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

2024-05-12

大师（精选十篇）

大师篇1

余映潮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语文特级教师的教学研究丰富细致, 见微知著, 被誉为“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研究的领军人物”, 号称语文教育界的“课堂教学设计之王”。这样高的称呼, 来源于他对教育的执著追求, 更来源于他那艰苦的磨砺。

一、多读

余老师为了上好只有37个字的文言文《夸父追日》, 从研究词典开始, 查阅了10万字的资料, 从而展示了一节40分钟的精彩课堂。如果说这仅仅是为了一节公开课所做的准备, 那就错了, 余老师平日都是这样去做的。他曾经花了三年的时间跟踪精读陈钟梁先生在《中学语文》上发表的一组文章, 这不是我们平时读书看报的一般性浏览, 而是长期的跟踪式研读。由于他研读了大量名师的著作, 因此, 对每一位大师的教学方法和精彩之处都如数家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 自然能较普通老师更容易成功了。

我平时也经常读书, 但在量上不能保证, 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另外, 读起书来走马观花, 更不用说研读了。因此, 很多书看是看过了, 可是没有深入领会作者的思想, 读过一段时间也就忘了。这样的读书, 可以说毫无意义!

二、多记

余老师不仅读得多, 做的笔记也多得惊人。他的读书卡片划分得极为精细, 仅仅阅读教学类就分为综论、记叙、说明、议论、小说等18小类, 每一小类都拥有大量的资料。在研讨课文的时候, 他记下需要深入品析、斟酌的内容;在研习名师著作的时候, 他做好细致的旁批;阅读专业杂志的时候, 他随手摘录自己珍爱的材料;听课之后, 他将优秀的课例浓缩为资料卡片;参加培训之后, 他将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整理到专门的文件夹中;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之后, 他提炼出能够启迪自己的思想内容……余老师就是凭着这样日积月累的教研资料库, 独创了“余氏教学设计36字诀”和“阅读教学设计的8大关键词”。

惊叹余老师的笔记庞大精细之余, 不禁羞愧于自己的笔记实在是委琐简陋——只简单地摘录从报纸杂志上看来的资料, 且内容稀少。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笔记使人准确。”善作笔记的人, 可以利用笔记梳理知识, 使自己的知识系统更有条理。看来, 我还得向余老师学习, 扩大笔记的范围, 向一切可学的事物学习, 充实自己的教研资料库。

三、多写

多读书多作笔记的余老师, 也是一位“写作高手”。由于有了大量阅读和笔记作基础, 仅2009年一年, 余老师就写了130篇文章, 还不包括十多个新课的教学设计。平均下来, 一星期要写两篇半文章!更令人敬佩的是, 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发表评职称, 而是实实在在的自我磨练, 是一种研究和反思——既是对课堂、教学的研究, 也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

反观当今一线教师, 会上课又能写的教师实在是少之又少。其实, 这两方面是相互促进的。研究了一节课, 可以从多个角度把它写出来, 可以写对教材的文本解读, 可以写教学设计, 可以就某一片断写案例分析, 可以写课后札记……而写的过程, 是对课文的再认识, 对课堂的再反思, 下次再教这一课或类似的一课时, 肯定会有更好的设计。而我总是以“忙”为借口, 除了写总结, 几乎不动笔, 身子忙忙碌碌, 而不用心思考, 又怎能有所进步呢?

学习大师，读懂大师，成为大师篇2

这正是我们的初心，要引起注意，引起思索。但我们真正的用意，并不在此，而在提出并明确文学的标准。这给人的感觉，也许就更怪异了。文学的标准不是很清楚？还要重新提出来吗？还值得重新探讨？

局势其实不乐观，为文的标准，有必要坐下来重新讨论。

世界文学史上，做好作家的标准很清楚，海明威说过，他的文学对手，都是史上留名的作家。中国古代，为文的标准同样明确，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正其心，明其志。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留下了为文标准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专读大师之作，成为大师，古来如此，并不含糊。

问题是，现在，不知为何，在一些人和一些地区，文学写作的标准变得含糊不清了，什么是好作家？答案五花八门。好像中国有一个标准，法国有一个标准，昆明有一个标准，福州另有自己的标准。好像退路很多，在云南做不成好作家，去甘肃就会被认可，或者去某某县，就会被追捧，好作家的位子就当仁不让。谈文学变得艰难，好与坏莫衷一是了。

我们认为，如上问题如果存在，就需要纠正。从专业角度理解，没有昆明作家，没有云南作家，没有上海作家和广东作家，也没有中国作家或法国作家。地区性作家的概念都是非专业的，或者说都是行政的或组织机构的措词，是一个工作词汇，不是文学专业概念。标准的文学认识是，作家只有两类：好作家或差的作家。同理，文学作品也只有两种，就是好作品或差的作品。

所以，做一个好作家，也只有一种方法和一条路，就是学习大师、读懂大师、成为大师。文学只有一个标准，写作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向大师学习，向文学史学习，向垂范千年的好作家学习，努力使自己忝列其中。

去年的这个小说大师班上，我们就计划于今年出一份专号，要求参会作家把自己最好的小说发来，我们挑选，能发则发，发不了，我们也无奈。会后作家们发来了作品，有的我们选中了，有的没选中，有的作家没有发来作品，把自己苦心经营的得意之作，发往其他文学杂志了，都可以。能发表就好，写好了就值得高兴，暂时找不到感觉，没写好，不要紧，有的是时间，慢慢来不着急。明确了标准，有了方向，就大有可为。关键不是发表，是写出了好小说。

我们办活动和办杂志的目的，就是联络各方朋友，坐下来研究怎样踏上越来越宽阔的正确道路，做成一个符合标准的好作家。我们的小说大师班，还会继续办下去，以期看到云南产生越来越多的好作家和好小说。

大师篇3

一、社会空间与大师

大师生活在具体的空间中,其命运走向必然会受制于空间的影响。A.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人的存在和思想紧密相连。一定的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性格发展,性格各异的人物又构成了空间的一部分。人物与空间不可分割。人物与空间的相互作用深刻影响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一部分人适应当下空间,当然也存在一部分人无法与当下空间和解,因此注定了在社会空间中的郁郁寡欢,小说主人公大师就是这样的人。

两年前,还在博物馆供职的大师意外中彩得了一笔钱,他立马辞掉乏味的工作,在老阿尔巴特街一条巷子里租下一间地下室,开始心爱的文学创作活动。

由此不难发现,之前在博物馆的工作并不是大师真心所喜欢的事业,但生活的压力逼迫他不得不从事这份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中彩以前的社会空间对他而言是无望单调的灰色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大师根本没有机会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只能从事一些单调乏味的工作,这无疑深深地折磨着大师。因此,当生活出现转机,允许他能按照内心意愿选择所从事的行业时,他毫不犹豫地转向了心爱的文学创作。

那他所向往从事行业的现状又是怎样呢?答案是令人失望的。莫文联驻地“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文化圈的生态环境。

人们提起“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其作为一座重要文化创作中心的定位,而是这座小楼里的餐厅。而莫文联会员们津津乐道的也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日常的娱乐消遣和攀比享受。真正醉心于文学的大师只能躲在地下室进行艰苦创作,而那些空有其名的所谓“文学家”却享受着最好的条件尽情享乐。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除了文学界的普遍堕落之外,普通民众的思想也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借由无家汉伊万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普通莫斯科百姓身上的精神堕落。

“月光透过常年不擦的肮脏玻璃窗,微微照亮一个布满蛛网的角落,角落里挂着个久已被人遗忘、落满灰尘的圣像神龛,神龛后面露出一对婚礼用的大花蜡烛。”

传统上圣像对俄罗斯普通家庭意义重大,一般安置于家中最好的位置。而伊万不小心闯入的民宅里,早已蒙尘的圣像被彻底遗忘,这也象征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堕落和精神层面的下滑。由此引起的人的贪婪无度在魔王表演魔术的瓦列特杂耍场表现最为明显。

当魔王在舞台上变出卢布撒向观众席时,所有人都接近疯狂抢夺从天而降的钱财,没有风度、没有理性,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闹剧,而表演结束后人们吃惊地发现抢来的钱都变成了废纸,至此,作者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的贪婪无度、丧失理智的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并通过最后人们空欢喜一场的结局对这种世风日下的现象给予了激烈的讽刺和抨击。

二、地下室与大师

相较于开放的外部社会空间,地下室空间则是封闭性的内部空间。这是一个可以暂时将外部嘈杂隔离的小空间。在封闭的地下室空间中人更能自由地展示自我,因此地下室空间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大师在赢得彩票后租下了一间地下室专心致志从事喜爱的文学创作,他终于得到了身心的解脱,并将这种期待已久的欣喜转变为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热情中。但地下室也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因此,大师在地下室的自由只是相对的、短暂的。

人们提起地下室,常会联想起潮湿、阴暗、狭小、闷热的环境,但这种负面联想并没有影响大师。对于刚从肉铺街搬到阿尔巴特街一条小胡同里的大师来说,这已经算是天堂了。

“窗户外面四步远的地方顺着篱笆墙根栽着许多丁香,还有一棵椴树和一棵槭树。啊,太好了!”

当和无家汉聊起自己的地下室时,大师回忆的中心点不是那里的阴暗潮湿,而是温馨美妙的自然风景。传达出对开始新生活的无限满足和憧憬之情。这也为大师专心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地下室对于大师而言不仅是一处静谧之处,更是一处留有无限美好回忆的地方。

“就像走在僻静小巷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爱神遽然来到我俩面前,它的利剑当即穿透了我们两人的心!”

移居地下室开始潜心创作之后,大师邂逅了挚爱。正是在这间小小的地下室里,两人的爱情慢慢升华,大师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更是在精神上找到了知音。

“土豆冒着热气,烤黑的土豆皮把手指头弄得黢黑,小小的地下室里传来阵阵笑声。而在外面的院子里,大叔不断地把狂风折断的枯枝和白花抖落下来。雷雨季节过去,闷热的夏季到来,室内花瓶里便会插上期待已久的、两人都很喜爱的红玫瑰花”。

地下室的生活虽然俭朴,但只要有心爱之人陪伴左右,再平凡的日子也处处洋溢着幸福。在这里他和玛格丽特相濡以沫,互相温暖,两人的感情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变浓。在玛格丽特体贴温柔的照顾之下,大师很快完成了小说的创作。

然而,当大师拿着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手稿试图走进现实中的文学圈时,他的创作被轻视,甚至遭受了一波又一波严厉的批判。即使有地下室里温情的慰藉,大师仍然摆脱不了大社会空间给他造成的困顿、迷茫、失望、悲观情绪。

三、疯人院与大师

与正常社会空间不同,疯人院似乎是一处非正常人的集结地。然而,当社会空间整体都趋于疯狂、扭曲时,疯人院便成了收纳与这种社会大潮流相违背的人的地方。大部分人选择随大流生活,可也有一小部分人坚持自身的信念,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同时对这些选择反其道而行之的个体而言,必然会承受不寻常的误解和打击。但社会的进步正是依靠后面这一小部分人的坚持才得以持续。

面对一波比一波更尖锐的批判,大师选择自愿进入疯人院。在这里,大师似乎过上了另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他主动拜访邻居,与医护人员关系良好。但是,虽然疯人院是一处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封闭空间,但大师的内心的煎熬并没有丝毫减少。抛弃恋人、抛弃文学创作,始终是横亘在他心里的痛。

疯人院环境优美。“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可以看到河对岸那片美丽的松林快活地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中,春意盎然。进出的河水闪着粼粼波光。”伊万视角的这段景物描写既有远景,又有近景。这段描写的中心是静谧、祥和的大自然,而人的描写是缺失的。由此可以看出,疯人院空间让人们更关注自然的美丽和内心的安宁,而更少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矛盾。

除了能安抚内心狂躁的美景之外,疯人院的工作人员也赢得了大师的好感。“不过,普拉斯科维娅·费道罗夫娜这个人呀,哎,人倒是很好,就是有点马虎。”“斯特拉文斯基总说他能够使我重新回到生活中去,但我不相信他。他是仁爱为怀的,只是用这话安慰安慰我罢了。”“这样,我在医院里已经待了三个多月。而且,我对您说,我发现这个地方还非常非常的不错!”

从大师对无家汉所叙述可看出,大师对疯人院的医护人员评价很高,他们善意对待大师,并给予其生活上的关照,让大师在纷杂的世界中得到了难得的真挚关爱。对于大师而言,外面的正常世界是疯狂的、不理性的,而这里的疯人院却让他感觉舒适和安心。

疯人院对大师而言是避风港,让他躲避外部空间的不公、疯狂、扭曲,在这里他得到了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感受到了心灵的暂时安宁,也反衬出了现实社会的荒唐。不过,大师出走疯人院也说明他在现实压迫面前的软弱无力,在没有办法得到当局理解和认同后,他选择了逃离,既逃离了心爱的文学创作,又逃离了忠贞的爱情。他的出走是对现实的妥协,对现实的让步。进入疯人院后大师停止了写作,也不敢和恋人有任何联络,他彻底被现实打败,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四、魔幻空间与大师

魔幻空间没有边界,没有固定形态,常常和现实空间、历史空间交织在一起。魔王沃兰德是魔幻空间统治者。在沃兰德的帮助下,大师和玛格丽特得以再次相见,一同进入魔幻空间,在那里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安宁和幸福。只有在魔幻空间中大师才真正从痛苦、失落中得以解脱。

“我已经看到它那威尼斯式的窗户和弯弯曲曲的葡萄藤了,它一直盘绕到屋顶呢。它就是你的家,是你永久的安身之处。我知道,晚间会有人来看望你,都是些你所喜欢喝使你感兴趣的人,而且是写绝不会打扰你的人。”

魔王给他们提供的死后之所是一处环境宜人的好地方。除了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风景外,这里更有着令人欣喜的人文环境。不像残酷冰冷的现实空间,这里的人都对大师的才华十分肯定和欣赏,这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大师终于在死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安宁。

只有在死后的魔幻空间中,大师才有机会脱离痛苦和挣扎。当他和熟悉的莫斯科城告别时,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变化。

“大师凝望着那座城市,刹那间确实有一种牵肠挂肚的愁绪悄悄浮上了他的心头,但这种感情很快便为某种甜美的惶惑感所代替,继而又变成了面对着浪迹天涯、居无定所的生活的激动不安。”

当要永远离开这座又爱又恨的城市时,大师的内心变化是极其微妙的:由一开始的忧愁转为惶惑,最后变为激动。在莫斯科的怀才不遇、处处碰壁的往事让他愁上心头,不过想到经历种种磨难终于能够和心爱之人永远在一起,心头又泛起思思甜意。但是对大师而言,魔幻空间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不免又对二人的未来既抱有惶惑之情,又有期待之感。

渴望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认可、寻求真理的大师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他被现实打败了,继而丧失了创作的勇气,同时也放弃了真爱,最后只能在死后的魔幻空间得到自己渴望已久的安宁和认可。通过对大师命运的刻画,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失望和各种丑恶现象的鞭笞显而易见。

参考文献

[1]Лазарева М.А.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 как художес твенные координаты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писателя (М.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филология.[J].2009:4.

[2]Лефевр А.Социаль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Неприкоснов енный запас.[J].2010,2(70).

大师与大师篇4

2014年5月9日，“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将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正式对外展出。该展览由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徐悲鸿纪念馆、河南博物院、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共同主办，法国奥赛美术馆、巴黎小皇宫博物馆、默伦美术馆、鲁贝博物馆、南特美术馆、科涅克市博物馆、博韦市瓦兹省立美术馆共同协办，展览将展出徐悲鸿先生及法国学院大家们的绘画作品共123件，其中包括徐悲鸿先生的四位法国老师（弗朗索瓦？弗拉孟、帕斯卡？达仰-布弗莱、费尔南德？柯罗蒙、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的重要代表作品。

本展览旨在回顾中国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青年时期在法国的艺术学习的探索经历，梳理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重要成果，呈现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与法国之间的一段标志性的文化艺术交流史。

“大师”“大官”与“大众” 篇5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和争议?仅仅宣称“在一个利益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 争议是在所难免的”, 或“转型期的社会, 本就新旧、内外等各种矛盾相互缠绕, 争议乃理所当然”, 似乎皆言不及质、无济于事。如果说利益冲突乃是争议的根源, 那么中国大学眼下的很多争议, 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来自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利益关系, 而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基本利益冲突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并形成合理化的制度安排。一些新出台的“改革”措施遂建立在一个不适切的制度基础之上, 或舍本逐末, 或徒增纷扰, 从而使利益冲突表面化、尖锐化。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刘道玉语) , 原因即在于此。这里所说的基本利益关系, 系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 指的是“大师”“大官”和“大众”三者间的关系。

一、“大师”与“大官”

“大师”和“大官”分别代表着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 反映了大学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是在外敌入侵、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以培养富国强兵的致用之才为首要目标, 国家规划、行政主导, 通过制度移植和制度强制自上而下地进行建设, 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这种大学制度既不接“土气” (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经验) , 又难通“洋魂” (以“学术自由”“专家治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大学理念) , 反倒造就了行政权力独大且日大的治理格局。1990年代中期以来“书院精神”“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等的理论倡扬, 以及对民国时期旧大学、特别是蔡元培执校期间北大改革的不断追思, 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语境之中。至于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 则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 并不存在与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相制衡的组织化或制度化的学术权力, 而“学术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因功能在咨询而非决策, 亦难以发挥其制衡作用。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大学中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 那它也只发生在强大的行政组织与分散的学者个体之间。

行政权力独大必然造成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政治—行政”逻辑对于“学术—教育”逻辑的僭越。从过去把高等学校视为“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进而将其当做“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到1990年代为了拉动经济进行快速的大学规模扩张, 再到如今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 反映的都是同一个权力运行逻辑。以“争创一流大学”和“做大做强”为旗帜的院校合并、系科整合、学术评价和教学评估等, 与其说来自“学术—教育”活动主体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 不如说是来自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的外在规驯和强制。

行政权力独大的另一自然后果是学术与官僚的合一。一方面是“官僚的学者化”, 即学术官僚利用行政权力抢占“学术—教育”资源, 并通过一整套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制定的评价、评估制度, 把学术资源变成学术名位, 其甚者俨然以“大师”自居;另一方面是“学者的官僚化”, 即那些造诣深、有名望的学者 (且不说“大师”, 如今的中国大学堪称大师者寥若晨星) , 鉴于难以抗衡行政权力, 其上者采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不介入态度, 更常见的则是与行政权力共谋或争取把自己转化为官僚, 以便在获取正当或不正当的学术名位时处于有利位置。为了竞聘一个处级甚至副处级行政岗位, 众多大学教授亮相登场、摩拳擦掌, 已成为中国大学的奇特风景, 其奥妙在此。这是制度性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性竞争使然, 不能怪教授们“庸俗”。

二、“大师”与“大众”

“大师”与“大众”分别代表着学术精英与普通学者、学术大众, 反映了学术研究中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矛盾关系。我们这些年乐于不断重复、以至有点儿让人生厌的一句话是:“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德艺双馨的大师确为大学的灵魂, 也是大学师生的精神标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 大师就是那些以其深厚学养和敏锐目光引领大家走向学术最前沿的人。没有大师的大学, 不是真正的大学。因而, 大师理应受到人们的尊崇, 此乃办好大学的不二法门。可是, 办好大学又不能仅靠大师:一所大学 (哪怕是世界名牌大学) 能拥有的大师毕竟是少数, 即使能把所有大师都集中到一所大学中来, 也未见得是件好事;大师要充分发挥作用, 需要一批水平不一、特长各异学者的支持与配合。学术精英与普通学者的共在和相互依赖, 意味着大学应对二者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合理安排, 至少要形成一个明晰而合理的思路。

过去, 基于反传统、反精英的“革命”立场, 我们曾以政治尺度取代学术尺度, 进而让大众凌驾于精英之上, 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常识都抛弃了, 让中国的科学、学术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后, 基本常识逐渐恢复;1990年代以来, 出于“争创一流大学”和建设重点学科、学位点的需要, 人才竞争愈演愈烈, 高水平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成了“抢手货”。学术精英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地位的凸显, 宣告了过去政治化的大众主义的破产, 使学术评价的内在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但因之而来的一个负面现象是:部分学术精英俨然以学术资本家面目出现, 垄断乃至独占学术资源, 使普通学者的学术权利和研究空间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凌或挤压。当有的学校宣称“只要稳住10%～20%的学科带头人即可, 其他人员若想离开, 我们随时欢送”时, 表达的并不是“来去自由”的开放理念, 而是对于普通学者学术权利和劳动成果的漠视乃至无视。同时, 过去的政治化大众主义部分地转化为如今的市场化大众主义:有时候, 我们并不能准确把握大众学术明星与真正学术大师的分野, 似乎谁掌握的学术经费越多、谁在大众传媒上的出镜率越高, 学问就越大;教学评价中过分倚重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 (主要通过学生给教师打分的方式) , 以至于使后者成了教学评价的根本依据……这些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表明, 在学术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精英学者与普通学者、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关系的处理上, 我们的大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览全局、明晰有效的治理思路。

三、“大官”与“大众”

“大官”与“大众”分别指管理精英和普通管理者, 反映着学校管理中长官负责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之间的矛盾。

在大学中, 由于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学术权力的有效制衡, 而相关的群众性组织 (如“工会”) 既无法代表“大众” (不管是学术大众还是管理大众) , 也无法构成影响大学决策的实质性力量, 于是, 行政权力独大不仅表现为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僭越, 更表现为行政权力对于学校各项决策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决策基本上是一句空话。行政权力在形成各种决策的过程中, 固然也常常摆出征询“民意”的架势, 但真正的“民意”是否被接受, 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自己的意愿。如今中国高校内部各种政策和制度的订定, 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行政权力独大配合以科层制官僚体制, 自然会造成长官意志。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大学的一些行政长官已经开始把长官负责制 (如“校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 理解为长官独裁。面对大众对“独裁”的质疑, 一些长官甚至公开“据理力争”:“我就是要独裁!不独裁, 大家七嘴八舌, 我听谁的?我又何以为本单位的发展‘负责’?”为了使长官意志落到实处, 在下级行政人员的选用上, 全面的行政管理素质被束之高阁, “听话”已成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尺度。

昆虫遭遇“骗术大师” 篇6

此时,螳螂转动着三角脑袋,两只眼睛犀利的眼光扫射着尺蠖的一举一动。螳螂体形细长,常躲在树叶底部,纹丝不动,一般很难分辨出树叶和螳螂。我们经常见到的大都是绿色的,也有枯黄色的。它前足的两把锋利的镰刀使很多坏蛋死在它的刀下。尺蠖吃饱喝足后,休憩之时,它腆着肚皮,身子波动着,跳着“芭蕾舞”显示着它的婀娜。可它万万没有想到,螳螂猛地从树叶底下蹿了出来,两把尖锐而又锋利的镰刀攮进了它柔软的腹部。绿色树叶的汁液从它皮开肉绽的腹腔喷出。螳螂张开大嘴吮吸其汁液,并用钳子将大块的皮肉扯开,撕成碎片,送进嘴里。昆虫学家发现,某些昆虫为了躲避敌害或者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和能量,会伪装自己,甚至不择手段地打起了其他昆虫部落的主意。

蚂蚁王国的“假皇后”

漫长的暑假,如果你到郊外翻开蚂蚁的巢穴,说不准会在蚁穴里发现一些昆虫界的秘密。比如,藏匿在蚂蚁王国里的“假皇后”。欧洲阿尔康蓝蝶幼虫会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办法,让蚂蚁们像服侍蚁后那样,服侍和保卫它们。这个新发现来自于一个由意大利都灵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小组。当研究人员细致观察欧洲阿尔康蓝蝶幼虫的生长过程时发现,它们和蚂蚁的关系竟然非同一般。当工蚁在野外发现欧洲阿尔康蓝蝶幼虫后,马上会把它们搬运到蚁穴里,然后会像对待蚁后那样给它们喂食并护卫着它们。在蚁群遭到侵扰忙得不可开交时,或当食物变得稀少时,工蚁依然不会减少给它们的“贡品”,而且非常及时。如果遇到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工蚁还会把幼蚁杀死,来供养欧洲阿尔康蓝蝶幼虫,或者干脆把蚁卵作为食物献给它们。而这一切待遇只有蚁后才能享有。当这些幼虫变成蝴蝶,纷纷飞离蚁穴以后,工蚁们对“假蚁后”的这种有劳无获的侍奉,才算结束。

“假蚁后”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让工蚁乖乖地给它们当奴隶呢?为了破解这个谜团,国际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从蚂蚁常用的信息交流方法入手,逐一排查,结果发现,蚁后并不是通过身体相互碰触、分泌化学物质报警这些常用的传递信息的方法来发号施令的。那么,蚁后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研究人员最初猜测,蚁后很可能是通过分泌化学物质来指挥的,因它们分泌的化学物质容易挥发,所以它们原地不动就能发号施令。但当研究人员把蚁后的分泌物单独分离出来,放到蚁群当中,工蚁们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因此研究人员只好另辟蹊径。

当研究人员用微型录音设备录下蚂蚁们发出的声音时,偶然发现,蚂蚁在蚁穴里常常用声音与伙伴“交谈”,而蚁后能直接发出特别的声音,向工蚁发号施令。研究人员把蚁后的声音录下后再播放给工蚁们听,结果工蚁们立即一动不动地“立正待命”。它们分开下颌,完全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而这种姿势竟然能保持几小时。蚂蚁还把蚁穴中的扬声器误认作新“蚁后”,把触角伸向扬声器,仿佛是在问候电子“蚁后”。任何外来生物想要接近电子“蚁后”,它们马上会群起而攻之。这个现象表明,蚂蚁日常是用声音来相互交流的,而蚁后也是用声音来下达指令的,只不过它们的指令比较诡秘,一般的工蚁模仿不出来罢了。

揭开蚁后的指挥秘密后,研究人员猜想,“假蚁后”欧洲阿尔康蓝蝶幼虫指挥蚂蚁为其服务的秘密,也可能与声音有关。为此,他们通过微型麦克风记录下了“假蚁后”发出的声音,并分析其节拍长度和频率。结果发现,“假蚁后”发出的声音与真蚁后的声音非常接近,甚至难辨真伪。当他们把录好的“假蚁后”的声音在蚁穴播放以后,结果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工蚁们并没有出现戒备状态,而是像卫兵听候命令一般站着,等待电子“假蚁后”发出下一步的命令。原来,“假蚁后”真是个大骗子,它们就是靠模仿真蚁后的声音来传达诡异密令的,在骗得了工蚁们的信任后,便开始奴役工蚁了。

暗算雄蜂的“阴毒伎俩”

美国南部的莫哈韦沙漠里,沙石一望无垠,唯有几丛矮小的植物点缀其中。在这里,雄性花回条蜂并不称心如意:要想找到一只能与之交配的雌蜂,除了主观努力之外,多半要靠运气。因此,只要嗅到意中人的气味,它就会全速飞扑过去。一旦看到有雌蜂停在植物的茎尖儿上时,它会立刻停落下来与之交配。而短短几秒之后,它就又要飞走,另寻新欢。只是一切并非如此简单!这不,这位“花花公子”刚刚被耍了一把,让它心花怒放的“可人儿”竟然只是一堆极其普通的幼虫,确切地说是一种斑蝥的幼虫。这种幼虫一旦从卵里孵化出来,它们就聚集到一块儿,惟妙惟肖地模仿一只雌蜂,形态之逼真足以让可怜的雄蜂乖乖中计。那么,为什么这些幼虫要集体搞鬼来欺骗这只可怜虫呢?原因很简单,一旦把雄蜂吸引过来,这些幼虫就会立即钩坐到它身上,直到雄蜂把它们带到一只真正的雌蜂身边,尤其是雌蜂的蜂巢里。在蜂巢里,这些幼虫就会把雌蜂为自己的后代储备的花蜜和花粉连同雌蜂与雄蜂交配后产下的卵一起吃掉。实在是太“阴毒”了啊!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昆虫学家莱斯丽发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

难道果真如此吗?那么,靠模仿雌蜂的形态和气味来吸引雄蜂的兰科植物算什么?还有那种靠散发出腐肉气味来引诱苍蝇上钩的食虫植物又作何论?事实上,拟态是植物界与动物界都采用的一种策略,目的不外乎授粉、躲避猎捕或恰恰相反,捕捉猎物。然而,这种斑蝥的幼虫并没有单枪匹马地模仿雌蜂吸引雄蜂,而是一窝幼虫联合起来展开一场集体模拟战。它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种靠实施集体战略来制造出具有诱惑性模拟信号的昆虫。

在发现了这种幼虫的“阴毒伎俩”之后,莱斯丽又有了一连串的新发现。她最新的一项发现告诉我们,由于视觉上的拟态还不足以欺骗雄蜂,这些幼虫还采用另一种更难以察觉的方法,那就是实施气味拟态。的确,这些幼虫对雌蜂外形的模仿能力实在有限,因此,它们早就想到了另一条作伪的途径。莱斯丽布置了一些诱发刺激模型,尽管这些模型的形态既像雌性花回条蜂,又似斑蝥的幼虫堆,但不出所料,这些模型并没有引来雄蜂。而当她往这些模型喷洒上一些雌蜂或那种斑蝥幼虫的分泌物的提取物,雄蜂便会主动飞来交配。

但如果说正是这种模拟出来的气味而非幼虫堆的形状吸引了雄蜂的光顾,那么,幼虫们又何必兴师动众地聚集在一起联合作战呢?研究发现,聚集联合的方式使它们能释放出足够强烈的气味来吸引雄蜂,毕竟单个幼虫散发的气味还不足以引起雄蜂的注意,因此只有联合行动才能达到目的。

神秘的“气功大师” 篇7

空杯来酒, 空盆来蛇, 纸灰复原, 凌空题词, 硬功徒手断钢筋, 轻功悬空提水行……这些玄之又玄的现象, 人们只有在神话中听到, 在电影电视的特技镜头中见到。然而, 大千世界偏偏有一个人能随心所欲地让这些超乎人们想象的现象, 变为真真切切的事实。这绝不是魔术师玩的假把戏, 而是通过中国国务院人体科学工作组严密测试, 证实确凿无假的。这一奇迹不仅震惊了国内科学家、party政要员, 也震惊了包括克林顿、苏哈托、金泳三在内的世界级首脑人物。创造这一奇迹的人, 就是被人们誉为中华奇人的江西气功大师王林。

“气功大师, 萍乡首富。”在萍乡, 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王林的故事。关于他治愈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疾病的事, 是议论他传奇最好的凭证。王林在芦溪的宅子叫王府, 一幢五层别墅, 带后花园, 与县政府一墙之隔。别墅里, 有两层专门摆放他和官员以及明星的合影。他与苏哈托的合影以及所谓的苏哈托写给他的题词, 时间是1994年, 他熟练地背出题词“感谢上帝唤来了大师, 治好了我和夫人的病, 愿上帝赐福于大师”。这些合影看上去年代久远, 照片里也是苏哈托本人, 旁观者很难辨出合影的真伪。他手机里有张照片, 是他对着某国国防部长的后背发功的场景。问国防部长患什么病, 王林严肃起来:“这是机密, 不要随便问。”

王林常说, “我治好的病人有5万”。他的秘书雷帆提到大师的艰辛:用气功给脑瘤患者治病, 因为太过用心, 7个脑瘤侵入大师的脑子, 闭关很久才把脑瘤治好。上世纪90年代气功潮之后, 大师纷纷被拉下神坛, 当时已成名的王林有着自己的生存策略。这十几年, 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 经营着名声、财富和权势。

善于结交权贵

跟随王林十多年的李密说, 王林很少给本地人治病。对于王林所说的治病免费, 他说偶尔也会免费, 但能请王林治病的都是富人, “给钱绝对不会少”。他说, 去年曾经有人来找“大师”治病, “大师”见来人没开车, 直接拒绝了。

除了三辆悍马和一辆劳斯莱斯, 王林还有辆保时捷, 在深圳、南昌和香港等地都有房产。但现在手中没有实业。他以香港人身份回到芦溪, 芦溪县政府将芦溪宾馆卖给了他。芦溪县政府工作人员说, 当时县宾馆卖给王林很便宜, 后来他转手卖给房地产商, “在这中间赚了至少上千万元”。

和其他的大师相比, 王林的更大能量来自于他和某些官员的关系。

王林和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关系很好。有媒体称, 他是宋晨光的高级顾问, 宋常常会找他占卜官运。去年4月, 宋晨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王林自称和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是好朋友。2006年, 他引荐本地企业家邹勇去找刘志军, 申请下了一个项目——赣西电煤集团。当着邹勇的面, 王林对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 “保你一辈子不倒”。

公开信息显示, 出生在芦溪的王林早年随眉山高僧学道, 可以用气功治病, 甚至“医治好过外国元首”, 此后成为闻名的气功“大师”。在各种关于王林的资料介绍中, 他以“空盆来蛇、断蛇复活、纸灰复原、意念异物、凌空题词、徒手断钢筋、轻功悬空提水行”等所谓的“超凡本领”著称。但芦溪县本地居民甚至并未亲眼目睹过王林施法表演, 他们听得最多的就是王林“可以变出蛇来”, 也听说过很多官员来他家看表演。

一段录制于上世纪90年代、时长16分31秒的视频显示, 有江西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李志勤、原宜春行署副专员谢锡建、宜丰县原县长毛野德等官员观摩王林施法。这些官员对王林的表演充满了兴趣, 他们甚至还亲身讲述了“王大师妙手回春”等感受。所谓的气功与施法, 不仅让王林有机会结识一些明星, 更让一些高官成为他的挚友。

“黄金时代”

1993年底, 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 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 据说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 达成天人感应。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当时王林在江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陪同下, 进京接受中央“人体科学工作组”测试时, “人体科学”正迎来发展历程的最高峰, 制造出海量信徒, 为多年后伪科学屡次死灰复燃打下基础。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涂建华将之概括为一场“神秘主义运动”。涂建华表示, 中国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 历史上就有神秘主义文化的传统, 只是在五四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压制;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也赋予神秘主义空间。

初成气候的“大师”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将他们的特异功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严新的气功能改变2000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张小平能治百病, 有的气功甚至能使农作物增产;严新首创的“带功学术报告”被实用的“大师”们广为效仿, 大小“报告会”一时间遍地开花。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 不少“大师”还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 张宏堡将特异功能发展为“麒麟文化”, 宣称麾下有弟子3000万。由于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础上, 特异功能的邪教化几乎也成为了一种必然。

“大师”们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的“四大天王”中, 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从信徒们的腰包中攫取着难以想象的财富——张香玉14天的“万人授功”即可获利40万元, 这也为她后来入狱埋下伏笔。走高层路线的张宝胜则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通行证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 活跃在民间的“功法”不下千种, 修习者多达数千万之众。

“黄金时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诞:“医家秘传气功”的学员们聚坐在北京妙峰山, 人人头顶一口铝锅;山西气功师宣称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严新甚至接手了两弹元勋、晚期癌症患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的治疗, 但邓稼先被折腾了一个月后逝世。

光环渐褪

曾经有很多人希望在他身上能获取些东西。后来发现, 除了孝敬一些红包给他, 王林并没有真正帮他们改变命运。王林也意识到自己老了, 他的光环也不再那么耀眼。芦溪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 他和现任领导的关系不像以前几届那么好了, 领导能不去他的家里都尽量不去。外地的官员也来得少了, 不像以前那么大张旗鼓。他身边的人慢慢意识到, 他并没想象中那么神秘。

李密说, 曾有人发现他在一个福建人那里买蛇。还有人在他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大堆被埋的蛇骨。他们想, 这也许是他断蛇复活之后的那些牺牲品。对于被戳穿的吹断筷架的视频, 王林一摆手, 说那本来就是闹着玩的, 假的。而被媒体曝光“借机圈钱”后, 王林的神话也随之破灭。

以1999年取缔“法轮功”为分水岭, 盛极一时的“大师”们坠入低谷。严新、张宏堡等先后前往美国, 后者在2006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沈昌和此前的张香玉一样, 因经济犯罪入狱;张宝胜等则销声匿迹, 再无声息。

虽然“大师”远去, 但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上世纪末的“决战”并未伴随意识上的刷新, 新世纪的十多年间, 伪科学的浪潮依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新生的“大师”玩的还是老一套——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只是更有钱了。

“大师”们虽然变了, 但“大师”们不变的客户——官员、演艺界人士、商人将继续存在, 他们为什么信“大师”?因为恐惧。我们社会的偶然性特别多, 仅仅凭自己努力不能获得成功, 所以很多人把成果当作神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竞争, 因此只能寻求庇护。而科学的局限性, 也给了“气功大师”们生存的土壤。科学不是万能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你要说某人是神, 或某人说自己是神, 那就可笑了, 关键是人们要理性认识科学的局限性。今天, 王林的神话被揭穿了, 但如果科学理性的力量不够强大, 人们仍然把自己对未知的恐惧、对成功的渴望, 寄托于某种未知力量的保佑, 这些“气功大师”的生存土壤就依然存在, 过不了多久又会卷土重来, 顶多换个“马甲”而已。彻底告别这些“大师”, 需要我们唤回科学与理性的精神。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大师

中国龙神功1992年气功大师关加林、纪敏夫妇用创立的“中国龙神功”为人治病理疗。在各种大师的表演现场中, 观众表示“感觉到了, 眉心热了”, 甚至屡有传说“残疾病人站起来了”, 但实质上这要么是心理催眠, 要么是事先布置的骗术。

当代华佗胡万林1997年7月, 他在太原开办了胡万林医院, 治死20余人。1997年11月左右, 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开办了臭名昭著的终南山医院, 引来10万人“朝圣”, 闹出146条人命。1999年1月16日, 胡万林以涉嫌非法行医罪被商丘警方宣布逮捕。

李正洪气功开始“取代”传统的医疗手段, 用不打针、不吃药的手段治疗疑难杂症。

张海张海号称密宗传人, 号称有特异功能。在股市, 张海是有名的庄家, 凯地系的操盘手之一;做实业, 挪用资金7个亿, 活活搞死一个健力宝;玩足球, 弄残了冠军深圳队。之后被捕, 神话破灭。

田瑞生90年代中期开始传授“香功”, 该功与一般气功不同, 以近似广播体操的修炼手段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此人在1995年4月1日和2日在北京做报告。6个月之后, 于9月30日肝癌死亡。其子隐瞒不报, 并冒领其父原单位退休金42个月。

严新1984年7月被杂志宣传后发迹, 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气功师, 自称阻止过原子弹和兴安岭大火。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 行踪不明。

张香玉1987年起授自然中心功, 信徒上十万人, 1993年底, 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 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 据说, 该锅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 达成天人感应。1992年被捕, 判7年, 后不明。

大师回答儿童提问篇8

答题的有很多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如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回答“为何动物不能像人类一样说话”时说：“关于语言和动物，我们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有些研究猿猴的科学家相信猿猴能够学一点人类的语言。我认为这些科学家只是在欺骗自己，猿猴做的是其他事情。”科幻作家菲利普·普尔曼回答“作家是如何获得灵感的”，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回答“梦是怎样形成的”，许多答问者的名字前都有教授、博士的头衔。

有的问题是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会问的：为什么恐龙灭绝了，而其他动物没有灭绝?有外星人吗?吃虫子会有事儿吗?为什么猴子爱吃香蕉?大人怎么知道每一片雪花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胳肢不了自己?(神经科学家回答说：“你的大脑总是在预测你的行动，以及你的身体会有何感觉，所以你胳肢不了自己。别人能胳肢你是因为他们会让你感到吃惊。”)

有些问题则像是天才儿童提出来的：人脑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东西吗?我的大脑是怎样控制我的?有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如果宇宙源自无(Nothing)，它怎么变成有的(Something)?我们为何不能永生?上帝是谁?有小学生问：“数字一直那样排下去吗?”数学家马尔库塞·杜·桑托依的回答简短而生动：“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数学老师问：‘最大的数字是几?’一个孩子迅速举手回答说：‘一万亿。’老师说：‘一万亿加一呢?’那个孩子说：‘好吧，我的答案很接近了。’这个笑话之所以有趣，是因为那个孩子以为老师说的一万亿加一就是最大的数字。实际上，老师是在回答数字是否会一直排下去。如果数字不是一直排下去，那就意味着有最大的数字。但如果有最大的数字，我总可以给它加一，得出一个更大的数。”

有些问题挺成人化，如一个小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现在小朋友们只要有手机和iPad玩，是不会觉得无聊的。专家的回答并不新鲜，但为了便于小朋友理解和接受，他用动物做了类比：动物园里的大象无聊的时候就会心情不好，发脾气;当它的生活太千篇一律时，它就会感到无聊，比如每天吃一样的食物，玩一样的玩具。专家的建议是，感到无聊时，就换一下玩法，活动活动。

有些回答问题的人并非专业人士，如小朋友问：我们为什么在晚上睡觉?回答问题的是一位喜剧演员，他说：“等到上大学时，你就白天也能睡觉了。”

书中最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一头奶牛一年都不放屁，然后它放了一个大屁，它会飞到太空中去吗?”美国女科普作家玛丽·罗奇回答说，奶牛确实会产生大量气体，大部分都是它的胃消化草时产生的甲烷。但奶牛胃里的气并不是屁。屁是肠子里产生的，而奶牛的肠子基本上不进行消化活动。牛不仅不放屁，也不打嗝。牛和其他反刍动物有一个很高明的办法排出甲烷。当一头牛觉得肚子胀，需要排气时，它会把气排出，但不是直接从胃部排出，因为那样会发出响声，暴露其藏身之所。奶牛可以使气体进入肺部，然后悄悄地呼出。假如收集一头牛呼出的甲烷，一年大概是84千克。火箭专家计算出，84千克甲烷能够把900千克的东西喷射33秒，也就是说能把一头675千克重的奶牛送到近5千米高的空中。太空始于30千米高的地方，所以奶牛一年不放屁也飞不到太空。

有些答案可能会让小朋友更加迷惑，从而让他们知道，科学的结论跟常识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有小朋友问：为何血液是红色而非蓝色的?一位医生回答说，人的血液确实是红色的，因为血液中有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血红素，它把氧气从肺部带到身体各处。但有些动物如乌贼、龙虾的血就是蓝色的。有小朋友问为何地球是圆的，答案的最后说：“对地球尺寸的现代测量表明它不是球形的，地球的旋转使赤道受到重力的挤压，它的直径比赤道宽40千米。”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篇9

地点：北京渔阳饭店文华厅

人物：岳南、何建明、梁鸿鹰、彭学明、李朝全、李炳银、陆建芳、贺绍俊等

2014年2月27日下午，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博集天卷举办了岳南作品《南渡北归》研讨会。《南渡北归》讲述了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冒着炮火由中原流亡西南，以及之后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包括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做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

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副主任彭学明、作协创研部书记李朝全、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贺绍俊、张志忠、王久辛等嘉宾参加了研讨会，并就书中所描述的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展开讨论。

用八年时间建构历史

《南渡北归》全书200余万字，其中注释就占了一半。岳南从2003年开始动笔，其间三次到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历时八年，搜集了近千万字的珍贵资料，全面描述了关于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岳南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高中毕业后曾做过小学代课教师，还曾经跟村中的一个老艺人学习评书，这也是岳南作品中故事性极强的原因，很多人都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一些评书的味道。1981年底，岳南参军入伍，到山东日照武警边防局藏家荒边防派出所服役，后来调到部队机关做打字员兼公务员，再后来考入武警济南指挥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些作品，并因此被调到武警山东总队政治部，成为一名宣传人员。

1989年，岳南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二年创作了《风雪定陵》和《复活的军团》两部纪实作品，从此奠定了他在考古文学领域的地位。岳南创作的《南渡北归》《风雪定陵》《千古学案》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2011年起，岳南被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聘为驻校作家，为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很佩服岳南能够用八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他同时认为岳南通过一种叙述来建构历史，用大量的细节来建构起一个与过去熟悉的宏大叙事的历史不同的历史。贺绍俊评论说：“唐代刘知己说做历史的人应俱备‘才、学、识’三长，后来清代章学诚又加了一个史德，就是所谓的史家四长。史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怎么讲述历史。岳南的史才在于他用反正统的叙述风格，他的叙述带有一点儿民间江湖的味道。”

为何“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南渡北归》一书有一句很吸引人的推荐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与岳南相识很久，他说自己在2006年曾经专门和岳南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文脉是在系在士大夫阶层的，春秋为什么有诸子百家，为什么文化和思想那么发达，是因为士大夫在那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四个最重要的作用。首先，士大夫是历朝历代的人才库。其次，士大夫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继承者与创造者。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士大夫是老百姓和统治阶级沟通的桥梁。在古代，广大农村存在着乡绅阶层，中国的文化传承主要靠这些乡绅。乡绅分为四种人，一种是宗族的族长，一种是教书的先生，一种是告老还乡的员外，另一种是地方的名医。在过去，老百姓有了冤屈，首先是通过乡绅来解决，乡绅阶层反映了统治阶层跟老百姓之间的联系。士大夫第四个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潮流的引领者。历朝历代，没有哪个潮流不是通过士大夫来引领的，没有哪个风尚不是通过士大夫来引领的。”

陆建芳表示，中国文化的主脉是中国的士大夫，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两个字：君子。岳南在《南渡北归》里描写的就是这样一批士大夫，一批有文化的君子。在这批人之后，士大夫阶层就消失了。岳南冷静地记录了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是如何灰飞烟灭的，这是这套书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在中国发现大师很不容易，要评说大师难上加难。岳南的书是文人的历史，也是中国教育史。在清华北大建立初期的二三十年，是中国教育最好的时代，也是最有成果的。这是值得我们尊重并铭记的一段历史。”何建明认为那一代人表现出了大师的境界，科学至上、教育救国等思想在他们身上扎下根，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今天我们难以比拟的。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岳南以西南联大为中心，书中写了现代史上很多有名的学者。那个时代是大师的孕育期，不管是胡适还是其他人，都处于他们的成长期。在一定空白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文明阶段的文化建设。那代人做出了一定的积累，但遗憾的是，这种脉络后来中断了。我认为今天不见得那么悲观，肯定再无大师了，如果仅仅以现代史上的那些学者为参照的话，达到他们的标准的人当今并非没有，但我们不能满足于那样的水平，能够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是未来更加艰巨的任务。”

在场很多嘉宾都表示，《南渡北归》记录的是历史，同时也启示今人，在大师远去的时代，今天的知识分子该以何种态度来承担文化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