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就业（精选六篇）
个体就业 篇1
一、对政策的重视程度差异较大
中国大部分的省市都颁布了各自的《菖菖省 (市)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 地方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相当重视的。然而中国很多省市都只是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相关文件里面提到残疾人个体就业的政策, 而没有独立专门和更加具体的残疾人个体就业政策文件, 相对于集中就业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政策文件而言, 其专门的政策文件少得可怜。当然, 少数的省市颁布了比较具体的实施办法。比如, 北京市有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残疾人所得征免个人所得税范围的批复〉的通知》 (京财税[2000]782号) 、《关于鼓励本市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开办企业给予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残发[2005]47号) 、《关于印发城镇个体就业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残发[2007]62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个体就业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残发[2009]25号) 等政策文件, 以促进北京市残疾人个体就业的发展。从政策出台的时间来看, 很多地方也是近年来才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例如, 广西残联于2008年底才发布了《关于印发〈2008有偿扶持残疾人个体就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桂残联教就字[2008]12号) 。
从中国各省市所出台的残疾人个体就业政策文件的数量和时间来看, 残疾人个体就业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毫无疑问, 充分认识个体就业在促进残疾人就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各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具体实际出台相关的更加完善和可操作的扶持政策和办法, 对促进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某些政策与社会发展存在差距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物价也不断上涨, 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较快, 从而使得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下降。这样的现实情况使得多年前的一些残疾人个体就业政策的扶持力度和作用下降, 不利于残疾人个体就业的稳定和发展。比如, 2000年4月25日, 北京市财政局、地方税务局、民政局、残疾人联合会下发了《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残疾人所得征免个人所得税范围的批复〉的通知》, 规定:“个人从事经营取得的所得可减征100%个人所得税, 但对所得畸高的, 即年所得在3万元~5万元 (含5万元) 的, 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年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 不予减征个人所得税。”显而易见, 5万元在2011年的北京已经不算高收入了。2007年12月29日, 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 600元提高到2 000元。按照这样计算的话, 普通公民年收入在24 000元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毫无疑问, 十年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制定新形势下的残疾人个体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对促进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的快速发展已经迫在眉睫。笔者认为, 中国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出台固定期限的浮动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 2011年, 个人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减半缴纳个人所得税, 以五年为期, 按照10%的比例上浮个人所得税起征额, 则2016年, 残疾人个体就业所得在5× (1+10%) =5.5万以上的减半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政策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之间的脱节, 充分保障政策对促进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三、政策的扶持范围过于狭窄
首先, 到目前为止, 所有关于残疾人个体就业的政策, 都是针对从事传统经营的个体就业残疾人的, 还没有涉及网络创业、网上开店等新经营模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 网络创业逐渐成为电子商务时代的一种流行经营模式, 无疑这也会为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提供新的可选路径。随着电子商务和网络销售的迅速发展, 中国可以考虑逐步将对网络创业的残疾人纳入个体就业的扶持政策范围之内, 以促进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
其次, 关于对残疾人个体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补贴, 根据中国《关于城镇贫困残疾人个体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给予适当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5]14号) , 最初是针对城镇贫困残疾人个体户的, 而且只对养老保险给予补贴, 部分省市也是这样制定相关措施而实施的。比如, 2009年2月19日, 浙江省舟山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对从事个体经营及灵活就业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给予适当补贴的通知》。然而,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 危机无处不在, 仅仅对城镇贫困残疾人个体户进行补贴, 其范围无疑过于狭窄。在结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 部分省市扩大了补贴范围, 增加了补贴险种, 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的发展。例如, 2007年9月24日, 北京市财政局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城镇个体就业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残发[2007]62号) , 根据其中的规定, 北京市对具有本市城镇户籍的个体就业残疾人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个险种的补贴。2009年4月3日, 天津市重新制定了《关于对残疾人个体工商户、个体经济组织为招用的残疾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的办法》, 其中规定对残疾人个体工商户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商保险三个险种实行补贴, 并且, 明确了补贴的比例。
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看出, 在一些地方, 对个体就业残疾人的社会保险补贴依然存在补贴范围狭窄, 险种较少等问题。为了鼓励更多的残疾人个体就业,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 补贴人群从城镇人口扩展至全市, 险种逐步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商保险、生育保险等。
最后, 在费用的减免方面, 笔者认为, 有些地方存在扶持力度不够的地方。比如, 北京市《关于鼓励本市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开办企业给予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残发[2005]47号) 规定,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和中重度残疾人, 免收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其他残疾人, 减半缴纳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残疾人和中重度残疾人进入市场内从事个体经营的, 免收市场管理费。对进入市场从事个体经营的其他残疾人, 减半收取市场管理费”。考虑到大部分个体就业残疾人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这些费用的征收也会给其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 显然, 全部免收各类管理费用, 对促进残疾人个体就业意义重大。
四、政策的准入条件太高和程序过于烦琐
纵观各省市的残疾人个体就业政策文件, 无论是申请残疾人个体就业的扶持资金、小额贷款, 还是申请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 其政策的准入条件都比较高, 同时, 申请程序也相当烦琐。比如, 根据北京市的《关于印发〈北京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个体就业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残发[2009]25号) , 其扶持对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在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求职登记; (2) 城镇户籍的办理了就业登记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农村户籍的办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登记, 并持有《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 (3) 有固定的经营 (服务) 场所或有一年以上的场地租赁合同 (服务协议) 。”从其规定我们不难看出, 其准入条件似乎有点高, 比如, 如果由于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无法交纳足额的社会保险或者只有一年以下的租赁合同是无法达到扶持的标准的。残疾人个体就业扶持政策的初衷是扶持有困难的个体就业残疾人, 按照这样的准入规定, 确确实实存在困难的残疾人个体就业人员反而被排除在政策的扶持范围之外, 因此, 笔者认为,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将准入条件降低一点, 比如有半年以上的场地租赁合同等。
同时, 根据该通知,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申请扶持, 应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 (乡镇) 残联填写《北京市残疾人自主创业个体就业扶持申请审批表》, 并出具以下证明、材料: (1) 说明自主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便民服务的项目、时间、地点、资金投入和申请扶持的金额、用途等情况的书面申请; (2) 残疾人本人的《身份证》、《户籍簿》、《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进入市场从事个体经营的证明、在社区从事个体经营、便民服务的证明; (4) 城镇户籍的, 出具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农村户籍的, 出具户籍所在地的街道 (乡镇) 社保所出具的转移就业证明; (5) 申请场地租赁费扶持的, 还须出具场地租赁合同 (协议) 和租赁场地票据; (6) 其他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要具备所需的材料和证明, 需要到多个相关机构办理, 而且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对于出行、交流等不是很方便的残疾人来说, 是相当麻烦的。所以, 简化政策的办理程序, 对促进残疾人个体就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摘要：个体就业对促进中国残疾人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政策是影响残疾人个体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 其政策却存在扶持范围过窄、准入条件太高等问题。因此, 必须完善中国残疾人个体就业政策以促进中国残疾人就业。
关键词：个体就业,残疾人,政策问题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网站.
[2]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网站.
个体就业 篇2
关键词：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非农就业契约期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04-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提出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民得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进城务工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杨云彦等，2007）。非农劳动力市场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会进入非农经济（Zhang，2004）。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既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再配置，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增长，还会促进现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已成为我国基础建设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为城市的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农，2002）。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逐年增多，但是劳动力的迁出总是与劳动力的回流相伴。农村转移劳动力从农村走出去了，但非农就业极其不稳定。如何保持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长效稳定的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和较长期限的非农就业契约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稳定及其权益维护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围绕农村劳动力与用工方的非农就业契约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讨论。非农就业契约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权益维护方式之一；劳动契约的签订以资方为主导，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因素也会在博弈中起作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等对劳动契约签订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刘辉、周慧文，2007）；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相对较高，其签订劳动契约的意愿会更强一些（刘林平、陈小娟，2010）。另外，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是影响劳动契约签订的重要因素（陈炜，2010）；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契约签订率显著低于城镇工人；工人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契约签订有正向影响；企业特征对劳动合同的签订有显著影响（孟凡强、吴江，2013）；农村转移劳动力劳动契约与人力资本专用性、流动性、工会组织、合约知识有着密切联系（郑英隆等，2013）。
同时，长期契约减少了不确定性，契约双方面临的是长期的重复博弈，可以在较长的契约期限内收回固定成本，有利于解决专用性投资不足的问题（Anderhu&Konigstein&Kubler，2003；孙慧文，2013），减少无效的员工流动。长期契约的本质是通过降低契约方的流动性来达到激励与合约的双重功效（Jacoby & Mitchell，1984； Del Brio et al.，2003；张晓燕，2004）。短期契约明显地提高了事故发生率，影响劳动者的预期，造成员工的就业安全度降低，归属感不强（Guadalupe，2003；罗明忠，2005）。企业与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契约期限越长，企业的调整灵活度越低，工人的就业稳定性就越高；契约期限越短，企业调整灵活性增加，工人的流动性就越高（李小瑛、赵忠，201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劳动关系的性质也由身份转变为契约（程延园，2007），劳动契约是构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在要素（赵泽洪、尤强林，2011）。短期劳动契约虽然有利于保持劳动关系的弹性，但却极易造成劳动者职业稳定感的缺失，造成企业劳动关系的短期化、不稳定，客观上造成企业与员工缺乏长远眼光，只求眼前既得利益，与企业、同事之间矛盾较多，为引发劳动争议埋下隐患（姜颖，2006）。而长期劳动契约让劳动关系双方具有长期稳定的合作预期（罗明忠等，2014），有利于协调契约双方利益，减少契约双方利益冲突，实现共赢，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李向阳、魏佳琪，2010）。
可见，已有研究一致认同，非农就业契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提升及其稳定性增强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研究不够，尤其是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文将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关键变量赋值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为课题组于2013年至2014年对湖南、广东两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在样本点选择时充分考虑到广东农村转移劳动力较多，而湖南是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大省的现实，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共发放问卷708份，回收问卷623份，问卷回收率为88%。在剔除存在缺失项的问卷后，最终的有效问卷为5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5.7%。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个体特征上看，男性样本略高于女性；已婚者占比为80.1%；年龄处在21-30岁之间的受调查者占比最大，达到36.3%；31-40岁的受调查者占28.7%；40-50岁的受调查者占25.5%。从就业特征上看，50.7%的受调查者在制造业企业就业，以普通工人最多（占58.1%）。54.3%的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30.5%的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非农就业经验为1-5年（含5年）、5-10年（含10年）和10-20年（含20年）的受调查者分别占36.5%、30.5%和23.4%。大部分受调查者的年收入处在20001-30000元之间。只有16.7%的受调查者没有转换过工作，31.8%的受调查者转换过3-4次工作。41.9%的受调查者外出打工前就已找好工作，还有42.5%的受调查者在外出1个月内可找到工作。71.9%的受调查者认为其工资收入是稳定的，66.5%的受调查者所在企业也会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对务工所在地非农就业稳定性和劳动环境满意度保持中立的态度。受调查者中，签订了劳动契约占比接近92%，且有75.3%的受调查者与用工方签订了正规的书面契约，但是契约中基本没有明确契约期限；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及签订3年以内期限劳动契约的受调查者占比高达64.8%，说明目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以短期劳动契约为主、就业稳定性较差。
（二）关键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非农就业契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从非农就业契约的规范性（Y1）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Y2）两方面研究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因素。
2.解释变量。本文将非农就业契约影响因素分为四类。①个体特征：性别（X1）、年龄（X2）、婚姻（X3）、家庭非农就业率（X4）；②就业特征：行业类型（X5）、工作岗位（X6）、非农就业年收入（X7）、工作转换次数（X8）、找寻工作时间（X9）、工资收入是否稳定（X10）、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X11）；③就业环境：非农就业稳定性（X12）、劳动环境满意度（X13）；④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X14）、非农就业经验（X15、每年职业培训天数）（X16）。
具体变量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选择
为了分析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根据已设定的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线性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k为影响因素编号，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k表示影响因素，本文中为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四类因素中所包含的16个变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调查获得的各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间的关系检验
根据变量性质及分析要求，分别将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的16个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优度良好，行业类型、工资收入是否稳定性、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和非农就业稳定性4个变量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年龄、非农就业经验、找寻工作时间和工作转换次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年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规范性有消极影响。如表3所示，年龄系数为负（β=-0.062**），说明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契约越不规范。究其原因，上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非农就业经验选择熟悉、可靠的企业就业，通过企业的声誉机制来判断非农就业的稳定性。而在我国法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新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相较于上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受教育，维权意识更强，更愿意采用签订规范的劳动契约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期足额缴纳社保等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积极影响，而工作转换次数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消极影响。（1）从模型结果来看，行业类型系数为正（β=0.290***），说明在制造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在其他行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更愿意签订就业契约，且契约形式更规范。相较于直接以工程结束时间作为劳动契约期限的建筑业和季节性较强、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服务业，制造业工作时间更稳定、工作波动小，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非农就业收入的风险小，劳动契约更多选择以书面形式。（2）找寻工作时间越长（β=0.064**），则非农就业契约越规范。找寻工作时间越长，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获得此项工作的前期投入成本越多，转换工作的机会成本也越大，因此更愿意签订正规的劳动契约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保障。（3）工资收入越稳定（β=0.178***），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越规范。当非农工资收入稳定时，非农就业者的生活有了保障，更愿意签订正规的非农就业契约以确保这种生活的延续。（4）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保（β=0.474***）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相较于未缴纳社保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其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5）工作转换次数变量系数为负（β=-0.047**），说明工作转换次数越多，非农就业契约越不规范。经常转换工作的人，其既往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职业技能难以发挥作用，更容易陷入一种技能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的怪圈，其非农就业契约越可能不规范。
第三，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明显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越稳定（β=0.096***），越倾向于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越不稳定，非农就业者遭遇就业风险的可能性较大，安全感缺失，雇主和农民工都不愿意签订正规的非农就业契约，以规避由于就业波动造成违约的风险。
第四，非农就业经验增加对非农就业规范性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经验变量系数为正（β=
-0.063**），非农就业经验越丰富，则越倾向于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人在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职业技能，就业更加稳定，更愿意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
（二）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间的关系检验
分别将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的16个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非农就业稳定性和每年职业培训天数4个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非农就业经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一，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长期契约期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由于高达50.7%的受调查者是在制造业就业，企业一般都希望与员工签订期限相对较长的非农就业契约以确保生产需要，而员工也希望通过一份较长期限的就业契约获得一份稳定的就业岗位。（2）找寻工作时间（β=0.443***）越长，农村转移劳动力签订长期非农就业契约意愿越强烈。找寻工作时间反应的是非农就业者获得就业机会的难易程度，找工作比较困难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更换工作的机会成本更高，更不愿意更换工作，因此会偏向于选择长期的非农就业契约。（3）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β=0.324**）变量系数为正，说明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执行越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未来的生活保障信心越强，回乡欲望降低，非农就业契约期限自然延长。
第二，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影响。非农就业稳定性系数为正（β=0.297***），说明非农就业越稳定，企业的雇佣风险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风险均降低，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将延长。
第三，非农就业经验影响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选择行为。非农就业经验（β=0.146**）越丰富，在经过比较之后的农村劳动力越愿意选择长期的非农就业契约。同时，每年职业培训天数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因为，用工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大多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动者，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视角，都更愿意选择较长期限的非农就业契约。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考察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等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工作转换次数、找寻工作时间、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均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均有显著影响，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
可见，要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少以下方面值得重视：一是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推进产业升级，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与产业匹配，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提高非农就业稳定性，进一步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政策，缩短农村转移劳动力工作搜寻时间，促进非农就业收入的稳定，降低就业及收入波动风险。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保险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基本的生活、养老和医疗卫生保障。三是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拓宽农村转移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的渠道，增强技能培训针对性，使农村转移劳动力避免频繁的就业流动，延长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四是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鼓励农村转移劳动力主动与企业签订规范、长期的非农就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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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J].制度建设，2010（25）：106-108.
个体就业 篇3
农民工现已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劳动大军。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达25278万人,外出农民工达15863万人[1],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农民工素质低(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就业能力不足既是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2],并导致他们的就业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春节前约有7000万(近1/3)农民工失去工作而提前返乡[3,4]。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农民工非农就业和融入城市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促进其非农就业和融入城市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就业能力是劳动者获得工作、保持工作,并在需要时重新获得就业的能力[5]。近年来,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一些学者运用西方就业能力理论对农民工就业能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如张新岭(2008)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个维度对农民工就业能力进行了分析[6];任武、张林月(2009) 从内在就业能力和被动就业能力两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构成[7];罗恩立(2010)从基于劳动者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分析模型[8,9];李晓红(2009)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途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社会资本的支持以及“干中学”提升其就业能力[10]。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李后建、卞小娇、尹希果(2010)实证分析了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就业能力的影响,发现性别歧视造成了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性别差异,年龄对就业能力具有负面影响,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外出务工年限对就业能力具有正向作用[11];杨金风(2009)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与外出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2]。但是,在现有研究中,理论分析多,实证分析少,并且学者对就业能力的理解不一致,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解释力;尤其是目前有关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还没有完整实证分析数据,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运用Fugate等学者的就业能力分析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个体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基本状况分析
(一)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方法及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1.评价方法。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就业能力的理解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就业能力评价维度。本文采用国外比较公认的Fugate等学者的就业能力评价模型,将就业能力分为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等4个维度。其中,人力资本是指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进步的一系列变量,例如年龄、教育背景、工作和培训经历等;职业认同是指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自我解释,包括职业目标、个性特质、价值观和交互方式等;个人适应性是指改变个人因素(如知识和技能)和个人行为以满足环境需要的意愿和能力,包括乐观主义、学习意愿、接纳变化、内控特质及自我效验;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可用以拓展个人认同和实现职业生涯的机会的社会网络[13]。
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实际情况,参照Fugate等学者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设计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体评价指标和李克特五等级评价量表,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795,信度良好,分析结果可接受。
2.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调查对象是2012年12月—2013年2月在浙江省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随机抽取并调研了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一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共收回了1980份。其中,有效问卷1613份,问卷回收率为99%,问卷有效率为80.65%。在1613份问卷调查样本中,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各占50.0%;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占42.8%,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占57.2%;年龄18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占4.0%,18~20岁新生代农民工占17.7%,21~25岁新生代农民工占40.8%,26~30岁新生代农民工占21.0%,30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占16.5%;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占6.3%,初中的占30.0%,高中的占27.8%,大专的占21.6%,大学及以上的占14.3%;外出务工2年以下的占23.9%,2~3年的占26.5%,3~4年的占19.9%,4~5年的占13.6%,5年以上的占16.2%;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占10.7%,1501~2000元的占25.6% ,2001 ~2500元的占30.8% ,2501 ~3000的占17.8%,3000元以上的占15.1%;未接受政府培训的占49.5%,接受政府培训1次的占18.9%,接受政府培训2次的占17.1%,接受政府培训3次的占9.7%,接受政府培训4次及以上的占4.7%。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基本特征分析
1.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总体上偏低。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李克特五等级分值均值是3.16。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均值主要介于2.26~3.25之间,占总样本数54.7%,其次介于3.26~4.25之间,占总样本数40.5%,其中就业能力均值小于3.25的占58.0%。这表明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偏低。
2.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各维度均值总体较低,其中个人适应性均值最高,其次是社会资本和职业认同,人力资本均值最低。
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人力资本均值是2.73,职业认同均值是3.15,个人适应性均值是3.39,社会资本的均值是3.37。从频率分布来看,人力资本均值介于2.26~3.25之间的最多,占总样本 数54.4%,其次是介于1.26~2.25之间的,占总样本数24.3%,人力资本均值小于3.25的占79.6%,说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职业认同均值介于2.26~3.25之间的最多,占总样本数50.6%,其次是介于3.26~4.25之间的,占总样本数31.9%,但职业认同均值小于3.25的占63.7%,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认同度仍然相对较低;个人适应性均值介于3.26~4.25之间的最多,占总样本数46.3%,其次是介于2.26~3.25之间的,占总样本数40.2%,个人适应性均值小3.25的占总样本数45.2%,大于3.25的占总样本数54.8%,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适应性相对较高;社会资本均值介于3.26~4.25之间的最多,占总样本数49.9%,其次是介于2.26~3.25之间的,占总样本数34.1%,社会资本小于3.25的占总样本数39.2%,大于3.25的占总样本数60.9%,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相对较高。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各维度均值总体上较低;相对而言,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职业认同和人力资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相对最低。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个体差异分析
1.男女新生代就业能力无显著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均值分别为3.18和3.15,男性大于女性;从就业能力各维度来看,男性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均值都高于女性。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就业能力以及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见表1)。表明,男性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并无统计学上的意义。
2.不同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差异,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随之提高。
表2显示,不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分值不同,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随之提高。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存在差异,也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也随之提高。进一步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5,且小于0.01,表明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人力资本、职业认同和个人适应性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其中人力资本和职业认同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但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为0.448,大于0.05。这表明,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职业认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个人适应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社会资本无显著的个体差异。
3.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差异,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随之提高。
表3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分值不同,表现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随之提高。从就业能力各维度来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也存在差异,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也随之提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受教育程度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能力上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均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
4.不同外出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差异,且随着外出务工年限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随之提高。
表4显示,不同外出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分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随着外出务工年限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随之提高。在就业能力各维度来中,不同外出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均存在差异,表现为随着外出务工年限的增加,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也随之提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外出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表明不同外出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人力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但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不同外出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无显著的个体差异。这说明,外出务工时间增加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并没有显著影响。
5.接受政府培训次数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差异,且随着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也随之提高。
表5显示,接受政府组织的培训次数不同,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均值也不同,接受过政府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均高于没有接受过政府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随着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也随之提高。从就业能力各维度来看,总体上随着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也随之提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政府培训次数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表明接受政府培训次数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检验统计量F值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接受政府培训次数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均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总体上还比较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外出务工时间和不同政府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随之提高;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无显著个体差异。
2.在就业能力各维度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人适应性相对最高,依次为社会资本、职业认同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相对最低。
调查结果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1)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间和接受政府培训经历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2)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认同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政府培训经历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3)新生代农民工个人适应性因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政府培训经历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因年龄不同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因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政府培训经历不同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
个体就业 篇4
陕西七部门促大学生灵活就业
个体经营可申请试营业 创业可获10万元内贷款
今年陕西高校毕业生达26.5万人，比去年新增2.8万多人，就业形势依旧严峻。近日，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7部门出台措施，鼓励民企吸纳高校毕业生，降低毕业生创业门槛，全力促进该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促进大学生到民企就业，陕西规定，高校毕业生到本省境内民营企业就业，签订2年以上劳动合同，其个人档案由学校或各级人才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保管。同时，到民企就业的学生在专家选拔、人才流动等方面享受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在申报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等方面还将给予倾斜和支持。
陕西将实施高校毕业生试营业制度。除国家明确限制的特殊行业和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申请半年试营业，工商部门可先核发有效期为半年的临时营业执照，免收注册登记费。营业期间，免于年度验照，工商部门安排专人担任“创业联系人”，重点予以扶持。
个体就业 篇5
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还依然突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或市民相比,差距还很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对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起作用的手段和措施很多,但主要还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稳定转移、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目前我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说法不一,“三农”问题著名专家崔传义研究认为,农村约有1亿~1.2亿富余劳动力[1];而著名的劳动就业问题专家蔡昉认为,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只有5 212万”[2];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年2月27日)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当前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为5 248万人。另据有关权威部门预计,由于每年新增数百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要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至少需要50年时间,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3]。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农村城市化的一般道路。尽管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除了经商和自雇之外,其就业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些领域无非分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一般而言,个体工商企业或其他小企业由于工作不稳定、周转性(流动性) 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等特点[4],虽然吸纳了不少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但从城市化角度来看,这种就业的不稳定性对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作用甚微,这种进城就业方式不是本文考察的。本文考察的是农村劳动力如何进城及到正规部门就业,因为这种农民工最有可能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是城市化的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是多样的,主要包括老乡或亲友介绍、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劳务派遣机构组织、先进城然后通过中间机构介绍就业、进城后自己直接上门询问等几种。尽管内地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着力“劳务经济”,积极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输送,但政府有关部门和许多学者的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多数仍选择老乡或亲友介绍这种途径。尽管通过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主要是基于对熟人的信任,以及由于能从熟人那得到相对较多的就业信息,从而降低进城就业的职业搜寻成本,但是,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进城就业的途径,存在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带来的弊端:一是不能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即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组织和指导;二是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就业信息,加大了外出务工的成本和风险,加剧了流动与稳定的矛盾[5]。那么,除了基于对熟人的信任和预期降低职业搜寻成本之外,一定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通过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而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个体特征因素的哪些方面又会对这种就业途径的选择产生影响呢?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2 文献回顾
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或多或少会关注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因素、转移意愿等问题,但仅仅把它作为其中一个分析点包含在整个研究内容中,比如王文信等通过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而对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认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最重要的依赖因素不是个人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是充分的金融资本, 而是社会网络,充分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减少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一旦他们陷于失业或遇到其他困难,他们往往在当地老乡、亲友中寻求帮助[6]。刘梅等在分析贫困农户外出就业时发现,农民外出就业的组织方式以自发为主,劳务市场和政府组织薄弱,农民外出就业的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的自发性[7]。胡必亮通过调查也发现了“关系”对于农民外出务工的作用[8]。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课题组在调查中也发现,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通过亲友、熟人介绍外出的占绝大比例[9]。程名望等在对农民进城务工进行性别差异实证分析时提出,农民工有了进城意愿,但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途径不流畅,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和质量将受到影响[10]。程名望等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随着城镇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进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对进城途径的选择也越来越理性,进城途径也越来越流畅[11]。在农民工进城的诸途径中,“随工头进城”等传统途径逐渐衰弱,“自己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民间中介机构”的作用日益增强。李旻等在分析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发现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方式看,平均一半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是通过亲属介绍加入到打工的行列,通过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介绍的非常少;外出打工的男性劳动力表现出类似的规律,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的是靠自发组织和通过亲属介绍实现的[12]。刘妍等在对南京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借助“同学、朋友、家人、同乡等帮助”找到工作的外来农村劳动力占总人数的53.85%,而351个被调查者中通过政府安排就业的仅1人,通过中介就业的仅12人,说明地缘和血缘关系在劳动力转移及就业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各类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较低[13]。刘养洁在分析山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指出,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劳动信息网络,农村劳动力决定外出去向的主要依据是舆论导向或他人介绍等非正式劳动供求信息渠道,农村劳动力自发迁移比重较大,组织化程度低[14]。黄祖辉等在调查农民工流动动机的基础上,也调查了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大部分农民工是依靠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寻找工作[15]。
对于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资本,蒋乃华等认为,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概念,代表性的学说有“资源说”、“能力说”和“资源要素说”,三种学说在不同的层次,都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但同时又都指出社会资本必须通过社会关系这个载体[16]。社会资本不是社会关系网络,也不等同于社会网络中嵌人的社会资源,由于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具体性,很难找到恰当的指标进行量化。
从现有的文献看,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的研究极少,有关农民工进城途径的调查数据都是在作其他方面的研究时作为其中一个变量提出的,并非主要研究内容,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文旨在通过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从事工资性收入的职业)途径选择的个人因素分析这一视角,探索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规律,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同时在实践上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进城就业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3 研究假设、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3.1 研究假设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主要包括老乡或亲友介绍、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劳务派遣机构组织、先进城然后通过中间机构介绍就业、进城后自己直接上门询问等几种,但众多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都是“老乡或亲友介绍”。为此,笔者的研究假设主要围绕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是否选择“依靠老乡或亲友介绍”来设计。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体因素、政府、厂商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等,但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劳动者个体特征视角,分析个体特征中哪些特征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产生影响,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只能留待今后再深入研究。理论分析认为,影响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工经历等几个方面。为此,笔者作如下几下假设:
1)性别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选择有影响,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老乡或亲戚朋友进城就业。根据常理,一般认为,进城就业途径的选择具有性别差异的特点。女性由于自己的性别特点,一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二是本身比较胆小,“单独外出打工总是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无形中加大了她们外出就业的心理成本”[17],因而更不敢冒险“自己进城找工”,而倾向依靠社会网络的力量引导自己进城就业。相比较而言,男性进城的人身安全担心比女性更小,意志上也相对更坚强,更能经受事业失败的打击,因而在比例上与女性相比有更多的人选择自己进城找工,更不会依赖老乡或亲戚朋友的带领和介绍。
2)年龄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一般分析认为,年青人由于刚从学校出来,社会阅历不多,社会经验不丰富,加上年轻人习惯群体性活动,因此比年纪大的人更倾向选择依靠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相反,年龄越大,社会阅历越多,独立性越强,越可能选择独自进城找工。
3)文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一般分析认为,文化程度越高,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就越多,信息搜寻、信息获取、信息辨别、信息接受等方面的能力越强,信息来源渠道越广,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也越强,因此,越倾向选择“通过政府统一组织”和“看到招工广告而来”这两种途径进城就业,而更不会依赖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相反,文化程度越低,信息获取能力和职业搜寻能力越低,越依赖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
4)婚姻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根据常理,已婚者比未婚者有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即已婚者比未婚前多了一层配偶方的社会关系,如男方多了妻子方面的邻居和亲戚关系,同样,女方也多了丈夫方面的邻居和亲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已婚者比未婚者在同等条件下有了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因此更有可能利用这一信息渠道和社会关系进城就业。所以可以认为,已婚的农村劳动力比未婚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选择老乡或亲友进城就业。
5)进城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从理论上说,有进城务工经历者对社会关系在就业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再次进城就业更倾向选择依靠已经在城里就业的老乡或亲友介绍;相反,没有进城务工经历者,对在城市择业的困难程度缺乏感性认识,或许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因此,更有可能自己先进城后找工,而不是依靠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
3.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2009年8月笔者对福州市部分企业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的企业涉及化工、纺织、超市、酒店、竹类加工等行业。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442份,有效问卷435份,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比例为98.4%。从被调查者的回答来看,这些农民工主要来自重庆、四川、贵州、湖南、陕西、安徽、湖北、河南江西以及福建本省等省(区、市)。对于“您是怎么来这个企业(或单位)务工的”的回答,66.2%的被调查者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
3.3 样本的统计描述
调查样本的个人基本特征见表1。此次调查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向本企业农民工集中的车间或班组发放问卷,由于问卷数量较大,而调查员人手有限,因而无法确保填答问卷的企业职工百分之百为进城农民工,可能有个别是大中专甚至研究生学历的应届毕业生直接从学校进厂就业的,为了保持所搜集数据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表1对所搜集的数据特别是“本科”、“研究生”人数未作任何技术处理。
数据来源:笔者2009年8月在福州部分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4 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个体特征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因为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选择的途径都是“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而选择其他途径(包括“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职业介绍所介绍”、“劳务派遣机构组织”、“自己直接上门询问”等)所占比例总体偏低,因此,本研究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在对因变量“进城就业途径”进行定义时,把回答“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设为1,回答选择其他途径的均设为0。因变量用w表示。而把自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务工经历”分别定义为X1 、X2 、X3 、X4 、X5 (见表2)。这样模型便为:
logit(w)=a+bx1+c1x21+c2x22+c3x23+c4x24+d1x31+d2x32+d3x33
+d4x34+d5x35+ex4+fx5
a表示常数项,b、c、d、e、f分别表示各自变量的系数。
4.2 统计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把自变量与因变量等所有变量都导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运用向前条件逐步回归。
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出相应回归结果,见表3、表4与表5:
a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1: X32.
b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2: X31.
a Based on conditional parameter estimates
4.3 统计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12个自变量中只有“文化程度是否是小学或小学以下(X31)”及“文化程度是否是初中(X32)”这两个变量进入了模型,其回归系数分别为1.354和1.256,标准误分别为0.395和1.256,显著度分别为0.001和0.000,小于0.01,表明该变量
a Residual Chi-Squares are not computed because of redundancies.
在模型中极为显著,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务工经历”等的显著度数值都很大,表明在模型中很不显著,几乎没有解释力,因而被模型剔除。因此,实际模型为:
logit(w)=-0.398+1.354x31+1.256x32
(0.001) (0.000)
通过调查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均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结果没有支持相应的假设。传统理论认为,性别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女性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更易于倾向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但在此并未获得模型估计结果的支持,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现代女性文化水平较以往已获得较大的提高,自身安全防范的知识和能力也相应提高,因而对结伴出行及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年龄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没有得到验证,其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这一人情化的社会里,即便还在学校的年轻人都明白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成就一件事情所起的作用,因此年龄因素不构成影响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因素;传统理论分析认为,已婚者比未婚者拥有更广的社会关系,但这一理论未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的检验,表明因婚姻而多出一层的社会关系在就业途径选择影响方面并不明显。另外,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实际影响不大,这跟年龄因素具有相似的特点。模型显示,只有文化程度这一变量进入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是多样的,但多数人还是选择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理论上说,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选择“老乡或亲友介绍”的个人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务工经历等,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这些个人特征中只有文化程度对是否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这一进城就业途径影响显著,而其他个人特征并没有得到模型估计结果的支持。而且这一估计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低,对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进城就业的依赖性越强。其他描述性统计数据也显示,文化程度越高,通过“政府统一组织”这一途径进城就业的比例越高。这说明,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认识到政府在组织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中的作用,从而减少对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的依赖。
农村劳动力如果能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获得相应的技能证书,并通过政府的统一组织,到劳动力需求城市从事工资性收入的职业,不仅能增加个人收入,而且还能提高就业稳定性,并且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劳动合法权益。对于努力打造劳务经济的内地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而言,要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质素,增强农村劳动力参加政府组织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个体就业 篇6
一、北京市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主要类型及其特点
一般来说, 灵活就业人员包括所有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 是相对于正规就业而产生的概念。具体来说, 其中包括多种职业类型, 如自雇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就业者、临时性劳务人员以及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失业、辞职、自谋职业人员等, 其类型分布广泛, 且具有不同的特点, 不能一概而论。本研究主要针对于北京市低收入灵活就业者, 为对该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做出科学的阐述和分析, 需要选取有代表性并便于研究的调研对象, 所以, 课题组以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为例, 对北京市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
(一) 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界定
结合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普遍特征和实地调查的需要, 科研组将调查对象定位于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 一方面, 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人数较多, 是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灵活就业者中较常见的类型。另一方面, 该群体具有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共性特点。首先, 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时间长短依工作具体情况而定。其次, 收入报酬不固定。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业务量不确定, 所以导致收入报酬很不稳定, 忽高忽低。同时, 工作关系不稳定, 职业本身很少具有长期性和连贯性。存在于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之中的这两方面特征使得该群体对于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整体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人数与分布也便于课题组进行实地调查, 因此该群体成为调研的主要对象。
(二) 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的特点
课题组在海淀区增光路地区、海淀区老虎庙地区以及丰台区西局地区共发放调查问卷160份, 调查结果皆完整、真实、有效, 根据实地调查, 我们了解到, 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除了具有灵活就业人员的普遍特征外, 也具有以下个体特征:外地人多于本地人, 农村户口多于城市户口, 在接受调查的160人中, 仅有27人为北京城乡居民, 133人为外地来京人员, 同时, 在160人中, 仅有30人为城镇户口, 130人为农村户口;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调查对象中, 94人为小学及初中学历, 占总数的58.8%, 58人为高中或中专学历, 占总数的36.3%, 这说明, 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少;年龄以青壮年为主, 受调查的个体工商户中年龄在21至40岁之间的人数为108人, 占总体的67.6%;雇主与受雇方较少签订劳动合同, 在调查的51名雇工或家庭帮工中, 15人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36人未签订劳动合同, 占该样本总数的70.6%。
(三) 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特点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特点的描述, 我们可以发现, 该群体的特征致使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 其劳动权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就使其养老保险问题也势必存在隐患。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大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 家庭负担较大,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 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 而其现从事工作收入高低也是随经营情况而定, 稳定性较差。同时, 由于该群体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保护, 其收入的安全性也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个人储蓄很难完全支撑起其自身养老的费用, 需要采取社会养老保险或商业养老保险的方式进行补充。然而, 商业保险价格相对较高, 不适合低收入群体, 这就使得社会养老保险成为目前最适合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措施。据调查, 在160名受访对象中, 112人倾向于社会养老保险, 而倾向于商业保险和依靠个人储蓄的仅有48人, 可见, 社会养老保险的确是个体工商户及各种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最迫切需要的养老保障方式。
二、北京市个体工商户养老保险参保现状及问题
(一) 参保概况及特点
根据实地调查和数据整理, 我们对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 据调查, 在160名调查对象中, 有42人参加过养老保险, 占总体人数的26.3%, 另有118人未参加, 占总体人数的73.7%, 可见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北京市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仍然较低。从参保类型看, 在参加过养老保险的42人中, 有16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18人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8人参加商业保险, 参加社会保险的占大多数, 这说明社会养老保险对于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商业保险无法替代。从参保时间看, 参保的42人中有22人缴费期限在5年以下, 8人缴费期限为5至10年, 缴费期限10至15年或15年以上的各有6人, 大部分人参保时间及缴费年限较短。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34人中, 有8人曾因失业、工作变动、个人经济状况不良等原因中断过养老保险缴费, 这说明社会养老保险的连贯性仍可能被种种原因打断, 为保证参保人的权益, 其续交和补交的程序应得到良好的保证。在转移接续问题上,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调查对象中, 有6人办理过跨地区转移接续, 28人未办理过, 未办理过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人群中, 一部分人属于本地居民, 无需办理, 另一部分从外地来到北京后才办理养老保险, 保险关系未曾转移, 也有一部分人虽然在出生地办理了社会保险, 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工作地点变更后没有进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养老费用将很难得到社会给予的保障。
总体来说, 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现状可概括为几个特点:首先, 参保率较低。在调查对象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或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数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个体工商户, 也存在于广泛的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之中。虽然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日益增加, 但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仍游离在社会保险体制之外, 2004年底, 灵活就业人群中, 仅有不到30%的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至今, 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覆盖率问题也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其次,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远高于商业养老保险。虽然商业养老保险待遇较高, 但其所需费用同样较高, 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数收入较低, 没有享受商业保险的物质条件, 相对而言, 社会养老保险才是他们安度晚年的安全网。另外, 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群中大部分参加时间较短, 多半集中在近五年内。这说明在近几年内, 社会养老保险才在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中得到了一定的普及,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工作仍在初步阶段, 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和关注。同时, 参保人群的复杂性较强。通过调查可见, 参加养老保险的对象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即便工作性质相同, 但其仍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 这就需要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以满足不同情况人群的特殊需求。
(二) 问题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现状的分析, 我们发现现实中存在着一些影响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正常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追求更高保障待遇的问题。
1. 参保主体的问题。
在对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的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 该群体虽然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有依靠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 但由于其本身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认知度欠佳, 导致其在真正参保时积极性不强。在对社会养老保险熟悉程度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该制度并不熟悉, 160人中, 仅有14人选择了“很熟悉”, 146人选择了“听说过”或“不清楚”, 这种对制度的陌生使得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了一种观望态度, 而使其参保率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另外, 该群体中仍有部分人存在着较强的传统观念, 在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的选择中, 支持两个选项的人数各占一半, 说明其中部分人仍保留着“养儿防老”的观念, 这种观念使其不愿支付费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而是把收入用于个人储蓄。
2.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迅速发展普及, 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 社会养老保险水平存在着地区差距, 尤其是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差距。我国不同省份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覆盖率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目前, 我国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较高, 超过90%, 而新疆、西藏、广西、陕西等地参保率较低, 低于60%。然而, 北京市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来自不发达省区, 家乡可能存在社会养老保险普及程度不足的问题, 导致他们未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围内。其次, 社会养老保险费率仍需进一步探讨, 据调查, 在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118名调查对象中, 46人是由于经济能力不足, 约占总数的39%, 经济能力成为制约调查对象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主因, 这说明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一部分低收入灵活就业者而言仍然较高。
3. 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运行中的问题。
除了制度本身的缺陷, 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在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基本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仍存在一定困难, 在办理过转移接续的6名调查对象中, 4人认为办理手续的过程繁琐不便, 保险关系转移的困难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意愿有着较大的影响。灵活就业人员具有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不固定的特点, 就业变动弹性较大, 就业区域变动可能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下, 便捷可靠的保险关系转移流程才能保证它们社会保险关系的连贯性, 从而更加吸引他们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同时, 社会养老保险在宣传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 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熟悉程度低, 不仅是由于其自身关注不足, 在接受调查的个体工商户中, 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大多是来源于他人告知, 而不是官方发布的信息, 这就说明媒体或基层政府、社区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仍需将强。
三、政策建议
目前, 北京市灵活就业人口日益增长, 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根据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 在2009年底, 北京市仅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就已达112万人, 并以年近6%的速度递增, 其规模不可忽视。然而, 根据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 可以看出, 目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并未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老年幸福是无法得到物质保障的, 为使该群体得到社会提供的老龄保障, 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进而推广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而言, 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 合理调整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根据《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 北京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需以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 按照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然而, 不可忽视的是, 目前仍有部分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者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 目前的缴费水平仍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担。在对缴费水平的调查中, 我们个人收入为基数, 设定多种百分比, 了解了调查对象人群对不同缴费标准的看法, 其主要内容参见表一:
可见, 大多数人希望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低于个人收入的15%, 而超过个人收入20%的缴费是他们很难承担的, 这和现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矛盾, 如果他们的收入尚且低于社会平均工资, 那么缴纳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20%的费用会更使他们难以接受, 这就会造成参保人群的流失。为保证该群体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仍需对缴费标准进行调整,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尽量降低缴费基数或缴费比例, 使其真正满足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的需求。
(二) 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通过实地考察, 我们已经了解到, 对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的不了解是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及其他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会养老保险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为提高该群体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 政府运用各种方式加强对该制度的宣传是必要的, 我们对目前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做了实地调查, 其主要结果参见表二:
通过上表可知, 目前以个体工商户为例的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了解方式仍为他人告知,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政府、社区和各种媒体对该制度的宣传未达到很好的效果, 仍需探索有效的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只有通过充分的宣传, 才能唤起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低收入灵活就业者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关注, 从而调动其参保的积极性。
(三) 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连贯性和包容性
由于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工作转移频繁、个体复杂性较强的固有特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备连贯性和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因工作地点变化或经济状况不佳等问题暂时中断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时,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切实保证其续交、补交保险费用的权利, 并尽量简化其流程, 达到方便、快捷、有效的标准。另一方面,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具有良好的包容性, 拥有多样、详细、可行的制度框架, 能够针对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 满足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特殊需求, 着力妥善解决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障问题。
(四) 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水平
从根本上来说, 北京市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的老年生活水平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的原因仍是收入偏低, 再加上该群体中许多劳动者得不到劳动合同的保护, 无疑更使他们劳动报酬的保障问题雪上加霜。要促进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 并保障其收入的稳定, 就需要国家通过立法、行政手段, 切实保障该群体的劳动权益, 同时, 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增进市场活力, 使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具备良好的上升空间。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具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 有助于其完成养老保险缴费, 以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或追求更高水平的养老保障方式, 从而充分保障老年幸福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 在灵活就业者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北京市面临着如何解决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障水平的问题, 相信只有通过详细的调查, 细致的分析, 综合的举措, 才能切实将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进而结合国家、社会、个人三方的力量, 对该群体的老年幸福进行良好的保障, 真正使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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