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2024-09-05

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精选十篇)

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篇1

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上, 李克强总理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 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 但是其城市化水平不仅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就是在这个认知上, 寻找影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 以期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划分, 我国在1992年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48%) 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阶段, 而且从1992年后我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环境都趋于稳定, 经济发展很少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本文基于这个考虑, 就选择了1992年至今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二、指标选取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城市化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借鉴了史晓庆, 任建兰在《影响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因素分析》一文选取的三个方面的指标, 本文在这个基础上对指标进行扩展, 选取了以下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初始指标, 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筛选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指标。

1.经济因素指标:人均GDP (PG) ;固定资产投资 (FI) ;城乡收入差距 (UIG) , 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2.产业因素指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PSV)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PTV) 。

3.科技因素指标:科教文卫事业投资 (SEI) , 由于统计数据缺失, 用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的总和表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NSC)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NST) 。

4.社会因素指标:交通基础设施状况 (TI) , 用铁路和公路的总里程数表示;进出口总额 (TAI) ;外商投资总额 (TAF) , 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衡量。

三、建立模型

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发展水平, 科研投入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建立以下模型:

Y=F (PG, FI, UIG, ......NSC, NST)

其中, Y表示城市化水平, 是被解释变量, 用城镇人口比重进行测度;PG, FI, UIG, ......NSC, NST是解释变量, 通过这个模型, 可以找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 科研投入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了1992~2013年的数据。之所以选择这期间的数据, 首先是因为从1992年开始, 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其次也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

四、实证分析

(一) 灰色相关度分析

本文采用整体灰色关联分析, 它是基于灰色系统的灰色过程, 进行因素间时间序列的比较来确定哪些是影响大的主导因素, 非常适合进行动态过程的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 自1992年以来, 本文选择的11个影响因素均与城市化有很强的关联性。其总排序为:PTV>TAI>PSV>NST>TI>TAI>UIG>PG>NSC>SEI>FI。其中PTV, TAF, PSV, NST, TI, TAI与城市化水平关联性最强, 关联度均达到0.9以上, 也就是说, 这几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 下面就重点研究PTV, PTE, TAF, PSE, PSV, NST, TI和TAI也即二三产业发展, 交通基础状况, 进出口总额, 科研投入和对外出口总额对城市化的影响。由于灰色关联分析虽然能准确测度各因素对城市化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 但是不能分析出这种关联是正向还是负向, 因此, 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二) 回归分析

1.平稳性检验。因为以上指标选用的都是时间序列数据, 如果指标变量是非平稳的, 那么即使样本量很大,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也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 也就是说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关系, 因此要对指标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方法有很多,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 (Unit Root Test) 。本文采用的就是Augmented Dickey-Fulled Test也即增广迪基--富勒检验来对Y, PTV, TAF, PSV, NST, TI和TAI及其一阶和二阶差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Y外的其他8个变量的水平系列和一阶差分都是非平稳的, 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详见表2) , 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在上述序列数据是二阶单整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来验证上述变量的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表明, 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详见表3) , 说明本文最终选用的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回归模型分析

虽然指标TAF与城市化率相关性也很强, 但是通过多次发现剔除该指标的模型拟合程度最好, 因此在这里选择剔除TAF这个指标。表4是最终的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为:

从表4中的一些统计量可以看出, R-squared和R-squared都在0.99以上, Prob (F-statistic) 几乎为0, 因此该模型的回归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再看各个因变量, 除Ln NST之外的其他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和因变量Y呈正相关, Ln PNST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是可以发现其与因变量也是呈正相关的。因此, 二三产业的发展, 进出口发展和交通设施状况都会影响城市化水平, 但是二三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超过科研投入, 交通基础状况和进出口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合理规划城镇区域发展格局, 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我国东中西城市化发展很不均衡, 中部和西部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我国城镇的发展受气候、水文、土地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 可供大规模开发的土地很有限, 这也是大城市一般都分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面对我国人口多, 人均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 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城镇基础, 冲破既有的行政边界的约束, 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统筹考虑, 均衡协调大、中、小型城市发展, 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建设, 提倡城市资源共享, 科学合理地进行人口和产业的引导规划, 因地制宜的规划城镇区域发展格局。

2.加强交通建设, 构建一体化、网络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设施是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业表明,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城镇化发展是正相关的,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交通设施建设。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交通发展在满足其运输需求的同时, 也受到了环境、资源和土地等自然条件的约束, 这些在客观上就要求在未来应该大力发展环保节能和先进适用的交通工具, 按照地区不同条件, 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交通工具, 鼓励新能源交通工具的运用。

3.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使人口自由流动。我国人口流动一直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 这也是造成我国城镇化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后虽然对户籍制度有所松动, 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暂时还不能完全放开落户限制的大型城市, 要通过放开其辖区内的中小城市的落后限制, 分担大城市人口落户的压力, 对于中央已经明确指明放开落户限制的中小城市要尽快落实政策。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差别, 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实现城乡居民自由流动。

4.按照产城融合, 产业融合原则,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推进城镇化, 就要有产业跟进, 否则就吸纳不了流动人口进城镇就业, 会造成“空心化”, 城镇化率也提高不上去。实践证明, 以产业带动的城镇化才更有生命力。我国的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 而从美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尽管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快速的进步.但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在政策上积极扶持新兴服务行业, 在税收、信贷等方面大力扶持城镇第三产业相关企业, 还要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同时创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打破行业垄断, 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取消或调整不合理的产业限制政策。

5.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主动的进出口贸易。从我国城市化进程及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对外开放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 进出口和城市化率是呈正相关关系的, 因此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就需要我们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进出口贸易。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通过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是很重要的, 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相关产品的不足, 企业还可以从中吸收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从而刺激技术的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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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 篇2

[摘要]在中国近几年的发展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是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怎么样子的。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如何看待呢?

【关键字】城镇化,“三农”,资源问题

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 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角度不同,对城镇化的关注点也就不同。人口学讲的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以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聚集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地理学上的城镇化是农村地貌转变为城市景观的过程;社会学上的城镇化主要是城市

文明覆盖农村,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城镇化则是由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可见,城镇化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一般指发展成县级市规模和经济程度

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到2020年国内GDP将大道35万亿人民币以上。这20年里,经济增长将保持在7.0%的速度。

城市化的道路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它所涉及的问题是,在农村人口转化的过程中,是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进行转化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进行转化,或是重点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化。

城乡结构变化有两个途径,一是让农民洗脚进城,二是发展地方和区域经济,就地解决农村的城镇化问题。这是两条并行的路线,城市化和城镇化,没有谁优谁劣,只有孰快孰更适合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如此庞大、城乡差别仍然巨大的前提下,似乎城镇化路线将更加具有现实性。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已注意到城市化(城镇布局)要与区域规划相结合。控制大城市规模,开辟发展经济相对落后的地

区;改造大城市,发展新兴城市;把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一体。

区域是城市经济健康发展的“土壤”,促进城镇化的意义不仅仅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权宜之计,更是增强我国整体实力,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根据相关人士的预测,在中国将会有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

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与城镇化交相辉映的,便是小康社区的崛起。在广东境内,已经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方向 篇3

【关键词】城镇化发展 问题 解决方法

世界城市化最早在英国开始。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在世界上最先实现了城市化。中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城镇化的情况下才开始发展的,所以它们的发展方式和方法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因为中国比较特殊,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西方国家所没遇到的困难,怎样解决这样的阻碍,是发展中国特色城镇化最大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及遇到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78~1984年是中国城镇化恢复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5.68%,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23.01%,平均每年递增0.85个百分点,建制市由193个增加到300个,建制镇由2173个猛增到9140个。

1984~1992年是中国城镇化平稳发展阶段。1992年全国建制市增加到517个,建制镇激增到1.45万个,城镇化率达到27.46%,比1984年提高了4.4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6个百分点。

1992~2003年是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率从27.46%提高到40.53%,年均提高1.19個百分点,2003年建制市达到660个,建制镇达到20226个,以城市现代化建设、小城镇发展和建立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为标志,中国城镇化全面快速推进。

2003年至今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9年城镇人口为62186万,比2003年增加9810万,年均增加1635万,城镇化率达到46.59%,比2003年提升了6.06个百分点,年均提升1.01个百分点。

(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主要问题

由上面各个阶段发展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来,城镇化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快速的发展也给中国城镇化带来开了一系类问题:

1.城镇化建设水平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建设是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加,使城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它只是单纯的县改市,乡改镇,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从我国城镇化的整个进程来看,工业化的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的矛盾特别突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的发展模型标准,中国的城镇化率至少在一半以上,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7%左右,离发展模型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2.城镇建设政策替代城镇化政策。目前,很多人都没有彻底认识到城镇化建设的本质,只是把城镇化发展等同于城镇规模的扩大。扩大城镇规模是城镇建设的内容,但并非是全部,城镇化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转变社会经济活动方式,把农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和工业社会等。但现阶段,很多政府把城镇建设政策替代城镇化政策,这是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它只是片面的调控城镇化政策,盲目的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高标准为中心,而忽略现有的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从而减少了城乡产业,最终形成虚高城镇化。

3.缺乏区域城镇化的协调政策。由于目前很多城镇化建设受现有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影响,将实际情况不同的城镇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进行分散建设。因此,很多城镇化建设政策的制定都是从本城镇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而使各个城镇化的政策缺乏一定的协调性,导致了城镇之间分工协作的关系难以形成,城镇体系的经济效益偏低的现象。

4.城乡分割的政策壁垒严重。在中国特色城镇建设的过程中,为了能更好的使建设工作顺利展开,我国在很多的政策体制上都作了较大的改变,例如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虽然这对城乡融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全部打破城乡分割的政策壁垒。各个政府想要实现城镇化建设的目的,不仅要对传统的户籍制度进行完善,还要建立各个信息服务。另外,地方政府还应该建立一系列利益差别正常,例如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等。但是从目前来看,还有很多的区域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

5.城镇的生态环保功能脆弱。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都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城镇化建设就是把农村人口进行有序的转移,从而落实退耕还草、土地休耕以及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保护措施,从而使环境得到生态平衡。但是由于很多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比较低,再加上自身环境恶劣,使垃圾处理、废弃排放以及污水治理等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以上几个方面是中国发展城镇化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它。但是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且会长期存在着。所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以后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进程和方向。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发展方向

每个国家在城镇化发展工程中都会有自己的方针和发展方向。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但却是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中国城镇化发展也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方针:“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结合起来。”

根据上面这一方针,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谐发展,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逐渐可以解决上面我们所说城镇化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就是通过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应该以这个目标为方向发展。但是城镇化发展并不是要盲目的发展经济,去开发农村的地皮,让农村种植业立马发展成工业,这样快节奏的发展会拔苗助长,不利于长期发展。城镇化发展不光是要发展经济,同时还要发展他们的教育素养,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发展起来的。但是现在官员只寻求经济的发展,来提升自己的业绩,忽略了人文素质教育,农村居民一下子适应不了城镇经济发展,从农村户口到城市户口的转变,并不是一个本本的转变,它是要一个心里面的转变。但是现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往往不重视这发面的发展,所以才导致城镇发展不和谐、不均衡,导致有的城市人口基数过大,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有的城市却出现空城,开发好的楼盘入住率却不高,变成了所谓的“鬼城”。这就是一些城市城镇化发展中没有运用正确、完整、科学的方针。

再一个就是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严重制约着我国下一个规划的进程。在上一阶段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追求快速的发展,对工业大力的扶持,没有考虑到一些工业对环境的危害,极大的损害了我国城镇的环境,而且没有及时的制止,才导致了我国现在环境的污染。如果我国下一个发展阶段没有做好对环境的保护,也许等到我国城镇化发展上去,那时也已经没有可居住的环境。十年污染,百年治理。所以在以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环境的保护及治理是发展的主要方向。现在中国的环境已经污染的很严重了,沙尘暴、酸雨、雾霾等已经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危害,且这个危害还会持续下去。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这个危害,且在改变它,现在我们在的城镇绿化、污染气体排放等这些方面做出了一些政策,但还远远不够,所以下一步城镇化建设这方面就是主导,就是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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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分析与思考 篇4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有着不同的解释: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多和城市地理界限调整过程的综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变动的过程,是城市从数量、规模、形态、内容、性质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城市人口猛烈增长,城市经济生活逐渐占统治地位的转变,同时由于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从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传统的农业逐渐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过程。

总之,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2 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2.1 城镇化能带动经济发展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在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农产品消耗的总价值,都不会在国民总收入中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但若要在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为投资大、技术要求高、成本费用高而难以办到。而在城镇化过程中首先带来的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国有九亿农村人口,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预言说中国经济若要有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就必须要有3、4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去,九亿农民的一半进城,可以为城市提供急需的劳动力资源,而城市成熟的消费环境也将极大的改变这部分人的消费观念、提升其消费水平,从而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而人为的遏制城镇化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推迟。

2.2 城镇化能提高土地利用率

纵观世界上城镇化走过的道路,任何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其主要的特征,城镇化进程越快,城镇化率越高,土地的节约越明显。通过城镇化改变了农村居民的自然分散状的分布,提高了人口的居住密度。例如,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均已达到或者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作为完成城镇化后的最高标准。假设最后全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上海的一半,又假设我们的城镇化率在达到72%之后开始减速,那么全国有大约10亿人口进入城市,全部用地只有20万平方公里。即使我们人口密度平均按2500人/平方公里计算,4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容纳10亿人,而且这类城市的配套基础设施又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由此可知城镇化能有效的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土地资源。

2.3 城镇化能提高社会就业率

由于工业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城市中的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分工更加精细,因而在拥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发展产生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不要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找工作,城市的就业问题就会更加严峻,这是目光短浅的观点,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

3 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3.1 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导致了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足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同时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制约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技能的全面提高,影响工业技术装备、生产工艺和市场的培育,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得不到有效发挥。城镇化滞后,还影响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影响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与小城镇建设的速度。

3.2 城市过程中缺乏总体规划

城市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缺乏整体规划造成了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对城市人口控制不力,使得部分城市城市人口超过承载极限。一些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过度集聚,造成大城市病日趋严重,而小城镇建设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形成小城镇工业结构与大中城市趋同。

例如,缺乏相应的道路规划体系使得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突显,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建设与城市的发展要求不符,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对出行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对于城市规模的规划也缺乏科学性,导致城市等级结构畸形,缺乏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密集度较低,这使得部分城市群无法真正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效应和规模效应。

3.3 城镇化过程忽视了生态环境

在中国一些地区盲目的加快城镇化进度,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人口城镇化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涌进城市,越来越多的工业性设施兴建在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这虽然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促进了物质的生产发展,但在部分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城市相应配套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还急待提高,环境治理的技术还十分的落后,造成了在环境污染保护这一环节出现的管理真空状态。这样以来城镇化的生产生活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人口再生产受到危害。

4 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措施

4.1 加强城市建设的规划作用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特色,发展不同的城镇化。通过发展集中性城镇化、分散型城镇化、旧地型城镇化寻找适合各地的城镇化发展方式。集中型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快速而高效的发展城镇化。分散型城镇化是指城市经济活动、人口向外扩散。它意味着大城市城郊及其周围非城市地域的迅速发展。分散型城镇化在空间形态上又可分为两种形式:

(1)外延型(或连续型)城镇化。即城市从地域上逐渐延伸,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带”或“城市群”。

(2)飞地型(或跳跃型)城镇化。即大城市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在距自己一定距离处新建一个城市或使原有居民点发展为城市。旧地型城镇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4.2 扩大中型城市的建设规模

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中等城市这个中间强势平台,不利于城乡生产力之间的梯度传递和优势互补。根据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空间转移的特征,要积极建设中等规模的新城,完善城镇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在增强和提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应有效引导生产功能向外围的新城或县城集聚,开发成为区域经济的次级增长中心。要按照中等城市标准建设县城,按照新城功能配置要求建设县城,将其建设成相对独立完整、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生态型的中等城市。聚合相邻城镇。分阶段、有重点地开展小城镇建设。其一,有重点、有选择地培育和建设原有基础较好、区域地位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重点中心镇,政府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按照小城市建设标准建设,成为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环境优美、适宜人居的综合型片区中心,使之承担起县域城乡空间联系的枢纽功能,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极化中心和重要增长点。

4.3 注意城镇化中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城镇化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城市发展的两大趋势。而对于中国来说,城镇化尤其会引起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国不同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也有很大差异,我们不仅要考虑城镇化的普及,还要极大地提高城镇化的品质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是十分重要的。

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生产在农村地区的普遍和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化服务的完备。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城镇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进城,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就业以及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使村民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摘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中央在新时期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文章从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城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城镇化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相应措施等方面对我的城镇化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关键词:城镇化,问题分析,对策

参考文献

[1]台冰,李怀祖.中和城镇化水平测度研究[J].学术界,2006,(5).

[2]汪冬梅.中国城镇化问题研究[R].山东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3,(5):22.

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篇5

中国城管模式一定是最早萌生于中国文化不仅深厚而且仍然存活在民心之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仍然藕断丝连的中小城市(亦或是县城),当位于民营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活跃的南中国,宣城就是这样的地方。

宣城模式的特征是以文化人,以人为本、社会共治、政府守责。

一、以文化人。文化是社会发展之基因,是生命价值之所在,是城市社会之空气。文化,是文化之于民,闻于民声,见于民行,成于民德,定于社规,并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形成绚烂多彩的物件,在每个人生记忆中形成斑斓多姿的痕迹。宣城的中国文化基因没有遗失核心片段,还没有本质上的变异,更没有异化为西方文化基因,这些基因使市民能够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形成共识,对城市家园拥有融于山水、和于人生、巧于天工的理念。对城市化中城市管理的方向形成坚定的选择,对种种疑难问题形成富有创造力的方案。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官民、官商、民商之间乐于沟通、乐于变革、乐于规范和被规范,从而使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管理模式的营养皿。

二、以人为本。管理者以市民的需求为本来确立管理的目标---满足居民发展中的需求。人的需求与设施供给的矛盾,是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根本矛盾,而其复杂性又在于不同人群之间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这对矛盾不仅表现为设施供给数量难以满足需求,还表现在设施种类和水平难以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宣城管理者不仅满足国外游客的高端需求,而且满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如就近买早点、买菜、买零食,这样的需求可能在别的城市被视为低端需求,而宣城把他看做中国传统形式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基本的需求,多元的需求,同样想方设法给予满足,划地方,提供便利设施,让卖者低成本经营,让买者少支付铺面费。这样的需求还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停放处,羊肉串的摊位等等,都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三、社会共治。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生产者是私人和第三部门,生产者带来的外部性生产者要出力治理,政府提供服务并负责监管,公私之间职责分明。市容卫生、信息收集等专业服务,悉数委托承包商提供服务,这就有利于打破原来政府承揽这些业务时受制于条块分割、专业分离,以及政府间碍于情面等问题了。由服务生产者承担社会协同治理的职责,符合承包商的利益,也维护了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四、政府守责。城市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是个网络,政府在其中的定位是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政府提供服务、组织或协商制定规则,畅通市民(顾客)利益表达的渠道,对承包商的服务加以监管,这是基本的责任。推进信息化是畅通市民利益表达、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加强服务监管的一举多得的手段,关键是信息化要求政务规范、政务公开,政府必须有勇气和魄力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才能同时保障承包商的服务处于公众和政府的双重监管之下,才能保障承包商的专业服务业务不会受制于政府部门利益的约束和影响。信息化的过程必须伴随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整体化政府、扁平化政府和透明政府之建设要同时推进实施,才能真正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益。

宣城城市管理模式在上述四个方面,理念正确,定位精准,路径合理,各方面均取得实质进展。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就是政府管理现代化、企业服务和管理现代化、市民意识和行为现代化的同一过程。

加快城镇化进程早日实现中国梦 篇6

一、加快城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一)加快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种场合,提到“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为什么说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出口带动更多的转向内需为主。内需的着力点在哪里?城镇化就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有力拉动建材、建筑等许多产业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城镇化又使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农民进城后,随着他的生活环境改变,其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需求也相应地增加。据测算,目前我国1 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 个农民的消费。城镇化水平提高后,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必然会改变其生活方式,提高其消费支出,从而增加内需。

(二)加快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工业化离不开城镇化的支持。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李克强总理有很精辟的论述。2012 年9 月日,李克强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需要产业发展来充实,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同时城镇化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这表明,加快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因为工业化离不开水、电、气、暖、通信、交通等完善的基础设施,离不开人才和技术,也离不开会计、法律、咨询、培训、策划等各种中介服务等,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

(三)加快城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个长远目标,其近期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包含了城镇化水平,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和生活质量改善等几个方面。目前,城乡差距大是制约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大,并且这一差距还存在增大趋势。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更为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还很尖锐。那么,怎样缩小城乡差距呢?推进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因为城镇化为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增加收入,缩小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同时,城镇化也可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定居,享受比农村更好的文化、教育、医疗、购物、休闲、健身、娱乐等条件,改善其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二、城镇化之路怎么走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

我国的城镇化采用哪种模式,是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呢?

大城市和小城镇各有优缺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完善,人才聚集、交通便利、集中了更多的资源,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更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聚集力。但是,大城市也有许多缺陷,最突出的就是“城市病”严重,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房价高昂、就业困难等。小城镇作为城市联结农村的纽带,让农民享受比农村更好的物质享受,特别符合中国人故土难离的心理。同时,农民在城镇居住,就业,还可以与家人团聚,解决目前因远离家乡打工而导致留守儿童和老人无人照看引发的社会问题,解决春节因集中还乡导致春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小城镇公用基础设施不健全,资源配置比大城市缺乏,聚集效应差,综合功能不强。

我国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根据各地的实际,因地制宜,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城镇化模式,要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二)城镇化必须坚持的原则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根据这一精神,我认为推进城镇化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积极稳妥。所谓积极,就是要正确认识城镇化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地位,顺应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趋势,坚定不移地加快城镇化建设,把城镇化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认真对待。所谓稳妥,就是要以人为本,解决好城镇化发展中带来的民生、环境等问题。要稳步发展,而不能急躁冒进,要考虑资源与可持续化发展之间的协调,有序推进城镇化。

2.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首先是在城镇化发展的征地中,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在城镇化发展的征地中拆迁,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防止随意侵占和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侵犯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城镇化发展必须重视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绝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来城镇化,这是城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红线。其次,要保护进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农民进城后不能收回他的土地,要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和住宅,给他们留退路。使他们“进退有路”,以避免“贫民窟”现象在城市蔓延。

3.做好统筹安排。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不仅仅是盖大楼。既要搞好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上要跟上,要做好统筹安排。一是要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要克服过去片面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的不良倾向,要统筹考虑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要同步发展。二是城镇化发展既要重视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也不能忽视相关的制度建设,要建立和完善为市民特别是进城农民服务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机制体制。

(三)城镇化之路怎么走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惠民工程,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在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我们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1.以人为本。城镇化必须科学规划,以人为本。李克强总理强调,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怎样体现以人为本呢?首先是留得住,让进城农民能留得下来。一是解决进城农民的生存问题,也就是就业,做好产业规划。二是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要把进城农民的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宅建设规划,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在城市定居的困难农民家庭住房纳入政府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享受范围。其次是要住得好。所谓住得好,是指进城农民要住得舒心。一是要搞好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和建设,为城镇居民创造便捷、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特别要重视城镇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护水资源,控制污染,为城镇居民创造便捷、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二是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解决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使进城农民享有和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2.以产业为支撑。产业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难于想象的。城镇化的规模最终有多大,水平有多高,关键取决于产业的发展水平、产业的规模和市场竞争力。要着力培育有基础、有实力、有前景、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如矿产、农副产品加工、商贸、旅游等,形成能够支撑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同时,要改善创业环境,扶持返乡农民进城创业。总之,要把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产业发展中推进城镇化。

3.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发展,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为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意见》提出要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 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4.多渠道解决资金投入。城镇化需要资金投入,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等建设费用,而且包括转移农民进入和融入城镇的费用,特别是让进城农民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费用,这需要大笔资金。那么,城镇化的资金怎么解决呢?解决小城镇发展所需的资金不可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而要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优势。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总之,城镇化一定要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各级政府必须考虑当地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不能为了城镇化率而搞“大跃进”。

摘要: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中国梦的客观要求。城镇化必须积极稳妥,做好统筹安排,从规划、资金、产业、户籍等方面入手,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消费增长动力研究 篇7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供给约束而是消费需求不足。2010年中国迎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以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的发展方式 (王国刚, 2013) 。如何在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达到长期扩大内需的目的, 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

目前对中国城镇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两大类:一是通过对最终消费率与城镇人口比重代表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着城市化驱动消费机理的现实悖论, 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消费率却逐渐下降, 消费水平严重地滞后于城镇化水平。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元结构改革滞后制约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李林杰等, 2009;王翔, 2010;朱喜群等, 2013) 。二是研究城镇化水平对消费需求支出的影响。李林杰等 (2007) 分析了国内消费需求与人口城市化的依存关系, 提出人口城市化滞后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 需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以上研究均采用人口城镇化的指标讨论城镇化与消费总量、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但用城镇人口比重衡量城镇化是片面的, 不能反映城镇化多元的、综合的真实情况以及其对经济发展、消费增长的影响。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 本文拟利用信息熵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及其系统演变的特征, 并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两个角度探讨城镇化水平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规律, 从动力因子的视角深入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 以期为健康发展城镇化、促进消费增长提供决策支持。

二、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

(一)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

一些学者将消费率降低归结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但根据中国1978-2011年的居民恩格尔系数、总投资率与相应年份的最终消费率数据变动的规律易知, 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和投资率的提高均会带来消费率的下降。因此, 单一从消费率下降判断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92年) , 中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上升至1981年的67.1%, 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维持在62%以上。同期, 城镇家庭人均恩格尔系数平均为55%, 食品支出在居民总支出中占一半的比重, 表明当时尚处于经济物质文化仅能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阶段。伴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 居民在食品上的消费额逐年提高, 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使得消费率有较为平稳的小幅度上升。1993-1999年, 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93年的50.3%和58.1%分别下降到1999年的42.1%和52.6%。食物在居民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小。而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上升, 衣着等日用必需品的支出比重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上升后呈现出递减趋势。因此, 中国消费率总体上呈现出小幅度下降的波动趋势, 最低降至1999年的58.1%。从2000年起, 中国恩格尔系数进一步大幅减小, 全国绝大多数家庭已达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 生活必需品消费总额达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率变得相当困难, 所以, 消费率均呈下降趋势:从2001的61.4%下降至2011年的49.1%, 平均每年下降2.28%。

另一方面,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通过投资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如图1所示, 投资率即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近30多年来一直是跌宕起伏, 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 从1978年38.2%提升至2011年的48.3%, 提高了26.5%。投资的增加也会“挤出”居民的消费, 即随着投资率的逐渐上升, 消费率在下降。

但据此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不能促进消费增长反而致使消费率下降的结论是较为片面的, 在城镇化进程中还需讨论居民消费的总量和结构。由于消费支出总量的增加一部分来源于通货膨胀的价格上涨, 因此应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其平减, 以消除其中的价格因素。本文根据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城市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 (1) , 分别对总消费支出、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以及城乡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平减。

从消费总量上看 (图2) , 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 居民消费总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 从1978年的1759.1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9 193.85亿元, 共增长的16.6倍。而从消费结构上看, 居民消费增长主要以城镇居民消费的快速上升为主, 且与总的消费增长趋势一致, 从1978年的666.7亿元攀升至2011年的21 020.21亿元, 快速增长了31.5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相对平缓, 从1978年的1 092.4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6 838.07亿元, 仅增长了6.3倍。导致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态势悬殊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第一, 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26.21%增长到2011年的51.27%, 使得农业大国变成中高度城镇化的国家。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 农村消费群体逐渐萎缩, 城镇居民消费总量骤然上升。第二,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导致消费支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见图3)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人口城镇化、消费习惯的差异、消费市场的差距等带来城乡消费结构的巨大转变 (梁媛, 余翊华, 2013) 。

(二) 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度

城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 主要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 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 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学术界常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法测度城镇化水平, 即该地区或国家的城镇人口数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 该方法简单易行, 但只能测度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情况, 缺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刻画, 不能完整衡量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因此, 需要从城镇化涉及的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四个方面来构建综合城镇化体系。本文借鉴陈明星等 (2009) 已有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成果设定四个子系统:一是人口城镇化类指标, 主要反映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二是经济城镇化类指标, 主要反映经济结构的非农化转变;三是土地城镇化类指标, 主要反映地域景观的变化过程;四是社会城镇化类指标, 主要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中, 对指标进行赋权的方法有两大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为了避免主观性, 同时消除极值对系统评价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进行标准化改进的熵值法对城镇化系统指标赋权并计算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得分。对1989-2011年18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值见表1。

城镇化综合得分是将整个社会经济中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的城镇化进程考虑在内的衡量指标, 其变化趋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利用标准化消除量纲的城镇综合得分与城镇人口比重指标相比较可发现:城镇化综合水平和人口城镇化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其发展进度和转折点却不相同 (见图4) , 所以使用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刻画中国城镇化发展是不准确的。表2列示了综合城镇化水平得分以及对应年份的城镇人口比重。数据显示: (1) 1996年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一个转折点, 可以将1989年以来的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变化进程划分为稳步发展时期 (1989-1995年) 和快速发展时期 (1996-2011年) 。前一阶段城镇人口比重从1989年的26.21%上升到1995年的29.04%, 年均增长1.72个百分点。而后一个阶段,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城镇人口比重增长速度加快, 人口城镇化比重从1996年的30.48%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51.27%, 年均增长3.62个百分点, 是前一阶段的2.1倍。 (2) 综合城镇化发展以2000年为转折点。1989-2000年城镇综合水平稳步增加, 从1989年的1.91到2000年的2.71, 平均每年增长3.25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 城镇化综合水平快速增长, 从2001年的2.83增长至2011年的4.78, 年均增长5.28个百分点, 增长速度是前一阶段的1.62倍。

标准化后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和城镇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1998年和2007年相交。利用相交点可以将中国的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0-1998年, 综合得分的标准值大于人口比重的标准值, 说明城镇化中人口转移因素并不十分明显, 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很大促进的作用。第二阶段为1999-2007年,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 城市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城镇人口大量扩张, 人口城镇化进一步推动综合城镇化发展。但另一方面,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 社会却无法提供配套的生活保障, 出现“民工荒”等人口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 中国提出走健康的城镇化道路, 着力于社会、经济和土地的城镇化, 城镇化综合得分标准值高于人口比重标准值。

(三) 中国消费水平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消费水平与综合城镇化的实际水平有着复杂的关系。首先, 中国最终消费率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而下降。由1989-2011年的中国城镇化综合得分与最终消费率数据的散点图可知二者之间不符合线性关系。通过多种曲线回归, 比较其优劣, 选择出最佳曲线函数———指数曲线关系:ROC=e (α+β*urban) , 线性化为lnROC=α+β*urban+ε, 其中ROC为最终消费率, urban为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 α和β为待估参数, ε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I:

调整R2是0.878, 表明最终消费率差异的87.8%可由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来解释。F值为159.78, P=0.000<0.01, 说明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 最终消费率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呈指数递减的关系, 即城镇化综合得分每提高1分, 最终消费率就降低0.106个百分点。

其次, 中国居民整体消费总量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而提高。消费率下降并不代表消费需求的总量是下降的。中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至2011年的49.1%, 下降了13个百分点, 而居民消费总量却从1978年的1 759.1亿元上升至2011年的164 945.2亿元, 增加了93.7倍, 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整体的消费率会由于新进城农民的消费收入比的降低而降低, 但整体居民的消费总量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快速提高的, 即综合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总量之间存在长期拉动的趋势。

通过1989-2011年的中国城镇化综合得分 (urban) 与居民消费总量 (C) 的数据的散点图与多种曲线回归的优劣比较, 发现两者之间呈指数曲线关系:C=e (α+β*urban) , 线性化为ln C=α+β*urban+ε, 其中C为居民消费总量, urban为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 α和β为待估参数, ε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3的模型II:

即城镇化综合得分每提高1分, 居民消费总量上升0.949%。消费支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而且在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 消费的增加幅度更加明显。

三、城镇化进程中消费增长动力因子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消费增长与综合城镇化呈指数增长的趋势, 而城镇化对消费的驱动因子是多元的, 可以借鉴综合城镇化的子系统分类, 将多元化促进消费的城镇化要素归为四种城镇化动力因子。其中, 人口城镇化动力是指城镇人口结构、密度的变动不断拉动消费的上升;经济城镇化动力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快速增长、提供充分的供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进而从产品供给和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两方面推动消费增长;社会城镇化动力一方面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和创造有利消费环境来促进消费增长, 另一方面通过向居民提供充足完善的社会保障, 去除消费者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降低预防性储蓄, 进而增加当期消费量;土地城镇化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与改善消费环境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表4为熵值法得到的四个城镇化子系统得分, 分别衡量了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为了综合比较四种城镇化因子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其阶段性特征, 本文选取中国1989-2011年的人口城镇化综合得分 (X1) 、经济城镇化综合得分 (X2) 、社会城镇化综合得分 (X3) 和土地城镇化综合得分 (X4) 作为自变量, 同期中国居民消费总量 (C) 作为因变量, 分总阶段 (1989-2011年) 、阶段I (1989-1999年) 和阶段II (2000-2011年) 三个阶段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于各种城镇化动力因子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无法直接对居民消费总量进行回归, 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来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首先做因子分析, 提取到主成分, 然后计算因子得分 (表5) , 基于主成分因子对消费总量进行回归, 最后根据因子表达式将回归方程换回原来的自变量形式, 以分析各方面城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主要结果见表6。

为了比较四个城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对大小, 本文采用标准回归系数。根据因子得分与主成分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的乘积, 最终建立的总阶段和阶段I、II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依次如下:

从1989-2011年总进程来分析, 由方程 (3) 可知, 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4个动力因子共同作用, 推动中国居民消费不断提高。其中, 土地城镇化是最主要的推动力, 影响系数是0.2985;其次是人口城镇化, 影响系数是0.2867, 表明了中国通过土地城镇化、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城镇化模式促进了居民消费;再次是社会城镇化, 影响系数0.2759, 也是加快居民消费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城镇化推动因子;经济城镇化因子的影响最弱, 影响系数仅为0.1277。

从发展阶段来看, 在阶段1 (1989-1999年) 即改革开放初中期, 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力从强到弱依次是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 (见方程 (4) ) 。其中, 人口城镇化影响系数为0.4025, 说明人口快速城镇化是该时期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而社会城镇化的影响系数最低, 说明社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力较弱, 究其原因主要是该阶段的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 对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几乎不产生影响, 对消费增长影响很小。在阶段II (2000-2011年) 即从改革开放中期以来, 社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见方程 (5) ) , 其影响因素分别是0.2990和0.2562, 经济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1987, 较前一阶段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略微加强, 而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出现弱化, 影响系数从上一阶段的0.4025变为0.2308。

在1989-2011年间不同的阶段中, 各种城镇化因子对居民消费的关系呈现不同的特点和变化。经济、社会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不断增加, 增长的幅度分别为0.020、0.787、0.085;而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呈下降趋势, 且降幅较大, 达42.7%。其中, 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影响力。人口城镇化从阶段1中最显著的影响因素0.4025降低为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0.2308, 但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因为一方面城镇人口规模快速扩张,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同时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 居民消费水平不低于前期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 均使得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对消费增长的拉动有显著作用。但在第二个阶段人口城镇化影响系数的变小说明单一的改变城乡人口结构所能带来的消费增长在逐渐减退。同时, 社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快速上升, 从阶段I的0.1673到阶段II的0.2990, 这表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城镇人口规模的逐渐壮大, 单一的强调人口城镇化是无法快速推进居民消费增长的, 而加强社会城镇化, 强调健康的全面的城镇化, 才能够真正地拉动内需, 更加凸显对消费增长的促进性。土地城镇化在阶段I、II对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361和0.2562, 表明土地城镇化对消费增长具有持续的增长趋势, 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周边配套设施的建立极大地拉动了城乡消费。经济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因素在I、II阶段分别为0.1948和0.1987, 影响力系数持续增强, 表明通过加大消费性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保持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 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缩小城乡、行业收入差距, 是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保证。

四、结论及建议

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显著的长期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 随着城镇化综合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呈指数增长的态势, 而最终消费率呈指数递减的趋势。 (2) 四种城镇化因子均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 其中作用最强的是土地城镇化, 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城镇化的作用上升最为显著, 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则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0%而逐渐削弱, 经济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稳定而持续。

为了扩大内需, 中国城镇化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重, 缩小城乡间、行业间收入水平的差距, 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第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政府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中国目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薄弱,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不足, 居民的失业、养老保障不足, 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负担较重, 不仅挤占了用于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 而且由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 居民不得不积累大量的预防性储蓄, 减少即期消费。因此, 增加公共教育经费和公共医疗卫生经费支出,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减轻居民用于发展性和保障性消费的支出负担, 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增加消费能力。第三, 扩大消费性投资, 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城乡基础设施投资, 加强城市与农村的道路建设, 搞好新建成区和乡村的配套设施建设, 如供电、供水、供气项目, 大力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 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强民生工程投资建设, 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释放居民对交通、居住等的享受性消费能力。

摘要:本文利用熵值法对中国城镇化进行综合评价, 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综合城镇化水平与消费水平的依存关系, 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最终消费率呈指数递减趋势下降, 而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呈指数递增趋势不断上升;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四个动力因子均对居民消费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 其中土地城镇化的作用最强。

关键词:居民消费支出,最终消费率,综合城镇化水平,动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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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篇8

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意义

城镇化, 也称城市化, 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 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必然归宿。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发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加快城镇化进程, 已成为中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选择, 成为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由之路, 也是推进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

1. 加快城镇化进程, 是扩大内需、实现需求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内需不足。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中国经济也受到很大影响。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 国内需求尤其是农村需求增长潜力巨大。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两倍, 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消费总量的90%。加快城镇化进程, 可以扩大内需,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投资需求水平。首先, 城镇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城镇化推进的过程, 就是非农产业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镇聚集和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 如果中国保持1998年以来的城镇化速度, 城镇化水平每年以1.2%的速度递增, 每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2 000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必将加速提升中国消费水平。其次, 城镇化可以扩大社会投资规模。市场主导型投资的增加, 是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市民化和产业集群发展, 必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投资需求, 提高社会投资规模和效率。城镇化带来的持续投资, 必将拉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2. 加快城镇化进程, 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 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撑。加强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是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重要任务。200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 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 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 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水平。中国第三产业水平低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 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比重过大, 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加快城镇化进程, 不仅能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而且能推动金融保险、商贸物流、研发设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旅游休闲、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 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

3. 加快城镇化进程, 是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抓手。

人口多、农民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 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调整城乡结构, 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城镇化可以带动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配置的空间变化, 是优化城乡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加快城镇化进程, 应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高度,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关系, 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 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和生活问题;可以有效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共同发展;可以通过减少农民数量,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增加农民收入, 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

4. 加快城镇化进程, 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 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的重要引擎。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必须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在投入要素结构调整上取得新突破。实现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城镇化作为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发展过程, 对科技创新有巨大需求。对中国来说,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因此, 加快城镇化进程, 应当由注重城镇化规模的简单扩张向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转变, 更加注重自主创新, 依靠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 加大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 促进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中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2009年城镇化率达到46.6%,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 城镇化整体水平偏低。

从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比较来看, 工业化的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而城镇化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3 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按钱纳里的标准发展模型, 中国的城镇化率至少应该达到50%以上, 而200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6.6%, 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2.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重要表现是:许多城镇供水紧张、供电不足, 交通不畅, 道路短缺、公共绿地普遍减少, 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基本上是空的。

3. 城镇规划不够科学, 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在实施中随意性较大。

搞城镇建设, 规划制定非常重要。规划既要遵循城镇建设的一般规律, 又要结合本地实际, 体现自身特色。然而我们大多数地方的城镇建设规划却千篇一律, 一个模式, 没有地方特色, 而且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造成拆了建、建了拆, 重复建设现象时有发生, 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4. 城镇经济结构不合理。

城镇是社会协调分工、商品交换的中心, 也是工业生产管理、经济协调发展的所在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协调分工的需求也将日益增长, 城镇中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商业和第三产业日益发达而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却非常滞后。

5. 城镇建设占有耕地不断扩大, 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

一些地方在“加快城市化”名目下, 大面积粮田被乱批乱占, 有的把地圈起来炒地皮, 有的用来建大规模农家乐, 有的用来建大规模花卉、苗木艺场等, 造成大量土地浪费。同时, 还存在资源过度开采,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问题。

三、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的对策思考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坚持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充分发挥大城市“以大带小”的辐射作用, 又充分发挥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以产业化作为城镇化的支撑和基础, 又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发展, 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达到城镇化的最佳效果。

1. 制定完善的城市规划, 促进城镇的有序发展。

城市规划是保障城市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城市空间布局的直接规定, 对城市以及城市产业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中国现行的城市规划法有许多内容还不完善, 导致城市规划工作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对城市发展的指导和约束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应尽快健全城市规划制度, 完善城市规划的内容, 促进城市的有序发展。

城镇体系规划是对城市、城镇发展规模、布局进行宏观的考虑, 是各级城市、城镇规划的前提。每个城市、城镇的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要有统一性、连续性, 专项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每种规划要有一定的连续性。规划制定之后, 其实施与管理同等重要, 需要由专门的部门来进行规划的实施管理, 防止规划流于形式。

在规划中, 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 合理判断城市发展阶段, 发挥城市在区域中不同等级职能体系中的节点作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规模、不同区域位置的城市, 在产业与功能定位上是不同的, 如果能够正确判断城市功能与城市腹地范围, 那么就能发挥城市的潜力, 加快城市发展及其辐射带动能力。

2. 鼓励和支持大城市适度发展, 充分发挥好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 大城市具有超前增长的特点, 聚集经济效应最强。大城市还是综合性的服务中心, 是各种专业化服务的生产地。因此, 大城市的发展对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要鼓励大城市适度发展, 首先, 政府要彻底抛弃过去长期存在的抑制大城市发展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倾向, 重视大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作用, 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 支持和鼓励大城市适度发展。其次, 区域中心型大城市要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 重点发展银行、保险、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物流管理等现代服务业, 逐步构建起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辐射力强的现代服务体系, 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和新的增长点。再次, 要加强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和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现代通信体系、信息网络体系和人才储备体系, 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最后, 在特大、超大城市周围要合理规划和建设卫星城市, 扩展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缓解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城市空间有限的矛盾, 形成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 实现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中国中小城市量多面广, 具有进入门槛低、发展空间广和吸纳人口潜力大等优势, 但存在功能不完备、集约程度不高、产业基础薄弱、就业压力大、部分资源型工矿城市困难较多等问题。中国中小城市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是挖掘潜力, 完善功能。要按照形成与特大城市、大城市相配合的城镇体系的要求, 进行布局调整。东部地区要适当控制中小城市的数量, 重点提高现有城市的质量、品位、规模、层次, 增强辐射力。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壮大现有城市规模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城市数量。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城市, 把功能单一、具备条件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综合性城市。具备旅游、交通、商贸、工矿等特定优势和文化、资源、产业功能的中小城市, 要进一步强化优势, 突出特色, 提高竞争力。

4. 积极有效地推进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是城镇体系的基础部分, 是大中城市的“母体”, 世界各国现有的大中城市无一不是从当初的小城镇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是从小城镇蓬勃发展为主要特色。中国目前已有县城以外的小城镇4.2万余个, 人口2亿多, 其中建制镇2万余个, 集镇2.2万个, 但中国小城镇大都存在人口规模小、功能不齐全、经济组织少、聚集经济效应差问题。要发展小城镇, 提高它们的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性能是关键。对于缺乏产业基础的小城镇, 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 通过产业的聚集发展, 特别是专业化的产业聚集, 带动小城镇的繁荣。对于有产业基础的小城镇, 应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流通服务业, 通过公路网、铁路网、航空网、互联网等网络体系, 把小城镇纳入区域城镇体系中, 提高小城市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能力, 使小城镇成为连接城乡经济的重要桥梁, 吸引人口向小城镇聚集, 最终实现小城镇向小城市的转化。

5. 完善加快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传统体制和政策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注重体制创新, 改善政策环境。

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 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条件下劳动力正常流动的新的人口管理机制。实行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按职业确定居民身份的制度, 逐步放宽对农民进城及人口跨地区落户的限制, 进一步完善身份证制度。改变原先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划分方法。农民在城镇有固定的住房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都应当允许在城镇落户、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应从建立健全全国统一、公开、有序的要素市场出发, 统筹城乡就业, 逐步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打破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和地区保护, 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的渠道。

三是完善用地制度。应按照既有利于保护耕地、节约土地, 也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的原则, 要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 在逐步减少农民居民点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同时, 适当扩大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进一步加强土地规划管理, 通过完善供给制约和需求引导相结合的供地机制, 优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强化耕地保护的经济机制, 提高耕地占用成本, 引导城镇建设利用非耕地资源和挖掘现有用地潜力。逐步完善土地租、税、费的法制, 加强土地置换、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开发区用地的管理, 提高小城镇土地的集约程度。

四是形成有效的城镇建设投融资机制。加快城镇化进程, 促进各类城镇健康发展, 仅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探索各种有效的资金筹措渠道。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逐步形成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导向作用, 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 加大对公益性基础实施和公共实施的投入。改革和完善城镇财税体制, 逐步建立城镇建设资金保障体系。深化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建设和经营城镇基础设施。凡是能推向市场的都要推向市场, 实行市场化运行、社会化服务。改革城镇供水、供气、供热、供电、环卫、公交等的价格形成机制, 逐步实行企事分离, 形成投资、经营、回收的良性循环。

五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适合城镇化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参保率与保障标准,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缩小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水平的差距;在现有低保制度基础上逐步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参保人群;要大力增加保障性住房, 逐步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摘要: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道路, 也不能走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而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即“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 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们要抓住机遇, 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篇9

一、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 其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农村经济化社会本身具备优良的旅游环境, 为旅游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沃的地理条件。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 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渴求越来越大, 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 以及旅游业的日渐发展等等[1], 这些都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较为明显的因素。

1. 城镇化人口的增加促进旅游经济增长

城镇化人口是促进旅游业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消费者。城镇化人口的增多, 增大了旅游业消费者的基数, 从而使得旅游需求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 “旅游”一词近年来逐渐深入人心, 这也与旅游产业的大力建设密不可分。建设好旅游目的地, 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使得旅游产业格局进一步增大。同时, 旅游的范围扩大, 收费标准增加, 对于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放眼当下, 旅游经济的发展应当顺应时代的步伐, 在旅游方案上实现创新, 制定更加完善的旅游方案, 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眼球, 进一步拓展消费者的基数, 更加适应当今的旅游热潮。[2]只有如此, 才能利用人口的增加来为自己筹集资金, 建设更加吸引消费者的旅游目的地。如今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旅游经济发展迅速, 凭借着城镇化的发展, 旅游经济成为了第三产业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第三产业的发展,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份子, 未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还将发挥更大更加积极的作用。

2. 农村城镇化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由农村向城市迈进, 在农村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 必定有大量荒废的农田、园林、天然湖泊等等, 这些天然因素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地域条件。纯天然的园林, 原生态的农村生活, 都令都市消费者眼前一亮。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在紧张困乏的都市生活之外都想追寻一番“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情, 如果将这些废弃的林园重新修整, 精心包装, 以其为基础, 将其美化以及建立农舍等等, 都能使之成为旅游目的地,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旅游。对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弃耕的田地, 林园以及湖泊等进行改造的过程中, 既可以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又可以将其加以利用, 共同促进生态化城镇的发展, 以此为基础, 既能够保护生态环境, 又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两全其美。因此城镇化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利用农村原有的地理条件, 天然环境, 促进农村旅游经济建设, 向城镇化迈进。

3. 拉动内需使消费需求增加

所谓拉动内需说的就是拉动我国内部的消费需求, 是促进国家稳定发展的明智之举。农村城镇化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 城镇化导致居民收入的大幅增加, 由经济不发达时的只可确保温饱, 到现在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且能够追求更高层度的精神需求, 人们逐渐向往更高质量的生活, 也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当今社会, 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需求是“享乐”型的, 而发展迅速的旅游业与人们这一需求不谋而合。环境优美的度假景点, 工作之余的享乐为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满足, 在大量投入资金促进旅游业建设发展的同时, 也与拉动内需不谋而合, 相辅相成。

4. 推动旅游业相关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就包含了旅游业以及其相关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大力支持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与此同时, 众多相关产业, 例如餐饮业, 度假酒店以及各种娱乐设施的建设也快速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了吃喝玩乐一体化的优良旅游条件, 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眼球。各个产业的建设相辅相成, 群众的需求量不断增大, 正是当今旅游经济迅速发展的契机。城镇化的建设使得当今一些居民手中的资金逐渐流向满足自己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方面, 旅游尤为主要, 而消费者的日益增多, 使得旅游业收入的资金巨大, 投资者又可以利用收入的资金来维持整个旅游业的良性循环并且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必然的。

二、影响城镇化进程和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

1. 发展局势的限制

城镇化的建设较为缓慢是目前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主要局势。目前, 中国的乡村型社会仍然在当今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短时间内想要快速进行全面的改进实属困难[3]。改进乡村型社会, 首要的就是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等等, 其中又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 涉及的范围较为复杂, 而在实际操作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农业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要产业, 在城镇化过程中, 一旦在农业淡化, 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可代替产业少之又少。农村城镇化可代替产业中进行服务业建设, 但是农村本身的地理条件与人才不一定能够满足, 而进行工业建设则需要耗费人力财力物力较多。农村发展现状不单单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 也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不利因素体现在城镇化范围的局限性与城镇化发展的缓慢, 因此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2. 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以及当地的人文历史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例如名胜古迹。在这种条件的影响下, 在城市化淡化农业后, 农村仍然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古迹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吸引消费者, 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4]这一点在中国现今非常有特色的古村古镇中体现的尤为突出, 比如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省婺源县就因拥有大量的明清时期古建筑而闻名于世, 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景区。在服务业发展起来之后, 再继续发展工业, 服务业的发展为发展工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基础。在考虑工业发展的同时,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5]在拓宽旅游业与工业的同时, 当地的人们的世界观也随之改变, 旅游业与工业的共同发展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地生活,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因此能够激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此时人才的培养能够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储备条件。工业发展为旅游业提供经济条件, 旅游业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更多优秀的人才。二者共同促进城镇化的推进, 使得农村城镇化更容易实现。

3. 具体环境的影响

在城镇化建设中, 农村当地自然环境对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环境比较封闭的农村推进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困难的, 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村发展现状实行城镇化建设。农村城镇化应落实在先易后难的解决方法上, 在具体环境比较开放的农村实行城镇化建设, 在自身具有旅游景点优势的农村进行城镇化建设。在这两种环境的农村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其自身本就具备一些条件, 也就是说并非是零起步且这些条件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推进具有一定的作用。

城镇化建设与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政府的支持, 人才的调动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等等。城镇化建设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至今, 随着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 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改变了, 目前很多中国的农村正以发展旅游业和工业促进农村城镇化的经济建设。显而易见, 城镇化建设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桥梁, 促进了旅游经济的稳定、快速的发展。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增长, 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尤其是在21世纪, 我们生活在高楼林立, 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都市中, 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增大了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因此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于是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 积极的打造旅游胜地, 加大扩展旅游业经济的建设, 使得城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 不可分割。与此同时, 旅游业要发展就必须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设, 与城镇化进程相互推进, 实现互利。正是由于城镇化的飞速发展, 给了旅游经济发展带来一个契机, 使之成为了当今社会第三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之一。

关键词:城镇化,旅游经济,互利

参考文献

[1]王新越.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14.

[2]李欢欢, 李雪铭, 解鹏, 杨俊小城镇的旅游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3 (3) .

[3]胡爱娟.城镇化建设对旅游资源的影响及策略探讨[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9.

[4]张春燕.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评价模型[J].统计与决策, 2014.

中国城镇化进程分析 篇10

关键词:山区农民;城市化;心理驱动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12-02

任何人做事情都有内在动力,心理动力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从继承而来的本能和生物驱动需求中产生的,而且为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获取最佳生存状态、达到生理唤起和心理满足的行为提供的力量,也就是心理驱动。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因为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心理驱动,正是这些内心的驱动力促使人们努力工作,达到目标和要求。山区农民一般是在空间上距离城市较远,交通不方便,经济上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山区农民也是参与城镇化进程的行为主体。山区农民所产生的心理驱动和城郊农民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些人由于距离城市较远,享受不到城市公共资源带来的便利,因此,对城市充满了向往,他们是最关注城镇化的一个群体。

一、山区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心理驱动

改革开放以来,山区农民开始走出大山,走进城市。他们感受到城市和山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落差,也就产生了心理驱动。

(一)做“城市人”的心理驱动

山区农民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掌握一技之长,因此,在城市从事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非技术性工作,身份遭受歧视,甚至很多时候连血汗钱也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心理上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发誓下辈子再也不做农民。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让农民看到了希望,在成为“城市人”的心理驱使下,开始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辛苦供应子女上学,希望通过孩子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下一代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另一个做城市人的表现是在城市买房,山区农民一般在所属县城买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因此,他们在镇上或者小县城买房。小县城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山区农民不脱离土地生活,客观上也为他们成为“城市人”提供了生存保障。

(二)成为“有钱人”的利益驱动

进城务工的农民都希望自己能发财致富。山区农民也不意外,在客观上来说,他们更希望自己成为有钱人。山区农民喜欢现成的实惠,他们更看重金钱。在寻找发财致富的道路上更关注的是如何找到捷径。甚至不惜为了金钱进行坑蒙拐骗甚至去绑架、贩毒,沦为罪犯。中国彩票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财富神话,山区农民也热衷于彩票,很多人做着一夜发财的美梦,对财富的羡慕与渴求毫不掩饰,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投机心态非常严重。有些农民为挣钱进入不法分子的圈套,造成悲剧。因为利益的驱动,造成山区农民敢为“钱”铤而走险,不能不说是城市摧毁了他们。

(三)渴望被接纳的心理驱动

山区农民弱势心态严重,他们辛苦工作,尽心尽力,希望得到城市人的肯定和认可,然后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因为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山村农民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相对较弱,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在文化上的差异,所受的教育不同而造成他们之间沟通上的障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认知差异,这是山区农民很难改变的,客观上也就造成了市民对山村农民的歧视和难以接受。

山村农民的心理驱动还有很多,比如各种权利诉求等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暂且不论。

二、山村农民的心理驱动对农民自身产生的影响

山区农民的特殊性造成了山区农民特有的心理驱动。在城市里他们感受到城市文明带来的冲击,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每一种心理驱动都是山区农民自身变化的结果。因此,对山区农民的各种心理驱动,我们都应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一)心理驱动促使山区农民自觉提高自身素质

人生中一定要有目标和追求,没有目标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山区农民追求的目标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和城郊农民不同,城郊农民因为国家政策倾斜和失地赔偿可以使城郊农民成为一夜暴富的城里人,山区农民不同,山区土地开发价值较低,没有人愿意投资。因此,山区农民对城郊农民有一种本能的羡慕。在成为城市人的心理驱动下,他们往往在自身素质的提升上会从自发走上自觉,自觉地学习、参加一些技能培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素养,学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和穿着打扮,模仿城市人的生活。山区农民在城市生活几年,再回到乡下,他们会感到生活极不习惯,对山区的生活习惯、卫生、教育等等会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一些有文化的山区农民会对国家的“三农”政策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山区的发展他们更为关心。这种心理驱动使山区农民关注的话题转向山区未来的发展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也是山区农民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心理驱动使山区农民摆脱乡土观念的束缚

山区农民群体和城市市民群体就像一个事物的两极,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两大群体之间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交流与融合,其中包括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山区农民群体是在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成长起来的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继承者,农民群体的文化从文化属性上来说是属于村落家族文化,村落家族文化生根于土地,根植于家(宗)族,承载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内核,规定着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有品质,村落家族文化有生存、维持、保护、延绵、族化、文化等方面的功能[1],与乡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相对边缘化的山区农村,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家族文化对山区农民具有更强烈的束缚,这就越来越造成山区农民和城市的脱节。城市是一个有规则的地方,与山区靠宗族维系的传统习惯完全不同,因此,山区农民在参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的内心驱使他们极力摆脱乡土观念的束缚,尽快融入城市。但是,城市对山区农民的接纳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给山区农民造成强烈的心理落差。这就是人为地造成了山区农民在心理上的不平等,被视为“二等公民”。这种歧视从客观上也强化了山里人的倔强和不屈,“一定要成为城里人”成为山区农民的梦想。于是,山区农民开始改变自己,无论是积极融入社会还是反其道而行,山区农民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这种改变对乡村家族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而也破坏了特有的乡村家族文化。

(三)心理驱动使得山区农民犯罪率居高不下

这几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从客观上说也是他们在参与城市化进程中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山区农民产生的心理失衡,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引导和疏通,在心里越积压越严重,最后导致他们开始仇视社会,报复社会。山区农民在城市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自我约束力开始下降,周围只要有诱发犯罪的因素,他们就有可能铤而走险。这种犯罪和他们的心理驱动密切相关,也就是金钱驱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偷盗、绑架、抢劫等等。这也就是山区农民在心里驱使自己要成为“有钱人”,要成为“城里人”,要在城市买得起房,孩子上得起学,能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人认可和接纳,要在山区同乡面前活得体面等等。山区农民最看重的就是金钱。这些心理驱动,造成他们敢于通过自己的方式达到目标,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合理引导山区农民的心理驱动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今天,山区农民的心理驱动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无论山区农民是成为“城里人”还是成为“有钱人”的心理驱动,这都是山区农民的理想和愿景,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根基。户籍制度不应该成为山区农民在城市生活的障碍,必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使山区农民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真正平等的人身权利。尤其是对山区农民的子女,应享有和城市孩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孩子是山区农民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山区农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一样接受平等的教育。户籍制度困扰中国很多年,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的改革是重中之重,也是城镇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城镇化的目的应该是以消灭现行的户籍制度为终极目标,这也是农村人和城里人身份差别消失的标志。

(二)政府加强对山区农民的培训和引导

山区需要建设,山区建设更需要人才。政府应加强对山区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教育,尤其是加大对山区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帮助农民找到适合山区发展的技术和项目。政府还要加大对山区的资金投入。山区一般资源丰富、交通不便,政府应该引导山区农民因地制宜,开发山区,使山区农民不脱离家乡就能致富,在家乡就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山区农民最了解山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引导山区农民建设家乡是政府对山区农民的最大贡献。对于想走出山区的青年农民,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技术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山区农民在城市才能有立足之地。

(三)政府为山区农民的心理驱动提供必要的帮助

城镇化的目的就是要农民融入城市,让农民变为市民,使农民能够享受到城市的资源配置。对于进城务工的山区农民来说,他们表现出来的心理驱动是合理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政府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在住房、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给山区农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不要在政策上歧视他们,给他们营造一个适合的良性发展空间,只有这样,山区农民才能真正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建设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参考文献:

[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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