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支持（精选十篇）
家庭社会支持 篇1
1 乙肝患者患病后的几种常见心理反应
1.1 焦虑害怕
当患者被确诊患有乙肝后, 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害怕心理。这和患者自身的经济、性格、文化修养、对疾病的认识等因素有关, 尤其是内向性格的人或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心里负担更重。产生焦虑害怕的原因可能与对疾病过分担心、怕病治不好、怕导致家中经济困难、怕传染给他人、怕丧失劳动力等诸多因素有关。现代医学证明, 持久的焦虑害怕会造成精神疲劳, 人体免疫功能减弱, 对康复不利。
1.2 抑郁自卑
由于乙肝具有传染性, 而社会上多数人对乙肝患者具有畏惧感, 生活害怕与他们接触, 孤立他们, 甚至歧视他们, 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产生抑郁感、自卑感, 有的甚至丧失对治疗的信心。
2 患者家庭的社会支持来源
根据我国国情, 家庭因血源关系而生活在一起, 共同分享快乐、分担痛苦、共渡难关。家庭成员生病后会得到其他成员的帮助、关心、照顾和体贴。家庭的支持来源依次为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姐妹。Brillhart发现家庭能给与生活照顾、情感支持和经济帮助, 这些可帮助乙肝患者消除家人怕传染、怕拖累的顾虑, 使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3 护理手段干预家庭社会支持的方法
3.1 护士应掌握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患者与家属之间的关系可作为心理应激的来源。应激与适应理论强调, 控制应激反应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求并获得支持网。乙肝患者得到的家庭支持越多, 生活质量越高。配偶、父母和孩子是家庭支持的主要源泉, 在家庭支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护士在工作中要注意调动家庭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主动提供患者的各种信息, 积极协助家庭成员采取合理的行为以满足患者所需要的家庭社会支持。
3.2 护士与患者接触较多, 在患者心理适应过程中发挥潜在作用 护士要根据患者的个性、需要、文化层次等在进行医疗活动的同时与家庭成员及时沟通, 确定患者心理问题的程度、性质及失衡原因, 使社会支持具有个性化, 使患者得到切实的关心和帮助。
3.3 与患者及家庭成员进行尽可能多的非医疗活动接触 告知机体成员不要把对患者的不满流露在外, 以免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适当处理患者家庭间的心理冲突, 使患者感受到被重视和尊重, 更好的调动自身情绪, 增加心理承受能力。
3.4 为乙肝患者及家庭成员讲解乙肝患者的生理、心理变化的特点及有关用药、自我护理方面的知识, 评价患者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护士应协助和鼓励患者获得更多的求助渠道、家庭情感及经济方面的支持帮助, 为患者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4 讨论
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 这种联系在个体面临困难或危险时, 可以为其提高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帮助, 是心理压力与心理障碍的中介因素之一。贾云等 (1933) 认为社会支持所提供的帮助和影响使个人应付压力的能力得到提高, 是压力适应中重要的社会因素。家庭的社会支持除提供经济和物质等有形的支持外, 还可以获得家庭的情感支持, 使患者认为其是被关心、爱护和有价值的, 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减少不良心理行为对患者的负面影响, 使乙肝患者在家庭的支持下缓解内心的压力,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家庭社会支持 篇2
小康社会的提出
小康社会的含义
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
小康社会的翻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小康社会为什么还不是小康家庭
我们所说的“小康”还不是富裕，不是想象中的“家家有别墅，户户有轿车”，也不是家家达小康，人人达小康，而是以县为单位达到整体小康水平，是解决温饱之后的一种生活状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知识要点
一、什么是小康
人的生活状态一般分为贫穷、温饱、小康、富裕四种。我们所说的“小康”还不是富裕，不是想象中的“家家有别墅，户户有轿车”，也不是家家达小康，人人达小康，而是以县为单位达到整体小康水平，是解决温饱之后的一种生活状态。小康社会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通俗的讲，所谓小康就是吃穿不愁、住房宽敝、出行方便、环境整洁、医疗便捷。
二、为什么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总体小康”是一个低标准、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为那时我国还有3000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城镇也还有一批人口生活在最低保证线以下。所以，我们要建成一个“全面小康”社会。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学有所、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进一步提高。到建成一个不含水分、实实在在、群众得实惠、老百姓认可、发展和环境相协调的全面小康社会。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个不能代替”
◆1.不能以省的总体小康代替县建成小康，坚持多数城乡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标准;
◆2.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坚持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小康实际成果;
◆3.不能以简单指标数代替直观感受。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个不能少”
◆一个县不能少
◆一个民族不能少
◆一个乡镇不能少
六、同步小康创建达标评估标准
✦“三个核心指标“达标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1400元;2.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0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7000元;3.环境质量指数。城市(县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85%、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95%、城镇污水处理率≥85%、城乡生活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50%。✦“三个前置指标“达标1.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发生率须小于3%;2.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变化幅度ΔEI。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变化幅度ΔEI须大于或等于-5;3.县级环保部门能力建设。县级环保部门能力建设达到西部地区三级站标准。
✦ 以县为单位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或超过90%以上
七、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应该做什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人人参与建小康，建好小康为人人”。因此，广大干部群众要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参与小康建设。
✦党员带头。全县党员同志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时刻做好群众的表率，带头发展、带领群众发展带头增收致富、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我们就一定能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示范带动。全县广大致富能手也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领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持续增收致富的道路。
✦全民参与。古语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因此，只要我们点燃心中的激情，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积极为小康创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力量拧成一股绳，就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小康创建目标。比如一要大力发展生产;二要遵纪守法;三要邻里和睦相处;四要讲究环境卫生;五要重视文化教育;六要保护环境;七要知恩图报;八要积极参与小康创建。
什么是“全面”的小康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国经历着飞速发展，又不得不面对众多“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例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等。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与瓶颈，而只有解决这些短板和瓶颈，才能做到全面。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维度不仅仅是经济、政治，也包括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各项事业均衡发展的小康。
怎样建成全面小康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责任。”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时这样讲道。
面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全体中国人民将如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来完成?
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各级党委和政府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
浅析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的社会支持 篇3
关键词： 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困境；正式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混合福利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5-0081-06
脑性瘫痪，简称为脑瘫，是脑部发育异常造成的一种临床表现，婴儿在出生后通常伴有运动功能、肌肉和姿势异常等。[1]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1世纪新生婴儿脑瘫的患病率已增至5‰，其中我国新生婴儿的脑瘫患病率约为1.86‰～4‰，农村地区尤其严重，脑瘫儿童的患病率达到了5.6‰。[2]在宁夏地区的G村，脑瘫儿童家庭不仅照顾着脑瘫儿童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而且是康复治疗的陪护者。和G村的脑瘫儿童照顾者聊天时，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着自己的孩子提前离开人世，我这辈子最挂念的是这个孩子，如果我走了，留下孩子太受苦了……”对于很多脑瘫儿童家庭来说，脑瘫儿童的亡故是悲痛的终结，是件幸福的事情。文中选取的G村是个回族聚居村，这里的回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的经典。《古兰经》指出，人有现世和后世两个世界，现世的生活比较短暂，而后世的生活是长久的，也是最重要的。人们认为脑瘫儿童的一切不幸都是真主降临给孩子现世的磨难，亡故之后会进入天堂的。在后世孩子不会接受任何惩罚，而是享受天堂生活，所以大多数脑瘫儿童家庭希望孩子提早离开人世。然而，面对脑瘫儿童病情的长期性和特殊性，脑瘫儿童家庭在孩子康复过程中面对的困境远远超出健全儿童家庭。虽然我国东南沿海城市逐渐建立了脑瘫儿童康复机构，让脑瘫儿童家庭看到了希望，然而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关于脑瘫儿童的康复机构，脑瘫儿童病情得不到有效治疗和康复。此外，农村的保障水平较低，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康复资源缺乏，脑瘫儿童家庭长期面临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依然承受着沉重负担，因而农村脑瘫儿童家庭更加需要来自于社会的支持。笔者采用深度访谈法对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的困境与社会支持做出相关研究，并将脑瘫儿童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将两者结合为一体，构建一种混合福利体系来探讨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的发展路径。
一、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困境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均来自笔者家乡，笔者对家乡的民俗、语言等方面非常了解，而且曾在当地的民政部门实习过，因而可以去民政部门查阅当地G村脑瘫儿童的家庭情况。2015年2月—4月，笔者走访了当地的民政部门，采取主观抽样法选取六组比较典型的脑瘫儿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并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通过整理访谈资料来梳理脑瘫儿童家庭在儿童康复过程中面对的困境。
（一）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基本资料
本文尝试探讨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面对的困境和获得的社会支持状况，因而脑瘫儿童家庭基本信息显得非常重要。笔者将选取的六组脑瘫儿童家庭基本信息汇总如表1，其中包括脑瘫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其他成员情况、家庭收入来源以及家庭年收入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脑瘫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偏低，且家中兄弟姊妹较多，家庭收入来源大部分是依靠打工或者务农，父母年收入均低于五万元，这会导致脑瘫儿童没有足够的经济帮扶。家中兄弟姊妹较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宁夏地区的农村回族有所宽松，有些家庭为了生男孩子都超生好几个女孩；第二是回族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思想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女孩子终究要嫁出去的，所以养老只能依靠男孩，更重要的是父母年老亡故之后，孝敬这件事完全要依赖男孩子，如祭日那天请阿訇念经、坟头的诵经等。
（二）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困境
笔者通过整理与脑瘫儿童家庭照顾者的访谈资料发现，脑瘫儿童家庭在孩子康复过程中面对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生理、经济、精神和社会方面。
从生理方面来看，脑瘫儿童家庭中的照顾者通常患有腰部、脊椎、失眠及头痛等病症，这主要是由脑瘫儿童复杂多样的临床症状所导致的。脑瘫儿童最典型的临床表现是运动功能障碍，同时还伴有感知觉障碍、认知障碍、语言障碍、学习困难、行为问题等[3]，这不仅制约了脑瘫儿童的正常生活和社交活动，而且对脑瘫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生理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
从经济方面来看，脑瘫儿童家庭的经济负担远远超过健全儿童家庭，本文将脑瘫儿童家庭的经济负担分为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其中，直接经济负担指的是脑瘫儿童在康复过程中接受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间接经济负担指的是家庭照料脑瘫儿童的日常费用、择校的教育费用和康复机构的康复训练费。访谈资料显示，脑瘫儿童家庭的直接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体现在昂贵的医疗费用方面。但是间接经济负担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日常照顾费用。在农村脑瘫儿童家庭中，母亲是患儿主要照顾者，那么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父亲，这与健康儿童家庭相比就缺了一份劳动力。此外，还要在患儿择校和康复方面花费一部分费用，有些家庭也因此陷入了极度贫穷状态。
从精神方面来看，脑瘫儿童家庭陷入绝望、焦虑、孤独、自责和愧疚之中，尤其是脑瘫儿童的父母。婴儿呱呱坠地本来是件非常喜悦的事情，然而当孩子被诊断为脑性瘫痪后，这个原本完美的家庭突然破裂了，尤其是对于农村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家庭来说，盼星星盼月亮生下的儿子患有脑瘫，家人会陷入绝望。有时候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使得家人到处求医治疗，而且孩子康复效果不太明显，需要长期陪在身边照顾时，脑瘫儿童家庭照顾者会表现出无比的焦虑和自责。当村里的同龄孩子成家立业了，自己的孩子还如同一个婴儿般需要照顾，患儿父母就会更加自责，自责自己是否对宗教信仰虔诚以及生活中是否对他人做过亏心事。
从社会方面来看，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脑瘫儿童家庭的社会困境主要指的是社交压力比较紧张。对于宁夏地区G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来说，健康的孩子是真主给世人恩赐的最好礼物，反之患有各种缺陷的孩子则是真主对家族的最大考验，所以脑瘫儿童的家庭遭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患儿的病态行为给家长带来一定的羞辱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脑瘫儿童家庭的社会困境。
总而言之，脑瘫儿童家庭在孩子康复过程中存在生理困境、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和社会困境。这些困境不仅造成了家庭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匮乏，更关键的是不利于患儿病情的康复。
二、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社会支持现状
本文选取社会支持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从社会支持理论概念的认识和社会支持的来源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由于众多学科领域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因而对社会支持的概念认识是不统一的。研究者将社会支持概念分为两类，分别是客观的支持和主观的支持。客观的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得到的一些实际可见的、物质的支持，主观的社会支持指的是精神层面的安慰和关注等。[4]社会学界的学者林南和他的同事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后，提出了社会支持的定义，认为“社会支持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能够意识到的或者实际上工具性或表达性的帮助。”[5]然而对于社会支持来源的阐释，学者们根据社会支持来源的不同，将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本文也是采用这一分类方法，其中宁夏地区G村脑瘫儿童家庭的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是指乡镇政府、医疗机构、公立康复机构和特殊学校等正式组织提供的支持，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指家庭和亲人、乡里邻居、朋友、清真寺（哲马尔提）和民间社团组织等非正式组织提供的支持。
（一）正式的社会支持
从正式的社会支持层面来看，乡镇政府给予脑瘫儿童家庭的支持主要是一些福利政策的实施，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帮助，如部分基金组织基金的发放，脑瘫儿童家庭获得低保户和残疾补贴，节日期间送去一些生活物品如米、面等。可见，乡镇政府的支持不够专业化，其将贫困户和脑瘫儿童家庭的救助混为一体，而且救助金额较低，救助类型比较单一。医疗机构给予的支持更多的是患儿病情的诊断、治疗以及后期的复查。然而这些支持是外地城市给予的，当地的医疗机构设施不够完善，无法给予这些支持。公立康复机构和特殊学校给予的支持主要是针对患儿病情的康复训练、文化知识的教授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脑瘫儿童家庭在市区和省城获得的，当地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脑瘫儿童康复机构和特殊学校。
（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层面来看，家庭和亲人以及乡里邻居的支持主要是经济上和实际物质的帮助，如借钱、帮忙照看患儿、帮衬家务活等。朋友的支持除了经济的帮衬以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站在宗教角度去鼓励脑瘫儿童家庭，认为脑瘫儿童是真主对这个家庭现世磨难的考验，但是真主在其他方面会恩赐这个家庭的。
清真寺（哲马尔提）对脑瘫儿童家庭的支持主要是免交天课（则卡特）、宗教基金（外格夫）的发放和精神上的鼓励。天课是每位成年穆斯林必须缴纳的费用[6]，但是，《古兰经》中提到那些贫困和弱势群体是免交天课的。[7]宗教基金是穆斯林奉真主之名捐赠给清真寺的用于慈善事业的财产，因而对脑瘫儿童家庭的支持是发放一定数额的基金。[8]清真寺对脑瘫儿童家庭精神上的支持主要是针对脑瘫儿童的亲人，他们在清真寺礼拜、念经和封斋，以求真主在现世和后世的恩赐。民间社团组织对脑瘫儿童家庭的支持主要是节日期间的慰问、衣物和钱财的寄送等。
通过整理访谈资料发现，脑瘫儿童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不足，尤其是正式的社会支持严重缺乏，如农村脑瘫儿童及其家庭的福利保障政策的缺失，农村所属管辖的乡镇没有脑瘫儿童康复机构。仅在市区有一所康复机构，而且康复设施设备不够完善，机构占用面积比较小，容纳儿童数量非常有限，指导脑瘫儿童专门康复训练的人才非常稀缺，康复训练技巧过于基础，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物理治疗方法。相比正式的社会支持，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的作用更为凸显。但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稳定性不强，不能够持续长久地提供支持。因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是基于情感而建立的支持网络，与基于理性制度建立的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同。此外，农村脑瘫儿童家庭思想观念比较滞后，担心被外人知道孩子患病，患儿家长们使自己的家庭封闭起来。部分街坊邻里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跟脑瘫儿童玩耍，有些健全儿童家庭甚至不愿意与脑瘫儿童家庭来往，从而使脑瘫儿童家庭被村里的人们孤立起来。
三、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社会支持的发展路径
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的生活处于边缘状态，是当地的弱势群体。在患儿康复的过程中面对来自生理、经济、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困境，然而这些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非常微弱，且大部分是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严重缺失。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是脑瘫儿童家庭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元素，是解决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困境和社会支持匮乏的必要充分条件，缺一不可。为此，笔者认为，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社会支持的发展路径是将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结合为一体，构建一种混合福利体系，有效地将社会支持来源的多元主体组合起来，从而缓解脑瘫儿童家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的压力。
在混合福利体系的构建中，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指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微观资源的调度，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则是强调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目标是对脑瘫儿童家庭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是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助人自助，服务对象是那些因多方面因素而缺乏社会适应能力的个人、团体、社区等。脑瘫儿童及其家庭自然便是社会工作专业提供服务的对象。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农村脑瘫儿童家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脑瘫儿童相关福利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宝贵建议。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理论发掘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的潜在资源，增强其自信心和抗逆力，从而促进脑瘫儿童的康复。
（一）逐步平衡城乡之间的资源供应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格局，这导致城乡之间的资源严重失衡，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资源。这种户籍制度固化的差别将农村居民变成了弱势群体，[9]农村的脑瘫儿童家庭更是处于生活的边缘状态。从脑瘫儿童的生命周期视角出发，脑瘫儿童的早期诊断和康复训练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一定的医疗资源和专业的康复机构。通过访谈发现，乡镇医院的医疗设施落后，专业人才稀缺，甚至没有一所专门的康复训练机构，因而无法对脑瘫儿童做出及时诊断和后期的康复训练。当地政府部门应制定政策平衡城乡之间的医疗资源，对乡镇医院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使得乡镇医院引进先进的医疗设施和优秀的专业人才，从而加强脑瘫儿童的早期筛查。
脑瘫儿童早期的康复训练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宗桦的研究显示，脑瘫儿童进入康复训练时的年龄越小，康复的效果越明显。[10]因而，当地政府应该借鉴国外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东南沿海城市机构发展的经验，尽快帮助乡镇建立脑瘫儿童康复机构，使脑瘫儿童尽早进入治疗过程中。当然，在建立机构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拨款、康复设备和社会工作者人才的引进，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脑瘫儿童获得康复机会。然而，脑瘫儿童想要过上健全儿童的生活，受教育的问题不容忽视。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教育机构应开办脑瘫儿童学校，增加脑瘫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更早介入脑瘫儿童的教育，病情轻微者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病情重者则会自理，不至于让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盲。
（二）逐步完善脑瘫儿童未来的就业养老和家庭需求制度
随着脑瘫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就业和养老问题凸显。当地相关部门应协调努力，解决脑瘫儿童的就业问题，如举办一些基础的技能培训班，让脑瘫儿童掌握一门技术，并向相关单位引荐有特殊技能的脑瘫儿童。对于脑瘫儿童的养老问题，当地应尽快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如家庭养老制、机构养老制等。在实施家庭养老制方面，减免脑瘫儿童家庭税收，定期发放现金补贴和生活物品等。机构养老制方面，政府应扶持相关部门建立养老机构，达到一定年龄的脑瘫儿童生活全部由机构负责。
对于脑瘫儿童家庭需求制度的建立，民政部门应组织专家、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对脑瘫儿童家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的需求做出评估，制定需求计划、实施计划和评价需求计划。这种基于实践和不断修正基础上的家庭需求制度才能保障脑瘫儿童家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让他们也能享受健全儿童家庭的那份欢乐。
（三）逐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农村脑瘫儿童家庭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兴起于欧美国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发展为半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11]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工作起先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发展，偏僻落后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因此，当地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引进优秀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投入到农村脑瘫儿童康复领域。在构建农村脑瘫儿童家庭社会支持的混合福利体系中，社会工作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首先，社会工作者可以提升脑瘫儿童家庭的权利意识和认知水平。访谈资料显示，脑瘫儿童家庭对于政府、医疗机构等正式组织提供的社会支持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对脑瘫儿童的病情认识不够。因此，社会工作者介入脑瘫儿童家庭，可以提升他们的权利意识以及对脑瘫儿童病情的认知，让他们由被动接受政府的救助转向主动寻求社会支持。
其次，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发掘脑瘫儿童家庭的潜在力，增强脑瘫儿童家庭的自信心。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体、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是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等）的，疾病和创伤具有危害性，但它们可能是机遇和挑战。[12]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要立足发现脑瘫儿童家庭的优势和资源，协助这些家庭去积极面对患儿的康复。例如，宁夏地区的G村村民信仰伊斯兰教，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伊斯兰教“拜主行善”的价值观发掘脑瘫儿童家庭的资源。
最后，社会工作者可以推动自助团体组织的建立。自助团体是一群有相同问题和困难的人的自愿性结合，成员间通过彼此经验的分享，互相鼓励支持以解决共同的问题。[13]自助团体以自助和互助合作作为价值基础，其成员参与是免费的或只需较少费用，这在农村是比较可行的。由脑瘫儿童家庭组成的自助团体可以讨论脑瘫儿童的治疗与康复计划、互相鼓励学习康复训练技巧以及家庭照顾者之间可以分享经验和困惑。
总之，解决脑瘫儿童家庭在孩子康复过程中面对的困境和社会支持现状问题，要构建混合福利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职能。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自在脑瘫儿童康复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正式社会支持层面主要是政府部门关于脑瘫儿童及其家庭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微观资源的调度。而非正式社会支持层面则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多方位发掘脑瘫儿童家庭的优势和资源，改变脑瘫儿童家庭在患儿康复过程中的悲观情绪，增强自信心和抗逆力，让家庭看到希望的曙光，使脑瘫儿童参与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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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工作对失独家庭的介入 篇4
(一)
什么是失独者, 失独者分三种, 一种是较早的失去了孩子但他们又补生了, 第二种是较晚失去独生子女, 但其儿女已经给他们生了孙子孙女, 第三种也是最痛苦的一种, 他们丧失了生育能力, 而独生子女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后代。在这篇论文中我主要谈论的就是第三种失独者。其家庭结构图如下所示:
(二)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及失独家庭现状
下表是对中国主要家庭结构的的一个调查汇总:单位%
《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第68页表4-2-1
从上表我们可以得知在中国当代核心家庭是主要的家庭结构, 而核心家庭中有70%以上的为独生子女家庭, 由此可见失独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家庭的一个重大威胁。《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 (《中国经济周刊》, 人民网2009年6月1日) 一文告诉我们, 我国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 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仅仅以1.5亿独生子女计算, 这意味着我们已有或将有1500万个左右家庭已经或将要蒙受失去独生子女的痛苦。当然痛苦的程度不一样, 失独较早的大多数很快就补生了孩子, 失独较晚的其独生子女已经给他们生了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广州日报所称每年增加7.6万、总数超过百万的失独, 应该是指最痛苦的一类失独, 就是父母已丧失生育能力而独生子女死亡前又没有孩子的。彻底丧失独生子女的中国人特别可怜, 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宗教, 是靠代际传承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 孩子身上寄托着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失独家庭在中国目前的现状时面临着精神和物质条件的双重压力。
二、失独家庭需要社会工作者介入
家庭社会工作是欧美国家中发展最早,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领域。它是以家庭为服务对象, 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并顾及到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需求, 运用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专业方法解决和处理家庭问题, 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促进家庭功能正常发挥, 帮助家庭更好地适应社会的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支领域。
失独家庭的出现是个新问题, 对社会道德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挑战和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当拓宽思路, 多管齐下, 既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努力又需要各社会组织的配合。
失独家庭中家庭结构的突然变化使他们的家庭还无法适应, 无法正常运行,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夫妻关系破裂, 婆媳矛盾加剧, 婚外恋、家庭暴力等等, 这也需要有人去帮他们适应这种变化, 促进他们的家庭生活走向稳定, 而我们家庭社会工作者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我们运用专业工作方法帮助他们进行家庭重构。
三、家庭社会工作在失独家庭开展的形式
(一) 个案工作
家庭个案工作是家庭社会工作者运用有关家庭与社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为家庭提供物质和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解决问题, 缓解压力, 达到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平衡。失独家庭个案工作具有一般个案工作的特点, 而且我认为个案工作是解决失独家庭的问题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以案主的需要为主, 启发案主的潜能, 增强其面对困难的信心, 自主地解决问题。
(二) 小组工作
小组社会工作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下通过一群有共同需要和问题的人的聚集和参与形成小组互动的力量和意图性的小组经验, 从而达到个人、群体、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小组工作在互动过程中彼此分享, 彼此倾诉、互相支持、安慰来达到小组成员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对于面临失独家庭问题的成员来讲, 小组工作可以使他们分享彼此的感受, 达到一种同感, 这将比家庭社会工作者对他们的同理心更深, 他们彼此也会产生共鸣, 而我们工作者在一旁只需要提供一些支持和协调就可以了, 在适当的时候组织一下, 帮他们引导一下。
(三) 社区社会工作
家庭问题除了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和沟通存在问题以外, 家庭是否能发挥功能, 也受其所处社区的环境、社会资源的健全与否的影响。所以在解决家庭问题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家庭内部的动态关系和沟通形态, 还要将这些和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 要考虑周围环境是否阻碍家庭功能的发挥, 着重社区环境的改变, 以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家庭。社区的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两种, 软环境是指周围人的素质, 邻里关系, 比如在邻里关系好素质较高的社区, 当失独家庭出现时, 周围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 会给他们一些安慰, 在平时会给他们一些照顾, 这都需要我们社区社会工作者去帮着完成。硬环境是指, 像一些娱乐场所, 在他们孤寂无聊时可以去那聊聊天, 打打牌来打发时间, 对他们心理治疗有一定好处。
参考文献
[1]张文霞, 朱冬亮主编.《家庭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范丹妮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调研 篇5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各级党组织重要职责，把此项工作作为推动其它工作的基础条件，促进各项工作落实。一是建立健全党委考核机制。要把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和能力的重要标准，切实做到把思想政治同等看待，同等奖惩，逐级考核。当前，要解决一些党组织把业务宣传工作视作为做人的思想工作，在抓思想政治工作上存在缺位现象。二是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机制。各级党组织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创新思想工作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每年制定思想教育计划，落实好人员、时间、内容、质量等内容，以宣讲、演讲、竞赛及党团生活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提升员工的道德素质。要把道德教育列入干部职工培训内容，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怎样做人做事。结合党组织的“三会一课”制度，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做到知与行的统一。三是建立健全企业引导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检查，与其它工作同考核，同检查、同讲评，引导公有制企业和非公企业，强化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立思想骨干队伍，形成思想教育制度，推进社会公德建设。结合文明单位的创建申报、复评等工作，检查落实每年社会公德教育情况。
路径二：从强化网络建设管理入手，构建推进公德教育的网络格局
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呈现了多元化趋势，直接影响着如何看待社会公德规范，影响网络社会公德形成，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管是80后、90后的年青人，提倡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德，永远不能改变，永远不会过时。每个网民在虚拟社会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德，文明上网、文明用语，理性评判各类事件，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加强网络社会公德建设，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管好网络。建立网络文化信息服务专项许可制度和登记年检制度，定期开展整治网络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积极推进网络文明建设，让网络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要通过技术手段，加强网络的信息管理，建立完善网络信息内容管理责任链，使信息内容管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积极探索舆情监测和网络视频、音视的监控管理技术，形成强制的“技术审批”制度，使信息合法有效，不断“过滤”网络信息，让健康有益的信息服务于网民，服务“网络社会”。要建立健全网上“电子警察”，积极开展网上“扫黄打非”专项整治行动，严防死堵，全网络、全天候监控，净化网络环境。二是引导网络。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推进网络立法，净化“网络社会”环境，引导人们做一个文明网民。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评创活动，引导广大网民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上网习惯，自觉抵制有害信息和低俗之风。加强网络正确舆论引导，建立健全正确、高效的信息发布、舆情监督等机制，及时引导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引导网上舆论，确保网络正确的舆论导向。三是建好网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等主流网站，登载健康向上的图片、影视、文章等信息，坚决制止登载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等内容。同时，要通过建设网络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培养健康的价值取向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促进网络文明健康发展。
路径三：从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入手，推进公德教育体验感受
志愿服务是以自愿、无偿为前提，以弘扬志愿精神为核心，能够把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与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做好事、献爱心的过程中陶冶情操、提升境界，有利于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到实处。志愿服务已成为社会公德教育一个活动载体，成为人们自我践行社会公德的体验活动。如何推进志愿服务事业，提高人们的参与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志愿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完善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志愿服务体系，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规范招募、登记、培训、考核、管理、表彰等制度，引导更多的人们参与志愿服务。二是大力宣传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开设“志愿服务”栏目、专题，普及志愿服务知识，宣传志愿服务精神，把志愿服务精神的种子播撒到人们心中，使志愿服务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和认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三是拓展志愿服务领域。要以社会救助、慈善公益、优抚助残、敬老扶幼、治安巡逻、环境保护、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等作为重点服务领域，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为人们关爱他人、奉献社会搭建平台。要认真组织好“讲文明树新风”、应急救援、扶危济困以及举办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志愿服务，着力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组织开展公共秩序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志愿者到公共场所、道路交通和赛会场馆等重点部位，宣传文明行为规范，劝导不文明言行，营造规范有序的社会公共秩序。
路径四：从选树道德建设典型入手，推进公德教育示范引导
社会公德建设也要靠道德典型来引领，示范带动。一是大力选树道德典型。积极培育和挖掘各类道德典型，用道德典型推动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深入开展“文明市民”、“文明员工”、“文明新居民”、“好婆媳”、“身边好人”、“道德模范”、“慈善奖”等评选活动，努力使人们在参与中提升素质。二是大力宣传道德典型。紧紧围绕弘扬社会正气这个主题，充分发挥互联网等媒体作用，宣传好道德典型事迹，彰显道德力量，扩大影响力。要大力宣传全国道德模范陈光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明义以及身边道德典型等先进代表人物事迹，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树立道德典型标杆，促进社会良好风气形成。通过“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对话等形式，形成强大社会舆论，明辨是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三是大力关爱道德典型。关爱道德典型是道德激励的重要途径，是为了选树道德典型的需要，是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需要。再好的物质利益激励也会有局限性。因此，还是要建立起合理、科学的道德激励机制，促进道德典型素质提升，让道德典型永远成为“常青树”，始终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四是大力兴起学习道德典型活动。培育道德典型的目的就是引导大家学习道德典型，争当道德典型。以道德论坛、道德评议、德模巡讲等形式，运用身边的道德典型事迹来教育人、影响人、提高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引导人们见贤思齐、创先争优。
路径五：从丰富宣教活动载体入手，常态化推进公德教育
如何把务虚的工作变成务实的工作，推动社会公德建设，这要以喜闻乐见形式，开展各类宣教活动。一是强化舆论宣传。利用新闻网络媒体以及宣传橱窗、文化长廊、手机等载体宣传社会公德，引导人们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利用公交车、酒店、汽车站、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视频，协调各方，统一制作生动活泼的社会公德宣传，及时播放、更换内容，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突出《顾客须知》、《游客须知》、《观众须知》、《乘客须知》等宣传，采取文明劝导、行政执法等手段，强化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借“三下乡”活动时机，以电影、图版、CD片等形式，向广大城乡居民宣传社会公德。二是强化分类教育。在机关干部中，结合公务员初任培训、更新知识培训等时机，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制定公务员“道德档案”，规范公务员道德行为，把“道德考核”真正列入公务员考核内容。在各类企业中，建立“诚信档案”，把平时检查与检查相结合起来，开展“诚信守信企业”、“诚信工商户”评创活动，重点引导广大企业主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广大师生中，深入开展优秀教师、文明学生、“四好少年”、“美德少年”等评创活动，每年在开学、毕业等时机，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引导教师教书育人、学生立身做人。在社区城乡居民中，利用社区学校、基层党校等阵地，开设“文明课堂”，开展宣传相互礼让、邻里和睦、保护环境等活动；以“睦邻节”、“家庭文化节”等活动载体，积极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邻里团结等传统美德。在广大新居民中，依托新居民协管员结
合计划生育、入户调查、社会保障等工作，宣传社会公德。三是强化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员工、文明家庭等系列创建活动，结合实际开展社会公德宣教活动。
路径六：从建设文明社会环境入手，社会化推进公德教育
个人的社会公德表现，影响的因素很多，与自身的文化修养、价值取向、心理情绪、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环境可以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良好的环境可以使人产生积极向上，勇于挑战，面对现实，永不言败的心态；不良的环境往往会使人产生消极、冷漠、麻木地对待人和事。因此，要从建设文明社会环境入手，推进社会公德教育。一是建好政务环境。良好的政务环境，可以增强人们的生产生活舒适度和幸福感，减少不良的心理情绪和过激行为，促进人们道德素质提升。各级政府及公务人员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配合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建设“法治、服务、诚信、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着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要与创先争优等活动结合，大力推进“学习型、服务型、高效型、创新型和廉洁型”等五型机关建设，重点解决当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存在问题，从提升公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入手，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重点加强政府的诚信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诚信政府”，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最大限度减少百姓对政府的怨恨。要通过法律、经济等手段大力推进企业和个人的诚信体系建设，积极探索“诚信档案”机制，全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二是建好公共环境。不良的公共环境与人们的素质不高相关，同时不良的公共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一些“脏、乱、差”现象时有可见，但在一些大型商场，人们很少有人会乱扔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因此，在推进城乡科学发展进程中，要加强公共环境管理，建立社会管理机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着力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三是建好社会环境。这里讲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要有良好的风气和正气，人们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能够明辨是非，懂得真、善、美。当前，要着力解决以“黄赌毒”为重点的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全方位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各级职能部门实行联合推动，常抓不懈，做出成效。要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会”，积极引导人们敢于与不良社会风气作斗争，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要大力宣传助人为乐、见义勇为、遵纪守法等好人好事，树立身边道德典型，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加强家庭美德建设的建议
1、加强领导，建立党政群“三位一体”的创建格局 家庭美德建设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工作任务艰巨、复杂，不是哪个部门能独自承担的。因此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分工协作。党政领导要真正把家庭美德各项创建活动纳入本单位、本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与经济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同表彰，实现创建活动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齐抓共管，资源共享、良性互动、覆盖社会的“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各级妇联干部要准确把握好妇联在创建活动中的角度，摆正自己的位置，努力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虚功实做，把家庭美德建设长久的开展下去。
2、因地制宜，推进家庭美德建设内容创新 第一，要不断丰富创建内容。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关要求和新《婚姻法》的有关法律精神融入创建活动，着力培养和提升人们的家庭道德修养和法制意识，从而促进更多的家庭崇尚文明，弘扬新风。第二，以人为本，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家庭的需求，不断拓宽创新活动的内涵。努力把宣传教育与热情服务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抓住广大家庭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
助城乡特困家庭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3、有的放矢，发挥各类群体的独特作用
党员干部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家庭美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家庭美德准则，开展对这一群体美德状况评估、检查和党内外监督，把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家庭美德状况作为干部提拔和年终考核的一项内容，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开展家庭美德建设的自觉性。要发挥妇女在家庭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加强对她们“四有”、“四自”教育，全面提高素养，使妇女在优化家庭环境、端正家风、反腐倡廉、建立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培养下一代、稳定婚姻家庭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要在学校思想品德教育课中融入家庭美德内容，使学生从小就接受家庭美德教育，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观。
4、与时俱进，创新宣传教育形式
根植社会的家庭毒瘤 篇6
9月5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名誉理事长王行娟的办公室。
“当时我刚刚看到她发来的求助邮件，还没来得及回复，她就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了。”10月17日，今年81岁的王行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她”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爱人Kim，由于遭遇来自李阳的家庭暴力，“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四天后，Kim带着李阳一道走进该中心，进行了两次初步的心理测试和辅导。据悉，要完成整个辅导，需要至少15次。“他们目前并未决定是否继续”。
“与时俱进”
李阳的“名人效应”将家庭暴力这一国际难题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无独有偶，3月份，北京一名女子劫持出租车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求入狱躲避家暴。这两起事件距离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案尚不满两年。
“家庭，本应是温暖安全的港湾，有时却比冰冷的地狱更可怖。”在接触了太多家暴受害者的案例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桢发出叹息。而在她接触的案例中，家庭暴力越来越多样，原因也越来越复杂。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早在19世纪提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相反，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
因此，家庭及其亲属制度直接成为社会的“记事簿”并“与时俱进”，中国亦然。正是出于对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高度重视，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颁布了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婚姻法》，以规范现实中的家庭行为。
那一年，巫昌桢20岁，正处在一个包办婚姻为主导的阶段。“有90%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来自农村的丈夫殴打妻子事件，多由于彼此感情冷淡。
新中国首部婚姻法即重点解决了这一问题，到1950年代末，包办婚姻率大幅下降，自由婚姻和半自由婚姻比率上升至90%以上。
可是，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中国家庭迅速又跌进政治的漩涡。“文革”十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的过分介入使得家庭同样上纲上线，公开的家庭暴力荡然无存，但是，男尊女卑观念膨胀。“男的被划为右派，一定要离婚。而女的被成为右派，则不必离婚，因为可以接受丈夫的批评教育。”巫昌桢说。
家庭暴力真正进入中国学者和官方的视野始自1980年代，也恰恰是1981年婚姻法修改消除了政治因素之后。改革开放后，广东、浙江等地区的家庭开始成为市场经济探索的活跃因素，较多的私营企业主便产生于此。
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婚外情”的滋长，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开始越来越不安分长期受束缚的小家庭，试图寻求新的刺激。而市场经济同时给了长期处于弱势的女性一次独立的机会，她们面对丈夫的背叛开始学会抗争。于是，夫妻间的抗衡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开始见诸报端，一度引发官方的高度重视，最终催生了新中国第三部《婚姻法》。而据巫昌桢介绍，这部婚姻法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
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家庭暴力数据比80年代上升了25.4%。另据一项1999～2000年完成的对中国5000 个20～64 岁成年人的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在中国的城市家庭中共有27%的女性和33%的男性卷入过婚内暴力。其中女性受害者占90%左右。
在此期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批示：“家庭乃是我国社会的细胞，我们对婚姻家庭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
逐渐被蒙上越来越厚的功利色彩的家庭，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渗透和影响，不得不在金钱等物质利益面前退化，越来越多因房产等财产而起的纠纷让人头疼。这直接迫使司法机关于今年推出一纸《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用以解决离婚事件中最棘手的财产分割问题。据巫昌桢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数据，司法机关此前有统计，该领域判的离婚案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有40%。
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清华大学家庭社会学教授王天夫发文《城市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其中结论之一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 家庭暴力反而有上升趋势。”
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李阳事件”同样是“与时俱进”的家暴的典型案例，因为在著名婚姻辅导专家王行娟看来，这是典型的高知家庭暴力事件。“在我们所接到的救助热线中，高智商人士占50%以上”，王行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的高智商人士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士。
据红枫的统计数据表明，在33.9%存在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的家庭中，知识分子至少占了四分之一。在虐妻的丈夫中，“高智商者”占到64%，其中5%是硕士和博士。其中有电视台主播，电影导演，博士生导师，还有政府高级官员。“调查说明一个事实，在我国，家庭暴力的现象，无处不在，存在于各个阶层中。”
受虐者的心理同样复杂。根据红枫接过的2600多个家庭暴力的咨询电话，其中有70%的受虐妇女希望消除暴力，保住家庭。其中35%拨打过110，15%找过居委会和妇联进行调解，决心离婚的仅占18%，想离婚因施暴者威胁不敢离的占10%。
这些纠结在一起的现象有其复杂原因。王行娟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每个家庭所要面对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压力包括生存压力、价值实现压力、经济压力”，加之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滑坡，社会整体浮躁，使得家庭在其中受到严重冲击，进而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并诱发暴力。
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唐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将现在家庭所承担的多重矛盾归结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使得“家庭成为浓缩各种矛盾和独立支撑并化解压力的最小单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家庭越来越小型化，三口甚至两口之家增多，失去了传统大家庭、大家族的社会支持网。社会的利他主义力量和内部互助行为少了，家庭的生存就更艰难，家庭暴力难免增多。
“社会人口流动加速之后就发展成为‘陌生人社会，家庭在其中成为孤立的单元，家庭成员只能依靠自我或者彼此化解矛盾。”唐灿说，在应付外部压力的同时，内部张力也扩大，从而更易引发殴打妻子、孩子甚至老人的暴力事件。
任重道远
面对日益复杂的家庭暴力问题，巫昌桢表示解决起来“任重道远”，而这一国际难题由于和每个国家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也使得联合国一位官员曾表示其解决“还需要一百年”。
唐灿目前正在参与联合国反家暴行为项目。其所在的课题组主要探索在法律等硬手段之外的软力量介入影响家庭之道，主要是针对家庭周围包括亲友、社区在内的力量，营造一种积极的环境来影响家庭，分散承担家庭压力，缓解紧张矛盾。
她认为这样一种软力量的探索非常有意义。而巫昌桢则首先寄希望于法律的健全和完善，并希望已经开始起草的防止家庭暴力法尽快出台，她更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法律的全部意义在于执行”，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有效执行，多好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巫昌桢认为应借鉴英国“零忍耐”实践，提高女性的自我防护意识。同时，也需要社会机制的介入，包括NGO的培育和发挥作用。
她建议应完善婚姻登记制度，以便民政部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加强对青少年婚前教育和培训，尤其对即将进入婚姻的伴侣，要求其学习婚姻知识并明确应承担的责任，有明确的婚姻观念。
王行娟认为，除了立法，还应建立有效的家庭暴力社会支持和救助体系。“包括公权力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参与和介入，以及受害者本人的社会资源的动用。”而对此，国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构建 篇7
然而, 纵览我国农业行业发展历程和趋势, 现实金融需求与现有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平衡, 使农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无法得到满足, 这为家庭农场扩大生产规模, 实现集约化经营设立一大障碍, 制约农业发展方式向现代家庭农场转变。回归当下, 家庭农场仍处于探索阶段, 我国范围内仍在开展试点工作, 尚未形成健全的金融支持体系以辅佐其发展壮大。因此, 在当前政策与形势下, 我国基于扩张投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 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以此破解家庭农场“扩张资金”的瓶颈问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具体实现体系的构建, 应该具体明确以下几点。
1构建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协调互补、层级化开源的组织体系
建立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是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基于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供给偏离重心、供需失衡的现状, 应对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战略调整, 形成各金融组织“激励兼容”的竞争机制, 有效满足家庭农场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1.1探索正规金融机构改革方向, 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
以市场化导向为原则, 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前提下, 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应注意协作基础上的业务分离, 使金融资源增值效用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性金融以执行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提供非营利性贷款为重心, 但受制于资金规模有限, 应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积极诱导和示范功能, 规避逆向选择风险; 商业性金融应逐步扭转业务重心向城市偏离的趋势,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结合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特点和趋势, 进行金融业务战略调整, 积极扩充服务职能, 引导商业性金融正确认识家庭农场的投资机会, 使服务家庭农场变被动为主动; 合作金融应重拾支农“主力军”的地位, 探索制订与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贷款额度、贷款条件、放贷程序, 鼓励在家庭农场发展较好的地区设立更多农村网点, 信贷权限下放, 进一步加大对家庭农场金融支持力度。
1.2创新金融机构, 发展新型社区银行
在深化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机构创新, 根据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特点, 建立适销对路的“社区银行”。相比于非社区银行, 社区银行依赖于立足当地、贴近家庭农场的地域特点, 拥有独特的信息获取方式, 并能以较低成本取得信息存量优势, 使其在为家庭农场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具有高灵活性和效率。因此, 应积极探索建立以关系型服务为重心的社区银行, 面向家庭农场提供基本且实用的服务种类, 以机构设置边缘化、组织结构简单化为特点, 突破“为农民而建”的传统银行运作模式, 转为 “由农民来建”的新型方式, 由此拓宽对家庭农场的金融供给来源。
1.3规范民间金融机构发展, 引入新兴支农资本
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效率, 应充分激发其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 以正规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及缺失部分为突破口, 增大对家庭农场金融供给。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赋予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地位, 扩大其在家庭农场短期贷款、小额信贷及不定期贷款等方面发挥作用的范围; 另外, 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 积极引导和扶持, 如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 延伸金融机构服务家庭农场的触角。缓解现有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乏力的现状, 为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引入新兴资本。
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体系, 构建金融支持载体
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金融产品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等问题, 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无法与当前新型农业主体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相契合。因此,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 为使农村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家庭农场规模经营, 应着力明确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为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创造坚实的载体和运行条件。
2.1以土地承包经营为核心, 创新金融产品
我国当前《物权法》明确了抵押财产的具体范围,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排除在外。这就使得通过流转获得规模土地的家庭农场主, 无法利用其最有价值甚至仅有的“土地”资产, 以抵押等方式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无从发挥。因此, 在家庭农场严重缺乏抵押物的情况下, 应在推进法律放开抵押物限制范围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为核心、面向家庭农场的新型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创新可具体分为: 1) 针对从事传统大宗种养的家庭农场, 探索开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 允许经营者以规模流转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物, 获取农场经营发展所需信贷资金。2) 针对从事特色种养的家庭农场, 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和订单贷款, 经营者以一定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权设定质押, 金融机构以订单合同和预收款为依据, 通过比例确定最高信贷规模。发生债务无法按时清偿的情况时, 金融机构即取得经营收益权, 通过转让债权或控制销售合同等方式, 恢复自身权益。3) 针对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家庭农场, 基于其项目农业占主导的特点, 金融机构可以依据农场项目概算和已投资的现金流量水平, 确定贷款额度, 进行项目贷款发放。4) 积极开发联保贷款金融产品, 设立家庭农场之间联保贷款, 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联保贷款等多元联保贷款, 以此为保障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 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利益。
2.2围绕金融需求特点, 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家庭农场的金融需求, 既有临时周转性需求, 又有长期发展性需求; 既有融资性需求, 又有保障性需求。同时, 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有很强的时间和季节性, 对金融的需求也表现出同样的阶段性特征。当前农村金融单一、传统的服务方式, 无法满足多元化的家庭农场金融需求。因此, 针对家庭农场的金融需求特点和生产周期特性, 涉农金融机构应积极开展金融服务创新。
具体表现为: 通过改进金融服务流程, 简化审批手续, 切实提高贷款发放效率, 避免错过需求时机造成损失; 推动金融服务方式多样化、多元化, 在农忙时期可以推广信贷员包村服务及金融机构“一站式”服务; 积极开展农村金融咨询服务、代理保险销售服务等, 满足经营者保障性需求; 对于效益好、前景优的家庭农场项目, 探索以动产设立抵押、设备按揭贷款等业务。
通过完善并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流程, 再造农村金融服务模式, 让家庭农场经营者得到更多便捷、优质的现代化金融服务。
3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构建金融避险屏障
整体而言, 农业在我国仍属于弱质产业,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 风险较高。因此, 站在金融支持的角度, 必然考虑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因素。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风险转嫁机制的农业保险, 能够帮助经营者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增强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因此, 要实现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 需通过农业保险建立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为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筑起有效的避险屏障。
农业保险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等特点, 这决定其很难完全由市场提供, 需要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路, 稳步推行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制度。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 为家庭农场提供 “一揽子”保险产品, 既包括经营保险、财产保险等主产品, 又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附属保险品种, 为家庭农场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服务。二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联动互补的运作模式。商业保险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撑下, 向农村延伸触角, 积极拓展农业保险经营范围, 面向家庭农场开发有特色、有生命力的新型保险产品, 为家庭农场构建出全面的经营风险保障网。对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涉足的领域, 政策性农业保险提高参与度, 上升保险赔付标准, 有效解决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问题。 依托双层互补的运作模式, 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三是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担保基金, 专门服务于家庭农场, 金融机构可以依据担保基金的规模放大对家庭农场的贷款比例。通过以上途径, 构建农业保险体系, 确保金融支持家庭农场的可持续性。
4构建支撑体系, 保障金融支持体系有效运行
金融支持体系的有效与否, 不仅受制于自身的制度安排, 还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 还需要建立健全的外部支撑体系, 为金融支持家庭农场提供配套的外部环境。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建立起支撑体系。
4.1突破法律障碍, 放宽土地抵押权
家庭农场缺乏有效抵押物的困境, 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开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新型金融产品, 而其在现实中能否真正执行, 还要取决于法律障碍能否突破。因此, 要解决家庭农场面临的融资瓶颈问题, 应首先突破土地融资的法律障碍, 通过修改《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条款, 积极推进法律政策, 放宽对融资抵押物的限制, 赋予土地权利抵押、担保效力, 允许以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融资。在土地抵押权放开的前提下, 农村金融机构与法律政策并行, 以此为导向, 推广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4.2合理定位政府角色, 发挥财政投资导向作用
首先, 应继续释放并进一步落实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利好政策, 新增加的农业补贴向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信贷利息、农业保险等方面倾斜。同时, 积极突破传统制度下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方式, 转变政府支农路径。通过改补为投, 投资建立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担保机构, 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下的担保公司加入, 逐步形成多层次的担保体系, 有效发挥社会化中介服务作用, 为满足家庭农场金融需求提供有效担保, 放大担保倍数。通过合理定位政府在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中的地位,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和规范作用。
4.3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优化金融环境
通过第三方评级机构, 建立面向家庭农场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及时进行动态管理、开展信用评级, 形成家庭农场专用信用库。金融机构是否提供金融供给以及规模大小, 以其掌握的家庭农场基本信用情况和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信用评价为标准。这能够有力督促家庭农场金融借贷行为的矫正, 改善一直以来农业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现状, 为金融支持家庭农场打造一个“金融生态环境”。
5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 我国应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体系、保险体系、支撑体系四大方面, 由内部制度安排至外部配套环境, 搭建起一个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的大框架。这对于突破我国家庭农场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不平衡的矛盾, 实现金融支持家庭农场的可持续性,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能为我国家庭农场的健康、持久发展扫除障碍, 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规模效益发挥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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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卫东.金融扶持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荆州市首批121个家庭农场的调查[J].武汉金融, 2013 (9) :59-61.
完善家庭社会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篇8
家庭社会工作的主要特点, 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的家庭服务体系, 其主体主要有五类:一是政府主导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家庭福利和家庭服务工作, 如对残疾人家庭、五保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各种补贴和帮助。二是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残联等群众团体也做了大量的家庭帮助工作。三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专业人士, 如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是目前家庭社会工作领域最大的民间组织。四是经营型家庭服务和咨询工作。随着市场化和大众对婚姻家庭、亲子关系和老人服务等需求的增长, 城市中出现了一批以提供婚姻家庭服为主的经营性组织, 主要有婚介、婚庆、婚姻家庭心理辅导和咨询等, 其特点是市场化程度较高, 服务对象多为“白领”。五是各种媒体的家庭咨询, 如现在越来越“火”的调节家庭纠纷节目。
家庭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1. 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很强, 虽有许多机构进入这一领域, 但缺乏熟悉情况的专业人才。
2.家庭社会工作缺乏对婚姻家庭原则和价值的讨论。在各类家庭社会工作中存在多种价值冲突, 包括应当倡导怎样的价值观和家庭伦理。开展家庭社会工作: (1) 应提供三项服务——解决家庭问题, 包括子女、夫妻之间的矛盾等;增进家庭福利;实现家庭和睦。 (2) 应遵循三项原则——个人权利原则, 以个体权利和相互平等为价值;习俗原则, 建立在经验基础上, 以传统的好恶来解释和解决问题;事本主义或情景主义原则, 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以特定的情景为原则。 (3) 应处理好两大基本矛盾——人们重建个人幸福伦理和家庭责任伦理的矛盾, 这主要发生在夫妻关系层面, 在离婚率和婚外恋增多的背后, 是有些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在作祟;平等化伦理与等级化伦理之间的矛盾, 主要发生在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中, 如在传统条件下成长的父母或祖父母, 如何尊重在强调个人权利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的权利, 处理好家长权威与孩子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关系到子女健康成长和人们老有所养问题。上述家庭社会工作的三项要求的非一致性, 可能会直接影响工作者的行为选择。社会应倡导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家庭成员平等互助为原则的价值取向。
3.家庭社会工作具有将家庭工具化的趋向。这是指名义上是为家庭服务, 而实际上是利用家庭来解决相关成员的困难, 如对老年人、青年人的家庭社会工作, 常常强调子女和父母的责任, 而未考虑这些家庭本身需要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同时, 相关政策也存在着将家庭工具化的倾向, 如对于残障人士的关照多止于探索医疗技术和狭义的帮助爱护, 只注意其生理和行为上的特殊之处, 却忽略了社会行为, 最终使其难于融人社会;对于残障儿童, 仅仅为他们的康复提供支持, 而未对他们的家庭予以支持。
4.家庭社会工作有市场化倾向。因相关政府部门投入不足, 致使许多家庭服务和咨询活动产生商业化、半商业化的倾向。
家庭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齐家治国平天下”, 说明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但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社会生活的基础不再是以家庭为主, 而是以个人为主, 更强调自我感受、追求平等, 个人在应对国家公共政策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显示出对个人空间的创造性拓展。这些都对家庭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需要从传统的笼统方式转向专业化方式, 从传统的以解决困难为主转向以指导自我成长为主。
1.就财产问题来说, 个人空间的产生使得整个婚姻家庭不再透明化, 家庭财产权的出现使家庭社会工作不仅面对人的情感问题, 还会产生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对个人权利的私密性要求使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明晰, 相关矛盾, 尤其在金钱上的纠纷不断增加。这就要求家庭社会工作者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不仅能处理人的情感问题, 还能处理金钱财产问题。
2. 家庭社会工作要向多元化发展。由于社会两极分化是以家庭为单位表现出来的, 所以家庭带有更强的阶层、城乡不平等的特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家庭社会工作, 应以贫困家庭和低收人家庭为主, 同时还要发展具有市场化特点的有偿家庭社会工作, 以满足高收入家庭自我成长的需求。
3. 加强婚姻辅导的制度建设。在人口流动性增加的情况下, 改革婚姻登记制度可减少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 使个人权利得到尊重, 但这也意味着个人的婚姻生活处于一种过度“自由”的状态。家庭社会工作重要的不是以什么形式增加对婚姻的社会支持, 而是要建立制度性的使人们有机会反思自身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机会。
4. 家庭社会工作要更多地关注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特别是流动人口。每年春运时农民工的“返乡潮”说明在外出流动人员中“家”的重要性, 他们更需要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 在心灵上需要更多的抚慰。对家庭社会工作来说, 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5. 互联网时代新型交往方式, 对家庭社会工作既提出了挑战, 也带来了机会。家庭社会工作可利用互联网进行教育, 各种咨询活动也可采取匿名的方式, 这既尊重了个人隐私, 又扩大了教育面。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网民4.04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28.9%。网民不仅从互联网上了解信息和知识, 还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和交友, 这使以婚姻家庭为基础的日常生活, 不仅形成了许多难分虚拟和真实的新形态, 而且这种变化是与整个世界同步的。网络婚姻、一夜情、同性恋等扭曲的“时尚”, 进一步突出了个人的存在, 显示出个人力求超越现实制度束缚的挣扎。这是传统家庭社会工作不曾遇到的问题, 它进一步向家庭社会工作提出了伦理方面的挑战, 但同时也提供了改变家庭社会工作的手段———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教育, 各种咨询活动也可采取匿名的形式。
6. 家庭社会工作应逐步专业化, 特别是注重专业评估。专业化要求家庭社会工作人员要具有开展专业活动的内在道德和伦理。目前, 虽然家庭社会工作人员要通过专业资格认证, 但是仍须维持对家庭社会工作的需求, 更加重视其社会效果。家庭社会工作专业至少应有七条标准:一是知识体系;二是理论基础;三是实际训练;四是产生收入;五是对实践者的专业控制;六是对专业活动的内在道德或伦理控制;七是可测量或可观察的结果。
家庭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家庭社会工作是一项整合性的专业社会工作, 工作者应有能力针对不同家庭及其不同需要, 选取一种或数种理论、方法和技术整合运用于家庭工作之中。家庭问题是多种多样的, 家庭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法也应是多元的, 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家庭的实际需要灵活运用。
1.个案工作方法
个案工作即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 为个人或家庭提供情感和物资支持的服务。目前, 个案工作已广泛应用于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 其目标是缓解和消除求助个人或家庭的困难和问题, 调整他们的心态, 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个案工作求助对象的问题涉及恋爱、婚姻、家庭 (夫妻、亲子、婆媳等) 关系, 占所有问题的比例较高, 工作者可采取个案工作方法为他们提供服务。
2.小组工作方法
小组工作是通过小组内部面对面的互动, 协助小组中有相似困扰的个人增强社会生活功能。小组可使组员有“同在一条船”的感受, 通过他们的互助, 带动其他小组成员情绪状态改变, 走出困境, 最终实现自助和成长。目前小组工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家庭社会工作之中。
3.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意在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共同参与营造先进文明的社区文化, 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无论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 都要利用社区的资源和力量。通过社区宣传、社区动员凝聚人气可解决婚姻家庭问题, 培养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社会工作行政方法
社会工作行政的核心内容是执行社会政策。将这一理念用于家庭社会工作中, 要关注有关家庭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 以适应在社会变革中婚姻家庭的转变, 满足家庭成员的各种需要。此外, 还要完善家庭社会工作, 对各类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管理, 如服务机构人员的构成、家庭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专业培训, 定期举办工作经验交流会, 建立机构督导制度, 加强家庭社会工作档案管理等。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方法。
居家老年患者家庭支持问题探讨 篇9
关键词：家庭功能,老年患者,护理干预
随着年龄的增高,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糖尿病、恶性肿瘤、Alzheimer痴呆等疾病的患病率均显著升高。目前我国卫生资源短缺,患者不能长期住院,另一方面,大多数患者无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长期住院的费用[1]。为降低社会医疗成本,减轻国家及家庭的负担,居家养病是老年慢性疾病患者的主要治病方式,家庭的支持对疾病的治疗、康复有很大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家庭的最大功能,2008年8月我们对在建家庭病床的老年患者及家庭成员、照顾者进行非结构性访谈,以期发现居家老年患者家庭支持的常见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建家庭病床的24例老年患者的家庭为访视对象,男11例,女13例,年龄63岁～97岁,平均年龄78岁,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定功能下降6例,功能明显障碍18例。其中糖尿病高血压5例(伴骨质疏松股骨骨折术后2例),高血压4例,脑血管意外后遗症4例(伴高血压1例),慢性支气管哮喘、肺源性心脏病2例,慢性阻塞性肺气肿2例,老年痴呆病2例,帕金森病3例,脊髓肿瘤术后高位截瘫2例。
1.2 方法
采取预约上门、家访面谈、向居家老年患者(其中3例老年患者无沟通能力)及等候在家的成员、照顾者询问了解,主要有三方面内容:(1)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来源、医疗费用负担形式、与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度、是否与子女同住、家庭年均收入、生活自理能力。(2)病情、治疗护理情况:包括患病时间、求医经过、现在服药治疗护理情况、依从性等。(3)困难和苦恼的事情:包括需要哪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主要照顾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与患者的关系、照顾时间、是否接受过专业知识培训。
2 结果
居家老年患者家庭支持主要存在的问题:
(1)家庭关怀不足,未能满足患者的情感需要。在家访中,家庭成员间关系亲密、主观幸福感明显的家庭只有1/6。家庭气氛沉闷、表情忧郁、埋怨诉苦,成员间亲密度、凝聚力低的家庭占5/6。有些老年痴呆患者白天被独自留在家中,1例独居者感怀身世,在倾诉中伤心落泪。
(2)健康照顾功能有限,家庭护理困难,需求专业指导。访视对象中,有1/3的居家老年患者没有自理能力,其余的都是自理能力差。绝大部分居家老年患者都需要长期服药,需要在家中间歇氧疗的有3例,留置尿管3例,管饲2例,褥疮换药2例(Ⅲ期褥疮1例),胰岛素餐前注射1例。所有被询问的患者、家属、照顾者对血压血糖监测、胰岛素注射、尿管护理、伤口处理等操作感到有困难,担心做得不正确。照顾者以女性为主,或老伴或四五十岁的来当保姆的农村妇女,她们年龄偏大,自诉力气不足、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未受过专业训练,希望得到指导、示范操作或由护士帮助操作。需求专业技术指导帮助的居家护理项目见表1。
(3)家庭经济支持乏力。家访对象中经济富裕、子女能提供足够经济支持的家庭只有3例,其余家庭年均收入偏低,患者的经济来源主要靠退休金、社保。本次家访对象的居家老年患者病程长达2年～30年,长期的医疗费用、可能还要请照顾者的费用等等,令家庭成员感到经济压力沉重。
3 讨论
3.1 居家老年患者更需要温馨的家庭环境。
家庭关系的本质是感情关系,老年患者长期患病,容易产生抑郁忧虑,无法控制自己的低落情绪,甚至有不同程度的无价值感。家庭角色的转变,使之对家庭成员的冷漠、疏忽非常敏感。而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工作忙,没有时间,也可能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久病的亲人认为是负累。社区护士要针对这些家庭,给予一定的护理干预措施:首先,教育家庭成员要接受家中有老年患者的现实,让他们明白家庭的关心帮助对老年患者居家治疗的重要性。Anderson(1981年)发现糖尿病控制不良与低家庭凝聚和冲突有关,认为家庭的合作和监督是糖尿病患者控制饮食的关键[2]。第二,教育家庭成员要从个体角度努力改变自己行为,适应新的角色,成员间要相互沟通交流,争取时间多陪伴。遇到老年患者发脾气时要多作忍让迁就,要比往日更细心体贴,通过互相理解和成员间的亲密,消除不良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
3.2 拓展服务领域,向家庭中的患者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满足居家老年患者及家庭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患者将向社区转移,城市居民80%以上的医疗问题应在社区解决[3]。例如患者出院后需拆线、更换尿管、胃管、拔引流管等,全部可以在社区医疗中心得到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患者需要及时上门服务,使患者在院外(居家)继续得到优质服务[4]。本次家访活动的居家老年患者虽然已建立家庭病床,但他们仍有很多问题和需求。家庭病床科的社区护士在新建床时要做好有关评估和指导,监测血压、血糖、换药、导管护理等操作示范,并在定期上门为居家老年患者体查护理时,检查家庭治疗护理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指导照顾者操作,使居家老年患者的治疗护理得到保证。
3.3 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协助家庭利用健康资源。
大多数居家老年患者所患疾病几乎伴随终生,长期服药治疗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社区护士应指导这些家庭充分利用家庭的人、财、物,例如做好人员合理安排,家庭的角色分工,轮流承担,面临各种老年疾病的老年人,生活依赖性高,家庭成员需相互协调,共同面对家庭问题。社区护士还要鼓励患者和家庭积极参与社区健康教育、义诊等活动。充分合理利用医保、社保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帮助特困者寻求居委会、社会团体的支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老人护理中心、社区护理中心和医疗护理中心也在应运而生,患者和家庭将有更多的选择,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家庭提高家庭护理效果。
4 小结
居家老年患者家庭支持的问题,应引起全社会及社区医务人员的重视。社区护士要善于鉴别有问题的家庭及其患病成员,准确地评价家庭功能障碍与个别患病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充分利用家庭资源为患者提供以家庭为单位的服务,灵活利用各种资源和综合性的方法,帮助家庭解决存在的问题,帮助居家老年患者获得家庭最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刘玉春,赵玉香,库红安,等.陪护人员对误吸认知的调查[J].中华护理杂志,2003,38(6):479
[2]卫生部科技教育司编.社区护士岗位培训教材[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15
[3]郭清,梁宏材.普及社区卫生服务的障碍和所需政策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9,15(8):398
构建社会保障家庭责任理念 篇10
一、中国社会保障责任理念的缺失
众所周知, 中国的社会保障步履维艰, 政府财政压力负重难堪。据2000年的估算全部隐性养老金债务高达1万—10万亿元。与中国相反, 美国2000年当年的社会保障税收结余比例为27.5%, 且2000年底, 该体系的累计积累额已经高达近1万亿美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中国社会保障责任理念的缺失。在美国, 每个公民都树立了这样的社会保障责任理念: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不是政府保障, 不能由政府包揽一切, 而是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共同责任。但在中国:企业、公民一直以来就认为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 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应当承担责任。这样, 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 (单位) 和公民对政府保障计划的依赖过重, 企业、公民违反社会保障法的行为屡屡出现。如:据中国的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1月至8月全国行业和地方共有71.3万人违规提前退休。谎报和骗取失业金养老金的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甚者, 有的公民干脆与企业协商让企业直接将其共同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发给个人, 而根本不缴入社会保险部门。
也许有的学者会认为, 即使美国公民拥有较好的社会保障责任理念, 但其社会保障制度也未必是成功的。笔者对此不想作任何的评论, 且看下面的数据:美国在社会保障计划实施初期的1935年, 老年人口的贫困率为70%, 而到2001年, 则仅为11%。不仅如此, 美国的社会安全税 (类似中国的社会保险费) 企业和个人缴费总额仅为工资收入的15.3%。远远低于中国的养老保险费率标准———企业按工资总额的20%缴纳, 个人缴费额逐步增加到工资收入的8%;并且美国公民在缴纳了社会安全税后, 不仅本人, 而且连其离婚后未再婚的配偶和其家属都有可能在年老时享受到退休金。相比之下, 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高, 而保障范围却仅限于缴费公民本人。
也许, 有的学者又要强调说:美国的经济比中国发达, 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必须与经济发展相联系, 所以造成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不是责任理念的问题, 而是经济不发达的问题。对此, 笔者仍想用数据说话:1935年美国实施社会安全制度 (即社会保障) 的情况是:1929年, 美国开始了经济大衰退, 失业工人无法谋生, 流浪街头, 工人不断示威游行, 造成社会一片混乱与不安。1931年, 全国已有800万人失业, 各州各地的经济情况已到了不能自救的阶段。1932年, 全国人民平均有20%要依靠救济金过活, 56%的黑人失业。1935年, 南部亚特兰大市有2/3人口领取救济金, 而北部的弗吉尼亚州竟然有81%居民是依靠救济金生活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建立了专为退休的工人和家属服务的社会安全制度, 后来增加了保障残障人士, 到1965年, 又加进了医疗保险。笔这并不是说, 我们必须完全照搬美国的责任理念, 以及美国的社会保障模式。因为各国的社会保障模式都是建立在各国经济、文化基础之上, 恰如郑功成先生所说:“社会保障可以有国际经验, 但却无国际模式, 各国均不同。”所以, 各国文化不同, 社会保障责任理念也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宣传的是“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亲子融融”的家庭关系, 强调家庭成员间的责任和义务。至今中国仍有这样的传统:有经济能力的父母会在成年子女的婚嫁、建房、养育后代等人生大事上, 提供慷慨无私的帮助。浓厚的家庭观念表明中国式的社会保障责任理念离不开中国千年形成的儒家文化观念, 所以,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责任理念亦离不开家庭责任理念。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责任观———家庭责任理念
诚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家庭职能日益弱化, 中国传统的家庭保障责任理念受到了冲击, 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的社会保障只能有政府责任, 而没有家庭责任的一席之地, 家庭责任理念在中国已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地。事实上,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家庭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中, 构建适合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型家庭责任理念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设想
当前, 中国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模式,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尽管有其优点, 但却忽视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 在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核心的部分———社会保险的受益者就只能是谁缴费谁受益, 其家庭成员根本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险的关爱。事实上, 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就如同人的左右两只鞋一样, 缺少那一只都不行。一个人的左鞋再多, 如果没有右鞋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效用就永远无法实现。现在, 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成员通过社会保障能够满足其作为单个人的效用, 但他不仅是单个人, 他还是家庭成员, 家庭的责任要求他实现家庭其他成员的效用, 但现行的制度却没有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作为家庭成员的效用就无法实现, 其个人所有的效用也无法实现。现在, 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构建这样一种社会保障体系, 兼顾国家责任、企业责任和家庭责任, 也就是说, 变过去个人的投保为家庭投保, 把过去按个人的工资收入比例缴费变成按家庭实际收入比例缴费, 同时, 对于个体户, 企业应缴纳的那部分由个体户再按家庭实际收入的比例承担;对于专职务农的承包户, 企业应缴纳的那部分可考虑由农民按家庭收入的比例, 并由农村集体按一定比例共同来承担, 那么效果会是怎样呢?显然, 如果这样运作,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会遍及几乎全国的公民, 城镇与农村、公务员与职工的身份特权将不再存在, 社会保障的部分责任将由全体公民共同来承担, 这就与保险的“大树原则”不谋而合。一旦这一体系建立后, 家庭成员在遭遇生活风险时, 就会获得一份风险保障, 家庭成员的利益将会得到保障, 所以家庭保障效用也就能得到实现, 个人所有的效用也能最终得到实现。个体效用的总和是社会福利, 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的效用也能得到实现。因此, 笔者认为构建这种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值得考虑的。
(二) 新型的家庭责任理念构建的要求
前文我们提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责任理念的缺失, 导致了中国社会保障目前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 我们在考虑建构这种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时, 就必须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责任理念。除了国家、企业要具有责任理念外, 作为这一制度保障的对象家庭成员也应当担当起其家庭责任, 树立起家庭责任理念。那么, 这种家庭责任理念包含哪些要求呢?
1. 这种家庭责任理念应当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理念一脉相承。
中国传统的家庭责任理念决定了中国的家庭成员决不会用牺牲下一代利益的办法来增加其当前的消费, 甚至有时父母为了增加孩子的消费和安逸, 宁愿牺牲自己的消费和安逸, 中国有句俗话:“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这就是中国儒家传统家庭观念的“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体现。我们知道, 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 从婴幼儿到老年, 其家庭角色是在不断更替的, 其索取方式和责任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实现“老有所养”也就成为了儒家家庭文化的另一个理念存在中国公民的心中。《孟子·万章上》云:“孝子之至, 莫大于尊亲”。显然, 儒家文化中的家庭理念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理念是并行不悖的。另一方面, 虽然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家庭保障的对象是家庭成员, 而社会保障的对象是一国公民, 其实恰如中国的一首歌中唱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任何一个公民都必将分属于一个家庭, 家是国的缩小, 国是家的放大, 国是由家组成的, 如果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了保障, 则一国的社会保障目的不也就达到了吗?显然, 传统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与当今社会保障所强调的责任是殊途同归的。所以, 在构建新型的家庭责任理念时, 就应当弘扬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尊老爱幼的家庭文化理念。只有每个家庭成员重新树立起家庭责任理念, 他们才会自动履行自己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责任。
2. 这种新型的家庭责任理念应当是通过发挥家庭的力量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的。
从理论上讲, 个人之间会有无穷无尽的利益冲突, 因此, 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目标都能够同时实现, 特别是关于分配的问题, 一个人的偏好很容易与其他人发生冲突。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的再分配, 必然会冲击一些人的利益, 不能使每个人的效用 (欲望或偏好) 都最大化, 所以国家在实现社会保障的功能时, 必然会面临人际冲突问题。但家庭却不同, 因为全体家庭成员不管收入如何分配, 都自愿将家庭的效用 (欲望或偏好) 最大化, 所以, 在一个家庭中, 无论一个人多么自私, 都会在对有限家庭资源进行利益分配时, 朝着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奋斗, 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利他主义使得家庭之间的人际冲突在为实现家庭共同利益这一目标之下趋于缓和。这就给我们构建新型的社会保障家庭责任理念提供支撑点, 因为对于国家而言, 家庭的数量远比个人的数量要少, 这样, 国家所面临的家庭与家庭之间冲突较之人际冲突的激烈程度将随之降低。所以, 倘若在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设立以家庭收入为缴费依据的话, 家庭成员单个人的效用就与家庭整体效用的最大化联系起来了, 恰如张昕先生所言:“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体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特别是面对社会保障这一特殊商品的消费, 作为家庭集体的权威者在消费时就会考虑使家庭所能获得的共同利益的满足感最大化。为什么?就是因为任何户主决不会用牺牲下一代的利益的办法来增加其当前的消费, 因为他们关心孩子的利益, 也许还关心家庭其他成员的未来利益。基于此, 国家就可以把家庭之间的再分配关系以及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家庭责任理念引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 利用家庭对家庭成员未来利益的关心, 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事业。
3. 这种新型的家庭责任理念应当是有助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
从经济学看, 将社会保障家庭责任引入家庭能使家庭消费额发生很大的变化。当一个家庭意识到通过缴纳社会保障费, 家庭成员的生活风险能够得到保障, 在缴费满一定期限后, 家庭成员年老时还可能会有退休金时, 户主就会自动履行缴费义务, 以获得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事实上, 这对我国社会保障的资金积累无疑是有利的。资金是社会保障发展的基础, 所以, 户主的自动缴费对社会保障的发展是有利。同时, 当一个家庭确知其成员的未来有保障时, 家庭消费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储蓄养老的想法将不会如从前那么强烈, 这样家庭的储蓄额会随之减少。但是, 人同时又是经济人, 每天都在进行成本核算, 于是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从储蓄中分离出来的钱, 投入在他们看来是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物品和服务上。在今天“知识决定命运”的年代, 人力资本的投资自然就会成为所有家庭的首选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家庭收入的提高, 进而又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4. 这种新型的家庭责任理念应当是有助于实现社会保障的目标的。
中国有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见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是极端重要的。只有小家庭和谐安定, 才能造就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和谐安定。笔者认为如果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中引入家庭责任的话, 那么随着家庭责任理念的树立, 家庭成员之间的经常性的互帮互助的社会保障缴费的积累, 将会给未来的所有家庭成员一份生活风险保障。这样, 全职太太们将不再担心她们未来的生活保障而专心于家务工作, 丈夫则专于市场工作。按照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理论:专业化和交换理论表明, 最佳的家庭效用最大化实现方式就是配偶一方专门从事家庭生产, 而另一方则专业于劳动力市场工作, 所以, 家庭通过社会保障缴费的利益再分配使得家庭主妇的利益得到了相应的关照, 家庭也将实现贝克尔理论所倡导的家庭效用最大化。不仅如此, 妇女们退出的岗位也给国家增加了就业的岗位, 这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 而一旦失业问题这一关系国家安定的因素得到了解决, 则社会的和谐、安定也就能部分实现。并且, 因为这种责任体系所树立的责任理念, 使得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老人也将因此而受益, 因儿童抚养、老人的赡养引起的纠纷将随之减少, 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将随之减弱, 家庭成员之间将进入和谐状态。另一方面, 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缴纳社会保障费, 那种基于性别、职业、民族、地位等方面的个人身份理念将被家庭责任理念所取代, 标准的统一, 使得目前因身份不同所产生的分配不公现象得到纠正, 这就有助于缓解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家庭只有贫富这个唯一的标准, 而社会保障所要实现的就是贫富之间的再分配。这样反映到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标准就是唯一的, 即无论家庭是贫是富都必须履行缴费义务, 即使连那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也不能例外。因为哪怕是交一分钱, 也在时时刻刻提醒他们的家庭责任感, 进而激励其努力改变家庭目前不利的状况。很显然, 这种一视同仁的标准将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所以, 如果每一位社会公民、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明确其在社会保障活动中的角色、行使其权利和承担其责任和义务, 那么社会保障的目标———安定与公正将得以实现。
三、家庭责任理念在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实践
前文笔者提到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以及家庭责任理念的构建, 但任何设想和理念必须运用到现实中, 才能发挥其生命力。所以, 下面笔者仅就如何将家庭责任理念贯穿于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出如下参考意见:
1.建立终身相随的社会保障账户卡。我们知道每个公民都必然归属于一个家庭, 而成立一个家庭的前提就是以婚姻为纽带的。所以,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男女双方领取结婚证的同时, 发放一个家庭集体社会保障账户卡, 在这一集体账号之下, 每个家庭成员建立个人账户号。企业根据家庭账户卡号和个人账户卡号代扣社会保障费, 缴入相关部门, 各相关部门根据缴费情况相应划入家庭账户和个人账户。
2.完善监督机制。马克思曾说:“利益不仅仅作为一种人的东西或众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 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正是由于利益的冲突, 它才有可能迫使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监督, 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主动督促承担责任的家庭成员履行缴费义务, 以保障他们的权利实现。并且, 当家庭整体利益受到来自企业方的侵害之时, 有的家庭受害方出于家庭利益的考虑就会主动向有关部门举报。所以, 相关的社会保障部门就有必要完善监督机制, 给家庭成员维权的途径。
3.建立家庭收入监控机制。我国银行存款实名制, 以及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制, 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制, 税务部门的纳税登记制, 加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都为社会保障部门完善与这种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相适应的家庭收入监控机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一监控体系中, 企业缴费情况得到了监督, 家庭的缴费情况也得到了监督, 而且存在于企业缴费与家庭缴费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有助于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
总之, 恰如国际家庭年的主题所表述的那样:“家庭:在一个变革世界中提供资源与承担责任。”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 亿万个家庭的累积, 构建成了我们的国家。只要我们人人都承担起家庭责任, 则国家社会保障事业就能得到发展。物理力学理论曾告诉我们:“借助于一个支点, 用木棒就能将一块很重的石头撬起来。”从这一角度来看, 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只要借助家庭责任这个支点, 就最终能撬起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蓝图。
[该文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携中央各机关共同举办的首届社会保障论坛征文中获得优秀奖。]
摘要：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责任的社会。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国家政府的, 也是全社会的。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 亿万个家庭构建成了我们的社会。因此,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之际, 在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 我们必须重视家庭责任理念的树立。恰如国际家庭年的主题所表述的那样:“家庭:在一个变革世界中提供资源与承担责任。”
关键词：社会保障,家庭责任,理念
参考文献
[1].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1)
[2].张昕.公共政策与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