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精选十篇）

社会小说 篇1

关键词：莫言小说,民间社会,民间故事,民间情境

莫言这位乡土之子, 从贫瘠的土地中获取宝贵的民间智慧。莫言与民间社会有着奇妙的情缘, 首先体现在小说中传奇民间故事的选取上。

莫言在故乡土地上, 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 “我总觉得我的故乡有些可怜。我嫌弃它, 又有些忘不了它”[1], 高密东北给予了莫言饥寒挨饿的童年, 童年是人接触人性最真的年代, 而莫言的童年却因生活的贫穷过早地接触到了人性的本真, 这对于莫言未来的小说创作或许是不幸中的幸事, 使得他对于人性有着独特的理解, 获得民间的独有智慧, 这其中不可忽略的便是来自于有着民间智慧的爷爷的启蒙, “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 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 一直向前走” (《大风》) 。贫瘠的黑土地以母亲博大的胸怀, 关爱着这位小学未毕业便辍学务农的孩子, 在爷爷民间智慧的启蒙下, 莫言从贫瘠的土地中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民间风俗人情的盛宴。

一、传奇的民间故事

在莫言的小说中, 有着大量关于民间传奇轶事的描述, 透出一股带有麦香的民间神秘感, 构织着高密东北这个传奇的世界和传奇的人们。这其中大概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先辈的传奇故事的描述, 其中包括“我奶奶”、“我爷爷”、“我姐姐”、“我姑姑”这些人的传奇事迹;一种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具有典型民间色彩的奇闻逸事, 其中包括仙妖鬼狐、风水奇闻等故事。

莫言这种独特的乡土之子的身份, 成就了小说中“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叙事角度, 他更愿意表达民间土地的朴实和原生态景象, 真切而细致地以一个亲临者的身份, 讲述一个个关于“我爷爷”、“我奶奶”、“我姐姐”、“我姑姑”的传奇故事, 这些富有高密东北乡这个神奇地方色彩的故事, 在作品中流露出晶莹神奇的色彩。如《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传奇爱情故事。“我奶奶”由于父亲的贪财, 在父亲的逼迫下被迫与麻风病人结婚, 就在成亲的那一天, “我爷爷”作为一个轿夫, 却和“我奶奶”开始了一段惊天地的爱情传奇故事。小说中高粱地的结合、抢婚等情节, 是无法被束缚的情欲, 是人性的一种本能体现, 充分体现了“我爷爷”、“我奶奶”敢于大胆反抗统治强权的勇气。《秋水》中“我爷爷”和“我奶奶”传奇的爱情故事和经历更值得称赞, 两人不甘为世俗这道看不见的枷锁束缚, 私奔到了荒无人烟的高密东北乡, 因此他们成了第一批开拓者, 荒凉清贫却温馨甜蜜。后来“我奶奶”为“我爷爷”生“我爸爸”那个情节, 更富有极强的传奇色彩, 莫言用粗糙的笔调细腻地描写了从开始的难产到后来一位貌似“仙女”的“医生”的出现, 顺利地生出了“我爸爸”, 如此具有故事性、传奇性的故事, 在莫言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再如《蛙》中“我姑姑”一生传奇而富有悲剧性色彩的故事, 《丰乳肥臀》中“我姐姐”下乡时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经历。

故乡对于莫言来讲, 是获取民间趣文的宝藏, 过早辍学便开始务农的莫言与故乡的土地和民间社会有着近距离接触。在这片乡土中, 民间的奇闻逸事全汇聚积累在莫言童年的那个纯真的头脑里, 民间智慧赋予了莫言一双睿智的慧眼, 关注着民间社会的点滴, 洞悉着世间百态的酸苦, 这样的民间趣闻轶事体现在莫言的小说中, 更增添了几分趣味性和传奇性。如《金发婴儿》中黄毛和婆婆对讲那些天南海北的神奇民间故事。黄毛讲了一个王戈庄有个女人被井里的荷花迷了本性而丧命的故事, 原来那朵荷花就是勾死鬼变的。婆婆给黄毛讲的故事更神奇并且充满民间智慧。说是一个雨天, 八个泥瓦匠到破庙避雨, 却遇到非比寻常的大雷火球, 于是互相开始怀疑有人做了亏心事, 这是上天的报应, 于是想到一个辨别做亏心事的人, 让他出去接受惩罚, 就是他们决定每个人将斗笠向庙门扔去, 谁的斗笠被风吹走就出去受死, 而最后那个被风吹走斗笠的人绝望地跑到外面, 对上天祈祷不能冤枉好人, 于是破庙坍塌, 剩余的七个人全压在里面, 无一生还。这些极富民间智慧的故事, 是最有味道的调味剂, 民间文化价值和独特形态借这些民间故事, 有滋有味地表现在小说中。再如《爆炸》中关于狐狸的情节, 《欢乐》中提及的风水和祖坟风俗, 《球状闪光》中关先生形象的塑造, 《牛》中大媳妇和小女婿的故事。这些民间传奇故事都具有民间智慧的内涵, 是莫言小说关注民间社会的体现, 也是这位乡土之子的民间智慧体现。

二、典型的民间情境

莫言关注民间社会, 以乡土之子的身份书写这里的人生、社会, 莫言笔下的世界是充满故事的神秘高密东北乡, 是真实的民间社会, 为我们构筑了一幅色彩浓郁的乡土民间社会画卷, 在这幅画卷上, 最绚烂的一抹色彩就是典型民间社会情境的表现。

民以食为天, 在莫言构筑民间社会的时候, 关注人民, 关注他们的生活, 自然离不开食物, 于是典型的民间食物意象便成为莫言小说民间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如小说中的“白荞麦、豆腐荞麦”、“高粱”“玉米”和“麦子”等颇具乡村色彩的食物, 它们本身就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运用到莫言笔下的民间社会中, 更充分体现了真实的民间社会生活, 再如一些日常吃饭场景都颇有浓郁的乡土色彩, 如“筑路工睡眼惺忪地起来, 眼睛半睁半闭着喝玉米面糊子, 啃玉米面大窝头, 就着腌萝卜疙瘩” (《筑路》) 。又如“队长披着夹袄, 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 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 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 (《透明的红萝卜》) 。再如“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一块玉米饼子, 我从包袱里也摸出了一块玉米饼子。我摸出了一根大葱, 他也摸出了一根大葱” (《牛》) 。玉米面糊子、玉米面大窝头、腌萝卜疙瘩、高粱面饼子、大葱等这些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乡土食物, 所塑造的场景只能属于民间, 此间展示的便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与莫言童年和青年在高密东北乡生活的经历分不开, 真实的乡土民间经历给了莫言创作的一方肥沃土地, 在这里, 想象力自由驰骋, 带着浓郁的乡土麦香, 书写着民间社会, 也属于民间社会。

莫言小说除了具有典型民间乡土色彩的食物意象外, 还有大量带有典型民间情景的描写, 如民间技艺情节的描写。如《透明的红萝卜》中, 对于老铁匠、小铁匠和黑孩打铁情景的描写。“老铁匠从炉子里把一支烧熟的大钢錾夹了出来, 黑孩把另一支坏錾子捅到大钢錾腾出的位置上。烧透的钢錾白里透着绿。老铁匠把大钢錾放到铁砧上, 用小叫锤敲敲砧子边, 小铁匠懒洋洋地抄起大锤, 像抡麻秆一样抡起来, 大锤轻飘飘地落在钢錾子上, 钢花立刻光彩夺目地向四面八方飞溅” (《透明的红萝卜》) 。打铁作为民间一种很有传统特色的民间技艺, 在莫言如此详尽的描述中, 散发着浓厚的民族气息。

莫言小说中, 同样散发着浓厚民族气息的情节还有关于民歌或是民间俗语的引用, 如《透明的红萝卜》中老铁匠与小石匠冲突时唱的两句“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戏文或是歌词”, 《秋水》中“我爷爷”教我唱的儿歌, 《姑妈的宝刀》开篇对于民歌的引用, 《牛》中“骡马比君子, 牛羊日他娘”民间俗语的引用, 《大风》中爷爷哼起的民间小调, 从这些作品中对于民间俗语智慧的引用, 可以看出莫言对于民间社会的谙熟, 那种信手拈来的程度是这位民间之子深得民间大地馈赠的礼物, 作品中流露的种种乡土色彩正是莫言这位民间之子真性情的流露。

莫言对于民间社会的理解是民间社会经历厚赐的恩宠, 再一次揭示人类本性的原生态和民间智慧, 莫言小说中的民间社会是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一抹永恒的绚烂。

参考文献

反映社会现实的微小说：指标 篇2

也许是那时的地价比较便宜，也许是为了打出一个样板和名气，开放商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致使这个小区现在还经常成为学建筑和规划的学生来参观学习的范例。

小区很大，各种户型的楼房掩映在花草树木中，一年四季都呈现着曲径通幽，小桥流水，花香四溢的美景。住在这里的人走路都是充满优越感的高昂着头。

程子豪很庆幸自己能早早地看中这里的房子，并且没有一点犹豫地出手买了一套三居室。

还没有美上两年，程子豪的烦恼便接踵而至。程子豪的第二个孩子马上就要上完幼儿园了，但选择上小学成了一个难题。

和小区一路之隔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市重点小学，一所是孟家寨小学。

小区的住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重点小学，但小区太大，住户比较多，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每一套房子只有一个上重点学校的指标。粥少僧多，连房产中介推出的房源都会专门注明有无指标。

孟家寨小学是孟家寨自己办的学校。这一片地原来都属于孟家寨，按新的城市规划，孟家寨属于城中村改建，政府统一给孟家寨的村民们每一家建起了三层还建房，就在程子豪他们那个小区的北边一路之隔。

手里有了钱的村民们除了自己住一部分，多出来的房子就租了出去，很快孟家寨就拥有了吃喝玩乐的一条街，从蔬菜水果到各种家用小电器，基本上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便宜。

程子豪这个小区虽然漂亮但物价却非常贵，有了孟家寨的便利，也给程子豪他们小区的住户提供了生活方便。

孟家寨小学的生源主要就是原孟家寨的子弟和租房做生意的人的孩子。

虽然生活便利了，但程子豪和这个小区所有的住户一样，对让自己的孩子去孟家寨小学上学那简直是不敢想的事情。在他们的心里，孟家寨本来就是农村，现在又有了那么多流动商贩，整体素质实在不敢恭维。家长的素质都不行，还指望孩子的素质会高吗?近墨者黑，自己的孩子进了孟家寨小学能学好吗?

程子豪越想越烦恼，大的孩子已经上了重点，如果把小的送到孟家寨小学，且不说学得怎样，将来孩子大了，有出息还好，没有出息那不全怨在他们夫妻头上了吗?那家里还有安宁吗?

为了找指标，程子豪加入了小区的各个聊天群，不放过任何信息。

一天，群里有人说可以买指标，就是买那些没有用过指标的住户指标，但谈何容易，指标价格像火箭一般地飙升，而且根本买不到。

程子豪的父母和妻子的父母都在外县，总不能把一个孩子丢到小县城去上学吧，那可能还不如孟家寨小学呢。

程子豪还想了另外一个解决途径，要不就全家凑钱再买一套有指标的小房子，房子可以租出去，只要拿到指标就行。可是，程子豪的房子还在还房贷，房价涨速又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全家人收入的涨幅，连房贷首付都付不起了。

程子豪忧愁的脸上开始显现出了沧桑，一向浓密的黑发也开始稀疏，上班做事儿经常出现心不在焉的情况，已经被上司批了好几次。

一个周末，妻子带两个孩子去公园玩，程子豪在家玩游戏解闷儿，妻子打来电话，让他去买点菜。程子豪无奈地到了孟家寨，心不在焉地挑着菜。

突然，一个惊喜的声音：“程先生?”程子豪抬起头，一个菜贩夫妻俩口子正笑眯眯地向他走来，并把他拉进了自己的菜棚里，“程先生，您需要什么菜在这里拿就行了!”“那怎么行呢?”程子豪的脑袋里还在想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那天，要不是碰见你，我买房子的钱就全没了。”男人一脸地感激。

程子豪突然想起来了，那天，他去银行办事儿，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跟在一个拎着袋子的男人后面，手正要伸向那个袋子，程子豪快步走到了那个小偷后面猛地吼了一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突然一声高亢的吼叫把大家都震住了，那个小偷的手抖了一下想缩回手，拎袋子的男人已经机灵地反应过来，抓住了小偷的手。

那个拎袋子的男人就是眼前的这位菜贩子。哈哈哈!程子豪和菜贩子同时笑了起来。

菜贩子说他们买的房子就在程子豪他们小区里，程子豪心一动，问了句：“你们那房子有指标吗?”“有啊!好多人找我们要买指标呢，嘿嘿，没有想到，那玩意儿还那么值钱。”

“那你们卖了吗?”程子豪的心悬了起来。“没有，我们还在考虑呢。”

程子豪小心地问了句：“那你们能把指标卖给我吗?”几乎是异口同声：“还卖啥，就送给你，本来就应该报答你呢!”

白话小说中的晚明社会 篇3

金钱的社会：社会财富成为 衡量人们价值的重要标准

晚明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有钱几乎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格言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首先，有了金钱可以买到身份、买到官位。明朝自景泰年间开纳粟入监之例，至嘉靖、万历时，纳粟生在国子监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了国子生的身份，不仅可免家中二丁差役，更有了直接与朝廷命官对话、结识权贵的资格，还为经商牟利、科举入仕或参充吏职、转补官缺提供了方便。在《醒世恒言》卷29中，北直隶浚县的才士卢柟敢于傲视官长、横行乡里，不仅仅是因为能写几首歪诗、作几篇陋文，也不仅仅是因为家中广有田地，还因为有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身份。虽然这个身份也是捐纳而得，却使他能够结交天下名士、打通各层关节。

《警世通言》卷31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但其前提条件是老财主生前已为败家子曹可成捐了监生的身份，而作为妻子的赵春儿又暗中为丈夫的入仕准备了千两白银。曹可成虽然浑，却清楚一个道理：家当是可以败尽的，但所捐的監生身份却是永久的。妻子更为现实地清楚另外一个道理，没有银子运作，监生的身份等于零。过去有父亲的银子，曹可成以白丁买得了监生的身份；如今有妻子的银子，曹可成以监生的身份得选吏职同安县丞，不久升任泉州府经历，又转补官缺做了潮州府通判，并做了半年的代理知府。“本多利多”，做官如同经商一般。几年下来，连本带利，积攒下了数千两白银。心安理得之后，曹可成与妻子赵春儿荣归故里，将以往抵押出去的田产房屋尽行赎回，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城郊财主的日子。但是比起过去，又多了一个退休官员的身份。而这一切，虽然有种种偶然性，但都是由金钱铺的路。

其次，有了金钱可以买到女人。晚明小说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少男少女、真男信女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大多以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为前提，但金钱的作用也时时可见。《初刻拍案惊奇》卷2叙少妇姚滴珠因不满公婆的约束，只身逃出，误入“雪里蛆”汪锡之手，本来是“合当晦气”，不料遇上号称“吴百万”的吴大郎，便“像是他家里一般，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而汪锡及婆子得了吴大郎八百两银子，便也善待着姚滴珠。至于《二刻拍案惊奇》卷28，徽州岩子镇酒家李方哥因图程朝奉的钱财而与妻陈氏相商，让陈氏与程朝奉私通，反映了小业主们为发财致富而不惜以牺牲夫妻感情为代价的心态，而大财主因为有钱，便可公然向小业主提出，以自己的白银交换对方的妻子。这种事情虽然并不光彩，但在当时来说，应该并非个别，否则李方哥夫妻在商议这笔交易时也不会那样理智而冷静。丈夫说是“没主意”，其实是主意已定；妻子说是“羞人答答”，其实是跃跃欲试。二人策划如何出卖肉体，犹如盘算酒店生意一般。而这场讨论的起因，便是程朝奉的金钱。当然，李方哥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了依据：其一，“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其二，“我们不是甚么阀阅人家”。世界不是清白的世界，人家不是脸面的人家，所以无所顾忌，落得赚他有钱人的大注银子。

即使是情动天地的杜十娘的故事，最裂人心肺的情节，也与金钱直接相关。读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朋友一定注意了这样一个细节：李甲、孙富的两个船上的水手以及在岸上围观的群众，通过杜十娘的倾诉，都对李甲、孙富进行了谴责。但也许忽略了另外一个细节：人们的情绪，其实是随着杜十娘不断把随身携带的珠宝投入江中而激发起来的；而李甲表示自己的悔恨、孙富表示不再参与他们夫妻间的事情，也是在发现杜十娘原来是位“富女”之后。杜十娘悲剧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至少说明社会财富其实已经成为衡量人们价值的重要标准。孙富纵有千张巧嘴，能说动李甲将杜十娘让给自己，作用在白银千两；杜十娘纵有万般苦楚，能在临死前打动船上、岸上之人，能令李甲“大悔”、孙富“劝解”，不仅仅是因为风情万种、光彩照人，更在于“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并将其尽弃江中。而杜十娘跳入江心时，仍然是“抱持宝匣”。

不仅如此，有了金钱甚至可以买通官府、陷害他人或保护自己，在“三言二拍”及其他小说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权势的社会：有权势者可以利用 权势干坏事也可以做好事

晚明又是一个权势的社会，权势者也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明朝自永乐以后，其势力已基本上停止了向外的拓展，在此后对“南倭北虏”的斗争态势中，也大抵处于守势。虽然是内忧外患不断，但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之前，这个政权对内镇压民众却始终是强大有力的，这就为权势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提供了保证。

在“三言二拍”中，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坏事，几乎都是有权势者或者是通过有权势者做成的。《醒世恒言》卷29，浚县知县汪岑在卢府受了屈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欲置名士卢柟于死地。《警世通言》卷24，山西洪同县王知县因为收了监生赵昂一千两银子，便将玉堂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二刻拍案惊奇》卷4，在云南做兵备佥事的杨乡宦，凶暴贪酷，故有外号“杨疯子”，不仅利用权势收了云南秀才张寅的钱财，而且害了其主仆五人的性命。这些有权势者或为官，或为吏，滥用权势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发泄私愤，或者是为了贪图钱财，而更为主要的是后者。

中国从来就是人治社会。由于所有的冤案都是由权势造成的，所以，洗刷冤屈、伸张正义也必须倚仗权势。玉堂春的冤案是由洪同县知县的权势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平阳府刘推官和巡按监察御史王景隆的权势；卢柟的冤案是由浚县知县汪岑的权势和一意孤行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另一位浚县知县陆光祖的权势和坚韧不拔；张廷秀兄弟的冤案是由苏州府黑心巡捕和糊涂知府的权势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已经中了进士并做了常州府推官及翰林院庶吉士的张氏兄弟自己的权势。《醒世恒言》卷20就张氏兄弟的申冤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评语：“俗语道：‘官官相为。’见放着弟兄两个进士，莫说果然冤枉，就是真正强盗，少不得也要周旋。”

有权势者可以利用权势干坏事，但也可以用来做好事、用来成人之美。《醒世恒言》卷7叙钱秀才受表兄颜俊之托，代其相亲、迎亲，却被颜俊误解，厮打起来。吴江知县正好路过，问明情由，即将高小姐判给钱青：“高赞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颜俊借人饰己，实出奇闻。东床已招佳选，何知以羊易牛；西邻纵有责言，终难指鹿为马。两番渡湖，不让传书柳毅；三宵隔被，何惭秉烛云长。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妇，两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之孽。高氏断归钱青，不须另作花烛。”同样以权势作成好事的还有《醒世恒言》卷8，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且公然声称：“我作了主，谁敢不肯!”《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在广东合浦因争执珠价误伤人命、惹了官司，知县恰恰是七巧儿的继夫吴杰。在七巧儿的一再请求下，吴杰利用权势平息了事端。

《喻世明言》卷10《滕大尹鬼断家私》，说是“鬼”断，实是“诡”断，是通过权势，既断家庭财产的纠纷案，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为自己谋求利益。滕大尹为香河知县，以“廉能著称”。退休官员倪守谦立下遗嘱：“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故在生前将十坛白银共一万两、一坛黄金共一千两暗埋于偏旧小屋的地下，并在遗嘱中将小屋分给善述。遗嘱最后声明：“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但滕知县在经过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声称倪老先生显灵，托其代分家产，并将一坛黄金相赠作为酬谢。不动声色中，掠夺了一千两黄金。按当日金价，合白银约一万两，为倪守谦遗嘱中所许的三十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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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两黄金的入帐，自然也是利用权势的结果。但滕大尹应该说还算是有良心，没有将千两黄金之外的万两白银也收入自己囊中。而以明代的薄俸，倪守谦除了生前的花费及留给长子善继的不动产外，还有千两黄金、万两白银，自然也是通过权势得来的不义之财。

情欲的社会：情欲在男欢女爱中 被描述得比才貌更重要

晚明还是一个追求情欲的社会。情欲可以使人不顾一切，可以使人不惜名声、不计后果、抛弃家庭、抛弃财产。

流传已久的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早已深入人心。《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人传奇，赞扬的也是男女之间义无反顾的爱情。至元、明时，历史上所有男欢女爱的传说，几乎都被编入戏剧，除上述范蠡、西施等故事外，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李靖与红拂的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苏小小与秦观的故事等皆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说的在江州遇上的素昧平生的长安故妓，也被编排为白居易旧时的相好。但所有这些故事，男女之间的情欲几乎都是以相互爱慕为前提的。男子所爱的首先是女子的貌，其次是女子的才；女子所爱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由于这是一个科举的社会、一个文人当道的社会，而所有文学作品又都是经过文人加工创作的，所以，所谓的才都是以词赋为标准，读书人特别是相貌俊秀的读书人在作品中总是占尽便宜。即使是商人，也必须要有文人的味道。

在晚明白话小说中，虽然才貌仍然是青年男女爱情的基础，但情欲在男欢女爱中被描述得甚至比才貌更为重要。“三言二拍”的不少作品，男女之间的情感更首先产生于对情欲的追求而不是对才貌的爱慕，如三巧儿与商人陈大郎之间的情欲、邵氏与家奴得贵的情欲皆是。

《喻世明言》卷1叙薛婆设下偷梁换柱的圈套，助陈大郎诱奸三巧儿。虽然三巧儿数月前曾见过陈大郎一面，并因为陈大郎酷似丈夫而有好感，但并无所谓爱慕之心，尤其是在与其发生性关系时，更不知对方是何人，只是因为情欲的需要而“不暇致详，凭他轻薄”。经过一番暴风骤雨之后，才问对方：“你是谁？”并由此“无夜不会”，“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全然不念与蒋兴哥三年夫妻之情，也不顾忌自己家在枣阳县的地位和身份。三巧儿与陈大郎的情感，是从情欲的需要而发生的，并由于情欲的需要而加深，致使宁愿随其私奔。

如果说三巧儿对陈大郎的感情除了情欲的需要之外，还有陈大郎家中的富裕、相貌的英俊、为人的潇洒，那么《警世通言》卷35叙邵氏与家奴得贵的关系，则完全是建立在情欲需要的基础之上的。邵氏姿容出众，自23岁守寡，十年之中，立身贞洁，人人敬重；得贵则是一个“又粗蠢又老实”的家奴，见着主母，心中便害怕得紧。但在无赖汉支助的唆使之下，得贵赤身裸体连续三夜仰卧房中，遂使邵氏不能自制，不顾主仆之间的尊卑贵贱，不嫌得贵的粗俗愚笨，从此与其成了事实上的夫妻，每夜“必与得贵取乐”。

即使是因为才貌而一见钟情，所追求的也仍然是情欲。《警世通言》卷34叙河南南阳卫千户之女王娇鸾与苏州府吴江县教官之子私通，《醒世恒言》卷15叙江西临江府监生与众尼宣淫、卷16叙浙江杭州城内少女潘寿儿被无赖陆五汉骗奸，《初刻拍案惊奇》卷34叙杭州士人闻人生与少尼静观船舱奇遇，《二刻拍案惊奇》卷38叙张家湾女子莫大姐与情人私奔被卖妓院等，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和凌濛初一面在作品中表现求色求欲，另一面又振振有词地告诫读者戒色戒欲。这正是传统道德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作者观念中的反映，并表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冯梦龙、凌濛初以及其他所有白话小说作者，又都是一面道貌岸然、义正词严地告诫禁色禁欲，一面却用充满同情和赞赏的笔调，为读者讲述一个个回肠荡气的由追求情欲而发生的婚恋故事。作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劝戒情欲是假，宣扬情欲才是真。这在“三言”的第一篇《珍珠衫》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金钱、权势、情欲面前，传统的道德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尽可以谴责道德的沦落和社会的败坏，但人性的本来面貌却在这种沦落和败坏中得到最真实最本质的体现。因此，晚明小说中所展现的，又是一个率真的社会、一个剥去了伪装的社会。当时的思想家们所推崇的是：“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李贽《焚书》卷2)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社会的现实，特别是经济发達地区市民社会的现实。思想家们所作的提倡，其意义在于将这种社会的真实放大，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社会小说 篇4

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Taifel和Turner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区别于个人认同, 后者是指对个体具体特点的自我描述, 是个人特有的自我参照;社会认同是指社会的认同作用, 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2]。简言之, 就是一个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个社会必然是由众多群体构成的, 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属于不同阶层, 必然从一开始就打上所属的身份烙印。Taifel定义社会认同:“个体认识到他 (或她 )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 同时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3]每一位群体成员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感, 从而获得自尊与满足, 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 个体就会自主离开他们的群体或者想办法实现积极区分。

首先, Turner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 也会将自己纳入某一群体之中, 将符合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 形成一个自我身份定型的过程———“社会分类”。然后, Taifel和Turner认为由于积极自尊和自我评价的需要会促使社会比较的发生。个体会通过积极区分原则比较群体间的差异, 这时认知、情感和行为往往会偏向自己所属的群体, 认为自己一方的地位、特性更有优势, 从而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尊———“社会比较”。再次, 当一个群体内的成员在社会分类中缺乏积极区分, 那这名成员要么在社会交往中远离自己群体或者在心理上疏离与自己群体的联系, 要么积极探索或者通过竞争流动到自己 认为更好 的群体中 , 以此获取 积极的区 分和自尊———“积极区别原则”。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社会个体就会陷入社会认同的困境之中无法自拔, 从而可能成为杀人犯、变态狂、疯子等人性扭曲的个体。波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性都经历了不同社会认同的困境。比如短篇故事《他》中虚伪的Mrs.Whipple和故事《破裂的镜子》中终日沉溺于自己世界中的Rosaleen。

二、《破裂的镜子》中的妻子

故事《破裂的镜子》中, 中年的Rosaleen是一位75岁老人Dennis的妻子 , 两个人没有孩子。Rosaleen与Dennis对比鲜明。她还很年轻, 美丽且充满活力, 有着同龄少妇一般等着丈夫来满足的性欲。Rosaleen的欲望就像“在田间疯狂追逐伴侣的小牛”一样, 充沛并难以控制。虽然, 她嫁给了Dennis, 但是不能享受到一位正常丈夫所给予的照顾, 不仅是感情上的, 还有生理上的。另一方面, Rosaleen还必须像一位母亲一样, 像照顾婴儿般细心看顾年老体弱的Dennis, 比如在他睡觉时“要把他像婴儿一样裹在法兰绒里, 然后用热水袋暖着他”, 所有的家务和生活压力都落在她的肩上。她到底是一个妻子, 是一个女仆, 还是一位母亲呢?

Turner认为 :“个体认同建立是基于他 (她 ) 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 社会认同源于个体认识到他 (她)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意识。”Rosaleen明显不属于任何群体, 她既不是一位和丈夫相亲相爱的妻子, 又不是一位有着可爱孩子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定位就像她在自己家破裂镜子中看到的丑陋变形的影像一样, 是模糊的、变形的、扭曲的。所以, 在社会认同的第一阶段———“社会分类”, Rosaleen就陷入社会认同的困境之中。

在偌大的农场中, 她身心都感觉到孤独寂寞。于是, Rosaleen总是喜欢和别人念叨奇闻怪事 , 向大家讲述自己光怪陆离的梦境, 以此分散自己对性的渴望, 希望在困境中找到新的群体, 找到新的社会分类, 从而建立新的社会认同。她沉浸于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回忆之中, 那时候她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可以整天跳舞, 打扮, 与男人调情, 以此在自己原先的少女身份中寻找到慰藉。但这最后的一点寄托也在纽约之行后破碎了。当Rosaleen接到妹妹病危的电话, 她马上动身去了纽约 (Rosaleen的少女时代在纽约度过 ) , 其实这段旅途就是女主人公重寻青春和个人身份之旅。结果, 她发现自己曾经感觉快乐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街上的人行色匆匆, 她一个人也不认识”[4] (P124) , 在波士顿没有找到妹妹, 没有人认识她的妹妹, 甚至连电话簿上也没有她的名字, 这样Rosaleen与青春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荡然无存, 她不得不回归现实, 她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人人爱慕的美丽少女, 再也回不去以前的社会群体中了。当Rosaleen回家后, 她决定“逃避这个世界, 不再和任何一个人讲话”。这就意味着, 找不到社会群体和建立社会认同的Rosaleen把自己流放了, 她成了自己本该属于群体中的一个异类, 她选择了远离群体的其他成员。

三、《他》中的母亲

故事《他》的主人公Mrs.Whipple有三个孩子, 包括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 没有名字, 父母称之为“他”。Mrs.Whipple属于“母亲”这一社会群体 , 她明确地认识到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母亲, 要慈爱, 付出, 耐心, 富有责任感。一方面, 道德压力迫使她不得不做出“好妈妈”的姿态, 以此迎合这一社会角色对她规定的标准。Mrs.Whipple“无法忍受被别人同情”, “我什么也不能让‘他’做, 不然他们要来打听”, 每次邻居踏入他们家, “她每次都要先谈谈‘他’, 然后才能聊别的事情, 似乎这样才能让她心里好受点儿”。这些细节都充分说明了女主人公努力尝试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好母亲, 以自己的某种方式履行母亲的责任, 从而获取邻人对她的赞许, 甚至表扬, 从而建立自己积极的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 在与“他”的母子关系中, Mrs.Whipple意识到自己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智障孩子真正的母亲, “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儿子, 因为她在这单方面的付出中得不到一丝快乐和满足。在她看来, “他”不会说话, 也不会思考, 和动物并无二致。

在“母亲”这一社会身份的建立中, 由于儿子的无声与沉默, 致使Mrs.Whipple无法实现这一角色的社会认同。虽然MrsWhipple是一位母亲 , 也内化了“母亲”这一分类的特性 , 但是她无法用这个分类的属性定义自己, 她没有觉得在这一关系中, 获得了满足、自尊和积极区分, 所以她在社会比较这一环节失败了, 陷入了社会认同的困境之中。为了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她只有放弃自己的“群体”, 也就是打破她与“他”的母子关系。故事的最后, 当“他”生了重病后, 她选择把“他”送到福利院, 她想:“我也要考虑Adna和Emly, 她不需要做什么来弥补‘他’。噢 , ‘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这意味了MrsWhipple完全抛弃了自己这一社会身份 , 转而希望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找到新的社会认同。

波特虽然主要被当做一位优秀的文体学家来研究, 大家大多关注的是她的叙事策略、写作技巧等, 但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命运也是值得探究品味的。正如Taifel和Turner所说的, 个体被纳入不同的社会团体之中, 从而被打上这个团体特有的烙印, 大多数这个归类是被迫的、无奈的、无法选择的。女人不仅性别与男人不同, 还被社会赋予了其他身份和角色, 比如母亲 (Mrs.Whipple) , 妻子 (Rosaleen) 。这两位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个体和社会要求她们所扮演的身份出现了错位和矛盾, 而不能得到积极的社会认同, 母亲不像母亲, 妻子不是一名妻子。这些女性形象其实就是波特个性的化身, 承载着波特的精神和愿望。在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刻板印象、责任等束缚中, 波特期望能寻找到自我存在价值;在社会认同的建立过程中, 找到自己渴望的、有归属感的社会群体, 以此得到快乐、自尊和他人的认同。当然这种结果有两种, 像Rosaleen一样失败, 然后在沉默中消亡, 另一种像Mrs.Whipple一样, 获得泣血的满足。

参考文献

[1]王晓英, 杨靖.她世界[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2]Taifel H, Turner 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Worchel S, Austin W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 1986.7-24

[3]Taifel H.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s 1-3.London:Academic Press, 1978.

社会小说 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还乡;工业文明;农业文明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工业化的发展给英国和韩国社会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随着工业文明的逐渐起步，其对农业文明产生很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出现了许多以“还乡”为主题的小说。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的人们都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既有对农业文明的留恋，又无法一下子看到工业文明的前景。处于这种矛盾心理下，大量渴望心灵回归田园山野的“还乡”主题文学作品开始盛行。下面以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与韩国作家黄皙暎的《去森浦的路》为例进行比较。

一、“还乡”主题下人物形象的异同

哈代以其“环境与性格”小说而文明，黄皙暎被称为写实主义作家，二者所生活的时期都不可避免的烙上了社会转型期时代的印记，这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明显体现。两位的作品都在展示一种社会变革期人们内心的矛盾状态及整个社会的不和谐。我们通过对《还乡》和《去森浦的路》两部作品来具体分析。

首先从人物形象方面来进行比较。《还乡》中的主要人物有游苔莎、克林、韦狄、朵沁、文恩。哈代从他们对爱敦荒原的态度来刻画人物形象。爱敦荒原就是作者心中的故乡。游苔莎一个拥有非凡美貌、充满魅力、具有神秘感和叛逆性的人物，一出场便和荒原联系在一起。但是她却并不属于荒原，她是一位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外来人，外面世界的精彩纷呈在她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久久挥散不去。来到荒原，让她心中充满委屈，就像是受到惩罚被发配到荒原一样。她对爱敦荒原充满了厌恶与鄙夷，觉得这种地方配不上她高贵的身份，时刻渴望着离开这里，去往属于自己的繁华都市。

而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克林，则与游苔莎完全相反，克林是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荒原人。目睹过繁华都市生活的他，厌倦了巴黎都市狭隘、喧闹、嘈杂的生存环境，同时怀念那广袤具有原生态的荒原，在他眼里荒原是养育自己的土地，他对荒原充满了爱与责任，并怀揣改变荒原落后面貌的美好心愿，最终决定回到荒原。他计划在荒原办学校，传授“给人带来智慧而不是财富的知识”，奉行利他主义，追求崇高理想。克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乡村的人还没有成熟到能接受他的那个程度。”哈代想要传达的是在爱敦荒原这样一个旧观念还存在的地区，新观念并无法一下子融入，城市的工业文明并无法一下子取代乡村，城市的发展如何惠及乡村，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便出现了。

在《去森浦的路》中主要人物有，英达，白桦，郑氏。这里的森浦就是作者心中的故乡。黄皙暎通过描写他们的归途来刻画人物形象。英达是一个外出打工者，十足的浪子，处在失业无处可去的境地时，刚好偶遇了要回家乡森浦的郑氏，由于自己无处可去，便决定先跟随郑氏回森浦，之后再寻找打工的机会。英达在小说中是一个没有“故乡”的流浪汉，没有心灵的栖息地。他是一个没有依靠，也给不了别人依靠的人，像浮萍一样随处漂流。

郑氏也在外打工，他结束了数十年的流浪生活，想要回到故乡的理由只是“没什么……就是年纪大了，想回去看看”。由于厌倦了工业化般的生活，想要回到离开十年的家乡森浦靠打渔为生，过平凡的农村生活。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想要回到“故乡”的人，相比英达，他有着很强烈的归乡意识。他是一个有依靠，有心灵港湾的人。小说的高潮部分是最后场景的悲剧化。向着故乡的郑氏听了老人的话，变得茫然又失望。森浦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森浦。他最后的故乡也失去了的茫然若失在这里刻画得淋漓尽致。

通过比较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出，游苔莎和英达都是喜欢城市生活的人，游苔莎厌恶荒原，一心想要前往巴黎过贵族般的城市生活，成为上流社会的人，对她来说没去过的巴黎才是她的“故乡”;而英达虽然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但他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流浪者，为了生活不断在城市中寻找打工的机会，无非是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与其说他没有故乡，不如说在任何一个有打工机会的地方，都是他的故乡。小说中这样描写道“英达却站在一条逃往另一个地方的路上。”可以看出，游苔莎和英达的相似点在于，他们对故乡的概念仅仅只是满足自己理想生活的场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养育自己的故乡。

克林和郑氏及白桦就有更多的相似点。他们都是在繁华都市生活过的人，见过流光溢彩的世界，却并没有完全沉醉于都市。到头来反而厌倦城市生活，要回到养育自己的爱敦荒原和森浦这种朴实的小乡村。故乡对他们来说是心灵的栖息地，是在外漂泊多年，一回头永远会毫无条件就接纳自己的地方。不同点在于克林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想要改变荒原愚昧的人们，怀揣着办学的梦想回到故乡。最终梦想落空，成为巡回教士。而郑氏和白桦是单纯厌恶工业化般的生活，想要逃离城市，回到心中的净土。残酷的是故乡早已不复存在。

二、“还乡”主题下故事情节的异同

《还乡》中，游苔莎这样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为了过上贵族生活，嫁给了从巴黎归来的珠宝商人克林——这个最有可能带她离开爱敦荒原的人，并梦想着成为巴黎林荫大道一幢漂亮小屋的主妇。而最终克林却不愿回到巴黎，游苔莎的命运最终走向悲剧，在水中溺亡。而克林由于对故乡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用自己受到的文明改变故乡还无法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最终幻想破灭，成为了一个巡回教士。可以看出哈代对现代工业文明想要一下子就取代模拟工业文明，持怀疑态度。

《去森浦的路》中，英达没有目标，没有归属地漂泊，遇到郑氏后随他回森浦，但当他们即将踏上去森浦的火车时却被告知森浦早已被填平成了陆地，到处都在施工，已经没有了原来天然小岛的美丽。郑氏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心灵中的港湾也不复存在了。他变得和英达一样，都成为了无根的浮萍。

《还乡》和《去森浦的路》主人公最终都走向悲剧性地结尾。可以看出无论是哈代还是黄皙暎，他们两位都对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农业文明不断被摧毁感到不满，为底层劳苦大众而担忧。哈代在揭露资本主义践踏传统文明的同时，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分裂与矛盾，底层人民的疾苦。资本主义制度入侵，传统乡村社会出现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取得成功，使得社会忽视公平正义，财富分配不均，工业化成果被小部分人占有，贫富差距变大。哈代小说一方面追思与赞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融; 另一方面控诉现代文明对这种和谐的破坏。

黄皙暎的小说主要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近代化、城市化所引起的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矛盾。以及工业革命地发展对农业文明地冲击，对农村环境地破坏。造成人与自然和谐状态被破坏，造成自然地失衡，人们不仅失去了养育自己的故乡，而且失去了心灵的港湾，使得内心无所依靠。将急速的产业化过程中丧失了故乡和漂泊在异乡的游民的悲欢离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相通的寻根意识

不论是《还乡》还是《去森浦的路》，里面都充盈着一种很深的“寻根”意识。这与作者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 ，人们心中无所依靠，心灵无处停泊，才想要寻找心灵的家园，寻找心中的净土，才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很明显的寻根意识。《还乡》中游苔莎认为繁华都市，上流社会是她的“根”，所以不论是最初和韦狄谈恋爱，还是最终选择嫁给有可能带她去巴黎过上流社会生活的克林，她自始至终都在寻找自己的“根”。而克林的“根”则在给他生命，养育他长大的爱敦荒原，为此他放弃巴黎的繁华富贵，回到爱敦荒原，想要改变爱敦荒原，因为他认为这里才是他的“根”。但最终想要逃离荒原的游苔莎溺水而亡，克林失去妻子母亲，改造荒原失败，成为一个巡回教士。只有从头到尾热爱荒原的朵沁和文恩在经历重重考验与磨难之后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收获了幸福。故乡眷恋的是真正爱戴她的人。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漂泊者，都是丧失了精神家园，无家可归不得不去寻找精神归宿的人。哈代在他具有飞蛾扑火精神的主人公身上反映了人类寻求自我，寻求精神家园的寻根情节。

在《去森浦的路中》，体现的是像郑氏这样一些幽灵一样无根地飘荡在他乡世界的人们，饱经沧桑之后，想要回到记忆中的故乡的寻根意识。由于入冬建筑工地停工而无处可去的英达，多年在外打拼漂泊十几年终于踏上归途的郑氏和在酒店工作的白桦都向往着回归，森浦这个他们理想中的故乡。时过境迁森浦也已经不再是他心灵的港湾。产业化已经覆盖了整个小岛。在现实生存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现实的故乡也已经变得陌生，遥远。文章中郑氏、英达、白桦虽然没有特别的言语表现，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对于家乡浓浓的思念和不可缺失的归属意识。

四、社会意识形态深刻影响文学作品创作主题

不仅仅是以上分析的英国与韩国存在这种情况，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也出现大量以还乡为主题的小说，如五四时期鲁迅的《故乡》、《社戏》，包括后来的《朝花夕拾》，都是典型的还乡文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实是文学创作的土壤，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在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无论是英国、韩国还是中国，当时人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相同的，即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与破坏，以及当时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矛盾心理。正是由于处于类似的时代背景下，便产生了相似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上便出现了相似的还乡主题小说。所以社会意识形态深刻影响文学作品创作主题。社会转型期 “还乡”主题文学作品尤其繁荣也并非偶然现象。正是由于社会变革期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了矛盾的社会意识形态，才导致了“还乡”主题小说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屈荣英.爱敦荒原人物悲剧冲突——浅析托马斯哈代的还乡，赤峰学院学报[J].2009.

[2]高谨. 一群精神的漂泊者——试析哈代还乡的主人公 语文知识[J].2007.

[3]聂宝梅.去森浦的路象征意义探析，文学作品评论[J]，2011.

浅谈影响宋代小说发展的社会因素 篇6

一、注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创作

宋代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朴素风格, 这与宋明小说的通俗化相辅相成。市井小人物的题材大量出现在小说中, 并伴随着审美情趣中市井气息的弥漫和通俗语言的运用。南宋以后江浙一带, 以杭州为中心的经济圈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蓬勃发展, 促使以反映世态人情为主要内容的话本小说走向全面繁荣。商业文明所催生的审美标准的转移, 使得人们更喜欢生活化、人性化的小说。随着经济的发展, 宋代的各类商业场馆数目繁多, 书籍的刊刻、印刷也十分发达, 民间的大众文艺更加发达。城市中集聚了大批杂剧、戏剧、讲故事为职业的民间艺人, 出现了规模很大的供各种技艺演出的公共场所, 叫做“瓦舍”或“瓦子”, 瓦舍之中又分为若干“勾栏”。宋代市民整体文化修养较高, 随着市民阶层观念的转变, 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都悄悄转变, 这些都为宋代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此时, 符合市民口味和精神需求的小说创作越来越受到大众欢迎, 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那些富有文学才情, 有一定的写作经验, 了解市民文化情趣的文人迅速形成了新兴的职业群体——职业小说创作人。他们的创作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更加迎合大众审美需求, 新型文体的畅销小说——话本大量出现。

二、注重再现市民小人物的语言与思想

宋代话本集中表达了市民的审美取向与情感诉求, 话本作者将市井小人物作为主角, 表现宋代底层真实的生活。大量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丫头婢女、店铺伙计等从事各种杂业的市民构成了市民阶层。随着生产的发展, 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 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符合市民审美趣味的人物形象。宋代以前, 中国小说作为统治阶层的政治工具往往带有浓重的正统色彩。然而, 宋代话本小说的平民化思潮触发并催化了对叙事思维方式的反思和内容的蝉变, 如冯梦龙的《三言》。这一时期, 文人文言小说和市民话本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合流趋势, 所以, 宋人小说表现出高度的通俗化, 这样一种趋势对于话本小说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说唐代文人还拿士大夫骄矜傲慢的眼光来看待“民间小说”的话, 那么在城市经济繁荣背景中崛起的宋代市民小说的影响力却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以北宋无名氏的《鸳鸯灯传》为例, 从混乱的“解元”、“官人”、“大夫”之类的民间称呼中可以看出其语言的浅俗。再看那二女争夫、包公断案, 就不难发现, 在这种才子佳人型故事的躯壳里, 其内容是典型的市民俚俗的团圆意识和审美情趣。所有断案的主角必是包公, 根本不考虑包公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状态。

三、注重市民的阅读心理和情趣

市民有市民的阅读趣味, 他们不像文人那样谙熟历史, 可以确凿地再现史实, 哪怕写的是神魔精怪、无中生有也无所谓, 只要市民心目中的历史人物事件在小说中, 说着顺口听着顺耳就行。不光是对内容真实性的要求宽松, 市民阶层对成书逻辑也没有很高标准。在看似不合情理的描写中, 却存在着符合他们的情感倾诉以及价值取向。宋代统治阶层也和百姓一样对话本小说喜闻乐见, 把生活中的某些有趣故事、前人志人、志怪公案话题拿过来, 也像说书人那样巧舌如簧, 照着大众的娱乐情趣所在, 选择普通读者最爱听的、最爱读的、最容易引起他们审美情感共鸣的内容来进行创作, 把创作视角扩大到市民社会。尽管不那么完善、不那么高雅, 但终于打破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藩篱, 高雅的殿堂文学与通俗之间呈现出融合状态。正因为有了这个变化, 才有了元明时期盛行的以通俗性为一大特征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繁荣。

如果将宋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还原到那样的时代文化环境中, 就会发现宋代小说的创作是一个与社会各种文化要素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在市井间, 则别有艺文兴起。”这表明无论哪一时代的文学创作, 都要迎合接受群体的需求, 创作者与读者相互呼应, 才能够推动文学的发展。总体来说, 宋代小说的创作完全依照当时市民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选取题材, 塑造人物, 构建故事情节, 文人的创作既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也迎合了大众的审美倾向。宋代话本小说的通俗性特点, 对中国小说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谭正璧.话本与古剧[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社会小说 篇7

关键词：瓦特,《小说的兴起》,中产阶级,小说社会学

在欧洲大陆的思想史上, 存在着悲剧的—辩证的和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两大思想传统。从十六世纪以来, 这两种相互抗衡的思想就支配着欧洲思想界。显然,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继承了前一传统, 而与其小说的历史哲学层面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相比, 伊恩·瓦特的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则承接了欧洲的另一传统, 即经验主义的路向。

关于小说兴起与读者大众、社会文化与之间的关系, 早在瓦特之前, 英国评论家和传记作家莱斯利·斯蒂芬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和社会》中、海伦·萨德·休斯在《中产阶级读者与小说》中都曾不同程度的探讨过。尤其是在利维斯夫人 (Q. D. Leavis) 关于小说的社会学考察的著作《小说与读者大众》 (1932) 中, 专门针对读者与小说关系展开探讨。利维斯夫人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 重点探讨18世纪以来小说与读者大众的关系。她由当时的 (即20世纪) 图书市场、中间人以及作者与读者的情况, 论及18世纪以来小说兴起的相关因素, 如期刊的产生, 清教徒的道德以及读者大众的增长等。瓦特也毫不隐晦地提及利维斯夫人对其《小时的兴起》的影响, “在我研究之初由Q. D. 利维斯的《虚构故事和读者大众》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1中得到的很大的启发, 在此我必须申明谢意。”

瓦特的《小说的兴起》发表于1957年, 是早在菲根和西尔伯曼之前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在小说方面的一个具体实践, 即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的较早著作。在该著中, 瓦特从宗教、哲学、经济、社会阶级、科学技术等诸种因素来分析小说的产生、发展、逐步完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规律。在《小说的兴起》中, 瓦特指出, 小说的形式现实主义在多方面对现行文学传统的突破更早、更彻底发生在英国, 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8世纪读者大众的变化。

在读者诸因素中首先是大众文化水平的限制。18世纪的英国农村, 许多出身寒微的农民及其家人、大多数劳动者都近乎文盲, 即使是在城镇里, 半文盲很可能比全文盲更为多见, 某些贫民区, 尤其是士兵、水手居住区以及下等街区的居民也根本没有阅读能力。这一时期, 正规的教育制度几乎不存在, 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是偶然的、断断续续的。积极的学习动机的缺乏, 致使劳动阶层在学习读写的道路上障碍重重。在那个时代, 需要掌握必须的阅读技能、能够阅读的只是那些要从事中产阶级工作诸如商业、行政机关和各种职业性工作的人, 而其中的大多数人的思想又被禁锢在阅读和写作是一种职业需要上。

除了文化因素外, 还有其它很多因素限制了读者大众的发展, 其中经济因素占了很大比例。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 一半以上的人口缺乏起码的生活必需品, 他们的生活水平低到不可能支付书报这样的奢侈品的花销。18世纪书价之高超出了购书大众中许多人的支付能力, 一本小说要花去“一家人一两个星期的花销”。随着非法翻印版本的产生, 小说开始用两册或更多册出版, 甚至以更廉价的方式——小故事书发行, 或者在报纸上连载。小说不同的出版形式适应了不同读者群的需要。与此同时, 另一显著变化是城市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 这些人中较为富裕的人家, 有一些钱可作为购买书报的支出。瓦特认为“这个中产阶级中发生的变化说明了十八世纪读者大众增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公用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迅速普及, 这种图书馆收费较低, 小说是其主要吸引力。这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花一便士借一册图书, 或者花三便士借三册小说。这些文学上的廉价商店, 据说“腐蚀”了“遍及三个王国”的学童、农家子弟、出色的女佣、甚至“所有的屠户、面包师、补鞋匠和补锅匠”的心灵, 极大地促进了读者大众数量的增多。

拥有闲暇时间和独处的空间是影响读者大众的构成又一重要因素。相对而言, 女性读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文学正变成一种主要的女性消遣物”。女性的生活中有着更充裕的时间, 而一些社会地位的女性, 热衷于写信、读诗, 而下等和中等阶层的女性因为几乎不参加丈夫的商业、娱乐活动, 也极少参与政治、财产管理等, 这为她们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所需的闲暇时间。由于经济专业化、机器的发明等科技的发展, 绝大多数的生活必需品都已经由机器制造, 可以在商店和市场中买到, 更多不太富有的普通家庭妇女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对于有清教徒背景的人来说, 阅读是一项更加无可非议的消遣。读者大众群体的队伍日益扩大对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恩·瓦特指出:

一个有利于小说兴起的普遍效果, 似乎是由读者大众的重心变化引起的。十八世纪的文学面对着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读者队伍, 它必定削弱那些饱读诗书、时间充裕、可以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保持一种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兴趣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反之, 它必定增强那些渴求一种更易读懂的文学消遣形式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 即使那种形式在文人学士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声望。

推断起来, 在诸种因素中, 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愉悦和轻松而阅读;但在十八世纪却似乎兴起了一种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比以往更专一的趋向。

这种以愉悦和轻松为目的的消遣式阅读, 无疑使读者大众在小说中获得了最大满足。与此同时, 小说家也在迎合这些读者的趣味和态度, 这些变化是早期现代小说家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保证因素。例如, 笛福小说中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和有点世俗化的清教主义, 明显是在迎合商人阶层的观点, 而理查逊则是更多迎合的是女性读者们的兴趣, 正如其小说《克拉丽莎》和《帕米拉》。

瓦特还考察了在小说兴起的过程中书商所扮演的角色。由于恩主制度的衰落, 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间人位置被出版商或书商所占据。他们占据了作者与印刷商之间、这两者与大众之间的一个战略性位置。瓦特指出, 宫廷和贵族提供的文学庇护日渐衰微, 在这种境况下, 书商和印刷商同时占据了有利位置, 控制了主要的舆论渠道——报纸、杂志、评论等。这种舆论渠道的垄断可以保证为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给予有利的评论, 也强化了对作家的控制。其结果是, 文学变成了单纯的市场商品, 文学家、作家变成了书商所雇佣的劳动者。与以往的庇护人相比, 书商为更多的作家提供了更为慷慨的支援。对利润增长的关注, 促使出版商更为广泛的了解阅读公众的需求, 使流行作品更加追求个性化特征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描绘, 也造就了一大批不同阶级、民族、年龄、性别等的读者群。或许出版商没有完全起到直接促进小说的崛起的作用, 但他们在使文学脱离庇护人的控制、置于市场法则的控制下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 重复、繁冗的写法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读者容易理解;在市场规则下, 迅速和丰富便成为最大的长处。

瓦特指出, 书商成为新的文学庇护人, 以及早期小说家对文学传统的背叛及对过去文学的独立, 显示了中产阶级的强大和自信, 反映了18世纪时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小说家与读者大众新的兴趣和能力有了更直接的联系,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就是读者大众的新的重心的代表。作为此时逐渐强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出版商人则要考虑如何吸引广大读者, 在选择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时, 不能不顾及读者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是读者大众的变化及其审美趣味和要求, 内在地制约着早期小说家的写作。这些小说的生成要素中, 也正是对直接经验的推崇, 出版商和书商的中间人位置以及小说的世俗娱乐功能等, 使小说有别于虚构故事 (fiction) 。

可以看出, 瓦特对小说兴起因素的这些探讨, 无论在经验主义社会学方法上, 还是在小说 (novel) 与“虚构故事” (fiction) 的分野上, 都深受利维斯夫人的《小说与读者大众》的思想观点的影响。“德罗尼 (Thomas Deloney) 和笛福的小说为一些人的休闲提供了部分宜人的消遣娱乐, 充分运用广博的直接经验以独立于虚构故事。”尤其是瓦特所提出的形式现实主义, 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现行经验的推崇反拨了之前的古典主义, 使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很多新要素开始区别于之前的“虚构故事”。

参考文献

[1][英]玛丽·伊凡丝 (Mary Evans) .郭德曼的文学社会学[M].廖仁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0.

[2][美]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 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2.

社会小说 篇8

30年代是一个急剧动荡的时期, 当时的农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既有着与“五四”时期封建相同的封建势力压迫, 又饱受着内战之苦, 还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冲击, 同时承受着天灾带来的流离失所和人祸造成的苛捐杂税。这个时期的农民已经无法顾及精神与灵魂上的苦难, 生存才是唯一的追求。在这个时期的左翼文人以犀利、敏锐的眼光审视这个破败的时代, 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来反映时代问题, 揭露时代弊病, 探寻走出困境的出路。

一、题材选取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旨在揭示国民劣根性, 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所以题材选取也常围绕这一主题, 正如鲁迅所说:“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1所以诸如鲁迅《呐喊》《彷徨》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品——许钦文《鼻涕阿二》《难兄难弟》, 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等都具有反封建批判性。而到了30年代左翼作家的乡土创作中就有了变化。正如左翼时期的作家吴组缃在“取材方面, 大多写内地农村, 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2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更贴近现实生活, 从微观上反映社会问题。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樊家铺》、丁玲的《水》等都体现出农民破产导致的社会问题。

以鲁迅的《故乡》3和吴组缃的《樊家铺》4为例。鲁迅的《故乡》在一开为读者展现了阔别二十年后的故乡:渐进故乡了, 天气又阴晦了, 冷风船舱中, 呜呜的响, 从船篷向外一望, 苍黄的天底下, 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 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樊家铺》同样描写了乡村衰败的景象:整个的樊家铺是沉浸在死寂里, 除了隔邻茅铺里断断续续发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声和一两声婴儿的啼哭。《故乡》的描写是从一个整体上来写的, 作者的观察点是一个大环境。《樊家铺》则选取了“死寂”这个具体意象。一个宏观一个微观, 这也切合了他们创作围绕的不同社会主题, 一个是从国民精神整体入手, 一个是从农民经济破产具体现象剖析。

作品的内容也有着与上面相似的差异, 《故乡》写了“我”儿时的伙伴闰土在经历“多子, 饥荒, 苛税, 兵, 匪, 官, 绅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正是在各方面的摧残下, 闰土变得麻木, 当初的单纯、灵性都被封建伦理规范吞噬, 再没有了自然人性。《樊家铺》写了线子饭店没生意可做, 养蚕破产, 交不起田租, 丈夫小狗子无奈之下沦为窃贼被抓, 线子为救丈夫, 向母亲借钱未果, 后偷母亲的会钱却被发现, 争执中发生杀了母亲的惨剧。《故乡》中从“我”的视角看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转变, 读者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樊家铺》则以农民的真实生活为主角带着读者亲历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死与苦难。鲁迅的文字有一种浓烈的教化作用, 吴组缃的文字则有触动人的力量。

二、出发点

同样是写农民, 但因为题材选取的不同导致了两个时期乡土小说的出发点存在了差异。“五四”时期从精神出发, 企图拯救人的灵魂;而30年代创作主要从“土地”这个现实层面出发, 只求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丁玲的《水》都是体现在土地上生存几千年的农民对土地的失望和绝望。叶紫与茅盾的作品都反映了存在于当时农村的一个“丰收成灾”畸形现象。当时的农民都经历了一个“生活难以维系→寄希望于土地→希望破灭”的悲惨过程, 作家的任务是把人们的实实在在经历的苦难生活用文字展现出来。而“五四”时期乡土小说创作则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更多地展现一个已经存在的结果——封建毒害存在已久, 人的灵魂已然麻木, 作家所做的是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出来。

以许钦文的《鼻涕阿二》5和叶紫的《丰收》6为例。

《鼻涕阿二》写的是一个饱受封建社会捉弄的一个悲惨女性形象。她自出生就受到歧视, 被称为带有浓重厌恶性质的“鼻涕阿二”。自小就开始忍受亲人的漠视和折磨, 两次婚姻都不是自主选择。第二次婚姻是嫁给钱师爷做姨太太。受过各种痛苦折磨的鼻涕阿二在由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之后一如那些曾经欺凌虐待她的人, 把自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转而加注到弱于她的人身上。风水轮流转, 但转来转去最终都逃不了被封建文化玩弄的命运。

在叶紫的《丰收》中尽管展现的是一个农民挣扎在死亡边上的痛苦的画面, 但却没有如《鼻涕阿二》那样让人压抑、沉闷的感觉。同为痛苦, 精神上的摧残往往更猛烈些, 但生存上的痛苦更折磨人。一开始展现的就是一直下不停地雨:天气也太使人着急了, 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往常都这样:春分奇冷, 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面对让人恐怖的天气, 云普叔回忆起烙印在脑中的痛苦印象——小时候在灾荒时期的艰难生活。但老天似乎并不眷顾这些可怜的农民, 去年云普叔一家因为饥饿已经死了两个人, 今年却仍有可能要继续面对死亡的考验。一直下雨让农民们忧心, 但却可以靠卖斗笠来喝上几口稀饭, 可天一晴尽管田里的禾苗生长有望却断了他们斗笠的销路, 如此一来, 稀饭都喝不上了。在饥饿面前, 云普叔一家已经没有了出路, 生活难以维系, 最后决定靠卖女儿来糊口。暂时有了钱, 人仅仅是能够活下来, 要想活下去还要靠土地, “生活和工作, 加紧地向这个农村中锤击起来。人们都拚命地挣扎, 因为他们已将一切的希望, 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最终如云普叔所愿, 获得了一个大丰收, 但这丰收并未能改变农民们的苦日子。文章的最后, “除去何李两家的租谷和堤费外, 捐款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这就是丰收的结果。农民辛勤的耕耘, 期待的是丰收, 可丰收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更大的灾祸, 农民的希望破灭在了土地上, 对土地的信念也发生动摇。不仅仅是叶紫的这篇, 茅盾的《春蚕》中“因为春蚕熟, 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

通过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五四”乡土小说的出发点在于揭露, 左翼乡土小说在于农民状况原貌于呈现。

三、落脚点

出发点不同最终的落脚点也有所区别。“五四”时期的文学带有浓厚的启蒙性质, 从精神出发最终落脚于启蒙性质, 希望通过对国民精神问题的揭露来教化麻木愚昧的百姓, “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左翼时期的乡土小说则希望通过社会原貌的展现, 农民经济破产的问题探寻未来的出路, 最终落脚于实践性质。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丁玲的《水》7为例。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特征, 在最后呼吁:“救救孩子……”以唤醒人们, 但并未提出应当怎么做。到了左翼时期, 作家更多的参与到社会中, 表现出主动干预社会的意识。他们使文学展现为一种斗争手段, 他们对苦难社会进行控诉, 引领农民进行自我解脱。在《丰收》中, 面对“丰收成灾”的无望, 懦弱、委曲求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写道:“模糊中云普叔象做了一场大梦。他隐约地了解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前农民会的影子, 突然浮现上了他的脑海里。”从《丰收》中已经可以看到革命的影子了, 云普叔的儿子是较早的觉醒者, 而云普叔在饱经生活苦难折磨后也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一千八百担》描写了宋氏家族内部围绕一千八百担义庄谷的展开的争夺, 揭示了30年代农村社会阶级分化下的分崩离析, 在压迫者们勾心斗角谋算这一千八百担谷子, 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客民佃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水》也具有反抗性, 水灾搞得百姓流离失所, 亲人分离, 四散逃命。灾民们逃到镇上希望获得救助, 镇上一些人以“多量的做为安慰的话, 和着少量的苞谷粉, 又把这些生命养活着, 而且梦想着起来了。”但敷衍终究不能持久的, 当难民们明白“不要做梦了。决没有人来救我们的, 活着像猪一样的活着, 死去像猪一样的死去吧。”这个道理之后, 对于生存的极大渴望诱发他们沉睡已久的反抗能力, “于是天将朦朦亮的时候, 这队人, 这队饥饿的奴隶, 男人走在前面, 女人也跟着跑, 吼着生命的奔放, 比水还凶猛的, 朝镇上扑过去。”当人被逼到绝境之后, 就会想到生路, 即反抗。

由于时代环境不同, 作家经历不同, “五四”时期与左翼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带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 因而不仅仅是社会主题存在差异, 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 但异中有同, 他们的根本都是希望用自己的笔改变国家, 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注释

1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第526页.

22 .吴组缃.《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年出版, 第2页.

33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

44 .吴组缃.《一千八百担》,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出版.

55 .许钦文.《许钦文小说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著, 2009年出版.

66 .叶紫.《血与火的写真叶紫小说精品》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7年9月出版.

社会小说 篇9

这部作品凸显出一个时代的特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正值二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期, 而政治日趋反动, 因此社会处在剧烈动荡的时期。随着1947年“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的出现, 到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掀起, 美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工人运动、黑人运动、民权运动等风起云涌, 整个社会笼罩在压抑沉闷而又极度不安的气氛之下。历来以公民无时无刻不在的自由而骄傲的美国人开始感受到威胁。同时, 物质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与人们的精神空虚形成巨大的落差, 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已不能说明战后这个荒诞的世界, 一切都被商品化, 社会完全被恐惧和陈腐思想所统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大批的青年对美国的社会现实不满, 但迫于反动高压政治, 便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示抗议。他们藐视传统观念, 行为离经叛道, 长期浪迹于社会底层, 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圈子。在这样的环境中, 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批富有反抗精神, 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起冲击的作家及文学作品, 形成了所谓的“垮掉的一代”, 《在路上》成为其中最为代表性的著作。

“垮掉的一代”作品的文学根基源远流长, 它们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恩历险记》开创的美国文学描写流浪生活的传统, 小说主人公为逃避污浊的环境而四处漫游, 寻找自由。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毫不隐晦地谈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作自我剖析。而在《在路上》中, 主人公萨尔的流浪与传统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不同, 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游走, 不仅仅是物质追求, 而是通过主人公等人的公路之旅, 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也包含了对社会的反叛, 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一群年轻人将自己放逐到无尽的高速公路上不停地飞驰奔波, 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 生活狂放不羁;他们追求自由, 渴望从传统的因循守旧中解放, 他们通过各种体验来探究生活真谛;流浪的实际目的地并不真正重要, 重要的是从一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 力图散发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他们以没完没了的奔波逃离被物化了的都市, 流浪在坚硬的公路上, 寻找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在小说中, 作者记录了流浪汉们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 对所谓主流价值观的反叛, 对社会生活的困惑不满乃至厌倦。这些在路上的流浪汉们对政治不闻不问, 摒弃一切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 只追求无拘无束地自我表达, 他们酗酒纵欲、吸毒、赞同同性恋, 在高速路上飞奔来排遣内心的孤寂, 逃离都市, 寻找心灵的自由。《在路上》的主人公们在二战后如此经济繁荣而政治压抑思想沉闷的氛围下, 用“在路上”的生活方式来表明他们对当时在中产阶级体面阶层中已根深蒂固的“美国梦”的厌恶。

在小说的开始, 主人公就告诉读者他对西部的憧憬:

我听到一声新的召唤, 眼前是新的地平线。

西部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它还代表了主人公的一种模糊的梦想。主人公带着对西部的眷恋, 多次往返, 他相信在旅途的某处, 会发生一切, 准能有大收获。所以“我们”应该停止废话, 立即采取这个时代最光荣的行动, 那就是“走”。在小说中, 萨尔第一次去丹佛与迪安他们会合时, 在内不拉斯公路搭上一辆货车, 车上有两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小伙子, 他们说这个夏天要游遍美国, 现在正要去洛衫矶。“去那儿干什么?”“干吗?我们也说不准, 这不用操心。”可见, 对于他们来说, 目的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

“在路上”, “还年轻, 我渴望上路”。

当汽车越过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州界, 萨尔在大荒漠上空一大团燃烧般的金色云彩中, 看到上帝若隐若现。上帝似乎指着他说:“过了大漠继续向前, 你就将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了。”对于小说主人公们来说, 道路就是生活。从作者的这些描述中, 不难看出, 《在路上》作为流浪汉小说, 流浪在作品中已经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而存在。作品所宣扬的是自由上路、追求理想与爱的波希米亚理念。

尽管《在路上》与五十年前一代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但它同样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人的共通情感。很多时候, 现代人都想像杰克·凯鲁亚克一样, 有着一样异化、不安的心态。在日益追求物质并且无条件地迷失在物质社会中时, 人们潜意识里最渴求的是心灵和行动的自由, 逃出钢铁丛林筑起的都市, 自由行走“在路上”;而真正能像凯鲁亚克这般地漫游, 还需要胆量、时间、心志和勇气, 于是“在路上”已成为人们的向往和无法实现的梦想, 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和情结。

参考文献

[1]Kerouac, Jack.On the Road.New York:Penguin Books, 1956.

社会小说 篇10

关键词：盖斯凯尔；《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母爱；成长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也被称为盖斯凯尔夫人，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家。盖斯凯尔共创作六部长篇小说，都是以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此来描写不同阶级女性在十九世纪的生存状况。其中，以社会问题小说或工业小说所著称的《玛丽·巴顿》及《南方与北方》，一方面真实地描写和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盖斯凯尔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反映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通过对两部小说的对比不难看出，《玛丽·巴顿》的主人公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的玛格丽特·黑尔虽然成长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她们都有着一个相似之处—即，母爱的缺失。盖斯凯尔对于母亲角色缺失的刻画，一方面是缘于故事情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

盖斯凯尔自幼丧母，在纳茨福德的姨母家长大成人。“虽然在十九世纪早期，孩子被亲戚而不是母亲抚养的情况很正常，年轻的伊丽莎白·史蒂文森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爱的缺失，并且在她的一生中都在理想地刻画一种母性的角色。”三十八岁的盖斯凯尔在得到了母亲的几封亲笔信之后，曾在致友人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长久以来我曾经一直期盼着能得到一些属于她的东西。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这样不幸，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人，还渴望着可以了解她的一切。”正是由于盖斯凯尔本人一生中都在痛苦的经历着失去母亲的这种永久的痛，所以她的大部分作品中，主人公都有着和她一样失去母亲的经历。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主人公虽然都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身边仍然有女性角色，不论是亲戚、邻居，都以一种近似母亲的身份帮助她们解决成长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本文试从两部小说中母亲角色的缺失及其他女性角色对主人公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盖斯凯尔的创作目的：从作者设定人物角色的角度来看，正是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和历练，才使得角色更加丰满，更加接近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

一、《玛丽·巴顿》

《玛丽·巴顿》是盖斯凯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其情节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是描写以约翰·巴顿为工人代表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和调和，二是描写了玛丽·巴顿的成长及其女性意识的觉醒。玛丽·巴顿虽早年丧母，但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乏有不同的女性角色出现在她的身边，或是对其暗中保护，或是同样像母亲一样给她以无私的母爱。

巴顿夫人仅在文本中出现了三个章节，就因难产而死。“读者可以看到，（巴顿夫人的）死亡是有用的，她的逝去留下了女主人公独自面对未来的考验；同时，巴顿夫人的逝去也可以说是故事的真正开始，她的逝去没有造成任何故事的损失。”巴顿夫人去世后，没有了母亲的约束和正确的引导，年轻的玛丽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的遐想，“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有什么缺点也许自己不觉得，要是生得漂亮，她自己却不会不知道。因此她早就认定了她的美貌会使她成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太太……而时装店的学徒（照玛丽的想法）……也不必做粗重的工作，去玷污自己的手或是弄脏自己的衣服。”故事刚开始的玛丽·巴顿天真又单纯，涉世未深的她不知道成人的世界充满了欺骗与伤害，一切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所以纨绔子弟小卡森对她的暧昧调情，才会让她曾一度以为未来她会成为阔太太，可以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让父亲不用再为生计而愁苦。没有母亲的玛丽就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在成长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爱丝忒姨母（Esther）是巴顿夫人的妹妹。故事的第一章就提到约翰·巴顿对她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总是觉得她有些招蜂引蝶，还担心会带坏玛丽·巴顿。消失了几年后，爱丝忒又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回过头来，就在街灯幽暗的黑暗地带也能看出，站在他旁边的女人做的是什么买卖。她的装束便能叫你明白了。”直到第十四章，爱丝忒向杰姆寻求帮助时才说明了她自己落魄的原因。并且向杰姆解释，她一直在暗中观察和保护着玛丽。她察觉到玛丽和小卡森非同一般的关系，作为过来人，也明白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让玛丽获得幸福的。“往后你就得当心着玛丽，不要让她变的像我一样。她现在爱着一个地位超过她很多的人，就像我从前一样。”“虽然自己是个坏女人，我可以照看着玛丽，也许能防止她受到伤害。” 爱丝忒虽然受到坏人的诱惑而堕落，但她依然希望可以通过寻求别人的帮助而避免自己的悲剧发生在玛丽的身上。

威尔逊夫人是杰姆的母亲，也是玛丽父亲好友的妻子。在文本中也是对于玛丽·巴顿态度转变最大的一位女性。在知道自己的儿子中意玛丽时，威尔逊夫人是有些嫉妒和不满。得知杰姆可能因为玛丽的原因而枪杀了小卡森，她对玛丽对不满变成了彻底的憎恨，“玛丽·巴顿！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她居然引的我的杰姆闯出这样的大祸来！我见到她，我可要重重地揍她一顿；我一定要揍她。”玛丽·巴顿因为知晓真正的杀人凶手并不是杰姆，所以一心寻找证据试图洗清杰姆罪名。在拯救杰姆的过程中，威尔逊太太看到了玛丽的努力，也通过她的行为了解到她对杰姆的真心。“可是一刹那间，她的心坎里就洋溢着母爱和同情，她张开了手臂，把玛丽抱住。” 玛丽虽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后来父亲也因病而死，但是威尔逊太太在与她和解后像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她。有了爱人和朋友的玛丽·巴顿获得了圆满的结局。

二、《南方与北方》

《南方与北方》的主题虽然也关注了十九世纪英国的劳资问题，但是本书更着重描写了主人公玛格丽特·黑尔，作为南方成长的淑女，在面对情况完全不同的北方工业城市时，努力地适应新环境，并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玛格丽特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在其成长过程中，周围也出现了几位对她有一定影响的女性。

出身于爵士家庭的黑尔太太在故事的一开始以“爱慕虚荣、不满现状、时刻谋求变动的怨妇形象出现：她一直在催促着丈夫带她离开赫尔斯顿；在米尔顿部分又将其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懊悔生活变动的病人角色。” 黑尔太太在文本中仿佛是作为衬托玛格丽特独立坚强的形象而出现。从搬家直到在米尔顿安定下来开始正常的生活，不同于英国在十九世纪队女性所定义的“家庭天使”，玛格丽特果断地决定和安排着一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本来都应该是作为女主人的黑尔太太负责。“在家庭遭受不幸的时候，她成了家里的精神支柱，给她的亲人以慰藉。在得知她母亲患有重病的时候，她为了不让她父亲承受痛苦，强忍心中的悲伤与苦楚，在他父亲面前强颜欢笑，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 黑尔太太的逝去，使得玛格丽特从一个小女孩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女人，成长为一个肩负家庭责任的真正的“女主人”。

三、结论

不论是玛丽·巴顿还是玛格丽特·黑尔，都是在失去母亲或是母亲不能很好的胜任自己职责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失去母亲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固然是残酷的，然而从作者设定人物角色的角度来看，正是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和历练，才使得角色更加多丰满，更加接近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

参考文献：

[1] Jill L. Matu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lizabeth Gask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W. A. Craik.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English Provincial Novel： Routledge. 2013.

[3][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M].荀枚，佘贵堂，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4]陈礼珍.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叙事的双重性—盖斯凯尔三部女性主题小说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1.

[5]辜巧玲.盖斯凯尔夫人塑造那次难过人物过程中的矛盾意识—以《南方与北方》为例[J].文学评论，2011.

[6][英]盖斯凯尔夫人.南方与北方[M].主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