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仲裁

2024-07-02

纠纷仲裁(精选十篇)

纠纷仲裁 篇1

在法律纠纷中, 消费纠纷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双方当事人力量悬殊。消费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均为经国家注册的工商企业, 而另一方当事人为购买商品的普通民众, 当事人力量悬殊巨大。二是双方之间的利益具有博弈性。在商品经济社会, 人们普遍依赖商品交换而生存, 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经营组织中的个人同时又是消费者。从某一具体纠纷看, 消费者与经营者处于对立的地位, 但是从广泛的社会经济生活看, 消费者与经营者的身份从来都不固定。三是消费纠纷具有经常性、多发性、复杂性的特点。

目前, 针对这种特殊的消费纠纷, 法律并未为之设计特殊的解决途径, 现有途径存在一定的问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规定, 解决消费纠纷的途径有:一是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由于双方实力悬殊, 消费者难以与经营者抗衡, 甚至可能在受骗、胁迫的情况下, 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和解。二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消费者协会在法律性质上只是一个自律性的民间社会团体, 其裁决并不具有强制力, 无法形成对经营者的压力。三是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行政机构并非裁判机构, 不具备强制经营者进入交涉过程的力量。虽然其拥有的行政处罚权能对其施加一定的影响, 但是无权直接要求经营者对消费者进行赔偿。更何况有些经营者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 是各个地方的经济支柱。行政机关在调解消费纠纷时, 难免对经营者进行庇护。四是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我国通过诉讼解决消费纠纷的现象并不普遍, 主要原因就是高额的诉讼费和冗长的诉讼周期使消费者望而却步。由于我国目前并未对消费纠纷设置特别的诉讼解决程序, 因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难以由此途径得到解决。

以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优势

仲裁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 在世界范围被普遍承认和采用。仲裁是我国“消法”规定的消费纠纷解决途径之一, 它既不同于人民法院的诉讼, 也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而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程序、一种准司法制度。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的优势是:

1.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 当事人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当事人不仅有权协商选择仲裁方式, 而且有权约定仲裁事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庭组成形式、审理方式和开庭形式, 这些自主权对于诉讼中的当事人则不具有。

2.仲裁审理受案外因素的影响较小, 更能充分体现公正性。仲裁机构的确定, 完全由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可约定与双方无任何关联的机构仲裁。仲裁不同于法院实行的级别和地域管辖, 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协议选择。仲裁员均为兼职, 与仲裁机构无隶属关系, 他们大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 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他们的意见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

3.仲裁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和较大的灵活性。不公开审理是仲裁的一项基本制度, 体现了仲裁的保密性, 能避免双方争议公开化。由于消费纠纷对于经营者而言无论胜诉与否, 对商誉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损害, 因此仲裁这种具有强制力的纠纷解决方式, 因具有保密性更容易被经营者所接受。仲裁的灵活性则体现在审理方式和裁决书的内容上, 当事人可协商约定不开庭。应在裁决书中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 当事人不愿写明的, 可以不写。仲裁的保密性和灵活性为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营造了一种较宽松的氛围, 使双方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解决纠纷。

4.仲裁的审理周期较短、费用较少。仲裁程序简单, 实行一裁终局制, 即仲裁机构一经作出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不履行, 权利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在程序上的简单性使它的审理周期较短, 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规定, 仲裁案件自组庭之日起四个月内审结。

以仲裁解决消费纠纷应注意的问题

1.仲裁的提起程序。仲裁的前提条件是,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先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纠纷发生之后, 如果不能通过和解或消费者协会调解等途径来解决的话,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往往已处于僵持和对立状态, 很难达成仲裁协议, 这样一来往往就只有诉讼这条路可走了。对此, 一些地方性的消费仲裁机构采取了特殊的应对措施。例如, 杭州在成立专门的消费争议仲裁机构后, 对拥有“3·15”标志会徽的企业或经营者, 消协则认为其已作出仲裁承诺。此外, 还可要求经营者在保修卡、产品说明书或发票等销售凭证等文件中载明仲裁条款。

2.消费仲裁机构的设置。大体有三种不同方式:不单独设立消费纠纷仲裁机构专门实施消费仲裁;设立专门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赋予消费者协会消费纠纷仲裁权, 受理有关消费纠纷案件, 同时或随后制定《消费纠纷仲裁办法》, 为其设立专门的仲裁调解和审理程序。笔者赞同第三种方式。一是从性质上看, 消费者协会应该是社会团体, 虽然在我国这种组织属于官办社会团体, 其人员编制和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 但是其日常活动主要靠民间力量。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律逐步完善, 消费者协会的民间性质会更加彻底, 这与仲裁法要求仲裁属民间性质相符。二是如果在消费者协会之外再设立消费仲裁委员会, 容易造成机构重叠。此外, 在消费者协会内设立仲裁机构, 可充分利用消费者协会处理消费争议的经验、专长和点多面广 (各市、县、区均设有消协) 的特点, 方便消费者申诉。目前, 浙江、辽宁等地对于完善消费者争议仲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 《浙江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消费者协会设立消费争议仲裁办事机构, 为当事人解决消费争议提供方便。”因此, 笔者建议, 将消费仲裁机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消协内部, 并在相关立法中给予仲裁机构以一定的独立性。

3.仲裁机构的人员组成。仲裁法规定, 仲裁庭可以由三名仲裁员或一名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组成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约定的, 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由于消费纠纷牵扯面广、涉及领域多, 情况千差万别, 因此对仲裁员的知识水平要求较高。除特别规定外, 仲裁庭由三名各有所长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较合适。消费者协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和学者在仲裁庭组成人员中应占重要地位, 仲裁委员会应根据专家和学者的不同专业, 设立仲裁员名册, 以供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

纠纷仲裁申请书 篇2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____民族:_________________年龄:_____________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_

现住: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被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仲裁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

2、

3、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或盖章)

医患纠纷仲裁机制的构建研究 篇3

【关键詞】 医患纠纷 仲裁 构建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3-0568-02

近几年来医患纠纷频发,医患冲突已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发展、妨碍和谐社会的实现。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必须尽快找到适应医患纠纷特点的纠纷解决路径。

一现有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其弊端

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有:双方协商、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三种。但是这三种解决方法各有弊端。协商的缺点在于医患双方矛盾一旦生成,对于患方来说多是健康乃至生命权的侵害,后果难以承受,很难心平气和的和医方坐到一起协商解决,就是能够协商,双方也由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不利于追究侵权主体责任。

调解分为行政调解和第三方调解,行政调解的缺点在于中立性不足,启动程序有限制——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只要医疗机构不报告,患方也没有反应,卫生行政部门往往不予过问和理睬,更别提主动出击予以处置了,即使是医疗机构主动报告了的或者患方反应了的医疗事故争议事件,卫生行政机关也难以作为 。

对于第三方调解,相比行政调解出现得较晚。2010年1月卫生部等三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设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免费为市民调解医患纠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本辖区内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患纠纷。受理范围包括患者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就检查、诊疗、护理等过程中发生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及原因、责任、赔偿等问题,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起的纠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患纠纷不收费。 该通知出台后,各地纷纷探讨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办法。比如,上海市成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政府出资,调解员由律师、医师和退休的司法人员组成, 其启动程序需要双方一致同意, 受理后在 1 周之内开始调解,1 个月内结案,可以多次调解,如果不能接受调解结果,可以随时终止。但是很快暴露出缺陷。如调解员本身的专业素质难以面对医患纠纷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办公场所和经费缺乏制度保障。山西省的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目前面临严重的经费不足问题。 西安市于2013年设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与调解相比,当事人更信任诉讼。

而医疗诉讼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需鉴定,法官医学专业知识缺乏,法律法规不完善适用难度大等特点,无法也不可能满足纠纷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

二仲裁制度的优势

仲裁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有着自己明显的优点:

(一)快捷性:审理期限短,案件一般仅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实行一裁终局,不像诉讼两审终审,省时省力,有利于当事人医患纠纷的迅速解决。

(二)经济性:由于仲裁一裁终局,且程序灵活简便,节约了上诉费等其他相应开支,能有效避免累讼、缠讼,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少,费用支出也少。

(三)保密性: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因此当事人的秘密或声誉不会泄露或受到影响。

(四)独立性:仲裁独立进行,和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仲裁制度以其优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注意,近年来建议用仲裁解决医患纠纷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医患纠纷仲裁制度的建立还面临很多挑战。

三医患纠纷仲裁机制的构建

(一)可行性论证

1、设立医患纠纷仲裁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仲裁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㈠ 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探求《仲裁法》的真意,医患纠纷中有关人身权益的纠纷不适用仲裁制度,但是因为人身权受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则不应被禁止在外。

2、医患纠纷仲裁制度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已成功推行

在日本, 全国都、府、县的医师会下分设医疗事故调查委员会和鉴定委员会,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以处理医患纠纷。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律师协会以及美国医学会作为发起机构,联合成立了国家医患纠纷解决委员会,通过实施“正当程序协定书”来推进仲裁在解决医患纠纷中的作用。2003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限制医疗过失损害赔偿金的法案中承认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效力,从而使仲裁成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台湾地区将调解和仲裁作为医患纠纷处理的重要机制,将“调解强制,仲裁任意”确定为医患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

3、医患纠纷仲裁制度在我国部分城市的尝试

真正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尝试者是深圳。2010年1月22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市政府应当依法完善仲裁委员会的医患纠纷仲裁机制。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0年10月13日正式设立“深圳医患纠纷仲裁院”该院为仲裁委员会处理发生在深圳市内的医患纠纷的常设机构,拥有一支社会责任心强、专业素质高、公道正派的由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的仲裁院队伍。

4、从群众对仲裁的接受和熟识程度来看医疗仲裁有成长的空间

仲裁法实施二十年,人民群众的仲裁意识日益提高,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仲裁机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225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104257件,年受案量突破10万件。

综上所述,医患纠纷仲裁有设立的现实需求,有可借鉴的经验,我国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完善医患纠纷仲裁的构建。

(二)关于构建医患纠纷仲裁机制的设想

1、医患纠纷仲裁前置制度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过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再起诉到法院,法院则不予受理。但是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纠纷复杂,需要经过多种途径进行解决,并非靠仲裁一种方式能够解决,并且仲裁作为一种新的法律解决方式,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建议如劳动争议仲裁前置一样,可将仲裁设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2、医患纠纷仲裁范围

如前所述,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对于纠纷的救济方式除了经济赔偿以外,还有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笔者认为,为保证与法律规定一致,只有以经济赔偿为目的,或者因为医患纠纷产生的财产权益纷争,才可以纳入医患纠纷仲裁范围。

3、医患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

关于医患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

(1)直接赋予现有的仲裁委员会对医患纠纷进行仲裁的职能,在其中增设医学专业的仲裁员,设立医患纠纷仲裁员名册,规定每一个案件都由相应专业的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仲裁庭裁决,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的个人条件应符合《仲裁法》第十三条对仲裁员资格的规定。

(2)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我國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仲裁的特点,可先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立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统一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由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担任,以提高仲裁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增加医患双方对仲裁的信任度。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的职责是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医患纠纷争议案件;聘任具有高级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和对卫生法有较深研究的法律专家担任专职或兼职仲裁员,并对仲裁员进行管理;领导和监督仲裁庭开展工作;总结并组织交流办案经验,向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机构提供有关医患纠纷的处理建议。

(3)赋予医疗调解委员会仲裁的资格。该观点建议直接在现有的医疗调解委员会上组建仲裁制度。

笔者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可取。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成本较高,程序复杂,并且要考虑新机构的业务量问题;赋予医调委仲裁的资格,由司法厅、保监委、卫生厅的专家来免费解决纠纷,仍然存在经费问题,且由保险机构根据每家医院购买的责任险来理赔,相应的保险制度未必跟得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三甲医院院长透露,近年来保险公司少有针对医疗责任事故的新险种推出,越来越少的保险公司愿意做这方面的保险业务。 而赋予医疗调解委员会仲裁的资格,有导致两种纠纷解决方式混淆不清的可能,具体实施中容易造成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迷惑甚至不信任。

综合比较,让现有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医患纠纷,不存在机构新设的问题,人员和经费各方面也都能保障,权威性和专业性自不必说。所以,直接由仲裁委员会来仲裁医患纠纷案件,最为妥当。当然,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独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可作为长久之计考虑。

4、医患纠纷仲裁人员的组成

论医疗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篇4

1 关于医疗侵权纠纷可仲裁性的两种主要观点

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该条款从正面确立了两类具有可仲裁性的民商事纠纷,一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以下简称“合同纠纷”),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以下简称“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仲裁法》第3条则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可见,立法并未对医疗侵权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有人认为医患双方在法律地位上不平等,但也有人认为“在医患关系中,虽然医患双方对医学知识的掌握不对等,但绝不能带来法律地位的不平等。”[1]笔者认为,医患双方确实在医学知识及举证能力上存在不平等性,但这种不平等性已经采用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等法律规则予以了缓和甚至消除,因此没有必要再否认医患双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此外,我国已将医疗侵权纳入《侵权责任法》之中,而侵权责任法属于民法,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这表明立法机关已经承认医患双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法律主体,这为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提供了前提。现实中,医疗纠纷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医疗侵权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具有可仲裁性,这一点已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关于医疗侵权是否可以仲裁则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1.1 部分肯定说

该观点认为,“虽然医疗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本身并不是财产性权利,但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焦点通常是:是否存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因此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医疗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而使得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2]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以“赔偿损失”为责任承担方式的医疗纠纷是可以仲裁的。但即便按照这种观点,依然会有一些医疗侵权纠纷会被排除在仲裁之外。譬如,“对于侵害患者名誉权、隐私权的侵权行为,患方并不以经济赔偿为诉求,只是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这种侵权争议由于不能归于广义理解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自然就不能采用仲裁方式解决。”[3]

1.2 否定说

该观点认为,在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当中,患者都是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主张赔偿。而医疗侵权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往往是患者的生命、健康、身体、隐私等人身权益,而这些权益并不属于“财产权益”,因而,医疗侵权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曾有人认为,财产侵权可以仲裁,但人身侵权则不可以仲裁[4]。按照该观点,医疗侵权纠纷也不具备可仲裁性。

不难看出,“部分肯定说”以民事责任方式为标准来判断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而“否定说”则以侵权客体为标准来判断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之所以完全或部分否定医疗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均是对《仲裁法》第2条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不当理解所导致的。

2 不能用民事责任方式来判断侵权纠纷是否为“财产权益纠纷”

《侵权责任法》已经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其第15条规定了八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包括:(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虽然在医疗纠纷处理实务中“赔偿损失”这一种侵权责任方式最为常见,但其余七种侵权责任方式并非没有适用的可能。在剩余的七种责任方式之中,除“返还财产”之外,其余六种责任方式都不直接体现为以财产的给付为内容,按照“部分肯定说”,这些不以财产给付为责任承担方式的医疗侵权纠纷是不可以仲裁的。然而,笔者认为,《仲裁法》第2条并没有以民事责任方式的不同来决定纠纷是否可以仲裁的意图。

2.1 法律并不以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来判断“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的

自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显然,有关合同成立与否、是否有效、应否变更、如何解释、能否解除等事项,都是可以仲裁的,而这些事项并不是针对如何来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责任是否具有财产给付内容而言的。譬如,当事人对合同当中某个条款的理解引发争议,于是便申请仲裁庭对该条款加以解释,仲裁庭若依据仲裁协议对此加以仲裁,则这种仲裁与当事人如何承担民事责任无关。

2.2 针对民事责任的承担进行仲裁时,也并不一定要求具有直接的财产给付为内容

按照《仲裁法》第2条的规定,包括违约责任在内的合同纠纷都是可以仲裁的。但就算是违约责任,也并不一定总是以财产给付为内容。《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见,该条款明确例举的违约责任就包括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三种,一个“等”字意味着还可以有包括不作为在内的其他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赔偿损失固然可以仲裁,但其他的并不直接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违约责任方式(最典型者如要求“不作为”)同样可以仲裁。这是因为,《仲裁法》第2条是笼统地规定“合同纠纷”可以仲裁,而并不限于赔偿损失这一种责任方式。

综上可知,既然“合同纠纷”当中并不是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责任方式是否具有财产给付内容为标准来确定纠纷的可仲裁性的,那么,我们也不能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能否进行仲裁。换言之,我们不能将“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理解为是以赔偿损失等具有财产给付为内容的关于民事责任方式的纠纷。

3 人身侵权纠纷从性质上讲不是人身权纠纷,而是财产权益纠纷

3.1 人身侵权关系不同于人身权关系

所谓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直接支配其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的权利,人身权一般不具有财产内容。在实践中,患者是否享有人身权并不是医疗侵权纠纷的核心争议点。这是因为,(1)患者对其人格或身份享有直接支配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等),这一点几乎确凿无疑。医患双方的争议往往是在承认患者享有上述人身权的前提下,医疗方的诊疗活动是否侵犯了患者的人身权。(2)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双方的分歧点主要是医疗方是否存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多少的问题,这一点与人身权的非财产性明显不同。概言之,人身权关系关心的是民事主体是否对其人格或身份享有支配权的问题,而人身侵权关系关心的是侵权责任是否存在以及赔偿责任大小的问题,两者虽有一定牵连,但性质上属于不同的民事关系。

3.2 人身侵权是一种债,而债权属于财产权

在医疗侵权纠纷当中,在已确认患者人身权益被侵害的情形下,患者享有债权,是债权人;而医疗方则是债务人,同时也是责任人。那么,债权是否为一种财产权益呢?从原本意义上讲,债权是债权人享有的请求债务人为特定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的权利,这种特定行为不一定总是涉及到金钱或财产的给付。近年来,也确实有学者提出“债不一定都具有财产性”[5]的观点。在纯理论意义上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及立法者早已习惯于将债权理解为一种财产权益,因此,我们在对《仲裁法》第2条中的“其他财产权益”进行解释时必须要顾及到这一点,详述如下。

(1)我国早已形成了将债权视为一种财产权的学术传统。譬如,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债为财产法律关系,债权为财产权。此并无疑问。”[6](2)198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国家法室起草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讨论稿)曾对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解释为:“本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平等的财产关系以及因发现权、著作权、致人损害、继承所产生的其他平等的财产关系。”[7]虽然该条款最终没有明确地写进《民法通则》之中,但其从体系上明确了“致人损害”(而不论是致人财产损害还是致人人身损害)即为侵权,而侵权关系属于财产关系,这一点最终体现在《民法通则》对民事权利的编排顺序上。(3)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分四节明确了四类民事权利,并且采用了财产权利在前、人身权利在后的编排顺序。其中第一节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第二节为债权、第三节为知识产权,第四节为人身权。从这种编排顺序上看,显然只能将债权归入财产权之列。(4)《民法通则》将侵权规定在民事责任之中,并不是要否认侵权是一种债。对此,权威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未将侵权行为规定于债权中,而是在民事责任一章中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侵权行为人正是通过侵权行为之债来承担其侵权的民事责任的,所以,《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中规定侵权行为,并不是否认侵权行为也为债的发生原因。”[8](5)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同志也认为,虽然债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但是“财产权益”可以涵盖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9]。这也意味着承认债权属于一种财产权益。

可见,按照我国学理通说及立法者的一贯认识,债权无疑是一种财产权,因此当就债权产生纠纷时,这样的纠纷无疑是“财产权益纠纷”。自2008年4月1日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医疗纠纷的案由列于两处,一处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其性质为侵权之债;另一处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其性质为合同之债。可见,无论患者是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申请仲裁,实际上都是在主张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相应的纠纷自然属于“财产权益纠纷”,因而仲裁机构都是可以仲裁的。

3.3 人身侵权纠纷可以涵盖在“财产权益纠纷”之中

人身侵权纠纷属于一种财产权益纠纷,这一点已体现在若干法律规定之中。譬如,1990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铁路运输法院对经济纠纷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明确了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包括“十一、铁路行车、调车作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原告选择向铁路运输法院起诉的侵权纠纷案件”。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铁路行车、调车作业造成的人身损害纠纷属于经济纠纷,而经济纠纷其实就是财产权益纠纷。再譬如,《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文虽然属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的条文,但从中不难看出,侵权纠纷(不管是人身侵权还是财产侵权)是可以被包括在“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之中的。

4 结论

综合全文,可得以下结论:(1)《仲裁法》第2条并没有以民事责任方式为标准来衡量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意图。(2)人身侵权是一种债,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债权纠纷属于“财产权益纠纷”,此为我国学理通说,也是立法上的一贯主张,更明确地体现在有关法律规则之中。(3)医疗侵权纠纷属于《仲裁法》第2条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具有可仲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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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利明.民法(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4.

[7]何佳馨.中国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史略[J],法学,2010,34(5):99.

[8]王利明.民法(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8-369.

土地纠纷仲裁申请书 篇5

被申请人:杨XX,男,白族,农民,1942年08月生,XXX省XX市人,住XXX省XX市XX镇XX村委会X社XXX号,联系电话136XXXXXX。系XX市XX镇XX村委会X社原社长,申请人杨XXX之父亲。

案 由: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仲裁请求:

请求被申请人返还其依职权强占的属于申请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0.80亩,并独立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杨XXX系被申请人杨XX的.女儿。1992年11月13日,申请人嫁到XX市XX镇XX村,与李XX结婚,1993年离婚后回到XX市XX镇XX村委会XX社娘家。1994年01月24日,申请人与赵XX结婚,1995年07月14日协议离婚后回到娘家。由于父亲杨XX重男轻女,多次逼我离家出走,无奈之下,我只好离开家到XX市XX镇打工为生。1904月21日,我与牛XX登记结婚,至今一起生活。期间,我的户口一直和被申请人杨XX及弟弟及弟媳、侄儿在一起,直到现在。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涉及的土地也和在被申请人承包经营权范围内。

4月14日,在被申请人的一再逼迫之下,我只好将我的户口从被申请人的户口簿上迁出,独立成户,仍然为农业户口。因为当时农村承包经营期还未届满,被申请人承诺在新的承包合同签订时更改承包经营权证,将应该属于申请人的份额划分给申请人。出于信任,申请人答应按照这种方式执行,属于自己的承包经营份额暂时交由被申请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管理耕种。

,申请人户的承包经营权到期后,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继续承包30年,需要签订和统计新的承包经营情况。被申请人利用它当时担任社长的便利,私自更改承办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将申请人从共有人中剔除,将全部原先承包的5.58亩承包土地继续承包,霸占了申请人0.80亩的承包经营份额,并据此办理了XXXXX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事后,由于申请人一直在XX市打工居住,直到最近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申请人多次找到基层人民政府帮助解决,经XX市XX镇XX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及XX市XX镇司法所多次调解,被申请人拒不返还本应属于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份额。

申请人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六条也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被申请人杨XX利用自己当时担任社长的便利,私自更改承办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将申请人从共有人中剔除,将全部原先承包的5.58亩承包土地继续承包,霸占了申请人0.80亩的承包经营份额,并据此办理了X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致使申请人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变成了失地农民,该行为严重侵害了申请人杨XXX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9条、20条、21条之规定,向贵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望你们查明事实,依法处理,支持申请人的仲裁申请,判如所请!

此致

xx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杨xx

纠纷仲裁 篇6

摘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草案)》的出台使得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定位为行政仲裁有开历史倒车之嫌,仲裁行政化也有违仲裁的本质;另一方面,在否定仲裁民事性的同时,又存在大量对诉讼程序简单模仿、抄袭和沿用的条款。应淡化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行政性,尽可能地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法院应当只对仲裁程序进行监督。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行政化;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程序

中图分类号:DF4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2-0001-04

On Establishing Arbitration System of Land-contracted Dispute

—Comments on Rural Land-Contracted Dispute Arbitration Law

LI Ji-he, ZOU Ai-yong, WANG Chun-xia

(School of Economic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anxi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Arbitration Law of Rural Land-Contracted (draft) makes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contracting dispute arbitration system in a dilemma. On the one hand, the positioning of rural land-contracted dispute arbitration to administrative arbitration is to put back the clock, that arbitration is endowed with administration infringes essence of arbi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civil affairs of arbitration are denied, there are a lot of provisions which imitate judicial proceeding. Administrative rural land-contracted arbitration should be weakened, meaning autonomous principle should be embodied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arbitration proceeding should be monitored by a court.

Key words: disputes of rural land-contracted; arbitration administration; meaning autonomous principle; arbitration proceeding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制是中国现行的农地政策的基点,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权是农民的一项法定权利。然而各地大量发生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表明,虽然农村土地纠纷诉诸法院有了明文规定,①但事实上许多农民通过法院诉讼有一定的困难,②而希望通过简易、方便、及时的途径解决纠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确立了仲裁作为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一种基本方式,仲裁机构也在法律层面得到了肯定。但没有相应的专门法律规定,对机构、程序的设置以及仲裁协议、或裁或审还是仲裁前置、仲裁裁决的效力等都没有法律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出台为解决以上诸多疑惑做出了努力,然而对草案的争论也广泛存在。为此,加强对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① 如2005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使农户的权利主张可以诉诸法律。

② 其中的缘由包括厌诉心理、中庸思维、对法律了解不多以及诉讼程序复杂、耗时耗力、成本高昂等。

一、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性质

1.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民事属性

1995年施行的《仲裁法》在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出台此规定的理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面广量大,涉及广大农民的利益,《仲裁法》的一些原则、制度难以适用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仲裁。①基于此,部分学者提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案件属于行政仲裁,应建立起有别于普通民事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程序和制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理论支撑不足。(1)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权属纠纷、履行或变更或解除和终止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纠纷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流转合同纠纷,这些纠纷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本质上都是民事性质的纠纷,其签订的合同都属民事合同。(2)有观点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事实上存在着行政上的不平等,这种看法是也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无论是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村委会在法律上都已经不是行政机构,其在农村土地承包的过程中行使的也不是行政职权,而是一种民事权利。②(3)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根据平等、意思自治原则订立的民事合同。(4)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属于仲裁的一种特殊情形,其例外情形应在遵守仲裁基本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规定。总之,我们认为,此类纠纷的仲裁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仲裁,而不是行政仲裁。当然我们不否认这种民事仲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具有与其他民事仲裁不同的特征,而正因为这种特殊性的存在才使得该草案的早日通过具有现实意义。但并不能因其具有特殊性而否定其民事属性。

2.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自治性

在承认其民事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应重视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仲裁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仲裁的自治性是土地承包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制度中的充分展现,“仲裁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在于,当事人可以对整个仲裁程序加以控制。”[1]具体而言:(1)是否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出于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2)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由当事人在仲裁员名单中自主选定,也可以委托仲裁机构的主任代为指定;(3)当事人在开庭和裁决过程中,可以约定公开仲裁或秘密仲裁,也可以约定开庭仲裁或书面仲裁等有关程序事项;(4)当事人可以约定交由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5)纠纷双方可以自愿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等。这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中也具有适用价值。

① 其支撑观点,比如,民商事仲裁机构主要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往往发生在乡、镇一级,是最基层的社会纠纷,民商事仲裁机构面临难以便利农民就近、及时进行仲裁的困境。

② 参见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二、草案引起的思考

1.草案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定位为行政性质理由不足

1995年施行的《仲裁法》在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这被包括草案制定者在内的支持者视为圭臬。甚至有观点认为“一般而言,中国农民都具有一定的‘畏官心理,他们一般能够相信官方会公正地处理纠纷并习惯于服从官方的处理决定。”[2]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1)仲裁作为与协商、调解、诉讼相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其优势在于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构,在于其独立性、公正性和保密性上。(2)改革开放前,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不无道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等多元化农村承包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而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定位于行政性质不符合仲裁的现代化、国际化要求。(3)如上文所言,村民委员会不再是一级政府机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根据平等自愿原则订立的民事合同。纠纷在性质上是民事争议,体现的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将土地承包纠纷与劳动争议同等看待是不正确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仲裁行政化有违仲裁的本质,也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本质在于它的民间性,是当事人基于自愿将纠纷提交他们信赖的第三人居中裁判。在这点上无论是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还是普通仲裁都是相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也是一种民事关系,而民事关系的调整应以意思自治为原则,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来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显然是不合适的。

2.草案采取依申请仲裁不符合仲裁自治性原则

草案实行申请仲裁,不要求当事人订立书面仲裁协议,这固然是考虑到我国农村村民的素质和法律意识现状下作出的选择,然而不以当事人之间具有仲裁协议作为仲裁机构受理的前提条件,是与仲裁的自治性相违背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当事人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5条至第148条的规定处理。当事人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书面通知仲裁机构。但另一方当事人接受仲裁管辖后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我们也看到,即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可以由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而启动,在另一方提起诉讼时,仲裁机构也无权受理案件,这不利于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的作用。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采取依申请仲裁的方法,只是单纯地追求了广泛的案源,但可能因纠纷当事人在没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不接受仲裁裁决,从而导致大量已经仲裁的纠纷又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客观上使消灭纠纷于诉讼前的初衷无法得到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在该草案中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如果在订立合同时无仲裁条款的,则应当在纠纷发生后对是否接受仲裁进行协商,有仲裁协议的,仲裁机构才能受理。这种规定既有助于仲裁裁决被当事人接受和执行,也有助于贯彻仲裁的自治性,保证仲裁的统一性得到贯彻。

3.草案规定的仲裁程序呈现严重的诉讼化

这是一个广为仲裁界诟病的老话题,即对仲裁程序如何进行作了严格且繁琐的规定。正如有人批评道,我国仲裁法“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仲裁的契约本质,有仲裁之‘形,而缺乏仲裁之‘神,缺乏市场经济之‘神,是一部‘先天不足的法律”。[3]这一批评也适用于本草案。草案规定的仲裁程序不仅也呈现严重的诉讼化,而且也没有体现出其不同于仲裁法的所谓特殊性。比如其第24条规定的回避程序几乎就是法官回避程序的翻版。再比如:开庭审理是民诉普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诉讼阶段,是审判的中心环节。开庭审理依照法定形式进行,采取公开审理、言词审理、直接审理的形式,包括开庭准备阶段、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辩论阶段和评议与宣判阶段等。而仲裁的审理,一般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程序规定,当事人可以在陈述意见时附有辩论的意见,或在辩论时也可以陈述事实;在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中,对方当事人也可以进行辩论或是陈述,反之,也是如此。甚至在有些庭审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陈述和辩论阶段。即使案件没有庭审完,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就可以进行调解。然而,我国草案却忽视了这种差异,虽然强调仲裁“独立性”,却不恰当地走入了仲裁的法定程序化、制度化。法定程序是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且不能由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的程序,而仲裁程序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强调过多法定程序无疑会限制了当事人意思的独立性。仲裁的诉讼化还意味着仲裁面临更多的司法干预和控制。[4]从各国立法实践分析,关于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涉及仲裁庭的组成(如仲裁员的任命、撤换与更替,组成人数,仲裁员任职资格等)、仲裁程序的进行(如举证、通知义务、时效等)、裁决的作出(如是否附具理由、裁决的形式、裁决的送达等)三个方面。这也应当适用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所以,草案应当在此点上适当修改,以体现仲裁的基本原则。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实际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定位为行政仲裁面临开历史倒车的境地,仲裁行政化也有违仲裁的本质;另一方面,在否定仲裁民事性的同时,又存在大量对诉讼程序简单模仿、抄袭和沿用的条款。因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

1.淡化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行政性

从草案看,仲裁委员会的组成有严格限制,其成员任期、运作机制等有关事宜由该组织的章程规定,但仲裁委员会由当地县级政府组织设立,其人员编制、经费等方面都受制于政府,因此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行政性。我们认为应当淡化该仲裁机构的行政性,赋予仲裁机构民间性的本性,从而使其体现其应当具备的中立性、自治性,以保证仲裁机构的裁决得到当事人遵守。而客观上这也是草案能够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2.仲裁制度应当尽可能地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

自治性是仲裁的基石。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大多不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在立法政策层面存在特殊考虑和保护的必要性,但仍应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中尽可能地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1)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如果在订立合同时无仲裁条款的,纠纷发生后也应达成合意。有仲裁协议的,仲裁机构才能受理。逐步推广书面仲裁协议,教育和引导农民在承包农村土地时签订书面仲裁协议,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尽可能地与国际上通行的民商事仲裁制度衔接。这样既符合意思自治原则要求,又可以减少纠纷。(2)纠纷双方有权选定或者约定仲裁员审理方式和是否公开审理等有关程序事项,而非如草案第31条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况外,仲裁应当公开开庭。对仲裁程序做出严格性限制,不符合仲裁应当确定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标准的价值目标。我们认为,应遵循程序主体性原则,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只要不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当事人甚至可以决定整个仲裁程序。强调自治性至上的仲裁原则,不仅使得仲裁成为一种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方式被树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使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被当事人真正接受和执行。因此,自治性应当得到草案的重视。

3.法院应当只对仲裁程序进行监督

草案第4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裁决书,当事人可以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1)未告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起诉权利、期限的;(2)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裁决书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不足的;(4)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5)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笔者认为,该条对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裁决书的情形规定过于宽泛,甚至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性审查,而这意味仲裁裁决效力在一段时间将陷于未定状态,容易使仲裁处于“中间环节”,而不是与诉讼并行不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这不仅削弱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特性,还使纠纷几乎用尽了所有的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的及时性特点,故应当严格限制不予执行的适用范围,且应当限定在程序违法方面。

在呼吁修改《仲裁法》、《土地承包法》的呼声不断涌起以及《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草案)》已经出台的当下,探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也应当基于与时代、与仲裁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符合的前提下进行。

参考文献:

[1] Matin Odams de Zylva,Reziya Harrison M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eveloping rul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J]. Jordan Publishing Limited,2000:54.

[2] 季秀平.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2008(1).

[3] 赵健.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J].仲裁与法律,2000(1).

浅论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方法 篇7

一、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纠纷包括两大类, 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纠纷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纠纷。环境污染纠纷一般指某种污染物作用于周围环境积累一定时间后, 所产生的污染引起的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据污染致害过程的长短, 可以分为两种:一般性污染事故和突发性污染事故。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负责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是省辖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之一;承担本区域综合性环境调查及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是省级环境监测站的职能之一”。省辖区域内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的最终仲裁机构是省级环境监测站。当环境污染纠纷发生时, 当地政府应严格依据这一行政法定程序申请环境污染纠纷仲裁。

二、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监测方法

(一) 技术路线

工作技术路线为:现场探勘—确定工作目标和工作程序—编制工作方案—工程分析与污染源监测—区域环境调查、监测、分析—综合分析评估。其中, 区域环境调查、监测、分析这个环节涵盖了社会经济 (居民分布、林木区面积与分布、水稻区面积与分布、果木区面积与分布) ;自然环境 (地质、气候气象、地形地貌、区域环境背景) ;环境空气 (污染气象背景、环境空气中氟化物监测、环境空气污染区域划分、环境空气污染范围与程度的确定) ;土壤监测 (不同地域土壤中氟化物含量监测、对照点土壤中氟化物含量监测) ;生物监测 (不同地域稻谷及蔬菜中氟化物含量监测、不同地域树叶中氟化物含量监测、生物环境污染范围与程度的确定) 等各方面的内容。而综合分析评估也包括对周围环境空气中氟化物污染范围与程度的确定、编制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报告书等。与此同时, 对有国家标准的污染物, 必须用国家标准作为评估依据;而对没有国家标准限制的植物和土壤, 用对照点的值作为评估依据。

(二) 环境污染纠纷监测指标的确定

经过分析可知, 企业排放废气中的氟化物等污染物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可以说是引起环境污染纠纷的主要因素。为此, 监测要素主要选择环境空气和土壤等污染载体;植物和农作物等污染受体;污染源的有组织、无组织排放等污染根源来作为环境污染纠纷的监测指标, 由各个环节的指标构成一个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其中, 有组织排放监测包括粉尘、氟化物、沥青烟、二氧化硫, 无组织排放监测包括氟化物、沥青烟。此外, 用物料衡算法计算排放量, 用模糊聚类法、结合超标倍数法和相关分析法对周边环境进行污染分区, 可以得出较真实、客观的结论。

(三) 监测质量保证

为保证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监测的结果具有代表性、科学性, 在监测布点、污染源监测、环境空气监测、植物和土壤监测、实验室样品分析全过程实施全面质量保证。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布点的合理性。根据污染源高度及当地气象条件确定监测范围及布点原则, 保证所采集样品的真实性和代表性, 既能满足时空要求, 又能满足统计学的调查精度要求。第二, 采集样品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样品采集过程按国家有关规范进行, 要求样品在分析前不发生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对污染源监测则要按国家规定监测两个以上工况, 工况系统运行稳定, 要派专人负责监督生产工况, 确保监测结果真实反映一个工况不同时段的排放状况。第三, 数据处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对检验出的异常值应结合采样记录和分析测试报告单, 同时参考邻近样点的情况, 以及同其它环境要素样品的监测结果进行严格审查。对高度异常且有充分理由说明其异常的可剔除, 否则保留。同时, 对分析数据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检验。第四, 测试结果的审核。在报出分析数据的同时提交相应的质量控制数据, 测试结果要经过三级审核才能有效。

三、结语

总之, 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是一项因素复杂、敏感性强、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的科学技术工作。因此, 对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监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遵循符合法定要求的工作程序, 采用科学的监测方法, 正确把握处理、引导, 以推进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开展, 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纠纷问题, 最终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摘要:环境污染纠纷, 可以说不仅严重干扰了环境保护机关的正常管理工作, 还妨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而技术仲裁监测是防范环境污染纠纷的有效途径。为此, 本文从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监测领域出发, 从法律程序、技术路线、监测指标体系、质量保证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开展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工作, 总结出了一套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的工作程序和方法, 以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处理程序,方法

参考文献

[1]刘扬林.环境污染纠纷的防范措施与调解处理对策浅探[J].企业技术开发, 2006.

[2]王业亮, 孙雪芳.浅析环境污染纠纷的特点和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J].山东环境, 2003.

[3]孙蕾, 李倦生, 彭翔.环境污染纠纷技术仲裁监测方法探讨[J].上海环境科学, 2001.

我国医疗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浅探 篇8

仲裁是当事人基于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的合意, 将纠纷中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法律关系内容交予仲裁庭处理, 表示愿意服从仲裁庭裁决的一种非诉讼纠纷方式。仲裁制度作为一种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 是处理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近年来, 随着医疗纠纷的不断增多, 仲裁与传统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如调解、诉讼等相比, 其公平、公正、经济、专业等优势, 更能满足社会对医疗纠纷处理的期望, 因此我国不少学者呼吁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 以仲裁手段来解决医疗纠纷。

要在我国以仲裁制度解决医疗纠纷, 首先要确立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医疗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 是指医疗纠纷能否作为仲裁解决的对象, 当事人是否能将医疗纠纷事项自由约定, 交由指定仲裁机构去审理裁决。影响某一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因素很多, 但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案件性质、主体身份、主体能力三个方面。就案件性质来说, 可以仲裁的纠纷一般限于合同纠纷或涉及财产权益的纠纷, 医疗纠纷产生于医疗护理过程中, 由于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了争议, 本其质主要体现为民事法律纠纷的一种, 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民事赔偿责任, 完全可以纳入仲裁制度的裁决范围之内。

从主体身份来看, 适用仲裁制度解决的纠纷, 发生纠纷的双方主体当事人法律地位应当平等。尽管医学科学专业性强, 医患双方对医学知识和信息掌握不对称等, 但这并不代表医患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对等。无论是医疗侵权纠纷还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医患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医疗纠纷仍然属于私法范畴, 医患双方信息量的不对等只是由医疗机构本身的职能所决定, 对医患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并无影响。

从主体能力来看, 适用仲裁制度时, 争议事项的当事人应当对所争议的民事实体权利具有处分权。医疗纠纷属于民事法律纠纷, 在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 医患双方当事人在不涉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 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 实现意思自治, 这与适用仲裁制度的要求并不相悖。

2 医疗仲裁解决方式的优越性

(1) 更具有专业性。与传统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相比, 仲裁具有专家裁断的优点, 更具有专业性。医疗纠纷常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医疗技术问题以及医疗法律法规适用问题, 法官以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自然难以深入探究, 其公正性多少会受到影响。在医疗纠纷中适用仲裁制度, 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医院管理专家等组成的仲裁庭来裁决医疗纠纷案件, 能有效克服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专业知识的局限性, 同时更能体现法规的权威性, 避免双方当事人在听审技能上的技术缺陷, 保证医疗纠纷能够得到更科学、更合理地裁决。

(2) 更具自愿性。仲裁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当事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 也可以选择仲裁员, 甚至是可以选择仲裁程序及所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有更大的自由处理权, 能够避免不公正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3) 更具独立性。仲裁机构是民间机构组织, 独立于行政机关, 仲裁员大多是兼职的, 不隶属于仲裁机构, 这样可以避免行政干预, 同时仲裁机构之间也不具有隶属关系, 因此仲裁没有级别和地域管辖。

(4) 快捷性、经济性。医疗纠纷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 即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就发生了法律效力, 医患双方不能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也不能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上诉。这就有效克服了医疗纠纷久拖不决、搅闹医院正常秩序等现象。从经济角度来比较, 时间上的快捷性, 费用也就相应的节省, 仲裁收费一般比诉讼费用低, 能够减少当事人的开支, 减轻诉累。

(5) 具有更好的保密性。仲裁制度重视对当事人秘密的保护。由于医疗纠纷案件常常涉及患者的隐私、医疗机构的社会影响, 保密性对医患双方都尤为重要。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 仲裁的整个程序和裁决都不公开, 仲裁机构成员和仲裁员以及当事人负有保密义务, 整个仲裁过程处于“绝缘”状态, 更能促使医患矛盾顺利解决。

3 仲裁制度在国内外医疗纠纷解决中的应用

(1) 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现状。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和高风险性, 世界各国对医疗纠纷的处理, 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目前, 我国某些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医疗纠纷仲裁解决。例如, 2002年洛阳仲裁委员会联合洛阳市卫生局下发文件, 规范医疗格式合同文本。近年来, 洛阳仲裁委员会处理医疗纠纷共10余起。合肥仲裁委员会与合肥市卫生局合作, 仲裁了15起医患纠纷。虽然很有成效, 但这是在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进行的医事仲裁, 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仲裁委员会缺乏自主性。2006年年底, 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它是与天津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合作, 办公室设在金必达公司所在地, 调解中心副主任由金必达公司领导担任, 调解员、仲裁员由金必达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推荐, 这样就使医事仲裁带有严重的公司操作性质, 造成了其仲裁行为在社会方面信任度不高, 受理的案件稀少, 同时遭到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对。由此可见, 现阶段我国的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主要还是仲裁委员会与其他部门合作, 没有独立性, 不能自主进行医疗纠纷的仲裁解决。

(2) 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国际经验。在其他国家, 医疗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已经得到了应用, 这同时对于我们国家有很多启示。例如, 1960年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承认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效力, 也特别强调了仲裁在处理医疗纠纷过程中的重要性。1997年, 美国的仲裁协会、律师协会以及医学会联合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 据调查显示, 美国85%的医疗纠纷都是通过仲裁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的。我国台湾地区将“调解”和“仲裁”作为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机制, 地区“中央”还成立了专门的医事仲裁委员会。由于医患双方的特殊关系, 医疗技术的专业性和发展性, 患者病情体质的特殊性, 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医方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 举证责任的承担都十分复杂, 所以解决医疗纠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需要在探索中前进。现在各国普遍采用非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逐步建立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方式, 仲裁解决机制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在我国设立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几点构想

(1) 常设机构———医疗仲裁委员会。由于医疗纠纷仲裁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仲裁的特点, 可先在设区的市级以上行政区设立常设性的仲裁机构———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能够对其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主要负责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医疗纠纷案件, 聘任以及管理仲裁员, 领导和监督仲裁庭开展工作, 向有关部门提供处理医疗纠纷的建议。

(2) 临时机构———医疗纠纷仲裁庭。医疗纠纷仲裁庭是临时机构, 对医疗纠纷作出裁决。仲裁庭可以根据医疗纠纷的复杂程度分别由3、5、7人组成:3人仲裁庭由医学专家、法医、法律工作人员组成;5人仲裁庭由医学专家3人, 法医、法律工作者各一名组成;7人仲裁庭由医疗专家3人、法医、医学伦理学专家、法律工作者、公证人员各一名组成。

(3) 仲裁程序的启动。医疗纠纷仲裁可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 当事人申请, 提出仲裁要求的医患一方应当在受理时效内向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2) 案件受理, 由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 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3) 案件审理, 仲裁庭应当先行调解, 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若调解不成, 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4) 仲裁执行, 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必须履行, 败诉方在不自动履行仲裁裁决的情况下, 胜诉方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

(4) 仲裁员的聘任。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所选任的仲裁员除了具有公道正派的品质之外, 还必须具备医疗纠纷处理实践经验以及相应的专业资质, 由不同专科临床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卫生行政管理专家、医学伦理学专家、法医、公证员、律师等专业人士担任。由这些素质高、专业强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 在保证仲裁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增加医患双方对仲裁的信任度的同时, 也有利于纠纷公正合理的解决, 医患矛盾的缓和。

(5) 加强医疗仲裁监督。良好的制度设计并不意味着良好的执行, 为了保证仲裁制度的良好适用, 维护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必须同时加强医疗仲裁监督。首先要重视内部监督, 加强仲裁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职能, 严格选拔仲裁员, 监督仲裁庭对医疗纠纷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决;其次要接受司法监督, 医事仲裁机制作为非诉讼解纷机制, 是独立于国家司法体系之外的法律救助方式, 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司法权威性, 同时也为了保证医事仲裁的公平、公正, 医事仲裁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参考文献

[1]余承文.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2007 (1) :26.

纠纷仲裁 篇9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之模式构造

就中国现有的仲裁实践来看,主要有2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选择模式:普通型和行政主导型。

普通型仲裁模式,实施单位是带有民间性质的仲裁机构,仲裁过程中有对当事人意见的很尊重,并根据有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如《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进行居中裁定。主导型仲裁模式,实施单位是带有行政机关色彩的仲裁机关,仲裁过程中有对当事人意见的基本考虑,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地方的仲裁规则等进行居中裁定。这两种仲裁模式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差别,主要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一是仲裁结构和仲裁程序在性质上有所差别。普通型仲裁模式的仲裁机构是民间性质或者准司法性质,仲裁程序是准司法程序。主导型仲裁模式的仲裁机构是官方行政机关性质,仲裁程序是司法程序。二是在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程度上有所差别。普通型仲裁模式的启动和运作是以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作为基础的。主导型仲裁模式的启动和运作不必对当事人双方的意愿采取完全尊重的态度,且只需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启动仲裁程序,毋需提供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这种情况下,如果仲裁主持调解,那么可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但如果当事双方要求比较相似或者利益冲突比较小,那么仲裁机构有权力采取强制措施执行调解协议。三是在裁决是否具有终局效力上有所差别。普通型仲裁模式具有终局效力,一旦裁定,当事人不得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导型仲裁模式不具备终局效力,如果出现当事人对裁定不满的状况,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就以上两种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模式的性质来看,主导型的仲裁模式更加适应我国的国情,这也是目前我国正在试行的模式。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之基本原则

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进行仲裁时,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三点,即便民利民原则;低成本高效率原则;坚持教化型调节的原则。

第一点,便民利民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是农民,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也是权利人。普遍上来看,我国的农民群体经济实力比较欠缺,文化水平较低,而且有些农民为了改善家庭状况,通常会在农闲时节选择外出务工,这导致农民在遇到土地承包纠纷时往往不具备必要的能力和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妥善的处理,再加上从事土地承包仲裁纠纷的仲裁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通常不够专业,因此,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进行仲裁时,一定要遵循便民利民的原则。落实到具体实践主要表现为,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程序的设计和运行要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即农民的利益,仲裁机构的设置靠近农民,设置县、区两级的仲裁机构,条件不完善的,至少设置县级仲裁机构。另外,在纠纷仲裁的程序设置上,需要尽量简化,方便农民进行办理和执行。在庭审方面,必须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将固定庭和流动庭进行有机结合来完成有关裁定。在收费方面,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经济水平,尽量设置较低的收费标准,对于有经济困难的农民当事人,可采取适当的减免措施。

第二点,低成本高效率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有必要遵循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是由我国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所决定的。农民作为我国的低收入群体,经济负担能力比较低,难以承担高成本的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方式。另外,农民群体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农忙时节在田间忙碌,农闲时外出务工,因此没有过多精力耗费在纠纷仲裁上。基于这两点,仲裁机关在进行仲裁时,一定要尽量避免多次庭审,力争在一次庭审中解决所有纠纷问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民当事人在经济和精力上的负担。

第三点,坚持教化型原则。在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时应坚持教化型原则,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是每个农民家庭生活的希望,因此一旦出现土地纠纷问题,农民很容易出现偏激的情绪,一切行为都旨在保护自己最大的利益,这对于土地纠纷的高效合理解决非常不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仲裁人员需要对持有这种态度的农民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打消他们偏执的想法,促进他们以更加理性的思维来解决土地承包纠纷。二是,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方面要顾及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也要基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层面进行处理,而采取教化引导的方式,对于在纠纷仲裁过程中践行这两点大有裨益。通过教化引导,农民可以充分提高思想水平,强化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此类纠纷案件的发生,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秩序的稳定。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之程序设置

第一点,受案范围问题。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受案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而承包土地所有权权属争议不属于仲裁的范围却是各地的一致规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承包人不能所有。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一致的规定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合同争议、承包土地收益争议属于仲裁的范围。

第二点,依职权仲裁问题。一般来说,在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时,应充分尊重农民当事人的意愿和处理方式,不得施行强制仲裁。但落实到具体实践,我国有些省市仍旧将强制仲裁当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主要手段,比如,湖南省桃源县。这种手段并没有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应该进行调整和纠正。

第三点,证据规则设计问题。目前,我国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有关规定或试行办法,与民事诉讼和普通仲裁的证据规则如出一辙,施行严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同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举证不能(力)的当事人,这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带有过多的行政诉讼色彩,因此,应该将相当于行政主体的举证义务赋予村委会或乡(镇)政府。

四、结语

当前,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立法还处于探索阶段,很多的法律条文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完善,因此,一些进行试点的地区应该依据我国特有的国情,充分考虑农民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推向快速发展的阶段。

摘要: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我国重视的社会形势下,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有关工作相当重要。文章中,首先介绍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之模式构造,其次论述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之基本原则,最后就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之程序设置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李钢.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几个问题[J].科技与企业,2015(19):20.

[2]石元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2.

[3]杜江.浅谈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重要性[J].甘肃农业,2014(5):27-28.

纠纷仲裁 篇10

关键词:山林纠纷,仲裁制度,必要性,基本原则

山林权属纠纷是当事人为山林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而发生的争议 (以下简称山林纠纷) 。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 各地山林纠纷时有发生, 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 也影响着林业生产发展和林区稳定。而现行山林纠纷的调处机制一般是由政府直接做出行政决定加以调处。在现行调处机制下, 至少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缺少调处期限规定。二是法院审理山林纠纷行政案件不能适用调解程序;三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 政府负举证责任, 而山林权属有关证据一般都在争议双方当事人手中, 政府往往处于被动局面的情况等。实践中上述弊端的存在增加办案难度。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山林纠纷仲裁制度, 造成立法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影响了山林纠纷调处活动的正常开展。笔者针对以上这一实际, 试图就建立山林纠纷仲裁制度的有关问题, 作一初步探讨。

1 建立山林纠纷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1.1 山林纠纷仲裁制度的建立是由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行为的性质决定的

山林纠纷仲裁制度是调整政府机关仲裁山林纠纷程序的法律制度。随着山林纠纷仲裁理论与实践的开展, 它的建立愈来愈显得必要。由于《森林法》仅赋予各级政府处理山林纠纷的权力, 并未明确这一处理行为的性质, 所以理论界对这一行为的定性不一。一种观点认为, 人民政府依《森林法》授权山林纠纷的处理行为属于行政决定;另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它属于行政仲裁。笔者赞同第2种观点。这是因为:行政仲裁是指行政机关或其特定机构以第三者身份对特定类型的民事、经济、劳动等争议按仲裁程序做出裁决和公断的行为。行政决定则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经法定程序依法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单方处分的行政执法行为。其二者的本质区别表现在: (1) 提起的方式不同; (2) 目的不同; (3) 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不同; (4) 处理的方式不同。山林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对山林所有权、使用权等财产关系所发生的争议, 其实质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人民政府的处理行为, 完全符合行政仲裁的特点, 是以第三人的身份, 适用调解、裁决等方式对争议的资源权属进行的仲裁。

1.2 建立山林纠纷仲裁制度是健全行政仲裁制度, 搞好山林纠纷仲裁工作, 保证社会安定的需要

要建立和健全我国行政仲裁制度体系, 则必须建立山林纠纷仲裁制度。建立山林纠纷仲裁制度是规范山林纠纷仲裁行为, 提高行政效能的要求。建立山林纠纷仲裁制度是正确合法有效地处理山林纠纷, 维护社会安定, 促进林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山林纠纷发生容易解决难, 如龙泉市在1990~2008年间的山林纠纷立案2 357起, 争议面积7 651.7hm2。其中调处结案2 251起, 山林面积6 717.6hm2;积案106起, 争议面积934hm2。特别是山林延包后, 森林资源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林农重视山林开发和利用, 更加要求对山林权属进一步明晰, 调处任务十分繁重, 如不及时解决容易引起恶性事件。这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仲裁制度加以保证, 促使矛盾的尽早解决。

2 关于山林纠纷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

2.1 自愿申请原则

对于山林纠纷, 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 也可以向人民政府申请处理, 山林纠纷的仲裁需经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自愿申请方可提起, 仲裁机构不可强行收案。

2.2 分级管理, 一次裁决原则

山林纠纷仲裁由各级人民政府的专门机构承担, 根据《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案件的性质、座落地点, 分别由乡、县、市 (地) 、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分级处理。各级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无论哪一级仲裁机构的裁决, 都是终局裁决, 不得申请上级仲裁机构再行仲裁。但是, 不服裁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3 着重调解原则

由于山林纠纷的复杂性, 处理结果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等因素, 山林纠纷的仲裁应先行调解。同时要做到当事人必须自愿, 必须合法, 但不能久调不决。山林纠纷处理的经验说明, 着重调解是妥善处理山林纠纷的有效方法。据统计, 浙江省1991年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达768起, 争议面积9 333.3hm2, 占立案总数的81%, 历年的调处情况基本类同。又如:龙泉市1985~2008年共调处山林纠纷2 418起, 其中已调解结案的2 275起, 决定结案的143起, 调解结案的占总结案数94%。

2.4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查清事实是正确仲裁的关键, 不管是以何种方式结案, 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 正确适用法律, 做到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都合法。

2.5 当事人权利义务平等原则

山林纠纷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任何一方都无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仲裁机关对当事人应一视同仁, 保障双方平等地行使权利。

2.6 回避原则

凡与本人及其配偶或者当本人及其配偶的近亲属有特殊关系的案件, 均不宜参与。不宜办理本案的仲裁人员应当回避, 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回避。

3 关于山林纠纷仲裁的管辖

按级别管辖是划分上下级仲裁机关之间受理和解决山林纠纷案件的职权范围。各级仲裁机关管辖本辖区内的案件, 即:乡级仲裁机关管辖本乡镇范围内的案件, 县级仲裁机关管辖本县内案件, 地 (市) 级仲裁机关管辖本辖区内县际纠纷案件, 省级仲裁机关管辖本辖区内地 (市) 际纠纷案件, 国务院仲裁机关管辖全国省际纠纷案件。地域管辖是划分同级仲裁机关之间受理和解决山林纠纷案件的职权范围。它按照山林的座落情况和本级仲裁机构的辖区划分仲裁管辖。

4 关于山林纠纷的仲裁程序

4.1 案件受理

仲裁机关收到当事人的申请后, 应作初步审查, 在规定期限内 (行政仲裁通常在7d) 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仲裁机关受理后, 应在规定期限内 (通常为5d) 申请书副本送达申请人的对方当事人, 要求其在法定限期提出答辩和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4.2 仲裁准备

仲裁机关应由3人以上单数组成仲裁庭, 实行合议制, 其中设首席仲裁员1人。仲裁机关在正式仲裁前, 应认真审阅申请、答辩书, 收集证据勘察山场, 并制作争议山场示意图等。

4.3 保全措施

各级政府在处理山林纠纷时, 为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财产损失, 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做出保全措施的决定, 对仲裁标的范围内林木、林产品等财产进行查封、扣押等。

4.4 调解协商

调解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 可在仲裁裁决前的各阶段进行,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促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 达成调解协议书。

4.5 仲裁裁决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双方反悔的, 仲裁机关即应进行裁决。裁决时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 全面掌握案情, 弄清事实真相, 进行合议, 作出裁决。被申请人经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可以缺席裁决。仲裁裁决书应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身份以及争议内容、对争议所作出的裁决 (附山场示意图) 、裁决的根据和理由、不服裁决的起诉期限等。

参考文献

[1]何丕坤.调处山林权属纠纷的几个原则问题[J].林业与社会, 1994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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