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意（精选八篇）
司法民意 篇1
关键词：民意,司法,公正
一、民意的内涵
从词源上解释, 民意即人民意愿。一般意义上的民意, 是指大众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社会现象普遍看法, 体现的是大众的普通理性。司法领域的民意, 具有以下特点: (1) 民意是大众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所形成的一种民众意愿, 暗含了大众对司法正义的期望, 事实上是一种大众诉求。这种诉求往往以朴素的正义观为出发点, 包含了朴素的善恶、对错, 夹杂着道德要求, 从司法的“应然”角度对司法制度、司法行为作出的评价, 具有其正当性。 (2) 民意具有非理性的特点。由于民众的范畴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人, 而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知识水平等不同, 所以民意往往会随着相互的碰撞出现非理性的情形。民意往往会被某种具有煽动性观点左右, 表现出非理性。 (3) 民意往往是经过变化而逐渐稳定。某种持续性民意的形成, 往往是经过不断的变化而形成。在该种民意形成之前, 由于情势的变化, 不同意见的民意会夹杂在一起碰撞, 随着思考与讨论的深入, 最终一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民意得以形成。 (4) 民意最终通过利益代表得以表达。无论是立法领域中的民意, 还是司法领域中的民意, 最终均是通过其代表得以表达。这是因为, 民意在思想理论、法律规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不高。尽管人民主权论认为, 主权者即为人民, 但事实上, 操纵立法与司法的, 均是由一定的精英完成, 司法领域现阶段强调的司法专业化表明的就是精英立场。所以, 民意在其表达过程中, 表现出曲折性。民意的表达, 往往要经过从少数到多数的过程, 必须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激烈争论, 方可通过其利益代表, 或是代议机关予以表达。
二、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 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 司法活动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 也要求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更要求参与审判的法官要以正直无私的态度, 以尊重事实和遵守法律为准则, 努力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宪法和法律至上。司法公正的首要内容便是要求一切司法活动、司法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2) 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是实施和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前提, 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 (3) 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 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实现司法公正, 人民法院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这是司法权运行规律的总结。 (4) 严格执法。严格执法就是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 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公正司法就是要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 坚持实体、程序并重的理念。 (5) 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分为三个层面:司法权中立;司法组织中立;法官中立。司法权是居中裁判性权力。司法权中立, 只能居中裁判, 不应偏袒任何一方, 应当在官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和行政权应保持中立;在司法活动中, 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态度必须保持中立, 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排除不利于进行准确、公正判断的因素, 以法律为准, 严格依法办事。 (6) 及时高效。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 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 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有害而无益的。
三、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1. 司法公正的本质是实现民意。
司法是对法律的适用行为, 其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各种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良好的法律与公正的司法都必不可少。从逻辑上讲,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立法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过程, 就是吸纳民意、协调民意、形成民意的过程, 因此, 法律本身就是民意的最高表达。在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法律的前提下, 司法机关作为法律适用者, 当然要表达人民的意愿, 亦即实现民意。民众因为发生了纠纷而启动司法程序, 期望通过司法来定分止争。司法程序的启动, 本身表达的也是民众的意愿———希望通过司法实现公平正义。司法的具体过程, 也是一个民意的表达过程, 当事人双方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诉辩, 就是两种存在冲突的个别民意表达。法官在预设的民意 (法律) 下对引起纷争的两种个别民意进行筛选, 进行法律判决, 即将符合普遍观念的个别民意予以确定。而诉讼之外的民众, 通过对判决的认可, 拥护司法, 使得司法更加成为实现民意的渠道。司法实现民意的本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彰显。因此, 司法公正与民意从本质上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
2. 民意助推司法公正。
(1) 司法公正需要民意监督。由于司法的本质是实现民意, 所以在司法过程中, 民意对司法进行监督就成为必然。民众只有对作为实现其意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方可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民意。民意对司法的监督, 使司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 最终提高司法公信力, 维护司法权威。当司法置于在民众的监督之下, 司法活动必然透明化、公开化, 腐败行为无处可藏, 司法只有朝着公正的道路走。当每一次的司法活动体现的都是司法正义, 表达的都是民众的意愿, 司法的权威性自然提高。
(2) 民意监督司法, 可以促进司法独立。尽管司法独立的内涵包括了司法独立于民意, 但是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并不与司法独立相冲突。
首先, 从逻辑上讲, 民意不可能干预司法。民意是司法体制外的声音, 其只是对司法活动的一种看法, 不具有强制性, 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有权力拒绝民意。虽然民意经常产生干预司法判决的冲动, 民意对司法不具有强制力。无论民意多么强烈, 法官们都可以面对良心和法律平静地作出自己的判决。实际上, 排除民意产生的强制力确保司法独立只需要一种保障———民意不可以演变成法院周边的游行示威或者以其他方式直接向法官施加强制性的压力。只要保证了这一点, 民意就不可能强制性地干预司法独立。
其次, 法官 (应当) 有足够的法律理性对抗民意的道德诉求。或许有人认为, 民意虽没有强制力, 但仍然可能在道德上影响法官的司法理性。但实际上, 如果司法真正独立, 司法判决真正能够忠于法律的话, 司法判决不仅不会受民意左右, 而且可以引导民意尊重法律。
还需要指出的是, 司法独立于民意的原则是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而言的, 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完全不受民意影响。如果司法判决没有忠于法律, 民意当然有权利提出批评意见;如果司法本已经受到了其他力量的干预, 民意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监督那些干预司法的力量, 从而有助于维护司法独立。通常情况下, 忠于法律的判决与主流民意的道德诉求不会偏离太远, 但如果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情况, 或者法律本身落后于时代, 如果法官自认为其秉承的忠于法律的理念弱于民意的道德诉求, 从而自己选择了更为倾向于民意的判决, 那么这是司法自由裁量权或者社会进步的问题, 并不能说是民意干预了司法独立。
而司法独立最大的障碍, 是权力干预。由于受经济等因素影响, 司法往往会受到权力部门、政府部门的干涉。在一次具体的司法活动中, 权力可能对司法进行干预, 而导致司法不公。由于司法不公最终通过判决的形式出现, 民意往往对该司法行为进行批判, 使得权力感受民意压力。一次有了民意充分表达的司法活动, 权力很可能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隐蔽的在民意表达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操纵司法的力量, 一次是后来的公开的表现出尊重民意的批示。民意常常面对的, 不是独立的司法, 而是已经受到权力干预乃至操纵的司法。在此情况下, 民意表达的, 是对权力干预司法的反感。民意通过对权力干预司法的阻击, 使得司法减轻了压力。民意往往就成了司法独立的推动力。
四、如何处理司法公正和民意表达的关系
1. 正确把握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如前所述民意的实现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 民意对于司法独立不是干预而是推动, 民意的监督使司法公开透明是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最有效保障。
2. 不应当苛求民意的“客观公正”。
所有的人在表达乃至陈述某种现象的时候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 在经过个人的大脑思考总结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乃至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 民意从来都是主观的, “片面”的。如果每个人都表达出了自己的“偏见”, 那么, 我们看到的信息综合起来就是全面的。因此, “偏见”带来的表面上的“混乱”本来就是人类思想的真实状态。真正的危险在于权力部门垄断了传播信息的机会, 如果信息传播渠道是单一的, 那么所谓代表人民的客观公正的表达可能是最不客观公正的。当然, 这并不是说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作为一名旁观者, 尽可能表述自己所了解的全面的真相是一种客观公正;同时, 站在当事人的一方表达公众未知的信息也是客观公正的真相的组成部分。
针对公众事件, 尤其是针对权力机关的行为的评价, 如果没有主观的恶意和重大的过失以至于表达的事实与真相严重偏差, 法律就不应当对各种声音过分苛求, 法律不能因为这些声音有可能被什么力量“利用”就否定表达自由本身。这不是为了自己辩护才提出的理由, 这应当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普遍适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要求媒体在表达一个公众事件的时候完全精确, 否则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 确立了对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保护原则———媒体对公众事件的报道不可能是精确无误的, 即使报道有误差, 如果不是主观恶意造成的, 媒体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立场为新闻自由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事实证明, 这样的保障并不会带来“混乱”, 而是带来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这样的法律原则值得我们思考。
3.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民意的不同层次。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意, 就是人民意愿, 是指大众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社会现象的普遍看法, 体现的是大众的普通理性。司法领域的民意, 从理论上讲具有对司法行为作出评价的正当性, 但同时又具有非理性、分散性。从实践中看, 民意则具有层次性与不确定性, 案件当事人所表达的民意与案外普通大众所表达的民意存在层次上的差别, 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是会出问题的:法官不可能为了尊重民意而判决双方都胜诉, 或者因为法官判决了一方胜诉就被指责为不尊重民意。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将民意进行层次上的区分, 将不同意见夹杂在一起碰撞, 经过思考与讨论的深入而逐渐稳定形成的一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民意称之为普遍的民意, 而将个别人的意愿称为个别的民意。在现实中, 恰恰因为是对这两种民意不加区分, 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4. 确立不同层次民意沟通的基本规则。
既然司法在本质上是实现民意的, 那么司法与民意的沟通也应该是顺畅的。我们目前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司法与民意沟通的不顺, 必将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为此, 我们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综观目前已经出台的一些民意沟通措施, 从形式上看, 主要是关于普遍民意方面的沟通, 似乎没有涉及个别民意;从内容上看, 涉及到民意间接参与司法的诸多方面, 也涉及到民意直接参与司法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仔细研究, 各种沟通形式中, 除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外, 其他各种形式都可能既包括普遍民意的表达也包括个别民意的表达, 在没有明确不同层次的民意沟通规则的情况下, 就可能导致个别民意以普遍民意面目出现, 甚至普遍民意的表达形式蜕变成个别民意表达的特殊通道, 以个别民意扭曲普遍民意、牺牲普遍民意, 最终损害司法公正的严重后果。因此, 当务之急是必须迅速确立不同层次民意沟通的基本规则, 一方面通过完善审判监督机制畅通个别民意表达渠道、通过完善法院纪检机制纯洁法官队伍;另一方面建立以普遍民意形式表达个别民意的条件、程序和方式, 防止普遍民意表达渠道被个别民意所占用, 普遍民意表达功能丧失的现象出现。
5. 增强法官民意判断与民意沟通能力。
法官公正司法是对民意的最好实现, 法官的司法能力则是实现民意的根本保证。具体到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是否能够在相互冲突的个别民意中正确地适用预定的普遍民意 (法律) 作出判决, 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 而且关系到社会公众是否认同司法, 关系到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正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在出现社会公众对某个案件的非理性民意时, 法官要具有正确的判断能力与沟通能力, 通过与社会公众的良性沟通, 引发社会公众的深入思考和讨论, 直至形成社会理性, 更加彰显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1].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北大法律信息网
[2].万毅.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消解.北大法律信息网
[3].孟凡麟.司法改革:司法本性的沦丧与重塑.北大法律信息网
民意之于司法裁判专题 篇2
浅谈民意与司法裁判
姓名：王文霞
班级：08级法律三班
学号：20081021336
浅谈民意与司法裁判
引语：
提及民意，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便是夹道拥挤的愤怒人群手执各种投掷物砸向关在囚车里的“罪人”，用一个传统的术语来说是“游街示众”，以泄民愤。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明朝统治者中清兵反问计，误认抗清名将袁崇焕叛国，使民众误认为袁罪恶滔天，非死不可。在凌迟处死袁崇焕时，围观者上万人，“百姓将银一钱，买（袁）肉一块，如手指大，瞰之。食之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而在今天看来，袁崇焕实乃一位忠实的抗清名将，是所谓的民意将其处以极刑凌迟而死了。当然在如今高度文明化的氛围下，这样残暴的民意体现是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而就民意的实质，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追求正义价值的意向。民意无形但是之于司法裁判，它却有着令国家裁判者足够重视的分量而备受着重视。然而，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最终定位，其究竟是怎样的？是每一场重大裁判（譬如死刑案件）中必会到场的主裁，还是偶尔客串协助裁判的副角？
关键词：民意，民意实质，司法裁判，司法裁判的独立性，民意考量定位
内容摘要：本文从对民意的实质分析入手，通过影响较大的个案分析，从中总结出民意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个案裁判结果的影响程度，对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关系进行辨析，在司法裁判的独立性与社会价值追求之间进行衡量，最终对民意做出定位。
正文：
（一）民意
民意，简单不过就是多数人的呼号声中所要表达的一致意见。比如民意调查“死刑可否废除”，多数人摇头否决，那么民意就是死刑是不能废除的。再比如张金柱案（下文中将具体阐述），多数人呼号其罪该至死，那么民意就是张金柱判处死刑。但是，世上最难说清楚的，可能恰恰又是民意。正如“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语）一样，民意其实也是长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就能得出的。在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认识下。
首先，民意是多数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自然，每个公民都是民意主体，但是单独的个人意志却不能形成民意。一个人的奔走呼号只能体现出他对某一个特定事件的个人情感，掺杂的多半是自我的认识。但当其后又有很多人以同样的情感呼号时，这就形成了一种共识，虽然仍是主观的，但是其主观程度以及加入了较多的理性客观认知，这里又有点民主的意味，共通点就是多数人，大家都说如此了，便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确切的认知，是可以被承认和接受的，其作为主观认识的客观影响力量也就产生了。
其次，民意依赖于客观事实的发生而存在，且这个客观事实的影响必须足够大。并不是每个事实的发生都会引起民意的产生，但是每个民意的产生都依赖于客观事实的发生。不难发现，民意的产生都是由于一些影响到众多人的利益，涉及到部分或者整个社会利益的事件的发生，如人大代表选举的民意选择，国家政策的民意支持，重大犯罪的民意指责。再次，民意是普通民众对特定事件的情感反应。之所这么说是为了指明，民意的合成成分中科学的技术的专业的含量并不高。首先强调的是“普通”，作为普通民众，其与国家司法权的执行者相对比，他们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可能浅薄的如同纸张一般。或者他们把法律看的极其单纯，就是用来进行惩罚的工具，情感中多的是对法律威慑力的敬畏而不是对法律本
身的信任。他们只是某个重大案件的契机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近乎与法律无关的认知，这种认知却又与社会道德、伦理、正义追求、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他们信任的是基于此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多数时候被认为是可以高于“生硬”的法律的。其次强调民意是“情感反应”的用意在于情感是个善变的不稳定的甚至是片面的无形存在，因此民意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随意性模糊性，甚至在某些因素诱导下，会成为错误的非法的。
归入到司法裁判这一特定的范围下的民意，可以总结来说就是：普通的大多数的民众针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犯罪案件在主观方面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注重社会道德、伦理多于注重法律。
（二）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的审判与裁决。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司法裁判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其主体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是无法取代的；其二，司法裁判是依法进行的，一切以现行的法律为基准，甚至要求法官就像在法律的控制之下的木偶一样，没有任何感情的裁判。
司法本身与民意一样，也是对犯罪的反应，但不同点在于，这种反应是有国家法律规范和国家强制力支持的。
司法裁判的实质，不过就是在一个“法”字上，那么法的实质又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言曰：“如果一种制度可以从外部得到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保证，即人们都特别愿意为遵守法规或惩处违法行为的目的而运用强制力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制度就被称之为法律”。
回到最原始的解释上，法律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这种制度是被多数人所拥护和信赖的并且多数人同意这种制度可以运用强制力。
那么推而得之，司法裁判也应该是为多数人所拥护信任的。
（三）个案中分析其衍生的民意表达
民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力量，是因为它把多数的人的意见集合起来在整理成一致性的意向，最简单的道理众人拾柴火焰高，有时候也会是三人为虎的情形，将有倾向性而非客观的观点通过某种媒介以一传百。所以民意到最后的成型，大多数也是由其表达方式及凭借的媒介引导决定的。上访上书是一种很传统且不怎么奏效的表达，民众的口口相传是最基本的但是范围有限，而今占主流的是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报道，网络上的网民言论。下面从几个案例来分析主要的民意表达方式。
1、蒋爱珍故意杀人案（文字传播方式）
新疆建设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4]貌美活泼，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谣“作风问题”，受到严重伤害。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开枪击毙3人，包括一名副团级军官。她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一文长篇报道蒋案后，引起了全国轰动。不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蒋爱珍，支持终审判决，而且在北大法律系的多年刑法学课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论证过此案终审结果在刑法规范、法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这起案件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为主要传播途径，我们可以看作是文字传播方式。
2、四川夹江打假案（电视为载体的民意表达）
1995年7月28日，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稽查一队得到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举报和协助，派员去该省乐山市夹江县彩印厂查封了该厂未经彩虹公司合法授权而印制的近二万个彩虹牌电热灭蚊药片包装盒(该种药片是彩虹公司产品)，同时查封了有关的印刷设
备和厂房，并于10月上旬对该彩印厂及其法定代表人万建华作出分别罚款5万元和4万元的处罚决定。因对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不服，夹江县彩印厂和万建华先后在夹江县法院和成都市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5]。与此同时，彩虹公司诉彩印厂侵害其名誉权、荣誉权和商标专用权，夹江县法院诉成都商报社在报道此案时侵害了该院的名誉权。
在夹江打假案实施和审理过程中，许多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作了连续报道，部分人大代表也进行了强力干预。“打假能否有错”、“制假者能否把打假者送上被告席”，引起了热烈争论。
尽管以今日观点看，夹江法院受理甚至判决负责打假的行政机关败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该案在人大代表和媒体为主的民意支撑下，不但结果不是这样，而且撤掉了夹江法院院长之职。人大代表质问夹江法院院长的镜头（法院以不公正执法的反面形象）多次在央视节目中出现。
这个案件是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可以称作是以电视为载体民意的表达。
3、许霆ATM机盗窃案（网络民意）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身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保安的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许霆先后取款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许则于2007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因为群情激愤，在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推动下，许霆在2008年3月31日被广州中院法定刑下量刑，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缴17万余元违法所得，并处罚金2万元。许霆上诉到广东省高院，高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5月2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法院裁定对许霆可以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这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民意表达方式在案件中的突出表现，我们简称之为网络民意。现在，网络已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网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网络监督也展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如其揭露的“周老虎事件”、“躲猫猫事件”、“俯卧撑事件”等。
在划分的这几种民意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的宽度和自由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几乎所有的重大案件都是在民意声中进行司法裁判的，甚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通过各种媒介所表达的民意，已经实质地影响到了司法裁决。
（四）民意之于司法裁判
从理论上说，法治的要求就是要惟法律是从，崇尚的是法律至上。那么当一个判决是完全依法作出，却遭到民意的反对时，该如何看待此时的判决？
一个司法裁判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法律效益，同时还要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而相比之下，民意却不需要担负这么多责任，它只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儿，或许会有些叫板的意味，这样就足够了。民意看到了受害人的悲惨看到了犯罪人的残忍，但是看不到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看不到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忽略掉被害人的相对过错。
以张金柱案为例：
1997年8月24日，苏磊与其父苏东海各骑一辆自行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小汽车撞着。苏磊被撞后，被小汽车的后轮从身上碾过。苏东海连同自行车被挂在小汽车后的底盘上，被拖行1500米，直至武警的车辆追近迫使小汽车停下来。结果，苏磊死亡，苏东海重伤。肇事司机系郑州市二七区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必须要承认：张金柱的行为到底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交通肇事罪是存在争议的。从法律上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该案被“焦点访谈”曝光后，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最后，曾身为公安局长的张金柱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理由之一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同样性质的还有09年孙伟铭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四死一伤，他自然难逃一死。
可见，一起交通肇事案就可以将肇事者处以极刑的不是法律，而是临时集结起来无任何调查基础的民意。可是毕竟裁决还是要司法机关做出，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有时候也会被推至两难的地位。其之所以考虑民意，一般是因为这样几种原因：
1.为了寻求裁判与执行的群众支持，求得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维护民众对国家司法权威的基本信任，避免公众形成司法不公正的错误印象；
3.充分安抚犯罪的被害方，平息其内心的仇恨；
4.传统习惯的力量。自古以来就有民意这么一说，而且长期以来考虑甚至依赖民意来
做出裁判，司法机关也就形成了惯性甚至是惰性，对于重大案件往往不由自主的考虑民意因素。
但凡有存在，那么这个存在一定有其价值，正如民意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于体现了民众以其社会组成的身份对社会矛盾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体现了民众对正义的追求，对道德伦理的坚持。但是民意自身也是矛盾体，它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片面性。民众只是站在事实的结果上说话，并不考虑整个案件的全面情况；
2.随意性。民意或许是因为一场袭来的网络评论，或许是因为一次偏向性的新闻报道，或许是因为被害人一次哭诉，并无任何准备与调查甚至于理性的分析。
3.模糊性。民意只是要求一个明确的判决结果，而对罪犯的情况，犯罪原因，罪后态
度，是否应适用该种刑罚的问题都不做考量，甚至有意忽略，因此这些在民意里都是模糊的。
4.非法性。民意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我国刑法典第四条载明了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
本原则的要求。刑法典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民意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任何一个方面，与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均无关系。民意只是对既成事实的反应，并不能改变任何已有危害，酌定量刑情节也未包含民意。所以，民意既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理论依据。
对于这样存在的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到底该不该出场，司法机关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法官审理案件，法律因素应该是唯一可考虑的内容。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将法律以外的因素考虑进来，以至于影响到区分责任或定罪量刑，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
对于这么明确的理应毫无争议的基本法律认知，还要大费周章的在民意与司法裁判之间周旋，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一是司法裁判自身的定力不够。不但老百姓对司法有种普遍地不信认情绪，就是有些法院的法官似乎也缺少法官应有的自信。应当坚信的是法官的权威不在于他们永远不会判错案件，而是因为公众相信他们不会错。要做到这种信任，需要整个司法机制的发展。
二是民众薄弱的法律知识。因为不懂法不知法，看到的仅是法律的威慑报复作用，只要做到这点就能满足其所要求的公正。而法律需要的不是被敬畏当做惩罚工具，它需要的是被信任被尊重。在民众没有形成这个观念之前，民意在多数时候只能是一种行为形式诱导下的盲目叫嚣与人云亦云的呐喊。
结语：
民意绝非是民主、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或许甚至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出现，或者标识着某个司法症结的出现，司法机关所要考量的是如何解决这种错误、治疗这个急症，而不是一味的顺应民意。
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意义也在于一种民众监督而非涉入司法裁判这一独立神圣的领域。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只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列席听众席，而不是喧宾夺主的进行民意裁判，媒介裁判。
司法与民意的双赢 篇3
[关键词] 司法；民意；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 D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28-1
2013年5月13日，许霆被刑满释放了，当他提出了再审的要求时，一些饶有兴味的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但这一次，他没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众对他由无期改判5年有期徒刑的裁判结果是比较认同的。由此可见，民意在社会典型案件的审理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司法與民意的关系
自古以来，就存在有关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阐述。从古代的“天理、国法、人情”，到近代以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司法为民”，以及新近从“三个依据”中被单独抽出来讨论因此引发学界争议的“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等等。这些司法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口号似乎与司法的最终目的是公平正义相左，因此遭到了一部分法律人的诟病。但是何为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衡量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标准来源于民意，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司法的确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但究其根源还是为了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一个良好社会秩序的遵守来源于民众对它的信服，但如何让民众觉得信服呢，自然是符合民众的秩序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一个人的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行为者在人数上的少，而不是源于其在动机上的恶。由此可见，那些法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事实上是与大多数人的行为相反的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法律的制定才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遵守。
二、民意的缺陷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虽然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认为司法与民意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仍应看到，司法与民意之间尚存在不协调地方。
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其实就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当下中国的司法与民意的显著而激烈的冲突现象，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时期才会出现的。法律具有保守性，法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变动，更不能朝令夕改，但社会生活又是易变的、多变的，因而法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众所周知，法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法律的制定有时会超前，有时会滞后；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就是民意，因此，法律与民意的步调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此外，还存在着媒体影响舆论，舆论误导民意，民意对司法施加压力的情形。媒体的声音未必等于民意——有时候民众的声音被掩盖或压制，好像民意并不存在；有时候某一些声音受到操纵和激励，看起来像是民众的呼声。当下的民意尚缺乏审慎思考的能力，有时候会以媒体大肆渲染的事实为基础做出冲动、偏激的判断。社会公众在个案讨论中并非是完全超脱中立的。在公众判意中不同程度地带有表达者的情感偏向，而这种偏向又与表达者自身的境况直接相关。这也就是说，公众的身份、地位以及生活状态等各种因素都会对其判意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此种情形下，很难说判决没有受到民意的负面影响。
三、正确吸纳民意的途径
从社会典型案件裁判结果的社会反响上看，可以说理论界与实务界已经基本认同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相融关系，故司法与民意关系的探讨不应再局限于二者是否相生相克，而是应分析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和谐关系，因此本文立足于探讨司法应该如何吸纳民意的问题。
（一）以法官为主导吸纳民意。苏力教授认为，应该充分运用各级法院、法官的智慧，充分利用法定程序来发挥整体司法制度的作用，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通过过程来吸纳民意。社会典型案件具有广泛的群众关注度，群众如何看待某一案件的审判结果，对于推动立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仅靠立法机关去搜集这种典型案件去推动立法，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的确比较困难；相较而言，基层法院距离这种典型案件更近，对民众的呼声了解的也更为贴切，法官在平衡正确司法与吸纳民意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司法过程中，法官讲求在实体上体现道义性，不以法律理性来排斥民众情感，对于普遍而深入人心的中国人的情感予以充分尊重。但是这对法官的职业素质要求较高，需要法官对民意进行甄别、筛选。
（二）设立专门的机构吸收民意。有学者认为，建立一个作为连接公众和量刑政策制定机关的专门和独立的量刑咨询机构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该咨询机构是独立于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个专门为国家量刑政策制定机构提供咨询的中立机构。笔者认为，是否能将这个起到中介功能的专门机关的职能范围规定的更加宽泛些，不仅仅定位于量刑政策制定机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专门处理社会典型案件的信息发布，意见征集机关，让民众能了解权威的案件真实情况，更让民众有发声的地方，真正做到成为连接民意与司法的纽带。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J].中外法学.2009，（1）：93-111.
[2]周安平.许霆案的民意：按照大数法则的分析[J].中外法学.2009，（1）：82-92.
[3]孙笑侠.公案及其背景——透视转型期司法中的民意[J].浙江社会科学，2010，（3）：21-28.
[4]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论司法活动中民意的价值及其实现 篇4
(一) 民意的内涵
民意这个词, 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理解。普通群众认为民意就是人们所发表的一些舆论意见或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学者们认为所谓民意, 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为了更好地理解司法中的民意, 将其与一些相近或具混淆性的概念区分开来, 更能明确其内在含义。
1.民意不等于舆论, 更不等于被操纵的舆论
民意, 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社会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 是消除了一些极端、偏见个体的差异意见, 从整体宏观上形成的意见集合。民意作为一个集合性的意见, 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公共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而舆论是当社会出现某一新问题时, 社会群体中的个人, 给予自己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素养, 自发地、分散地发表对这一问题的言论和态度。舆论具有自发性、无序性、分散性、相互传播性和相互影响性等特征。而被操纵的舆论更不能当作民意, 如现在存在所谓的“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网络打手”、“网络炒作”甚至有职业化的趋向。被操纵的舆论受操纵者的控制, 按照操纵者的意图和目的来制造符合其目的的舆论, 而此目的绝大多数情况是偏向其要保护一方的利益, 利用此手段来混淆视听, 误导大众舆论, 如果将其当做民意, 必然会给司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民意不等于个人的言论或案件当事人的发言
民意作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事务或现象发表的意见的集合, 具有主体的公共性和相对中立性的特点, 并消除了个人的意见差异, 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 是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而个人作为单个的个体, 其有可能是形成最终民意的一部分, 也有可能是被民意所消除的那部分差异意见。个人意见作为部分, 民意作为整体, 部分不能等同于整体, 不能以偏概全。而案件当事人作为个人, 也只是一个部分的角色, 无法代替整体。再次, 作为案件的当事者, 案件当事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发表其意见时, 不可避免的会倾向于其自身利益一方, 因此更不能当成是民意。
3.民意不等于民心
民心即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愿, 是人民的共同心愿, 属群体心理范畴, 指全体人民表现出来的对触及他们共同利益的, 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现象、事实所作出的一种评价性判断。其特点表现为一致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简言之, 民心就是一种公众倾向, 即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 几乎所有人都期望幸福美好的生活, 因此民心具有统一性和长期稳定性。而民意的表达更具体和直接, 对这一具体的事件会产生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二) 民意的特点
1.非理性
民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多由其亲身体会、道听途说或个人判断而作出, 作出的民意取决于个人经验、阅历和理论知识水平, 并且对于多数的案件, 人民大众的评价多出于朴素的情感、伸张道德正义。而且作为普通民众不可能直接占有、了解第一手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 对案件的事实或基于道听途说, 或基于大众媒体的报道。而媒体对于案件基本事实的报道, 一方面可能信息掌握不全面, 一方面可能为博人眼球而进行夸张表述, 甚至掺杂了媒体或作者的主观偏向。而大众对此并不重视, “所有发表意见的网民, 很少有人关注事实是否确实如此,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人们急切想表达的, 是建立在完全信任新闻媒体报道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1] 这些使得民意具有不理性的特点。
2.难以测量性
民意会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如民众的立场、信息是否充分、阅历、理论水平的高低和个人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不同阶层对同一事件也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强势群体往往占据话语霸权, 而弱势群体则可能会失语。”[2] 因此对于民意的测量具有较高的难度。
3.公共性
民意作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对具体公共案件所作的综合性评价, 是由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根据其认识作出的评价和意见。正如以上阐述, 民意不等于个人的舆论, 民意是由大多数成员作出并综合而形成的, 不同于私人的意见发表, 具有公共性。
二、民意的价值
(一) 民意对司法的双重影响
1.正面价值
(1) 监督司法方面。
法院作为独立的审判机构, 独立地行使其司法权力。这要求法院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 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 确保法院独立判案, 包括法院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两个方面, 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可和确立的基本法制准则。而在实践中, 对于法院如今存在的同级行政机关的干扰、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地方党委的干涉、法官被“打招呼”等现象, 民意有干预的要求和必要。民众呼吁司法公正, 强烈要求介入司法, 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言论, 另一方面是“驱逐”这些非法权力或行为的干预。“民意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具体体现。无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3] 民意的作用如同阳光, 能够通过媒体表达出来就意味着阳光拨开云雾, 从而使幕后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势力有所避讳和收敛。
(2) 确保司法决策科学化方面。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 法官作为案件的审判者, 是整个审判的核心人物, 民意可以弥补法官的知识缺陷。审判活动, 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审判, 都应该有相应的评定标准, 思考逻辑与专业技能,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认知、判定体系和过程。法官对于涉案专业知识的了解不可能一应俱全, 这个时候针对涉案的专门性问题建议或具有学科的知识所反映出的民意如果为法官所用, 将极大地弥补法官的知识缺陷, 确保司法决策过程的科学、合理。另一方面, 当民意形成一定的规模时, 必然将引起司法机关对案件的重视, 提高办案人员的自律意识, 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案, 依法办案, 减少不法行为。
(3) 对司法教育的促进作用方面。
公众积极地参与到司法活动中, 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 前提是公众对司法案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关注和思考, 然后通过各类途径汇集形成最终意见较为一致的民意。“民意本身形成的过程, 就是一个个公民个体关注社会, 关注司法事件, 对司法事件进行思考、评价并接受教育的过程, 是民意主体法律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4]
2.负面影响
(1) 可能危害司法独立, 尤其是被操纵的民意。正如上述, 司法独立是法官公平公正审判的保障条件, 而当司法活动与民意发生“碰撞”, 特别是民意形成一定的规模, 而且民意与法官的观点不一致时, 法官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多数法官不可能做到完全居中、理性、自主地裁判, 司法的独立将大大被削弱。特别是在当今法官要以人民的满意为目标的政策背景下, 如果民意的呼声与法律裁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时, 法官如何把持自己, 如何做出最后的判决,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的过程。
(2) 妨碍司法公正, 无论是民意还是司法, 最终目的都是得到一个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公正的判决。但民意和司法实现公正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民意主要倾向于对司法案件进行道德上的评价, 根据一些事件的表象直接对案件结果表达看法, 关注的绝大多是案件的实体结果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 从目标上看其注重的是结果的公正。这样虽然能保证个案的公正, 却给普遍性的公正带来灾难。而程序公正作为现代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 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无法保证实体的公正。
(3) 如果把握不好, 被民意左右, 将损害司法权威, 司法的权威来源于其独立性和绝对的受尊重。司法需要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独立裁判的环境, 如果民意不能站在司法的外部, 理性地监督而司法又不顾法律规范而屈从于民意, “人人喊杀则杀之, 皆曰不杀则宥之”, 那么司法的权威则无从体现。
(二) 有关司法是否吸纳民意的争论
民意有其正面价值, 亦有其负面影响, 对于司法是否要吸收民意这个问题, 形成了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反对司法吸收民意, 建议司法改革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认为司法和民意应保持距离。司法机关不能追随民意的变化, 不断改变裁判的依据;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发挥民意作用, 我国应当进行司法民主化建设;第三种观点:中庸主义, 认为应该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民意。
(三) 笔者观点
尽管存在诸多观点, 我认为, “司法权的产生和作用于人民的良好期待存在血缘关系”, 法社会学和案件社会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告诉我们, 不应该忽略案件所包含的社会信息或所处的社会接点, 要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平衡, 应该让司法适当吸收民意, 但更重要的是, 民意的吸收只能限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方面, 而对于依照法律条文进行判决方面, 则应尊重法官的审判权。
三、发挥民意正面价值的路径选择:
(一) 排除非法权力的干预, 保证司法的独立
司法的独立是实现裁判公正的前提。公众对一个法律案件做出较为激烈的反映, 常常是出于认为案件的背后可能存在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力量。公众强烈地想介入, 以驱逐那些幕后权力的非法干预。“当民意要求更高的权力干预某个案件的时候, 其所要求干预的对象并非独立的司法, 而是已经在干预司法独立的权力。”因此要实现民意的正面价值, 即要保证司法活动不遭受同级行政机关的干扰、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和地方党委的干涉等。
(二) 法官司法能力的提高
法官作为整个审判的核心, 要加强法律理论的学习, 提高法律专业操作技术, 以及法律伦理意识, 做到不为权所动, 不惟情移, 秉公执法, 忠心为民, 不能屈从于行政压力, 亦不能无条件地接受有失偏颇的“民意”。高素质的法官应该比普通人更能忍耐激烈的批评, 尤其是来自媒体的批评。
(三) 加强判决书的说理性
法官依照法律程序、法律规则作出的判决与民意的期待不相符时, 判决书作为最后的决定书, 承担了向公众解释和说明的任务。判决书如果能够详细透彻地有说服力地解释判决的理由, 司法结果就更有可能被公众接受和认可, 民意和司法之间关系的协调就更能够实现。而反过来, 如果判决书对于案件的分析存在纰漏, 说理过于简单, 不够充分, 那么公众对于法院的判决更不可能产生认同感。
(四) 沟通渠道的建立
司法机关应该加强司法与民意之间的沟通, 通过网络、报纸、媒体等各种手段, 如建立法院的网站, 设立针对案件的论坛, 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及时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 回答民众比较关切的问题, 一方面可以及时了解民意, 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进行疏导。
参考文献
[1]傅贤国.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9 (4) :28-31.
[2]宋宗明.论民意的司法解读[J].山东审判, 2008 (6) :76-78.
[3]朱金龙.论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及其限度[EB/OL].http://gz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522, 2012-10-24.
浅谈平衡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篇5
关键词：民意 司法 平衡
民意是以大众诉求表现出来的公共意志，往往交织着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等多种元素，具有相当的情绪性，非理化性和不可捉摸性，也可能陷于歇斯底里和集体无意识状态。如何平衡、处置民意对司法的影响，专家学者对之作出了深刻的探讨，提出了一系观点。笔者仅谈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
（一）人事独立，财政独立。我们国家的公、检、法系统是扭曲的。公安部门既是政府治安管理部门，又是刑事案件的侦查和执行部门。在人事上归属于同级政府管辖。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是由同级人民政府的一把手提名有该级人大任命的。这就出现了一些并不懂法律、不谙司法规律的检察官、法官甚至于检察长、法院院长的奇怪现象。公、检、法干部中军转干，以及其他部门转任的情形非常多。政法委这一党的机构，也直接指挥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的审理。财政上更是没有一点的自主性，公、检、法三机关的经费都是由政府的财政部门管理的。笔者建议应建立公、检、法三系统独立的人事任免制度和财政制度，这样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可以心无旁骛、不受干扰，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二）学习借鉴他国和地区的相关制度。把民意引入到具体的司法之中，国外可以借鉴的例子也比较多。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法庭之友制度，以及我国港台设立“民意代表”制度等，都是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的位置大多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对于人员陪审员制度还应当继续完善，同时借鉴欧美和港台的相关制度使其能够适应我国的国情，真正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二、关于公民法律素养的强化
普法教育，特别是以法治国观念提出后，我国的法治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基本建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们的普法教育还没取得最终胜利：不少偏远地区缺失普法教育，很多群众多年才接触到一次法律宣传；对部分弱势群众的普法宣传力度也不大。沈某某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大多是退休的老人，他们的养老钱、血汗钱被骗而血本无归，让人痛惜。但是他们缺乏一定的法律知识，不仅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还错误地提出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要求。可见对这一部分群體应该加大法律宣传的力度，引导他们相信法律、正当诉求和正确投资。
三、关于多元化民意的引导
民意一出现就具有其强大的暴发力、影响力、压迫力。因此，对民意的疏导就异常重要。在这方面，我认为媒体和官员作用非同一般。
民意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很多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点击量也跟风报道。对于歪曲的事实和不正确的民意，媒体的报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在报道一个案件时，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实事求是，全面反映事实真相，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用客观的事实来知晓民众。而不是一味地取媚于某些不正当的“民意”，干扰司法的公正。
民意在很呆程度上需要官员的引导、开释。在沈某某集资诈骗案中，如果有领导官员除了显示亲民、友民、为民办实事的作派外，能够身体力行出面正确引导民意，把相关的事实和对受害群众讲清楚，也许就不会出现所谓“闹事”场面，没有了“闹事”的民意，也就不会轻罪重判违背法律规定。所以对集体性案件，应该有人站出来正确引导民意。
四、关于公、检、法严格保持中立
（一）公、检、法敢于面对民意。尊重但不屈从民意才是正道。沈某某集资诈骗案是典型的屈从民意的后果。就是因为受害群众的多次上访，多次到有关部门诉请民愿，才使得公、检、法三机公然置法律的规定于不顾，肆意损害犯罪份子也应当享有的权利。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学会区分民意，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尽量满足；而对于不合法的诉求，要耐心说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其打消这个不合法的要求。在应然的状态下，司法机关应该完全保持中立。但是在实然的状态下，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公、检、法三机关可以承受住民意对他们的直接影响到，从而完全依照事实和法律办案。
（二）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具体的案件时应该转变以前服务于政府的工作理念。公、检、法三机关应该做到被动办案，而不是主动去追求。有人报案，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积极追查下去，法院也应当是被动的，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
（三）谁来监督检察院。我国的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在事实上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办案起到了非常有用的作用。可是却没有一个高效的专门机关来监督检察院的工作。在刑事诉讼中，真正敢违背法律规定的往往是检察院。沈某某集资诈骗案对沈某某非常有利的证据检察院没有当庭出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民意就像一把双刃剑。民意确实能监督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对其以法办案确实起到了非常有效的监督作用。但是不合法和歪曲事实的民意同样对公、检、法三机关办案产生了巨大的阻力。只有使民意与公、检、法三机关保持和谐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促进法治的进步。现实沈建民式的案例非常的多，但愿像胡斌驾车肇事案，沈建民集资诈骗案等一起扭曲司法的案件不再重演。
参考文献：
[1]赵绘宇，蔡永彤.刑事诉讼中的民意渗透与司法应对[J].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
[2]赵力.探求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与民意的平衡机制[J].法制与社会，2010年8月.
司法民意 篇6
网络民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推动社会公共事务发展, 对社会公共决策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作用。而司法审判主要从事着伸张社会正义、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事业, 其所受到网络民意关注的程度可想而知。
(一) 增进社会公信力上的平衡
公信力的概念最早源于Accountability一词, 指的是为某一件事情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社会公信力则指的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 公共权力面对公众交往、时间差序以及利益交换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公平、正义、人道、效率、民主以及责任的信任力。不管是司法审判还是网络民意, 它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增进社会公信力, 实现对公平公正、责任和效率的追求。不管是网络民众, 还是司法机构在对待此案件上, 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让违法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治, 让公民的公众利益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司法裁决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对网络民意进行适当的回应, 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提升司法裁决的执行力, 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国家的安全。
(二) 表达社会价值上的平衡
在社会价值的表达上, 网络民意和司法公正也是平衡的。司法公正在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裁决的时候, 主要是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定程序进行的, 而国家立法也是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之上的, 虽然有法不容情的说法, 但是在对社会价值的表达和追求上却始终秉持着公正公平, 敢于承担责任, 勇于奉献的理念。网络民意在对社会价值的表达上, 也是追求最终的公平公正, 让罪恶得到惩罚, 让正义得到伸张, 只是在表达上主观性比较强一些, 网络民众们更容易站在道德的角度, 对正义公平的追求更为直接。
二、网络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体现
网络民意与司法公正所体现出的平衡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广泛网络民众的赞扬和追捧, 但是, 网络民意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并不会由于平衡的存在而消失, 相反却日益凸显。
(一) 犯罪判断和认定上存在冲突
在李某某等人轮奸案中, 最大的争议就是在对李某某所犯罪行的判断和认定上,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虽然李某某等人中有一部分属于未成年人, 但是其轮奸行为确实触犯了国家法律规定, 按法律规定就应该承担对应的刑事责任。然而在一部分的网络民意中, 却自诩站在道德的高度, 一方面指出犯罪嫌疑人并未成年, 所以犯了事也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却故意抹黑受害人, 称受害人所说被强奸一事纯属捏造, 本事件纯粹是双方自愿并通过金钱交易而发生的, 属于合法的买卖交易。从这一层面上反映出了网络民意的非理性和易操作性, 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 这些特性不仅严重阻碍了司法机构的司法活动, 而且还给社会治安埋下了隐患。
(二) 刑事制裁和刑罚轻重上存在冲突
司法审判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罪行之后, 在采取对应的刑事制裁和刑罚的时候, 则按照国家法律的严格规定执行, 如李某某等人轮奸案中, 虽然有未成年人存在, 情理上在对其进行刑事制裁的时候, 应该酌情减刑;但是司法规定上并没有因为未成年酌情减刑这一说法, 该怎么执行制裁就怎么执行。而网络民意却拿“未成年”这一词语大做文章, 并将与李某某等犯罪嫌疑人相关的一大堆信息挖掘了出来, 在无法更改罪行的情况下, 试图借助亲情等社会伦理干扰司法机构对犯罪嫌疑人刑事制裁和刑罚轻重的判定。
三、协调网络民意与司法公正之间关系的建议
网络民意和司法公正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 则不应该对其中的任何一项进行单方面的调整或改变, 而应该双管齐下。
(一) 对网络民意进行对应的完善, 使其在表达上更为理性
首先, 构建理性的网络民意监督制度, 让网络民意在表达上受到国家相关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让言论发表者承担对应的责任;其次, 进一步规范对网络民意的引导和制约, 网络民意体现的是民众的心声, 所以对其进行正确合适的引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公正能够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最后, 建立网络民意危机处理机制, 国家政府可以建立相关的民意危机机制, 当网络民意出现失控危机的时候, 及时地采取对应的整治措施, 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引入正轨,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网络民意对司法公正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二) 加强对司法公正及相关理念的传播和构建, 促进司法的透明化
首先, 加强对专业司法知识和理念的传播;其次, 促进对公正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然后, 完善对司法机关独立制度的调节;最后, 推进司法裁判文书网络化的构建。通过这四方面的完善, 可以促进司法透明化, 让民众在民意的表达上更贴近司法实践, 进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摘要：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网络逐渐演变成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一个平台, 人们借助这个平台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一方面, 网络民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民情民愿;另一方面网络民意由于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易操纵性, 所以在运用过程中如果不够谨慎, 很容易变成民怨民愤, 给司法公正带来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民意,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郭卫华主编.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2]陈发桂.网络主流民意的吸收与司法公正实现的制度逻辑[J].理论与改革, 2012, 04:146-149.
司法民意 篇7
近年来,人们对于司法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涉及到普通民众个人利益受到司法侵害时,可能极其微小的一个事件会迅速成为网络传播的热点。比如雷某案,一个简单的嫖娼案,从曝光那一刻起就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并持续发酵。对于雷某的死亡,公安机关的执法手段,证据的认定等,人们都在质疑,并在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又如律师“撕裤门”事件,网上舆论泾渭分明,有声讨法院,质疑法院漠视律师权益,霸道蛮横对待律师;有质疑受害律师无赖耍泼,故意炒作自己,以博同情。质言之,人们利用网络关注司法,参与司法,表达自己司法意愿的热度在日趋增加。网络,为司法与民众的互动提供了平台,拉近了民众参与司法活动、表达司法诉求的距离。但是由于民众朴实的司法正义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民众往往只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来判断司法的公正与否,容易形成“虚假”的民意,导致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冲突,特别是通过网络炒作等方式所形成的“虚假”民意,瞬间汇聚成一股“洪流”,更是大大加剧了舆论影响司法、操纵司法的可能,甚至妨碍或者损害司法的实施。因此,在“互联网+”的时代,要警惕“虚假”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二、“虚假”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民意,即民心和公意,它是人民群众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是一个民族像金石般牢固的力量。(1)但它又如一把“双刃剑”,真正的民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行;“虚假”的民意则妨碍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
“虚假”的民意妨碍司法独立。百姓通过亲身经历或新闻了解事情的真相,然后根据自己的观点作出价值判断,接着再通过各种媒介表达出来。在这期间,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由于别有用心之人如网络“大伽”的故意炒作,民众无法全面、细致、具体地了解和知悉事件的真实情形,这就使得他们对于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与法律的规定相违背,形成了虚假的民意,让原本合理的诉求演变成破坏性的司法干预,甚至妨碍司法独立。
司法领域内的民意组成具有三大特点———主观性、非理性和多样性,由于存在着这些特点,使得民众很容易被煽动,而产生情绪化的民意。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民众产生了“仇富”“仇官”等不健康的扭曲心态,部分民众甚至会“选择性失明”,只会在意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而看不到案件本身的法律性质。特别是某些新闻媒体为了博得民众的“眼球”或者某些人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对案件内容进行偏向性或者虚假的报道,妄图通过“虚假”民意形成舆论压力对案件进行“舆论裁判”,进而损害司法的公正。
三、协调民意与司法关系的几点建议
众所周知,司法活动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司法伴随着道德与价值的判断,不仅需要司法工作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民众的参与和讨论才能平衡不同的诉求之间的冲突。(2)民众参与司法,可以透过个案剖析,使法律理念深入人心,达到“庖丁解牛”的效果;可以有效监督司法,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司法人员的清正廉洁;可以保障司法活动时刻“接地气”,防止司法人员因司法精英化、职业化而形成的思维形式化、教条化和高度理性化;还能为司法注入多元化因素,增加司法的灵活性,纠正因形式主义所导致的司法偏差。因此,通过采取畅通民意的转化机制、规范和完善民意的表达媒介、理性地识别和引导民意等措施来协调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首先,畅通民意的转化机制。(3)国家应该畅通民意的转化机制,积极权衡民众朴实的正义观,听取民众的呼声和诉求,保持司法与民意的相向性。总体来说,就是在制定新法、修改旧法、解释法律以及适用法律时,吸收和考量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民意来平衡和减少法律与民意的冲突。
其次,完善并规范民意的表达媒介。首先,加强对媒体的监管,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一方面加强网络媒体的监管,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例如,法院审理某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时,严格把关新闻媒体关于案件审理信息的报道,防止媒体不恰当的舆论导向;并规定新闻媒体不得对未经裁决的案件进行非法律化的评述或者以道德的取向责难司法机关的裁决(4)。同时要对记者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媒体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司法事件,不能在利益的驱动下,制造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从而影响司法。
然后,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多与媒体进行沟通,及时向社会公布案件的消息,及时对民众存疑的地方进行解答。在社会范围中,(5)让司法意见在社会范围中成为民众的共识(6)。
此外,理性地识别和引导民意。司法机关应该尊重和甄别理性的、能反映民众真实诉求的民意,并在司法活动中合理使用和科学借鉴。总的来说,司法机关要“以案说法、以案释法”,积极地借助民意推行新的价值观念,科学地引导民意,宣传法治精神,这样才能让民众更容易认可法律。(7)同时司法机关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比如改革司法文书,增加对证据采纳、法律适用、程序规范等方面的说理,减少民众对司法的误解。
最后,加大司法的公开力度,畅通民众获悉司法信息、参与司法互动的途径。司法公开,让司法权的运行在民众的关注和监督下运行,不仅践行着司法为民的理念,还保证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进行,真正做到让每一个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
摘要：“虚假”的民意妨碍司法的独立,损害司法的公正。因此,通过采取诸如畅通民意的转化机制、规范和完善民意的表达媒介、理性地识别和引导民意等措施来协调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关键词：“互联网+”,“虚假”民意,危害,司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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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4]孙锐.司法裁判考量社会舆论的正当性[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2).
[5]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J].中国法学,2008(4).
司法民意 篇8
关键词：快播案；网络民意；司法
一、快播案的基本案情
相比起传统的故意杀人案件，互联网领域的快播案，因其软件的高使用率，在网民中间的关注度也相当之高，也由于发生在今年年初，而被称为“2016年第一案”。其实早在三年前的2013年，对于快播的调查就已经着手开始。直到2014年8月8日，潜逃境外110天的王欣在韩国被抓获并被押解回国。2015年2月6日，海淀检察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对快播公司及王欣等人提起公诉。2016年1月8日，“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在北京市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王欣获刑3年6个月，被处罚金100万元。
二、网络民意对快播案司法的反应
当审理快播案的法官在直播中说出“文件加了密，你为什么不解密呢？”时，我不知其他网友是持什么样的想法。至少这句话表现出法官对于加密技术缺乏了解，但是更成问题的是，这也体现出法官认为只要司法行政等政府部门认为如果有必要，就可以全然不顾用户隐私权的心态。如此自然，当这种话从法官的口中说出更显得冰凉与心寒。再加之公诉人业余的表现，也不怪乎为何快播案中民意如此一边倒的支持快播公司与王欣了。
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一定数量的网民对案件毫无了解就无脑支持快播。但大多数观看了庭审直播的网民确实是对中国公诉机关感到了失望。笔者也认为幸亏中国是成文法国家，对具体罪名都有详实的法律规定，因此庭审一定程度上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并不会起到非常决定性的作用，对照法条审判即可。如果快播案发生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公诉方的表现，王欣被陪审团判决无罪的可能性极大。
三、网络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快播案中看到网络民意对于参与案件讨论具有相当高涨的热情。使得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司法审判的重视。但是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是否应当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司法决然不应受到网络民意的左右。
虽然大大小小的各种刑事案件都来自现实生活之中，普通网友对这些案件的判断也往往是出于道德伦理与生活常识。如果说允许民意在司法活动中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味着所谓的司法已然变为“道德审判”，“伦理审判”。这是在刑事司法中決然不能出现的局面。因为刑事司法并不同民事司法。民法所谓的“公序良俗原则”就是允许民意在民事案件中间接表达的条款。而在刑事司法中由于案件涉及的往往是公民生命权，自由权等重大的权利。应当严苛的遵循法定程序与法律规定。严守法定程序对于司法公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比如在刑事案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地位的证据，就需要控辩双方来回多次进行反复的举证质证才能确定证据在案件中所产生的效力如何。但是网民对案件所做出的判断，往往是根据新闻报道，亦或是更加虚虚实实的微博，微信内容。这其中就会产生许多影响民意判断的内容。尤其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且不说那些无德无良以虚假报道博取网民眼球的新闻媒体，更有一些与案件相关的利益方在互联网上散布对他们有利的消息，以左右民意。这种事例在之前的药家鑫案和雷洋案中都有比较充分的展示。司法的专业性是保证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手段，程序公正又可以说是追求实体公正的大前提。因此，杜绝网络民意进入以专业性保障程序正义的刑事司法领域是无可厚非的。
四、构建司法与网络民意的良好互动
现如今，我国已愈加重视民意在司法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由于司法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使得民意不能随意的进入到司法领域中。民意应当经由合适、有效的途径进入法律实践，否则将损害法律的权威。①近些年，社会上下一直在谈论法制改革，我国的法制改革确实也在有条不紊的依序进行着。2012年10月9日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当中提到“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听取民意，积极保障公众对司法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笔者也认为这才是民意，尤其是当下网络民意在中国司法领域所应处的地位。对于具体案件的实质问题，网络民意在其中并不应有发挥的空间。但是在程序监督，信息公开等方面网络民意产生的正能量可以说相当可观的。网络民意的监督尤其是在推动执法程序正当化方面潜移默化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众的高关注度使得国家工作人员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不敢随意率性而为，从侧面激励着国家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保持道德操守。事实上，现如今中国社会对司法审判结果不信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于司法程序的不信任。更好的实行信息公开，让网络民意有序的监督程序是更好的对待汹涌脱缰的网络民意的方式。有群众就会产生民意，在一个言论自由，科技发达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意永远不会消亡和喑哑。正确引导群众，设计更加合理的民众参与制度，使民意更广泛的，以更正当的形式参与到司法活动中，参与到法治社会的建设中，这才是正确使抒发网络民意的正确途径。
注释：
①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J].中国检察官，2009（4）：3-12.
参考文献：
[1]孙万怀.论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解构[J].中外法学，2011（1）：143-160.
[2]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J].中国检察官，2009（4）：3-12.
[3]于晓青.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民意[J].法商研究，2012（5）：134-141.
[4]罗朋.“微”力量下的舆论审判——微博舆论对“药家鑫案”审判影响辨析[J].当代传播，2011（5）：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