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民族

三个民族（精选六篇）

三个民族 篇1

一、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状况

(一)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一直以来, 把扩大农村人口的增收比重、缩小城乡差距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要务, 但这尤其对“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来说无疑任务艰巨。突出表现主要存在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 并且逐年呈扩大的趋势。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例 (以农民=1) 为例, 两者从1978年的2.39倍扩大到2008年的4.20倍, 2009年进一步扩大到4.28倍。而从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 则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8%和58.3%, 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 经济水平落后, 这是不争的事实[1]。

若就贵州省内少数民族聚居地来看, 情况更严重。省内3个自治州 (以下简称三州, 即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1个自治县和253个自治乡,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7.85%, 占自治地方总人口比重的60.12%[1]。这些少数民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贫困面最广泛、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全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就有36个, 占全省总贫困县数的74%;根据贵州省扶贫办提供的数据, 截至2010年底, 贵州现有贫困人口505.3万人, 7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农村实施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多年, 许多地方仍徘徊于“贫困—脱贫———还贫”的“贫困循环”的怪圈。民族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而难以解决, “全国7个贫困人口中贵州就有1个, 贵州6个农民中就有1个是贫困人口”。 (1) 以最具代表贵州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状况的三个自治州为例, 三州占全省人口总量的28.4%, 创造的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省的20.8%, 三州人均生产总值少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2 401元[2]。也就是说, 三州约占全省1/3的人口, 创造的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5, 经济贡献率差。把三州2009年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支及农村贫困状况与全国相比, 从下页表1可见, 贵州全省贫困发生率不仅远远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而且几乎是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两倍。在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 三州中, 黔西南州所辖8个县, 7个是贫困县;黔东南所辖16个县中, 14个是贫困县;黔南所辖12个县中6个是贫困县, 农村平均贫困人口发生率为18.4%。最高的黔东南州贫困发生率达到了21%, 是全国平均贫困发生率的5.53倍, 是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2.53倍。农村居民收入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6%, 低于省内农村居民收入2.3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粮食收入仅为378公斤/年,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积蓄能力弱, 较大地制约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和《2010贵州统计年鉴》整理, 贫困人口的标准按2009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 196元为据。

(二) 社会保障的现状

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应当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 逐步实现“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3]。但贵州民族地区大部分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

由于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 会导致社会保障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民族地区因为财政汲取能力有限,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资金筹集能力比较弱, 基金缺口很大, 社会保险连年赤字, 基本支付难以保证。贵州三州地区基本上是“吃饭财政”, 尽管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 一些民族地区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虽已跃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值区间, 但相对广大农村需求而言, 收不抵支, 资金缺口大, 依然问题突出。

资料来源: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和《2010贵州统计年鉴》整理。

2. 社会保障体系结构性倾向突出。

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里, 社会保障涉及的内容一般比较广泛, 体系较为完整, 而在三州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单一, 主要侧重于社会救济、救灾、优抚安置, 五保赡养等方面。实践过程中, 贵州民族地区保险种类单一, 除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进行得稍好一些外, 其余的保险险种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则运行得比较差。农民 (包括农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 的社会保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只能算个人储蓄保险,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时尚早, 国家强制性基本保障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没有改变。

3.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救助水平低。

具体体现在层次低、范围小、项目不全、社会化程度低、保障标准欠科学、参保对象针对性不强等诸多问题。以2009年贵州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为例, 全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为242 304万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费领取人数为323.98万人[2], 人年均最低生活保障费为747.89元/年, 月均62.32元/月, 根本无法保障领取人的正常生活水平。老年人连基本的生活问题都难以保证, 医疗需求也难以保障, 精神慰藉和文化娱乐需求则更是奢望。虽然现在贵州乡镇一级都建立了敬老院等养老机构, 但由于家庭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 其入住率在本来就低的基础上还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基本医疗卫生设施和养老场所的投入量还体现在数量严重不足, 救助水平极低的落后境地。从下页表3可以看出, 三个自治州对比全国民族县 (市) 医院、福利院及其床位数每千人的拥有量, 差距悬殊, 被其他民族县 (市) 远远抛在后面。

资料来源:据《2009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2009贵州统计年鉴》整理。

二、主要原因

(一) 历史原因

贵州民族地区农民长期以来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较深, 同时贵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先进民族和发达地区起点不同, 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 商品经济还极不发达, 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 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面对统一的国际国内大市场, 在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中, 必然处于劣势。通过多年的扶贫开发, 条件较好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有很大一部分摆脱了贫困, 剩下的大多是贫困难度最大的特困群体。

(二) 自然条件因素

贵州民族地区首先面对的是无法超越的地理区域局限的影响, 农村耕地质量差、生产能力弱、开发整理难度大, 人均耕地面积仅0.66亩,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中国的中西部, 幅员辽阔、气候条件恶劣, 地貌特征复杂多变, 且伴有石漠化面积大, 危害严重, 同时还兼有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分散经营和落后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 这使得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极低。

(三) 城镇化进程迟缓

由于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 人为地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向城镇聚集, 使贵州城镇化率一直保持在12%的水平, 这样的制度安排既减少了城镇建设的资金积累, 又使农民无法脱离土地。至今贵州城镇化率为30%,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 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城镇化发展滞后, 导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而民族地区土地市场发育缓慢, 土地流转受到各方面的限制, 不利于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摆脱对土地依附关系, 而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由此造成了贵州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第一产业发展落后, 其粗放经营的耕种方式, 增加值有限, 却在总的收入中却占很大的比重;第二产业则以资源主导型采掘、加工业为主, 优势资源依赖现象严重。第三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 传统的转移格局并未发生改变。从表4贵州产业结构虽然实现了三、二、一排序, 但仍是低水平的排序, 一产不活、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资料来源:根据《2010贵州统计年鉴》整理。

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一) 坚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目标与兼顾公平并存的原则

1. 努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经济。

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 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城乡统一的一元籍制度。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农业产业和区域布局。按照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气候多样性的特点, 推进特色农业, 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发展, 重点培育以民族文化体验、农业观光、避暑休闲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提高二、三产业在农村产业中的比重。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力度, 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镇聚集和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 注重公平。

“古今中外社会保障理论界定, 都没有将农村与城市分而论之;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必须面向社会全体成员, 兼顾城乡居民”[4]。贵州这样经济落后的多民族省份基本上只针对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的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于城镇居民, “二元”经济结构中得到制度保障的其实只有城镇这“一元”, 而农村那“一元”则几乎完全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这种制度设计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显失公平, 不利于保护农民, 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要树立“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思想, 要特别重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依法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 民族地区农村要坚持“强制参保为主, 自愿参保为辅”的原则, 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 全盘运作的原则。

(二) 促进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行为的着力点

1. 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保障方式。

民族地区由于保障能力水平还比较低, 而民族地区农村则更差, 因此社会保障的侧重点应首先考虑以消灭贫困为基础起点。如果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政府扶贫结合起来则是突破落后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此种方式下, 充分利用扶贫基金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扶贫投入, 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加强农村社区已有的资源环境的培育, 比如完善农村社区组织的建设、农村经济的重建与加强国家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 同时把劳务输出作为民族贫困地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扶贫任务来抓, 把兴农致富项目作为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 大力推行贫困人口参与式发展方式。这样就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打下较好的经济基础, 是真正意义上的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5]。

2. 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 依据中国实际, 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的各项改革措施, 应尽快建立、健全并制定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生活成本较高, 且普通农民基于“理性”的短视行为, 看不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效果, 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处于观望的态度, 甚至抵保。在此情景下政府应当立法确定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制性原则, 保障农民参与。同时在确立农村社保缴费标准时, 可以考虑不同时点的具体物价水平, 可以参照城镇社保相同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作相应的调整。同时, 为融合抵保情况的发生, 制度设计上确定具体标准专门针对部分经济困难农民实行养老保险的豁免制度[6]。

四、重视民族传统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一) 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动力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大多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共生共存, 并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灿烂的民族文化, 按照各自民族不同的心理、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和婚姻家庭结构等, 在民族内部和宗族之间同样也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保障方式, 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这些民族传统社会保障办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 应当充分考虑。例如, 贵州省从江县的侗族村占里, 当地人在鸟雀与自然环境和人与船的关系启发下, 依据本村的人口增长情况和田地总面积以及森林实际拥有数, 约定本地人口数不得超过700人。为了保持本村人口数量在规定范围内, 一直以来形成了一个传统, 要求一对夫妻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子女, 这一寨规自古就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这种村寨内的约定, 致使当地人口也一直保持规定数额内, 而居民的生活也闲适安定。为了保证寨规的长期性, 占里人很早就设计了一整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 对当地的社会安定和老年生活保障起了重要作用。比如, 用30余条习惯法对耕地、山林、习俗、婚姻、人口、财产、治安等方面关系进行调整, 保证社会生活的安定;创造以直系继承制为主, 横向继承制为辅的财产继承制度, 实行男女都有继承权的原则, 并规定无论男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从而使家庭财产和老人依靠无后顾之忧[7]。因此, 在构建民族地区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尊重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建立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更是我们建设新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宝贵资源, 应该得到深层的挖掘和发扬。

(二) 利用“时间储蓄”、“劳动置换”的村组社会保障模式

受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出现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等诸多变化的影响, 年轻的一代采取传统养老方式照料老人的意愿下降的现实情况。“如何更好地养老”已成为今年备受关注的话题, “时间储蓄”、“劳动置换”等解决途径被广大学者热议, 所谓“时间储蓄”、“劳动置换”, 即社区中较为年轻的老人, 可以为较年长的老人提供服务, 例如照顾起居、打扫居室、陪同看病、陪伴聊天等, 将工作时长记录并储蓄下来, 待到自己年老以后, 也可以通过工时的“置换”, 享受到别人为自己提供相应的服务和帮助。这样, 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就可以在一种更为自主、自愿、自立的友好氛围下进行。贵州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 也形成淳朴的民风, 民族地区农村有着普遍的互助互爱的、尊老爱老的传统, 有着良好的“置换”氛围, 家庭“空巢”现象比较普遍, “时间储蓄”、“劳动置换”可以换来自己被别人照顾, 省去了担心自己年老时家庭养老中由于子女的不孝和社会养老经济条件限制的种种顾虑。

参考文献

[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9.

[2]2010贵州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9.

[3]顾华祥.构建和谐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J].宁夏社会科学, 2006, (6) :52-58.

[4]李和森.从社会保障语义分析看城乡统筹[J].中国社会保障, 2004, (1) :26-27.

[5]何庆光, 蒋艳.加快民族地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步伐[J].特区经济, 2010, (9) :141-142.

[6]欧阳越秀.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J].河北学刊, 2010, (3) :164-171.

三个民族 篇2

哈密市彭德荪希望小学

2010年9月

哈密市彭德荪希望小学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爱国主义和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紧紧围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一鲜明主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政治家办教育的原则，深入思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办什么样的学校、怎样办好学校”的根本问题，在我校大力开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活动，进一步统一我校各族师生员工的思想认识，认清“7〃5”事件真相、认清境内外“三股势力”及暴力犯罪分子的罪恶行径和反动本质。在我校努力营造人人都讲民族团结、人人争做民族团结模范、人人维护祖国统一的浓厚氛围，巩固和夯实我校各族师生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大好局面，确保我校师生思想稳定和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推进我校教育教学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目标任务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自治区、地、市、教育系统党委的中心工作和总体部署上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领会中央、自治区党委及地、市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教育不动摇，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标本兼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巩固社会主义办学阵地，通过再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筑牢我校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的铜墙铁壁，将我校真正打造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阵地。努力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参学人员全覆盖，必学篇目全覆盖。切实把我校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三、具体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管理措施。建立学习制度、考勤制度，保证教育活动的参与率。学校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参加学习，而且要抓好本单位本学校干部职工的学习教育，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充实和及时签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在寒假期间，按照教育系统党委的统一部署，利用一周的时间集中组织我校教职工开展专题学习活动，开学后确保每周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做好单位和个人集中学习记录和笔记。确保第一阶段每位教 2 职员工至少撰写15篇学习笔记，5篇心得体会，讨论揭批阶段撰写1篇深入揭批体会，建章立制阶段撰写1篇整改材料。

2、精心组织策划、周密安排部署。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实行责任到领导、任务到部门、工作到个人，根据我校不同的特点制定符合我校实际、师生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计划。创造性地开展好此次再教育活动，促进各族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使“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在师生中实现全方位、广覆盖、深扎根。学习教育要做到集中学习与个别引导、面上教育和点上教育、学校和家长教育、教师和学生教育的有机结合。要用运用具体的实例、生动鲜活的内容，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发言，畅谈体会。

3、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教育引导。开学后，充分发挥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落实好自治区编写的民族团结教材进课堂、上讲台的任务。开足、开齐我校《民族政策常识》课程，保证师资、保证课时。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在品德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及课外各项活动中要切实将民族团结教育贯穿始终，实现集中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开展“教师大走访”活动，开展学校、班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及民汉师生之间民族团结“结对子”和“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活动。开展看一部红色影片、读一本爱国书籍等活动。要坚持利用开学典礼、升国旗仪式、团队会、班务会等教育载体开展经常性教育。

4、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要处理好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与做好2010年我校各项业务工作的关系，周密安排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不误、两促进”。同时及时将我校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期间的亮点、经验以信息宣传、新闻报道等形式在区域内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上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报道。第一阶段活动结束时，确保我校在各大媒体上刊播、刊发稿件不少于两篇；向上级相关部门及教育局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办公室报送信息每周不少于两篇。

海参特展:三个民族的交往故事 篇3

在一面巨大的白墙上，悬挂着几十杆大小不一的秤。它们的钩子上，无一例外地挂着沉甸甸的海参。来自南太平洋的古乐在展厅里悠悠地回荡，把人们带入那个属于中国人、印度尼西亚望加锡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国际贸易时代。

4月2日，由墨尔本大学和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海参：华人、望加锡人、澳洲土著人的故事》（下文简称《海参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都博物馆首次引进的以澳大利亚土著艺术为题的专题展览，《海参展》不仅展示了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风土人情，还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中澳两国绵长悠久的贸易友谊——中国人早在18世纪，便因小小的海参，与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建立起密切的往来关系；而今天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广泛交流，则是200多年前海参贸易的继续。

这次展览的协调人、艺术家周小平告诉《北京科技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文化。在欧洲和日本，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已经很深入，这使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介绍到中国。此前，我也曾经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举办过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艺术品的展览，但由于中国文化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些展览都不太成功。因此，在首都博物馆的这次展览，我以海参贸易这样一个科普方面的话题，引出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之间交流的历史和成就，并使中国观众有可能更容易理解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文化。”

周小平介绍说，早在18世纪，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人就利用季风的变化规律，在每年12月至次年1月间到澳大利亚，与土著人一起收集海参，到6月风向转变的时候，他们又将海参运到中国出售。“这条贸易路线让中国人、望加锡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这3个不同的群体实现了经济层面的交流。我创作的那个由很多杆秤组成的作品，他们正在称量的海参，就是从当年望加锡人停泊的澳大利亚海岸采购的，而且每一只海参上都有土著人使用当地颜料做的标记。我用这样一组展品，表现对当年那条国际贸易航线的纪念。不仅如此，随着贸易一年年进行，3个群体的文化也逐渐向彼此传递。比如，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音乐和语言中，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望加锡人的痕迹。不过，在回味历史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放在展厅里的我与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家约翰·布龙·布龙的作品，以及我们合作的作品，就表达了今天的人们对中澳交往史的重新审视。”

在展厅里，由周小平与约翰合作完成的画作共有4幅。每幅作品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周小平说：“合作，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与土著画家的合作同样如此。在与约翰合作一幅名为《对话》的画作的时候，在左上部分，约翰画了两只袋鼠围着一个白色的圆（水洼）的图案。我在征得约翰的同意之后，将这个白色的圆改成了一只青花瓷盘，与画面右侧漂洋过海的青花瓷器形成呼应。但是，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后来约翰也在外界的影响和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于是我尊重他的意愿，将这个圆涂成了黄色。这个例子很明确地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与约翰合作另一幅画的时候，周小平也曾为找到中国文化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结合点而颇费脑筋。“当时，约翰已经完成了画作的右半部分，主要的图案包括鱼和帆船。”周小平告诉记者，“我曾在左半部分画了郑和的肖像，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两部分内容虽然被放在一起，却没有产生联系。苦思冥想之际，我做了一个梦，梦到画中的鱼都动了起来。于是，我征得约翰的同意，绘成了‘他画里的鱼游进我的画里’这个有趣的场景，而且从澳大利亚土著人笔下那种高度抽象的鱼，变成了我笔下的写实的鱼。这就表现了‘艺术进入了真实的生活’的主题。”

除了这些独特的合作画作，《海参展》上由约翰和周小平各自完成的艺术品，也同样蕴含着颇为深刻的意义。

在距离展厅入口不远的墙上，悬挂着约翰送给周小平的一幅树皮画。在这幅画作上，一只龟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周小平介绍：“这幅画是约翰送给我的礼物，代表着我的图腾。在我刚刚和约翰认识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他正在绘制树皮画。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绘画只有黑、白、黄和红等4种颜色，分别用木炭、石膏和矿石作为原料。画家创作的时候，需要在石板上将固体的颜料磨成粉末，然后调制并画在树皮上。在我看来，这种制备颜料的方式，与中国人用砚台磨墨颇为相似，于是我决定帮助约翰磨制颜料。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大约5天时间，而后约翰突然告诉我，他梦到画中的这只龟是我的图腾，并决定将这幅画送给我。此前，我已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建立起相当于被收养的关系，并拥有‘Gojok’的称号和辈分，而（在这个辈分体系下）约翰正是我的大哥。他要我好好照顾这个图腾，于是我就将这幅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现在。”

与澳大利亚土著人共同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的经历，也让周小平在自己的一些作品里加入了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有关的符号。约翰画作中的人像和花纹，成为周小平创作的青花瓷上的图案。而在一幅名为《一切从这里开始》的丙烯油画上，周小平也使用了一些与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文化传播有关的元素。

三个民族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对以伊宁市各幼儿园、托儿所, 及部分家庭中的婴幼儿进行屈光检查。共计1276人2552眼, 男627人1254眼, 女649人1298眼。根据该市2008年底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受检率为93.27% (1276/1368) 。其中汉族623人1246眼, 维吾尔族327人654眼, 哈萨克族326人752眼。

1.2方法

受检儿童先进行健康体检, 无异常后进行眼位及眼部常规检查, 由眼科护士用0.5%的托品酰胺眼液洗眼, 5min一次共6次, 半小时后在暗室内用带状光检影镜检影验光, 验光操作由2名高年资验光师及2名眼科主治医师以上医师进行, 采用球镜1m检影。

1.3 评价标准[1]

按等效球镜值计算, 屈光度≥+0.50D为远视眼;≥-0.25D为近视眼;≥0.50DC为散光。顺视散光:负柱× (1800+200) , 正柱× (900±200) ;逆视散光:负柱× (900+200) , 正柱× (1800±200) ;对视称散光:两眼柱镜轴相加等于 (1800±100) ;不对称散光:两眼柱镜轴相加不等于 (1800±100) , 两眼屈光度相差, 球镜≥1.50D或柱镜≥1.00D为屈光参差。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数据采用统计软件PCm2.1及X2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三个民族婴幼儿散光状态分布情况见表1

各民族婴幼儿屈光比较:※P<0.01

2.2 三个民族婴幼儿散光度分布情况见表2

P<0.01

三个民族接受检查的1276例, 计2552眼中, 散光者219例计438眼, 占受检眼17.16%。其中汉族304眼, 占汉族婴幼儿中的24.40%;维吾尔族80眼, 占12.23%;哈族54眼, 占8.28%。三个民族婴幼儿散光状态比较有非常显著性意义。三个民族婴幼儿中>1.00D的散光为13.75%, 最大散光度4.00D。在复性散光的408眼中, 顺规性散光378眼, 占92.65%;双眼散光346例, 占84.82%, 均为对称散光。随着年龄增长散光减少 (x2=19.353, P<0.01) , 散光度逐渐降低 (X2=24.57, P<0.01) 。从表2可以看出三个民族婴幼儿散光各组中汉族发生率较高 (X2=12.38, P<0.01) , 维吾尔族次之, 哈萨克族婴幼儿最低 (X2=11.68, P<0.01) 。

2讨论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 婴幼儿和学龄儿童散光的发病率是不尽相同的, 婴幼儿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而学龄儿童较低。表明散光大部分在1～6岁时就被消除了。有一部分却难以消除, 并逐步发展。Abrabamsson对299名有≥1.00D散光的1岁儿童进行了追踪观察发现, 在出生后头两年远视散光程度的减低最为明显, 并且大多数1岁儿童远视散光轴位于1800[2]。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相同。三个民族婴幼儿屈光状态以远视散光为主[3], 散光率为17.16%, 三个民族的散光率以汉族最高, 为24.40%, 与国内报道水平一致, 维吾尔族婴幼儿次之, 为12.23%, 哈萨克族最低为8.28%, 经系统学处理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多性散光是三个民族婴幼儿散光的主要类型, 占81.61%, 大多数表现为多性远视散光, 散光度以1.00D以下为主, 平均散光度汉族为0.70D, 维吾尔族为0.66D, 哈萨克族为0.64D, 虽然三个民族屈光度有所不同, 但经X2检验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认真了解不同民族婴幼儿眼散光对各民族儿童弱视、斜视的防治有重要意义。由于不同民族有其不同的生理结构特性、生活饮食习惯, 有一定程度的生理性散光特点, 有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卫生、用眼卫生、生活环境用眼教育等方面的影响, 其程度逐渐减少。在实际矫治时可根据其年龄和屈光度适当减少0.25～0.50D, 以利于正规化发育过程。调查中发现少数民族在孕期食物的多样化, 较多的摄入干果、奶制品和婴幼儿户外活动, 补充阳光和足够的氧, 对婴幼儿的视光健康有一定好处。

参考文献

[1]徐广第.眼科屈光学.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1995:33.

[2]Abrabamsson M, Fabia G, siontrand J.Changes in astigmatism between the ages of1and3years:a longitudinal study.Br J Ophthalmol, 1988, 72:45.

三个民族 篇5

崇寿镇中心小学第三个“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

活动的实施方案

今年9月是“第三个”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在中小学生中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第三个“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

》（慈教普[2006

]217号）活动的通知，就今年“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现根据市教育局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就我校2006年“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提出如下方案，请各班级认真实施。

一、活动宗旨

在中小学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教育活动，交流和展示校园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促进集中性的主题教育与经常性的校园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将民族精神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促进民族精神教育的持久性、日常化。

二、活动内容及方式

1、以中小学校园开放日为主要形式，在学校范围内或以班级为单位自主开展。学校将在9月份选择一天为中小学校园交流开放日，集中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特别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教育活动，期间进行校与校之间的交流，并向家长、社会及媒体开放，交流学校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课堂教学、班团队活动、学生社团活动中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的经验和做法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

2、在9月里倡导各班级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挖掘具有“中共坎镇支部、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五丰桥盐民运动旧址、新四军南渡北撤纪念地”

等地方特色的教育资源以及“费德昭、马家生、岑鹿寿、林有璋、蔡群帆”等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从小树立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宏伟志向，把崇寿的文化精神代代相传。

3、开展读一本描写红军长征的书，看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电影或电视剧，学唱一首歌唱红军精神的歌，组织一次参观访问本地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旧址、重大事件发生地的红色旅游，看望走访一位健在的老红军或革命老前辈，做一件弘扬长征精神的有益小事等“六个一”活动。

各班级要组织收看中国教育台即将主办的“长征伴我远征——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包括青少年网上重走长征路、《燃情岁月》特别节日——长征路上的红小鬼、长征知识电视系列——今天我来讲长征等。

4、各学校要发挥学校的墙报、板报、广播站、闭路电视、校园网的作用。开展的各项活动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和创造性，动真情求实效，避免形式主义。学校要注重创新工作内容和方法，从贴近学生实际出发，通过各种途径，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中小学培育的全过程。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联系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及时报道活动开展情况，并加强落实，努力使“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沿着健康、热烈、务实的方向运行和发展。

各班级及时制订“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方案，交于校长室，将择优推荐“优秀活动方案”参评省教育厅组织的征集活动。

5、学校在整个“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期间，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要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任何事故的发生。

三、活动组织

组长胡国增

副组长倪仁国邹月明

组员教导处共青团少先队教育工会班主任全体教职员工

四、具体工作安排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组织

9月上旬 制定第三个“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的实施方案 校长室

9月上旬 新学年开学、新生入学时开展规范教育、学生礼仪教育，加大宣传，营造氛围。班主任

9月1日 开展“爱心捐助日”倡议活动 邹月明9月6日 “爱心捐助日”捐款仪式 邹月明

9月10日 教师节庆祝活动 教育工会

10-16日 推普周活动 教导处

9月20日 “公民道德宣传日”，组织志愿服务队帮贫扶困 班主任

下旬 校园开放日活动 某一年段

下旬 “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书面活动总结 校长室

全月 学习《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对学生广泛进行文明礼貌、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爱护公物的社会公德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文明素质。班主任

全月 积极开展“六个一”活动 班主任

花园小学开展第三个“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月”

活动的总结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校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和三教知{2006}103通知精神，并结合我校实际，积极响应关于组织好第三个“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的通知，及时部署，认真策划，在学校师生中开展了“民族精神代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主题教育，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民族精神的伟大，在活动中体验“民族精神代代传”的真正内涵，收到了良好的效，现作如下总结。

一、准备充分，宣传到位

在开学初的工作计划中制定了活动的具体设计、策划，通过升旗仪式、班团队会、思品课等途径向学生进行有关“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的大力宣传，组织学生收集具有民族文化的素材，交流心得，利用校园宣传栏、广播站、校报、板报墙报等宣传媒体，介绍这次活动的方式、目的、意义，以及民族精神的实质和表现等，营造了良好的活动氛围。

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1、在今秋开学典礼的升旗仪式上，学校以“弘扬民族精神，做伟大的中国人”为主题对全体师生进行了教育讲话，发动少先队组织向全体队员发出“弘扬民族精神，做了伟大的中国人”的倡议，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在每周的升旗仪式上与学生一起高唱国歌，让爱国主义教育“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认真学习通知精神。

2、在9月20日“公民道德宣传日”到来之际，结合《公民道德实施纲要》要求，各班级认真学习新颁布的《中小学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尤其是学校对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开展新《守则》、新《规范》及校规校纪教育，切实加强和改进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的方法、途径，从而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3、遵照教育局开展“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的有关通知精神，我校开展了“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我校在高年级中举行了“弘扬民族精神、让我们的祖国更美好”，“发扬长征精神，振兴中华”的征文比赛。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慷慨激昂的语调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对祖国热爱的满腔热忱表达得淋漓尽致。

4、在“九.一八”事件75周年纪念日前，请有经验的历史老师和领导向学生做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专题讲座，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学习，让学生回顾历史，记住历史，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从小立下“不忘国耻、振兴中华”，“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学习”之志。

5、通过在各班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六个一”活动，各班板报主题多样，“民族精神永不倒”、“奥运之星、民族之魂”“时代呼唤诚信”、“我们牢记八荣八耻”、“学会感恩”等等；开展以爱国主义诗词朗诵、知识竞赛、读书交流、展示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经典格言等为主题的班、团、队会。

6、在纪念孔子诞辰2557周年之际，在学生中开展了有关“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寻因讨论会，引导学生认识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呼唤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回归，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

7、在九月里，我们深入开展了读一本描写红军长征“草地夜行”、“金色的鱼钩”之书；看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的爱国影片；学唱一首歌唱红军精神“红星闪闪”、“长征组歌”的爱国歌曲，集中开展了宏扬民族精神特别是纪念红军长征

70周年的教育活动。

8、在“敬老月”中，学校积极开展了“尊老、爱老、敬老”和召开退休教师座谈会、慰问在职老教师等活动，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感恩教育，并开展了讲《一个老人的故事》、《晚霞好比朝霞》的主题宣传活动。

三、强化措施，深入推进

将民族精神渗透到每个少先队员心中是“民族精神代代传”活动的根本目的，我校特别注重这一点，活动结束后，将展开一次民族精神的追寻大讨论活动，从而去做一件能体现民族精神的事，去体验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我校为巩固这次活动取得的效果，将这次活动为契机，以后每年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民族精神代代传”主题活动，形成强化民族精神教育的长效机制。通过这次活动，全校学生深刻了解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容，感受了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体验了民族精神的内涵，也正在逐步树立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全面准备的责任感。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而青少年则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未来事业的接班人，因此，从青少年开始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是使我国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创造先进灿烂的中华文化，永远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强有力保障！

民族精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牢记历史、不忘国耻，血染的历史、血染的旗子，应永不忘。

今后，我们将继续深入扎实地开展“民族精神代代传”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三台县花园镇中心小学校

三个民族 篇6

关键词：高师院校,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培训模式,培训资源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大省,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省人口的3.83%,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却占全省总面积的60%左右。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是民族地区群众摆脱愚昧落后、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加快我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为了改变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2000年12月10日,四川省颁布实施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计划10年累计投入各种资金近30亿元来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1]

西华师范大学是一所具有六十余年办学历史的四川省重点建设的师范大学,是四川省中小学骨干教师的培养基地、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心、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四川省高师院校及教师教育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校坚持铸魂励教、陶冶化育、矢志不渝地为基础教育和基层教育服务的办学特色,积极应对教师教育专业化和综合化发展的国际趋势,按照四川省“科教兴川”和“人才强省”的战略要求,把为民族地区培养师资作为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学校不但有大批毕业生自愿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同时,近几年,学校在无经费支持情况下,每年定向为三州民族地区培养200名左右师资,自始至终参与四川省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工作。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学校形成了服务民族地区的“三个加”师资培训模式,即“加强机构建设、加大资源整合、加深培训过程”模式。

—、“加强机构建设”——强化师资培训工作的组织机构建设,保证民族地区师资培训顺利开展

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家要求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落实科教兴川战略的高度,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把民族地区教育作为一项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切实放在优先发展地位,抓紧、抓实、抓好。[2]以此为出发点,西华师范大学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师资培训工作,将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以“健全组织机构、优化培训队伍、完善管理制度”为路径,切实“加强机构建设”工作。

(一)整合组织机构

从终生学习理念和教师专业化要求而言,民族地区教师的专业成长不单是一个短期培训问题,更是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民族地区的师资培训工作既要考虑民族地区教师短期培训的要求,也要兼顾教师长期成长的需要,这也是师范院校“培养培训一体化”的需要,必须从组织机构方面予以保障。为此,西华师范大学进行了培训管理机构的调整,将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西华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办公室从继续教育学院调整到教务处,使培养、培训工作更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为保证培训工作的顺利实施,学校将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计财处、国资处、后勤产业集团和各教学单位以及民族地区教育局培训科作为培训中心的副主任单位,从而使整个培训管理机构运作协调通畅,更加有序、高效。

(二)优化培训队伍

学校在理顺管理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培训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强了培训中心的领导力量,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培训中心主任,学校教务处处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任副主任,配备一名正处级干部任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专门负责培训中心日常工作的开展,培训中心下设办公室,由办公室主任和两名专职人员构成。另一方面,组建了由工作负责、细心、政治素养好的教师组成班主任管理队伍;由熟悉中小学及民族地区实际的高职称学科教学论教师组成课程管理队伍,由德高望重、教学效果好的各学科首席教师组成培训督导评估队伍;由学校各学科专家、一线教师和民族地区专家组成培训咨询队伍,从而形成了一个机构、四支队伍的有效运行机制。除此之外,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工作,每期培训开始以后,学校领导远赴各培训场地检查指导培训方案的落实情况。同时,为丰富培训学员的业余生活,学校每年为民族地区师资培训举行一台高水平的文艺联欢晚会。

(三)完善管理制度

以服务为基础,学校突显“三级管理”、“四级督导”的管理制度。“三级管理”即一级管理是培训中心在省教育厅的指导或委托下,对中小学教师实施省级培训工作,并开展与之相关的管理、研究、咨询、信息、资源开发及服务等工作,这是学校层面的管理;二级管理主要体现在学校各教学单位,各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学单位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培训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配备了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的导师组,组建了一支由责任心强、专业知识扎实、教学效果好且通过专门培训的老师组成的教师团队;三级管理主要体现在班级管理,各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学单位安排了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团队(包括教学班主任、行政班主任、生活班主任),成立了班委,并进行了科学的班级分组。“四级督导”即一是省教育厅每年都要适时对培训中心的培训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现场督导和汇报督导;二是学校培训中心组织学校各学科专家对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学单位的培训工作进行抽查督导;三是各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学单位组织督导人员对本单位培训工作开展经常性的面对面的检查和督导;四是培训学员对培训工作的随时督导。同时,加强对师资培训的反馈调整,即通过及时收集培训学员的反馈信息,对课程设置和生活安排进行适当调整,以保证培训工作更有针对性。

二、“加大资源整合”——整合校内外培训资源,提升民族地区师资培训水平

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工作在学校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种教育力量,,实现资源共享,形成教育合力,构建“全校物质资源共享,省内省外专家资源兼顾,高校与一线教师资源互补”的资源整合思路。

(一)物质资源整合

根据培训任务和需要落实培训师资、经费、资料、场地、设备、学员“吃、住、行”等相关事宜,保证人、财、物、设备、信息等资源能充分满足培训工作的需要。同时,将培训任务层层分解,层层落实,责成教务、计财、国资、后勤产业集团与各教学单位等密切配合中心工作,使整个培训工作有条不紊,为培训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证。

(二)专家资源整合

在培训中心的业务指导下,打破校内校外界线和以院系为单位的师资配置模式,以学科体系为基础,整合所有教学资源以提高培训工作的质量。如对民族地区进行信息技术培训时,学校成立了以教育技术学院教师为主,计算机学院和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相关教师共同参与的教师队伍;在进行班主任培训时,把教育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政治与行政学院的相关教师有效整合起来,大家共同研讨修订培训方案,集中备课,从而达到理想的培训效果。为提高培训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工作明确要求各教学单位按4:3:2 (高校教师:内地和沿海一线教师:民族地区一线教师和专家)的比例聘请培训教师,建立民族地区培训专家资源库。

(三)学员资源整合

学员本身就是一种培训资源。学校通过召开小组座谈会、学员经验交流会、主题发言会以及培训学员与在校大学生沟通交流会等形式,实现“三个加强”:一是加强学员之间的沟通,既有助于学员了解民族地区中学的校际差异,以共谋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也有助于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培训期间获得的知识与经验。二是加强培训教师、专家与学员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增强互动,多向了解需求,确定各自的努力方向。三是加强学员与在校学生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师范生了解民族地区中小学实际,增强教育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师范技能,更好地适应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的需要。

三、“加深培训过程”——立足民族地区教育实际,提高培训质量

民族地区教育普遍存在师资学历层次偏低、实际操作技能较弱、对现代教育理念理解不深、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需要强烈等问题和需求。为此,学校以“理念引领下的情境化的经验反思”作为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工作的方法论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地区、不同学科和学校的培训方案。“加深培训过程”体现在“课程设计的新”、“培训方式的活”、“跟踪反馈的全”三个方面,目的在于使培训成为一个有深度体验和收获的过程。

(一)课程设计的新

培训内容的选择要基于职业道德素质、素质教育的能力、教改科研能力、专业自主发展能力和终身学习潜能的提高;要有利于今后自主研修的延续、校本研修的开展、远程网络学习的实施、示范辐射功能的发挥和终身学习的坚持。因此,在培训课程上我们紧紧抓住一个“新”字,对准“新课改、新课标、新教材”设计课程内容。在课程结构上以“教学理念、能力素质,观摩反思,交流互动、视野拓展和探索提高”等六大单元模块为支撑;在项目实施上以专题探究为载体,即每一个单元模块都包含有几个大的专题探究;在功能配置上设置交互式学习菜单,即在单元模块和专题方向上配备有相关主题菜单以供学员教师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尽力做到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共同进步,彰显培训的新颖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培训方式的活

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坚持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实践指导相结合、专题报告与合作研讨相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和使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方法相结合,师生互动与学员互动相结合,形成“专家理论引领、一线教师问题解析、实地考察反思、学员交流互动”的活动性培训方式。在每次培训工作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实践中,首先,要充分体现理论专家的理念引领作用,使学员能在新视野、新高度上反思自己的教学;其次,针对中小学教学实际与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由中小学校高级教师和优秀管理者进行专题式的讲解分析;第三,组织培训学员到省内国家级示范中学、小学和民族地区办学条件相同的中小学观摩学习,进行情境化的反思;第四,在阶段性培训工作结束后,以多种形式开展学员交流报告会,并派专家进行现场总评,以提高交流互动效果。

(三)跟踪反馈的全

每次培训结束,我们通过“成果查验、档案管理、导师指导、网络支持”等多而全的形式来跟踪反馈培训成果。成果查验主要采取双向多轮考核的模式。双向既要对学员进行考核,又要对授课专家进行考核。对学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日常考核和结业考核两部分,对授课专家的考核主要包括学员课后评价和班主任训后追踪调查两个方面;档案管理主要为参训学员建立个人成长袋,为后续跟踪指导收集信息。导师跟踪指导制度要求以学员组的方式配备导师,导师的跟踪指导要有明确的要求和可行的计划,包括专业指导、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培训效果反馈等。为此,学校专门建立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络支持平台,为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为民族地区师资培训提供资讯和互动服务。

参考文献

[1].贺雪梅．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论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8)：18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