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焦虑

2024-07-22

文化焦虑（精选十篇）

文化焦虑篇1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 视觉文化已经如潮水般涌入占据我们的生活, 而且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甚至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 我们已经渐渐离不开视觉文化。

贝拉·巴拉兹定义的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技术的可能形态, 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 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尼古拉·米尔佐夫则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于视觉文化。他认为, 视觉文化使得人们更加迷恋, 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 该文化最具有后现代特征, “新的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本身非视觉化的东西视像化。”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 带来的更是受众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视觉文化指的是以现代媒介为依托, 技术为支撑, 各种图像和影像文化的总称。视觉文化可以具体细分为图像文化和影视文化, 这里主要分析以广告为代表的视觉文化给受众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焦虑以及引发的消费需求。

二、COCO香水广告的视觉传播分析

我们用香奈儿COCO广告《邂逅》篇中的视觉表现手法为例, 探寻广告对人的规训和唤询, 以及因此产生的身体和生理上的焦虑。电视广告主要描写这样的场景:男女主主人公在一个高端聚会上邂逅。聚会场景给人的视觉感觉简单大方, 场景色彩以简单的金属灰黑色为主, 不失时尚感和动感, 契合了COCO香水的简单大方的瓶身设计。当众人蜂拥围住帅气的男主, 想要取得其注意的时候, 女主只是很从容的用上COCO香水。随后女主把COCO香水瓶从高空抛落给男主, 男主接到香水的时候不仅是男主主人公传情的过程, 更是女主向男主展示自己性格的密码。当男主人公想走向女主的时候, 女主的消失便印证了她独立的性格, 女主展示出一种好莱坞大片中女主的独立与帅气。

整个广告赋予了COCO香水这样一种性格, 不会太甜, 又有飒爽独立的帅气在里面。这便是香奈儿COCO香水的特点, 甜美性感而又有爽朗的成分, 暗示着刚柔并济的自信女人。让用这款香水的消费者也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仿佛自己化身为广告中独立时尚自信的女主。通过与美好事情的关联“赋予”了产品性格, 广告便“呼唤”这样的消费主体, 让消费者产生联想, 甚至指涉另一个符号文本如电视剧电影广告进行互文, 把产品品位和自身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对审美主体重塑的目的。香水不同的型号与味道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性格, 这里香水便成为一种性格气质代码, 我们提起香奈儿便会在脑海中浮现高贵、优雅、梦露等符号, 用香水的人便以香水区分地位、身份、品味。在这个消费社会中, 女性消费者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追求着不断更新换代昂贵的香奈儿等名牌香水与衣服, 以此作为符号代码昭示定位自身。在消费社会中, 商品显示出它独特的专制, 精致的视觉奇观让人们永远追随着它, 由此产生身体上的焦虑。这样的焦虑随着不断更新的产品不断变化升级, 像一个永不能填满的无底洞。

三、焦虑产生原因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时期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 他们对大众文化持鄙视态度, 认为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 大众没有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化工业”时代, 文化产品不是由“大众”自发产生, 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 在大众文化的包装下, 大批量批发到人们文化生活中的精神麻醉剂。

阿尔都塞批判人文主义所谓的“主体”的概念, 认为主体是被构建的, 而非自主选择的。赋予个体独立思考, 行动乃至个性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 他认为在构建人的主体性方面, 大众传媒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识性的”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有赖于媒介符号系统的唤询或者召唤。在这个过程中, 主体把自己消费的东西和自己的定位联系在一起, 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 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个体。”宝德里亚认为:现代消费更多的是符号为导向的消费, 符号已经与其说受众是新媒体时代自由选择, 不如说受众是消费社会塑造的欲望的能指。受众不再单纯地满足商品实用性的需求。现在意义上的消费已经从实用性消费转向符号性消费。鲍德里亚认为商品的符号性意义已经大过其实质的用处。

人终究是有主体性的, 我们需要对广告和媒体展示的后现代文本进行陌生化解读, 在感性海洋中打捞出理性。受众不应被媒体的视觉文化重塑审美观, 亦步亦趋商业利益所引导的消费方式, 而应发挥主体性, 审视这个对于视觉时代的景观式展示的时代, 跳出符号指涉符号的视觉时代, 以客观化的心态审视。

摘要：文章关注视觉文化在新媒体技术推动下渐趋成熟的大背景下, 阐释视觉文化作为语境与焦虑之间的影响。首先论述视觉文化传播视角下受众身体焦虑的概念、特征和呈现方式。然后结合视觉广告分析受众身体焦虑是如何具体发生和展现的。结合上文的论述分析, 尤其是对案例的剖析思考影像符号为导向的后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中受众焦虑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视觉文化,认同,身体焦虑,消费社会

参考文献

[1]巴拉兹·贝拉 (匈) .电影美学[M].何力, 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8:26.

[2]本雅明 (德)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 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38.

[3]吴靖.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 观看凝视和对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5.

启蒙焦虑与文化批判篇2

哈贝马斯在谈及“公共领域”时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a。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文化上的舆论形态，既可以有助于政治权力的运行，使其更为通畅与稳定，也可以制衡这种权力运行，使其迫于某种压力做出妥协。如果我们将1990年代以前的台湾乡土文学视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话语资源，那么乡土作家对它的争取与塑造就是试图从启蒙的高度获得一条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途径，以此表达自己对现存社会体制的思考与意见。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使其极易受到统治政权或大众传媒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受迫转型”的情况。台湾解严前后，民族与民主诉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见诸乡土文学，而作为“利益专门化”政治集团的本土势力也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以报纸、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形式人为操纵乡土文学的转型，使其出现了鲜明的“本土化”趋势，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系统对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的侵入，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b。如果说西方审美现代性被启蒙现代性制度化的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广泛渗透表现出对现行体制的认可与依赖，从而消解了自身的颠覆性与批判性，那么，台湾乡土文学被制度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启蒙”幌子的迎风高挑中，“乡土”在基本实现了民族与民主的权力伸张后，却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本土”话语怪圈，沦为民粹政治的附庸而丧失了根本的自主与活力。

19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社会语境的持续衍异（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完成、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对宽松、两岸关系的正常化趋势等）以及西方“后学”思潮的不断涌入，台湾文坛开始审视并反思原有乡土文学的启蒙困境，继而思考如何以一种多元化与微观化的叙述模式超越以往的文学泛政治化倾向，并在这种文学范式的自觉转换中实现对“启蒙”之“再启蒙”、“批判”之“再批判”的文化格局。这其中既有“都市文学”的大胆尝试也有“现代主义”的再度出发，而台湾后乡土文学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新时代文学潮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代乡土作家依循重观历史与建构现实的思想进路，将原本凝聚在“乡土”中的国族神话降格为对世俗生活的当下想象，书写“乡土”成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与找寻在地时空、寻求自我定位的“捡拾”过程。由是而观，后乡土文学叙事境界的提高是在降低自身社会话语地位的现实中得以实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接续了原有乡土文学的批判精神与人文情怀，但以往“乡土”过度热衷的启蒙意义已逐步由“后乡土”积极置前的传统文化再现、宗教信仰复归以及现代性批判的微观化重构等多元文化价值所取代。台湾后乡土文学对公共领域话语权的再争夺，至少造成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有效阻止了文学收编带来的文化领域权力结构的集中化与同一化，消解了人们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单一性盲点与短视行为，有助于形成更具积极意义的发散性思考，也标志着其对以往乡土文学的最终超越。

一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生命共同体最基本的精神底蕴，同时也形构出民族存在与民族延续的外在表象特征。传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民族发展历程中的环境地理因素、人文风貌背景以及断续有度的时代精神折射，其一旦成为一种精神向度沉淀在所有成员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就会演变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范力量，通过主体行为缓缓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指导”或“纠正”的调控作用。以往台湾乡土文学由于肩负反封建、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以及建立新文学传统的时代任务，无暇顾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梳理与发掘，从而将其笼统视为阻碍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因素加以批判拒斥或置之不理。应当说，彼时的历史背景规定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方向，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制约着它无法在追逐启蒙现代性的同时又去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这种情景在1990年代以后的台湾后乡土文学中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随着台湾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步伐加快，新世代乡土作家发现原本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去追逐与向往的现代文明，虽然带来了理想中的生活进步与物质丰富，但同时也造成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挤压与侵占，逐渐以“商品拜物教”或“消费拜物教”的形式吞噬了人们对除自身以外时空维度思考的兴趣与动力，并消解或异化了原已具有的种种人格仪范。一时间，人们似乎忘记了欲望满足之外更为重要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面临着被彻底物化的危险。正是由于看到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人为灾难，后乡土文学才转而向传统文化取法，以期借用“文化同置”的策略，促使人们以陌生化的传统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中的自我行为表现。至此，传统文化在后乡土文学中以“文化他者”的形象为世俗社会中的实践主体提供了一面反思与启悟的铜镜，它以鲜明的内在性、自洽性、和谐性、普泛性为现实景观中对物质文明的狂热崇拜、操控欲望带来的自私自利、科层制造成的切割感与机械感等现象开启了一条观照与修补的途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后乡土文学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再度出发，已然超越了以往乡土文学以启蒙现代性为是的绝对审美标准，从单一僵化的“启蒙”思维中脱身而出，为其自身的审美张力拓展了新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从现代性的“重层”性质来看，在启蒙现代性基本实现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的层面实现民族认同与身份定位，也已成为众多文化工作者思考的重点，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寻根与文化自觉的热潮。对此叶舒宪认为，“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文化生物物种，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保存、传承，其实也就是人对自己的种群的生存资源和生存方式的自觉延续。这种文化自觉正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刺激之下日渐成熟起来”c。毋庸置疑，台湾后乡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挖掘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审美意图。需要指出的是，后乡土文学的这种文化自觉并不同于以往台湾乡土文学中狭隘的“本土化”认同，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表露出区域人民尝试在世界发展大潮中进行自我文化标识，并对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及现代性的丰富维度作出自己的积极探索与深度回应，从而具备了较为突出的文化生态学意义。

小说《缝》是台湾后乡土作家张耀升的代表作品之一，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式微与崩塌，却又巧妙地通过第三代的叙事视角使之得以延续与传承，表现出作者试图以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救赎的期望。小说名为“缝”，无疑是一种“缝合”的期盼，既试图用人伦情感缝合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又希望缝合传统与现代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对儿女们不良对待的绝望反抗，奶奶的最终去世似乎意味着“缝合”努力的失败与无望，但良知尚存的父亲由此变成了一个无法自解的疯子，而作为第三代的“我”则永远感念和奶奶之间的真挚情感与点滴回忆，此处作者显然又在冥冥之中昭示了传统文化的规训意味与引导力量。除此之外，李仪婷作为台湾新世代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在小说《邮路》中又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关怀。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布马”的布农族青年，因为考取了公职邮递员而成为部族的骄傲。在一次到部落的邮件投递中由于驾驶不慎跌落并不很高的山崖，却由于手机信号不畅受困于此。小说篇幅不长，却珠玑处处。百步蛇原是布农族的神兽，却在布马的口中成为对破烂山路的咒骂对象;布农族人原是野外生存、徒步狩猎的好手，但身处困境的布马却怎么也攀登不上并不陡峭的山崖;在送递的包裹中，布马发现了大量的手机，于是开始逐一拨打试图向外求助……小说的企图在于，作者以现实世界的生活景观（如部落年青人口的大量流失、手机通话代替了手写通信、城镇工作取代了狩猎生活等）覆盖原本传统神秘的部落景观，暗示了原民文化在没落与衰败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原有的凝聚与约束力量。原住民早已不是以前的原住民，族群文化的消泯与同化使他们变为徒有原住民外貌的汉人，“原住民”身份成了幻想中自我形构的图腾。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深谙现代生活节奏的布马陷入尴尬处境，面对加持于身的传统布农服饰他欲哭无泪，猎人般的矫健身姿在他的身上难觅踪影，祖灵的血液虽然还在血管流淌，但身心已然被现代社会收编。此处，作者显然使用了“文化同置”的招数，一面是摆在布马面前大量无法使用的手机，一面是由于机能退化而摆脱不了的现实困境，孰是孰非，已昭然若揭。李仪婷在小说中为以原住民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设置出一种精神困境：做出改变，将被世俗同构，保持传统，则意味孤守青灯，如何面对，需要我们共同抉择。

台湾后乡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并不仅限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审视与反省，其附加意义还在于反思过程中对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内涵的空洞化与概念化做出回应。现代社会中，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质、人们的消费心理以及传播媒体的符码化介入，人的生活意义被完全抽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世界中的能指与所指已产生前所未有的断裂，其参照物也在符号化的世界中消失不见。在此背景下，文化本质发生位移，已由以往的现实性价值指涉演变为流行于宣传口号中的虚幻概念。文化形态的“堕落”表现，致使身处消费时代的人们开始漠视文化自身的规范性意义，而去疯狂追逐一种名叫“文化产品”的无根替代物。后乡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再现，形成了“文化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显现，让人们在冷漠荒芜的符号世界中重新感受到来自人类自身经验的温暖关怀，而这种创作意图在吴丰秋的《后山日先照》、吕则之的《寻找一座岛屿》、舞鹤的《思索阿邦·卡露斯》、甘耀明的《邦查女孩》、杨富闵的《花甲男孩》等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

二

宗教信仰的形成来自于人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起源和存在做出的形而上阐释，是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由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而展开的思维建构活动。这种价值体系的建立为人类社会塑造了玄秘澄明的彼岸世界，以“天启”或“缘起”的形式为人的精神或灵魂提供了一块安息之地，因此往往带有浓郁的人文关怀特质。然而由于权力机制的缺陷以及宗法教义的僵化，东西方宗教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步入困境。不堪重负的压迫终于引发革命的力量，西方现代性的出现本质上就是源于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的反抗与背叛，它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与文化模式为目的，将科学与理性标榜为核心价值，并力图将宗教因素完全排斥在这种体系之外，马克斯·韦伯曾将之称为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袪魅”。无独有偶，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台湾乡土文学在发轫之初，也将“赛先生”的大旗高高擎起，高呼“启发民智”与“破除迷信”的口号，这一点从当时知识分子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创办宗旨中不难发现。从此，台湾乡土文学的“任务首在‘反映人生。……传统的怪力乱神自然难有一席之地。鬼魅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的知识论和意识形态扞格不入”d。

台湾乡土文学选择与宗教信仰划清界限源于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肩负的种种启蒙任务，试图通过对“袪魅”的提倡，以“人”的意义呼唤台湾大众主体价值的觉醒，继而摆脱精神束缚，在社会的不公现实中敢于展现抵抗的姿态。但在客观层面确也完全摒弃了宗教信仰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人性价值，如真诚、向善、友爱、不争、克己等。随着台湾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启蒙现代性的各种核心价值目标已基本实现，迎来了丰衣足食的人们却发现一个不受任何信仰约束的人类社会竟然如此可怕，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享乐与虚无的放纵蔓延、道德伦理的彻底崩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价值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而失去了对“他者”的敬畏。正是由于洞察到这种精神维度缺失后的灾难性后果，台湾后乡土文学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宣告了宗教信仰的回归。翻阅众多后乡土文学作品，大量宗教因素渗入其中，其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复辟封建迷信而说神道鬼，而是后乡土作家敏锐地发现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体系中，人只居于其中一维，无限度地扩展人类唯我认知，只会反衬出人类的渺小与无知，因此需要重估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在整体宇宙系统中的地位。宗教信仰在后乡土文学中复出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建构一种带有反思与批判性质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以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的角度促使人们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泥潭中抽身而出，在功利的世俗社会中重新发现“神圣”的存在，以追加的方式在物质世界之上重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向度，以便重新树立健康丰满的人格形象。另一方面，“复魅”书写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审美手段，还有助于后乡土作家表达在“现实主义”规范中难以述说的“存在”之思。通过作者巧妙的叙事安排，小说文本中宗教现象的出现总有一些合理阐释，它承担起作者交付的某种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指代任务，这些叙事企图可能是某些情结的象征，也可能是某种生活的隐喻，从而强化了后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多元价值和模糊语义。

《林秀子一家》是台湾作家阮庆岳的长篇小说，以独立成章的形式分别叙述了主人公林秀子及其女儿淑美、淑丽，儿子凯旋一家四口在情感交流、人际交往、宗教救赎等方面的种种际遇，这其中既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也有最终的汇聚交集。林秀子自小由于父亲的虐待被外婆抱养，在生活的历练中形成了坚韧不屈的性格。成家后面对丈夫的弃家出走和日常生计，最终以开庙为生养活一家老小。由此，宗教背景的种种因与果、爱与恨、妄与真便在每个家庭成员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诠释。无论是林秀子既以宗教立身也以布道为生，或是淑美以个人牺牲超度他人孽缘，还是淑丽以“海纳百川”的姿态用身体当做道义的布施给人以灵魂安慰，甚至凯旋“圣婴”般普渡众生的行为表现，作者都在反复强调一件事情：这世界缺少信仰与大爱。林秀子供奉的是金母娘娘，这是一种源于道教谱系的台湾民间宗教，其“上善若水”的宗教思想与“以理化情”的行为操守就是支撑这种“圣洁爱”的坚实思想基础。小说试图通过对善与恶辩证关系的讨论告诉读者，桃源般的理想世界并不遥远，不用长途跋涉到圣地朝拜或死后等待天国的召唤，它就在我们面前，只要每个人都能放弃贪婪的索取心和过度的占有欲，现实世界自然就会充满“神圣”与“爱”的光辉。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求解，在袁哲生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演绎。《天顶的父》是作者颇具代表性一篇小说，主要以“我”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乡土之上有关省籍隔阂、宗教传播以及在地信仰的奇谭趣事。作者在小说中将西方基督教与本土的丐帮作了同质化处理，一方面对外来宗教进行了别有意味的亵渎与调侃，另一方面也特意对原本低人一等的乞丐世界作了大幅度的神格升等。乞丐头子空茂央仔获得了几乎与耶稣等同的神圣地位，他友爱邻里，关爱他人，乐于帮助弱小，他似乎也居于彼岸世界，拥有操鬼驾神的特殊能力，吸引无数少年心向往之，以加入丐帮为生平志向。应该说，作者此处皈依的是以民间文化为表征的在地宗教信仰，它代表着一种带有精神性趋向的价值旨归，无论是外来亦或本地的人、鬼、神，都能在这种具有巨大包容性与和谐性的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实现了对不同省籍、不同身份、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超越与融合。

纵观台湾后乡土文学中的“复魅”表现，还有如甘耀明的《伯公讨妾》、舞鹤的《拾骨》、宋泽莱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吴明益的《虎爷》、郑清文的《天灯·母亲》等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显然都寄予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即试图引导读者去发现在现实生活之上更高层次的生命感悟，并希望以这种深刻的观世视角翻转当下的庸俗化世态。当然，这种文学与宗教的深层交融也暗含着谨慎的“资源意识”与“对话态度”，后乡土作家清醒地认识到，当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仅将文学与宗教的互动精力集中在人类如何理解世界和它的意义，还要关注在原初原则的基础上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自然该如何行动，并以此超越由文化虚无化和文化符号化带来的妨碍和扭曲人们通向最初原则的单边思维习惯。e

三

社会学意义上的微观视域主要来自于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理论，认为对现代性意义的分析应该从从中心化的宏观权力转向多维度的微观权力，明确反对完整历史观和宏大叙事论，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f。这种崭新的思维范式也为台湾后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逻辑支点。我们知道，以往台湾乡土文学秉承传统现实主义风格，惯于采纳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围绕时代中心议题展开文学表述，不断将个体价值观与世界观依附于经典社会理论所关注的国族想象，其倡导的乡土现代性带有本源意义上的纠结与建构，既会在受挤压时产生抗力也会在得自由后陷入僵化。后乡土作家启灵于微观政治学理论，当他们以差异、边缘、世俗的视角重新审视惯以标榜科学与理性的启蒙现代性时，发现表面上因现代化、科学化、理性化而欣欣向荣的现代社会，却在文化霸权、党同伐异、物欲横流的扭曲撕扯中变得支离破碎、丑态丛生。原本各种美好的事物之间被一种欺骗与虚假的关系勾联着，这种异化的纽带又被长期积淀下来的民粹传统和将之作为操控工具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巩固与推崇，不明就里的人们就在这种“现代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成为物质化、阶层化、等级化的对象而无法分辨真与伪、恶与善、美与丑。微观视域的新视角使台湾后乡土作家获得一种醍醐灌顶式的启示，即要想恢复美好事物的本真面目，粉碎乡土之上的虚假图像，使真实的乡土现实得以呈现，就必须打破这种用以链接个体、板结整体的虚伪层级关系，将目光从宏观方向转向微观领域，关注个体的自由成长与发展，并将它们以忠于自然本性的方式结合起来，以期揭示出一个全新的历史真貌g。源于对微观视域的自觉养成，台湾后乡土文学得以将对现代性批判的触角延伸到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试图通过庖丁解牛式的探索找寻真正困扰“人”之发展的问题与危机。

舞鹤在小说《逃兵二哥》中以“我”的视角讲述了军队中的生活经历。“我”由于接受不了部队中的种种陋习与歧视而又无法逃脱，于是自愿去猪圈养猪，成为一名“养猪工兵”。在猪圈工作时，“我”产生意识流动，军队变为国家的大阳具，任何男性的小阳具都要阳痿在大阳具的柄垂之下。这种看似荒唐的思维，却深刻揭示出台湾地区兵役制度的弊端以及军队内部的黑暗。台湾施行以强制性义务兵制度为主的兵役制度，规定年龄达到一定标准的青年男子必须服役，这也是作者在文中所说的，“兵役制度是一个大王八，必要强奸每一个处男”。在这种法律制度面前，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沦为国家机器的工具，在以“大阳具”为象征的军队淫威下逆来顺受，而部队里的思想禁锢与黑白颠倒也就使其成为“养人如养猪”的“猪圈”。在舞鹤笔下，以边缘化视角来表现现实世界的扭曲和人的痛苦是揭示历史真实与启蒙本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超越自我、追求本真存在的重要途径。也许在舞鹤看来，微观视域中的荒诞情节会“倾全力于基本处境，同社会现实主义剧作家一样与社会密切相关，由于它不反映时事的偏见，不受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所以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h。《蓝色项圈》和《友达》是张耀升创作的两篇小说，由于连贯的故事内容和相同的叙事人物，我们可以将其看做姊妹篇或一部小说的上下部分。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林友达，故事也即从友达在学校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展开。通过友达与“我”、阿文、父亲等人的纠葛关系，我们发现他的性格特征无疑具有多面性和分裂性，这和其所处人生阶段应该具有的思维与表现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原本应该单纯善良、勤奋好学、怀抱远大理想的在校青年学子，却变成了势利、阴暗、自虐、算计的无良少年。针对这惨痛的事实，作者径直指出造成“吃人”现象的根源就是泛政治格局下官僚等级体制在台湾教育界的种种表现。两篇小说中的林友达一直在学校中过得十分压抑与痛苦，为了获取他人的赞赏与注意，他就像是为别人而活的机器，完全没有自我，只能依靠本能生存。其实远远不止林友达一个人，在庸俗价值观的教育体制下，阿文、“我”以及其他孩子都摆脱不掉悲剧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学校校长的发言中还提及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正是这种所谓的“自由”使得孩子们就像监狱中的囚徒，成为只会相互攀比、倾轧的傀儡，他们的天性被无情地扼杀，在这里，取得成功和自缢身亡被残酷地划上了等号，而叙事人物的悲惨结局也带给世人巨大的警醒与批判力量。

现代性批判的微观化重构为台湾后乡土文学带来了足够的动力与活力，它不再游离于乡土之外以悲天悯人的姿态去找寻推动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助力，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生命脉动中去揭示现代性流行过后留下的条条伤痕。这里既有不合理兵役制度与教育制度带给人性的戕害（除上述示例还有如许荣哲的《那年夏天》），也有性别歧视与省籍隔阂造成的伦理悲剧（如李昂的《看得见的鬼》），还有保守思维与族群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舞鹤的《余生》），而后乡土文学的目标或任务就是正告人们，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力这些象征美好乡土家园的“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i。

对启蒙的焦虑和由此展开的文化批判，证明台湾后乡土文学已完成自我蜕变并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多元文化品格，这种宝贵的审美品性使其能够在狂热的历史线性发展中保持冷静头脑，适时变身为时代进步论的怀疑者，以“不和谐”的姿态站在社会发展的对立面，转而成为渴望获取心灵慰藉、重返精神家园的现代人可资倚重的重要思想资源。

【注释】

a[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b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c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d[美]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e[美]列奥纳多·斯威德勒，保罗·莫泽：《全球对话时代的宗教学》，朱晓红，沈亮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26页。

f[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g吴鵾：《台湾后乡土文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h[英]阿诺德·P·欣契利夫：《荒诞派》，樊高月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文化焦虑篇3

其实在二十年前,美术史学就是一个“冷门”,在谈论美术史论的“边缘地位”之时,我们首先要明白,这种边缘的文化焦虑其实早已出现,而不仅是最近才开始。美术史论学科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跨界、“边缘”的特性,文学、历史、哲学与美术理论、美术实践等知识领域在这里交汇。众所周知,在西方,美术史论专业往往开设在综合性大学,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的“美术史学”拥有着自身的传统;而在我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当中,从建国伊始“美术史系”则设置在各大美术学院和艺术院校旗下,美术史论作为美术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参与各种科研绩效的评估和课题的申报。兼具历史、理论学科和美术学科特征的中国美术史学学科从建立一开始就注定是“边缘”的,它既是历史人文的“边缘”,也是美术的“边缘”。

早在1912年,阿比·瓦尔堡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与国际星象学》当中,即强调图像研究需要打破学科的藩篱,而他的这种思路在近一百年来已逐渐成为美术史学界的一种共识。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现当代人类知识和生存方式面临着这样一种普遍困境:那就是越来越紧密的生活节奏、越来越细密的专业分工和浩瀚的信息化生存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天的知识教育日益精专,而我们精专的知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整个信息体系之时显得愈发无力——今天所谓的“专家”,就是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这个定义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调侃。当代的学术界之所以呼吁“跨学科”的关怀,当前的舆论之所以呼吁某种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学习转向面对社会现实的、务实的大学教育,是意味着对于那些原本属于“边缘”的知识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意味着人们在反思自己看待知识的方式,意味着僵化的“中心”和“边缘”的学科知识系统正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重新改写,而这应该是原本属于“边缘”的美术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难得机遇。

“跨学科”本应是美术史学发展历程中一个积极的信号。在美术学“学科升级”的背景下,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美术史学学科的变化,成绩仍然是主要的(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外交辞令的色彩):在学术科研上,这二十年来美术史学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在人员体制上,美术史论专业人员的从业队伍日渐壮大;在大学教育上,美术史论的本科生、研究生数量都在增长,美术史论系统之下的新兴专业角度也逐渐增加,无论是视觉研究、艺术管理、批评策划、书画鉴定等专业,都是对于美术史论跨学科视角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在这个意义上,惋惜“纯粹”的美术史研究淹没在新兴专业中,是没有必要的。美术史研究至少在一百年来早已不尽纯粹,这种趋势不是最近才刚刚开始的,而是这个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今天对于美术史学科边缘化和各种跨学科新专业发展态势的焦虑,其实无关学理的逻辑,而是对于现实文化情境和学术风气的一种担忧。基于一种跨学科的立场,新的学科专业与“纯粹”的美术史论专业研究之间本应当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交融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人们的思维方式未变,而是片面地追求新学科专业形制上的创立扩编,那么跨学科的努力将适得其反:更多的新专业划分把美术史论本身也变成了更为狭窄的领域。至于一些新的专业在某些条件并不成熟的院校单位匆忙上马,一些学术素质不高的从业者利用新学科专业规则尚不明朗的某些漏洞进行学术投机甚至招摇撞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坏着“跨学科”的声誉。

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焦虑篇4

【关键词】语境；身份焦虑；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一、经验与判断：主题的厄运

陈丹青1982年在中央美院辞去教职后远赴美国游学，在这期间，他的艺术创作经历了一个演绎的过程：初来乍到，为了谋生，陈丹青与画廊签约，一来是为了迎合艺术市场的需要，一来也是想延续自己熟悉的题材，继续创作一度让他声名大噪的西藏题材的作品。持续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之后，他在创作上遇到瓶颈——切断了国内的语境，叙事性的写实绘画已然没有生存土壤。而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各类前卫艺术劈面遭逢，也令陈丹青开始进一步思考他曾经的艺术语境与美国当代艺术语境的断裂和差异。大约在90年代初期前后，他决定放弃熟稔的西藏题材，在不断的试探与摸索下，开始静物并置系列的创作。这样的一个开始，基于他在纽约期间积累的图像与文本资源在艺术创作经验中的转化。80年代的美国艺坛，呈现出一个广袤丰富、繁杂多样的景观：“‘波普’式微、‘极简’途穷，美术馆推出了一战前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的密集专展：年轻一代涌进展厅，脸上分明写着大彻大悟、故作镇定、不服也得服的诸般表情。不久，在画廊和双年展就看到备受刺激的当代画家，奋勇离经，又难以叛道的新作品，更大、更极端、更空洞，也更加变化多端。”[1]20流连于美国各大博物馆与美术馆的陈丹青得以在另一个时空中仔细探查中国古典绘画，大量的艺术品原作使得一个旅居域外的中国人得以在异度的时空完成自己文化语境内美术史序列的还原与重置，这样的观看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陈丹青日后的美术史观念——他可以几乎不偏倚、无盲点地完成自己艺术史旅程的全新启蒙，这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艰难的跋涉和摸索中，陈丹青开始了他“后西藏组画时代”的第一步：199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二联、三联、多联油画作品，并置了历史名作与当代图像，用以揭示历史演变中观念行为的断续异同，他的并置尝试，有些是对艺术史名家作品的重新涂绘，也有一些是现成照片或印刷品的挪用。陈丹青或将当代躬身女子的黑白图像与米勒的《拾穗者》并置，显示当代中产阶级女性与19世纪法国农妇的欲求差异；或将因偷食禁果被驱逐的夏娃，与偷情被曝光的黛安娜王妃并置，来显示女性自我释放和社会规则冲突下内心的挣扎和异化。直到1995年，陈丹青产生了一个让自己吃惊的念头：“所有挂在墙上的画、所有装置作品，都是‘静物’，于是他完成了一组15米长、两米高的十联画《静物》，其中的九个画面，是各种画册中的当代装置艺术品。”（1）

身处跨语境与跨文化的漩涡之中，远在美国的陈丹青承担着一个普通个体的身份焦虑，这样的焦虑内化为心灵深处的冲突，也影响到他艺术作品的外在呈现：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他这里的输出方式就是以图像的并置呈现，在瞻仰累牍的西方油画原作之后，他的并置系列正是对这大批量信息的反刍与释放。在这样的并置图像之中，作品本身的呈现形式就是对其自身主题意义的消解——在《拾穗者》的并置中，我们进入米勒《拾穗者》的原生语境产生重重困难，而作为艺术史序列中的一件作品，它自身的价值已然与和它并置在一起的当代躬身女子黑白图像产生抵牾，两者一旦在同一个时空中被并置在一起，就各自变为符号，依存于对彼此意涵的阐释。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陈丹青实质上所做的正是对绘画主题的消解，他并不试图叙事，也放弃说教，泯去立场，隐去判断，诚恳地与时代和受众直接对话：试图用图像并置的方式使现在与过去遭逢，历史与当代史遭逢，机械复制时代与手工技法时代遭逢，带有“光晕”（aura）（2）的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被重新的描绘与并置，时间的悬隔带来的不一样的历史感本身就在消解着艺术作品。如此的一件作品，无疑足够使观者反思自己的观看经验，这样一种艺术家与受众联系的建立，使得作品在某一个程度已经无限接近当代艺术的实质——重要的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作者的表达方式与作品被阐释与接受的过程。

二、快意的冲突：艺术史观念与“静物系列”

自1997年以后的十年间，由“并置”发展而成的是“画册”系列：陈丹青认为既然可以画照片，就可以干脆画书和画册。他豁然意识到所谓“静物”的概念是有其内涵与外延的，日常生活中的书与画册都可以当作静物来表现。此系列依然为写生，摊开几本画册并摆了摆，画成一幅写生画，由浓至淡、由繁至简，从西方美术史图像转向中国画图像的“并置”，用画笔精细再现了中外画册中的经典作品。此后，陈丹青的画册写生一发不可收。在“静物系列”中，无论是西方艺术史经典作品的涂绘并置，还是中国宋元以降的文人画图像并置，他或许无意通过西方图典的并置重新认知西方美术史的完整序列，亦无意从中国古典的山水图像中寻找身份认同和文化归认——“我不会想：我要画美术史，然后找出相应的画册；我也不会对着画册一笔笔画，同时想：看哪！这是美术史！但我得承认：当我画第一幅‘书籍静物’时，我已被带入美术史游戏，犹如打牌。每个书架上排列错置的画册已经是一副现成的牌。1997年，我取出这些牌，自己玩起来。”[2]这是2006年陈丹青对自己的画册写生与艺术史关联的阐释。由此可见，在创作与解读的两条平行线里有着不可逾越的断裂——这样一种观念的错位在对陈丹青的作品解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主题”的概念性已然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泯灭，受众仍然试图确认与归置，想要给这些作品分出一个恰切的位置——正如沃尔夫林在他的著作《艺术史的基本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注视并不仅仅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映照，而是一种活的理解力，它有其自身的内在史并经历了诸阶段。”[3]226事实上，误读永远存在，因为艺术作品不随艺术家的逝去而消亡，它永远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不断赋格和进行意涵的确认。在谈到自己的国画画册静物系列时，陈丹青说：“如今我与国画之间的关系已经颠倒错乱：除了守着一摊油画工具，我变得不爱看油画。古人说，称阅读不如背诵，背诵不如抄写。绘画亦然，倘非亲手临摹，此前我莫说‘不曾懂得’，甚至谈不上‘看见’国画——奇怪，经由临写国画，我的油画手艺长进了，我却恍然自以为真的是在画国画。”（3）这样的一番自我表白，更多的透露出涂抹绘画颜料给一个画家带来的物性快感，这种半自觉与瞬时性的想法投入到具体的作品中，给作品本身带来的正是似是而非之间、未经确认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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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位与移位：另一种修辞

当不同历史时空、语境迥异、风格两样的艺术作品以并置的方式重构成新的艺术作品，观者所感受到的一如艺术创作者本身所感受到的那样：一种语境被割裂的错位的历史感，艺术史家卡列逊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博物馆内的艺术珍品最现实怎样存在的，或者说，它们原始的‘语境’是如何构成的，在大部分博物馆里，人们所直觉和体会道德其实是文化、时代、艺术和艺术家等诸多因素的交叉和混杂。而对于这样的缺憾，阿诺德·豪泽尔曾经有过相当尖锐的评论：“博物馆也被成为陵墓，在这个陵墓中，艺术品过着一种抽象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已经与产生它们的生活，与它们曾经在这种生活中完成的实际任务隔断了联系。当它们按照某种与现实或作品本身无关的原则被放置在博物馆中，它们失去了与现实的原始联系，而进入了某种新的，与其他陈列品的联系，……一旦博物馆把史前的偶像、异教徒供奉的神明……立体派和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结构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提供了一种虚假的、‘统一艺术的概念’。”[4]188-189事实上，陈丹青的静物系列作品也颇可与这个情形类比：以他将《拾穗者》与黑白躬身女子图像的并置图像为例，他将中西古今面目迥异的图像放置在同一个时空，竟意外构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品创作及其接受状况的一个暗喻——博物馆的艺术品陈列脱离了原境，而陈丹青的静物系列作品中表现的图像也与自身固有的序列无法衔接。这样，艺术史中的经典作品已然转化为一个被复制的文本，而不无深意地将两种不同情境下生产出的图像拼贴在一起，则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在《现代公众与摄影》一文中对照相的抨击：他指责照相过于客观，缺乏想象，败坏艺术，“将导致法兰西艺术天赋贫弱化”。他并且讽刺“自然主义”艺术的信徒：“我相信自然，我只相信自然，我认为艺术只能是自然的准确再现。……因此，如果有一种工业给了我们一个与自然同一的结果，那它就是绝对的艺术。”（4）波德莱尔还曾说过：“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5]485在陈丹青的作品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他对于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转向这一问题的思考，他将摄影作品与绘画作品并置在一起，反观西方视觉艺术史序列，思考消费时代的图像文化给人们的视觉经验带来的冲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陈丹青所拼贴与重构的图像对艺术史序列内的图像构成了一种修辞，它引导我们在当下的经验里对过去的历史图像做出判断。陈丹青在作品中构建出一个开放的格局，在一个时代展开的景观中让观者追索与审视，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亦在接受语境中，反射出对时代的解读。

注释：

（1）引自网站http：//biosharkgu.blog.163.com/blog/static/10296647520136251236998/。

（2）“光晕说”详见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在本雅明看来，艺术作品的原件有“光晕”存在，这种光晕事实存在于机械复制时代之前每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中。而复制技术使得复制品脱离传统语境，进入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与当代的危机和人类的更新相对应。

（3）引自网站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43-1211993.shtml。

（4）有关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摄影之批判，详见《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中“1859年的沙龙--现代公众与摄影”部分的论述。

参考文献：

[1]陈丹青.纽约琐记[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1.

[2]徐累.在美术史里游戏打牌陈丹青访谈[J].东方艺术，2006（18）.

[3]Wolfflin.The Principle of Art History[M].New York and London，1932。

[4]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聂皓雪，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美术学专业研究生。

文化焦虑篇5

电影《撞车》(Crash)于2006年获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学界对这部电影的研究也一直持续至今,东文宣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分析了冲突的根源,即人们内心的定势观念、偏见以及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1];廖顺洋分析了影片背后的社会问题[2];而更多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影片所反映的复杂人性。

此外,也有学者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国外电影进行了解读,为分析《撞车》这部电影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如袁瑾通过对《木乃伊3》、《功夫熊猫》等好莱坞电影之中国情结的分析,透视了当代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三种代表性策略———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霸权式传播方式,以文化折中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化传播方式以及本土化和地方化的传播方式[3];祁峰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从人物编码、场景编码和二次编码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三方面分析了影片《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4];杨天雨使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了国外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方法[5];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中国的电影进行国际跨文化传播提供策略参考,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二是侧重于通过电影分析来探究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如张江彩以中国题材合拍电影为例分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困境[6];李钟汉通过电影《通天塔》分析了跨文化传播的障碍———群体文化的隔膜、对非语言的误读、偏见和刻板印象[7];此类研究目的在于寻找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破解之道,但是理论视角比较单一,研究缺乏深度,同时对电影中所反映的跨文化传播中的焦虑问题尚未关注。

而本文则以语言与身份理论、群体间焦虑理论、整合威胁理论以及边缘人理论为基础,多角度聚焦分析影片所反映的跨文化传播中的焦虑问题,不管是从理论的综合选用还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焦虑这一具体问题的确定都填补了上述研究所存在的空白。

二、相关理论视角的综合解读

(一)语言与身份

语言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说语言是描述性的,是因为它将个人与其传播媒介联系起来,同时象征着个人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和品味;说语言是规范性的,是因为语言本身就代表一套正式和非正式的传播规则。语言象征着个人的经历这一事实,意味着背景、潜在的含义、表情,暗示着一套只有群体成员才能理解并要求遵守的非正式标准和规范,语言是社会身份的来源之一。[8]语言是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9]作为个体和群体特征的种族和语言,不仅预示着群体身份,而且构成个人身份的一部分。[10]虽然语言只是界定文化身份的标准之一,但是语言仍然是显示文化身份最敏感的指标,因为它和人们的思维密不可分,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11]

(二)群体间焦虑理论

群体间焦虑理论认为,群体间焦虑源于人们对负面后果的预期,人们害怕的四种负面后果为:对于自身的负面心理后果、对于自身的负面行为后果、外群体成员的负面评价、内群体成员的负面评价。群体间焦虑由三组因素造成:一是先前的群体间关系,如先前行为的数量和情况;二是先前的群体间认知,如对外群体的了解、刻板印象、偏见、期望以及对相异性理解;三是情景因素,如结构的数量、相互依赖的类型、群体构成以及相关身份地位。由上述三种因素引发的群体间焦虑也会造成三种后果:一是行为上的影响,如规范性回应的扩大;二是认知上的影响,如认知和动机偏向、自我意识的提升;三是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情感上的反应,如情绪反应和评价的夸大。[12]

(三)整合威胁理论

根据整合威胁理论[13],导致偏见(prejudice)的有四种威胁,即现实威胁、象征性威胁、群体间焦虑和负面的刻板印象。现实威胁包括对内群体生存的威胁,对内群体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威胁以及对内群体及其成员身体健康的威胁;象征性威胁的产生是由于在道德、价值观、标准、规范、信念和态度方面的群体差异上的理解,象征性威胁就是对内群体世界观的威胁;负面刻板印象是对内群体暗含的威胁,它会导致内群体成员在进行群体间互动时害怕负面的后果。这个理论启发我们,现实威胁、象征性威胁、负面的刻板印象以及偏见也会导致群体间焦虑,这一点体现在有关群体间威胁和外群体态度方面的研究中[14]。

(四)边缘人

“边缘人”(marginal man)这个词是由Stonequist创造的,在他看来,边缘人是指在两个或者多个社会间而心理不确定的人,这反映出其心灵的失调与和谐以及这些社会的可恶与吸引之处[15]。显然,Stonequist更多的是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谈论边缘人,而Dickie-Clark则从社会学视角来定义边缘人,主要关注一个人变为边缘人的社会情境,因此排除了对情境的主观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困难[16]。在此基础上,Joneston提出将心理学意义上的边缘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性进行整合,这为研究跨文化传播中的“边缘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语言与身份理论启发我们,由于语言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话语歧视会给跨文化沟通者带来身份认同的压力和焦虑;而群体间焦虑理论则告诉我们,焦虑不仅产生在个体层面上,背后还蕴含着非常复杂的群体间因素并且对跨文化沟通者的行为、认知和情感也会产生影响;而整合威胁理论则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导致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偏见;边缘人理论则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上挖掘了诱发焦虑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上述理论都为研究跨文化传播中的焦虑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然而不同的理论视角仅仅帮助我们洞见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跨文化焦虑问题,本文将上述理论视角进行融合使用,多重探讨跨文化焦虑的来源、消解焦虑的路径。

三、焦虑的溯源

(一)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

影片开头,黑人警察Graham Waters的话道出了在洛杉矶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境:“这就是碰触的感觉。穿梭在真实的城市之间,你知道吗?你和别人擦肩而过,别人和你邂逅相遇。而在洛杉矶,没有人会碰触你,我们总是生活在由金属和玻璃建成的冰冷的高楼大厦。我想我们很怀念那种被碰触的感觉,我们彼此碰撞,只是为了感觉到彼此的存在。”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离,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几乎不和他人交往,互不了解,也无意去了解。这种状态固化着自己已有的思维以及对外群体的态度,造成人们内心的孤独和焦虑。

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互相隔离的沟通状态呢?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使其民族和语言多样化程度比较高[17]。尤其是洛杉矶郡,人口近一千万,是美国人口最多的郡,也是种族最具有多样化的一个郡。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7年的报告,在洛杉矶郡有约七百万少数民族居民,占其人口的71%,占美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14。此外,在洛杉矶,超过53%的居民在家中说另一种语言。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断,洛杉矶这种较高的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来自不同民族群体的人们出现沟通上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也使得彼此缺乏沟通。

电影中的人物有的是黑人,如洛杉矶警探Graham,洛杉矶警察局局长Dixon,医院护士主管Shaniqua Johnson,电视导演Cameron和他的妻子Christine,两个黑人小混Anthony和Peter,有的是白人,如地方检察官Rick和妻子Jean,洛杉矶警察John Ryan和Tom Hanson,制片人Fred,有的来自波斯,如Farhad一家,有的是西班牙裔,如修锁匠Daniel一家人,有的是亚裔,如Kim Lee和她的人贩子丈夫,有的是混血儿,如Graham女友搭档Ria的父亲来自萨尔多瓦,母亲来自波多黎各。这些电影人物的种族背景的确真实反映了美国洛杉矶城市的民族构成。而这种民族的高度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民族认知偏差,波斯裔店主Farhad的妻子就抱怨别人把他们误认为是阿拉伯人并因此抢劫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杂货店。

英语不熟练的Farhad和女儿一起去买枪,因为有时无法理解枪店老板的话,就用自己的母语波斯语和女儿交流,而这引起了枪店老板的反感,大声地斥责他是否懂英语,并让保安把他轰了出去。当自己的杂货店被抢劫之后,Farhad联系了保险公司,然而他却读不懂保险单以及相关规定。可以看得出,Farhad在生活中遇到了语言障碍,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由民族和语言多样性带来的焦虑尤其突出。借助语言与身份理论的视角,在美国这个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地道而流利的英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构建美国人这一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而一个无法用流畅的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成年美国公民则容易被视为局外人,并由此导致焦虑的产生。

此外,影片中,亚裔妇女Kim Lee大喊着丈夫的名字冲进医院时,护士直接问她是否会讲英语;在影片的结尾,黑人护士主管Shaniqua Johnson的车被撞,她下来就大吼,“Don't talk to me unless you speak English”。这些场景也真实地反映了语言多样性以及与语言相嵌着的身份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和焦虑。

(二)“边缘人”的处境

前面我们分析了波斯裔杂货店主Farhad英语水平低,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在语言上处于边缘的地位。同时由于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他和其他民族群体的人在沟通上经常遭遇困境,而在家庭内部,他和妻子、女儿沟通也很少,从整个电影中他的表情和语气来看,Farhad在心理上显然符合Stonequist所定义的“边缘人”。Farhad以经营小杂货店维持家庭生计,生活环境较差,当小店被抢劫之后,他几乎彻底崩溃,陷入苦闷,这也说明他也是经济上的边缘人,同时也因为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而成为阶级的边缘人。此外,他作为波斯裔美国人,在美国处于少数民族群体,因此从民族上来看也属于边缘人。可以说,Farhad是多重意义上的边缘人,这种复杂而沉重的边缘人身份使他始终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

尽管如此,Farhad仍然渴望获得其他美国人的认同,在影片中当枪店老板训斥他,“这就是你所能说的最好的英语吗”时,他大声地用英语回应,“是的,我说英语,我是美国公民。”从语言和身份理论的视角来看,Farhad买枪时从与女儿母语沟通到用英语与枪店老板争吵,这种语言的转变,无疑是想让枪店老板认同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并获得相应的尊重。然而,枪店老板却把他喊作Osama,也就是把他视为和恐怖主义头目Osama bin Laden有关系的人,并认为他买枪是要组织圣战。显然这反映了“911事件”之后,部分美国白人对中东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把一些长相哪怕有点像本·拉登的人都视为潜在的恐怖主义者或者帮凶。这种刻板印象及其产生的言语和情绪上的歧视却进一步加剧了Farhad这一边缘人的焦虑。

从群体间焦虑理论的视角来看,Farhad买枪时与枪店白人老板的冲突,也就是来自两个种族群体成员间的冲突,导致了他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使得他对其他民族群体成员也产生了不信任、甚至恶意的怀疑。当修锁匠Daniel善意地提醒他必须换门的时候,他却怀疑Daniel是在诱骗他买门,并用粗鲁的语言斥骂Daniel。Farhad没有听取劝告,结果夜里店被抢劫,他断定这是Daniel干的,于是想法设法寻找Daniel,最后从垃圾筐里找到Daniel留下的修锁单据,并按照上面的信息找到了Daniel的家,拿着枪进行报复,险些杀死Daniel的女儿,幸亏子弹是空心的。这说明,由于以前不愉快的群体间交往经历所产生的焦虑不仅会导致认知和态度上的偏向,还会导致情绪上的冲动和极化,在行为上带来反应的夸大,甚至报复。

(三)种族歧视

虽然由于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美国法律的逐渐完善,美国的种族主义已经大为削弱,甚至由于美国“政治正确”原则的存在而得到遏制,但是,不可否认,在美国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姬虹从收入、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数据资料证实了尽管美国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地位有所提升,但是种族主义的阴影仍然笼罩者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18]。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教授葛榭茹也认为,在美国种族歧视的观念根深蒂固,要消除这种观念需要时间[19]。

一提起种族主义或者种族歧视,有很多人认为,它指的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撞车》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也有黑人对黑人的歧视、黑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以及其他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歧视,而且这种复杂的歧视造成了人们的焦虑。

首先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白人警察John Ryan在执勤时强硬对待黑人导演Cameron,并且当着Cameron的面假装搜身抚摸Cameron妻子的全身,甚至私处。这是典型的利用职务权力对黑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也遭到了搭档Tom Hanson的反感。面对白人警察对妻子的侮辱,Cameron选择的是妥协、忍受、道歉、哀求以及对妻子多嘴的训斥。Cameron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妻子的极其不满。随之,夫妻两人的关系出现僵化,两人的心情也处于焦灼状态。从整合威胁理论来看,白人警察Ryan的行为不仅威胁到黑人夫妇的身体,而且对他们的尊严构成了严重威胁和伤害,这不仅引起了以后他们和白人交往的焦虑,而且引发了夫妻感情危机。

正如Cameron夫妇的遭遇,有的时候,种族歧视表现得非常明显,而有的时候,种族歧视表现得非常隐蔽,会无意间表露出来。黑人小混混Anthony看到地区检察官妻子Jean和丈夫并行时一看到两个年轻黑人就很快挽起丈夫的胳膊并朝另一个方向走开,他觉得这是Jean对黑人的歧视,正如他愤怒的说:“她一看到我们就变得更冷了……你看看周围,此刻在这座城市,你找不到一个比这里有更多白人、更安全、更好的地方了。但是,这个女人一看到两个黑人小伙子在人行道上闲逛,她的反应竟然是莫名的恐惧?看看我们,像黑帮成员吗?不像!我们看起来有威胁性吗?没有!事实是,周围如果有人害怕,就是怕我们了。”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Anthony和同伴Peter一起抢了检察官夫妇的SUV座驾,以示对Jean的报复和惩罚。

也许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歧视,黑人Anthony对自己周边的环境非常敏感,当看到服务员不停地给白人倒咖啡而不给自己倒时,当看到公交车那黑色的大玻璃时,他都觉得那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内心充满了自卑和焦虑,甚至不敢去坐公交车。在Anthony貌似强壮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由于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并演化为一种生活中的常态自卑和焦虑,并通过专门抢劫白人的车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他也不屑于和其他的黑人小偷一样只会抢黑人老太太的钱包,他要做专抢白人汽车的英雄,要做年轻黑人的榜样。Anthony看似是一个凶狠的偷车贼,是一个施害者,但是无论从整合威胁理论还是从群体间焦虑理论来看,他也是一个受害者,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影片中还有一个场景反映了白人对黑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在电影拍摄现场,白人制片人Fred发现黑人演员Jamal的一句台词有问题,就立即向黑人导演Cameron很严肃地提出质疑:“难道你没有注意到白人小伙子这样说很奇怪吗?你没有注意到他最近说话越来越不像黑人了吗?就像这个场景,他本该说‘Don’t be talking to me like that’,而他却说成了‘Don’t talk to me about that’。”Fred这看似很普通而正常的话语恰恰反映出其内心深处对黑人的歧视,在他看来,黑人的英语在语法上都是不规范而错误百出的,一旦黑人说出语法规范的英语,那么就不符合黑人的身份了。这也充分揭示了种族歧视以一种将黑人语言与身份紧紧绑定的形式出现,并作为一种平常但强大的力量影响着白人和黑人的交往,在这种压力下,作为导演的Cameron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妥协了,不得不答应重新拍摄,而此时影片中所显示的Cameron表情十分复杂,内心焦虑,却无力与这种隐藏固着在白人思维中的种族歧视做抗争。

其次是白人对其他有色民族群体成员的歧视。地方检察官夫妇的汽车被两个黑人Anthony和Peter抢了之后,Jean内心变得非常暴躁愤怒,不安全感、不信任感陡增,这种由于来自两个种族群体成员之间的危险的经历加剧了其内心的焦虑,焦虑又夸大、激化了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这种歧视就以迁怒的方式转移到了西班牙裔修锁匠Daniel身上。Jean看到Daniel的光头、纹身和松垮的低腰裤,就武断地认为他是黑帮成员,换了锁之后肯定会把另外偷偷配的钥匙转手给他的同伙来抢劫,于是她找到丈夫要求早上再次换锁,并当着Daniel的面大声表达自己的这种恶意推断。Jean的歧视性话语不仅是自己内心极端焦虑的体现,而且也伤害了勤奋而顾家的Daniel的尊严,给他带来了焦虑。

第三是黑人对黑人的歧视。黑人小混混Anthony非常看不起同街区的一个黑人小偷,并用非常具有歧视性的“Nigger”一词称呼他。当Anthony和Peter一起抢劫同为黑人的Cameron的汽车时,Anthony仍然喊Cameron为Nigger,然而这招致了Cameron的一顿暴打。“Nigger”起源于拉丁语的“niger”,原意是“黑色”。本来nigger并无褒贬之意,但是时移势迁,已变成了英语中最具歧视色彩的词汇之一。所以当Anthony用Nigger一词来称呼Cameron时,已经威胁到他的世界观,这种威胁也就是整合威胁理论中的象征性威胁,自然激起了他的愤怒反击,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焦虑了。

第四是黑人对拉丁裔美国人的歧视,这典型地体现在洛杉矶警探Graham身上。Graham和Ria是同事,也是恋人,然而,奇怪的是,Graham却告诉自己的妈妈,女友是墨西哥人;和Ria在一起时,妈妈的电话打来,他却说在和一个白种女人在一起。其实,Ria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白人,Ria的爸爸是波多黎哥人,妈妈是萨尔瓦多人。这些细节深刻地表明,作为黑人的Graham其内心深处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也凸显出其内心深深的种族自卑感。这种自卑和焦虑使其总是和别人保持心理上的距离,正如Ria对他的质问:“你为什么总是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呢?你到底害怕什么呢?”

四、消解焦虑的路径探究

在分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焦虑来源之后,更重要是要思考如何消解焦虑。既然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边缘人的身份、种族歧视是造成不同民族群体间焦虑的重要原因,那么是否改变这些原因就会消解焦虑呢?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是一个地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多种因素形成的独特社会存在形态,要消除这种多样性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而要改变边缘人的身份和地位,则不仅需要个人的辛勤付出和心理调适,更需要改变造成边缘人的各种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种族歧视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是由于其观念的根深蒂固,隐性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这样看来,要消解跨文化传播中的焦虑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不得不承认,跨文化传播中的群体间焦虑是一种常态,所以有关应对群体间或者种族间焦虑的理论大多侧重从微观层面来舒缓焦虑,如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强调个人或者群体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有效管理[20]。

《撞车》这部电影对如何处理跨文化群体间焦虑问题也进行了探索。黑人导演Cameron的妻子Christine因为被白人警察侮辱而和丈夫的关系也处于矛盾和焦虑之中,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焦虑,她开车时遭遇了车祸,被困在车中,无法逃脱,危急之中,来救她的恰好就是在头一天晚上曾经侮辱过她的警察John Ryan,一开始Christine坚决拒绝Ryan的解决,然而Ryan耐心地告诉她所面临的生命危险,并在Christine的最后同意下于汽车爆炸之前拼死救出她,深受感动的Christine痛哭流涕,内心的不信任和焦虑也随之消失。地方检察官妻子Jean因为被黑人抢走了汽车而生活在极度的愤怒、怀疑和焦虑之中,在自己不慎摔倒之后发现自己的朋友都不来帮她而只有女佣始终细心照料她,焦虑也在感动中得以融化。Farhad持枪报复修锁匠Daniel时差点儿杀死Daniel的女儿,幸亏子弹是空心的,这让他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反思中,他认为Daniel的女儿就是来保护他的天使,此刻,焦虑也好像从他的表情中消失。黑人小混混Anthony来偷黑人导演Cameron的汽车而被Cameron痛打之后,在警察的围堵下,又被Cameron勇敢救下并获得宽恕和放行,这让Anthony心有触动,之前的焦虑开始降低,也有勇气坐曾经自认为是歧视黑人的公交车了。导演通过这些事情好像在告诉观众,只有在不断的碰撞和危险之中,人们才有机会、才有可能去了解对方,也只有在彼此了解之后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虑。

然而,在一种关系中,在任何时刻,焦虑都会随着一些事件以及人们解读事件的方式发生变化,或增强,或减轻,而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时变化的焦虑又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年轻的警察Tom Hanson看到自己的搭档侮辱黑人妇女,觉得搭档是种族主义者,于是拒绝和他一起执勤,在随后的执勤时,顶着被新搭档抱怨和不解的压力救下了黑人导演Cameron,然而黑人导演并不领情,这加剧了他内心的焦虑和困惑,内心发生了微妙的调整,虽然仍然出于善意而让黑人小混混Peter搭自己的便车,但是后来在和Peter的对话中,他对黑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怀疑、不信任、戒备心增加,并误以为Peter的手伸进口袋是想取枪,结果Tom迅疾拿出自己的枪射杀了Peter。短短的一天之内,反对种族主义的善良警察竟然变成了杀人凶手,可以想象Tom此后肯定内心充满焦虑和惶恐。

文化焦虑篇6

焦虑,是学习者因学习上的某个问题或事件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产生忧惧情绪。它常常伴随着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失败感或内疚感增加,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的出现。因为学习环境的改变,或者对新知的恐惧,焦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尤其是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研究表明,不同的学习者的焦虑原因不同,焦虑程度也不同。引起焦虑的主要原因有学习者之间的竞争、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看法,教师对语言教学的看法,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课堂活动的形式、语言测试、缺乏认同感、文化差异等。学习成绩较好,自我评价较高,性格开朗的学生学习焦虑较小;学习成绩水平不高,自我评价较低,性格内向的学生学习焦虑比较严重。学习焦虑的程度与学习效果之间也呈明显的相关关系。学习焦虑过高或过低,会阻碍学习成绩和学习水平的提高;适当的学习焦虑对学习成绩和学习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作用。

学习和掌握一门语言,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而且最好学会一定的当地方言,了解当地人的习俗、行为,融入他们的文化。文化的学习伴随着语言的学习并融入在语言学习之中。学习语言也是学习和融入与这种语言相关的文化。目前语言学习的环境氛围两种,一是在本国学习第二语言,一是在目的语国家学习第二语言。对在目的语国家学习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由于不了解目的语国家的国情特色、社会文化背景、文化特色、习俗和禁忌,很难产生文化认同感,有的更会产生文化冲突。

国别和自我评价在留学生学习汉语时会引起学习者的焦虑,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决定的。例如:“日本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在口语表达时的焦虑感要明显强于美国学生,这是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而美国文化是‘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动力是外界舆论,因此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他们认为外语说得不好很丢面子。而‘罪感’文化的动力是每个人的内心,个人根据自己心中的理想准则行事,所以美国人一般不会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他们不认为说不好外语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学习外语时就显得很自信。”(钱旭菁:《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1999年第2期)。而就东西方人的性格特征来说,西方人比较开放、率直,东方人较含蓄、委婉,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西方的留学生焦虑感较小,大多能积极回答问题、踊跃发言。而东方学生焦虑感较强,多表现为谨慎沉默,即便是已经知道答案也要思索再三才回答问题,在课堂上反应较慢。有无汉字背景也会导致学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感。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接触汉语时会有不同的焦虑,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来自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以日本和韩国学生为主,学习汉语时在书写和阅读时的焦虑明显小于听和说的时候,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以欧美学生为主,在汉语书写和阅读方面的焦虑明显强于听和说汉语的时候。因为日韩文字中有部分文字来自汉字,经过改变之后,读音和意义有所改变,但多数汉字的书写形式并未发生改变,这增加他们和汉语之间的亲切感,一定程度上减少书写和阅读汉语的焦虑。欧美学生在接触汉语之前,几乎未真正书写和阅读过汉语,加之汉语与众不同的形体结构和书写方式,自然会增加他们学习的难度,导致焦虑感增加。因此,在课堂学习中,文化差异会导致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感。

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差异也会对留学生认识和了解汉语带来一定的焦虑。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差异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差异上。除此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在思维和心理、风俗、习惯、禁忌、熟语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异。留学生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会因为这些差异而受到影响,会对他们学习和掌握汉语的信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学习汉语时的焦虑感。

焦虑分为促进性焦虑和障碍性焦虑,促进性焦虑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促进语言学习,障碍性焦虑会打击学习者的信心,降低学习者的自我评价,阻碍学习者的学习。因此,文化差异并不一定都会导致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也并不是所有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焦虑都会对留学生学习汉语产生消极的影响。文化差异有时也会引起留学生对汉语的好奇、欣赏和认同的态度,这反而会降低学习汉语的焦虑。

二、从认知的角度看文化差异导致的学习焦虑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留学生的课堂中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文化的现象。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都会影响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心理。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较大,会使学生产生焦虑,导致“对负面评价的惧怕”、“害怕在汉语课堂上落后”、“对汉语课的消极态度”、“一直认为别的同学汉语水平比自己高”、“羞于在别的同学面前说汉语”、“汉语课堂上回答问题会觉得尴尬”等消极表现。文化既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的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也是影响留学生习得汉语的重要因素。对比分析法认为,将学生母和目的语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或难点,可以减少留学生学习目的语的难度,提高学习效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仍然可以采用同样的对比分析。但是,文化教学贯穿着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始终,既是学生学习不可与逾越的难点,也是教师教学的难点。不仅仅是教与学中的文化因素是不可以忽视的重点,学生的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历史文化等也是必须正确面对的难点,因为这些看不见的文化因素对留学生在习得汉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认知心理学认为,学生的认知风格、个性特征、学习态度、学习策略,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影响。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国家,受不同历史文化、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性格和认知风格,因此在汉语课堂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的学习会有不同的焦虑。而焦虑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心理。例如,来自欧美文化圈的学生,受开放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自我认可程度较高,性格活泼、自信开朗,学习焦虑较小,采取主动的学习态度,在课堂上表现活跃,勇于开口。来自亚洲国家的学生由于受内敛、含蓄的文化特征的影响,性格相对内向、自信不足,在课堂上并不善于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羞于开口说汉语,采取比较被动的学习态度,学习焦虑较重。来自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学生,由于社会文化的落后和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被认可度或知名度不高,也会表现出自信不足,学习下焦虑严重的情况。总体来说,欧美国家的学生较亚洲或非洲国家的学生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表现出更自信的特征。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焦虑和学习效果呈负相关,学习焦虑越重,学习效果越不理想。留学生将自己本国的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差异较小,学习焦虑较小,学习效果越理想;若差异较大,学习焦虑较大,学习效果越不理想。学生的个性特征会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认知风格和加工信息的方式也会受文化背景的影响。来自欧美文化圈的学生在课堂表现积极、活跃,属于冲动型的认知风格,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信息加工过程中不太注重学习中的细节问题的处理,比如口语课上,他们并不会过多注意自己说得是否标准,更注重是否能表达出来,能否让老师和同学知道自己所想的。而亚洲文化圈的学生多属于沉思型的认知风格,注意抓住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局部问题,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因此同样在汉语口语课上,他们总是确定自己的答案无误之后才会发言,甚至有的学生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并反复琢磨自己的表达会不会出错,会不会引起同学的笑话。明显,后一类型的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较之前一种学生重,这对学习汉语往往是有弊无利的。

三、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焦虑

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任何一门第二语言的学习都会遇到文化差异的问题。每一个学习者都会因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焦虑,留学生学习汉语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焦虑的影响。如何正确看待、面对和克服焦虑,需要教师和留学生共同的努力。

对教师来说,应该正确看待留学生的焦虑现象,关注留学生的心理变化,发挥学生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多鼓励和夸奖学生,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改变教学方式,营造轻松快乐的课堂氛围。教师应该尽量减少引起学生焦虑的行为,例如学生回答问题时要求学生必须站起来或者教师走到学生的跟前去等。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教师应该熟悉他们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征,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例如,对欧美的学生,可以尽量给予他们在课堂上和公共场合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对于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则应尽量顾及他们爱面子、含蓄、内敛的性格,减少他们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次数,给予他们更多的思考时间等。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树立正确的观点和看法,引导他们多关注文化差异中让他们感性兴趣的部分,并在这个部分上去多下功夫,以减少对汉语之间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对留学生来说,应该正确面对和看待汉语学习过程焦虑的心理状态,这是每一个学习者都会遇到的问题,而并非只有自己才会面对。对汉语和自己第一语言差异较大的地方,应该有正确的态度,相信通过教师的讲解和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课余时间,留学生可以培养自己对汉语的兴趣,转移焦虑的注意点,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汉语学习。在课后,留学生可以主动了解中国文化,以旅游、交中国朋友等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归宿感和文化认同感,对于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应用心观察,虚心求教于老师或朋友等。

四、结语

重视“二胎焦虑”背后的社会焦虑篇7

北京、广州、武汉等多地媒体调查发现,对于广大的70 后夫妇而言,“放开二孩”带来的反应并非“喜大普奔”,而是更加令人纠结。之前是“能不能生”,现在问题已经变成了“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作为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70 后已经错过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佳生理年龄,也错过了让两个孩子可以结伴成长的最佳时期,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现实问题:父母年迈、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孩子的学业压力……

在广州,接受调查的100 位70 后妈妈中,表示要再生一个的只有十余人;在北京,估算生二孩成本约38.6 万至143 万元不等;在武汉,受访者纷纷表示“经济压力大”“没人带孩子”“两个孩子年龄差距太大”“不想生活变得更累”等等。对于“政策尚未落地抢生并不合法”的提醒,70 后更是十分不满:本来就没多少人愿意再生,这个时候如果哪个地区冒头出来罚一笔,可以预见将成众矢之的。

放开二孩既坚持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也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和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多位专家认为,全面放开二孩,也许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猛增。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社会问题的直观反映,网上针对“生不生老二”的各种调侃,也正是社会焦虑的一种深层折射。不敢生,因为房子太贵;不敢生,因为老人太老;不敢生,因为看病太难;不敢生,因为上学太累;不敢生,因为环境堪忧;不敢生,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这些压力和焦虑在现实生活中一直不同程度存在,“放开二孩”给了它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点”:只生一个有压力有风险,多生一个,发现面对的压力和风险可能更多。

随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中国已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面临少子化的发展挑战。生育政策放宽是对人们生育权利的尊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仅仅是放宽还不能带来根本改观。社科院、人口学会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社会保障不健全、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化焦虑篇8

1 研究目的

本项目组成员针对本校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实际情况,大学英语课堂上学生听力焦虑情绪的形成原因做了简单探讨,并提出了一些高效可行的听力教学措施,旨在提高本校大学英语听力教师的教学效果,提高本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2 试验方法

2.1 实验对象

本研究重点调查武汉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焦虑状况。研究对象是武汉某高校非英语专业普通本科班级,实验组共有学生30人。

2.2 实验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听力水平测试试卷,听力焦虑的调查问卷及访谈。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学生在听力课堂上的焦虑状况,该问卷的信度笔者已运用SPSS软件测试过,信度和效度很高(Alpha值为0.613)。问卷共34项英语听力学习焦虑每题有A(非常赞同)、B(赞同)、C(既不赞同也不反对)、D(不赞同和E(非常不赞同)五个选项。其中有15项采用正面叙述的形式,例如:“在听力练习中,遇到一两个没有学过的词我虽然担心,但我能很快让自己镇定下来,继续练习”,每选一个A计5分B计4分,依次类推,E计1分;其余19项采用反面叙述的形式,例如:“听英语时,我很容易被一两个没学过的词难住”,则分别给予1至5分。

2.3 实验步骤

抽取20人的小样本,运用SPSS软件计算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将实验对象进行抗听力焦虑策略培养。开始实验前,对实验组组进行第一次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听力焦虑情况。模拟大学英语听力考试环境,对学生进行听力能力测试,了解学生英语听力水平。一年后实验结束,对实验组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听力焦虑状况。并对学生进行同样难度的第二次听力能力测试,了解学生的听力水平。比较实验前和实验后听力焦虑的差异。根据两次问卷的结果,抽取实验组中部分典型样本进行访谈。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前英语听力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学生在第一次听力测试中表现不太好,得分差和良的学生比率占到总人数的99%,只有1人的成绩表现优秀。学生总体听力水平不高。

3.2 实验前焦虑状况

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的焦虑情绪表现较突出的体现在焦虑1、焦虑2、焦虑4、焦虑5、焦虑7、焦虑10、焦虑15、焦虑18、焦虑21、焦虑26、焦虑27(学生成绩均值≤3.00说明焦虑情绪严重)。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生词汇量不足,在听力过程中常常遇到生词或词义不熟的词,很容易被一两个没有学过的词难住,语速太快也会妨碍学生对整个句子乃至整段材料的理解。

2)学生在题型上,更愿意做客观题,而对听写感到恐惧。

3)学生对背景材料不熟悉,焦虑情绪增长。

4)学生长久以来因为不自信,在听力课堂上而产生焦虑。

针对学生反映出来的焦虑状况,笔者在两学期的听力教学中,对实验组进行抗焦虑培养:

1)以《大学英语听说教程》为载体,以听力材料的主题不同的为标准,将词汇进行分类,鼓励并监督学生记下所有单词,以此扩大词汇量。其次,每节课安排十分钟欣赏一段英文视频,要求学生记下他们听到的句子,最后给出听力材料,引导学生跟读、复述,以此来培养语感。

2)多给学生讲解听写技巧,课堂上加重该题型的训练力度。

3)在听力课堂上增加文化知识的讲解,让学生了解与听力材料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听力效率。

4)学生自信心不高,听力材料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要根据听力目的对内容进行分级,给初学者使用那些语速较慢、声音清晰的听力材料来为他们辨音和理解延缓时间。这种过渡往往是必要的和有效的,能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循序渐进,慢慢地让学生接触较真实和较快的材料。以此建立学生的自信,不至于还未接触听力材料就紧张自己听不懂。

3.3 实施抗焦虑策略后后英语听力水平

表3表明学生在抗焦虑措施实施后,各个分数段都有提高,听力水平能力总体加强。

3.4 实施抗焦虑策略后听力焦虑状况

从表4可以看出,通过以上抗焦虑措施的实施,在一年的听力教学后,将实验组分别进行了同样的问卷调查和难度系数类似的听力测试,实验组的学生除了听力成绩有所上浮,之前的焦虑情绪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均值>3.0)。

3.5 访谈结果和分析

通过抽取小样本中焦虑很明显的5个实验对象进行访谈,笔者有如下发现。该5名同学在实验前听力的过程中:

1)非常怕听见不熟悉的单词;

2)对于语速较快的篇章无法自信地完整地听完;

3)认为客观题比主观题简单,害怕听写句子;

4)如果遇见以前接触不多的话题,就会很紧张。通过一年的抗焦虑策略实施,这五位同学,对于焦虑情绪都能及时自我缓解,并能用行之有效的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应付各种听力题型。

4 结束语

针对试卷和问卷反映出实验前后控制组学生的听力差异、焦虑情绪的不同表现以及对被访谈者进行访谈,发现学生的听力能力确有提高,焦虑程度明显降低或消失。

当然,实验前学生成绩表现不理想,也不排除试卷的难度要高于学生的能力,或者学生刚进大学对试卷题型不熟悉;试验后学生成绩的上浮也不排除由于个别学生自身的努力。此研究尚有不足,今后还要继续探讨笔者所在学校学生因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的焦虑差异,以及探讨学习焦虑与生活焦虑的关系。

参考文献

[1]Horwitz E K,Horwitz M B,Cope J.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anxiety.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86(70):125-132.

[2]陈海明,张志刚.国内语言学习焦虑研究综述:十余年回顾与展望[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08(3).

[3]陈秀玲.英语听力理解与焦虑状态的相关研究及对教学的启示[J].外语电化教学,2004(4).

[4]戴曼纯.情感因素及其界定——读J.Arnold(ed.)《语言学习中的情感因素》[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6):470-474.

文化焦虑篇9

【关键词】文化差异学习焦虑应对策略

一、文化差异导致的焦虑

焦虑，是学习者因学习上的某个问题或事件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产生忧惧情绪。它常常伴随着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失败感或内疚感增加，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的出现。因为学习环境的改变，或者对新知的恐惧，焦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尤其是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研究表明，不同的学习者的焦虑原因不同，焦虑程度也不同。引起焦虑的主要原因有学习者之间的竞争、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看法，教师对语言教学的看法，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课堂活动的形式、语言测试、缺乏认同感、文化差异等。学习成绩较好，自我评价较高，性格开朗的学生学习焦虑较小；学习成绩水平不高，自我评价较低，性格内向的学生学习焦虑比较严重。学习焦虑的程度与学习效果之间也呈明显的相关关系。学习焦虑过高或过低，会阻碍学习成绩和学习水平的提高；适当的学习焦虑对学习成绩和学习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作用。

学习和掌握一门语言，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而且最好学会一定的当地方言，了解当地人的习俗、行为，融入他们的文化。文化的学习伴随着语言的学习并融入在语言学习之中。学习语言也是学习和融入与这种语言相关的文化。目前语言学习的环境氛围两种，一是在本国学习第二语言，一是在目的语国家学习第二语言。对在目的语国家学习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由于不了解目的语国家的国情特色、社会文化背景、文化特色、习俗和禁忌，很难产生文化认同感，有的更会产生文化冲突。

国别和自我评价在留学生学习汉语时会引起学习者的焦虑，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决定的。例如：“日本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在口语表达时的焦虑感要明显强于美国学生，这是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而美国文化是‘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动力是外界舆论，因此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他们认为外语说得不好很丢面子。而‘罪感’文化的动力是每个人的内心，个人根据自己心中的理想准则行事，所以美国人一般不会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他们不认为说不好外语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学习外语时就显得很自信。”（钱旭菁：《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1999年第2期）。而就东西方人的性格特征来说，西方人比较开放、率直，东方人较含蓄、委婉，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西方的留学生焦虑感较小，大多能积极回答问题、踊跃发言。而东方学生焦虑感较强，多表现为谨慎沉默，即便是已经知道答案也要思索再三才回答问题，在课堂上反应较慢。有无汉字背景也会导致学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感。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接触汉语时会有不同的焦虑，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来自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以日本和韩国学生为主，学习汉语时在书写和阅读时的焦虑明显小于听和说的时候，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以欧美学生为主，在汉语书写和阅读方面的焦虑明显强于听和说汉语的时候。因为日韩文字中有部分文字来自汉字，经过改变之后，读音和意义有所改变，但多数汉字的书写形式并未发生改变，这增加他们和汉语之间的亲切感，一定程度上减少书写和阅读汉语的焦虑。欧美学生在接触汉语之前，几乎未真正书写和阅读过汉语，加之汉语与众不同的形体结构和书写方式，自然会增加他们学习的难度，导致焦虑感增加。因此，在课堂学习中，文化差异会导致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感。

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差异也会对留学生认识和了解汉语带来一定的焦虑。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差异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差异上。除此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在思维和心理、风俗、习惯、禁忌、熟语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异。留学生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会因为这些差异而受到影响，会对他们学习和掌握汉语的信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学习汉语时的焦虑感。

焦虑分为促进性焦虑和障碍性焦虑，促进性焦虑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促进语言学习，障碍性焦虑会打击学习者的信心，降低学习者的自我评价，阻碍学习者的学习。因此，文化差异并不一定都会导致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也并不是所有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焦虑都会对留学生学习汉语产生消极的影响。文化差异有时也会引起留学生对汉语的好奇、欣赏和认同的态度，这反而会降低学习汉语的焦虑。

二、从认知的角度看文化差异导致的学习焦虑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留学生的课堂中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文化的现象。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都会影响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心理。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较大，会使学生产生焦虑，导致“对负面评价的惧怕”、“害怕在汉语课堂上落后”、“对汉语课的消极态度”、“一直认为别的同学汉语水平比自己高”、“羞于在别的同学面前说汉语”、“汉语课堂上回答问题会觉得尴尬”等消极表现。文化既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的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也是影响留学生习得汉语的重要因素。对比分析法认为，将学生母和目的语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或难点，可以减少留学生学习目的语的难度，提高学习效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仍然可以采用同样的对比分析。但是，文化教学贯穿着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始终，既是学生学习不可与逾越的难点，也是教师教学的难点。不仅仅是教与学中的文化因素是不可以忽视的重点，学生的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历史文化等也是必须正确面对的难点，因为这些看不见的文化因素对留学生在习得汉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认知心理学认为，学生的认知风格、个性特征、学习态度、学习策略，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影响。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国家，受不同历史文化、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性格和认知风格，因此在汉语课堂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的学习会有不同的焦虑。而焦虑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心理。例如，来自欧美文化圈的学生，受开放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自我认可程度较高，性格活泼、自信开朗，学习焦虑较小，采取主动的学习态度，在课堂上表现活跃，勇于开口。来自亚洲国家的学生由于受内敛、含蓄的文化特征的影响，性格相对内向、自信不足，在课堂上并不善于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羞于开口说汉语，采取比较被动的学习态度，学习焦虑较重。来自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学生，由于社会文化的落后和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被认可度或知名度不高，也会表现出自信不足，学习下焦虑严重的情况。总体来说，欧美国家的学生较亚洲或非洲国家的学生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表现出更自信的特征。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焦虑和学习效果呈负相关，学习焦虑越重，学习效果越不理想。留学生将自己本国的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差异较小，学习焦虑较小，学习效果越理想；若差异较大，学习焦虑较大，学习效果越不理想。学生的个性特征会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认知风格和加工信息的方式也会受文化背景的影响。来自欧美文化圈的学生在课堂表现积极、活跃，属于冲动型的认知风格，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信息加工过程中不太注重学习中的细节问题的处理，比如口语课上，他们并不会过多注意自己说得是否标准，更注重是否能表达出来，能否让老师和同学知道自己所想的。而亚洲文化圈的学生多属于沉思型的认知风格，注意抓住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局部问题，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因此同样在汉语口语课上，他们总是确定自己的答案无误之后才会发言，甚至有的学生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并反复琢磨自己的表达会不会出错，会不会引起同学的笑话。明显，后一类型的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较之前一种学生重，这对学习汉语往往是有弊无利的。

三、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焦虑

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任何一门第二语言的学习都会遇到文化差异的问题。每一个学习者都会因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焦虑，留学生学习汉语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焦虑的影响。如何正确看待、面对和克服焦虑，需要教师和留学生共同的努力。

对教师来说，应该正确看待留学生的焦虑现象，关注留学生的心理变化，发挥学生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多鼓励和夸奖学生，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改变教学方式，营造轻松快乐的课堂氛围。教师应该尽量减少引起学生焦虑的行为，例如学生回答问题时要求学生必须站起来或者教师走到学生的跟前去等。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教师应该熟悉他们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征，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例如，对欧美的学生，可以尽量给予他们在课堂上和公共场合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对于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则应尽量顾及他们爱面子、含蓄、内敛的性格，减少他们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次数，给予他们更多的思考时间等。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树立正确的观点和看法，引导他们多关注文化差异中让他们感性兴趣的部分，并在这个部分上去多下功夫，以减少对汉语之间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对留学生来说，应该正确面对和看待汉语学习过程焦虑的心理状态，这是每一个学习者都会遇到的问题，而并非只有自己才会面对。对汉语和自己第一语言差异较大的地方，应该有正确的态度，相信通过教师的讲解和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课余时间，留学生可以培养自己对汉语的兴趣，转移焦虑的注意点，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汉语学习。在课后，留学生可以主动了解中国文化，以旅游、交中国朋友等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归宿感和文化认同感，对于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应用心观察，虚心求教于老师或朋友等。

四、结语

文化差异是导致留学生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汉语教师和留学生都应该重视和正确对待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焦虑，应该共同努力让焦虑降低到最小程度，实现教学最好的教与学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钱旭菁.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2）.

[2]许峰.如何在课堂上帮助学生克服外语学习焦虑的心理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施仁娟.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状况/成因和应付方式[J].语言教学研究.2005（4）.

[4]唐小翠.中西语言文化差异体现及成因探析[J].柳州师专学报，2012（6）.

[5]胡燕飞.中西思维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

文化焦虑篇10

一、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现象

对幼儿来说, 要从相对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中一下过渡到有一定规则的幼儿园集体环境中, 犹如是“第二次断奶期”。近期, 笔者通过对市机关幼儿园托班段新入园的全体幼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观察, 总结和梳理出新入园的幼儿分离情绪的具体表现, 主要可分为生理变化和情绪行为变化。

(一) 幼儿生理变化的具体表现

在生理变化上, 幼儿焦虑行为主要表现在饮食、消化、睡眠及免疫力等方面。有分离焦虑症的儿童常出现睡眠不好、做噩梦、讲梦话、烦躁不安、食欲不振、头昏乏力等症状。

(二) 幼儿情绪行为的具体表现

在情绪反应上, 幼儿在焦虑期内, 主要表现为哭闹不止、念叨回家、拒睡拒吃、跟人依物、独立孤坐等。

二、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成因分析

幼儿分离焦虑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 主要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差、父母情绪的影响这几方面的有关。

(一) 生活环境的变化

幼儿上了幼儿园, 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幼儿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来到陌生的环境, 面对陌生的老师和同伴, 缺乏安全感。幼儿在家“自由自在”, 而在幼儿园则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 这种心理落差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幼儿入园情绪, 从而产生晨间“生离死别”的入园难问题。

(二) 生活自理能力差

生活自理能力差也容易使幼儿在幼儿园生活中感到紧张、焦虑。如:不能独立进餐、不会穿脱衣服、大小便不会自理等等, 幼儿不敢请老师或其他幼儿帮忙, 一旦遇上困难, 就陷入困境而引起对幼儿园的排斥, 更加依恋家人和熟悉的环境。

(三) 父母情绪的影响

对于幼儿来讲, 与父母在一起是安全的、自信的, 尤其是自己在情感上的需要是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离开亲人后, 幼儿会感到不安全, 随着亲人的离去, 幼儿会突然感到安全感的丧失。分离焦虑不仅会影响孩子, 也会影响家长。家长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常识, 不能正确面对孩子成长中的变化, 或是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家长的这些情绪表现, 会进一步影响到孩子, 增加孩子分离焦虑的强度。

三、缓解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有效策略

面对幼儿入园分离焦虑, 作为经验丰富的幼儿园和托班教师一般会有什么应对策略, 能帮助到幼儿更容易喜欢上集体生活呢?根据新生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缓解新生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有效策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家园配合, 做好入园准备

1.幼儿园要做好家访工作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明确指出:“家庭是幼儿园的合作伙伴, 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 并积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因此, 幼儿园要重视新生幼儿入园前的家访, 让家长知道如何做好幼儿入园前的准备工作。

2.家长应主动配合幼儿园

作为家长也应主动配合幼儿园, 帮助幼儿做好家庭与幼儿园的衔接, 帮助幼儿做好以下几点准备:

(1) 有意识地对幼儿进行心理暗示;

(2) 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生活自理能力;

(3) 有意识培养幼儿对分离的承受力。

(二) 亲子活动, 拉近家园距离

幼儿在依恋对象在场时, 能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探索和操作, 不会产生分离焦虑。所以, 开学前邀请家长来园, 陪同幼儿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让每位幼儿在家长的带领下参与幼儿的一日活动, 逐步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家长和幼儿定时来园参加亲子游戏, 亲子游戏要体现亲子互动向师幼互动逐步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