强的竞争能力, 但也置身于更加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应制定相应的战略, 把包含战略的长期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决策和行为。相应的, 内部控制系统必须具有战略化的集中控制能力。

二是信息化的影响。在信息技术时期, 组织的风险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企业ERP资源计划等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 信息化将对企业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同时对内部控制的控制环境、沟通和监督、控制活动、风险管理等的实现路径产生深远影响。内部控制必须借助信息技术控制各种风险, 更加有效率和效果的实现其目标。

三是组织权力结构。随着层级组织的解体和重构, 被动的、等级制的管理已经走向终结, 彼得—德鲁克式的自我管理和引导式管理将是未来管理的发展方向。相应的, 内部控制也应该发展为引导控制。内部控制发展历程也表明, 如果没有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统一的评价标准, 会计信息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 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也无法发展壮大起来。因此, 无论是在现在, 还是将来, 推动和引导组织发展也应成为内部控制的机制和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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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红星、王宏译.《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5] .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J].会计研究, 200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