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刑事

检察机关刑事（精选十篇）

检察机关刑事 篇1

一、检察机关充当刑事和解主持人的适格性质疑

1. 刑事和解主持人类型

在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实践中, 从刑事和解主持人的不同出发, 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模式。这种做法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主流, 由检察人员主持调解。以浙江绍兴市为例, 市院及四个基层院采取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模式。二是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模式, 2007年上海市杨浦区公检法司四家联合制定了《关于轻伤害案件在诉讼阶段委托人民调解的规定 (试行) 》, 规定指出, 对轻伤害案件在受理、立案、起诉、审判等各阶段, 将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在民事赔偿结果达成协议后, 对犯罪行为人分别做出不予立案、撤案、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处理。三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轻伤案件, 检察机关在审查确认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告知双方当事人相关的法律规定与刑事政策, 双方当事人可以本人或委托他人与对方进行和解, 最后签署的协议提交检察机关确认。第三种模式因不符合新刑诉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 刑事和解不能有效的实行, 因此该模式不应倡导。

2. 检察机关充当刑事和解主持人弊端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履行公正执法的职责, 其积极地参与到和解中, 充当主持人的角色, 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弊端:第一, 检察机关承办人身兼两种角色, 对刑事和解公正性引发质疑。在充当主持人时承办人可能会加入自身意志, 影响当事人的和解自愿性, 同时承办人还肩负着监督者的角色, 将导致其后面的审查行为流于形式。运动员充当自己的裁判员, 引发和解公正性质疑。第二, 刑事和解达成之后,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 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得不到体现。检察机关作为主持人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如果加害方或被害方反悔, 协议的效力如何, 现没有定论, 如果协议无效, 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如果限制刑事和解当事人反悔, 赋予和解协议强制力, 无相应的法律依据, 也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第三, 刑事和解不能达成时容易引发诉讼风险。加害方在认为被害方要求赔偿数额过高, 无法接受时, 其往往会诉诸检察机关, 当其诉求达不到时其容易将不满情绪转嫁给检察机关, 同理, 被害方提出的赔偿要求加害方无法达到时其往往会诉诸检察机关, 当其诉求达不到时其容易将不满情绪转嫁给检察机关, 质疑检察机关的公正性, 引发诉讼风险。第四, 刑事和解案件诉讼效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除了其恢复原有社会关系及预防犯罪功能之外, 其还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自愿的功能。然后就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 由于当前大部分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在检察机关主持或主导下的刑事和解不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 反而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3. 人民调解组织充当刑事和解主持人适格性

新形势下, 检察机关依托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将检察工作和社会矛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有效化解检察环节各类矛盾纠纷。通过检调对接平台引入人民调解机制, 由中立第三方在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主持捕前双方当事人的和解程序, 也就是上述讨论的第二种模式。刑事和解中的检调对接涵义:检是指检察机关, 调是指人民调解, 对接是指在刑事和解中是指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发现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和解意愿的案件, 将该案件交给人民调解,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 达成和解的案件再移交给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 根据审查结果做出决定的对接机制。在刑事和解中引入人民调解机制, 由完全中立的人民调解组织作为和解的主持人, 一方面可以发挥人民调解根植基层、易为群众接受的优势, 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压力, 有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降低诉讼风险。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 当事人双方可以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愿, 不会受到公权力的干扰, 突出了双方的诉讼主体地位。且人民调解活动普遍于城乡基层社会生活, 调解员富有经验和技巧, 有利于刑事和解的实现和效率的提高。

二、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定位

1. 检察机关是刑事和解的监督者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是国家的公诉机关, 其在刑事和解中处于监督地位, 是刑事和解的监督者。其对刑事和解的审查应实行实质审查, 重点审查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和解协议是否合法, 违背公序良俗, 案件承办人通过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 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第二, 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是否真实、自愿, 案件承办人可以通过电话询问或约谈的方式联系当事人双方, 向双方了解真实的意思表示, 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自愿性。第三, 加害方是否得到被害方的谅解, 案件承办人在审查和解协议时, 注意听取被害方的态度, 是否明确表示谅解加害方。第四, 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 案件承办人要及时了解当事人双方和解协议的履行进程和可行性, 控制引发和解协议反悔的风险。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后, 在审查逮捕阶段, 可以做出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 可以做出相对不起诉或提出轻缓的量刑建议等决定。

2.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第二位的定位

无论是刑事和解机制还是其引入的检调对接机制, 均是以当事人为中心, 在有关部门的主持下, 通过加害方或其亲属与被害方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谈判, 以赔偿、道歉等形式补偿加害方因犯罪所受到的物质、精神各方面的损失, 修补受害方因犯罪而形成的心理创伤, 同时根据宽严相济的原则, 整合社会力量, 融法、情、理于一体, 唤起加害方的羞耻心和内疚感, 促使加害方重新做人, 再社会化, 从而达到化解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案件当事人及亲属是刑事和解的主体而不是手段, 在刑事和解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合法权利和自由, 让其在刑事和解中处于主导、决定的地位。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应当处于第二位,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符合适用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于符合适用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应当履行告权的义务, 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和解的意愿, 不能强制双方当事人和解。并且告知双方当事人刑事和解的效力等相关法律规定, 使案件当事人对在刑事和解中充分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 对于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检察机关只对协议的合法性、自愿性、真实性等进行审查, 不能对和解的内容是否公平、合理进行评论, 更不能插手和解内容的谈判。第三, 检察机关是刑事和解的监督者, 对于达成的和解协议, 检察机关不能在协议上加盖公章。和解协议应当由刑事和解中地位处于第一位的当事人双方及亲属签字盖章。

摘要：作为恢复争议理论和被害人保护学说的表现形式和载体, 刑事和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广泛认可, 我国新刑诉法也将刑事和解加以确认。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刑事和解在各地的实践多样化, 在操作中遇到一些现实的困境, 甚至面临一定程度的司法尴尬。本文试从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 正确认识检察机关的定位, 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和解,角色定位,检调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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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篇2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0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独立行使检察权，认真履行刑事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开展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立案、刑事侦查、检察机关本级自侦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公安机关看守所刑罚执行的监督。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立足于监督职能，发挥刑事法律监督的指令性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全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共受理提请批准和决定逮捕的案件4993件8633人，批准和决定逮捕4269件8222人，不批准逮捕477件1068人；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7587件13503人，不起诉23件34人；对监管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口头纠正意见78次，书面检察建议30次；对界临羁押期限的739件1409人案件进行催办，防止超期羁押，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方面。坚持刑事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独立行使刑事立案法律监督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刑事立案监督。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立案监督线索72件，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72件；公安机关立案28件32人；通知公安机关立案6件7人，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66件79人，已纠正52件58人；按照案件管辖范围，移交职务犯罪线索39件50人；立案33件60人。

（二）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方面。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及时准确惩罚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严格执法。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435件1177人，其中参与重大案件讨论244件659人，参加现场勘察191件518人，发出检察建议115份，书面提出纠正违法侦查活动345件，已纠正322件（其中，侦查取证违法58件，办案程序违法262件，执行违法2件），纠正漏捕8件45人。全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起诉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固定证据1572件3362人。全市检察机关共发出127条检察建议和2条纠正违法通知书，均被相关单位采纳。向侦查部门移送线索2条，并已立案侦查。共追诉漏犯26人，追诉漏罪和遗漏犯罪事实133桩。

（三）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对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保障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法院法官执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6件，目前已改判9件。

（四）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监所部门，对公安机关看守所在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作出判决的罪犯的刑罚执行进行监督，同时对在押人员的羁押活动进行监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注重监外执行罪犯的回访考察，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今年上半年对辖区内的监外执行罪犯436人进行跟踪，发现漏管32人，脱管17人，重新犯罪2人（已收监），并对有关单位提出口头检察建议。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检察机关刑事 篇3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职能定位

明确自身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職能定位，是检察机关依法、规范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前提。根据新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程序运行

检察机关在程序运行上的职能包括权利告知、和解审查、协议确认等。根据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规定的公诉案件，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应当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和解的意见，告知刑事案件可能从宽处理的法律后果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审查认为双方自愿和解，内容合法，且符合规定范围和条件的，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实体处理

检察机关在实体处理上的职能主要体现为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以及作出何种处罚方式。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有无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予以考虑，经审查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因素予以考虑，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起诉条件的，可以决定不起诉。对于依法应当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能否直接主持和解

在新刑诉法修改以前，对检察机关来说，当事人和解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当事人自行和解，检察机关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调解组织主持和解以及检察机关指派检察人员直接主持和解。从我院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大部分刑事和解案件都是通过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此外，也有一部分刑事和解案件中的当事人虽有和解意愿，但基于种种原因不同意由基层调解组织主持和解，而是要求检察机关出面主持和解。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会指派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诉法虽然对检察机关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职能作了规定，但并没有对当事人和解的具体方式作出规定。那么，在新刑诉法施行以后，实践中原有的和解方式是否可以继续适用？检察机关能否依职权直接主持和解？

一种观点认为，新刑诉法施行后，检察机关不能直接主持和解。主要理由是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规定的公诉案件，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从上述规定可知，检察机关不是主持和解的主体，不能直接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刑诉法并没有禁止或限制当事人的和解方式，当事人有权利申请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可以直接主持和解。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有二：一是主持和解属于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虽然新刑诉法没有直接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主持和解，但事实上，主持和解和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两个环节不能截然分开。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其并不具有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处置权，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内容最终还是要经检察机关的审查确认。很多情况下，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过程就是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达成和解的过程。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符合立法精神，并不违反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是以何种方式达成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对于符合规定的案件，在当事人坚持要求由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宜拒绝当事人的申请。否则不仅不利于社会矛盾及时化解，还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笔者认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一般应当尽量由当事人自行和解或通过基层调解组织主持进行和解。但对于当事人双方一致要求检察机关直接主持和解的，检察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以达成和解。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达成和解，检察人员不在当事人和解协议书上签字，也不加盖检察院印章。

实践中的不均衡问题及应对

近几年，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均衡问题。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不均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办案期限不均衡、赔偿标准不均衡、处理结果不均衡三个方面。

办案期限不均衡

新刑诉法虽然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为此专门规定办案期限。也就是说，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所耗费的时间同样需要计入办案期限，办案期限并不会因为适用了刑事和解程序而延长。事实上，由于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是民间纠纷引起的，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常常需要反复做工作，相当耗费时间、精力。同样是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往往要比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占用更长的办案期限。在新刑诉法实施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为现在法律对于如何进行刑事和解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不仅要对当事人的和解进行审查，还要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等等，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对于审查批捕阶段来说，只有七天，很难完成刑事和解整个过程。对于审查起诉阶段来说，时限也并不长。面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现实情况，加之适用刑事和解尚未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承办人普遍缺乏积极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热情。

赔偿标准不均衡

刑事和解不同于民事诉讼，赔偿数额更多的体现双方的合意，可以将受害人实际蒙受的损失、可期待性利益及精神损害一并纳入赔偿范围，由双方自愿协商。但由于刑事和解程序在经济赔偿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犯罪嫌疑人讨价还价的局面，不仅令负有审查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容易导致案情相似的案件在赔偿数额上差异巨大。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利用犯罪嫌疑人不希望被判处刑罚的心理，提出极为不合理的赔偿要求，将刑事和解当作其敲诈钱财的手段；还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被害人希望获得经济赔偿的心理，在协商赔偿数额时附加种种条件，甚至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强迫、引诱被害人和解。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当事人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时，应当重点审查双方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自愿达成。至于是否需要确立赔偿的数额标准以及确立怎样的标准，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有观点认为民事赔偿额度一般不宜超过被害人实际经济损失的五倍。这样的标准是否合理，可以探讨。

处理结果不均衡

从实践情况来看，当事人之间能否达成和解，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经济条件和赔偿能力密切相关。实践中常常出现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意愿，但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或其赔偿数额无法弥补被害人经济损失，最终导致和解不成的情况。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条件在客观上影响着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继而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这样的不均衡现象容易给社会公众造成刑事和解就是“拿钱买刑”的印象，有损司法权威。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予以应对：一是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新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犯罪嫌疑人确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性履行的，在被害人同意并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分期履行。二是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方式不仅限于经济赔偿，虽然赔偿数额不大，但通过赔礼道歉、劳务补偿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也应当予以认可。三是应当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减少因犯罪嫌疑人赔偿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均衡。

（张庚辰，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怡舟，郑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在校生。）

检察机关刑事 篇4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 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详细来说, 基层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积极进行刑事和解具有以下意义:

(一) 既保障受害方利益, 同时也维护加害方利益

以往的刑事观念侧重于追求对犯罪的追溯, 认为加害人得到应有的处罚就实现了正义, 受害人的损失能否得到公正的补偿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新的刑事纠纷化解模式的确立, 既让受害方的损失得到弥补, 又让加害方通过弥补受害损失得到从轻处理的机会, 早日回归社会。

(二) 弥补刑事追诉的固有缺陷

刑事案件一旦发生则无法重演, 司法机关追诉刑事责任又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 所以在还原案件事实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性, 在保障人权写进新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 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更是要严格遵循无罪推定, 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不能完全的查清案件事实, 则不能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而刑事和解受害人和加害人自由协商, 在司法机关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时, 也可以通过刑事和解实现对加害人的处罚。

(三) 从根本化解矛盾

在司法实践中, 尤其是一些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案件, 受害方和加害方双方就是朋友关系, 双方由于酒后或者是意气用事打架。双方表示互相理解, 通过刑事和解, 可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从根部上化解双方矛盾。如果诉诸法院, 有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 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但是, 任何法律都不是尽善尽美的, 很多制度都在探索中, 结合当前的司法实务, 我认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将刑事和解的适用限定在轻罪案件中并不合理。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前提加害人悔罪来看, 是否悔罪与轻重罪无关, 轻罪的加害人可以悔过, 重罪的加害人一样可以。另外, 刑事和解强调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 所以即便是重罪, 但是如果加害人积极悔过, 被害人谅解并愿意和解的, 这应当也是允许的。

第二、刑事和解的解决方式单一, 有“以钱代刑”的嫌疑。虽然法律规定加害人可以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但是在司法实务中, 刑事和解更偏向于用钱解决, 赔礼道歉这种精神抚慰并不能弥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失。这样, 就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做法, 这难免会给公众留下为富人立法的印象, 有损司法权威。

第三、无明确的赔偿标准, 增加办案成本。刑事和解的初衷, 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悔罪,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赔偿标准。双方当事人难以达成协议, 所以在办案中, 承办人要反复与当事人进行沟通, 征求是否达成和解协议以及在双方如何进行和解。但是, 在协议的履行中也会出现无力履行、恶意不履行的问题。这对检察机关来说, 无疑增加办案压力,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第一、对刑事和解应用案件的范围进行相应调整。不应以罪轻罪重加以区分, 对于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 绝大部分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 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相衔接, 只要是个人有权处分的法益, 法律应该不禁止个人进行和解。但是这其中应该有例外情形的存在, 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 例如刑讯逼供罪, 由于特殊身份, 则不应该适用刑事和解。

第二、将社区矫正纳入纠纷解决方式, 刑事和解初衷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以及积极悔过的制度, 故在达成和解协议后, 和解协议的内容不仅要得到履行, 也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进行监督, 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矫正工作。对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在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 同时决定对其进行社区矫正。

第三、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机制, 刑事和解制度面临一个现实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悔罪, 愿意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被害人也接受赔偿愿意谅解, 但是出现无能力履行赔偿义务时如何处理。不和解, 对于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得不到从轻处理的机会, 和解, 被害人的权益如何保护。在这种情况下, 应建立配套的被害人救助机制。犯罪嫌疑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恢复原有状态, 是获取被害人谅解的一种途径, 赔偿损失不应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故为实现司法公正, 在这种情形下, 可以由国家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一定的弥补, 由受害人出具谅解书。国家进行救助的前提: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二是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和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进行调查。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 弥补以往刑事追诉的不足,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笔者结合基层检察工作, 对该制度加以分析。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刑事案件,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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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刑事 篇5

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是多功能综合性的作战实体。实践中，派出所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参与主体，但其办案过程也存在诸多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公安派出所工作的同时，发现并解决改进派出所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促进基层执法公正，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在积极探索完善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少长效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刑事执法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2014年1月至6月，某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713件1089人。审查案件后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案环节

主要表现为：1.对立案标准要求认识不到位，致使造成有案不立，或者不应立而立的现象；2.对于涉嫌数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派出所却仅对其中的一罪立案，另立案不全面；3.对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罪名不成立，或者对长期侦查没有进展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因事实不清而不批准逮捕也不及时撤案，导致案件长期悬而不决；4.迫于“破案率”、“有罪率”等“考核指标”，立案破案不循规蹈矩，往往造成有案不立、或者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现象；5.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久拖不立，立而不侦，或者侦而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通存在。

（二）侦查环节

主要表现为：1.没有及时通知监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执行情况；2.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到位或不规范，甚至是未实行；3.笔录与犯罪嫌疑人实际供述有出入；4.第一时间处警处置不力，特别是对于重特大案件进行前期处置时，因判断错误，不注重对犯罪现场、相关物证的保护，导致主要证据灭失或错过最佳取证时机。5.对批准逮捕后案件继续侦查不力，致使一些案件错失固定证据的良机，造成提起公诉困难。另外，还存在一些少数暴力取证情况。

（三）刑事执法水平和能力方面

主要表现为：1.仍然普遍存在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办案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却不注重收集其他证据，不注重收集能够客观或者间接反映“明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据。2.在证据收集上偏向重打击，偏重于有罪证据，却怠于收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也经常存在不核实犯罪嫌疑人在辩解时说到的一些证据线索的情况。3.派出所的办案人员虽然有较强的破案意识，但却缺乏按正规诉讼流程主动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识，并且执行能力也较弱，导致有些因为存在瑕疵的被排除在外而办事效率低下。尤其是毒品案件等客观证据较薄弱的案件，往往不注意现场见证人等证据的收集，事后补正则证明力大打折扣，一旦犯罪嫌疑人发生翻供，则易难以认定。

二、各地检察机关监督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摸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监督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专项行动式和长效机制式两大类

1.专项行动式，即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活动。

2.长效机制式，是指先建立某种相应的制度，并以此来常态化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行为。现在主要有以下5种模式：

（1）组建检察官办公室模式，即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指定专人在派出所组建一个检察官办公室，通过种种方法如不定期巡防检查、介入侦查等全面展开监督工作。

（2）片区检察官模式，即指定专门的检察官到特定和划分同一片区的某些地区的派出所，采用与巡回监督相结合的中心辐射、区域负责等细致方式来全面综合监督。

（3）侦查监督室模式，即成立专门侦查监督室，统筹全局，负责监督包括所有派出所在内的全县（区）公安（分）局等县级公安机关所有办案单位的办案信息。

（4）镇街（社区）检察室模式，即为配合侦查部门，成立专门的监察室，专门在派出所对应的镇街（社区）内开展监督派出所的工作，二者分工协作，共同监督派出所工作。

（5）专项制度模式。与前几种长效机制模式不同，该模式下检察机关不向公安机关派驻人员；与专项行动式也不相同，该模式不是对公安派出所进行一时性的监督，而是依托双方建立的某种制度，对公安派出所进行常态监督。

（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各地检察机关虽然在对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机构的监督摸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综合各地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法治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二者的关系既符合科学的诉讼规律，又能充分反映检警关系的一般性原理。但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的时机尚不成熟。

2.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虽然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专门解决当前立案监督中存在问题，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单一性的规定问题，仅涉及到立案监督的部分，而其他更多监督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关注和解决；第二，监督的力度不足，根据监督学的原理，监督者对于被监督者应该具有完全的强制力。而上述规定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效力依然不足。

3.只有先确保检察机关对派出所各种刑事执法信息的知情权，才能实现检察机关对派出所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但在实践中，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未能真正建立。

三、完善监督机制的对策及建议

（一）从制度层面确保检察机关对派出所执法行为监督的真实实现

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还不到时机运用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不过，可以从目前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寻找怎样更好地监督派出所执法行为的途径。以某市检察院为例，建立提请逮捕案件通报制度。侦查监督部门逐一详细登记各个办案部门受理的案件，并对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件质量瑕疵情况也进行逐案登记。还需要定期通报派出所提请逮捕的案件办理情况、案件质量情况等，督促派出所提高办公速度和质量，进一步提高派出所的办案效率，严防冤假错案发生。

（二）以信息共享制度的建立拓展多渠道的线索来源机制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指出，公检两家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因此，为便于检察部门全面及时了解派出所的各项工作进程等，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可以查阅派出所办理案件的基础台账，查阅110指挥中心的接警记录，查阅受、办案件材料和查询“公安机关打防控主干应用系统”等，动态掌握派出所办理案件的情况，对侦查活动实行同步监督。对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及适用法律有争议等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特别注意重点监督派出所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如：擅自撤销案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徇私舞弊瞒案不报、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或是徇情枉法、瞒案不查等情况，让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有效覆盖在公安派出所刑事案件的整个侦查活动中。

（三）以派出所职能的深度参与进一步完善与派出所的配合机制

要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紧紧围绕重要诉讼程序和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的关系环节展开监督，其监督的重点是：突出刑事侦查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捕而不侦、久侦不结；违法立案、有案不立、不破不立；借违法变更强制措施徇私枉法，谋取私利；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违法超期羁押、任意延长办案期限造成隐形超期羁押等，实现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的动态监督。同时可共同参与派出所的控申接待、纠纷调解和突发事件处理等工作，在沟通中促进双方逐步确定监督就是支持、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这一理念。

（四）以派出所建立检察监督站制度的建立深度介入派出所的刑事执法过程

对公安机关刑事撤案检察监督的举措 篇6

一是督促公安机关建立“刑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下级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3日内书面报告上级公安机关，上级公安机关指派专人进行审查后，10日内作出同意或者纠正意见。检察机关有权定期了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情况，对存在问题的撤案，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改正。这其中符合立案条件的，应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二是从立法层面细化对刑事撤案的检察监督。2010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其第7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和完善信息通报和沟通机制，及时通报发案、立案、破案、撤案情况”。依据法律和地方法规，应探索建立同级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机制。首先，侦查机关对已立案的案件，应在3日内将案件来源、立案的理由和证据材料及时移送同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侦查监督部门应派专人对侦查机关移送的立案材料进行个案审查、跟踪监督；其次，侦查机关拟撤销案件的，应在作出撤案件决定前3日，将撤销案件的理由和根据、证据材料移送同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审查。侦查监督部门应指派专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撤案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撤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呈请批准逮捕或移送审查起诉。侦查机关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的检察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

三是明确监督重点。应结合本地区特点，明确撤案监督重点。如某地轻伤害案件违法撤案情形较多，则应将轻伤害类型案件作为监督重点，并重点审查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因此，公安机关对轻伤害和解案件自行撤案违法。首先，对于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申请，要严格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4条、245条、246条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作出决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意见书应当由公安或检察机关的法医提出文证审查意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公安机关应适时建立并更新“出具虚假鉴定意见鉴定机构黑名单制度”，对于出具过虚假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要将其列入该名单，并将名单下发至各办案单位，要求其在进行司法鉴定程序中，审慎委托该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四是主动发现监督线索。检察机关通过定期开展对刑事强制措施的专项检查来发现监督线索。如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转治安处罚案件的、刑事拘留到期后未报捕也未起诉的、刑拘后直接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从审核强制措施入手，进而监督撤案决定是否合法。

五是加强协作配合。检察机关应与公安机关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指定专人担任信息联络员，定期交流、通报案件信息，掌握立案、撤案的第一手资料，为了确保共享资料的真实、全面、准确，应在具体的工作办法中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公安机关原始台账的权力。在条件成熟时，检察机关可与公安机关协商，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公检之间的“刑事立案、撤案信息共享系统”，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撤案情况的常态掌控和监督。

以检察机关为视角看刑事错案之成因 篇7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 大多数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公、检、法这三个机关中, 也有学者把检察机关选为切入点。总的来说, 现有成果大多把具体因素罗列, 但是, 视角仍比较片面, 研究缺乏明确的主线。

本文选取检察机关为研究切入点, 建立两条论证的路径, 即沿着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以及法律监督权两个过程, 尽可能认识当中可能会引起刑事错案的因素, 从而为防范刑事错案提供相应的指导策略。

一、刑事错案的概述

在以检察机关为视角探究刑事错案的成因之前, 需要先对何谓刑事错案有准确的认识。

(一) 刑事错案的界定

目前, 刑事错案的界定学说主要客观说、主观说、主客观统一说、程序违法说、三重标准说等。客观说指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一致;主观说的判断标准是司法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主客观统一说则是把上述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程序违法说是以程序的公正性为标准, 只要诉讼活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就不存在刑事错案;三重标准说则认为错案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意思, 应划分为错案纠正、错案赔偿以及错案追究这三种情况。 (1) 上述各种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 有学者从本质上探究何谓刑事错案。其认为刑事错案的本质属性是:“每一起刑事错案, 都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不当侵害”。 (2) 有学者则认为刑事错案可以分为实质错案以及形式错案, 前者指存在认定事实或法律适用错误的, 后者指法律名义宣告的错案, 而值得深入讨论的仅指前者。 (3)

借鉴以上观点的可取之处, 本文所要探讨的刑事错案将站在通说的立场, 认为刑事错案指处理决定与案件事实或法律规定不符的刑事案件。此处的案件事实指的是法律事实, 而法律规定则包括了实体法律规定以及程序法律规定两个方面。

(二) 刑事错案的基本特征

刑事错案是具有一定特征的, 最为显著的是其结果性与相对性。第一, 结果性指的是刑事错案所关注的是案件的最后处理决定。只有是案件的结果有误, 才能把其纳入刑事错案的范畴。 (4) 第二, 相对性指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二者具有相对性。判决案件所依据的是由证据所构建的法律事实, 而且受认识规律的影响, 对于案件的认识会因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因此, 刑事错案既具有结果性又具有相对性。

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性

虽然刑事错案可能发生于任何一个阶段。但由于检察机关承担着两项重要职能, 公诉和监督, 其地位尤为突出, 与刑事错案密切相关。

(一) 公诉权的承上启下作用

检察机关第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行使公诉权。其连接了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以及负责审判的法院, 明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把案件传给检察院, 检察院接着通过审查起诉、提起公诉, 接着把案件传送给法院。如果其在这一点上没有发挥好作用, 那么负面影响将涉及前后两个职能机关, 刑事错案产生的机率将大大增加。 (5)

对于公安机关而言, 检察机关扮演着“法官之前的法官”的角色。接收公安机关提交的材料后, 检察机关需要对其先进行判断才作出决定。案件一旦进入提起公诉的阶段, 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正式卷入案件的处理。

对于审判机关而言, 正是因为检察机关把案件推送到法院, 才使得审判的工作启动。而且, 作为控诉方, 检察机关承担着公诉的职责, 需要在庭审中与被告一方对抗。

(二) 监督权的贯穿全程作用

检察机关第二项职能是行使法律监督权。无论是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还是法院的审判活动, 抑或是判决后的执行活动等都受到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不单仅是通过内部运作对公权力进行制约, 更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公民更多时候只是关注公诉权的行使。但其实有很多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其本质的权力, 这表明法律监督权很重要。 (6) 在《宪法》中也有明确指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7) 在司法实践中, 法律监督权广泛的适用范围也决定了该项职能的重要性。一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任何一个都应该受制于检察机关的监督。

三、行使公诉权时会引发刑事错案的因素

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的过程会中有一些不当行为使得刑事错案可能发生, 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传统思想带来负面影响

传统的法律文化在权利方面的赋予少之又少。 (8) 不仅不重视个体的权益价值, 反而推崇牺牲个体利益, 服从大局。 (9) 正因为如此, 重人治、轻法治、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盛行, 与现代法律文明的观念格格不入。《刑事诉讼法》的价值仅仅是为配合《刑法》这一实体法更好地控制犯罪、打击犯罪吗?其也是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的:一为限制公权力行使, 防止滥用职权;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所以, 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 应清楚遵守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二) 非法证据排除意识欠缺

刑事错案的形成常与非法证据联系在一起。为了完成追诉任务, 检察机关很大程度依赖运用非法的方法来收集证据。面对公诉机关的刑讯逼供, 犯罪嫌疑人只有按照他们的意思作出供述, 才可以避免遭受肉体、心理方面的压迫。在过去, 辩护方还被迫承担着排除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 在其天然不具备举证优势的情况下, 最后只能是“毒树之果”也被法庭采纳, 刑事错案就很容易形成。 (10)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有了这方面的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另外, 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也由公诉方承担了, 辩护方只需提供相关材料以及线索即可。

与过去相比, 这的确是实质性的进步, 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证据的收集行为。可是, 这些规定又并非完美无缺。对于各种笔录、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仍然不在考量是否需要排除的范围之内。而且, “予以补正”、“作出合理解释”这些也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这其实间接为非法的物证、书证的使用提供了机会。这种对于非法证据过窄的法律规定, 不符合司法实务的需求。 (11) 即使辩护方提出了相关线索以及材料, 法院仍有可能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此处法律漏洞造成在实践中难以评估检察机关的做法是否合适, 又会给刑事错案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另外, 实践中愿意提交监控录音、录像的控方少之又少。即使这些证据被提交上法庭, 当中很多都是被剪切过的, 其真实性往往大打折扣。 (12) 这使得此规定在实务中仍旧没有办法得以落实。因此, 法律规定与实践效果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三) 犯罪嫌疑人辩护权薄弱

检察官与被告人的程序平等称为平等武装, 这是公正审判的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力量与公权力机关进行抗衡。因而, 平等武装主要针对的是辩护方, 提升防御能力, 对抗控方, 从而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

然而, 现实中辩护权往往形同虚设。辩护方的知悉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由于掌握的信息十分缺乏, 辩护方很难针对案件形成辩护的对策。而且, 我国一直缺乏审前的证据交换程序。这就造成控方的信息垄断成为行使辩护权最重大的障碍, 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 案件的矛盾之处难以被发现。除此以外, 我国在司法工作中一直强调,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如实供述。当中典型的就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观念。然而, 不被自证其罪其实是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一项消极防御权。 (13) 犯罪嫌疑人在询问中应该只有遵守诉讼秩序的义务。 (14) 这种诉讼义务的配置使得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

(四) 外界舆论力量干预过大

刑事案件往往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尤其是一些有很大影响力的案子, 民众都十分热衷于发表个人见解, 社会舆论因此而形成。所以, 在中国, 道德情感往往大量地充斥于诉讼过程。对于这种情形, 检察机关不可能完全把社会舆论置之不理。虽然, 他们明知道不应该让这些因素来干扰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可是, 社会舆论常会爆发出超乎想象的影响力。为了社会的稳定, 检察机关不得不从大局出发。一旦偏离了以法律为主导规则这一方向, 刑事错案的出现也就很有可能。

四、行使监督权时会引发刑事错案的因素

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是检察机关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这个过程中的存在以下因素会引发刑事错案。

(一) 监督者的身份面临尴尬

依照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还是刑事诉讼的监督主体。从立案开始, 侦查、审判、执行等一系列阶段, 都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内容。根据经验, 监督者应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出现, 才能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然而, 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机关一方面为监督者, 另一方面又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 即既当“裁判者”, 又当“运动员”, 使得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较为尴尬。如此一来, 监督者的权威大大降低。即便发现可能造成刑事错案的地方, 也会因为信服力弱而无人重视, 导致问题无法及时解决, 错案也因此而最终酿成。

(二) 监督权存在异化与失衡

检察机关内部的行政色彩较浓厚, 在人员编制方面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另外, 其办案经费也需要由当地政府提供支持。这种情况下, 为了自身工作的安稳以及办案的顺利, 有时检察机关会选择向地方行政机关妥协, 从而导致法律监督权最后屈服于行政化的指导命令。在赵作海以及佘祥林案件中就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5 (1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检察院自身的生存利益, 刑事案件的查办被迫让步, 监督权的异化最终会威胁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

另外,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还存在失衡的问题。因为在实际的司法工作中, 其实是审判权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件最后的决定权不是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对于一个案件是否需要终结, 检察机关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范围很小。 (16) 审判机关完全可以无视检察机关所指出的问题, 刑事错案也就可能由此引发。

(三) 监督方面的法律不全面

虽然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 而且《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明了该条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17) 可是, 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 没有详细的操作指引。寥寥的条文并没有规定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的方式、如果监督不到位又该承担何种责任等, 都缺乏详尽的法律条文规定。

检察机关通常只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以及法院的审判关注得比较多, 造成诸多环节的监督出现空白。监督方式也十分有限, 常常只有书面监督。即便发现有违法行为, 也只是口头、书面提出纠正意见。相应用口头或者书面的回应就可以化解指责。监督法律的规定不完善, 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无法全面地展开, 要避免刑事错案存在难度。

(四) 监督权的定位有所偏失

检察机关身兼多重职能, 虽然在《宪法》里明确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明确指出了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 但检察机关并没有很好地重视这一点。与公诉权相比, 其对于法律监督权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当然, 这与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考评机制也有关系。其考核内容更多与案件的破解挂钩, 较少涉及法律监督的工作。检察机关更愿意把工作重心放在公诉权的行使上, 这样的工作安排实际上把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摆在了次要的位置, 削弱了法律监督权。该项权力的主体对于权力的行使都存在惰性, 那实践中的监督效果肯定不尽如人意。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使出现了差错, 也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指出与修正, 这也会导致刑事错案的产生。

五、结语

刑事错案的成因研究在不断深入与进步。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具有特殊性——承担着公诉、法律监督两项权能, 以这两方面作为主线, 全面探究引发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后, 检察机关的权力实际上是得到了扩张。重视检察机关这一环节的工作对于刑事错案的预防在当今愈加具有现实性以及迫切性。

摘要：刑事错案的发生是引人关注的问题, 其不仅会造成对当事人人身、自由、财产等伤害, 更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同时, 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与公正性也会遭受严重的质疑与挑战。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性, 大多数刑事错案的形成与其有关。文章以检察机关为切入口, 围绕其公诉、监督两项职能, 探究行使这些权力的过程中会有何种因素会导致刑事错案, 为预防刑事错案、实现司法公正奠定基础。

检察机关刑事 篇8

2011年, 某市检察院出台《建立检调对接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施意见》, 该《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大调解”工作的职责与地位, 进一步促进了检察机关受理刑事案件的有效对接, 进一步纵深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一) 刑事和解概念界定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 它是指犯罪发生后, 在调停人的帮助下, 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过协商, 认同犯罪带来的伤害, 通过经济赔偿等方式来弥补伤害、达成和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司法机关酌情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刑事和解制度, 发源于西方, 其以对话和协商为主要特点, 目的是恢复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原本存在的平和关系, 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

(二) 刑事和解的可行性分析

1.社会背景

刑事和解产生的社会背景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 完成了从犯罪人中心主义到被害人中心主义的刑事观念和刑事政策上的转变, 并直接提出了刑事和解的重要理论, 为刑事和解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以犯罪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 使得人们从监狱外去探索预防犯罪和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有效方法。

2.法理依据

刑事和解是一项工作机制的创新, 也应该遵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以其为适用指导。在考量量刑时, 所采用的刑事处罚也应与其犯罪行为、性质、情节、态度等相适应, 做到既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轻纵犯罪, 又能够兼顾罪刑相适应, 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需要。

袁剑湘 (2011①) 认为, 刑事和解是吸纳中西文化的一种体现, 是一种多元化的平衡体现, 应当将刑事和解的精神规定在刑事诉讼中, 提倡在刑事诉讼中尽量适用刑事和解并形成制度。也有某些学者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 如李洪江②认为:在刑事诉讼之外, 应该由相应的主体提起并启动。

笔者认为, 从我国新刑诉法基本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刑事和解进行解读, 刑事和解“检调对接”具有可行性的。“检调对接”制度是以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和利益恢复为出发点, 加强被害人在刑事案件解决中的话语权, 确立被害人程序运作中的当事人地位。

二、刑事和解运用“检调对接”的司法实践

刑事诉讼中刑事和解的检调对接模式机制应包括以下四个阶段:一是案件的提出和受理, 检察官有刑事和解提案权。案件和解之前由专门人员负责对案件筛选, 确保和解程序仅包含合适的当事人, 案件筛选将确保当事人的准确性;二是和解阶段和解人在和解会议之前会与当事人见面, 以便倾听案件事实。同时, 对程序作出解释;三是和解阶段应由一名第三方和解人推动允许犯罪人和被害人谈论犯罪对其影响的对话, 和解会议通常以赔偿协议的达成为终结。四是和解的后续工作。司法机关将和解协议作为刑事追诉、刑事审判的依据或者缓刑、减刑的选择要件。

三、建立和完善检调对接机制

(一) 应遵守的工作原则

检调对接应秉承合法、自愿、公平、矛盾化解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自愿是检调对接的首要原则③。和解协议中经济赔偿数额和其他补救方式应当与被害人受犯罪损害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并酌情考虑赔偿、补救能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通过认罪悔过、赔礼道歉、本人或近亲属给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经济补偿、精神赔偿。

(二) 适用范围要有选择性

检调对接并不适用所有案件, 大概可适用以下几种:1、可调解息诉的涉检信访;2、检察环节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所涉民事赔偿部分且有和解意愿的;3、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具备和解可能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4、其他需要协调解决的案件。但是,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适宜调解:一是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二是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群众反映强烈的;三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四是其他不宜调解的情形。

(三) 职能部门及工作职责

由控告申诉科、侦查监督科、民事行政检察科等相关部门负责检调对接工作, 履行需由检察机关移送调解的涉检信访、案件的受理、移送、告知、派员协助调解、提供法律咨询、反馈调解结果、督促落实调解协议等职责。司法局由基层科作为负责“检调”对接工作的职能部门, 负有指导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检察机关移送调解的涉检信访和案件、组织调解、反馈调解结果、督促履行调解协议等工作职责。

四、完善检调对接的制度化建设

(一) 统一运转模式

为加强“检调对接”工作专业化建设, 扎口管理、内部监督、对接联络, 需要完善检调对接方式:一是进行程序上的衔接, 即在案件的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环节, 检察机关告知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 双方可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将民事赔偿部分移交调处中心进行调处;二是实体上的衔接。如果经调解能达成协议, 以调处中心出具的书面建议为依据, 将案件中受损关系修复状况、被害人的谅解程度、被告人通过赔偿所体现的悔罪态度等作为刑事部分实体司法处理的酌定考量因素, 选择适用撤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处理的量刑建议。

(二) 完善调解监督机制

在“大调解”的背景下, 对于检察机关主持的检调对接, 要通过检务督察等内部监督来保证其运行的规范化。对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各种社会调解机制, 检察机关要切实强化监督职能, 予以规范和引导。并探索和建立对公安机关调解, 法院诉前、诉中、执行等司法环节调解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 促进检调对接更便捷规范, 调解结果更合理公正, 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 完善“检调对接”制度的法律规范

在“检调对接”制度健全之前, 适用“检调对接”制度时应按照上级规范进行, 避免随意性。同时, 应尽快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应明确规定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约束力。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 在司法机关确认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的前提下, 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案件终结的依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没有自觉履行, 那么犯罪嫌疑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唯一的法律后果是进入正常司法程序。如“检调对接”过程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协议, 那么案件马上重新转入司法程序,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办理。

(四) 完善“检调对接”的支持保障机制

随着检调对接工作的深入推进, 工作量会不断增加, 这时应建立支持机制, 在参考检察院参与检调对接的案件数量、标的额、人次等指标的基础上, 由政府财政对检察院经费进行适当补偿, 从而确保检察机关全方位的参与检调对接工作, 对“检调对接”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等也应该有相应的保障。同时, 建议将检调对接期间不计入法定办案期限, 给相关部门合理的时间开展调解、息诉等工作。

参考文献

[1]向明.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1 (2) .

[2]王丽娟, 张平.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7, 3, 22 (2) .

[3]薛晓源, 刘国泉.“法治时代的危险、风险与和谐——德国著名法学家、波恩大学法学院院长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 (3) .

[4]陈理平, 彭新华.探索与把握检调对接的内在规律[N].检察日报, 2012.7.

[5]袁剑湘.论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内容[J].法学家, 2011 (6) .

检察机关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之探讨 篇9

关键词：刑事被害,困境,价值,规范化

一、刑事被害人困境解读

(一) 受害后现实困境

经济高度转轨, 社会深刻转型,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特定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刑事犯罪高发, 尤其是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发下的暴力犯罪数量激增, 社会关系遭到较大面积的伤害。更令人忧虑的是, 已造成的社会关系的被破坏难以修复, “恢复性司法”难以完成。据统计, 近10数年来, 我国平均每年有100万左右的被害人因为案件未破而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任何赔偿;而即便是破了案走上诉讼程序的案件, 即便是审判机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或民事判决书作出了判决:被告人应赔偿被害人受害所受损失, 但被告人或隐瞒转移财产或根本无力赔偿, 有判决而无执行, 一份份判决书顿成一纸纸空文, 一张张法律白条。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往往难以估量, 或遭受巨大物质损害 (包括用以医治身体创伤的费用) , 或被致残后丧失独立生活能力, 或精神严重受创, 经济困难, 生活落差, 生存已成煎熬, 这是学理上所称的“一次伤害”。而据统计, 我国近八成的刑事赔偿难以兑现, 多数受害人的家庭陷入了人财两失的生存困境, “二次伤害”不可说不令人动容。刑事被害人的生存处境发人深忧。

(二) 法制方面的困境

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刑事被害人想寻求赔偿, 唯一直接途径为在刑事起诉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现行的法律规定有两大弊端。其一为范围过窄, 实践中法院将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仅限于故意伤害等极少数的案件种类之中, 而对于其他诸如抢劫、绑架等案件排斥于外。其二是把精神赔偿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民法规定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 刑事法却无相应救济, 显失公平, 要知某些精神伤害远远要比物质损失要来得严重及持久。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概念、价值及现状解读

(一) 概念解读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对得不到赔偿、生活又确有困难的特定刑事被害人实施的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是指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 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救助的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最早起源于3000多年以前巴比伦王所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但在漫漫的时代进程当中, 在旧的刑事诉讼观念的限囿下, 犯罪被局限性地界定为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侵犯, 被害人的权益反而被漠视了, 被害人被消隐在国家宏大的公权力束缚之下, 未能在刑事关系中得到应有的与犯罪人对等的地位。直到20世纪初期, 国际社会开始重视了对被害人权利的维护保障。新西兰在1964年1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损害救助法》。随后,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做出了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救助的规定。到现在为止, 已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一种社会帮助和福利, 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救助解决刑事被害人目前面临的急迫性的生存危机,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对象是特定的, 普遍是指受到刑事犯罪侵害未能得到充分赔偿、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对象不应仅限于被害人本身, 因为社会人以家庭为单位, 侵害被害人一人, 受损害的是被害人整个家庭单位的利益。被害人因被刑事侵害而死亡的, 救助对象只能是其家属;救助方式基本为经济救助, 用金钱救济减轻受害程度, 把救济值尽力拉近受害值, 尽力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同时以法律、精神方面的救助为辅助方式。

(二) 价值解读

1. 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人本主义刑事司法理念的根本要求。

人本主义刑事司法理念要求在刑事司法中要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 将人真正以“人”相待, 承认并尊重其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这里的“人”当然不仅仅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还包括被害人。传统的刑事法律理念一直将罪刑关系的主体界定在国家与犯罪者之间, 强化了犯罪行为对公共秩序及国家政权的冲击, 习惯了把被害人冷在一旁, 将其边缘化。刑事犯罪发生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 被害人的受侵害是最直接的、具体的、第一位的, 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自然不能轻视。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法律均在司法实践中植入了人本主义刑事法的理念, 重新梳理了刑事诉讼关系, 开始了从国家、犯罪人的二元模式到国家、犯罪人、被害人三元模式的演变, 争取各主体利益的均衡。赋予被害人正确的权利和地位, 是刑事诉讼模式的进步与升华。

2.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功能, 促进社会和谐。

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 着重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所带来或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 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被害人重新正常生活以及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近年来我国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了恢复性司法在保护社会关系、预防犯罪方面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有助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 有助于被害人生活的尽快恢复, 有助于弥合受损的社会关系。

三、检察机关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之我见

(一) 救助立法

刑事被害人救助在我国还在探索阶段, 国家并未形成统一的立法。笔者认为国家应尽快对被害人救助进行立法, 以便统一实施。2008年4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 (建议稿) 》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在目前试点探索阶段的大环境下, 各地检察机关在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时, 可以立足本地实际, 从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出发, 根据当地司法实践和经济发展状况, 进一步细化文件, 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更好地完成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二) 救助机构及救助程序

各地检察机关在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时, 为明确权责、提高工作效率, 应当成立专门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机构。从节省人力及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考虑, 救助机构不需要形成平行于公诉科、反贪污贿赂局的独立的内设机构, 只需要从公诉、侦监、民行、控申等涉救助的部门派人组成, 在进行救助工作时, 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 再报分管检察长及检察审核决定。应进一步规定救助程序, 健全申请、调查、听证、决定、支付、异议、救济等救助程序, 全面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 救助基金来源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基金来源困难是救助工作的主要瓶颈。我国省级以下的检察机关的经费均依赖于地方财政, 并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因此, 要保证救助金的充足, 应要尽量争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 有政府资金作后盾, 保障性较强。检察机关开展救助工作时, 应设立专项救助基金。要多渠道、多层次保证基金的充足, 向社会募捐就是一种可行性较强的措施。救助基金由检察院财务部门实施管理, 监察部门监督执行, 要实行专款专用, 并主动接受本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四) 救助方式全面多样化

在刑事犯罪中, 被害人的损失并不仅限于经济损失, 因此, 经济救助不应成为仅有的救助方式。应将救助方式上升层次, 打破仅限于经济救助的束缚, 实行法律、经济、精神全方位多样化救助。

一是法律救助: (1) 采纳检察建议, 督促有关部门纠正在救助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联合司法行政部门, 主动向救助对象提供法律咨询。 (2)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诉讼参与权、不捕不诉异议权等权利。 (3) 提起公诉的案件, 做被告人工作, 认罪赔偿轻量刑, 争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4) 全力为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工作提供帮助, 积极为被害人争取经济赔偿;必要时可以为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联系法律援助律师代理诉讼。

二是经济救助: (1) 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被害人发放资金。 (2) 可考虑发动募捐。通过媒介平台, 提倡、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为有特殊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捐助。 (3) 检察机关发放慰问金。 (4) 通过介绍兼职、再就业等方式, 使被害人走出生活困境。

三是精神救助: (1) 对在故意伤害、强奸等暴力犯罪中受精神创伤的被害人, 尤其是女被害人及未成年被害人, 积极提供心理辅导帮助。 (2) 对已造成严重精神障碍的被害人, 向其介绍一些指定的精神机构, 对被害人提供精神上的检测和帮助。

四、结语

检察机关刑事 篇10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丰富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为了更好地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本文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研究探讨检察机关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一) 增强检察工作中对政策的宣传功能

检察事业承担着“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 在检察工作中, 办案人员不仅要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 还要向人民群众进行释法说理的工作。人民群众由于对政策的了解不深、理解不透, 往往会对检察工作或者检察工作人员产生误解, 这就更需要办案人员在工作中对政策进行宣传, 使人民群众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了解, 从而在工作中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在司法活动中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宽严相济, 宽严有度, 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人权, 使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机结合。 (3)

(二) 加强与其他单位的沟通协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 不是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就能完成的, 需要不同的单位之间相互沟通协调, 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实施。因此, 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过程中, 要想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必须加强与其他单位的沟通协调。要在不同单位或部门之间相互交流信息, 统一思想, 形成合力。要从制度上加强和促进政策执行组织之间的协作, 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增强其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 一旦发现执行中出现问题, 立即协同有关部门尽快纠正, 通过强有力的指导和监控, 形成上下级各部门的良性互动, 有效地遏制人为因素的影响。 (4) 通过这些措施, 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三) 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当今社会, 信息传播途径多, 传播速度快, 这种现状对于一项政策的实施可以说利弊参半。一方面, 信息的快速传播可以使政策较为便捷的使受众所知悉, 但另一方面, 却有可能造成受众的一知半解甚至说对政策的错误理解。因此, 要想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必须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同时要保证宣传效果。要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定的背景、含义、执行要求等进行有效的宣传, 使大家能够准确理解和掌握。此外, 在办案过程中, 要注重从社会效益及人性的角度出发, 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考虑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做到司法公正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5) 这是从一个方面增强社会宣传的力度, 因为毕竟执法办案的目的不是要惩治犯罪, 而是预防犯罪, 在办案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 也会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二、强化刑事司法措施

(一) 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实行“以严为主、辅之以宽”的方针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要体现法律宽缓的一面, 但绝不是法外施恩, 不是一味的重罪轻刑。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 必须要坚持以严为主的方针, 辅之以宽。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的:“‘严打’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体现,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 依法严厉惩治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知识产权、制售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和人体健康的伪劣商品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依法打击重大环境污染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既然确立了“严”的范围, 那么在办案过程中, 就要对这些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社会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从严处罚, 坚决依法打击, 以起到震慑犯罪、警示社会的作用, 达到预防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目的。但是与此同时, 还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人身危险性大小、犯罪后悔罪的态度等, 区别对待, 这也是宽严相济的体现, 对于那些性质恶劣、民愤极大的犯罪行为要从严查处, 但如果犯罪人认罪态度好, 积极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害, 被害人也对犯罪人达成谅解, 则说明这种被损害的关系已部分甚至全部恢复, (6) 在量刑的时候或者说在判处死刑的时候应该适当考虑这种从宽情节。

(二) 对轻微刑事犯罪“以宽为主、辅之以严”, 重视人文关怀一般来讲, 体现“从宽”原则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 或者罪行虽然严重, 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 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 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 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 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对于从宽处理的案件, 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类案件:一是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避免扩大打击面, 激化社会矛盾。二是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等案件, 要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 尽量做到和解息诉。三是对于未成年人犯、初犯、偶犯、从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 应当立足教育挽救, 慎用逮捕起诉措施。 (7)

虽然说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要重视人文关怀, 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但是在处理这类案件时, 也要综合考虑, 审时度势,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宽”不是一味的从轻处罚, 对于这类轻微刑事案件, 如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或者恶劣的社会影响, 也要从严把握, 不能从轻处罚, 毕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仍然要坚持罪责性相适应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三) 进一步探索刑事和解纠纷解决机制

所谓刑事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8) 目前关于刑事和解学术界尚存在争议, 但对于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一般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引入刑事和解的解决机制, 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对于节约司法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会有极大的帮助, 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特别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首次规定了刑事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现。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达成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范围, 一是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或侵犯财产罪的案件, 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在实践中, 对于刑事和解的应用, 在适用范围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比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赔礼等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 和解是双方自愿达成等。需要注意的是, 刑事和解的启动权不再是像过去公诉案件中那样由有权机关单方面行使, 而是在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要把刑事和解和诉讼程序之外的“私了”区别开来。特别是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要防止“私了”, 防止“以钱赎刑”的发生, 要发挥检察机关的公权力的作用, 达到一种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健全相应的协调配合制度

(一) 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仅是一个机关的事情, 这项政策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 是需要多个单位相互配合协调完成的。目前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公检法机关缺乏沟通协调, 配合意识不强。不管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院, 都有自己的工作指标和政绩, 比如说公安机关追求逮捕数量, 就会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案件提请批捕, 对这些案件的审查就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就是因为缺乏对宽严相济形势政策适用标准的共同认识, 可能会在一些案件上出现争议、缺乏合作。因此, 为了在诉讼过程中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必须加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配合制约。一方面, 三机关应该加强学习, 在思想上有统一的认识, 然后可以在经过会商后制定统一的规范标准, 尽量统一认识和办案尺度;另一方面, 在办案过程中, 特别是在发现问题时, 应该及早联系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 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扫清障碍。

(二) 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

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实施, 不仅仅需要公检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协调, 也需要全社会其他组织、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 但同时也需要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

如果检察机关内部部门之间对落实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认识不统一, 缺乏沟通, 就可能使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各业务部门之间要通过职责分工形成制约, 或者设立专门机构对案件进行全过程监控考评和执法监督, 确保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贯彻落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法理念的体现, 要求执法办案人员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人权, 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犯罪虽然不能完全消灭, 但是却可以控制, 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言:犯罪见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 只要犯罪行为没有超出社会所规定的界限, 它就是正常的。 (9) 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就是符合时代特征的一种选择, 它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进程, 不可操之过急, 只要坚持一定的原则, 选择正确的对策, 相信宽严相济形势政策会获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

摘要：宽严相济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 对克服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具有重大的导向功能, 而且对检察业务工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而正确认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认真贯彻该政策的前提。

关键词：检察机关,宽严相济,对策

参考文献

①王鹏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37卷, 第1期.

②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J].法学杂志, 2006 (1) .

③④都玉玲: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J].理论导报,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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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王鹏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