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研究

差距研究（精选十篇）

差距研究 篇1

关键词：显性差距,隐性差距,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城乡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创造了“增长的奇迹”。但同时, 城乡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长远来看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1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1.1 显性差距 (数据层面)

表1显示的是1978~2013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过程, 但是由于数理统计等局限性, 我们无法将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隐性差距计算在内, 这里, 我们在数据这一显性层面上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至于社会福利等隐性因素, 我们稍后分析。在绝对收入差距方面, 1978~2013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收入差距呈现持续和显著扩大的趋势, 2000年以后, 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更是迅速拉大, 到3013年末, 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18059.2元, 比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5.9元高出了两倍多, 此时, 城乡收入比为3.03。

在城乡收入比方面,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周期性波动变化, 1978~1985年间, 城乡收入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这一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村农副产品价格管制的放松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得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986~1994年间, 城乡收入比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 这一期间政府改革的重点则是城镇, 推行了企业承包责任制, 允许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使城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995~1997年间, 城乡收入比有所回落, 由于政府实行了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 使得城镇发展暂缓。1998~2003年间, 城乡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 市场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再加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2004~2009年间, 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 原因可归结到“一号文件”的出台, 强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生产, 调整农业结构和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农业税减免政策, 使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010~2013年间, 城乡收入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 如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 农村合作医疗, 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政策的实施, 使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得到了缩减。总之, 城乡收入比虽然呈现波动起伏的变化趋势, 但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大的。

1.2 隐性差距

前面我们研究了城乡收入的显性收入差距, 得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结论。但是, 随着各种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 中国城乡居民的隐形收入差距的变化也越来越大。由于政府制定政策的严重城市偏向, 城镇居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日臻完善的同时, 中国农村的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在医疗方面, 城镇医院医疗技术普遍高于农村。在农村, 大多是一些小诊所, 医生所受教育水平偏低。在教育方面, 城镇学校的教学水平、教学设备等明显优于农村, 一些不合理现象如城镇的高校职工子女的“降分录取”现象等。

另外, 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城乡的差距也较大。 (1) 保障范围差异较大。在保障项目数量方面, 中国城镇已经建立的保障项目, 如低保、失业、生育、医疗、工伤、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险项目数目较多,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也较为健全。而在农村, 被保障的项目不仅数目较少, 而且保障项目建立普遍较晚。而农村保障项目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无论在保障范围上, 还是保障水平上, 与城镇社会保障都差距较大。 (2) 社会保障标准差距明显。2006年中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169.6元/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仅为70.9元/人,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高出一倍多。到2012年底,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330.1元/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仅为172.3元/人,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高出157.8元/人, 城乡低保水平的巨大差距反应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明显。 (3) 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目前, 中国城镇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管理机制, 促进了社会保障各项目的有序运行。但在农村, 管理的现状仍较混乱, 如社会保障的多头管理:卫生部门负责合作医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养老保险, 民政部门负责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 (4) 其他方面差异。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还表现在城乡公共设施的差距上, 城市里道路交通、文化娱乐、环境绿化等方面明显高于农村。在城市, 居民有更多的节假日时间, 工作时间也较固定, 平均在8~10个小时之间。而在农村, 村民没有节假日的休息时间, 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大多也在10个小时以上。

总之, 城乡居民不仅在收入上差距明显, 福利保障等隐性差距也较大, 另外, 由以上分析可知, 城乡居民差距也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的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特征。要想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我们就要将落脚点放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

2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2.1 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逐步取消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等户口种类, 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 建立起一套新的户籍管理制度, 如以长期居住地为依托标准的户籍制度。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使经济更加高速的发展。

2.2 建立“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里的“基本统一”就是在城乡实行统一规定、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城乡一体的教育制度和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巨大。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在城乡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 教育的区域间沟通与互动, 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提升农村地区教育水平, 实现城乡教育的繁荣与进步。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虑, 努力提升劳动力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 素质, 消除就业歧视等问题, 充分发挥就业机构的信息服务职能、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

2.3 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 加快农业产业升级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支持, 加大对农业的科技研发支持, 实现农产品的增产保质, 继续推进机械化进程, 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鼓励农产品的深加工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加快农业的产业升级。

2.4 加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是意义重大。城市化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提升农业结构, 带来农业结构的升级, 还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农村地区人口的减少, 在农村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 人均收入额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另外, 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会促使农业机械化的提高, 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引导乡村企业产生集聚效应, 真正实现农民职业的转换, 提高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曹慧娟, 徐苗.浅谈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 2007 (11) :73-74.

我国贫富差距研究现状分析 篇2

（孙海鹏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之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现状、探索原因、分析影响及提出对策四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四个方面，综述了我国贫富差距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贫富差距 影响 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甚至悬殊，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正确判断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及影响，分析形成的原因，提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 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根据经验数据，人们通常认为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在近日出版的《财经国家周刊》上，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发表文章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而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及行业之间等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同我园大体相当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上是1.7倍左右。而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1985年为1.86倍，2004年公布的是3.28：1，2005年的数字是3.3：1，2007年为4.5：l[2]。有众多研究表明如果把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南开大学的周云波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逐年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居民总体收入的比重超过50％，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增加值占80％”[3]。这说明我国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二是东部和西部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倍，2003年为1.5倍，2007年为2.5倍。城镇居民纯收入东部地区1978年是西部地区的1.5部，2003年为3.5倍，2007年为4.8倍。

三是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1]。[2][1]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

贫富差距具有一定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一般表现为正面功能和负面影响两个方面。

2.1 合理的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4]

（1）合理的收入差距，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

（2）合理的收人差距，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人民的劳动，有利于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益和合法的非劳动收益。《物权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

（3）私营企业主的剥削收入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于技术、专利、资本，如果你不准他获取收益，他就不会投入。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产生示范效应、劳动效应，鼓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收入较高者为收入较低者起了示范带头作用，这就在客观上调动和激励了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

2.2 收入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

适当的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收入差距过大使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并且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贫富差距过大的影响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和政治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社会心理，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影响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关注度非常高，并且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大多数人会感到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不合理、不公平，很容易失去心理平衡，产生仇富心理，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彭文英（2010）认为贫富差距对大学生身心健康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主要包括因自卑而产生抑郁心理、仇富进而仇社会心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自闭心理等[7]。

（2）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首先，从犯罪率上看。据统计，1981~2004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78迅速上升到0.462，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66.2％。与此同时，以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为例，198l~2004年，全国犯罪率从89起/10万人上升到363起/10万人，增加了3倍，犯罪率以6．3％

[8]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快速上升。

（3）影响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或畸形化发展，激化阶层矛盾，严重时会导致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均衡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即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而贫富差距过大的危害之一就是产生“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激化底层人民的不满，这种不满往往会指向政府责任，尤其是非法致富、腐败贪污等，激化阶级矛盾，容易引发社会动荡[6]。[6]我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贫富差距问题的形成与扩大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学术界对于这一复杂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市场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加上行业进入障碍、城乡二元制结构、劳动力流动受阻等因素，行业、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这些差距中既有资源禀赋的原因，也有后天不公平因素的影响。(2)政府财政分配作用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是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下，中低收入者承担了更多的税负；二是以货币收入作为个人所得税计税基础的做法，并不能保证对真正高收入者的征税达到切实的效果；三是以购买性支出为主的财政转移支出结构，有利于竞争能力强的高收入者；四是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如用于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资金不足，大量低收入者难以获

得政府补助，进而维持生活；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足，而且在决定转移支付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权重低于政治因素权重，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反而更低。(3)人情为表象、腐败为实质的非法正常收入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4)国企改制与国有

[10]资产流失。(5)农村土地征用中的财富转移。(6)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财富逆向转移。[9]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差距过大，把握好”度”的问题。对于如何缩小中国现阶段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学术界有如下一些观点：

4.1促进农村发展，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其次，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再次，必须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包括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最后，要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扩散效应和辐射作用，全面调整劳动力流动及户籍政策、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政策及相关的产业政策，创造各种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为此，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使进城农民享有城镇居民同样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报酬；要尽快改革我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限制农民进城的种种政策壁垒，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

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从财政、金融等方面落实给予中西部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快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加速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4.2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初次分配要注重公平，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足的情况，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另外，采取措施，鼓励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指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三次分配是调节社会分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开辟法律、社会、舆论通道。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调控手段。针对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国情，政府应加快完善税制改革，健全税收调节机制，强化税收征管力度。一是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

4.3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出台针对低收入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群体参加的社会保险计划；建立政府与社会共担的医疗救助机制，解决城市低保人员和农民难以享受医保的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的行为处罚力度等等作明确规定，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5]。

4.4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坚持取缔各类非法收入 [9][5]

打破行业垄断，一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消除行政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二是审计、税务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制止一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政策，把福利货币化，隐性收入显性化[11]。

坚持取缔各类非法收入。取缔非法收人，必须从源头抓起，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铲除腐败，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依法惩处侵吞国家财产和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一切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1] 夏业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J].财经国家周刊.2010（12）

[2] 中国统计年鉴2008[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3] 周云波,覃晏.中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证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 周智年.简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理论月刊[J].2010（2）：128~130

[5] 王明华.论贫富差距过大的危害及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J].2007,195(11):233~236

[6] 胡联合,胡鞍钢.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J].江西社会科学,2007（9）：142~151

[7] 彭文英.贫富差距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0,625（12）：88~89

[8] 王刚,张庆旭.论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134(2):123~125

[9] 程婷.财税政策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思考[D].厦门：厦门大学，2009

[10]贺蕊莉.财政调节贫富差距作用的局限性分析[J].财政研究，2005（7）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3

摘 要：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解决城乡矛盾和增进城乡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全会提出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完全破除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确定了新的城乡关系。本文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上，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出发，认为导致我国城乡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二元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户籍制度等体制性因素加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几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以此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差距;城乡收入;数据分析;定量分析;对策建议

1 概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很大，均等化程度也比较高。伴随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向发展，我们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67：1，之后经过短暂下降至1983年的1.78：l。而后则逐渐上升，到2014年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已经变成了2.75：1。

就全球范围来说，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1.5：1上下，很少数的国家能够超过2：1。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国家城乡收入差距超过了1.5：1的比例，考虑我国农民纯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比一般统计出来的比重大很多。

2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

2.1 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据分析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近几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走过了一个类似于“W”型路径，如图1所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整体来看是呈现逐渐扩大趋势的。

图1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比值

图2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变化趋势

2.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必然在消费水平上表现出来，因此考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方面的差距，对于我们研究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消费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如图2所示）

2.3 基尼系数分析

为了准确地反映收入分配的变化程度，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于1912年根据洛伦茨曲线给出的判断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即基尼系数，这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1]。它的取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一般在发达国家，基尼指数在0.24-0.36之间。而我国基尼系数由2004年的0.483提高到2007年的0.509，由收入分配比较公平阶段上升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阶段。2007年之后基尼系数呈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仍旧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说明我国收入差距依旧较大。

图3  近十年中国基尼系数

3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定量分析

截至2013年我国政府对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7.03%，农业人口占比48.73%，这些数字表明中国仍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留在农村，而中国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04%，这一结果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非常不利，还会给人力资源带来浪费。文章选取非农人口占比（PP）、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l）、城镇资本积累效应（CA）这三方面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UG）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此处我们选取1997—2011年共1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①[2]。

3.1 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不平稳性是造成伪回归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避开伪回归，确保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有效性，回归前必须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此次采用的是 ADF 检验方法，如表1所示结果：非农人口占比PP、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l、城镇资本積累效应CA及城乡收入差距UG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所以大家需要考察各变量的一阶或二阶差分平稳性。如表2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

表1  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ADF值＼&P值＼&5%临界值＼&序列平稳（5%临界值）＼&PP（非农人口）

FI（固定资产投资）

CA（资本积累效应）

UG（城乡收入差距）＼&1.8417

-2.2151

-1.7145

-1.6478＼&0.9996

0.2053

0.4137

0.4462＼&-2.9678

-2.9640

-2.9678

-2.9678＼&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表2  样本数据的二阶差分平稳性检验

[变量＼&ADF值＼&P值＼&5%临界值＼&序列平稳（5%临界值）＼&DDPP

DDFI

DDCA

DDUG＼&-8.6052

-10.7134

-2.6322

-6.5989＼& 0.0000

0.0000

0.0105

0.0000＼&-1.9534

-1.9534

-1.9539

-1.9534＼&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3.2 协整检验

由 ADF 检验结果可知，虽然所有自变量都为非平稳序列，但所有变量的二阶差分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在正式进入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还需检验城乡差距与各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利用 Johnansen 法检验时间序列样本的协整关系，其中滞后期的确定根据 AIC准则。根据表3数据，滞后期为3时，AIC 最小，因而本文的最佳滞后期为2期。对于多变量模型，Johnansen 协整检验的原假设为样本数据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数目。根据表4 的检验结果，PP、FI、CA 及UG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3]

表3  整滞后期的确定

[滞后期＼&  LR＼&AIC准则＼&SC准则＼&0

1

2

3＼&NA

430.1498

85.50127

32.00547*＼& -1.756817

-19.31602

-22.67423

-23.96407*＼&   -1.566402

-18.35645

-20.96040

-21.18678*＼&]

表4  Johnansen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个数＼&T统计量＼&5%临界值＼&P值＼&没有*

最多一个*

最多两个

最多三个＼&87.18736

40.49566

10.26344

2.759088＼&47.85553

29.78307

15.48471

3.841896＼&0.0561

0.0020

0.3645

0.9039＼&]

3.3 格兰杰因果檢验

由于各变量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我们能够对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原因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对滞后期的敏感度较高，所以我们对最佳滞后期的选择除 AIC 准则之外，还将综合考虑 SC 准则，若两者矛盾则最后根据似然比 （LR） 统计量来确定。从表 5可知，在短期，非农人口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中非农人口占比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就不成立。

表5  格兰杰检验结果

[＼&原假设＼&F统计量＼&P值＼&结论＼&PP与UG＼&P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UG

U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P＼&2.7689

0.04888＼&0.15058

0.82907＼&拒绝

接受＼&FI与UG＼&F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UG

U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9.72338

2.90868＼&0.0437

0.2055＼&拒绝

拒绝＼&CA与UG＼&J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J

CJ does not Granger Cause JL＼&2.87932

3.56270＼&0.2079

0.1619＼&拒绝

拒绝＼&]

注：检验结论在5%的显著性水平。

固定资产积累、固定资产投资分布、劳动力流动均会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变动产生影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依靠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同时还需要各部门自身的资本有效积累。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及其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关系分析表明了这一规律。

4 研究结论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4.1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我国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相比农业部门效率低下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提高农村总体生产效率和人均生产效率，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提升农村收入既可行又有效的重要途径。技术进步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加快农业技术创新，采用现代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此外，积极调整我国当前农业结构不合理现状，按照市场需求合理种植多品种农业[4]。

4.2 推进农村工业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就近发展非农产业

为了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积极实施资源乡村化：

①积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②积极实施资源乡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③推进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延伸，构建两部门互动体系，实现纵深发展。

4.3 消除城乡流动壁垒

二元户籍制度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社会旳变迁，原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而且侵害了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成为了阻碍城乡协同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桎梧，打通城乡之间资源流动的通道，配套的政策措施才能顺利实施。

在具体的操作上，一是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之分，建立统一的居民户口，给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公民地位。二是要稳步放开异地落户限制。

4.4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坚持在政府的主导下，扩大农村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应当通过积极的引导和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和参与热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二是要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建设。给予城乡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解决广大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应该是尽快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网。通过试点，下调并逐步取消对农民工参保和取保的时间限制，先在统筹地区范围内实现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无障碍化，此后随着全国社会保险异地统筹的逐步完善，再将统筹范围扩展到跨地区的全国范围内，以解决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流动性强的问题。

注释：

①未找到近几年的相关数据，故选取数据到2011年。

参考文献：

[1]宋冬林.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分析及其理论思考[J].财经问题研究，1995.

[2]温铁军.经济学家温铁军谈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N].中华工商时报，2003.

[3]王为农.调整农业结构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1.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篇4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的资源初始占有、区位优势、经济基础、劳动者素质、地区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2006年, 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 (25410.8元) 是20%最低收入组 (4567.1元) 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 (8474.8元) 是20%最低收入组 (1182.5元) 的7.2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 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 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某些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达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数十倍;在区域差别上, 我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0多倍;在家庭差别上, 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 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在城乡差别上, 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5至6倍。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国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基尼系数超过这条警戒线, 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16, 收入分配属于绝对平均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增长, 80年代末达到0.28。1992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继续扩大, 达到0.4左右 (见表1) 。2000年以后基尼系数出现了迅速扩大的现象, 目前已较长时间处在0.45以上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几年来在持续扩大, 而且扩大的速度在加快。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 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 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 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注:数据选自常兴华、李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与调整对策》, 《宏观经济研究》2009年09期。)

二、收入差距过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 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可参与分配, 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随之扩大。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 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调动一切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因素参与经济建设, 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 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滋生, 影响贫穷群体的心理平衡观念, 导致社会认同度下降, 大大增加社会消极情绪, 影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低收入人群比例过大, 也不利于当前我国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1、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不公是从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过程是否公平来进行定义的, 反映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经济发展注入了空前的活力, 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由于劳动市场发育及其相关制度相对滞后, 在劳动总供给长期大于总需求的背景下, 各地较长时间内注重招商引资, 有意无意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 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本与劳动的平衡机制。资本力量过于强大, 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价值, 工资收入同其他财产要素收入特别是资本收入相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目前, 我国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 不到企业运营成本的10%,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同时, 在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 由于市场体系与机制尚不健全, 管理缺位和政策法规不完善、不配套, 由权力资本、城乡分割、地方垄断、行业垄断以及灰色收入等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也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2、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 多轨制问题普遍。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着制度不统一, 覆盖面过窄等问题。我国的社会保障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性, 而农村几乎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 如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 大部分只针对城镇居民, 而广大农民却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明显形成福利差距,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既便是城市社会保障, 也存在着覆盖面过窄的问题, 受到保障的主要是城镇正规单位职工, 而非正规部门职工和非主流群体基本没有或只享受部分社会保障。社保制度除了存在城乡分割外, 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间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别, 社会保障实际上处于“多轨制”运行状况, 导致了高收入阶层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 低收入阶层不享有或只享有部分社会保障的怪圈。

3、再分配政策失当, 制度不健全。

政府主要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两种方式来实现收入再分配, 调节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做法是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及其他各种税种将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收入积累起来, 再利用转移支付的手段分配给贫困人群。实践中, 由于设计缺陷与配套制度不健全, 这些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逆向调节效应, 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包括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力, 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某些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高收入群体倾斜, 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从税收来看, 我国目前的税收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 已开征的财产税只有契税和房产税 (仅就城镇房产征收) , 遗产税和赠与税尚处空白。在个人所得税以分类征收为主的情况下, 由于缺乏对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的有效监管, 出现了富人少缴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缴税的逆向调节。现阶段工薪阶层是我国个税缴纳的主体, 占到了总纳个税金额的70%左右, 而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税却占个税总额的80%。从转移支付来看, 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范围划分不合理且界限模糊, 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 目标不清晰, 调节功能微弱。财政转移支付没有明确的调节收入差距目标, 大部分投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 集中于城市并为高收入阶层所享有, 而农民和贫困阶层未曾或较少享有。

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措施建议

1、提高劳动报酬, 统一完善劳动力市场。

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 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 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 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我国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入, 要彻底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必须提高劳动收入。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尽快建立比较完善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市场形成劳动力均衡价格, 彻底解决生产要素间的分配不公问题。

2、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调节收入分配。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最重要的价值工具, 要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提高税收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 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制度规范化、科学化。从国际上看, “抽肥补瘦”是通常做法, 其具体手段就是税收。通过优化税制结构、提高所得税比重,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加强对个税的征收管理等一系列改革, 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要完善和健全我国税制, 构建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改革个人所得税制, 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 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相接近, 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 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扣除, 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同时, 增加教育支出等专项扣除, 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 并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和健全财产税体系, 适时开征遗产税等。要提高征管水平, 建立严格的双向申报和交叉稽核制度;逐步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和财产申报制度;积极推进征管的信息化建设, 强化对高收入群体和权力阶层的税收征管。

3、提“低”抑“高”, 遏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这一问题, 重中之重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要把提高农民、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企业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作为重点, 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对社会保障基金投入的力度, 完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 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各类社会保险标准, 改善就业等措施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同时, 要加强对企业高管、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的监管和调控, 打击行政领域的非法收入。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要打破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所有制界限,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将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职工都纳入社保税的征收范围, 从而均衡各类单位支出, 缩小职工收入差距。要逐步将进城务工农民、农村居民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要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实现社会保障法制化, 建立全国统一、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制。倡导利用第三次收入分配协调收入差距, 通过以自愿捐赠、互助等方式为主的第三次收入分配方式, 填补第一次和第二次收入分配留下的空白, 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 扩大分配覆盖面, 协调收入分配, 缩小贫富差距。

摘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严重, 基尼系数长期处于贫富差距警戒线以上。收入分配不公,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再分配政策措施滞后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要彻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必须提高居民工资收入, 提“低”抑“高”, 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建立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 2008 (18) .

[2]常兴华、李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与调整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9 (6) .

差距研究 篇5

2012年08月17日 10:53 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张玉周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6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势待发。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设计和执行存在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分配职能的发挥。从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财税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只有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再分配活动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和规范的调节，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公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一）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标。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1984年为0.212-0.244，处于比较平均区间；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00-2005年达到0.403-0.451，开始进入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自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态势更为明显，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区间。

（二）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拉大了地区差距。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地区总收入差距系数稍有缩小，从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该系数从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该系数则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0.2769上升到0.3721。

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城乡差距均在1.8：1以内，此后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到2005年城乡差距已扩大到3.2：1，2009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如若考虑我国城乡福利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5：1，甚至6：1。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上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长了9.1倍。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行业职工实际平均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仅为380元，1998年扩大到6972元，到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至8871元，短短30年这一差距扩大了22.3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财政政策原因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不明、定位不准，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为主体的格局，真正用于解决地方之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则相对较少。如2010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仅占15.1%，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其他转移支付占84.9%，这种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还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2.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经过了多级缺少透明的转移支付后，到乡镇政府时已所剩无几，造成城乡之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差距日益扩大。

3.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散于各个部委，实行多头管理，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资金安排随意性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无法保证转移支付的统筹安排，影响了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发挥。

（二）现行税制体系不完善降低了税收收入调节功能。

1.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没有根据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趋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全面调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标准的分类征收模式不能真实体现量能纳税的征税原则，从而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尽管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个人的财产存量和转移方面的调节却无能为力，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仅靠单个税种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3.消费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劳务等非必要性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高收入者，对其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不但能起到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对狭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1.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豪华型建设投资，如奥运会、世博会场馆建设等。研究表明，尽管基本建设支出与基尼系数负相关，即北京和上海两地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社会公平，但从宏观角度看，该投入却会加剧地区间的社会不公。

2.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职权不明，部分单位还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况，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胀。不仅浪费了大量相对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两极效应，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无疑又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对“三农”尤其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对不足，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2010年占总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高达68%，而占比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拥有32%。城市居民人均拥有的卫生费用是农村居民的4.2倍。

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1.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自然条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观因素的比重，完善计算公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异的作用，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级政府应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贯彻因素法规范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各县的标准收入和支出，进而根据其差额确定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省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计算到乡镇、划拨到县，由县直接分配到乡镇。不断加大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3.强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财政转移支付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被层层截留和挪用，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的跟踪管理和评价考核，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应的税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一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在综合考虑基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强化并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和登记制，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共享征管系统，全面掌握个人纳税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强化税务稽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

2.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制模式应优先选择税源较易控制、稽征程序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税制，并逐步向混合遗产税制过渡。遗产税和赠与税征税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要明确针对最富有人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强化征管措施，确保遗产税和赠与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新型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家具、高档健身器具、高尔夫运动、滑翔运动等消费项目。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有助于使消费税的调控方向更加明确，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不仅有利于抑制高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行为，而且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压缩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公共财政要从那些从属于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压缩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减少竞争性领域投资后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不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强化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进政府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减少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改善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应制定行政预算定额，并加强对经费的支出的监管，保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3.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一是要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将财政预算内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对支农资金进行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篇6

关键词：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财政政策；财政效果

一、相关概念

城乡收入差距指由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城市居民收入与乡镇居民收入在增长率、绝对差、均数等指标的综合差额。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側面体现。城乡一体化指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突破地区封锁、城乡文化的限制，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无条件通用，生产结构平衡，生产力合理发展，城乡差别基本没有的动态、长期的过程，是向往人民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化，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受等同的生活水平与公民权利，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过程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1.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始终在扩大。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209.8元到2012年的19648.1元，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为209.8元，2012年扩大到19648.1元。进入20世纪后直到2012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8284.7元，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663.2元，甚至不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量的一半。2011-2012年度的增长率突然增加，增长率为32%，比往年较稳定的增长率12%多了20个百分点。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正在以较为稳定的比率不断拉大，并且该变化在最近几年正变得更为剧烈。

2. 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据统计，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1978年开始不断缩小，持续至80年代中期开始扩大。增大的趋势保持了10年后于90年代中期再一次缩小，1998年又一次扩大。2003年达到顶峰后稍微回落后又一次上升在2007年达到了所有年度的最高峰。再之后开始逐渐的缩减，整体呈现出“多升多降，起伏波动”的态势。1995年左右波动幅度较大，1998年后趋于平缓。2007年达到3.33是1978年以来所有年度的最高峰。如果再算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价值及各种福利补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将在8：1左右。

3.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并不明显。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两者的收入增长率比几乎呈同步变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时期正对应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的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时期也正对应着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的时期。举例说明，2005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0.8%，城市比农村多了0.2%；可是在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1.3，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4.9%，明显可以看出二者同步变动的特点。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反之亦然。

三、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关于公共设施投入的财政政策选择

1. 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为减轻农民负担、使乡村孩子拥有与城里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会因生活的艰难而扼杀孩子上学的梦想，应在公共财政框架下重新划分农村义务教育服务的事权。进一步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可以将农村义务教育支出规划为由中央、县省三级财政来共同负担，强化省一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村教育负担由原来的乡镇和农民负担升级到由更高层次的政府来负担。同时调整财政支出政策走向，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性支付力度。另外，可以开辟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譬如取消教育税附加，开征教育税，向广大社会各个阶层征收的教育税专款专用到农村义务教育中来。

2. 加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首先要提升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教育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其次，优化教育支出的结构，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下使资金向农村倾斜，努力扩大农村教育在财政教育方向支出所占的份额。优化资金使用的方式，依据不同类型与不同的发展阶段实行相对应的财政政策，尽量做到“不白花一分钱，不耽误一件事”。

3. 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比重。政府应反省过去改革过程中过分市场化的做法，重新规范其在提供医疗卫生上的集体责任，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比重。国家拨付的卫生经费需要向偏远、贫困、中西部农村等地区倾斜，使这些地区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

4. 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产品供给。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加大供给。增加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经费预算，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加大对各种传染病、人畜共患病、农村地方病的防治力度；提高对农村医生实行补助的力度。

5.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提高农民最低生活水平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为要害，确定基层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6. 进一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方法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和财政投资补贴的形式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要明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还要合理划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责。

（二）关于改善就业的财政政策选择

1. 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亲眷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通过向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过度的方法逐步取代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使城乡居民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并且可以享受相同的就业机会。政府应健全其社会保障制度，为进城务工人员（或已落户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提供公共安全、子女义务教育服务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2. 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重点用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显著改善农村生产。基础设施项目的生活条件。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大江大河治理，投资研究，减灾建设，气象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生态环境，住房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等产前，产后服务；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农业额外仓储设施，提高农产品商品储备制度。

3. 在继续强化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在《教育法》的框架下，投入专项资金兴办农村职业教育。大力培养养殖、种植、机械自动化、农机修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组织青壮年农民集体学习农业专业知识，为农业发展储备人才。

（三）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税制改革

1. 制定农产品的流通环节的流转税制。首先，对农产品的销售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完善流转税制；其次规定免征额，使收入低的农民无需缴纳增值税；最后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可将部分特殊的农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2. 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农业所得税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农业所得税来实现对农业的调节农业经济因为农业所得税具有公平税负、调节收入、操作规范的优点。因此，我国可以参考大多数国家的实践结果，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统一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个人所得税制。

（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

1. 合理界定县乡财政的事权和财权。重新划分县乡两级财政的财权。在国家相关法律的框架下再次明晰分税制，设立明确规定对国家财政拨付的款项进行细化，各款项的使用加强监督严防挪用。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杜绝滥用职权等问题，完善相关规定。

2. 建立科学和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力度。根据转移支付的目标，优化转移支付形式。完善省以下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与转移支付配套的各方面法律制度，努力采用“因素法”来分配转移支付资金的额度，争取早日形成有效的监督监管体制。

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研究 篇7

关键词：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灰色收入

一、引言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在迅速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是行业之间,甚至是在同一企业内部,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从微观角度看,城乡间、行业间及企业内部的收入的差距都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即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三种不同的收入渠道彼此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在这三种收入内部,居民个人所取得的收入水平也各不相同。三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

二、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

1. 劳动收入体现差距

从收入源考虑,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在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都呈现增加的同时,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根据收入法计算:1992年到2009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3.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4.59%降低至47.21%,降幅达7.83百分点。

数据来源: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中农林牧渔收入之和=家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中农林牧渔收入(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人口(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4年劳动者报酬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著《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2005~2009年劳动者报酬、GDP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为计算所得。

劳动性收入下降的首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领域,从而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一因素大约影响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从表1可看出,从1992到2009年,随着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54.59%下降到2004的47.14%。虽然在2005年此比重有小幅回升,但总体而言仍处于下降趋势,到2009年下降至47.21%。

其次是由于垄断行业利润过高造成的。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比其它行业的普通职工收入高,而这些行业的超额利润比社会平均利润要高很多,因此劳动收入比重占企业利润比较低。加上垄断行业大都为国有企业,而按照规定,大部分超额并未纳入国家财政收入,而是留在企业用于企业经营发展,收入分配更加倾向企业,工资上涨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这样导致消费能力下降。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 财产性收入增加差距

劳动性收入只是拉开了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使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大的是所谓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转让财产的使用权而获得的收入。西方经济学强调财产是一种权利,认为财产之所以可以产生收入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拥有财产;二是可以转让财产的使用权以获取收入。也就是说,对于财产的拥有是取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无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所持有的财产数量都极为有限。但在经济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居民的财产积累速度加快,财产规模不断扩大。财产中的金融资产和总资产净值都不断增加,人均资产水平和资产积累速度在城乡之间、居民之间开始产生巨大差异。

而作为低收入群体主体的农村居民,其资产存量和增量均远低于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高收入群体。在城市,房屋租赁收入、证券投资收入等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举例来说,在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同比增长11.8%,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中的出租房屋收入增幅竟高达54.5%。但在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地区的低收入的广大农村居民,由于资产规模很小、专业知识及技能有限、风险承受力较弱,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这一种方式。在我国银行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下,广大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居民其获取的实际财产性收入更是非常有限。

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变化,两者都是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那时,随着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则在总收入中不断下降。199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在GDP的比重仅为13%,到2000年则下降12%,后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至2005年,这一比重就已经下降至11%。与此同时,财产性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从1990年到2004年间,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66.64%;而工资性收入仅为37.30%。对于收入群体来说,增速较快的财产性收入正是高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源,增速最慢的工资性收入则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其根本思路是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如何让低收入群众首先获得更多财产则成为重要难题。

3. 灰色收入的出现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收入报酬的渠道逐渐增多,股票收入,房地产投资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种收入渠道逐步涌现。灰色收入也随之产生。灰色收入是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一种隐性经济收入,是一种“制度外”实现的收入。

灰色收入有很强的“趋权性”,很多灰色收入都是和权力相结合的,例如官员为了私利,变相为他人行方便,或者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渠道将公款“化公为私”;企业领导巧立名目滥发资金、补贴等,都是灰色收入的典型表现。但灰色收入,潜伏在经济生活中,却游离于统计数据之外,我们只知道灰色收入的存在,却不知道其具体的数量。

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估算,从2005年到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为91%远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71.4%。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官方统计的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数据14.0万亿元高出9.26万亿元,占GDP的30%,其中被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元。2008年比2005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增长69.3%,与名义GDP的增长幅度接近于同步。而不包括灰色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只上升了57.4%,远远滞后于GDP的增长。

在2008年的灰色收入估算中,最高收入群体所得的部分最大为62.5%,而最低收入群体所得仅为0.4%。因此,随着灰色收入的增长,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大幅度增加,我国收入差距将被进一步扩大。

三、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劳动收入拉开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灰色收入使收入差距大幅度增加。这三种收入形式很好的解释了存在于我国城乡、行业、企业间的收入差距。

本文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究其根源在于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织,是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的平台。企业内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管理者与普通职工、企业家与技术工人等个体间收入分配的不均,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集中体现。其中,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收入差距是矛盾的突出点。

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存在本质差异。人力资本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依附于人力资本的载体——个人而存在。为了提高其使用效率,企业必须支付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监督人力资本使用权的转让。但是,由于这种监督权利最终只能赋与非人力资本来实现。而非人力资本在拥有监督权利后,利用企业制度安排挤占了人力资本合理收益权,导致强权理论成立,加剧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收入的差距。而非人力资本在拥有监督权利后,利用企业制度安排挤占了人力资本合理收益权,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找到合理收入分配的依据,制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合理定价,避免因收益权不对等而造成收入格局两极分划的局面。

参考文献

[1]G.P Caselli and M.Battini.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in Poland from 1989 to 1996.Applied Economic,2000,7,699-702

[2]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源于制度缺陷[N].社会科学报,2007.06.07

[3]赵人伟 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A].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统计研究 篇8

一、变量的选择

1. 选取因变量

尽管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很多, 但是为确保所选取的指标直观、计算简单, 并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准确性、可行性和较好的社会认可度, 模型中我们选择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2. 选取自变量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看,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多, 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因素的影响和城乡二元化因素的影响。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文献, 结合新疆实际情况, 根据数据可得性、准确性、可行性等原则, 从发展因素和二元化因素两个方面, 设计了含有17个统计指标的影响因素体系, 详细指标见表1。

二、模型拟合过程与结果

1. 发展因素的主成分分析及其结果

根据收集的指标数据,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在SPSS20.0软件系统下, 我们得到了发展因素主成分的相关结果 (见表2、表3) 。

表2显示了主成分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从发展因素的9个变量中提取了两个主成分, 而这两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9个变量88.2%的信息, 可见效果是比较理想的。从表3因子载荷矩阵来看, 第一主成分中, 除了x6、x8外因子载荷均比较高, 可以称为“发展综合因子”, 记为F11;第二主成分中, 变量x5、x6、x7、x9因子载荷比较高, 这几个指标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构, 可以成为“发展结构因子”, 记为F12。最后根据表3的系数我们得到了代表“发展综合因子”和“结构因子”的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 (见图1)

2. 二元因素的主成分分析及其结果

根据表1设定的反映二元影响因素的8个统计指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得到了结果 (表4、表5) :

表4则显示了主成分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从二元因素的8个变量中提取了两个主成分, 这两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变量83.1%的信息。表5为因子载荷矩阵, 其中第一主成分中y1、y2、y3、y4因子载荷相对较高, 综合反映了二元化因素的影响, 称其为“二元综合因子”, 记为F21;第二主成分y5、y6、y7、y8因子载荷相对较高, 主要反映城乡之间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通讯等生活服务业的影响, 称其为“服务因子”, 记为F22。最后通过软件我们得到了代表二元化因素的两个主成分线性表达式:即

3. 主成分回归分析及其结果

运用主成分分析, 根据发展因素若干指标提取了两个主成分F11和F12;根据城乡二元影响因素各指标, 提取了两个主成分F21和F22。将以上述四个主成分作为解释变量, 以城乡收入比作为因变量, 并将其标准化处理, 拟合回归程为:

回归结果表明, 模型通过F检验, 总体回归显著;调整的拟合优度为0.751,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DW=2.08也表明了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结构因子F12、二元化综合因子F21与Y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回归系数的t检验显著, 表明了这两个主成分 (因子) 对扩大城乡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其中结构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 城乡收入比就扩大0.041个单位, 而二元化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 城乡收入比扩大0.046个单位。发展综合因子F11和服务因子F22其回归系数为负, 表明了这两个主成分 (因子) 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 但是服务因子F22回归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 尚不能很好地解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判断每个具体变量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将回归方程中的主成分用各自的表达式代入, 得到标准化回归方程:

从回归系数看, 变量x6、x8、y2、y3、y4、y8系数为正, 表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放大作用;其余变量系数均为负值, 表明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影响。从发展影响因素看, 主要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和经济结构指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积极作用;从二元化影响因素看,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反映了城乡二元化结构特征, 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费用支出绝对额之比则间接反映了城乡二元化结构特征, 其比值越大说明农业与非农业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明显, 从而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向作用;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绝对额之比、城乡人均通讯费支出绝对额之比、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三、结论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 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同国内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经济的增长加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 本文研究的结论是发展因素对缩小城乡差距有积极的影响。这要求我们继续以“用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作为指导思想, 在经济不断发展中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的影响, 而第三产业生产率与第一产业生产率之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的影响。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产业发展整体比较落后、服务业水平不高等原因造成的。因此, 建议今后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尽可能地推进第三产业结构升级, 避免粗放型的扩张。

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增加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主要是城市失业人口增加, 首先受到影响的城市外来劳动力, 特别是使得农村技能不高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谋生的难度增大, 制约了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推进城市再就业政策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摘要：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影响自治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影响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同时文章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给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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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霞.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其缩小的措施[J].工业技术经济.200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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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想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 2007 (3) .

[5]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J].经济研究, 1998 (1) .

收入差距与商品住宅价格研究 篇9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文献忽略了一个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收入差距问题。本文建立了住宅价格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了住宅价格和收入差距的互相影响问题。本文的分析可以给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提供借鉴;另外也可以给投资者购房提供参考。

一、收入差距与商品住宅价格关系的检验

1.数据说明。

关于收入差距的衡量,本文使用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从1992年到2007年。1997年以来的数据是可支配收入数据,1996年以前是生活费收入数据,数据具有可比性,采用的是家庭数据。计算方法采用N. C. Kawani的三参数洛伦兹曲线回归模型法。软件采用Eviews5.0和Mathematica5.0。住宅价格是用商品住宅销售额与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比值。

2.ADF检验。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简称商品住宅平均价格为SP,简称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CG。我们使用ADF检验来测定SP序列与CG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形式(C,T,P)表示辅助回归方程中是否包含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的阶数,滞后阶数由Schwarz Info Criterion进行判定,结果表明SP序列本身是平稳序列。CG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3.协整检验。

商品住宅平均价格序列是平稳序列,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是1阶单整序列,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迹检验和极大特征值检验来判断样本区间中的SP和CG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两种方法的检验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政策建议

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可知,商品住宅价格的冲击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大;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动所导致的基尼系数的变动占基尼系数的总变动的百分比也很小,因此目前老百姓普遍感觉到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并不是由于住宅价格的一路攀升造成的;反之,基尼系数的冲击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是显著的,基尼系数的变动所导致的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动占商品住宅价格的总变动的百分比也非常大。目前,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较大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收入等,以及市场经济中各行各业致富的个体经营者形成的财富阶层,从而大部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一套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倍感吃力的 房子,对这些高收入者来说,不算什么;好多高收入者拥有两套房子,甚至更多,他们是房地产投机的重要力量。我国商品住宅价格在投机者的哄抬下一路攀升,使众多中低收入者感到住房梦的难圆。

根据前面的分析,这里提出几条政策建议:

首先,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效率与公平是永恒的主题。根据前面的分析,商品住宅价格不是导致收入差距增大的关键力量,因此,我们并没有必要从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干预商品住宅价格。

其次,收入差距的增大是商品住宅价格一路高涨的重要力量。对低收入者,他们的收入即使增加一些,暂时也很难买得起商品住宅,因此我们应采取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当然,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开始起步。对中等收入者,要采取措施切实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尽快负担起日益高涨的住宅价格。对高收入者,要采取措施打击他们的投机行为,比如加大房地产流通环节的税收;对保有住宅超过一定面积的部分,征收财产持有税;征收较高的遗产税等。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商品住宅价格一路攀升,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也感觉到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探讨商品住宅价格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为此,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这一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商品住宅价格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收入差距,商品住宅价格,脉冲响应函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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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红云.我国住宅资产价格过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J].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43-46.

[3]万东华.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现状及走势[J].中国投资,2001(7):26-27.

[4]刘正山.降低交易费用是关键-房地产价格形成机理及应用[J].中国土地,2002(3):35-38.

[5]沈悦,刘洪玉.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指标关系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8):20-22.

[6]李立,李永辉.论当前影响房价的因素及变动趋势[J].东岳论丛,2002,23(6):36-38.

[7]张岑遥.城市房地产价格中的地方政府因素:成因、机制、和效应[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10):65-69.

[8]王维安,贺聪.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J].财经研究,2005,31(12):64-76,87.

[9]任寿根.房产税制度改革及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兼析中国房地产价格未来走向[J].财经研究,2005(1).

[10]胡健颖,苏良军,金赛男,姜万军.中国房地产价格有几成泡沫[J].统计研究,2006(1):39-42.

浙江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研究 篇10

一、浙江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现状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综合指标,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属于一个比较适当的值, 通常认为接近或超过0.4就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等或差距过大。根据浙江统计局的官方数据,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不到0.2, 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634。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字看, 浙江省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 基尼系数上升趋势已十分明显, 特别是最近十年农村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4的临界值。

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显示, 1995年开始就有农户五等份收入分组的资料, 据此我们计算出有关指标见表1, 其中收入极差是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之差, 反映其绝对差距, 收入不良指数是指最高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与最低20%人口所占份额的商, 反映两极的相对差距以及是否出现两极分化的倾向。库兹涅兹指数是指收入最高的2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 数值越大, 说明收入越多地向高收入人群集中, 阿鲁瓦利亚指数则是指最低4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 数值越小, 说明收入分配越向少部分人集中。

数据显示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加剧, 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除了平均收入绝对差距从1995年的4 758元扩大到2008年的17 053元外, 收入不良指数从1995年的4.97上升到2008年的7.17倍 (2005年最高达到7.73倍) , 20%最高收入人群所占收入比重从38.4%上升至最高43.28%, 而40%最低人群的收入份额从20%降到了最低达17.98%。从高低收入极差、收入不良指数、库滋涅茨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等指标看, 农村内部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 究其原因, 需要首先考察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结构。

二、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分析

(一) 非农劳动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

笔者查询整理了2001-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和纯收入资料。四项收入来源构成中, 占总收入的比, 最高的是工资性收入、其次为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2007年全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38.5%, 而浙江为49.5%, 浙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又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 其占比重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总额的50%, 且有不断提高趋势, 显示农业以外的二、三产业是农民的一个重要增收点, 这也是发展农村市场, 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近几年的数据均说明现阶段浙江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和获取劳务收入为主, 笔者把这两项称作非农劳动收入, 合计占了纯收入的70%以上。非农劳动收入占较大比重, 这符合目前浙江农村从传统农村迅速向城市化过渡的转型期社会特征。

(二) 收入比重在不同收入等级家庭间表现不同

为客观评述浙江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现状, 笔者选择了2008年五等份分组的资料 (即20%的低收入户, 20%的次低收入户, 20%的中等收入户, 20%的次高收入户和20%的高收入户) , 整理计算, 得出:一是工资性收入比重在中等和次高两组占比重较高, 最高与最低户的工资性收入比重相对较少。究其原因, 在低收入组, 由于就业门槛和机会的限制, 低收入家庭成员往往很难外出发展, 他们以从事本地农业生产为主, 所以工资性收入较低;而高收入家庭成员的收入来源比较丰富, 工资性收入往往不是其主流收入, 因而数量不大;而中间阶层则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来增加家庭收入。二是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情况正好相反, 两头较高, 中间相对较低。同样两个极端的情况完全不同, 可以从其内部构成看:低收入户较高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中主要以纯农业为主, 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偏低, 这种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结构, 不利于其收入的提高。而在高收入群体的家庭经营收入中其传统农业的比重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第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的不断提高。三是收入越高的家庭其财产性收入比重越高。这可以说明财产性收入的多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农民的富裕程度, 财富的积累效应在农村也同样存在。

(三) 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根据收入来源的不同而有区别

就2008年两个极端组的收入来源差距看, 高低差异最悬殊的是财产性收入, 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14.36倍, 最低转移性收入是3.13倍;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收入差距基本在四倍多。而在各项收入内部, 高低差距突出的项目主要有:工资性收入中来自非企业组织劳动中的劳动所得、在本地乡镇企业所得, 最高户分别是最低户的15.17倍和8.27倍;家庭经营收入中, 来自建筑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收入, 高低收入户之间对比均在十倍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等传统农业收入的差距是所有项目中最小的, 2008年均在两倍左右。由此可见, 农民内部的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以外的部分, 其中家庭经营收入中的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提高起了很大作用。而财产性收入也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这是因为财产性收入与资本存量与其积累密切相关。

三、缩小浙江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一) 提高农民向城市的转移速度, 保证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从长期看, 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快慢。为此, 建议政府要高度重视新时期劳资关系问题, 修订劳动工资法, 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劳动者基本权益, 建立劳动者低收入法, 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管理与监督,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提高农民收入。

(二) 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 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据测算, 我国农村中每个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商业不同产业投入的收入比为1:5:11。保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农民的非农就业。浙江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 发展速度较快, 但也存在着产品结构单调、重复、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不高等特点, 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产品的非正常竞争现象十分突出, 因此在政策上应该本着扶持的原则采取必要的指导与引导策略。政府应该帮助有潜力的中小型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 以使他们发展壮大。只有当地的乡镇经济发展了、效益提高了,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状态, 也可以使更多的农业居民不必背井离乡而获取工资性收入。发展当地的二三产业, 引导农民就地工作既可以提高农民收入, 同时也可以大大避免由于劳动力的过度流动而产生的种种弊端。

(三) 努力增加农业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三大方面。即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获得土地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房屋出租、出售和拆迁补偿等方式获得来自住房的财产性收入;通过储蓄、民间借贷和投资股票、债券、证券等渠道获得资本的财产性收入。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总量的前提下, 可以从农业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培养农民投资意识等角度采取必要的措施。

影响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因素较多, 根据上述分析的结果,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和产业格局的调整相联系, 把促进非农就业和加速城镇化步伐相联系, 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解决浙江农民收入差距问题。

摘要：200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 连续25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但同时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呈持续扩大的态势, 本文对浙江省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浙江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有关。因此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或多种经营。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非农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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