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翻译观（精选六篇）
阐释学翻译观 篇1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展望
1 阐释学
西方的阐释学研究源远流长, 且不说古代, 单说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阐释学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 就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著作和充足的理论资源。由于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科学, 而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又是翻译绕不开的话题, 所以阐释学和翻译研究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人们发现, 从阐释学的视角切入翻译研究, 就能够对翻译现象、翻译本质以及诸多纷繁芜杂的翻译问题得出全新而又深入的认识, 因此阐释学的相关理论, 尤其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就成了从事翻译研究的一把利器。
2 国内现有阐释学翻译研究思路
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 有学者更是把它精确地定位为始自1987年, 认为这一年正是“中国译界初识阐释学翻译观的起始年” (西风, 2009:58) 。自此之后, 国内的阐释学翻译研究新论频出, 前后相继, 在近三十年的过程中始终没有中断过。
总结起来, 国内阐释学翻译研究大体遵循以下几种研究思路:
2.1 翻译的本体性研究
不管在什么领域, 本体性研究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在翻译研究内部, 对于“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某个视角出发, 必然会得出“翻译就是某某某”的结论。从勒弗维尔 (Lefevere) 的理论视角出发, 翻译就是改写, 从巴斯奈特 (Bassnett) 的理论视角出发, 翻译就是文化构建, 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出发, 翻译就是解释, 翻译就是效果史, 翻译就是视野融合。
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 对翻译的本质展开了更深入的反思和探讨。在杨武能看来, 翻译就是“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 (杨武能, 1987:3-6) ;在邵宏看来, 翻译是“对异邦文化的阐释” (邵宏, 1987:8) ;郑延国认为“所谓翻译, 实乃一种解释或曰阐释” (郑延国, 1996:63) ;朱献珑、屠国元则认为“翻译就是原作与译者的视域相遇、交流、碰撞, 最终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 (朱献珑、屠国元, 2009:108) .事实上, 不管是阐释也罢, 解释也罢, 诠释也罢, 视野融合也罢, 阐释学翻译研究对翻译本质的界定, 对整个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 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从之前的客观主义研究转向主观主义研究;另一方面, 研究对象为之拓展, 研究视野为之开阔:从纯粹的语际翻译转向包括语内翻译、符际翻译甚至一切阐释性、理解性的活动在内的广义的翻译。
2.2 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在传统翻译研究话语中, 由于受“模仿说”、“语言转换说”等思想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极端低下, “画家”、“媒婆”、“翻译机器” (屠国元、肖锦银, 1998:28-31) 等或多或少带有贬低色彩的称呼屡见不鲜。画家临摹, 媒婆牵线, 翻译机器自动生产产品, 译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被彻底无视。然而阐释学进入翻译研究之后, 世人的目光聚集在翻译活动的从事者———译者身上,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步。
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引入了“前理解”的概念:“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 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 这种新的理解可以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 (王岳川, 1999:197) 。海德格尔的“前理解”, 连同伽达默尔的“偏见”, 甚至包括后来尧斯的“期待视野”一脉相承, 共同揭示了文本的多义性, 理解的历史性, 以及意义的建构性,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读者的译者对文本进行的解读必然是主观的, 能动的, 这也正是译者主体性的由来。
袁洪庚在《阐释学与翻译》一文中, 从对“前理解”这一概念的分析出发指出“人类理解任何事物的过程都不仅限于被动地去接受, 而是去参与—在理解中加入自己的意识” (袁洪庚, 1991:36) 。这一说法尽管没有使用诸如“译者主体性”之类的字眼, 但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显露出译者参与意义构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这一倾向;屠国元和朱献珑则旗帜鲜明地用阐释学的理论来探讨译者主体性 (屠国元、朱献珑, 2003:8-14) ;也有学者用“主体性介入”来代替译者的主体性。“介入”作为一个动词, 更具强制性和动态性, 比“主体性”这种客观的描述更形象, 也更深入:“翻译从来都是一种主体性行为, 其主体性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 (吴迪龙、朱献珑, 2006:200) 。
总之, 以上学者或许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 但不论是“参与”, 抑或是“介入”, 无一不是背离了传统的译学理念, 摆脱了原文和译文之间本原/派生、第一位/第二位、真本/摹本之类的二元对立, 彰显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者自身的地位, 而这一切, 不得不说是拜阐释学所赐。
2.3 误读的合理性研究
误读, 是相对正读而言的。传统翻译观认为对原文只能有唯一正确的解释, 亦即所谓“正读”, 除此之外的所有理解和解释都被认为是“误读”。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引入“前理解”和“偏见”的概念, 认为意义产生于阅读过程中, 产生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这样一来, 误读就被从理论源头上合法化了。
有学者认为, “只要以阅读为存在方式的鉴赏和审美行为不停止, ‘误读’就不会绝迹” (屠国元、朱献珑, 2003:10) 。鉴于翻译无疑以阅读为存在方式, 而且无疑会涉及鉴赏和审美, 这实际上宣布了“误读”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有意误读还是无意误读, 将误读这一行为发挥到极致的译者非庞德莫属, 有学者就曾就此做过深入研究。徐敏、舒奇志就从阐释学理论出发, 主张“从促进文化交流、加强东西方文化沟通和融合的角度肯定庞德的创造性误读” (徐敏、舒奇志, 2008:205) 。最早从专业角度对误读现象进行探讨的当属申迎丽。她的专著《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详细论述了误读的定义, 分类, 产生原因, 误读的启示等等, 并以此对翻译的基本问题如意义、可译性、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译者的角色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她把误读提高了翻译本体论的高度。
一方面, 学者们高举正读的大旗, 主张对文本进行唯一正确的解释;另一方面, 误读现象却普遍存在, 而且有的误读甚至还产生了建构性和积极性的意义。然而学者们却苦于无法从理论的高度和思辨的角度去解释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现象, 阐释学的引入恰好从一个侧面解答了人们的困惑。
3 现有阐释学翻译研究不足
当前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借助阐释学的理论成果, 尤其是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野融合三大基本原则, 对翻译的本质、译者的角色和误读的合理性以及其他重大问题进行全新的认识和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 阐释学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然而, 现有的阐释学翻译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一些局限和不足。
3.1 忽视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描写性
不可否认, 阐释学中的“阐释”, 明显带有方法论和技巧方面的性质, 尤其是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的确如此。但是, 在阐释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却是用来客观描述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的主观性问题、意义的生成性问题以及理解的历史性等问题。换句话说, 哲学阐释学是, 或者说主要还是描写性的, 而不是规定性的。或许我们可以更保守地说, 哲学阐释学最大的价值, 其实不在于教会人们怎么去理解, 怎样去解释, 或者怎样去翻译, 而是启发人们从怎样的视角来研究翻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然而, 有些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比如, 有学者认为“异文化背景下的译者必须要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以求得与原文作者达到‘视野融合’” (朱益平, 2010:220) ;这种认识思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倾向。笔者认为, 这其实是对哲学阐释学的一种误解。笔者无意对这种看法吹毛求疵, 然而“必须”两字体现出一种浓浓的规定性。换句话说, 它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或解释, 而是对未发生的翻译行为进行硬性的规定。这种主张是前瞻性 (prospective) 研究而不是回顾性 (retrospective) 研究 (申连云, 2004:76) ,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哲学阐释学的精神。只要有阅读过程和理解过程, 阐释就会存在, 解释就会伴随, 视野融合也就必然会发生。视野融合这一概念的提出, 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意识到读者/译者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作用和理解的历史性, 而不是指导人们必须怎样从事翻译实践。
3.2“阐释”的泛化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或者用最通俗的话来讲, 它“很好用”。然而世上毕竟没有完美的理论, 某种理论或许在解释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在解释另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许又会变得苍白无力。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科学, 它关注的问题始终是意义,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才同翻译研究产生了交集, 而哲学阐释学也不例外。学者们往往将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理解和表达。可以这样说, 理解方面的问题, 有很多可以从阐释学那里得到启示或者解答, 然而面对表达方面的问题, 阐释学似乎多少有点力不从心。现有的阐释学翻译研究试图用阐释二字概括一切, 统摄一切, 解释一切, 似乎翻译中除了阐释, 没有其他, 有将阐释推向极端之嫌。比如,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和风格问题明明可以从“改写”的角度和文体学的角度更好地加以分析, 却也被纳入了阐释学的关照之下, 强行加以解释。比如, 有学者用阐释学的视角来分析晚清时期的目的性翻译 (屠国元、朱献珑, 2003:11) , 似乎不妥。晚清时期的目的性翻译, 更多地是出于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 有意识地篡改、增添或删减文本内容。他们并不是不理解原文的意义, 也并非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无意识的误解, 只是在翻译的表达阶段对原文有意识地改动。所以作者尽管以《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为题, 但笔者认为, 这种现象与其用阐释学来解释, 倒不如用目的论或改写论来解释更合理一些。
4 结语
教育起点观的哲学阐释 篇2
【内容提要】任何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都有自己的起点，从知识和道德出发，这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传统起点观，它们在生命之外寻找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基础，使人的发展丧失生命的根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应遵从生命优先的原则，从生命的原初活力出发，理解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逻辑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于生命，但又不止于生命；始于生命的陶冶，但又不放弃知识和道德的追求，这是生命力量论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的哲学解释。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人性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归属，有不同的人性观就会有不同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理论与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实践，只有把握人性的本原，才能真正构筑解放人性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因而，反思人性的本原何在，是探寻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的哲学前提。
一、人性的“力”：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建构的生命起点
传统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观，在生命之外寻找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基础，把知识和道德视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使人的发展丧失了生命的根基，人性的“力”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中无以生长。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起点，以生命优先的原则重新构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人性基础。
（一）知识论与道德论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观
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起点是指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以什么样的人性假设为理论构筑与实践操作的前提。由于对人性的本原有不同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观。(1)知识论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观。这是理性主义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观，他们将理性视为人的本性，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就是为了培育人的理性能力，求知是理性能力的最高表现。理性主义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以培养知识人为目的，以知识的传递与学习为基础，建构整个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逻辑与体系。从知识出发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起点观，源于以知识为美德的古代希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把理性知识的获得作为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重要出发点；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知识为信仰所代替，知识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中逐渐处于次要位置；直到近代科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奇迹，知识又重新走上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统治地位，赫尔巴特和斯宾塞的主知主义教育（www.xf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翻译观 篇3
摘要：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等观点将诠释学重心从作者中心论演化为了读者中心论。理解的历史性就是指特殊读者的译者可依据时代和自己的视界来理解原文，并发挥其主体性。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在效果历史中理解原文，其意义永远不可穷尽，特定史条件下的译本不可能成为“不朽”之作，需要不断重译；翻译即诠释，是具有历史性、主观性的诠释行为，翻译标准也应当是相对的。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3—0047—04
诠释学与翻译都以对文本的理解为前提，它们自诞生起就有着亲缘关系，在许多层面上是一致的。也正是由于翻译与诠释学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诠释学原理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伽达默尔(Han-Georg Gadamer，1900～2002)在《真理与方法》这部伟大的诠释学著作中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等观点将诠释学重心从作者中心论演化为读者中心论，既为寻回诠释者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我们考察并重新理解和解释翻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本文试图运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理论来探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译以及翻译标准的相对性等问题。
一、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与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诠释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理解与解释问题，即意义问题。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诠释者，都有着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理解总是要受历史因素的制约。因此，文本或文本作者的原意是不存在的，诠释活动根本无法去复制文本作者的原意，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历史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
伽达默尔强调，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就翻译而言，作为理解主体的译者与作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性，而这种独特的历史性必然要渗透到理解过程中。这种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前理解”注定使其具有特定的价值观，从而形成特定的“偏见”，进而在翻译活动中做出合理的“偏见”的选择。对文本的解读，就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而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沟通中产生视界融合而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理解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的真理与现时的思维性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偏见本身就成为人们创造力的表现。这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的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评价依据。
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有助于我们从正面去肯定译者和译作，从而提高译者的地位。长期以来，翻译界一直都把作者和原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第一位的；而译者和译作被看作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译者“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但是，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观点，“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努力，译者的任务就不单单是跟在作者和原作后面亦步亦趋，消极地接受原作，而是可以在原作的基础上积极地创造”。译者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经历、体验、学识、好恶、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对原作所作的阐释实际上是创造性的表现。因而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原语作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这样一句话：
He made you a highway t0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
这是朱丽叶在决心去死之前对着软梯所发的感叹。她盼望着夜色降临，以便挂一条软梯，让她的心上人爬进闺房与她共度良宵。
处在20世纪40年代的朱生豪先生将此句译为：
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
原文中to my bed显然是“上我的床”，但朱先生却发挥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将“to my bed”译为“相思”，这在中国几千年礼教文化语境中比“上我的床”要含蓄得体得多。朱之所以如此译，是因为在朱先生所处的时代，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直截了当地说出要她的心上人“上我的床”是无法被人接受的。
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家方平先生却将此句译为：
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
两个译者面对同一句话，却有不同的翻译，正是不同时代的译者理解的历史性使然。朱生豪先生在翻译这句时所感受到的性忌讳和性压抑的民族心理，到了翻译家方平先生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还担负着用另一种语言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向译入语读者传达的任务。在翻译活动中，读者的期待与要求始终是译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能否与译者的理解与再表达形成和谐的关系，即原作者的视界与译者的视界是否形成视界融合，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到翻译的目的能否达到。翻译的这种多因素和谐的要求在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中找到了理论支撑，他帮助我们消除了传统译论中作者的权威性，译者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视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当主体视界处于强势的时候，译者将自己的主观因素和目的语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政治和文化因素大量带入翻译当中，使得译作在形式上偏离原语社会，尽量向目的语社会靠拢，呈现出归化倾向，如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译者翻译的多数外国文学作品和我国“文革”时期译介的部分外国作品；当客体视界处于强势时，译者会尽量避免将主体因素和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带到翻译之中，更多地保留原作风貌，在翻译方法上就表现为异化，譬如鲁迅的大多数翻译作品和庞德翻译的中国唐诗等。
二、效果历史与译本重译
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总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为“效果历史”。在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这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艺术作品是包含其效果历史的作品”，在理解过程中，应当显现出这样一种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是开放性的，其意义永远不可穷尽，因此，它是超越生成它的那个时代的。这就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它的不同理解提供了可能性。艺术作品如果不打算被历史地理解，而只是作为一种绝对存在时，就不可能被任何理解方式
所接受。他的这种看法鲜明地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理解的历史性问题，而这正是效果历史原则的主旨所在。
伽达默尔关于效果历史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实践中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世纪中期西方文艺批评领域里曾经产生过热衷于追求“理想范本”的“客观批评派”，他们要求批评家在文本面前忘掉自己，排除主观感受，把回归到作家的原始意图视为终极目标。然而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向未来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之中。特定时代的译作只能是对原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是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临时性产物，不可能一劳永逸，成为“不朽”之作，这就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译者提供了重译同一文本的机会。
同一时代同一原文由于译者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译文，同一原文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阐释和翻译。因为，随着历史发展，随着新学科的不断涌现，阐释方法不断丰富，就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解。
对每一位译者个人而言，文本永远都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对文本“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再完美的译本，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失色，从而被新的重译本所取代。“一部文学巨著犹如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极对它的开掘。多个译本就是多次的开掘……正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阐释，人们才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因而不同时代也就非常需要有适应这种变化的不同的译本了。”正因为如此，文学名著如《红与黑》、《堂·吉坷德》、《简·爱》等在我国先后都出现了十几个重译本；Charles Dickens的The Curiosity Shop有林纾的旧译本《孝女奈儿传》和许君远的新译本《老古玩店》；Dreiser的Sister Carie有裘柱常与石灵合译的译本，后来又有了裘柱常的重译本；《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已经数以百计，而新的译本还在不断出现。与旧译本相比，每一次重译，其理解都有新角度，其阐释都有新手段，其语言更具有时代气息。
三、理解的历史性与翻译标准的相对性
提及翻译标准，人们首先会想到“信达雅”、“忠实”、“对等”、“等效”等字眼。伽达默尔认为，翻译需要“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而且还以对被表达的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以“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为结果，前者是针对原文本而言，而后者是为了读者而言。对于翻译的前提——理解，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像是个人的主观性行为，理解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对翻译来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若把理解视作译者的纯个人的主观行为，那么传统翻译论所强调的以理解的客观性为基础的忠实，就无法保证。
在诠释学视角下，翻译的本质是解释。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原文文本的开放性，加上译者的历史性使得翻译过程和结果具有解释性。但这并不否定翻译标准，相反，文本的确定性和译者视界中公共视界的存在决定了解释应有的度。但是，这一个度是动态而开放的，并导致了翻译标准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又是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辩证思想为基础的。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一方面强调文本意义的未定性和开放性，强调译者视界在翻译中的决定性作用，承认翻译是具有历史性、主观性的解释行为，这些的确有力地否定了翻译标准的唯一性和绝对性；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文本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其意义相对封闭，译者对于原文文本的诠释不可能信马由缰。相应地，诠释学视角中的翻译标准在承认翻译的解释性特征的同时，又强调要限制翻译解释的度。诠释学主张意义多元，但这不是主张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诠释学主张意义相对性，但这不是否认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相对性表明意义的开放性，多元性表明意义的创造性。
翻译即解释，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伽达默尔在强调问题开放性的同时还指出：“问题的开放性并不是无限的。它受到了问题视界的限制，如果没有问题视界，可以说，问题就会是飘浮不定的”。也就是说，问题是由视界所束缚和规定的，在这种视界内，开放性在于事物是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的可能性，但每一种可能性必须事先被规定，它们的规定性标志着问题视界的界限。因此，“问题必须被提出。提问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又预设了某种限制”。正如洪汉鼎所言：“问题的开放性之所以不是无限的，是因为它包含的无非只是在改变和确定之间的非确定性或犹豫不决。……说开放的问题不是无限开放的，这意指它也是一个指导的问题和给出的方向，但它的开放性在于它指导达到几种可能回答的几种可能方向。”换言之，理解过程中所形成的新视界对两个原有视界的超越并不是无止境的，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超越。伽达默尔通过对问答逻辑的讨论，又一次辩证地指出了理解的过程是开放和限制的辩证统一过程，所以具有历史性的翻译本身就是具有相对性的。
作为翻译的解释，其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的特征。文本除了具有未定性和开放性之外，还具有确定性，文本的确定性是导致翻译解释有限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二是译者的视界。译者除了拥有自己的独特视界之外还拥有公共视界，公共视界要求翻译的解释应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表明，翻译的解释虽然不可能是唯一的，但也并非可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而是要求译者在解释过程中把握一个理想的“度”。这个理想的“度”是在译本相对性基础上受到原文和视界共同影响的，它作为翻译标准的决定性要素，也必然要体现相对性。很难想象，一个绝对的、没有相对性的理想解释度将如何规范、衡量和指导翻译。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评介 篇4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过重大影响。1975年, 他凭借一部独特的翻译著作扬名西方翻译理论界--《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这部有关语言和翻译理论的著作被成称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2. 阐释学的基本定义
一般地说, 阐释学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 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从词源学上讲, hermeneutics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hermes赫尔墨斯, 古希腊神话中传达信息的信使之神。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阐释学。第二阶段是方法论阐释学。
斯坦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斯坦纳认同阐释学的普遍性, 这点可以从他对翻译的定义看出来:1.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 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2.翻译实际上就是理解和表达。3.任何一种方式的交流都是一种翻译, 都是历时或共时性的意思的转化。4.研究翻译即研究语言。这也即是斯坦纳的翻译理论被归入阐释翻译学的原因之一。
3. 翻译过程的四个步骤
斯坦纳认为翻译的阐释学即“对翻译文本的理解”。他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即信赖 (trust) 、侵入 (aggression) 、吸收 (import) 和补偿 (compensation) 。
信赖是对以往认知行为的肯定和体现。但是, 从心理上看是极度危险的。译者可能要面对“对他十分不利甚至充满敌意的文本。”也就是说译者相信文本中一定有内容, 但内容转化过来却可能是空洞的, 毫无意义的。正是由于这种来自原文的敌意和强烈抵抗, 才催生出了翻译的阐释活动第二步aggression, 即侵入。
有些理解并不是十分理智的, 每个理解行为的目的都是要兼并另一个实体, 理解行为不仅指的是理解而且还指消化。消化在语际翻译中就意味着侵入和损失。译者入侵的同时也会获得。有些原文本经翻译后内容扭曲, 或译文比原文更受欢迎。
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吸收不会造成一个真空状态, 它一定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它们在不断地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文本也会受到作者认知补充的影响。吸收会带来两种结果, 一种是消化, 一种是感染。斯坦纳认为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一问题, 翻译行为丰富了我们的方法, 但是“也可能会出现译入语文化被操纵, 甚至被致残的现象” (斯坦纳, 1998:315) 。
成功的翻译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的意义对等, 词语对等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如果无法达到对等, 补偿就是必需的。在翻译过程中, 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译者拿走太多或是太少, 或把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删去。而斯坦纳眼中的阐释翻译是要“恢复平衡即为译者的道德。”是要力求恢复平衡。在翻译行为中, 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 补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4. 总结
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是对翻译理论的一个贡献, 特别是对汉、英互译来说, 它有着很强的实用性, 但它也有其局限性。阐释翻译理论从哲学入手, 拒绝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 反对将翻译概念化, 最终陷入哲学循环阐释的死胡同。但斯坦纳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他独特的角度, 惊人的洞察力给予人们无限的启发, 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符白羽.阐释学在翻译领域中的运用.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2006.
[2]金敬红, 李思国.斯坦纳和勒代雷的阐释翻译理论评介.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3]乔治.斯坦纳 (庄绎传编译)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4]吴志萌.现代阐释学语境下斯坦纳的翻译观.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5.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 篇5
【关键词】翻译 跨文化阐释 文化传播
翻译既有着语言转换的功能，又有着跨文化的阐释功能，尤其在文化走向世界化的进程中，对翻译方式进行合理的界定，对翻译的方式进行合理的选择对文化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如果翻译人员选择的翻译方式过于拘泥于原著，就会限制住思路，很难对原著的进行深层次的翻译；如果翻译人员过度的对原著进行阐释，就会造成偏离原著中心意义。因此，翻译人员需要充分的认识到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的含义，在翻译时选择合理的翻译方法，以便能够生动的翻译出原著，又不会偏离原著的中心思想。
一、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的概念和作用
翻译的就是对语言的转换。目的就是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从实质上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有利于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和交流。人类会根据翻译而交换的信息，相互促进发展。因此，翻译是不同文化背景间交流的必备手段，缺乏翻译，就缺乏文化的交流，从而影响文化的传播。
跨文化阐释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跨文化的范围界定应该有个合理的范围，如果进行文化作品翻译时，过于拘泥文化本身的含义，就会很难挖掘作者的主题思想，如果过度的翻译，就会偏离原作的中心，因此，在进行跨文化阐释时，应该保持合理的度，才会让翻译工作更好的阐释出原著的主题思想。
二、跨文化阐释和文化传播
1.翻译文学的选择机制。世界文学是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任何文学都具有其民族的特点，但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被广泛流传，只有适应特定的社会形势和文化背景的作品才能够称之为经典作品。而一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作品就会被淘汰。而且，也不是所有优秀的民族作品都会成为世界经典作品，只有经过翻译人员翻译成各个民族都可以理解的，并且需要读者的喜爱和市场的流通才会成为世界优秀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需要翻译人员的翻译，如此，就需要个人或者翻译组织对优秀的民族作品进行选择。国家在进行翻译时，往往会选择能够促使民族文化发展的书籍，在民族文化长期停滞发展的情况下，就需要这样的书籍来促进文化的发展，例如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外国书籍翻译，就是需要新鲜的事物来刺激中国旧文学的发展。
2.中国文学的传播。跨文化阐释在很早以前就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例如《史记·大宛列传》中就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若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跨文化阐释现象。到了中国近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外国的资料来评论就是典型的跨文化阐释。总之，经过了外国资料的阐释，《红楼梦》这部中国名著就成为了世界文学著作。就王国维的事例来说，表面上看是王国维把西方的文化引入中国，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名著引向世界，由于书籍中加入了西方的知识，西方人便能体会和阅读中国的名著。王国维的做法就是跨文化阐释的极好范例。充分体现了用西方的语言来介绍中国的故事，把中国的名著引向世界的作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让西方人理解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扬与传播是十分有利的。
三、跨文化阐释的范围界定
跨文化的翻译可以有效的进行文化传播。但是在文化传播的同时，翻译人员应该掌握一个度。只有掌握好阐释的范围，才能更好的阐释出文学著作的主题思想，如果过多的注重著作本质，就会被限制住思维，翻译人员就不能完美的表达出著作的主题思想；如果翻译人员对著作的翻译过度，就会导致思想重心偏离原著。因此，对阐释的度有一个合理的把握会使翻译的内容不会偏离原著，同时可以对原著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阐释。对翻译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3]。
完美的翻译一些著作，将著作引向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中国文化的发扬和传播不是靠翻译几本著作来实现的，这需要学者们阐释的著作要具有引导作用，将中国一些有民族意义的书籍进行阐释，传播到世界之中，这部分书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刺激的作用，可以激发国内学者的研究激情，全身心的投入到发展中国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去。另外，文化的传播还需要国外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著作，这样可以更好的表达著作的含义。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靠着书本的翻译就能实现的，他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翻译人员的任务是重中之重，在跨文化的阐释中，选择合理的范围进行阐释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才会实现。
翻译和跨文化阐释是发扬文化的重要手段，阐释的不断发展会促进世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本文通过对翻译和跨文化阐释的概念和作用、跨文化阐释和文化传播的关系和跨文化阐释的范围界定进行阐述，希望翻译人员和学者能够对传扬我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能够齐心努力，把我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中去，让世界文化形成中、西并立的格局。
参考文献：
[1]吴耀武，花萌.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国内研究综述（1980—2013）——基于国内学术期刊的数据分析[J].外语教学，2014，06 （12）：104-109.
从阐释运程看对翻译的操纵 篇6
【摘要】阐释学理论运程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每个步骤都存在着操纵，或是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或是体现在诗学层面，抑或体现在赞助人层面。本文通过对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本分析揭示出，不论是对翻译进行何种操纵，译者葛浩文都较自如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较娴熟的使用增益、替代、释义等补偿手段，最大限度的在传达作者意图与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之间、在中国特色文化传播与译入语可接受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忠实地完成了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作用，表现出了作为杰出汉学家和译者的卓越素养。
【关键词】莫言 葛浩文 阐释学理论 操纵理论
一、前言
《师傅越来越幽默》（以下简称《师傅》）是莫言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莫言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既反映城市生活又反映国企改革题材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国企老劳模丁师傅在企业破产之后跌宕起伏的再就业过程。失业伊始，他失落彷徨、百般不顺，还因一场伤病而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囊空如洗。感觉在老婆面前挺不起腰杆的他，突然在极度苦闷的时刻找到一个发财良机：将小树林里废弃的公共汽车改造成“林间休闲小屋”供男女幽会，从中收取服务费。在他的徒弟吕小胡的鼓励和帮助下，起初还自责的丁师傅生意逐渐红火起来，囊中渐鼓。直到有一天，一对模样恩爱的男女似乎在小屋中自杀了。良心不安的丁师傅选择了报警，可当和警察一起到现场试图解救这对情侣时，却发现小屋中空无一人，不过虚惊一场。这部小说令人深省，在残酷生存和迎难而上之间，在精神缺失和生命底线之间，在小胡眼里好像与社会脱节的、幽默的丁师傅均选择了后者，这很难讲不是对社会内心诉求的呼唤。
《师傅》的英译本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是葛浩文翻译的众多中国现当代作家著作中的一部，在美国出版时受到了广泛关注。
与其它由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相比，国内对这部小说及其译本的关注及研究要少许多。本文就尝试以莫言小说《师傅》及其葛浩文英译本为例，从阐释学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解读，并在解读中体会翻译操纵对翻译的影响。
二、阐释学理论和操纵理论
阐释学是关于解释的方法论的研究学科，与早期的《圣经》翻译有着密切的天然关系。乔治·斯坦纳借用哲学的阐释思想将翻译过程看成阐释的运作，并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他提出了“理解就是翻译”的观点。
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操纵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就是操纵”。所有翻译，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特定社会中以某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某种操纵。所有翻译都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层面的操纵包括对翻译选材的操纵、对文本解读的操纵以及对翻译策略的操纵。诗学层面的操纵主要指译者受社会主流诗学影响，会根据自己的美学倾向解读源语文化。赞助人层面的操纵则更多关注译文是否满足了赞助人或译入语读者的社会文化等需求，以及是否达到了某种社会或商业等目的。
三、翻译阐释过程中操纵的体现
下面我们就从阐释过程的四个步骤去分别看看《师傅》英译本中操纵的体现。
1.信任（Trust）。“信任是翻译阐释的第一步，是一种信念投资。”任何一个翻译过程，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翻译的文本。这种选择可能出于译者自身的兴趣或偏好，也可能受翻译机构甚至某种政治和社会目的的影响。不论译者选择了何种源语文本，他都要相信要被翻译的文本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被翻译的。只有译者头脑中保有这种信任，他才会全力以赴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也就是翻译。
葛浩文正是一个对翻译文本有所选择的译者。他在提名莫言获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推荐辞中这样说道，“大多数优秀的小说家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作品的高品质，但是莫言却不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每一部小说都反映了他超凡的才能”。这充分体现了葛浩文对莫言及其小说的信任。
他曾说过，“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译，还得看出版社的意思呢”，“出版社不要也没辙”；他还认为，美国读者“大概喜欢两三种小说吧，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师傅》这部作品恰恰具备以上两种特点，既有对男女幽会的情爱描写，又有对中国国企改制时期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刻画。这说明，在翻译的第一步信任阶段就出现了赞助人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对翻译选材的操纵。
2.侵入（Aggression）。侵入（或进攻）是翻译阐释的第二步，意味着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感知和理解。斯坦纳说，要“打破语言外壳，捕获核心内容”。这里理解已经不是简单的词和句的问题，而是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每种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它文化的自身特征，比如习俗、传统、历史和思维方式。为了让读者理解，当译者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他必须将源语文本中他认为不必要的或不适合的部分拿掉或进行一些修改。
小说结尾部分就有一个明显例子：
“小胡，我明白了，那是两个鬼魂……”
“Little Hu，now I understand，it was a pair of spirits.”
原文中，面对徒弟小胡那个警察表弟的喃喃责备，丁师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进入他休闲小屋的一对青年男女是两个鬼魂。从译文里我们也不难读出这层含义。
但葛浩文的理解应远不如此，他对原文有着深刻、透彻的体会。他读出了小说中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艰难，敏锐感受到社会改革期间人们物质、道德和生命等观念的变化，感到作者虽然对社会现象有现实的描写，但应该不会止步于此。小说主人公丁师傅最后“心里感到轻松无比”，恐怕更因为在现实困境和挽救生命之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道德选择，这是两种态度较量的最终结果。
葛浩文用心良苦，为了向读者传递出这层原文也许并未明言的深意，他没有选择“ghost”或其它表示“鬼魂”的词，而是选用了兼有“鬼魂”和“态度”两种含义的“sprit”一词，让读者产生联想、并思考如何看待这一特殊时期不同的人生态度。
因此，葛浩文作为译者，不仅“侵入”、捕获了原文内核，而且为了向读者传达他的见解、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文本解读进行了操纵，将原文一句平实的感慨升华到哲学层次，强化了读者对人生态度或生命意义的思考。
3.吸收（Incorporation）。在对源语文本侵入之后，译者面临的第三步阐释过程就是吸收。斯坦纳将对源语文本的吸收分为大致两类，内容的吸收和形式的吸收。然而“无论是对于内容，还是对于形式，都不是把它吸收到真空地带。”他说，“把新接纳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有的完全归化”，“有的则始终显得生疏”。这也就是韦努蒂后来所指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
（1）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归化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透明、流畅的译文，最大程度地考虑了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1）“妻子因为不能生养，在他面前小了一辈子。”
“Because she was infertile，in his eyes she was simply inferior.”
在某人面前“小”是个很中国化的说法，但若译成“younger”或“smaller”等，就会偏离原文所含的某种战战兢兢、低声下气的形象，葛浩文用“inferior”一词尽管也没有表达出老丁妻子因不能生育而感觉低人一等的含义，离源语文化表达还有些许距离，但却以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刻画出了老丁在其妻子面前的伦理优越感，仍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2）“小胡，天无绝人之路对不对？”“Little Hu，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true dead-end，wouldnt you say？”
“天无绝人之路”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表达，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命题。“天”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是有灵性、仁性的，具有无上权威并可被感知。天道不亡，人道不绝，天人合一，顺法自然，人就有出路。这里的“天”断断不是“Heaven”或者“God”所能替换的。葛浩文深喑中国文化，既然只言片语难以将“天”解释清楚，不如舍弃，换成目的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是真正的死路”，既忠实了原文本意，又令译文简洁、流畅并易于接受。
（2）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异化则有意打破了目的语规则，为读者提供保留了源语文化异质性的目的语文本。
1）“雷公电母看着呢……”
“The lord of thunder and mother of lightning are looking at you.”
2）“鸡有鸡道，狗有狗道。”
“Chickens follow their ways and dogs follow theirs.”
通常我们在英汉或汉英翻译过程中，对“狗”都做了相应处理。比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原因就在于“狗”在中西文化中的地位悬殊，在中国，和“狗”搭上边的多半好不到哪去，比如“狗腿子”、“狐朋狗友”、“狗眼看人低”等等。而在西方，“狗”却被当做人类忠诚的朋友，人们将“幸运儿”称作“lucky dog”。但是葛浩文并未一概避开这个在中国含有相当贬义的字眼，他的汉学家身份让他理解“鸡有鸡道，狗有狗道”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大道朝天，各走各边”，这是中文里少有的不带贬义色彩的“狗”，因此大胆的保留了它的本身形象，让目的语读者去体会中国味十足的异域风情。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发现，在吸收、翻译过程中，葛浩文没有一味采用单独的翻译策略，在保证忠于原文的条件下、在保证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前提下，他尽可能多的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形象，而在目的语读者可能难于理解的情况下，他就灵活的采用了归化策略进行处理，虽然丢失了某些文化意象，但却保证了译文相对原文而言意义没有大的偏离。
因此，在《师傅》的英译本里，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对翻译策略是有操纵的，而且他的操纵应该说是成功的。
4.补偿（Compensation）。翻译阐释过程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补偿。斯坦纳说，“由于我们倾向于原作，第一步信任使我们失去了平衡”，然后“我们包围、进攻”，“当我们满载而归时，我们又一次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拿了别人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翻译必须提供补偿、必须恢复平衡，“翻译过程如果缺少了第四步就是不完整的”。
斯坦纳将翻译看作是一项艺术行为，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给出翻译创作真正“工具”的原因。但对于翻译补偿策略而言，前人学者通过不断的实践、研究，提出了多种翻译补偿手段，下面将用具体例子，就《师傅》及其英译本对增益、替代和释义三种补偿手段进行分析。
（1）增益法（Amplification）。增益法，即适当增词，将源语读者一目了然、而目的语读者了解不多的信息传达出来。
“他顾不上别的了。”
“All of a sudden，nothing else mattered.”
这里原文中的核心意思是“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但是“顾不上”在中文里还有在很短的时间里放下一些事情而去照顾另一些更紧急、更重要的事情的隐含意义，因此在译者增加了“All of a sudden”后，老丁在极短时间内对心理焦点的转换形象就传达给了目的语读者，原文信息在译文中表达得更加完整。
（2）替代法（Substitution）。替代法的应用主要是由于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的表达习惯，就需要用目的语中的另一种形象去替换源语中原来的形象，以避免目的语读者的不解甚至是误解。
“你们欺负一个老头子难道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Arent you afraid lightning will strike you dead for taking advantage of an old man？”（Goldblatt，2011：46）
本文曾提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这样一个观念，做了坏事会遭天谴，而且人们认为最常见的就是遭雷劈。“天打五雷轰”表达的正是这个文化内涵。可是这个在中文读者里太正常不过的表达如果直译过去，西方读者就会非常困惑，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非常讲究逻辑和例证，现代科学表明，人不是被雷打死的、而是被电击死的。所以葛浩文非常精准的用“lightning”替代了原文里“雷”的形象，消除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令西方读者释然。
（3）释义法（Paraphrase）。释义法指的是舍弃原文中的具体形象，直接解释出原文的意思。
“老婆让他的话给镇唬住了，不再啰嗦。”
“His comment took the wind out of her sails，and she shut up.”
“镇唬”一词和“镇摄”“威胁”或者“威吓”都有所差别，它兼有“吓唬”并“控制住了”的意思。在目的语中要找到与其对等的表达着实不易，但若照直译出，译文可能会繁琐、拖沓，且不一定能传达出原文中老丁话语的力度。为了能使译文更贴近原文意思、也为了目的语读者领会“comment”的威力，葛浩文直接用了“风停帆止”的说法，弥补了原文中的形象缺失，以符合西方社会主流审美的方式再现了原文意境。
可见，在翻译补偿阶段，译者运用了多种补偿手段以尽可能减少翻译过程中的缺失，并在诗学层面对翻译进行了操纵，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四、小结
经过对莫言小说《师傅》及其葛浩文英译本的分析不难看到，阐释学理论运程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每个步骤都有操纵的体现，或是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或是体现在诗学层面，抑或体现在赞助人层面。然而，不论是对翻译进行何种操纵，葛浩文都较自如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较娴熟的使用增益、替代、释义等补偿手段，最大限度的在传达作者意图与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之间、在中国特色文化传播与译语可接受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忠实地完成了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作用，体现出了作为杰出汉学家和译者的卓越素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