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科技发展流变

三十年科技发展流变（精选五篇）

三十年科技发展流变 篇1

科技发展战略从“追赶、跟踪”到“自主创新”转变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始于20世纪50年代, 距今天已有50多年。50多年的艰辛探索, 50多年的风风雨雨, 科技发展战略不断完善, 从“追赶、跟踪”到“自主创新”, 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奠定了扎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核心,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规划模式。从1956年我国制定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 这23年间总共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其指导方针是“重点发展, 迎头赶上”;1962年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确定了“自力更生, 迎头赶上”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这两个“追赶型”科技发展规划都是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尖端科学技术, 这使得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用不太长的时间研制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军事武器, 壮大了国家的实力, 赢得了国际地位。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 由于它过分重视国家的政治建设, 而没有足够重视关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 以致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畸形发展, 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因此,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我国除了与军工有关的航天、导弹、核能等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外, 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 总体科技水平仍然不高。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 在这23年间我国相继出台了四个科技规划, 即1978年制定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草案) 》, 提出了“全面安排, 突出重点”的方针;《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其基本方针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工作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战略部署;《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和《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了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继续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指导方针。这一阶段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主要是“跟踪型”, 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 其总体目标是集中部分精干力量, 在所选的高技术领域, 瞄准世界前沿,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 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 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 为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创造条件。通过“863计划”, 我国培育了一批高技术产业生长点, 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

进入21世纪, 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向“自主创新”转变。2001年国家制定了《十五科技发展规划》。“十五”科技规划在“面向、依靠、攀高峰”的基础上, 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 总体跟进、重点突破,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方针 (简称“创新、产业化”方针) 。2006年国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 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

由此可见,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追赶型”、“跟踪型”向“自主创新型”的根本性转变, 前者主要是在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创新;而后者主要是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向发展。

科技发展方向从“面向、依靠”到“支撑、引领”转变

20世纪80年代,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 注重利用经济杠杆来调整技术活动, 运用市场机制来激励科技进步。1980年底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基本形成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思想。1985年,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面向、依靠”的思想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

20世纪90年代, 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 我国的战略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直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服务, 实现到2000年国民经济总量再翻一番。第二, 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趋势,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 真正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第三,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着眼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若干重要的科技领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提高综合国力, 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进入21世纪, 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 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科技发展思路上实现了五个转变。第一, 在发展路径上, 要从跟踪模仿为主向加强制度创新转变;第二, 在创新方式上, 要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第三, 在创新体制上, 要从以研究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第四, 在发展部署上, 要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者并重转变;第五, 在国际合作上, 要从一般性的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转变。

科技发展理念从重视“工业和军事工业科技”到大力发展“民生科技”转变

正是由于工业的出现,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 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 正如马克思所说, 科学和工业成为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伟大力量。一个国家要繁荣、稳定、发展, 离不开经济发展。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工业, 成为走向工业化国家的首选战略。因此, 国家科技规划中工业科技所占的比重自然较大。我国“十五”以前, 民生科技的经费与工业科技经费相比很少。但我国“十一五”期间, 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的经费基本相等。这一变化是我国科技发展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

民生科技最贴近百姓生活, 是直接服务于人、“为了人”的科技。在发展要求上, 民生科技要致力于减少公害, 倡导绿色消费, 开发环保产品;在发展理念上, 民生科技以实用、环保为指导, 推行可持续发展, 践履可持续生存, 建设可持续社会, 在发展方式上, 民生科技注重“平民化”、“民生化”, 扩大覆盖面;在发展目标上, 民生科技以惠民、富民为己任, 志在小康, 目标宏远。民生科技在追求社会和谐的功效上, 是解民生之倒悬, 求人与人之和谐;解环境之困厄, 求人与自然之和谐;解公平正义问题, 以求人与社会和谐;解身心之矛盾, 以求人自身和谐。总之, 民生科技的思想纬度、价值选择、问题视阈和基本走向都应以造福民众为目的,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现在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加快推进以发展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一批基础性、公益性技术研究的重大项目取得了大跨度进展,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的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提高。

“民生科技”在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萌芽, 我国政府在对当时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后,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同时, 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也向和平建设转变。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政府为军事工业科技制定了“军民结合”的方针, 实施军转民, 核心就是要求军事工业科技由单纯为国防服务, 转变为同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工业科技特别是军事工业科技在发展高技术、开拓新兴产业方面起到了先导和带头作用, 培育了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期间, 我国在充分发展国防科技工业高技术领域的综合优势和比较优势中, 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突破一些重点领域, 开发和建立一些新的军转民产业, 如电子信息、环境保护、同位素和核幅照、新材料及制造技术、航天育种、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和海洋工程等。然而, 这一切还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为目的。而民生科技关注的则是用科技之光照亮百姓的心坎, 让人们在把握科技信息、参与科技应用、理解科技内涵的过程中, 更新生活理念, 改善生活条件, 提高生活质量, 创新发展方式。它具有社会公益性特征、属于非赢利性公共服务的科技, 旨在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 发展清洁能源的可再生能源, 保护土地和水资源, 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 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节约型社会、环保型社会, 基本形成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等。这些技术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其价值主要在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奋进三十年 创新促发展 篇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弹指一挥间。但是，在共产党的光辉指引下，我们烟草行业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走向强大，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三十年对于承德烟草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三十年，我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在阳光的照耀下绚烂绽放。三十年，我们跟着时代的脚步，挣脱计划经济的枷锁，奏响最强的号音。三十年，我们尽责尽责，尽心尽力，为行业的发展不懈奋斗。也许三十年的时间不长，但却书写着一代代承烟人的青春赞歌；也许三十年的时间不长，但却担负着无数承烟人对梦想的渴望；也许三十年的时间不长，但却记载着一部关于奋斗的光辉历史。

三十年前，1985年5月承德市烟草专卖局、河北省烟草公司承德市（公司）成立，1987年上划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统一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体制。三十年来，承德烟草公司在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并努力做到“三个始终”、牢固树立“五种意识”，同时大力弘扬“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工作作风，从而行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回顾承德烟草的历史则仿佛那些画面就在眼前。三十年前，承德烟草还很年轻，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虽然属于国有企业，但是体制还不够健全，员工的归属感不强。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卷烟订货方式及物流配送都相对落后。现如今，三十年后，我们的体制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不断健全，我们形成了手机订货、电话订货和网上订货并行的多元化订货方式，不断推进网上配货、电子结算、现代物流的卷烟销售网络建设工作。同时加快现代物流建设，推动物流管理精细化，大力优化流程，合理整合访送线路，积极推进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工作，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努力实现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转变。三十年前，我们是上帝，坐店行商，只有行业特权，没有消费者的权益。这是计划经济的桎梏，这是一个行业幼稚的起步。而今，在“两个至上”行业价值观的指导下，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以优质服务为先导，以诚信经营为理念的现代经营理念已经形成，这是观念的更新，更是一个巨人的自信和成熟。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2008年被评为“2006-2008年烟草商业财务系统先进集体”；同年，获得“全省纳税诚信Ａ级单位”荣誉称号，近期获得承德市“2009-2010纳税信用等级A级称号”，并取得了一项国家专利。经过三十年的奋斗，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通过企业文化的建立增强的员工的归属感，增强了承烟人不断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一名年轻的烟草职工，我愿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工作、默默奉献。有一位哲人说的好：“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从当一条小路起步；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从当一颗星星开始。我愿当一颗星星，哪怕只是浩瀚夜空中的一个点缀，我愿做一条小路，哪怕只是一马平川旁的一条羊肠小径，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需要我的时候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三十年来承德烟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战绩，但是成绩永远属于昨天，承德烟草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我，用心做事，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价值，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纵横捭阖、驰骋万里。那么让我们并肩协力为建设一个责任、诚信、和谐的承德烟草作出新的贡献吧！

从电视剧看三十年社会思想流变 篇3

80年代：反思是主流，日剧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刚刚从一段痛苦的岁月中走出来，伤痛与贫困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完整记忆。此时的艺术创作，与文学一样，痛定思痛，是一种伤痕文化。在作品里，人们最感伤痛的，就是那些背叛家庭或是从海外归来的革命者——尽管怀着一腔激情，为何却始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怀疑，无不饱经磨难？即使表现1949年以前的作品，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是：原来“左”所造成的伤害远比敌人更深；来自“自己人”的暗箭比敌方还要险恶阴毒。记得当时有几部外省话剧团来北京上演的作品，很快就在电视里播出了（当时创作的电视剧还不多，而话剧作品却经常在电视里播出，有时几乎与舞台演出同步），其中有的描写抗战时期，有的讲述苏区的斗争，当然还有关于“文革”和“文革”前的，主角不是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中共干部。他们开始时个个热血沸腾，结果却十分凄惨，“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为什么不爱我”，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喊。虽然剧情也有“光明的尾巴”，但对“左祸”危害的揭露都很大胆。关于红色经典的记忆，最深刻的已不再是对军统、中统的仇恨，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在60年代的惨死；是对川东地下党被定为“没有好人”的诬陷；是长时间里，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里牺牲或逃出的许多人被怀疑为叛徒、特务的情形——这些才是最大的悲剧。

很快，80年代的电视剧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敌营十八年》是第一部连续剧，并且将表现对象放在了地下斗争，隐蔽战线的主人公也不像李玉和、阿庆嫂那样“根正苗红”，而是过去长期被怀疑、受压抑的一类人。片子的走俏实际已告诉我们，谍战片是电视连续剧的长项，但这个商业信息直到20多年后才被高度认同。“对越作战”经过文学的沉思和情感的积淀，诞生了两部由小说改编过来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里面说的实际是那个年代的人情和社会，不像以往同类题材那样基调单一，也不显得昂扬激越，增加了许多思索的成分。可以说，战争、军队题材的电视剧，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个时期有分量——写出了人性的另一面。与此类似的是，那个年代还有两首因“对越作战”而产生的歌曲《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它们竟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也是后人不能想象的。这两首歌曲虽说以爱国从戎、戍卫疆土为内容，却没有雄赳赳的曲调，也没有多少怒气冲天的豪情，感怀、凄婉的思绪弥漫始终。实际上，这也正是当时全民心态的反映。刚刚从一个痛苦、贫穷的年代走出来的民族，此时，无论爱国还是战争，都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感怀之中，感受自己的喜怒哀乐不亚于杀敌的壮志。怪不得作战的敌对方，居然在阵地上也以这两首歌来瓦解我军的斗志。

当时热播的《雪城》、《今夜有暴风雪》、《便衣警察》等电视剧中，尽管那种前30年主流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斗争之勇和英模之气还在延续，但自省、反思，面临现实困境的务实选择，人性中不那么光明的一面，更让观众难忘。“几多风雨，几度春秋”，“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主题歌歌词里，我们看到与勇气并存的，其实是迷惘、惆怅和感叹。《蹉跎岁月》、《孽债》仅从剧名就可见带有明显的反思烙印。那时的新一代作家多来自知青，因而知青题材占有很大比重，但这个题材的表现力极其有限，也有意无意制约了文艺作品表现那个时代的深度和广度。

那个时期，话剧里最出色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桑树坪记事》和北京人艺的那几部带来争议的作品；电影中最难忘的是《牧马人》、《庐山恋》、《人到中年》，一直到《红高粱》；电视剧反映改革开放最有名的作品是《新星》和《公关小姐》。这些影视和舞台作品大多改编自畅销小说。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与后来相比，实在不算多。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一是集中于反思前30年，二是思索当下如何改革开放。《夜幕下的哈尔滨》虽讲的是抗战，但主要人物之一是位日本人，还是个屡遭误解的好人。《四世同堂》也是那时最有收视率的电视剧，与拍《红楼梦》、《西游记》一样，拍名著是影视界的传统，每个时代都少不了。《四世同堂》尽管以日本占领时期为背景，描述日本人的戏却很轻，着墨较重的是中国的“汉奸”，李婉芬演的“大赤包”因此红遍了全国。事实上，凡是老舍的成功作品，涉及的都是他体味深刻的人和事，《茶馆》写了三个时代，唯独没有日本占领时期，很值得深思。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似乎是80年代的上下共识，所以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便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深刻、沉重，耐人寻味。真正有反日情绪的电视剧倒是来自香港，《霍元甲》和《陈真》拍出了强烈的民族义愤，里面的主题歌一直到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恶化时，还成为许多人走上舞台宣泄的首选。不过来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这类电视剧在香港也就是电视剧而已，不会引发别的联想。看来，教育环境不同，所带来的电视剧效果也完全不同。

那时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一方面延续了前30多年中日友好的民间传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又加深了政治层面的互信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所需的外资主要来自日本，于是，日本公司的广告举目皆是，日货无处不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日本留学生和学者，旅游团也不断涌来。鉴真和阿倍仲麻吕是文艺创作的常见形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是人人会诵的诗句。反映在电视上，就是日本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轰动全国，人人争看。《血疑》、《阿信》、《姿三四郎》、《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犬笛》，加上电影《追捕》、《人证》、《啊，野麦岭》、《砂器》、《望乡》、《绝唱》、《远山的呼唤》、《狐狸的故事》等，中国观众长时间沉浸在日本影视剧文化中。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大家由此才明白，原来资本主义国家不怕自我揭露啊！我在日本NHK当主持的朋友天愿光雄来寒舍做客，看到我们全家正围着一台14寸的日立彩电看《血疑》时，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假的电视剧你们也看呀！”

90年代：心态在调节，生存最重要

曾有人发表文章回忆说，1990年的冬天，有三件大事中国大陆百姓最为关心：一是海湾战争怎么打，二是大美女挂历为什么遍布大街，三是全国一起等待电视剧《渴望》的结局。还有消息称因为大家都在看《渴望》，连犯罪率都降低了。其实，无论从《渴望》的创作时间还是内容看，都应算作80年代的产物，由于一段痛苦的岁月而造成两家人的悲欢离合，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毛阿敏演唱的这首主题歌，尽管听起来有说不出的辛酸，但更像是为80年代的反思画上了一个句号。

度过了一个时代，开始迎来另一个时代，可惜，过去那个时代的反思基本都是浅尝辄止。

《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过把瘾》等，这些9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让人感到，观众的口味来了个彻底的转变。经历了政治的惊涛，又面对市场的大浪，大众的心态开始调节，艺术家的心态也在调整，对痛苦岁月的反思逐步退出舞台和荧屏。随着财产私有化的展开，人们对生活的看重渐渐高过了对政治的关心，赚钱正在成为多数人的第一要务，对当下的生存考虑远比思想质疑更能诱惑人心。不过，80年代的余热尚未散尽，所以，那时的电视剧在咀嚼生活、去政治化的同时，调侃直至嘲弄曾经拥有的意识形态也成为时髦。王朔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与他相关的电视剧几乎都可以走红。在那个年代，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推动了生存话语的颠覆，这种颠覆适应了当时的市民心理：厌倦了以往的叙事，向往全新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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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大陆兴起的留学、移民、到海外打洋工、出国投奔亲朋好友的狂潮，已走过了10多年。于是，《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等电视剧应运而生。当初的出国梦想化做现实后，人们才发觉，原来并非那么美好，困窘、疲惫、思乡、离异、感情线紊乱、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几乎成了多数外出闯荡者言说的基调。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往往还存有一种情绪，引用一位学者的说法，便是“出国爱国者情绪”。这些人当初拼了命地要出国，等到真的出了国，又变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其典型表现是：明明出国赚了钱，还总是觉得受了欺负；这边拿着绿卡甚至外国身份，那边听起来看上去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天天嘴里喊自己在外边是“二等”，可就是不回来做“一等”。

拍名著，也是90年代电视剧延续的传统。当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拍出了一部已经无声无息了40多年的名作《围城》，作为学者的钱锺书却因电视剧而红遍全国。从那个时代开始，电视剧让许多人、许多小说和许多历史出了大名，电视剧因而也成了大众获取历史、文化、思想、军事以及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可这种来源也为历史带来了无穷的曲解。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从90年代起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持续至今。从清说到明，从汉讲到唐，帝王、宰相、王朝，前面经常还非加个“大”字不可。小说、电影、戏剧纷纷以此为主题，其中以电视剧为最多。过去天天号召要写工农兵，到了“文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被完全禁绝，受到猛烈批判。可“文革”没过几年，不但恢复了热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风气，而且更甚百倍。可见它在老百姓中间有多么大的市场，文艺家们又有多么大的瘾头。其实，今天的平头百姓喜好窥测领袖逸事，基层喜好打探高层秘闻，普通读者喜好阅读李嘉诚、霍英东的故事，市井男女喜好传播富家子弟的分分合合，也是一个道理，这是人类心理的通病。

无论将相争霸、打家劫舍，还是鬼怪神妖、公子小姐，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但还是为普通人所钟爱。这也告诉我们，农民未必爱看农民，工人未必爱看工人，所以，号召写这个题材写那个题材，是对文艺欣赏心理的无知。

新世纪：帝王加抗日，跟着市场走

新世纪的10年，中国大陆的电视剧总产量已达世界第一，拍摄的题材五花八门，紧随市场需求成为主导，迎合了观众不时变换的各种情绪。既显得题材单一，相互模仿，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了收视率可以任意取舍，直至扭曲历史本来的逻辑。

美蒋敌人，这一过去文艺中的反面人物，正在成为正面，或者起码不那么反面。阶级仇恨已被民族仇恨所取代，国家利益走到最前台，好像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新的阶级政权，仅仅是为了民族独立。而这种意识在30多年前曾遭严厉批判，被认定是将无产阶级政党混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

《乔家大院》、《大宅门》这类电视剧让我们深切感到岁月的变迁与矛盾。阶级斗争终于完全退隐，“剥削阶级”以另一种形象登上了舞台，但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们并没有被正名，以消灭他们为目的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还是正确的，在重新播出的样板戏和翻拍的红色经典里，他们依然属于反面人物。于是，我们的现实记忆里出现了同一种人的四面形象：政治历史中的反动派、文化传统中的传承人、红色经典的革命对象、当今经济发展的中坚。一方面，依然在继续红岩的历史，一方面，又承认中美合作所在1945年以后的形象属于伪造；一方面，仍在重拍、赞美“红色经典”，一方面，又不得不淡化或抛弃意识形态；一方面，还想恢复“收租院”的面貌，一方面，又明确地知道了“收租院”是虚假的艺术、捏造的历史。在这充满矛盾和自我对立的岁月中，各类作品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底线。

80年代曾被反省的一种历史，在新世纪被当作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金婚》里，一个曾让无数人困苦不堪的年代也被有意无意地美化了，起码在那个六口之家的饭桌上和居住条件中，观众会感觉他们过得还蛮不错呢。是人们在忘却，还是作者没经历，或是迎合了一种社会的情绪？大量的都市生活剧、言情剧，其中的背景，我们实在看不出是在哪里。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表明大多70、80后的作者、导演、演员，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时尚圈子里，他们心中只有写字楼、商厦和酒店式公寓。

谍战片是新世纪的宠儿，不管是国共之间，还是抗战时期的敌我之间，敌人的形象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敌人不再被丑化，甚至还允许被“美化”，女性变成美女，而且很清纯，可以和中共地下斗争的勇士眉来眼去；敌营的男性也成了器宇轩昂、英俊潇洒的干练之才，都有其人性的一面。意识形态大大弱化，双方无非是各为其主，信仰不同罢了。只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中共地下党的铁血男女们出生入死的情景时，总在为他们万一迎来黎明后而担心，他们可以躲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吗？他们不会也成为潘汉年吧！其实，那些人物的结局才是悲剧，也是文艺作品最应关注且最具震撼力的故事。

重拍也是新世纪的最爱，古典的，现代的，革命的，不革命的，金庸的，只要是过去拍过的，都不妨再来一遍。凡是重拍，你会发现，作者、导演在旁枝末叶的创新上有着无穷的想象力，而在主题上却是乏味的矮子。

伴随着90年代以来反日、厌日情绪的日益高涨，日剧也变得寥寥无几，而抗日题材却蜂拥而至。有近一个月时间，我每天晚上看到20几部抗日戏在同时播出。抗日剧的新特点十分明显，或许过去那种正经的抗日题材已不再叫座，土匪抗日、伪军抗日、地主抗日成为热门，而国军的形象在抗日剧里也都改为正面，不是与八路军同仇敌忾、奋勇杀寇，就是大义凛然、慷慨出征的热血儿女。而在过去的抗日文艺里，伪军的戏比日军足，显得比日军更坏，地主、富农和国军都是些破坏抗日、与日军勾勾搭搭的准汉奸或者汉奸。如《沙家浜》、《东进序曲》这类抗日作品，干脆连个日本人都没有，《铁道游击队》这类的抗战文艺，正面人物负的伤还是国军干的。

2008年以前的抗日剧，就像中日关系一紧张，出租汽车司机可以拒载日本人，小学生都可以去抵制日货那样，剧中的日本人也没有好人，尽管相貌已经不是小丑，但个个兽性十足。而2008年以后的抗日剧，或许因为现实中的中日摩擦已成家常便饭，或许因为人们渐渐了解了历史，知道原来曾有一批日本人舍生忘死地为中国传递情报；原来延安还有所日本工农学校，里面培育了几百位反战人士；原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就住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原来日本还有个“反战同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过血汗；原来不少日本人参加过新中国的初创……于是，日本人作为正面形象，或是不那么反面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剧中。现在的日军男人的形象也不再是“猪头小队长”或鸠山，女人的相貌正在向不是日本人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看齐，与国共对抗戏中敌人形象的变化几乎同步。

一部部以政权更迭前后为背景的反特片，编得惊心动魄，演得惊竦无比。但似乎没有人思考，正是那时的敌情观念加阶级斗争的深入人心，才造成了从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开始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徐秋影案，也就是邵玉魁案件，实际才是一部最值得拍摄的电视剧，不但跌宕起伏，还发人深省，冤情时间持续长达30多年。

侦探片、破案片只允许每天晚上非黄金时间播放，原由恐怕是担心与贪腐挂钩。与古代公案小说不同的是，近现代真正的探案文艺必须发生在法治健全的地方，因为侦探的魅力在于推理，不在于顶住权钱压力和破解关系网。不然，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外来干扰恣意随便，法官、检察官、警察老服从法律之外的命令，推理和逻辑也就派不上用场了。但从如今大量的侦破片看，不如称之为公安英模片更恰当些，里面正面人物的智勇事迹最后都是政治的结果，不在于探案本身。

新世纪以来，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等，在市场面前显得一钱不值，票房、收视率和产品定价主导一切。不过，这也难怪，几十年来，种种观念不知来回颠倒了多少次，早已支离破碎，让在这些年代成长起来的作者、导演还能有什么“观”值得坚守呢？然而，当韩国家庭伦理剧婆婆妈妈地一集集吸引了亿万人时，也不得不承认，老百姓的心灵深处，依然怀念着那些曾经属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可惜的是，今天的电视人连过去最基本的礼仪都不知为何物，“我府上”在荧屏中盛行多年即是明证，要他们拍出韩国这样的伦理片，实在强人所难。看过韩国的历史剧，你也不能不感叹，历史就是历史，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在他们那里是个常识，这可以让写的人、演的人、看的人都比较自如；而在我们这里，基本是笔糊涂账，不然，电视剧就不会老用“经过详细考证”、“真实再现历史”作为广告词，导演和编剧也不至于总在那里以历史学家自居了。

新世纪的10年，电视剧创作领域的思维日益贫乏、想象力越来越枯竭，无论古代历史、民国历史、谍战、抗战，还是父亲、母亲、继父、继母、小姑、嫂子之类的家庭生活，一种题材一旦叫座，趋从之风立即刮遍各地，但其间缺少了真正的历史感和平静的社会思考，缺乏真正的传统伦理道德依托。没有现代文明的基本素养，弥漫的是大量政治运动洗刷后产生的意识、观念和浅薄的情绪冲动。这些电视剧表现出“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后果，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今日的社会，浅陋、无知、二元思维、非理性成了时尚。因为现在的老年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育出来，现在的中年人都是那个年代塑造的，现在的青少年的道德伦理、社会认知、历史知识都是那个年代造就出来的父母、祖父母和老师言传身教的。只不过，那个年代是跟着标语、口号和意识形态齐步走，如今是跟着市场需要和大众口味瞎转悠罢了。

30年过去，人生不过一瞬间，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过去之后，如过眼云烟，早已随风飘散。不过，从电视剧里却能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每个10年都很清晰……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三十年科技发展流变 篇4

关键词：武术杂志,武术,武技,武术传播,《中华武术》

武术杂志自诞生至今已走过近30个春秋,其武技传播内容在30年间可谓流变不断。我们以中国唯一国家级武术期刊———《中华武术》杂志为个案,通过梳理该杂志的28年发展历路,探究其武技传播内容流变之原因,有助于我们钩玄提要,提炼出武术类杂志武技传播内容流变之缘起。

《中华武术》作为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唯一的国家级武术杂志,其创刊伊始便将杂志的指导思想确定为:“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武术运动的方针、政策;加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大力提倡武术道德修养;实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广大武术工作者及各拳种流派,共同推动武术遗产的‘挖掘、整理、提高、推广’。”[1]由此推断,影响《中华武术》杂志武技传播内容的最主要因素莫过于政治与文化,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嬗变是影响《中华武术》杂志武技传播内容流变的根源之所在,而近三十年来的武术杂志武技传播内容流变之缘起也当在此。现以《中华武术》杂志为个案,将武术杂志武技传播内容流变之缘起具体阐释如下。

1 国家关于武术发展的方针政策深刻影响着武术杂志的武技传播内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工作方针,把武术工作提到了应有的、与实际相符合的地位,给武术运动带来了青春活力和生机[3],”引领武术迈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国家体委下发通知,拉开了挖掘整理传统武术的序幕。1982年,在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挖掘整理工作的任务,国家体委成立了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1983—1986年历时三年,动员全国近8000名武术工作者和爱好者,开展了我国武术发展史上空前的‘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武术文化遗产’工作。”[4]这在我国武术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此一时期的武术杂志均以此为导向,做出了相应的举动。而《中华武术》杂志则特设了“挖掘整理”和“武术挖整”等专栏,跟踪报道、宣传推广挖整工作与成果,履行了其作为国家在武术战线上的“扩音器”的义务。

另外,经过多年努力与发展,竞技武术在“举国体制”的影响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竞赛体系的庞大、后备队伍的充足都是史无前例的。置身于此一历史背景下,武术杂志在推广、宣传竞技武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华武术》杂志作为党和国家在武术战线上的喉舌,作用尤巨,其在1982年至1996年间,重点对竞技武术的技术与理论等做了系统的阐释。

再者,国家于“90年代开始推广‘全民健身计划’,群众性的武术活动遍及城乡、企业、厂矿和学校。老年人打太极拳,妇女练木兰剑,青少年习长拳,蔚然成风。”[5]而《中华武术》杂志等武术杂志于90年代的发展中则特别注意对太极拳与健身功法的推广,介绍了大量的太极养生功法知识,正与其时国家推广“全民健身计划”的政策精神相符合。

类似体现《中华武术》等武术杂志的武技传播内容受国家关于武术发展的方针政策影响的事例不胜枚举。总之,武术杂志,尤其是《中华武术》杂志,作为党和国家在武术战线上的喉舌,国家关于武术发展的方针政策在杂志的武技传播内容上处处有所体现。

2 读者的需求引导着武术杂志的武技传播内容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国人的意识,他们不但要掌握武术的技法与理论,也要了解国外武技的发展情况;他们不仅仅只关注自身,还要放眼世界。顺应历史潮流,《中华武术》杂志在创刊伊始便系统介绍了跆拳道、空手道和泰拳三种诞生于亚洲却风靡于世界的国外武技,而后又陆续介绍了剑道、合气道、拳击等国外流行武技,迎合了读者的需求。在其他武术杂志上也情况类似。

另外,伴随太极拳及健身活动的兴盛,世人急需了解太极拳的技术、理论以及一些简便易行的养生功法。甚至,太极拳已经形成了优势传播,主要表现在它是武术项目中参与人数、参与国家、学术会议及潜在学习人数最多的拳种,且有独立的赛事与各种形式的年会等。因此,武术杂志纷纷设立与太极相关的专栏,如《中华武术》杂志便设立了“太极世界”和“太极养生”等专栏,从技法、理论与传闻轶事等多种角度全方位地传播太极拳,这不仅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也在借助太极拳的优势传播营销杂志。2008年第12期,《中华武术》杂志的“本期话题”即为“建言《中华武术》杂志”,以此广纳读者意见,倾听读者心声。2009年的《中华武术》便依此将专栏做了调整。读者需求对《中华武术》等武术类杂志武技传播内容的引导作用清晰可见。

3 武术杂志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促使其不断变更武技传播内容

20世纪80年代的武术杂志十分畅销,比如,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的《中华武术》杂志创刊伊始,短短几年时间,便销行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曾一度高达“150万份”之多。[6]当然,当时的《中华武术》等武术杂志的繁荣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大多数杂志的发行数目之巨依靠的主要是行政力量。正如《新体育》的第一任总编辑郝克强所言,“那时候不讲钱,由国家支出,不是现在的自负盈亏,钱的事不用操心”。[7]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开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政府逐渐减少乃至停止了对大众体育期刊的财政补贴,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武术期刊。“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界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足球热与篮球热,足球迷与篮球迷的数量与日俱增。已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武术热急剧降温,时尚类杂志畅销,武术类杂志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各武术杂志之间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许多武术杂志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在2006年,发行量曾高达“350万”[8]份的武术科普期刊第一品牌《武林》也因种种原因而停刊,无奈地泯灭于此一历史大潮之中。在异常严峻的社会大氛围下,《中华武术》杂志的生存与发展也同样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迫于紧逼的生存与发展压力,武术类杂志纷纷寻求生存之道。《中华武术》杂志便在肩负着“党和国家在武术战线上的喉舌”之使命的同时,不断变更着武术传播内容,寻求着最佳生存之道,甚至专设话题“建言《中华武术》杂志”,盼求方家高论。从某一角度来说,这些都可看作是《中华武术》等武术类杂志在社会转型、面临强烈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之际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4 武术发展中的焦点事件促使武术杂志跟踪报道

杂志兼具报纸和书籍之优点,对焦点事件的报道是其必做之内容。对于武术杂志而言,武术发展中的焦点事件则是武术类杂志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以《中华武术》为例,其作为覆盖海内外武术界,主导武术技术、理论和新闻的权威期刊,实用性与权威性并重,社会武术与竞技武术并举,在任何时候都力求引导武术新潮流。比如,2000年至2004年间,针对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散打王”赛事,《中华武术》曾特设专栏,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全面、深入、详尽的系列报道。以“无拳套、无级别、无演绎”为核心理念,以“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为宗旨的武林大会自2007年3月首播以来,《中华武术》杂志一直跟踪报道,并特设专栏“武林大会”对其深度解析。2009年第2期(总第295期),一篇题为“‘武林大会’续写传奇WMA正式成立”的稿子又揭开了《中华武术》对WMA关注的序幕,第3期专设话题讨论“WMA成立,武术走上职业化之路”,第4期则开始将“WMA”设为专栏,密切关注。

另外,竞技武术运动的开展作为武术发展中的焦点事件也在影响着《中华武术》等武术类杂志的竞技武术传播内容。回首《中华武术》杂志走过的28个春秋,全运会等重大赛事无不在《中华武术》的来路上留下深深的足印。每逢“全运年”,“全运看台”栏目就几乎成了杂志的必设专栏,记录下了武术运动中的点点滴滴,成就了武术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再如2008年的竞技武术介绍,则主要集中在“奥运会”这一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上,于是杂志特设“奥运专栏”,以尽力传播、展现奥运会中有关武术的元素、信息。

其实,就《中华武术》而言,据笔者统计,该杂志对竞技武术内容的传播仅在1982至1996年间侧重于竞技武术的技术与理论,其后至今,均侧重于对竞技武术运动赛事信息的介绍,相对来讲,对竞技武术的技术与理论兼顾较少。通过杂志对这些武术发展中的焦点事件的跟踪报道,读者不仅了解了此项赛事场内外的方方面面,了解了业内外人士对赛事的看法,还系统了解了中国武术走进市场、迈向奥运的艰难历程。《中华武术》等武术类杂志作为武术专业期刊,尤其《中华武术》作为权威的武术专业期刊,在任何时候都力求引导武术新潮流的目标,促使了它们对武术发展中焦点事件的跟踪报道,进而影响了其武技传播内容的流变。

5 结语

本文虽以《中华武术》杂志为个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武术杂志武技传播内容流变之原因,但这四个方面绝非相互割裂、泾渭分明,而呈互为因果、相互生发之势。章韶华、王涛先生说:“无论是对自然的改造,还是对社会形式的选择,都是以人类自身的需要———生存的需要或发展的需要———为标准的”[9]。因此,以《中华武术》为代表的武术杂志武技传播内容之所以不断流变,正是因为“需要”———国家的需要、武术的需要、读者的需要、杂志的需要,而武技传播内容之不断流变的影响也恰在于满足了当时的各种“需要”。可谓“需要”引发“流变”,“流变”满足“需要”,一切皆为“需要”使然。

了然武术杂志三十年传播内容流变之缘起,有助于武术杂志对传播内容更为自觉,也有助于武术学人把握武术杂志的武术传播轨迹,从而站在繁荣武术传播局面、重塑武术杂志辉煌的高度,引领武术杂志的内容传播,规划武术杂志的未来走向,为武术的传承与传播以及武术杂志的繁荣与兴盛筹谋划策。

参考文献

[1]昌沧.人心齐泰山移——忆《中华武术》杂志创刊前后[J].体育文化导刊,2002(1):7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624.

[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69.

[4]中国武术协会编著.中华武术图典[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23.

[5]陆小黑.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22.

[6][7]吴锋.走过百年的中国体育期刊[J].出版发行研究,2008(7):27,28.

[8]张叶平.我国武术科普期刊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06:15.

江华民族教育三十年发展纪实 篇5

江华瑶族自治县，镶嵌在湘、粤、桂三省交界萌渚岭山脉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曾诞生过李启汉、陈为人、江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块生生不息的神奇土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华的变化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而作为江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基础的江华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来，县委、县政府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坚持兴教为先，重教为本，从改善办学条件入手，顺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潮，全县各级各类教育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日益繁荣的发展历程，驶入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逐步得到了满足，实施“科教兴县”和“教育强县”战略的基础更加坚实。

时间拉回到24年前的黑山口乡，那时，全乡人平纯收入仅120元，为建好当时的黑山口中心小学，全乡发扬“人穷志高、艰苦兴教”的“黑山口精神”，每人献砖30块、献瓦50片、石灰30斤、片石2担，每两人献木料一根、椽皮一块，每人还捐现金8.8元，硬是建起了一栋820平方米的教学楼和一栋有着10套两房一厨的教师宿舍。这栋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已成为全县以改善办学条件为突破口、掀起集资办学高潮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了全县1985年开始大办教育最好的历史见证。

全县从城里到乡村，一座座全新的校舍矗立起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走进每一个村子，看到最好的房子，不必问，那一定是学校。农村如此，城里也如此。至1989年，全县为普及初等教育就投入建设资金3564万元，人平集资77.6元，其中群众投资献料折合3100万元，新建和改造中小学校612所。

1985年，当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战略决策之际，全县基础教育也开始步入法制化发展轨道，教育投入形成了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办学和人民群众踊跃办学的新机制。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县办学条件的改善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都有了新的突破。全县教育共投入16200万元，其中投入建校的有4840万元，新建校舍11．92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85万元，图书200万元，购置仪器450万元，完善其它配套设施150万元。基本消灭了危房，实现了校校无危房，做到了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木质课桌凳，教师有在校住宿条件。而据1983年统计：全县中小学校校舍建筑面积总共16万平方米，其中一级危房28090平方米，二级危房15400平方米，如当时的中洞乡总共14所小学，就有12所是一级危房，只有借民房上课。我县被省财政厅、省教委联合表彰为“危房改造先进县”，1990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教育工作先进县”。1991年，全省民族教育工作现场会在江华隆重召开，江华教育被誉为“民族教育一枝花”。

进入新世纪后，为了有效整合利用教育资源，全县进行了二轮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目前，全县学校从1997年的759所撤并整合到现在的335所，同时坚持把调整优化学校布局与重点建设中心校相结合，走联村办完小，乡镇办初中（或中心小学）的路子，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逐步整合，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显现出了良好的运行效益。

为巩固“两基”成果投入9000万元，新建校舍　46800平方米，改造校舍33500平方米，使d级危房成为了历史。年初以来，县委、县政府想方设法，积极向上争取，进一步加大了教育投入。一年来，全县在建的或已经完成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34个，多项教育建设工程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累计投资2700多万元，主要包括投资796万元实施的6个“中西部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投资695万元实施的5个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投资210万元实施的9个新农村卫生新校园工程，投资612万元完成了职业中专的实训大楼，投资228万元实施了2个明德工程，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78万元，投资182万元实施了校园绿化、体育基础设施改造。同时，平均每所需投入300万元的农村合格学校建设工程，全县今年7所建设任务目标正快马加鞭。这些校舍建设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的办学水平，为城乡教育均衡化、一体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不断完善，从师资配备到教学仪器配套，从课堂信息化引进到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三十年间，江华教育从“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步入了多媒体，网络，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