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特征（精选七篇）
就医特征 篇1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2011 年1 月1 日至2014 年6 月30 日在庆阳市人民医院传染科 (门诊及住院部) 就诊、被首诊为乙肝的患者为目标, 在知情同意前提下, 随机选取619 例为研究对象。干预阶段失访86 例, 失访率13.89% (86/619) 。
1.2 方法
采用课题组设计的提纲式问卷, 在患者首诊为乙肝后,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对其进行测评。要求患者独立完成问卷, 不超过40 分钟, 采用5 级评分法。研究者统计各因子分及总分, 判断是否有阳性症状;通过焦虑、社会支持、自尊量表评定其焦虑、自尊状况。之后向患者发放乙肝防治指南, 内容包括乙肝基础知识、预防、治疗及预后, 帮助患者树立战胜乙肝的信心。对所有患者在30 天后、60 天内实施第一次干预;4 周后、8周内进行第二次干预。干预结束后, 再次进行问卷测评。
1.3 干预措施
普及乙肝防治知识、传播途径 (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性接触传播等) , 做好乙肝母婴垂直传播阻断工作;介绍乙肝治疗方法 (保肝治疗、抗病毒治疗、预防肝纤维化治疗、饮食治疗和对症治疗) ;教育患者客观、科学地选择乙肝治疗地点, 辩证科学地审视民间验方, 协助患者制定一个适合自身疾病现状的治疗方案。具有医疗资质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是治疗疾病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国家医疗保险政策的支持及先进的医学科学技术, 是战胜乙肝的保障。此外, 心理因素也会对人体免疫功能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患者康复。
1.4 统计学方法
对研究资料质量控制后, 依研究资料的性质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和t检验。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患者乙肝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干预前后分别测评患者乙肝相关知识了解现状、就医特征和就医意向。结果显示, 干预后患者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 与干预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1) 。患者的就医特征中, 除“信任民间验方并使用”和“尝试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就诊”两项干预前后无显著性差异 (P>0.05) 外, 其余各项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1) , 见表1。
2.2 干预前后患者汉密顿焦虑量表评分比较
干预前汉密顿焦虑量表 (HAMA) 总分为 (19.9±5.3) 分, 干预后为 (13.4±2.1) 分, 干预前后有显著性差异 (t=28.26, P<0.01) 。其中, 躯体性焦虑和精神性焦虑因子分干预前后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1) , 见表2。
2.3 干预前后患者社会支持量表 (SSRS) 评分比较
干预后患者SSRS总分为 (41.4±5.7) 分, 高于干预前, 两者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t=24.32, P<0.01) 。其中,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 干预前后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1) , 见表3。
2.4 干预前后患者自尊量表 (SES) 评分结果比较
患者SES总分干预后为 (32.1±4.7) 分, 高于干预前的 (20.1±5.4) 分, 两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t=39.92, P<0.01) , 见表3。
3 讨论
3.1 正确认识乙肝
乙肝是目前有待攻克的医学顽症之一。针对乙肝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不断有新成果产生, 现已有免疫预防和有效治疗方法, 但还不能彻底消除乙肝对人体的危害。许多陈旧、过时, 甚至错误的认识依然根深蒂固, 认为乙肝是一种可怕的、不能治愈的传染病。许多患者一旦被确诊为乙肝, 心中会充满焦虑和恐惧, 担心被同事朋友疏远、被学校 (单位) 歧视、影响家庭和谐, 甚至将乙肝与肝硬化、肝癌联系起来, 进而四处求医问药, 倾其所有, 盲目追求理想的治疗效果, 既花钱舍财又因不科学的治疗方法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 使身心遭受双重打击。因此, 患者在首次确诊或感染早期的应对方法, 对疾病后期的治疗效果及康复具有决定性作用。
3.2 合理开展健康教育
本研究发现, 首诊为乙肝的患者对乙肝传播途径 (70.11%) 及预防措施 (75.93%) 的知晓率均明显高于黄晓红等[1]的研究 (53.77%) , 对乙肝治疗方法的知晓率仅为20.52%, 这与现阶段健康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深入以及疾病治疗的专业性密切相关;干预后, 患者相关知识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干预前 (P<0.01) , 提示一对一的乙肝相关知识教育、心理疏导, 更适合该类患者。首诊为乙肝患者的焦虑现状、就医特征及干预效果, 在性别、年龄、有无工作、经济状况及婚姻现状等人口学特征方面, 均有显著性差异, 这与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承担的社会责任、个人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等相关。
3.3 通过社会支持及人文关怀帮助患者树立信心
及时对首诊为乙肝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和相关教育, 是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增强自尊的有效方法。社会支持程度对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显示, 干预后患者SSRS总分明显提高, 与干预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1) , 且高于崔凤梅等[2]的研究数据[ (36.81±8.61) 分], 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t=4.81, P<0.01) 。提示社会支持对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的作用不同, 其内在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 探索适合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首诊为乙肝患者的干预措施及影响其心身健康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摘要：目的 了解首诊为乙肝患者的焦虑现状、就医特征, 并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价。方法 在知情同意原则下, 随机选取临床首诊为乙肝的患者, 分别应用测评量表进行测评, 并于实施干预措施后, 进行第二次测评, 比较干预前后患者焦虑检出率及就医特征。结果 干预前后患者乙肝相关知识知晓率有显著性差异, 汉密顿焦虑量表总分干预后低于干预前, 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干预后高于干预前, 自尊量表总分干预后高于干预前。结论 对首诊为乙肝的患者开展及时科学的医学干预是缓解其焦虑症状, 建立良好就医习惯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首诊,乙肝,患者,就医特征,焦虑,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1]黄晓红, 林玉娣, 张轩, 等.城区居民乙肝知识知晓率与乙肝疫苗接种率关系调查[J].江苏卫生保健, 2008, 10 (6) :55-56.
就医特征 篇2
1 相关理论及研究假设
1.1 服务便利性理论
消费者理论中的便利 (convenience) 是指顾客在购买和消费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对所付出时间和努力的感受程度[1]。时间和努力是顾客所必须承担的非货币成本, 顾客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总是倾向于花费更少的时间和努力。如果顾客在消费一项产品或服务时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超出了预期, 那么就会感到不便利;反之, 则会感到便利。很多时候, 不便利是促使顾客转换服务选择的决定性因素[2]。
Berry (2002) 构建了服务便利模型 (图1) , 提出了服务便利的5种类型:决策便利、渠道便利、交易便利、受益便利和售后便利。顾客对便利的感知是对这5种便利的感受, 再结合企业影响等因素综合评价的结果[1,3]。
1.2 等候时间
时间是服务便利的一个重要维度。关于时间的定义有两个方面:客观的时间具有连续性和均匀性, 可以测量;而主观的时间是基于对时间的知觉与体验, 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顾客在等待服务过程会产生压力、无聊、焦虑和烦恼等情绪, 并常常影响其对服务的评价和满意度[4]。影响顾客等候感知的主要因素有服务、设施、顾客特征、等待的公平性、等待信息等。
1.3 感知价值理论
顾客感知价值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CPV) 是顾客所能感知到的利得与其在获取产品或服务中所付出的成本进行权衡后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整体评价 (Zeithaml, 1988) [5]。患者就医感知价值为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所感知到的治疗效果、服务、环境等利得与其为获得医疗服务所付出的时间、金钱、风险等成本进行权衡后对医疗技术和服务效果的整体评价。医疗机构只有持续地为患者提供高水平的价值, 才能获得可靠并持续的患者满意度, 赢得患者的忠诚[6]。
1.4 研究假设
感知便利性是就医感知价值的一个维度, 患者对就医便利性的判断 (即感知便利性) 受患者特征及其时间压力 (看病时间充裕程度) 的影响。图2是本文的研究模型, 我们提出以下4个假设。H1:就医时间充裕程度与就医感知便利性呈正相关。H2:就医感知便利性与就医感知价值呈正相关。H3:就医时间充裕程度与就医感知价值呈正相关。H4:患者个人特征影响看病充裕程度和感知便利性。
2 实证设计
2.1 量表设计
根据前述研究假设, 结合文献检索和访谈等方法, 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 并进行了相关检验。最后形成的就医感知价值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顾客基本信息、就医重要性指标评估和就医感受。其中就医感受评估包括治疗效果、就医便利性、沟通性、舒适性、价格和医院形象等6个维度以及就医感受总体评价。其中, 基本信息部分收集了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职业、看病时间充裕程度等信息。就医便利性维度设计了2个项目:等候时间合理度, 看病过程方便性。
本研究在台州医院 (包括临海、路桥和椒江三个院区) 进行了实地调查。问卷共发放340份, 收回有效问卷263份。在263份有效问卷中, 住院病房的调查人数为127人, 占48.3%, 门诊人数为136人, 占51.7%。其中男性154人, 占58.6%, 女性109人, 占41.4%。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得出了相关结果。
3 结果分析
3.1 时间充裕程度与就医感知价值的关系
从散点图 (图3) 可见, 患者本人是否有充裕就医时间与其对医院的总体评价和对治疗效果的感受均无相关性。按时间充裕程度分组,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组对医院总体评价和对治疗效果的感受无差异 (P>0.05) , 见表1。
3.2 等候时间、就医便利性与就医感知价值、时间充裕程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 等候时间合理程度感受、方便性感受与感知治疗效果、就医总体评价均呈正相关 (P<0.01) ;等候时间合理程度感受、方便性感受与个人看病时间充裕程度无相关性 (P>0.05) , 见表2。
注:*P<0.05, **P<0.01。
3.3 不同顾客特征的时间充裕程度、感知便利性、就医感知价值差异
3.3.1 时间充裕程度
由表3可见, 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时间充裕程度无差异;按性别、住址、收入等分组, 时间充裕程度的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按年龄分组, 年龄组间时间充裕程度有差异 (F=2.287, P<0.05) , 其中60岁以上组时间较充裕;按受教育程度分组, 时间充裕程度有差异 (F=2.771, P<0.05) , 其中高中、中专组时间比其他组时间压力大;按职业分组, 时间充裕程度有差异 (F=2.285, P<0.05) ,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个体经营者、务农人员时间较紧张, 公务员时间较充裕。
3.3.2 感知便利性
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对等候时间的感受、方便性的感受均有显著差异 (F=18.461, P<0.01;F=11.331, P<0.01) , 住院病人对便利性打分更高;按性别分组, 男性和女性对等候时间的感受有差异 (F=5.060, P<0.05) , 而对方便性的感受无差异;不同年龄组对等候时间和方便性的感受均有差异 (F=2.297, P<0.05;F=3.828, P<0.01) , 年长组感知便利性更高;按居住地分组, 等候时间感受有差异 (F=3.697, P<0.05) , 农村组对等候时间合理性打分更高, 但各组对方便性感受无差异;按受教育程度分组, 等候时间感受有差异 (F=4.547, P<0.01) , 大专及以上组对等候时间合理性打分较低, 各组间对方便性感受无差异;按家庭收入分组, 等候时间感受无差异, 对方便程度感受有显著差异 (F=5.528, P<0.01) , 其中400～999元组和3 000～4 000元组对方便性感受较低;不同职业, 对等候时间、方便性感受无差异。
3.3.3 就医感知价值
不同患者特征对治疗效果感受均无差异;对医院总体评价, 住院病人比门诊病人高 (F=6.319, P<0.05) , 男性比女性高 (F=4.194, P<0.05) ;按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职业分组, 各组间对医院总体评价均无差异。
注:*P<0.05, **P<0.01。
4 总结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前述假设1不成立, 即时间充裕程度与就医感知便利性无相关性;假设2成立, 即就医感知便利性与就医感知价值呈正相关;假设3不成立, 即就医时间充裕程度与就医感知价值无相关性;假设4部分成立, 即患者特征对时间充裕程度、就医感知便利性有影响。
4.1 就医感知便利性、就医感知价值与看病时间充裕程度无相关性
总体上, 就医感知便利性、就医感知价值对时间充裕程度不敏感。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服务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 病人注重医疗效果, 认为大医院各种检查设备更先进, 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更令他们放心, 因此对便利性的要求降低。二、与病人心理预期有关。台州医院是三甲医院, 大医院病人流量大, 医务人员工作繁忙, 就医便利性不如小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站, 病人对此有心理准备, 所以对便利性不会有很高的期望值。这种现象对医院并非有利, 盲目“崇拜”大医院将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也无法提高就医的品质, 最终影响就医感知价值。因此, 建议社会和医疗机构要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引导患者合理选择就医机构, 减少盲目就医行为。
4.2 住院病人比门诊病人就医便利性得分高
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门诊病人就诊流程比住院病人复杂, 在挂号、付费、检查、候诊等各个环节都需要等待, 如果是初次就诊, 对医院环境不熟悉又会增加其不便, 因此门诊病人对时间和过程的感受比住院病人更深。这也提示医疗机构在门诊流程改造、方便病人等方面需做更多的努力, 如提供多渠道的预约服务、明确的指示牌及优质的导医等。
4.3 年长组比年轻组就医便利性得分高
由表3可见, 50岁以上组对就医便利性打分更高, 而18～29岁组和30～39岁组便利性感受较低, 这可能是因为年长组对时间的要求更宽容或者大多是有家属陪伴, 而年轻组工作较忙、对便利性预期较高。医疗机构可以考虑提供个性化的特需服务或者增加可用服务时间 (Available time) , 如开设常规性急诊服务窗口、周末专家门诊等;另一方面, 可以利用心理学原理, 增加流程时间中的服务内容, 缩短其时间知觉, 如在候诊室放映录像、免费茶水、报纸杂志等阅读物。
参考文献
[1]Leonard L Berry, Kathleen Seiders, and Dhruv Grewal.Understanding Service Convenience[J].Journal ofMarketing, 2002, 66 (3) :1-17.
[2]Keaveney, S.M.Customer Switching Behavior in ServiceIndustries:An Exploratory Study[J].Journal ofMarketing, 1995, 59 (4) :71-82.
[3]杨学成.国外营销学界关于便利问题的研究及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 2005, 27 (4) :9-13.
[4]Davis, Mark M.and Thomas E.Vollman.A Framework forRelating Waiting Tim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aService Operation[J].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4 (1) :61-69.
[5]Zeithaml, V.A.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value: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J].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Vol.52 (3) :2-22.
就医特征 篇3
1 文献综述
通过检索并分析国内研究人群就医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发现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反映不同就医环节和人群的就医去向。
1.1 居民就医考虑因素。
张妍等 (2010) 通过对武汉市2009年3月份有过就诊经历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有效问卷631份) , 发现诊疗质量是患者最为关注的因素, 而收费标准排第十二位。熊俊浩等 (201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患者选择医院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得出患者选择医院时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考虑医院情况, 主要是医院声誉、医护人员素质、设备和药品;其次考虑患者自身情况。陈燕凌等 (2012) 通过对重庆市3家综合三甲医院850名住院或门诊患者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得出医疗技术水平是影响患者就医选择最重要的因素, 而收费是否合理排名第二位。
1.2 外来务工人员就医选择影响因素。
刘柏惠 (2012) 在对上海市487名外来务工人口就医意向的问卷调查中得出:对于一般常见病,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己买药的占比最高, 达48.9%, 而在选择去医疗机构治疗的人群中, 倾向于社区卫生中心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医疗机构, 原因是地点近、便利性强;对于大病, 虽然大部分愿意留沪就医的人口选择三级和二级医院, 分别占比16.9%和24.3%, 但更大比例46.6%的人表示在城市治疗费用高, 选择回家乡接受治疗。
1.3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就医差异。
曾智 (2012) 对广州市613名户籍人口和258名流动人口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其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与户籍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在患病时更可能选择不去就医, 认为就医费用贵。
根据以上文献研究证实, 在具有一定消费能力或者保障水平的人群中, 就医选择时首先考虑医疗技术水平;而在一些流动人口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中, 患大病时依然首先考虑医疗技术水平, 患小病时主要考虑医疗费用和就诊便利性。可见, 医疗水平在各种情况下都是首要考虑因素, 而经济条件和保障水平等对就医选择有影响。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过程
2013年以广州、上海、盐城三个城市五家医院的参保患者为调查对象, 每个城市发放问卷100份, 共300份, 回收263份, 有效回收率超过80%, 其中, 166名有异地就医经历, 97名没有。问卷对被调查者从有无异地就医经历、户籍类型及收入水平三个角度对不同人群就医考虑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有序就医提出建议。
2.2 研究结果
2.2.1 有无异地就医经历人群的对比分析
问卷设定了六个影响异地就医的因素:政策对自己有利、就医成本、疾病严重程度、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机构方便程度、个人负担能力, 被调查者允许选择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结果显示:有异地就医经历的人群中, 医疗技术水平排名第一;疾病严重程度和就医方便程度并列第二;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和个人经济负担能力并列第四;就医成本排第六 (见图1) 。
对没有异地就医经历的人群, 询问当其需要异地就医时的考虑因素。受重视程度从高到低为:医疗技术水平、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疾病严重程度、个人经济负担能力、就医方便程度、就医成本 (见图2) 。
不难发现, 有无异地就医经历人群在异地就医时考虑因素的共性和差异性。共性:均认为医疗技术是异地就医时的首要考虑因素, 就医成本是最后考虑的因素;差别:有异地就医经历的患者更关心就医方便程度, 没有异地就医经历的患者更关心政策是否有利。
2.2.2 不同户籍类型人群的对比分析
对于农村户籍人群, 就医选择影响因素, 从高到低为:医疗技术水平、疾病严重程度、个人负担能力、就医方便程度、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就医成本 (见图3) 。
对于城镇户籍人群, 就医选择影响因素, 从高到低为:医疗技术水平、疾病严重程度、就医方便程度、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个人负担能力、就医成本 (见图3) 。
两类人群均认为医疗技术是首要考虑因素, 疾病的严重程度是第二位考虑因素;而差异性在于, 农村居民相比之下更关心个人负担能力, 城镇居民更关心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 这与城乡居民在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相关。
2.2.3 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对比分析
将被调查者以月收入3000元为临界, 划分为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由于月收入涉及隐私, 被调查者对此问题回答率不高。
对于低收入人群, 就医选择影响因素, 从高到低为: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医疗技术水平、就诊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和个人负担能力、就医成本 (见图4) 。
对于高收入人群, 就医选择影响因素, 从高到低为:政策对自己有利和医疗技术水平、疾病严重程度、个人负担能力、就医成本和就诊方便程度 (见图4) 。
两类人群均认为政策对自己有利和医疗技术水平为排名前两位因素, 而就医成本是最后考虑的因素;在差异性上, 低收入人群明显更关心就诊方便程度, 而高收入人群更关心疾病严重程度。
3 对策建议
3.1 资源配置和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
患者对医疗技术水平的重视体现了就医均等化的重要意义, 实现就医均等化要保障资源配置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均等化配置。加强基层医疗资源配置, 提升基层医疗技术水平, 分离大医院就诊人群, 促进患者有序就医, 这是实行分级诊疗的重要思想, 也是解决异地就医无序性的重要手段。
3.2 提高就诊便利性
就诊便利性代表着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影响因素。应合理分配和整合优秀的医疗资源, 从现实需求出发, 鼓励多元化办医, 实现就医网络化, 使居民在任何地方居住都可以在附近范围内找到适合的基层和三级医疗机构, 满足常见病和大病的不同需求。
3.3 发挥医保杠杆作用
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反映参保居民在就医选择时对医疗机构和治疗手段的倾向性, 不同的医保统筹层次和管理体制、不同的费用支付方式对患者就医时机、地点、方式等均有影响。因此, 要发挥医保的调节作用, 通过有效设计和统筹规划政策, 合理引导参保人员就医流向, 促进规范转诊制度的建立, 保障参保者在异地就医过程中的基本待遇。
摘要：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影响因素是制定有序就医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广州、上海、盐城三个城市五家医院的参保患者为对象, 开展问卷调查, 从有无异地就医经历、户籍类型及收入水平三个角度对影响不同人群就医选择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医疗技术水平最受关注, 就医成本最不受关注。对策:要保障资源配置和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提高就诊便利性;发挥医保的杠杆作用。
关键词：异地就医,影响因素,就医有序性
参考文献
[1]刘柏惠.城市外来务工人口医疗保障与卫生服务需求——基于上海市487名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J].上海财经大学, 2012 (5) :32-39.
[2]曾智, 陈雯, 夏英华, 等.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6) :417-419.
[3]马婕, 常峰.影响居民选择社区医院就医的行为因素研究[J].科教文汇, 2013 (12) :129-131.
[4]鲍勇, 陶敏芳, 刘威.上海市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和影响因素分析 (一) [J].中华全科医学, 2009, 7 (6) :551-551.
“就医质量”岂容倒退 篇4
医院专家“明码标价”, “价”高的专家病人排起长队。在有关“就医质量”的一档电视节目里, 女嘉宾说, 自己精挑细选的那位“专家”当天患者排号竟到了8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自己在看病过程中, 始终没有享受这一“待遇”。一名大夫一天要看这么多的病人, 看病质量着人让人担忧。很多有点名气的专家一周只出诊一天或者半天, 因为时间集中、病人扎堆, 大夫一天看百八十个病人虽不合理但在各大医院已不显见。
大夫喜欢开新药, 同样疗效的传统药大夫却很少开。在节目中, 一位嘉宾说, 自己是个“老病号”, 经常去医院看病, 大夫开出的药名很多听都没听过。这位嘉宾说, 我国一些传统的中成药其实药效很好, 但是大夫却很少开, 开的都是新研发的药,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新研发的药是传统药价格的几倍。
一进医院就要做检查, “巨款”检查到底要不要做?节目里, 两位嘉宾就去医院看病需不需做检查“抬起了杠”。一位嘉宾说, 现代社会, 去医院看病其实就是机器在看病, 机器比大夫的诊断“精准”, 你不花钱, 就买不到疗效!另一位说, 有些检查根据病情是要做, 但是有一些“小毛病”大夫就要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诊断, 如果一味的依靠医学机器, 何来“专家”?这位嘉宾现身说“法”, 自己一段时期耳鸣, 一家医院的“专家”让其做全面检查费用高达六七百元, 而另一家医院的大夫只让他做了一个30元的听力检查就排除了耳道的问题。为患者省钱很难讲它不是一个医德问题, 这位患者认为。
一直以来, 医生是一种受人崇尚尊敬的职业, 在我国, 不知何时起, 医患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分析, 在欧美国家, 对于制度健全、高收入的医疗行业来说, 回扣、红包不曾听说。就拿南美洲的圭亚那这个最贫穷国家来说, 那里的穷人都可享受着免费基本医疗服务。而在我国, 由于政府投入不足, 公立医院实行的是“以药补医”, 医院要想生存, 自然就得靠多卖药、多检查, 或者过度采用高新技术———因为普通医疗服务大多是赔钱的。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部分医生因无法从技术劳动中获得想要的高收入, 把私下拿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当成了合理补偿。这既败坏了医生的声誉, 又加重了百姓的看病负担。
如何解决医患关系?笔者以为, 首先, 国家应舍得从财政上对医疗卫生行业进行更多的资金投入, 虽然医疗卫生行业的投入不可能有太多的直接回报, 但让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才是社会和谐的真谛。
其次, 要严格医疗人才的培养。在很多发达国家, 要想成为一名医生, 需经过层层选拔和考试。可在我国, 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高等院校的大规模扩招, 医学院的学生质量严重下滑, 这样的学生走上医生岗位, 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再者从医生到专家评定过程应多一些实践评定, 让其华而有“实”。
与此同时, 医疗主管部门还要制定相关法律、标准来规范医院的服务行为。此外, 还要加强对医务工作者职业教育, 在享受国家给予的一些高福利的同时, 是不是也该为患者省点钱?
内科门诊患者就医特点 篇5
1 内科门诊患者的心理特点
据相关调查总结得出, 内科门诊患者的心理特点主要体现五大类:焦虑、恐惧、猜疑、期望过高、绝望。这些不同程度的负性心理, 关系到治疗前医生的诊断, 治疗过程中病况的发展和治疗后的康复情况。下面对内科门诊患者心理特点的具体分析:
(1) 焦虑。主要出现在诊断确定前。患者由于诊断前做的相关化验和检查, 不能及时获取报告, 对病情的性质和程度得不到及时了解, 对其检查和治疗产生多疑,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检查, 或者在初次诊断时, 医生不能给予明确的诊断结果, 都可引起病人焦虑。
(2) 恐惧。主要是那些缺少基础医疗知识, 对疾病没有清楚概念的患者。总把疾病与致命性的重疾、死亡联系到一起。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 给自己带来无形的紧张和害怕感。
(3) 猜疑。对于猜疑有2种:一种是乐观性猜疑;一种是悲观性猜疑。乐观性猜疑主要是对医生的诊断带有质疑, 不相信临床诊断的正确性和医务人员的医技水平;悲观性猜疑是总是认为自己生病了, 在心理精神作用下总是感觉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舒服。
(4) 期望过高。很多病人不了解病情状况, 一味认为只要是新技术、新药物就能诊治好严重的病情, 报着过高的痊愈期望, 但是当诊疗方法与其主观意愿不一致时, 就会与医务人员发生冲突。
(5) 决望。个别病人在得知自己的诊断后, 主观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 更加不积极配合治疗, 甚至更加放纵自己的生活习惯, 随心所欲。
2 内科门诊患者就医行为特点
内科疾病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久治不愈、病种复杂性和患病时间的长久性。按照内科疾病的这一系列特点, 患者在就医行为时体现为4大类型即:选择型、固定型、盲目型以及期望型。以下就此4类分析如下:
(1) 选择型。主要是那些对自己身体状况比较重视, 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患者。他们在就医时, 会跟据自己的疾病特点选择优秀医院的专家门诊, 或者是通过咨询的方法, 选择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医生就诊。
(2) 固定型。主要体现在患有慢性疾病或是就医较频繁的老年人群。找固定的医生就医, 方便了医生多次询问历史病况, 同时因为医生对患者病情的了解和把握, 使患者更易产生信赖和安全感。
(3) 盲目型。主要体现于严重缺乏医学知识或是初诊患者, 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医院的科室概念, 导致不知道去哪个科室就诊, 发生挂错号的现象。
(4) 期望型。见于患有重大疾病或是初诊病人。这类病人通常因为所患重病疾患, 会找到资深专家或专科医院, 把最佳的治疗期望寄托于专家的身上, 这类患者的期望值很高。
3 优化就医流程
为引导患者正确就医, 就要优化就医流程, 就要降低错误挂号或不知挂哪个科室的号的概率。通过科普小册子和咨询台的方式, 在患者就诊时给予正确引导, 提供咨询帮助。医务分导人员更要条理清晰, 忙而不乱, 对于突发症状或病情出现变化的患者, 要提前安排诊查治疗, 必要时直接护送至病房。导医护士可对家属人员少的病人, 提供代挂号、交费、取药、送住院等便民服务。设置多个分诊台, 秉着公平、和理、优先的原则负责患者分诊和就医。保证诊疗环境安全和医院硬件合理, 保安做好方向指引和治安维护工作, 医院硬件合情合理, 以方便患者为中心, 简化手续, 减少挂号排队时间, 交费时间。
在内科门诊患者就医的同时, 提倡心理护理。针对不同的患者要采用不同的心理护理手段。首先, 护理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语言沟通能力是最基本条件。护士力求态度和谐、语言温顺、举止文雅, 时刻保持对病人的尊重和关怀。其次, 要针对不同的人群的特点, 在护理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对等待时间过久的焦虑病人, 护理人员要了解病人的一般情况, 同时开导病人就诊时间需要等待, 调节患者的心理情绪, 使患者在就诊的时间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利用候诊时进行卫生宣教, 以便了解病情, 了解病人的思想情况, 把握其心理状态, 给予适当地心理咨询, 认真做好分诊及其它服务性工作。对疾病过分恐惧的病人, 护理人员应对基本医学知识给予传导, 减小或消除病人心理的恐惧感;对期望过高的病人, 护理人员更要了解病人的病情, 给予健康宣传教育。对于绝望的病人给予精神上的安慰、疏导, 增进其对疾病的正确熟悉, 坚持治疗。
通过分析内科门诊患者的就医特点, 指定科学合理的就医指引流程, 可以消除患者盲目就医、选择就医、固定就医和高期望就医的不足, 从而提高治病率, 降低医疗纠纷, 提高医院的声誉度增加经济收入起到重要作用。
摘要：为有针对性地对内科患者进行科学治疗与正确引导, 本文就内科门诊患者心理特点和就医行为特点进行调查和分析, 对现存状态加以改进, 从而达到提高内科疾病的治愈率, 减少医疗纠纷, 维持门诊秩序, 提高医院知明度, 增加经济收益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门诊医疗,内科学,疾病,心理,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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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挂号能否缓解就医难 篇6
作为预约挂号的试点城市, 北京市卫生局近日公布了49家三级医院预约挂号电话。然而, 3天后,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就批评说, 部分医院预约挂号流于表面和形式。
质疑声中, 预约挂号的形势变得颇为“紧张”。那么, 预约挂号究竟能不能解决“看病难”?医院推行预约挂号存在哪些困难?
“窗口优先”仍占主流
9 月4日, 记者在北京同仁医院西院挂号处看到, 排队的人依然非常拥挤。吉林省四平市的李然带着有眼疾的女儿到北京已经两天了, 但终究还是没有挂上专家号。眼看10多岁的女儿下周开学, 李然心急如焚, 她对北京三级医院开始预约挂号的消息还一无所知。
有数据显示, 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市, 实际通过预约挂号就诊的患者不到5%。预约挂号普遍存在电话打不进去、网上注册繁琐、号源较少等问题。某些中介公司还从中浑水摸鱼, 骗取患者钱财。
卫生部关于预约挂号的征求意见稿刚公布时, 对于“窗口优先”还是“预约优先”, 各家医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窗口优先”。他们尽量将号留给排队挂号的患者, 用于预约的号非常有限, 有的专家只拿出一两个号用于预约。
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部主任王晓波说, 不少患者既不知道、也不习惯预约挂号, 从大老远跑到医院窗口挂号, 却被告知没号了。协和的特色是诊治疑难杂症。如果实行预约优先, 一些轻症患者都把专家号约走了, 真正的疑难杂症患者反而看不上病。协和的外地患者大约占总门诊的40%至50%, 大多数是当地没法治疗的患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信息管理中心主任沈韬表示, 窗口排队虽然有很多弊端, 但也是目前最公平的方式——看谁来得早。
流于形式, 患者挂号预约积极性降低
2009年9月1日起, 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将建立电话预约号码公示制度, 通过分时段预约就诊, 复诊患者可在非就医高峰的下午或其他时段前往就诊。年底前三级医院的复诊挂号比例不低于40%, 口腔科、产科复诊预约比例应达100%, 出院病人门诊复查预约率要达到60%以上。目前在北京市49家三级医院中, 71%以上都已经开展了网上预约挂号。
9 月4日, 记者逐一拨打了49家三级医院的预约电话,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等32家医院能够接通, 有的电话是语音提示, 其余14家医院的预约电话是无人接听或长时间占线。大多医院可以在周一至周五提供电话预约, 而且一般到下午三四点就结束预约。
随后, 记者来到北京市宣武医院。得知可以电话预约挂号的朱大爷本想赶一回“时髦”, 可是电话接通后是语音提示并要求先输入诊疗卡号码, 这太麻烦了, 他最终还是选择来窗口挂号。
据了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友谊医院等1 0 家医院也需要患者先办理电话预约卡或诊疗卡, 并在预约前输入卡号才能够进入预约程序。
除了电话预约挂号外, 更加“时髦”的网上预约却未得到大多数市民的认可。在记者随机采访中, 大部分受访者的首选是“电话预约”, 对“网上预约”则兴趣不大。大家习惯性地认为, 网上操作“不习惯、不可靠”。家住北京市崇文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要是有一个类似“114”的统一预约号码就好了, 方便又好记。
方来英指出, 一些医院预约挂号流于形式, 电话打不通、上网程序复杂, 让患者很不满, 影响了患者尝试预约挂号的积极性。
迷信专家, 预约挂号依旧看病难
经调研, 约六成的预约号源没有经电话预约出去, 而预约出去的号大多数都是专家号源, 继续造成专家号源吃紧, 患者看病难的状况。北京市部分三级医院投放了9万多个预约挂号号源, 共计投放总号源的23.8%, 但实际只挂出了3万多张, 剩余约6万张号未挂出, 有六成多没被约出去。9月1日至7日, 全市部分三级医院投放预约挂号号源共计9.3万个, 仅占投放号源的1/3,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专家号。
通过预约方式挂出的就诊号中, 大部分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号, 其中, 还有很多是初诊患者预约专家号。据分析, 导致大部分号源未挂出的原因, 与患者仍然比较热衷“专家号”, 预约服务仍未被患者熟悉等有关。
沈韬认为, 预约挂号只是调整了挂号方式, 并没有真正改变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局面, 对解决看病难帮助不大。“看病难, 难的是专家号, 普通号一般是能挂的。而专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培养的,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 这个矛盾都是无法调和的。”
预约挂号任重而道远
其实, 早在1999年9月, 北京市卫生局网站就开通了集中式的网络预约挂号服务, 推出“北京市医院预约挂号一卡通”项目, 先后有50多家医院参加, 主要包括三级甲等医院和一些大的专科医院。
推出预约挂号“一卡通”, 原本是解决挂号难、治理号贩子难的一项举措, 然而, 10年过去了, 患者并没有因为有了“一卡通”就能如愿挂上专家号, 号贩子也并没有因为这个“一卡通”就销声匿迹。
一个三级医院的专家号, 也就十几元。但是,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科的号已经被号贩子炒到了上千元。风湿科的唐教授无奈地说, 他现在是为号贩子打工。
专家认为, 号贩子现象不是因挂号方式不同而产生的, 而是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的, 倒卖号源早已形成了一个非常系统的产业链, 靠实名预约来根除很难。
推行实名制预约挂号,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实名制。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副主任赵成松说, 来就诊的儿童, 没有身份证甚至户口本, 要实行严格的实名制有点难。
我国人口众多, 为数以亿计的人群提供信息化的医疗服务, 将是一个投资浩大的系统工程。据估算, 一家日门诊量在5000人次以上的医院, 如果要建立一个预约挂号平台, 按照预期达到20%的预约率, 初期的基础设施加上后期的运营, 每年就需要约500万元的投入。如果要统一协调北京全市乃至全国医疗资源, 则需要投入巨资。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潘习龙教授认为, 单个医院的预约挂号只能预约一个医院, 既限制了向其他医院分流患者, 又丧失了从其他医院调配患者的功能, 让患者的选择更加少, 医疗资源得不到合理充分利用。而通过和专业机构合作, 既能够帮助医院来提升服务的质量, 又能够合理利用现有的预约挂号平台, 最大范围节省社会资源, 最优质地服务患者。
城镇居民就医行为调查分析 篇7
1.1 对象
具有本市户籍或者在本市居住一年以上的年满16周岁的城镇居民。
1.2 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抽取2个区;再从每个区抽取2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 共抽出16个居委会;最后从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40户, 每户中随机选择一名符合要求的对象进行健康询问调查。
1.3 调查方法
采用课题组制定的调查问卷进行资料收集。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对调查户进行摸底调查后, 按调查表的项目进行入户调查, 每户调查1人。调查内容包括: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和就医行为基本特征等。
1.4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经过设计、论证和修改, 并进行了预调查, 确保问卷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不会引起歧义、模棱两可等错误;合理计算确定样本量;培训调查员, 力求解释清晰, 标准统一;调查员对填写的内容进行全面核查, 并抽取5%进行复查。
1.5 统计分析
原始数据用EpiDATA3.0进行录入, 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描述、就医行为的基本特征分析以及影响居民就医行为的因素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得到有效问卷602份, 其中男性244人, 占了40.5%, 女性358人, 占了59.5%;年龄最小为16岁, 最大为89岁, 平均年龄为45.36±14.72岁。其他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布见表1。
2.2 家庭收入和消费情况
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以内的有185人, 占31.4%;1～2万之间的有44.6人, 占了44.6%;超过2万的有144人, 占了24.0%。在家庭的消费支出的构成百分比上, 食物消费平均占了46.01%, 医疗保健消费占了15.92%。
2.3 健康状况的测量
本次调查对居民健康状况采用自评健康状况, 分“极好”、“很好”、“好”、“过得去”和“糟糕”五个等级。结果显示多数居民回答“好”和“过得去”, 分别占了33.8%和50.0%, 表示“糟糕”的仅为1.5%。
2.4 就医行为的基本特征
2.4.1 患病情况:
本调查涉及到疾病主要是指呼吸道和胃肠道的常见病。过去一年以来, 有20%的受访者回答从没有患过这些疾病, 56%的人患病次数在1～2次, 24%的人患病次数在2次以上。在患病者中, 每次患病的持续时间以2～3天为主, 占了51.4%。
2.4.2 患病后的治疗方式:
本次调查把人们患病后的就医行为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并采用限制性应答的方式, 让被调查者在不同的选项中选择前三位。并对前三位的权重进行赋值, 第一位权重定为3, 第二位权重定为2, 第三位权重定为1, 最后计算总的一个权重指数, 即每一位应答人数×相应权重指数的和。结果显示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时, 以自我治疗效果不好后再去医院就诊种方式最为常见。
2.4.3 就诊单位的选择:
采用限制性应答方式询问居民就诊单位的选择情况, 结果显示就诊单位以去市级医院最多, 其次是各类门诊、卫生室或社区卫生服务站。
2.5 影响居民就诊方式的多因素分析
选择治疗方式为三值应变量, 即去医院就诊、自我治疗和忍耐三类, 选择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所有自变量偏回归系数全为0进行似然比检验, 显示P<0.001, Pearson模型拟合优度检验也显示P<0.05, 可见模型拟合较好。从表4可以看出, 影响某市城镇居民患病后治疗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相对于忍耐而言, 自评健康状况差的居民比自评健康状况好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居民比初中以下居民、无业失业和半失业居民比离退休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万以内和1-2万者比2万以上的居民更少的选择立即去医院就诊;离婚和丧偶居民比已婚居民、大专以上居民比初中以下居民、无业、失业和半失业居民比离退休居民、1万以下居民比2万以上居民更少的选择自我治疗的方式。
3 讨论
3.1 居民患病后治疗方式和就诊单位选择
结果显示居民在选择治疗方式时, 以自我治疗效果不好后再去医院就诊最为常见。在选择就诊单位时, 以省、市级医院较多, 对于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利用较少, 提示政府应该通过双向转诊等措施有效地分流病人, 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率。
3.2 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