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

演化经济（精选十篇）

演化经济 篇1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 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 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 无形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看来,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 运用统计分析方法, 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 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 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 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 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 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 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 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 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 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 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 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 用历史的、动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阶段和问题, 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起飞阶段, 成熟阶段, 群众性高消费时代,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和核心, 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 才能实现工业化, 进入发达社会, 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罗斯托认为, 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 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 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收人低、资本短缺困境的过程。收入低, 资本短缺,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于如何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 缺乏实证分析, 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 罗斯托的理论应与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相结合, 这样更具有解释力。

三、内生规模收益递增论

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提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 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增长理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1986) 。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 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二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 (1990) 、等人提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不断增加, 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罗姆 (1990, 1991) 、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四、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 开始着手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 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加以实施, 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 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此时, 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一方面, 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 一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 又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可见, 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 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 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 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结论

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多个学派。面对这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 我们认为, 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建立起来以充当这个角色, 使单个的经济学家得以在他的脑子里把所考察的变量的相互联系给予分类, 这就可能较容易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交流。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演化历程。同时, 对各时期不同流派理论观点主张进行归纳和比较。

关键词：经济增长,流派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篇2

作者：刘文超

学术月刊 05期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02-0073-11

演化经济学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启发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反主流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的直接开创者是旧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凡勃伦在18的论文《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中，开启了运用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的尝试。之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影响力微弱，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演化经济学的强劲复兴。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破冰之作。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汇集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旗帜之下，他们不仅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而且从熊彼特、哈耶克甚至马克思等人处获取灵感，广泛地吸收了当代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当前，这个学派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纲领与范围：坚持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运用“多样性―遗传―选择”的分析范式，研究创新及其引致的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等主题。当代演化经济学已被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①

人类行为理论向来是经济学流派争鸣的“兵家必争之地”。演化经济学注重人类行为基础的研究，它认为，只有当批判的武器指向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核心原则和微观基础时才有效；同时认为，一些反主流学派因为没有提出任何有关行为人的理论以取代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学说，新古典体系的中心仍然没有受到挑战，而演化经济学正在经济学的核心发动一场理论革命。②本文旨在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在逻辑，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方式与深度，演化经济学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替代方案的内容与实质，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是否超越了“理性人”假设。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

为了便于展开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动机、能力和相互作用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简化处理和标准化界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行为的新古典假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的内涵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命题：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一)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被认为是追求自身效用满足的利己者：消费者通过消费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生产者通过利润的追求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效用的满足程度由效用函数来描述。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偏好是决定效用函数形式的内在依据。进行个人行为模型的构建需要效用函数作为逻辑起点，但效用函数的特征和性质要以个人偏好的假定为前提。“新古典理论主要是由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编制而成的。”③在新古典世界里，人的偏好具有利己性、主观性、外生性、同质性、稳定性等特征。

古典经济学尤其强调人的利己“本性”，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要把经济学变成“自利的力学”“苦乐的微积分”的主张，曾一度把人性利己观推向了顶点。但在新古典体系确立之后，利己“人性”已成为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了，它体现在市场主体对效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

偏好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感受，它自然是主观性的。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的特征是可以把握的，由此形成所谓的心理规律或偏好公理，但是这些心理规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是不可知的，在经济分析中它是不能也不需要进一步还原的最原初的因素和起点，是绝对的外生变量。对于所有个人而言，都受不可溯因的相同的心理规律支配，无一例外，所以不同人的偏好具有同质性，给定完全相同的客观条件约束的人，遵循相同的心理规律，必然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动。

新古典经济学还假设偏好是稳定的。首先，偏好是情境无涉的，也即个人偏好不会随着个人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偏好是制度无涉的，这是指个人的偏好不会因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个人偏好是比制度更本源的经济范畴；再次，偏好是关系无涉的，人的偏好不会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人不会有从众心理，也不存在炫耀性消费。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偏好抵制了一切外在环境因素的渗透和塑造。

(二)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

在经济学中，“理性”用来描述人的行为能力特征。但理性的确切含义在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追求自利的市场活动主体，在市场交易中，会进行盈亏得失的精密计算。而从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最大化选择，确切含义是，市场行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使得所追求的目标最大化的决策。明确的最大化假设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

第一，最大化假设为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微积分方法引入经济学开辟了道路，个人的选择问题就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问题。第二，由于个人选择问题被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所以决策过程被忽略，选择是瞬间做出的。第三，在行为建模时，可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调整，但最大化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通过对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各种变换，给予经济增长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推理过程都是数学中的最优化方法。第四，最大化假设的合理性来自一些隐含的假设。这些隐含的假设包括充分信息，即行为者完全知晓备选的行动集合；个人具有足够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掌握最大化的相关理论；运算分析过程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运算是不会出错、不需要修正的。

(三)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市场均衡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个人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社会协调问题和行为确定问题。

按照前述的两个假设，每个人都从私利和效用的最大化出发选择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会不会因此而陷于利益冲突和全面瘫痪状态？这是“理性人”假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此，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表达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天然和谐统一的观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用更为精巧的均衡理论论证了分散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另外，根据最大化原则进行推论得到的仅仅是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但要确定具体的行为本身，还需要以实现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为条件，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均衡假设满足了这一要求。

均衡价格是一个美妙的变量，它是所有个人追求最优化的结果，但又独立于每一个人；它使所有有关的个人都选择了对他来说最佳可能的行为，且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④在模型中，均衡价格、均衡数量的确定只需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联立方程组得到，但现实经济是否均衡、是否存在均衡价格，却不是由数学能证明出的，对此，“市场均衡”的判断与其说是现实经济的揭示，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假设、一种方法论工具，“均衡是市场经济学家描述现象并预言事物未来发展方向与结果的原则性工具”。⑤

二、“理性人”假设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并非来自经济学家随心所欲的编造，它是服从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需要的。

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方法论上的演绎主义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经济学的主流传统。经验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归纳和演绎是进行推理的方法，它们可以将直接知识扩展到间接知识。19世纪是科学哲学中归纳观点盛行的时代，但即使如此，在经济学中演绎方法却居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哲学上的归纳主义全面衰落下去，逐渐兴起的是由美国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推理模式。“假说―演绎”模式的兴起与“归纳问题”有关。“归纳问题”是指由大卫・休谟注意到的归纳的合理性问题：经验证据由单称命题构成，要得出的结论是全称命题，无法通过归纳方法对全称命题提供一个归纳性的证明。“假说―演绎”模式用演绎方法取代归纳方法来解决“归纳问题”。这种推理模式认为，待解释的事件由初始条件和至少一条普遍定律演绎推导出来，这些初始条件包含了对被解释事件的说明，也就是通过把所要解释的事件归入普遍定律来得到解释。在演绎中所用到的普遍定律并不是通过对事件的观察进行归纳得到的，它仅仅是一种假设，甚至是猜想。由初始条件和假设演绎推理得到预言陈述，这个预言如果经过经验观察证明是真的，那么，假设就得到了确证，是可以接受的。可见，假说演绎法是力图回避归纳问题的，因为“根据这种观点，科学理论是(演绎地)‘基于’经验观察之上的，但并非原原本本(归纳地)‘建立在’那些观察之上”。⑥

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说演绎方法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实施，并且以更为丰富的变种的形式存在，约定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是典型代表。

在约定主义者看来，理论或模型不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而只是相对于现在可接受的约定的标准来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理论只有好坏，没有真假”，理论工作者的目标就是根据普遍接受的好理论的标准选出“最好的”理论。选择理论的标准有“简单性”“一般性”“数学上的精确性”“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等等。约定主义方法论的实质是通过对经济理论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的做法，来回避归纳问题。约定主义是用理论好坏的判断代替了理论真假的证明。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科学哲学中“假说―演绎”模式在经济学中最直接的体现。弗里德曼的观点是：经济理论的唯一功能是进行经验预测；预测最准确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好的假设的检验标准是其有助于理论的预测；一般地，理论越是有意义，其假设就越不现实；不应因假设的不现实而贬低有预测能力的理论。“那些真正需要的、有意义的假说，它们的‘假设’是对现实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⑦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已把理论假设的功能性推向了极端，使得经济学假设避开了任何形式的批判和检验。

萨缪尔森提倡一种“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也即，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事件，而不能超越可观察的经验事件本身去探究所谓的内在的深层的原因。科学理论的解释无非就是对时间先后继起的经验现象之间连结关系的合适的描述。对经济学而言，所有个人行为假设的连结即构成一个所谓经济“理论”的东西。“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⑧萨缪尔森的描述主义是为数学模型建立者服务的，事件之间的没有因果机制的连结最有利于用数学函数关系来表述。正如马克・布劳格认为的，描述主义“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二者都是用理论的描述代替理论的解释，用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功能来阻止对假设前提的任何质疑。⑨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演绎主义方法论主张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演绎方法的特征做如下概括：(1)演绎法是归纳法的替代；演绎是从假设前提出发，逻辑一致地推导出一定的结论；为了避免无限回归，作为逻辑起点的假设前提要避免做进一步的证明。(2)假设前提无所谓对错，只是产生预测的方便的工具，可以通过理论的预测力对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验证。(3)经济理论通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简单化的处理、通过数学的运用，实现其形式上的精确性、简单性；假设前提要符合经济理论对精确性、简单性追求的这一要求。(4)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表层的拟合，而不是深层的揭示；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关系就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推动着演绎过程的展开，“没有事件的连续性，演绎的理论化模式将无从起飞”。⑩(5)均衡是理论的闭合条件，演绎结果要进行均衡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主义方法对人的行为假设提出了特殊要求，由此出现了“理性人”假设所呈现的重要特征。可以说，“理性人”假设获得了演绎主义的内涵。

第一，演绎法都有一个逻辑起点，这个起点类似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一”是世界万物的因，但它不能再有因，否则因果追溯下去将无穷尽。支配人的行为的动机作为理论推理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起到这样的功能，它是各种由人的行为构成的经济事件的根本原因，但它也必须能阻止对自身的探因。这就要求人的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本性”，能够对情境、制度、关系等社会环境具有十足的免疫力，它是超级稳定的。

第二，演绎法具有逻辑一致的特点，初始条件明确给定的状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给定行为人的初始条件和动机，他的行动必然是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样的行为被称为是理性的行为。这样就必须对人的行为进行一系列限定，避免不可预测的或反常的结果的出现。行为人的偏好集是严格凸的，而不仅是凸的；行为人追求的是“最大化”而不能是“满意”，因为前者的解是唯一的，而后者的解有多个。为了具有可预测性，还要求外在的扰动是不允许的，信息是不成问题的，错误是不能发生的。

第三，演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演绎结论对现象的良好拟合，由于演绎过程是逻辑一致的，所以要实现推论对现象的拟合就只有调整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为了实现理论结论与现象的一致，可以对假设进行任意的“裁剪”。例如，根据一般的效用函数特征的设定可以逻辑一致地推论出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但是当观察到吉芬商品现象时，就必须也只能通过改变效用函数的设定来进行重新解释，在其中强调了需求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区别。但是当进行理论分析时一般又会忽略这种反常情况，而又回归原来效用函数的假设状态，收入效应会被弃而不谈。

第四，演绎过程是经验事件的连续连结，经济过程被看做人的行为的连续连结：“无论何时有事件X，则有事件Y”。例如，函数关系Q=f(P)，Q/P＜0，它表明：每当有价格P的上升(或下降)则有需求量Q的下降(或上升)。这种以事件连结为特征的演绎方法要求人的行为是易于理解的。这要求人是原子式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例如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类的区别；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因果机制，例如群体的行为完全等同于个体的行为，劳动供求与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市场个人行为，与工会等无关；变量之间只有量的关系，没有质的差别，例如生产函数Q=f(L，K)中，劳动L和资本K之间是可以无摩擦地进行替代的，劳动者被当做机器来处理。

第五，均衡假设在演绎方法论中承担了重要职能：作为模型的闭合条件，它使推论的结论是确定的，而不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例如供求的均衡得到了唯一的、确定的市场价格和行为者选择的数量。

三、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

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并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把人性视为“永恒给定的东西”，它是外生变量，是无因之因，仅仅服务于逻辑推理需要的工具。演化经济学认为，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都具有前因后果，对事物的科学解释就是要阐述它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序列，人性假定也不能逃避因果解释。无论人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都必须对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进行说明。没有因果过程的、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仅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不仅仅是基于理论上逻辑论证的需要，它必须是对人类行为的“真实描述”。为了成功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应该借鉴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经验性结论。与之相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武断、傲慢的态度进行排斥。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没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就像机器人或自动机，按照输入的程序机械地、确定地运动。凡勃伦对此有过经典的描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像一个孤立的同质的欲望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刺激消失又恢复原状。他评论道：“他们把人性视为一种被动的、实质上是无生命的、永恒的给定的东西……这种快乐主义的个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原动力。不是生命过程的中心。”(11)霍奇逊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虽口头上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对人类自我反省、智能、意图这些观点的深入分析，所以陷入了机械论中，其理论中的人类行为像是由自动控制来完成的，没有给“真实”的选择留下任何余地。(12)如果仅仅把行为主体看作“欲望的小球”或是“自动机”，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那么，这种主体更接近于低级生物，例如蚂蚁或蜜蜂，而不是人类。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全知全能的最大化者。对演化经济学而言，人的“超级理性”假定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必须理性思考所有事物，我们的理性系统将会因为数据的过于庞大而陷入瘫痪。”(13)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超级理性假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行为人一定具有解决手头任务所需的恰当运算法则和知识，但从不解释它们是如何、在何时做到的，因为超级理性的假定已使这种关于人的行为能力如何获得的探讨成为多余的了。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解释社会整体现象，要从作为其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人开始，进一步把个人还原到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所谓自然状态。演化经济学认为，抽掉制度因素的做法并不可行，社会整体现象是由所有个体互动产生的，这种互动必然涉及人们的语言制度、行为规则和风俗习惯；人永远是社会存在，这必然导致制度与人是同生共存、不能分离的。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真正地剔除社会制度因素，把人还原到原始自然状态，他们都是把一些制度因素作为假设前提偷偷地塞进理论中，例如，私有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自由契约制度等都是他们暗含的假设。

第五，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静止的均衡状态，个体间的行为是一致的，实现了完全协调。演化经济学批评均衡理论把经济系统看作一个保守的封闭系统。考虑到经济系统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差异性，考虑到行为主体与结果的相互影响，经济系统的动态不稳定性就应该得到承认。新古典均衡假设，抽掉了时间因素，把静止看作常态，把市场竞争看作是瞬时资源分配。这种做法并未阐明竞争性斗争本身，因为它忽视了真实经济过程的研究，不确定性、暂时的收益和损失、技术进步的摸索性质、企业的特点和战略多样性统统消失。演化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是千差万别而不是同一，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是斗争与冲突而不是一致性交易，这些行为特征都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个体的完全协调的均衡假设相违背。

四、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缺陷产生的本体论根源的揭示

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本体论的批判。本体论是关于世界存在的根本状态的观念，又称“世界观”。它是比认识论、方法论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范畴，正是人们在关于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上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本体论观念支配着人们的理论思考，但它往往是潜藏在人们的意识中发挥作用，当事人并非都对自己的本体论观念有自觉的认识。“演化方法讨论的是基础性的问题：它不仅要求对新的理论空间进行深入探讨，而且要求重新思考其本体论范式预设。”(14)经济学习惯从自然科学处获取灵感，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范例和模板，但当它借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时，无形中也习得了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观念，并由之塑造出了自己的核心假设。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设的深入批判，需要追溯它的起源，因为在起源中隐藏着本体论。

新古典经济学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它把世界看作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转的机器。这种世界观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对牛顿物理学的顶礼膜拜和倾情专注的模仿。对杰文斯而言，经济学理论与力学类似：交换法则类似于杠杆的平衡法则，财富与价值的性质，正如力学的理论，以无限小量能力的均等为根据。所以他自称要创立的经济学是“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马歇尔看到了人类社会非机械性的特征，但他还是认为力学类比是必要的，他说：“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15)

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崇拜和模仿的牛顿物理学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它又给我们描述了怎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呢？牛顿根据一些选择出来的现象，例如月球、地球的运行轨迹及其质量特征，用数学推算的方法推出自然界的力及力的基本定律，然后再把这一结果推广到所有行星的运动上去，于是整个太阳系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就可以从这一基本定律中推演出来。进一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从这一最简单的重力原理中去寻找原因，而重力产生的原因不必知道，这是一个次要而无关的问题。牛顿展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由受重力支配的有质量的物质组成的，重力法则对所有事物都适用，无一例外；在重力法则支配下的事物的运动是确定的，给定初始条件可以追溯它的过去，也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事物被简化为质点，可以任意地分割或加总，其内在力量不会改变，都会受到重力法则的支配。这是一个原子、静态、确定的世界，由此多普菲把机械本体论概括为三个公理：(1)同质的世界。事物之间没有差别，受到不变规律的决定。(2)无结构的世界。实体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实体特征是独立于其他实体的，不会因整体结构改变自己的内生力量。(3)无内生变化的世界。在系统中，只有连续的运动或静止，系统内不会内在地、自发地发生变化。(16)

依照机械本体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才能够得到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企图把经济学建立在对微观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特征的分析基础之上，他们选择了牛顿力学范式：确立支配个人行为的普遍适用的“力”及其规律，由这一规律去解释所有由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复杂经济现象。(1)在这里，借助于数学的演绎法作为唯一重要的方法，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确定的、封闭的系统中，初始条件与结果之间是确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完备的初始条件和基本规律的运用必能推导出与客观事实一致的结果；另外，人的效用追求就像重力一样牵引着人的运动方向，只有进行计算才能确定这些力作用的结果。(2)由个体推论整体，由个人说明社会的还原论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社会整体无非是个人的简单加总，不存在整体结构，整体不会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个体属性不会因社会因素的侵入而改变。(3)个体特征被看作是外生变量不予研究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支配人行为的力及其规律是永恒的、普适的，能否发现它存在的原因并不会对预测结果有任何影响。(4)经济均衡思想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没有外在能量的输入，没有内在力量的累积，相互作用的力必将形成稳态均衡，直至有外力的干扰。

可见，演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机械本体论，只有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演绎方法论的主张才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而“理性人”假设完全是服从演绎方法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它构成了演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了演绎方法论的辩护。所以“理性人”假设得以成立的最深层的根源是机械本体论。

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主张

机械本体论是有问题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揭示出世界的存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状态：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牛顿的封闭、静止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特例；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系统，重要参数的微小变化能够引起戏剧性的结果，所以在开放的条件下，自然界没了必然性；现实世界作为一个不断有能量注入的系统，当外部控制参数达到临界值时，就会产生新的巨观模式，所以宏观结构是存在而且会变化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牛顿物理学隐喻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本体论预设负责。“力学隐喻排斥了知识、质变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使经济学陷入均衡系统的困境，其中不存在任何系统错误，也没有任何累积性的发展。”(17)演化经济学家反对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思维，他们转而求助于生物学尤其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的主要见解是，物种进化是环境对更适合生存和繁殖的变异不断地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思想撼动了传统的机械本体论立场：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以生物的多样性为前提；其次，达尔文认为，物种进化过程是适应和选择的过程，个体与环境是互动的有机整体；再次，达尔文进化论展现的是持续的无止境的变化，因为变异是持续不断的；最后，达尔文通过累积的因果解释说明了物种的起源，他的信念是“万事皆有因”。达尔文进化论蕴含着与牛顿物理学截然对立的本体论观念：世界是一个充满奇特事物、新奇不断涌现的、多样性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结构的系统，这个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地、无止境地演化。

演化经济学不仅通过生物学隐喻的运用间接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而且通过自觉的思考和探索来界定和明确自己的本体论立场。它提出了一系列支撑演化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命题，其中多层级本体论和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具有重要地位。多层级本体论认为，实在具有不同的层级，例如，自然的、生命的、人类个体的和社会的层级。一切事物都分属于不同的层级，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每一层级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同时又对其他层级具有依赖关系。各层级之间以“涌现”特征产生关联，高层级事物是其组成元素的低层级事物的“涌现”。涌现现象是系统整体的性质，涌现物具有其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性质。较低层事物的原则是较高层次原则或假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较高层级的系统对较低层级的系统具有约束和塑造的作用，二者分别被称作向上、向下的因果机制。

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是对多层级本体论的延伸。这种本体论认为，心智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却是自主的一部分。“心智是世界的一种要素，但同时它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镜像，这种镜像指导着包括科学观察者在内的人类行为。”(18)研究人类行为的任何方法都必须承认心智的客观实在性，“心智重要，这种思想是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假定”。(19)由于心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导致了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之中，所以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承认心智独立性的二重本体论为展开对人类认知过程的分析铺平了道路，脑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应被纳入到人类行为理论的研究；承认心智和世界的二重存在性，才能探究主观心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及其持续的交互作用；强调心智重要的本体论排除了建立形式化演绎体系的可能性，因为人类学习是开放过程，由此导致世界状态的集合是变化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能被包容进一个封闭的、决定论的演绎系统。

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它不同于原子、静止、封闭的机械本体论。本体论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对人研究的结论，而且它会带来方法论的变革，由方法论的变革影响到对人的研究。这种世界观将直接否定数学化演绎方法的应用，它更倾向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比较方法、抽象方法、经验观察方法都将得到重视。在方法论上没有了对演绎方法的依赖，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为了方便进行演绎而对人的特征过度抽象的现象将会避免，而更为全面、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将被综合进来。下面将看到在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演化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新见解。

六、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一)人是创造和利用规则的动物

演化经济学认为，知识主导着行为者的认知和行为。知识是行为者对世界的状态、自己的目标和偏好、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解。知识是通过行为者与环境互动、不断的试错而习得，通过规则的形成而得到保存。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依赖的是已有的规则，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规则又被称作“习惯”或“惯例”，它类似于生物体的基因：基因储存着自然环境的信息，决定着生物体的体征，规则储存着知识，决定着行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被遗传，规则则通过模仿、教育而被传承。规则可被区分为认知规则和社会规则。认知规则是指人的认识论规则，社会规则指群体互动中的人的行为规范。

依规则进行认知，就是把面对的问题看作是已经发生过的老问题，按照已有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解决。这些经验规则储存了以往成功认知活动的知识，只有当这种经验规则无法适应新情况，与现实产生明显冲突时，耗时费力的审慎思考才登场；通过审慎思考，摸索出新的认知，然后，这些新的认知就会变成规则、惯例，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行为人又可按惯例“因循守旧”的进行思考。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是遵守社会规则的。社会群体又有不同层次，例如，个人组成的企业、企业组成的产业、产业组成的整个市场，每一层次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储存了该群体的集体知识。纳尔逊和温特把类“基因”概念――惯例――引入到对企业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投资、研发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惯例，企业的运转依这些惯例而进行。“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企业依靠运用来“记住”知识，正如个人依靠运用来记住技巧。(20)社会活动的惯例化表现为个人行为的惯例化，社会知识必定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但其内容主要取决于个体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构环境的存在，因为组织化知识是默示的知识，只有通过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才能使这种知识呈现出来。

(二)人的行为是相互适应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他是处在主客观世界、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之中，个体的行为特征是由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而相互决定的。个体的行为创新会改变环境(群体状况)，而环境的变化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反馈，于是在个体与整体环境之间产生了循环―累积关系。二者的关系之所以是循环的，因为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之所以是累积的，因为每一种新的情况是此前情况的变化，同时又引起了后面的变化。这种行为者―环境互动关系最关键的特征可描述为：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仅是它自身特征的函数，而且是群体中其他个体行为决策的函数。例如现实中某些人之所以采取一种行为，仅仅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这表现为“追随效应”和“从众心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因为别人都在采取这样的行为，所以决定了我不这样做，这是一种追求“标新立异”“不落俗套”的反应。循环―累积关系还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当一个群体中存在多种创新行为时，可能会因某种事件使得某种创新行为在群体中的采用获得了更大比重，此时该种创新就会相对其他创新获得了“规模经济”，最终排挤掉其他选项而获得了支配地位，虽然被选择保留的此项创新未必是最优的。个体间互动与循环累积的另一个结果是“适应逆转”现象。通过行为创新，起初适应环境的个体并不能保证永远适应，因为随着采取适应行为的个体行为的累积作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行为在新形势下也许变成不利的了。循环―累积的分析方法，既没有把个体视为给定，也没有把环境视为外生，而是通过二者的互动关系使它们同时得到了内生解释。

(三)人性是社会嵌入的

个人对自身之外的社会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为个体行为以社会环境作为约束条件而调整，而且表现为个人内在的偏好、目标、意愿等所谓人性的改变，“标准和规则也并不仅仅是理性行为者决策和行动的‘环境’，它们同时在偏好中被内在化，并通过行为被复制”。(21)“经济制度将交往的特征普系施加到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身上，影响他们的交往、交往的方式和相互间的关系、所完成的任务，以及所期望的回报……影响着其人格、习惯、品味、身份和信念。”(22)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会通过心理机制影响个人的偏好。任何形式的理性都依赖于认知框架，通过认知框架信息被精炼、被解读，成为对决策者的操作有意义的内容。认知框架是关于问题是什么、需要达到的目标、可能的行为集合等的信念，这些信念来自行为人的集体经历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社会因素会影响认知框架，从而改变人的偏好。例如在货币制度和金钱文化中，对金钱本身的追求成为行为人的主要偏好和动机，但在一个实物经济制度中，人的认知框架是与货币无关的，在解读信息时，不会与货币联系起来，所以不会产生金钱偏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偏好是易变的。在人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随着实现的可能性的变化，人们的认知框架会改变，由此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最终，满足程度往往是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退而求其次”。

(四)个人之间是存在个性化差异的

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拥有从他的个人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唯一性。人的差异性根源于人类心智的开放性。人的心智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系统，而又极易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人的认知状态是千差万别的。认识上的多样性产生了行为的多样性。由于人的认知框架是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塑造的，人的认知和行为是社会嵌入的，所以处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人会有不同的特征。但即使生活在相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性要归因于导致人类心智开放性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即人类心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虽然人总是习惯借助经验规则来思考和行为，但当人们面对新环境时，或对现状不满意时，学习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派上了用场。新状况的界定、对自己状况(偏好、目标)的认知离不开人的想象和联想；设定了问题之后的解决对策的采用不是已有备选项的选择，而是备选项的创造，这需要人的创造力；对创造的备选项的评估不是对当前感受的评价，而是对备选项将来能带来满足的预期，这依赖于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的主观因素，它们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不仅形成了个人特性，而且还形成了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新奇会非规律性地出现。依曼特扎维诺斯(C.Mantzavinos)的说法，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只能在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随机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23)

(五)个体行为的协调表现为动态演化过程

以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宏观上的结果是对微观多样性进行市场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的内在机制是“多样性―遗传―选择”原理，协调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作为内生的、永无止境的结构变迁过程，结构变迁的过程表现为个体之间“脱协调―协调―脱协调”的循环往复。

经济系统中的成员，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的个体，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存在遗传机制确保个体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连续性；经济系统的个体成员面临经济环境的选择压力，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是有差别的，适应性强的个体重要性上升，适应弱的个体重要性下降，甚至消失。通过选择过程，个体的多样性减少，经济系统形成新的结构。然而，由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导致系统中的新奇、创新会不断出现，新奇和创新的出现和扩散又恢复了经济系统中成员的多样性。由此，选择机制再次发挥作用，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迁。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过程是内生的，这个内生因素就是创新行为。梅特卡夫(J.Metcalfe)为此特别提出，经济演化应是三阶段过程：多样性、选择以及从选择过程所产生的反馈。(24)在他们看来，选择结果对创新的方向具有引导作用：选择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引导了创新方向；选择的结果导致企业获得了不同的利润，而利润对于创新来说是可利用的资源；选择的结果导致了个体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变化是创新赖以产生的基础。所以，演化过程的反馈特征导致的结果是“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种子”。(25)

个体之间的协调状况是与创新和多样性的变化连在一起的，个体之间的协调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多样性的减少，个体之间的行为相互适应，产生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秩序，但随着创新的出现，多样性增长，已有的互补过程就会产生混乱，系统就有了脱协调，经济运行出现了摩擦和波动。经济过程表现为个体通过不断的学习寻求适应的过程。

七、关于演化经济学人类行为理论的几点评价

第一，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理论的“破”与“立”均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得理论分析更具穿透力和说服力。新古典经济学为“理性人”这一核心假设在方法论上构筑了厚厚的保护带，工具主义等方法论上的主张已有效回击了来自各方面的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而演化经济学通过批判更具根本性的机械本体论，摧毁了演绎方法论的根基，一旦演绎方法论被抛弃，则演绎方法论所辩护的“理性人”假设中的那些教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同样，演化经济学把自己的行为理论基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基础是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以此世界观为基础来理解人类社会与人的行为。本体论层面的公开对比，使得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的科学性更具说服力。

第二，演化经济学借助多学科的融合打开了人性黑箱。新古典经济学服从理论体系构建的演绎方法的需要，把人性限定为一种抽象的假设，他们禁止关于人性的进一步探讨。而演化经济学却追求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人的基础之上，坚持运用累积因果原理，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他们通过对演绎方法的否定排除了对人性展开深入研究的障碍；通过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实现了把知识、人类心智、认知框架等心理学概念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通过多层级本体论，建立了心智与生物体、社会结构的联系；通过心理机制实现了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演化经济学打开了通往人性研究新领域的通道。

第三，演化经济学重视对人的心智的分析，使经济理论更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重要，由心智出发推论出一系列结论。它强调了心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的作用：由于主观性的影响，不确定性、随机性会扰动经济系统，使之处于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状态，所以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创新会不断涌现，市场行为表现为以创新为手段的竞争过程，而不再是价格调节的瞬时资源配置方式。演化经济学强调了心智的不完备性，由心智的不完备引申出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制度规则的运用被认为是人类演化出的行为能力。关注心智使得经济研究更加接近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现实：真实的竞争过程、整体的非均衡状态、个体的多样性的生存形式，而不再迷恋于被经济学高度抽象的没有任何摩擦与冲突的均衡和谐状态。

第四，抛弃阶级分析方法的人类行为理论，将导致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无法深入。演化经济学把社会的多样性归结到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做法能够容纳进创新与新奇，但它带来的后果是规律性无处可寻，随机性将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失去意义。演化经济学承认引起行为多样性的原因包括社会结构，可事实却是，社会结构是以阶级、阶层、集团为内容的，它并不会带来个体上的差异，它只能带来阶级、阶层等整体范畴上的人的差异。演化经济学没有强调阶级关系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少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视角，而且也少了凡勃伦激进制度主义者的传统。这里的问题是，个体的异质性重要还是阶级、集团的异质性重要，社会的进化是阶级结构的变迁还是种群的变迁。不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制度主义的利益冲突分析法，社会结构就无法进入研究的范围，如此，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将大打折扣。

①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②③[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7、35页。

④[美]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236页。

⑤[美]罗斯・M.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5页。

⑥[美]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92-93页。

⑦[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⑧P.Samuelson,“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Rep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5,1965,pp.1164-1166.

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⑩[英]安德鲁・布朗：《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第86页。

(11)[美]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8页。

(12)(13)[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杨虎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173页。

(14)(15)[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11页。

(16)[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19页。

(17)[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第72页。

(18)(19)[瑞士]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90、91页。

(20)[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2页。

(21)[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第416页。

(22)[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周业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282页。

(23)[美]C.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梁海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第6页。

(24)[英]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冯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119页。

(25)[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第25页。

基于西方经济学演化规律的当代分析 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演化规律；选择性配置

一、经济学前史

所谓经济学前史，我的概念是在亚当斯密定立经济学坐标之前的经济学萌芽阶段。在西方兴起的重商主义阶段，这是人类在脱离自然经济之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财富积累的加速阶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使全世界的金银货币通过贸易的渠道流向本国，是使本国致富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手段，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资本家的贪婪还是精明商人的本能，或者是政治家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虽说商人不像农民那样从事具体的生产性劳动，但其创造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虽然依赖劳动人民的产品，但却是他们实现了产品的最大利润，商人使世界经济连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看似的低买高卖的手段却实现了要素的最优配置，如果不是对于价值的那份贪婪式的追求，我们很难想象还会有多少的资源浪费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威廉佩蒂告诉我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人的劳动、土地的价格以及资本的利息被认为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似乎发现了创造价值的真正要素，不是商人的投机买卖，而是他们对于农业和商业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如何利用三类价值要素来创造更大的价值。历史走到这里，经济学似乎已经露出了她神秘的面纱，选择性的经济配置似乎已经指引着人们走向光明！

二、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她主要为我们阐述了三点。第一，分工生产，相互交换能迅速增加财富。在我们现在看来，分工产生的专业化必然会提升生产的效率，也就是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价值财富，并通过交换实现价值。第二，劳动创造的财富随劳动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当时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劳动被认为是社会价值的来源，劳动的效率、激烈的竞争也被考虑到经济学的范畴之中。第三，分工与劳动都决定于资本，有资本才能分工，才能获得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带来的设备改良极大的促进了分工的进步，同时，斯密也认识到资本来源于人们的储蓄习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经济人假设，这是经济学最本质的定义，也是一直延用至今的假设。因为人具有主观性，而对于经济学规范性的研究必须制定一个统一的前提，这就是经济人。经济人追求的是利己，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实现了利他，这种利他是整体追求利己的结果，也就是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后期的经济学表明，结构性及有效性需求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结果，也就是在自由的市场中，贪婪吞噬了公平，自由竞争与自由追逐个人利益被看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财富的进一步增长遭到了需求的瓶颈，社会的愤怒终于在德国演化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著作在我看来是资本世界对于自身的反省，也是激起了经济学界分化的源头，人们认识到，价值财富的目的不在于生产出来，而在于人们能够享受起这些财富，如果剥削消灭了大众需求的能力，那么财富真的与垃圾没有区别。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引起的经济危机告诉我们财富的增长不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需要在经济增长与大众福利之间寻找一种均衡，选择性的经济配置更要合理性，因此，边际革命产生了。

三、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革命

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即边际主义经济学，它们在继承古典主义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认为边际效用才是经济人决策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发展到一般均衡理论，形成洛桑学派，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市场整体均衡，但是这种边际的均衡还是基数效用论的，直到后来的帕累托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及无差异曲线的概念，边际主义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航向。

帕累托认为，效用是可以排序并比较大小的，同时不同的人的效用水平也存在差异，并可以通过距离原点远近来表示。如此细化的数学方法引入，使得经济学问题的解决显而易见，这一点在帕累托解释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时候更是显露无疑。另外，帕累托在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方面提出只有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才能够实现国民收入重新分配或者收入均等化，同时在社会福利方面，他提出的帕累托最优也是指导社会改革的基础。

在我看来，帕累托之所以能对前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如此之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巧妙的运用了数学方法解释经济问题，这种直观无暇的解释方法在当代应用的体现就是计量经济学的飞速发展，计量经济模型的运用使得主观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客观无可争辩的模型来替代，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帕累托完成了近似于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定义，有了这种坐标式的指引定位，未来的时代必将是飞速的。

四、当代经济学与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能够被迅速接受的原因还在于满足了当时经济大萧条的需要，解决了时代的问题，但是这种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似乎违背了经济自由的原则，进而被当时的部分经济学家所反对。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能够促进消费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其次就是促进投资的低利率政策，由此也就出现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要点在于乘数理论或者说是杠杆效应，国家投资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循环而持续的。利率政策就是货币政策，通过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唯一要避免的就是流动性陷阱对于货币的吞食。同时，为了避免过度的干预，凯恩斯经济也在为竞争构建规则，也就是新的经济秩序——社会市场经济，这也被经济学界标榜为第三条道路或者是经济人道主义。

由此西方经济学也就迈进了有计划的经济增长时代，这里的计划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规划，相比较原来的经济漫无目的的增长来说，经济的有效增长可以被人们测算出来，这就使得经济学再次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这时的萨缪尔森对经济学进行了再次的综合，时代的推手就是当年西方国家陷入的滞涨困境，因而，历史也就进入了后凯恩斯时期。他们所强调的现代经济增长更加注重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把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定义为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创新，同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是实现创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主义学说也是对于凯恩斯货币政策的时代性发展，并看到了货币政策在长期与短期内不同的调整效果，最后认为只有奉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才会是经济有秩序的增长。

后期诸子百家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胜枚举，在此不做赘述。

五、总结

通过以上对于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发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追求，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但是经济学唯一坚守的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热爱，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个时代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本身的那一份坚守，才使得他们能够被历史铭记，并指导当代人民进行合理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同时也只有经济理论得到大众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平.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J].法制与社会.2008（05）

[2] 李文一.微观经济思想史学习心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J].现代经济信息.2014（15）

[3] 贾根良；姚开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 篇4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 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 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 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 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 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 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 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 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 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 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 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 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 可预见性极强, 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 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 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 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 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 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 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 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 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 从而让知识, 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 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 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 例如资本、企业等, 实施“退出”机制, 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 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 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 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 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 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 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 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 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 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 因此, 在制订区域政策时, 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 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 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 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 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 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 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 建立新的系统, 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 相对于局部变革, 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 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 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 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 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 保持多样性, 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 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 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 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 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 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 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 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 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 (4) 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 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 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 不过, 成功率较小。

摘要：根据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简要探讨面对区域间竞争、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局部变革或根本性变革, 应如何在区域政策方面进行完善。通过演化思想从区域政策的操作角度来分析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制订及相关方面等, 以便更好地理解区域政策的制订。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创新,思考

参考文献

[1]金铸.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3 (2)

虚拟经济演化中的路径突破分析论文 篇5

摘要：虚拟经济属于开放性的非均衡演化系统，其在演化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正反馈的影响而造成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且路径依赖方式不同。而为实现虚拟经济演化向着期望的方向发展，就应当积极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从高中生角度出发，简要就当前虚拟经济演化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分析，并在这基础上探讨了路径演化的突破方式。以期为我国的虚拟经济演化的正常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虚拟经济；演化；路径依赖；路径突破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虚拟经济形式逐渐出现并对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虚拟财富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了较大的规模与水平，改变了经济结构。而世界各国都逐渐对虚拟经济的演化研究投入了更高的重视和支持，并在掌握其发展特征与当前的演化现状的同时，还积极制定了相关政策来就虚拟经济的演化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该项研究在当前依旧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相关人员进一步的展开研究与探索。

一、虚拟经济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一）直观呈现的路径依赖

直观呈现的路径依赖问题主要是指当行为者在虚拟经济发展当中从方案1与2中选择了1进行运用，其他行为者出现忽略方案1与方案2的优化比较的情况下，模仿行为者的操作同样选择1。这样的依赖关系就是这里所说的直观依赖。但是这种依赖情况下所选择的方案并不代表是最优方案的选择，该路径的产生主要是建立在主观认知意识层面上的模仿行为。例如，当某企业要选择新技术进行投资，在决策环节，大量的模仿者参与就会造成创新行为锁定的情况，即该技术的创新扩散发展不是建立在传播结构上得到实现的，而是模仿者对他人的直接盲目的模仿所造成的。这种情况下的虚拟资本投资的实现，是在盲目跟风的依赖条件下形成的，该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将会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其将在不断的推进虚拟经济演化的同时，造成演化路径的锁定程度不断提升。

（二）隐藏下的路径依赖

虚拟经济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隐藏路径依赖，主要是指对虚拟经济投资造成影响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呈现下的集体的投资行为，而是经济演化过程中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行为人将选择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价值本身。而常见的隐藏下的路径依赖主要包括对工具创新模式以及过程创新模式依赖两种情况。其中过程创新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工具创新模式之上的创新行为，广泛的涵盖了虚拟经济的机构组成、交易模式以及监管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其是在市场支持与政府支持的角度上实现的，依靠工具应用推广和组织形式的演变来实现虚拟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变化。但是在虚拟经济系统特征以及环境的影响下，过程创新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会在接受到外界刺激因素的情况下作出及时性的反应，以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而在虚拟经济演化的过程中，交易模式也随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并实现了国际化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了实现经济虚拟化的重要性，不断的实现了模式的创新。

二、虚拟经济演化中的路径突破分析

在虚拟经济演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不仅要建立路径依赖理论，更应当在这基础上以实现虚拟经济演化正常发展为目标，加强对路径突破的研究工作开展，实现演化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动态化发展。而要实现路径的突破，主要取决于路径依赖的增强力量。所以，在就路径突破方式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应当将重点放在对市场行为主体认知的正确调整方面。要切实实现内路径突破，可积极从以下方面展开工作。其一，重视既存系统中的多个要素所具备的`非线性作用，就传统的路径方式进行突破。该方式其实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坚持，而该方式在当前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例如我国虚拟经济市场中的证券交易税的变革、股权变革以及市场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是建立在这一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二，利用虚拟经济系统以外的能量来将传统演化路径的锁定情况进行消除。该方式相比前者主要是强调突破行为的时间性，是突发性的突破模式。该方式常被用于虚拟经济所处的外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快速适应行为。例如，发生在苏联的“休克式”市场变革行为，就是依赖该突破理论实现的。总体来说，虚拟经济演化路径的突破，其实是为了避免在演化过程中受到负锁定的影响而试图开展的全新的演化行为。所以，在路径依赖下实现的锁定状态仅为当前状态，并不能决定路径在之后的演化方向。

三、结束语

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成为全球性的重要经济发展模式，其在多种条件下形成的正负反馈机制的影响下正逐渐的发生演化。而在演化的过程中其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性的特征，并主要包括直观显现以及隐藏性的两种不同的路径依赖形式。而造成路径依赖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认知依赖的影响。为了规范虚拟经济的演化发展，相关研究人员应当积极探索演化的突破路径，开展演化治理工作，尽可能的降低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华平,李菊妙.外向型经济演化的路径依赖分析——以宁波为例[J].管理观察,,(18):173-174.

全球危机闭环演化 篇6

放大视角看2014年，核心关键词既不是美联储变脸，也不是乌克兰大乱，而是危机实现了闭环。从2008年开始，我们似乎经历了三次，甚至多次的危机。但实际上，危机只有一场，只不过这场危机的演化是个圆环，从一站到下一站，危机的震心转移和形式转化如同在圆环上移动一样逻辑顺畅。

危机演化的逻辑，涉及到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信用支点，另一个是木桶理论。金融无论体现为什么业态，无论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其本质都是资金融通，即实现资金跨时序、跨主体的优化配置。而资金融通的支点，则是信用，没有金融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信任，资金融通就难以发生，即便发生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用支点的崩坏，而2008年以来各类信用的接连崩坏决定了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至于危机集中发生在哪个区域，则是由木桶理论决定的，木桶里的水总是会从最短板处流出，危机震心则总是会出现在信用支点最脆弱的区域。

从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下危机演化的大逻辑，让2014的现实在历史中回归本位。危机的第一站是美国次贷危机，表现为微观信用的崩坏，银行间流动性枯竭，进而引发整个市场的信贷紧缩。作为一场流动性危机，风险短板主要在美国，因为大部分美国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由于摄入太多有毒资产而发生了腐坏。

微观信用发生崩坏之后，政府将宏观信用注入到市场中，欲激活市场流动性，这就是危机后一系列财政救助发生的过程，但任何信用用多了都会崩坏。在抵补微观信用缺失的过程中，宏观信用也逐渐透支直至崩坏。于是危机进入第二站，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国家宏观信用崩坏的必然结果，而从债务风险分布看，欧洲是短板，于是危机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接下来，在全球各国的宏观信用都或多或少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又开始使用货币信用来抵补宏观财政信用的缺失，表现为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接连推出。而一旦宽松货币政策使用过度，货币信用也会发生崩坏，而货币信用的短板，是金融体系脆弱的新兴市场，于是危机进入第三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

实际上，危机第三站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印度、印尼和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曾发生了本币大幅贬值并引发金融混乱的状况。而2014年，危机彻底实现了闭环，危机的闭环包含两层内涵：一方面，美国走过所有信用风险传递的全过程，终止了对货币信用的透支，重回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稳态路径。而美国微观信用在经受闭环考验之后又重新回到原点，实现了闭环之后的去风险，美元则由此真正强势起来。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依旧停靠在危机第三站，货币信用崩坏全面扩散，而之所以俄罗斯、墨西哥和巴西的本币崩坏最为严重，则是因为它们是新兴市场货币中的短板，这些资源型国家本币是自由浮动的，经济命脉却被借由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美元所把持，这使其货币信用最脆弱，最易受制于人，最易于被美国政策变化与美元走势所左右和冲击。

如此看来，2014年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危机演化的必然。2014年，危机实现了闭环，并由此造就了强势美元和新兴市场货币危机。那么接下来，2015年会怎样？实事求是地说，2015年的危机闭环影响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强，因为美国经济将实现二次领跑、美国加息周期也将开启。而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压力难以彻底化解、货币风险还将持续释放。所以，2015年，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特别是其金融体系和本币汇率，将面临危机闭环的更大挑战。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危机演化逻辑的分析看，夯实货币信用是关键。因此2015年，通过坚定不移的金融改革来夯实金融体系的能力建设，通过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来压制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的苗头，将是重中之重。

[编辑 冯红梅]

E-mail：fhm@chinacbr.com

“集体经济”概念的演化与发展 篇7

弄清集体经济概念, 需要厘清集体经济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变革与扭曲。

上世纪的后几年和新世纪的前几年, 集体企业在改转租卖中, 变性的关闭的越来越多, 集体经济“消亡论”凸现, 我们见证了“消亡”的过程。消亡的只是传统集体经济观念和“二国营”模式, 新的集体经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新型集体经济正在茁壮成长。科学界定新时期中国集体经济的内涵, 厘清历史变革, 明晰发展趋势, 把握时代要求, 更显得重要。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集体经济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体所有制”概念是:“集体所有制”相对于个人所有制而提出, 区别于“国家所有制”, 是另一种类型的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与合作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把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集体所有制就是以合作社为单位的共同所有制。

马克思第一次论述集体经济, 是与俄国革命家讨论俄国农业公社发展走向时提出来的。马克思说, 俄国农业公社应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集体所有制经济, 具有多种形式, 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集体经济不仅涵盖“集体劳动”、“集体耕种”、“集体作业”等诸多集体生产范畴, 而且还涵盖了“集体经营”、“集体占有”、“集体原则”等管理范畴。“集体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更高的概念。

二、列宁的集体经济概念

十月革命前, 列宁的基本观点是,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土地要实行国有化, 建立大农场, 实行共耕制。

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由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对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采取了比较左的政策。实行一切财产公共占有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 很多农业公社缺乏效率, 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农业公社发展受阻, 当时绝大多数农民还不接受农业公社式的集体农庄, 因为它违背了合作社宗旨和原则。在城市, 列宁把全体居民组织到国家资本主义式的“消费公社”中, 实行统一分配商品, 也很不顺利, 成为历史的教训。

1923年1月4日至6日, 列宁在病中两次口授, 形成了《论合作制》, 成为列宁比较成熟的合作经济思想。

列宁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 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 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 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 那么, 在这样的条件下, 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 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三、斯大林的集体经济概念

列宁逝世后的几年内, 斯大林基本上按列宁《论合作制》的思想推进合作社运动, 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供销合作社, 以流通方式为农民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 以产供销吸引农民的联合, 斯大林对其并不是很满意, 说这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中的家庭农业体系”。必须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 把合作社升级为集体经济, 把分散的农户生产转变为“集体耕种”的集体农庄, 通过联合与合并, 把供销合作转变为生产合作。斯大林用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农业集体 (农庄) 化。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家庭副业和个人财产。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 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 组成劳动组合式的集体农庄。引导广大小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 其方向是正确的, 这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斯大林对集体农庄增加粮食生产的优越性、对农民放弃私有制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 估计过高, 盲目乐观, 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 受到历史的惩罚。

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的改革却把集体农庄合并上升为国营农场, 他“割资本主义尾巴”, 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 几乎使个体经济被全部消灭。勃列日涅夫又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主张彻底消灭个体经济, 把集体所有制全部提升为全民所有制。苏联解体与经济滞后有直接关系, 经验教训极其深刻。

四、建国初期我国集体经济的基本概念

新中国建立之后,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追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努力学习苏联经验, 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可否认,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有苏联集体化的影子, 但绝不是照搬照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像指挥人民解放战争那样, 苦心积虑, 指导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决议还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 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建国初期我国集体经济的基本概念源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 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 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 必须组织, 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 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 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 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加上私人资本主义, 加上个体经济, 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 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1949年9月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要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 发展合作事业, 在城镇和乡村中组织供销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在工厂、机关、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1950年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合作社法》草案 (未颁布) , 1951年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 (草案) 。他积极主张发展合作社经济, 明确提出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的财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的财产。

195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提出在“一化三改’’中要“变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明确:“合作社所有制, 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或者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 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这里一再强调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因为合作社社员在集体生产、集体占有的前提下, 社员拥有入股部分的财产权利。

五、受“左”的影响之后的集体经济概念

1955年下半年我国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王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提出, “合作社保留了半公有制, 到一定时候, 人们要改变这种制度, 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 合作经济应是多种形式, 一部分合作组织在适当条件下要发展成国营企业或并入国营企业, 一部分合作组织将长期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 还有一部分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之下。这说明, 对合作经济搞升级过渡思想基础已经形成。

1958年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时指出,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 已经包含若干全民所有制成份了, 集体所有制要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文化大革命中, 在持续“一大二公”的基础上, 又搞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社员股金, 剥夺了职工个人拥有企业财产的权利, 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从浙江、安徽等地发起, “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方式产生。毛泽东一开始同意试行“包产到户”, 一经扩大, 毛泽东又担心摧垮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于是又掀起一场反右倾活动。

1975年《宪法》没有合作经济字样了, 只提集体所有制, 规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 一是全民所有制, 二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1978年《宪法》仍坚持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集体所有, 国家保障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集体经济的概念是:集体所有制是比全民所有制低级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企业的集体所有, 在集体所有财产中, 不允许有个人的股份或财产份额。在城市, 集体经济就是“二全民”, 随时都可以按国家需要向全民所有制升级过渡。这种“二国营”模式, 破坏了集体经济的生产力, 不利于集体经济扩大发展。

六、改革开放以后的集体经济概念

1982年《宪法》对54年、75年和78年的《宪法》作了修订,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这时, 集体经济改革还没有涉及产权制度。1983年国务院对城镇集体企业的政策性规定中, 只允许职工集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当租赁、承包的改革向股份式合作迈步之后, 适应这种改革趋势, 1991年国务院出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提出职工可以入股分红, 这就表明, 集体企业财产中允许有职工财产权利。但集体共有的财产必须占一半以上。

当群众性股份合作制改革风起云涌之后,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 是改革中的新事物, 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 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 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表明, 即使以员工持股为主体, 它也是集体经济, 而且要提倡和鼓励。这是对我国传统集体经济概念的创新, 这是我国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

七、新形势下集体经济的内涵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两个联合”的理论概括, 对集体经济概念一是正本清源, 二是注入了新的内涵, 它是我国集体经济几十年改革发展实践的总结, 是传统集体经济概念的创新。

“两个联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是群众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 借鉴国际通用原则, 全面理解“两个联合”的丰富内涵, 可将集体经济内涵概括如下:

(1)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

(2) 集体经济是劳动者劳动联合和劳动者资本联合为主的经济形式, 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3) 多数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 成员出资入股, 享有所有者权益;

(4) 实行多种财产组织形式、多种联合方式、多种经营方式;

(5) 坚持以人为本, 提倡团队精神, 企业与员工共发展;

(6)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7) 坚持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原则;

(8) 坚持自愿、互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

经济组织内部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篇8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新作为知识的源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而经济组织内部的创新也已成为其不断提升内在竞争力和确保其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但是,由于组织内部的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使得搭便车行为得以存在,这不仅影响到了创新的开展,甚至导致了一些高效创新模式,如开源软件中的“个人—集体”创新模式,在一般性经济组织中的应用失败[1]。因此,分析成员创新与搭便车行为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并最终提高组织创新的效率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组织成员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2个方面:一是关于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和提高机制的分析,如Bharadwaj、Menon指出员工的创新是其个人努力和利于创新的组织系统的共同结果,高水平的组织创新机制会产生显著的创新绩效[2],Martins、Terblanche研究了组织文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3],以及Bommer、Jalajas对于创新氛围和创新感知对创新绩效影响的验证[4]等;二是关于减少公共品提供中搭便车行为的研究,如Sefton、Shupp、Walker比较了奖励与惩罚对于减少搭便车、提高合作水平的效果[5],Kosfeld、Okada、Riedl则研究了限制搭便车行为的惩罚机制在组织中的内生形成[6],而Krajbich、Camerer、Ledyard等甚至提出了用神经方法测度成员对公共品的估值从而使得用经济方法解决公共品提供难题成为可能的思想[7]。本文则主要是从组织演化的角度考察了创新成果作为组织内公共品时,成本和收益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本文使用演化博弈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创新活动是基于2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组织中的成员个体角度:其一,成员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对最优决策的发现需要在反复博弈中动态学习,博弈的均衡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二,成员并非是独立个体,而是存在个体间的相互影响;其三,成员的行为模式是存在惯性的,做出改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二是从理论角度:传统非合作博弈理论由于侧重于一次性或短期均衡的预测,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多均衡情形则难以说明哪个均衡可以达到以及如何达到,而演化博弈侧重于人群间长期趋势的形成,并且可以较好描述均衡的达到过程。

1基本模型假设

假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内,其成员具有有限理性,由于组织规模较大或组织规模较小但是成员行为存在惯性,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遵循复制者动态。成员各自面对着不同的创新机会,进行创新的成本(主要是脑力和时间等)由个人承担,而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其在组织内部是可以无成本共享的。设组织中进行创新的成员比例为x,则相应不进行创新(搭便车)的比例为1-x。个体创新的期望收益为U,成本为z,分享他人成果的收益为 V,多人独立创新或联合创新的期望收益为P。从创新的角度,组织的运作就可以看作是由所有成员间的两两随机配对重复博弈构成,得益矩阵见表1。

根据本文情境,显然有V>0和P-z≥U-z。其中第2个不等式描述了创新成果(如知识)间的互补性[8]。此处的创新的互补性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并不要求组织成员的同时行动或者成果的同时获取,它反映的是组织成员创新行为间的协同效应,并且,当且仅当成果间不存在互补性时等号成立。由得益矩阵,可知创新者的期望收益为(P-z)x+(U-z)(1-x),而组织成员平均收益为(P-z)x2+(U-z)x(1-x)+V(1-x)x。由复制者动态方程可知:

$\begin{array}{l}\frac{\text{d}x}{\text{d}t}=x\{[({\rm P}-z)x+(U-z)(1-x)]-\\ [({\rm P}-z)x{}^2+(U-z)x(1-x)+V(1-x)x]\}\\ =x(1-x)[x({\rm P}-U-V)+U-z](1)\end{array}$

2问题分析

2.1演化模型分析

记式(1)右端函数为F(x),根据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9],系统的均衡点存在于使F(x)=0的不动点x*上。并且当F’(x*)<0时,该点为稳定的均衡点,也就是当x<x*,F(x)>0,函数单调递增,而x>x*时,F(x)<0,函数单调递减,这意味着,即使由于小的偏误或者突变使得x偏离了稳定均衡,复制动态仍然会使它们回到x*上[10]。

令F(x)=0,由式(1)可解得x的3个不动点$0,1,\frac{z-U}{{\rm P}-U-V}{}^{①}$。而

将3个不动点的x值分别代入式(2),得:

另外,由x的实际意义,$\frac{z-U}{{\rm P}-U-V}$成为异于0,1且有意义的均衡点须满足$0＜\frac{z-U}{{\rm P}-U-V}＜1$,也就是:

$\{\begin{array}{l}{\rm P}-U-V＞0\\ U-z＜0\\ {\rm P}-z-V＞0\end{array}(6)$

或

$\{\begin{array}{l}{\rm P}-U-V＜0\\ U-z＞0\\ {\rm P}-z-V＜0\end{array}(7)$

回到具体问题:

第一,当U-z<0[11]所带来的成就感也可以看作是对个体创新收益的增强,因而同样可以统一于内。而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组织创新,对于其他结果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问题如知识共享、组织公民行为等,或者其他类型的创新主体如合作研发企业等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在本文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文中的变量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包括:其一,细化分解,比如可以将期望收益U分解为物质收益和非物质收益,或者短期确定性收益和长期不确定性收益,藉此考察组间竞争、带薪休假等等包含了非物质收益因素的创新激励制度,或者固定创新奖励与员工参股分享收益等创新收益分配方式对于均衡结果的影响;其二,增加环境变量,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对已知内部变量的影响,比如可以考虑外部市场环境、供求关系对于创新收益实现的影响,并进一步与前面提及的创新收益分配制度综合考量,又如增加研发环境因素,包括设备状况、资金支持投入等对研发成本的影响;其三,增加已有变量之间的关联,本文中的变量是被相对独立对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P≥U加以定性描述,而根据具体的组织内部创新的情况,两者间的关系显然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刻画,而搭便车收益V也会在特定情况下与前两者产生具体的关联。

二是对文中的结论进行验证,当然,受限于实际经济组织内部创新数据难以直接获得的客观情况,验证可以从2条途径入手:其一,通过进行问卷调查以辨析影响组织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或者对具体因素水平下的理论与实际创新水平进行比较;其二,更为直接的,也是目前开展相对较少的,就是进行交互性实验来进行验证,这既可以实现对被研究因素的准确控制,又可以对本文理论所描述的演化过程进行直接的观察。而根据客观条件,实验可以采取实地实验[12]的多种不同形式,如实验室实验、自然实地实验等。

参考文献

[1]Von Hippel E,Von Krogh G.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the“pri-vate-collective”innovation model:issues for organization scienc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2):209-223.

[2]Bharadwaj S,Menon A.Making innovation happen in organiza-tions:individual creativity mechanisms,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mechanisms or both[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0,17(6):424-434.

[3]Martins E C,Terblanche F.Building organisational culture thatstimulate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3,6(1):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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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 篇9

随着国家开发利用海洋战略的不断推进,海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要实现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将海陆经济的发展统一起来,国家提出的海陆统筹的“六个衔接”正是将陆地和海洋的发展定位、发展规划、资源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减灾防灾防控体系相衔接,统筹海陆各方面的发展。海洋经济作为国家实现海洋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陆海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尤为重要。

海陆统筹最 早由海洋 经济学家 张海峰在2004年提出,海陆统筹是在综合考虑海陆资源环境特点、海陆社会经济和生态功能以及海陆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潜力的基础上,以海陆两系统协调为基础进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1,2],海陆统筹是从地域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海陆发展的问题。孙吉亭等提出要从决定机制、作用机制、调节机制3个方面深入研究海陆统筹机制,探讨海陆系统的协调和平衡[3]。范斐等认为海洋经 济与陆域 经济协同 发展是实现海陆统筹、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4]。也有一些学 者运用博 弈论研究 合作博弈行为、演化路径和稳定性[5,6,7]。

2海陆经济的关联关系

2.1陆域经济对海洋经济的基础关系

海洋经济由于自身的特点要较多的依赖于 陆域经济,陆域经济为海洋经济提供诸多要 素, 支撑海洋经济的发展,这奠定了陆域经济对海洋经济的基础关系。

2.1.1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证

海洋经济发展需要各种自然资源作为保障, 由于海洋经济区与陆地经济区的交叉重叠性,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增加海洋空间、海面、海洋生物和海底矿产等资源开发利用有效性的同时,还需要借助沿海地区陆地资源。

2.1.2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和科学技术

陆地区域提供了从事海洋产业活动的所有 劳动人口。沿海陆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提供给各海洋产业劳动力的状况,从而对海洋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造成影响。科学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最活跃的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现代海洋经济的持续发 展,同世界经 济发展的 总趋势一 样,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技术。因为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海洋的开发和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高新技术的发展,陆域科技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创新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到海洋经济的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发展速度。

2.1.3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发展资金

生产资金是陆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生产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部分。生产资金对陆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资金投入的增加可提高陆 域的产出 水平。陆域投入的生产资金越多,能容纳的劳动力越多,生产增长越快。2资金产出率的提高可加快陆域产业发展。3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使陆域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消耗,改善生产条件,合理布局生产力等。

2.2海洋经济对陆域经济的拉动关系

由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密切联系,作为沿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海洋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陆域产业的发展。

2.2.1能够缓解陆域资源和能源危机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温差能、潮汐能、海流能、化学能、波浪能等海洋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缓解世界能源危机;盐和海水是提炼镁、溴、钾的重要化工原料;滨海砂矿和海底金属矿产资源可以提炼锰、铜、镍、钴、金红石等工业原料。 这些海洋资源可有效补充陆地相关产业所需原料和能源,从而保证陆域经济的发展。

2.2.2产生“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是指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更大的乃至数倍的增加值的增加。由于海陆产业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关联性,海洋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相关陆域产业的发展,从而获得“乘数效应”。

2.2.3发展海洋产业可以缓解区域就业压力

发展海洋产业不仅可以直接吸引劳动力就业,而且还可以间接带动陆域产业就业能力的提高,例如钢铁、装备制造、造船、化工、服务业等[8]。

3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模型构建

由上述分析可知,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存在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联关系,这是一种海陆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的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的发展中,二者的发展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若要达到二者的协同发展,需要一个演化的过程和条件。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中寻找到一条支配性的、内生性的规律非常重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竞争 与合作关系的不 同,导致了不 同的海陆 经济组织、结构的演化路径。

3.1基本假设

(1)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海洋和陆域经济是有限理性的,而并非“全知全能”。即海洋和陆域经济只能通过分析历史状况,提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为下一步的策略提供参考。

(2)海洋和陆域经济都具备搜寻、选择、模仿以及学习的技能。

(3)海洋和陆域经济都有“独立”和“合作”两个选择策略。

“独立”是指海洋或陆域经济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考虑自身发展对对方的影响,同时也损失了由于协同合作而带来的额外收益的一种 行为策略。

“合作”是指海洋经济或陆域经济考虑自身的发展可能对其他产业造成的影响,从而加入到海陆相关产业 组中,与海陆产 业组中产 业在政策、资源分配方式、活动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进而共同承担风险并分享由于协同合作而带来的额外收益的一种行为策略。

3.2参数设定

M为参与者X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则X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是1-M ;N为参与者Y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则Y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是1-N ;λ为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π为产业选择独立发展获得的正常收益。

α为海洋或陆域经济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的损失率。这里假定一段时期内所有产业的α 值为既定的且相等,具体损失值与经济的发展水平(L1、L2)密切相关。

β为海洋与陆域经济的相关度,相关度越高, 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一段时期内海洋与陆域经济的β为既定的,两产业的协同效用值的大小与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L )相关。

3.3模型构建

A为海洋经济系统中任意产业,B为陆域经济系统中任意产业,并且二者存在相关关 系,S为可能的策略集,S = {“独立”,“合作”} 。

海洋与陆域经济博弈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基于此,A、B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海洋经济采取独立发展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海洋经济采取合作发展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海洋经济的平均收益为:

所以,海洋经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的复制者动态为:

同理:

4海陆产业耦合系统协同演化动态分析

海洋与陆域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的演化博弈过程可以由式(1)、式(2)构成的微分方程组来描述。复制者动态方程反映了博弈方学习的速度和方向,当复制者动态方程为0时, 则表明学习的速度为0,此时该博弈已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因此,当式(3)成立时,海洋与陆域经济系统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解方程组可求得海洋产业系统与陆域产业系统有5个可能的动态均衡点: (0,0), (0,1), (1,0), (1,1),,而系统平 衡点的稳 定性可由海陆产业系统相应的Jaconbian(雅克比) 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获得。对式依次求M,N的偏导数,可得动态系统的Jaconbian矩阵为:

演化均衡是指在动态系统中局部渐进的均 衡点,在两种群两策略的双矩阵演化博弈中,演化均衡等价于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ES)。若动态系统中,某稳定点满足det(φ)>0,tr(φ)<0,则为局部渐进稳定点, 为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动态稳定点φ(0 ,0)的Jaconbian矩阵为:

同理:φ(0,1)

同理:φ(1,0)

同理:φ(1,1)

不同初始状 态下各均 衡点的稳 定性分析 如下:

(1)当αLi<βL(i=1,2)时,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所示.

海洋或陆域经济加入海陆产业组后,获得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的成本,即αLi<βL(i= 1,2)时,点(0,0)为演化博 弈的稳定 点,也就是 (合作,合作)策略为系统长期演化的稳定策略。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合作和合作的策略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洋和陆域经济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逐步向合作方向发展,如图1所示。

按照限定条件,对α、β、L1、L2、L设置相应的数值,运用Matlab进行数值验证,由于此种情况与λ无关,所以λ为任意数值。结果显示,不论是何种初始值,通过多次博弈,动态收敛于稳定状态(0,0),海洋与陆域经济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稳定状态如图2所示。

(2)当αLi>βL且αLi-βL <λ(i=1,2) 时,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所示。

海洋和陆域经济加入海陆相关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αLi-βL<λ, 也就是说海陆经济加入海陆产业组后整体的损失值降低了,但是由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合作”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和陆域经济会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海陆产业组,此种情况下 (0,1),(1,0)均为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的动态均衡点,即(合作,独立)和(独立,合作) 都是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的稳定策略。

如图3所示,平面AOBC指海洋和陆域经济博弈的动态过程。临界线ODC标志了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即ODCA部分表明系统收敛于(独立,合作)状态,ODCB部分表明系统收敛于(合作,独立)状态,由于系统的演化过程漫长,因此, 哪个象限都不稳定,系统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种独立与合作共存的局面。

同理,按照限定条件,对α、β、L1、L2、L 、 λ设置相应的数值,运用Matlab进行数值验证。 结果显示,不论是何种初始值,通过多次博弈,动态收敛于稳定状态(0,1)、(1,0)点,αLi>βL且 αLi-βL <λ(i=1,2)时,海洋与陆域经济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稳定状态见图4。

(3)当αLi>βL且αLi-βL >λ(i=1,2) 时,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5所示。

海洋和陆域经济在加入海陆产业组时依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αLi>β L且αLi-βL >λ(i=1,2),也就是说,海洋和陆域经济加入 海陆产业 组后整体 损失值升 高了。此时海洋和陆域经济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 演化动态均衡点是(1,1),即(独立,独立)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图5)。

同理,对α、β、L1、L2、L 、λ设置相应的数值,运用Matlab进行数值验证。结果显示,不论是何种初始值,通过多次博弈,动态收敛于稳定状态(1,1)点,αLi>βL且αLi-βL >λ(i=1, 2)时,海洋与陆域经济竞合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稳定状态如图6所示。

模型的推导为进一步解释海洋与陆域经济的协同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经分析得知,初始状态参数决定了鞍点D在演化博弈策略域中的位置,海洋与陆域经济的演化趋势可通过分析鞍点来讨论[9,10]。

5海陆经济竞合策略选择

由式(3)可知,影响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的参数有:海洋和陆 域经济获 得正常收 益的同时,选择“独立”而承受的额外损失λ;一个海洋产业或陆域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值,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受到的损失率α;此海洋产业或陆域产业与海陆产业组的相关度β、海陆产业组的发展水平L 。

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经济规模,海洋产业或陆域产业加入海陆产业组的损失值就会大, 如果α偏小,损失值就会小。α大小的影响因素有技术水平和资源,当海陆产业技术水平高,资源相对匮乏时,α值较高;反之,α值较低。α值高促使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偏向于选择 “独立”发展策略,α值低则推动海洋和陆域经济偏向于选择 “合作”发展策略。

如果β值偏大,说明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与即将加入的海陆产业组间存在技术共用、资源共享等比较有利的关系;β值越大,则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收益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陆经济偏向于选择“合作”发展策略。

如果λ值偏大,说明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λ值偏小,说明产业与其他产业合作的动力不足,λ大小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则资源相对充足,各产业各得其所, 相安无事,λ值越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产业及技术水平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λ 值较高会促使产业倾向于选择“合作”策略。

如果L值偏大,说明海陆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中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海陆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加入产业组获得额外收益就越低。较高的L促使产业偏向于选择“合作”策略。

6结论

企业衍生视角下的经济演化分析 篇10

一、企业衍生与经济演化

早在1982年, 有关经济学家就从生物学中的“基因遗传引起的物种特性跨代稳定传递”这一理论中获得启发, 进而提出了一个经济理论构想, 即企业的组织惯例如何进行企业自身延续的构想。企业首先要遵守其技术、市场以及制度等已有的惯例, 这是维持企业组织特征延续性以及时间的一致性的基本保障, 但是, 仅仅靠这无法说明组织的特征是如何在企业代与代之间进行延递和传承的。关于企业组织特性是如何进行代际间遗传的单独依靠企业“惯例”的定义是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 必须要坚持企业的代际衍生传递作为企业的组织惯例, 掌控以前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企业逐渐移动到后代企业传递的物质载体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合理解释。

至于企业的组织特征传递理论, 其应该看作是一种关于企业的特性在企业的衍生过程中如何进行企业的代际间延递的研究理论, 根据生物的遗传学角度, 研究企业的产业组织也需要注重企业之间的组织特性的空间方面的扩展, 而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特性的单一时间传递的研究。但是, 当前的已有的经济演化理论貌似面临着有一定理论逻辑错误的问题, 也就是说缺乏合理阐述企业的衍生机理, 仅仅是满足于从同一个企业的角度基础之上来进行企业的组织特性遗传问题讨论。在实际情况中, 经济演化的核心内容与企业的衍生息息相关。所以, 经济演化理论必须要首先解释真实的企业衍生的发展过程, 然后才能合理解释在企业的代际衍生条件下, 企业组织特性如何传递到下一代的企业中。只有清晰合力的解释企业代际衍生的具体过程, 才能够真正地领悟到企业组织特性如何在空间的范围中进行不同企业个体的拓展, 以及在时间角度下不同的企业如何进行代际传递的核心理论。

二、企业衍生类型

1.关于企业的裂变衍生

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企业的业务技术骨干脱离于当前的企业, 结合自身手中所掌握的人脉资源以及掌握的经营管理才能或者技术实力, 创办了几乎与原企业业务重叠的新的企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裂变衍生”, 也就是指一种通过老企业的人力资源辞职人员产生的新企业。裂变衍生现象导致了老的企业不仅仅蒙受了人力资源流失以及技术经营秘密扩散的企业损失, 同时还导致了要不断面临市场上的新企业来重新分割市场资源以及市场份额的局面。所以说, 对于老的企业, 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根据相关资料表明, 企业的“裂变”属于目前市场上同类型的企业大量存在的一个关键的原因。企业的“裂变”造成了原有企业积累起来的发展能量不断地流失, 所以使得原有的企业难以充分的发展成长壮大。而原有企业通过辞职而走的管理经营技术骨干, 不仅仅拿走了企业原来发展需要的多种关键的技能和信息, 甚至有的技能和人脉信息可能出现了属于个体化而导致别人难以模仿替代, 很多信息例如人脉等不能仅仅依靠语言和符号等数字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显示与保存, 所以也就无法在企业的团体成员中传递与共享。这就导致了当前的企业因流失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源而出现了发展停滞的局面。

2.企业孵化衍生

如果新的企业是老企业的一种目的性行为而自然产生出来的企业, 那么我们将其称之为孵化衍生。孵化衍生可以有多种形式, 但一般主要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属于单亲孵化, 也就是通过单个的企业而孵育出另一个全新的企业;另外一种属于多亲孵化, 也就是说通过两个以上的企业来一起孵育出另外一个新的企业, 也就是合作孵化, 孵化合作的母企业之间一般都是具有互补两者之间的技术知识以及其他的资源要素。合作孵化产生的一个新企业一般都是采用的股份制形式, 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形式, 但是被孵化出来的新企业的产权一般却不归属于自己, 而是与母体的企业的之间具有部分或全部的物资归属关系, 而新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利润也需要上交一部分作为母企业所应有的。当然, 也有另外的一些新的企业的产生是由于新老企业的高层之间存在的人脉关系。

三、企业衍生对于经济演化的作用

1.企业衍生属于一种“创新”本质

如果将企业的衍生置于企业的演化过程之中, 反而不如归为企业的衍生角色, 这是由于企业的衍生的本质都是属于中小企业的主体的微观演化的“创新”行为。例如, 企业的管理技术人才大胆的突破原企业的限制, 使得自身的管理技术和才能突破这一限制, 结合自身已经掌握的人脉资源以及管理技术才能等来成立新的同类型企业, 从而打破了原有的企业自身的产品的市场垄断。另外, 成立新的企业属于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得重新分配组合, 这是“创新”本质, 这能够描述目前所有的企业类型发展衍生现象的都是一种企业骨干的技术能力的重新分配组合的事实, 而且由于存在着新企业的产生以及老企业的兼并, 所以导致出现的市场的劳动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也符合生产要素重新分配的定义。

2.企业衍生能够揭示企业的内部演化机制

企业衍生尽管表面上体现出企业的个体组织情况, 但是结合其产生的本质原因, 也可以明显的观察到企业的内部发展演变的作用机制。其中这些作用机制不仅包括企业特性的“复制”机制, 也包括企业内特性的“变异”机制以及企业内惯例“重组”机制等等。这些不仅仅属于企业高层指导的企业成长以及变异的延续, 也体现了一种企业的基因改良和谋求更好发展的过程, 同时也属于企业的特性在其产业组织内扩散演化过程开端。

3.企业的衍生是企业特性代与代之间传递的关键路径

在企业的演化过程中, 使得企业的衍生的作用置入企业的特性基因过程中, 能够得到详细而且更完整的关于企业的演化阶段的描述。一般来说, 特性的传递能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特性的企业内部传递, 也就是说在某一产业内, 任意的不同的性质的企业作为主体而发生的企业特性内部的传递过程, 这种传递过程一般要遵循有的学者提出的“内在一致性”, 这样能够保证在较长的阶段内部的企业特性传递过程的相对稳定。另外, 在这一阶段中通常也要包括企业特性的形成以及变化阶段, 企业属于一定的组织, 在其从无到成立的历史发展阶段中, 其特性的形成以及稳定过程也是具有历史性以及积累性的, 而且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之下, 一些企业的特性若比较合理则是可以延续的, 另外一部分是则不合理将会被改进甚至淘汰的, 市场环境的检验能够明显的去确定。

第二阶段, 企业的特性的传递并不是仅仅局限在企业的内部过程, 除了第一阶段的企业内传递外, 特性在企业的真正地领悟到的传递也是必须要有的。这样能够顺利地解释目前大量的新生企业的特性的来源。而具有积累性和稳定性的特可以发生历史的延续,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特性传递过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前一阶段的特性为基础的, 通过企业内部的复制以及重组过程等而出现的以企业衍生为外在特征的特性跨越传递阶段。

四、结语

本文从企业的衍生方面研究了企业以及产业的演化过程, 表明了企业衍生本质其实是一种创新, 且是属于经济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能够充分衔接企业特性的两个阶段的传递, 同时衔接了企业的演化逐渐向产业演化的过度。综上所述, 在企业演化过程中的企业衍生始终要伴随着企业人力资源的传递与演变, 这是企业以及产业演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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