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暴力（精选三篇）
话语暴力 篇1
近几年来, 微博作为新兴媒体, 其功能从简单的娱乐社交转变成为舆论卫士, 微博在社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多重的角色, 但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 微博也滋生出了一些问题。
一、微博话语暴力盛行的原因
如果问起2012年在新浪微博上什么话题最热门、影响最深远, 那就是微博反腐。在2012年微博反腐“表哥”杨达才、雷政富、“房叔”蔡彬等, 因为网络检举榜上有名。微博反腐作为反腐的一种新形式, 在2012年大放光彩。而在2013年的网络事件中, 网络造谣的事件层出不穷, 2013年8月公安机关针对网络造谣事件开展了“清网行动”, 打击扰乱网络话语空间的一些网络大谣例如秦火火、杨秀宇、傅学胜等为网络空间的有序进行提供保证。尽管微博上的信息量庞大, 且呈现“平民化”的趋势, 但是受众自己对于新闻本身的判断和筛选存在着主观性, 加之微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微博很容易被一些网络暴力者利用。
(一) 微博传播裂变式传播信息判断筛选难
首先, 网络有着虚拟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对于信息的传者来说, 匿名既是一种对自身的保护从而卸下心理的负担, 也在某种程度上无需担心一些势力的打击和报复。在现实生活中揭露腐败和上访的种种障碍和困境, 相比之下微博举报, 就显得格外便捷、安全有保障。但同时也能够看到有许多虚假的微博消息被澄清和散布网络谣言的网民的出现。一些网民利用微博得天独厚的传播特点即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对一些公共事件发生的语言冲突和矛盾, 进行所谓的文化对抗。微博的传播途径有两个:一是“粉丝路径”。A发布信息后, A的粉丝甲乙丙丁…… (直到无限) , 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二是“转发路径”。如果甲觉得A的某条微博不错, 他可以“一键”转发, 这条信息立即同步到甲的微博里, 同时, 甲的粉丝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 然后以此类推, 实现极速传播。[1]迅速便捷和惊人的传播速度, 将每天重要的信息发布到个人的微博上, 再利用微博的基本功能使一人转发给多人, 多人转发给多人, 形成一种庞大的关注群体, 从而吸引到有关部门和其他媒体的注意力。一篇微博字数短小, 它无法承载更多的连贯的新闻追踪。也正因为如此, 受者接受到的信息是断裂的、不连贯的, 受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把握也容易片面化, 对于某些事件的广度了解会大打折扣。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们开始了“使用与满足”理论 (U&G) 的研究。帕帕克里斯和鲁宾 (Papachrissi&Rubin, 2000) 考察出最有可能影响人们互联网使用的因素并从中鉴别出五种动机:人际效用 (在线交往) 、消磨时光、寻找信息、便利和娱乐。[2]微博的基本功能也验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 它集娱乐和社交于一身, 能够浏览、转发、发布和评论、回复;收看视频、聊天 (私信) 、参与商家的营销活动。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而是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参与者。也正是因为如此, 公民获得了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社会话语权落到了公民手上。
(二) 网民受到无责任的心理暗示缺乏自律
“群体是无名氏, 因此不必承担法律责任。”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谈到群体的特点, 他指出的这种心理暗示是导致在网络中个人对其责任感消失的重要原因。这也符合秦火火在网络微博制造谣言不自知的心理状态。勒庞同时还提到“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支配…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 并且也许它由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只能服从这些定律, 即使这种冲动显然极不合理。”[3]虽然他的观点有些宿命论的影子在里面, 但却引人思考。如果把微博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即网络大V视作“群众领袖”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 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4]) 微博的信息量庞杂, 来源出处广泛而隐匿, 在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确认之前, 即使微博的使用者拥有良好的公知和理性的判断力, 也很难理清头绪并还原事实的真相。根据勒庞的分析, 大多数人, 尤其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人, 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 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这些人的引路人。如果微博大V是这些人的领袖, 而这些人又对在微博上所发布和转发的信息都深信不疑却不去辩驳和反思的话, 那么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微博的奴隶, 那么, 结果将令人毛骨悚然。微博利用了受众, 受众在不自觉中也参与到了假消息的传播和对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公然挑衅当中。舆论监督将会产生与期待相反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网络话语暴力代替网络有序监督, 微博成为一场哗然取宠的闹剧平台。笔者在李某某案事件的微博新闻的转发和评论中, 看到大多数的人或在调侃, 或在漫天谩骂。多数人去了解名人微博和知道公众人物落网, 更多是怀着一种猎奇和窥私的心理。在他们看来, 有人落马, 有人贪污都是一场声色犬马的娱乐盛宴。真正能够通过网络曝光的一系列公共事件去反思, 提出有见解的评论和思考的人, 少之甚少。
(三) 社会转型期矛盾摩擦产生问题
社会正处于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 经济迅猛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 贫富差距的悬殊、社会不公现象的频频显现和爆出, 也给许多处在夹缝里的人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他们仇富、憎富, 一方面由于本身贫穷或者力量上孤立无援, 希望得到一种救助。然而短时间的社会不公问题和贫富差异无法用现实的手段来偿还给这些人, 因此他们更加急切地渴望着用一种“杀富济贫”的特效药, 以此来医治社会不公造成的疾病, 根除社会桎梏与毒瘤。另一方面, 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 想利用微博这一发布公民信息的平台, 煽动受众的反动情绪, 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怂恿和蒙骗。尽管微博反腐在过去的一年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为国家、政府和一部分公民带来了正面效益, 但网络谣言也给舆论、社会及其政府等方面带来许多负面效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矛盾的观点告诉我们, 微博不会只拥有积极的一方面, 即仅仅拥有正能量。微博不足以承担起改变社会诸多隐患和问题的救命稻草, 如果不对网络话语空间通过政策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的话, 微博就难以成为民意和民议显现的交互平台, 而是无序和嘈杂的负面情绪垃圾场。
二、网络话语暴力不能等同于文化建构
然而微博作为一个公共话语交流的空间, 不应该只滞留在这一层面上, 应该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区分。什么能说, 什么不该说, 应当一清二楚。同时更多的还要依托个人自律与社会自治。一个庞大无比的网络舆论综合体, 必然对法律实施构成巨大的挑战, 法律是最后的防线。因此个人自律, 才是大面积减少网络话语暴力的一枚良剂。
语言批评家朱大可针对网络话语特征, 提出“哄客”这种第三类话语势力已经崛起。所谓“哄客”, 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 对公共事件和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朱大可指出我们正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 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 变得更加孔武有力, 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 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互联网作为现代人进行公共交流的重要平台, 理应以自由宽容为诉求。但当语言冲突、脏话秽语成行构成大规模语言暴力时, 网络话语空间就不能够真正履行它的功能和作用。因此, 朱大可指出了当前网络面临的困境:秽语被毫无节制地利用, 就会成为滋养网络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但他也指出尽管微博给了他们平台, 但话语暴力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
当网络话语暴力盛行无忌, 这就不单纯具有文化心理特征, 而有着其特定的社会根源, 一个社会积聚的不满情绪越多, 网络越可能成为一种发泄的工具。但《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在书里曾经提到, 全球化的网络对地理和时间的距离有了新的阐述, 人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更多更广的新闻, 了解世界的动向, 但也正是因为新闻的广度的不断扩大, 当我们听见在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战争, 人员死亡无数, 生灵遭到涂炭, 我们一方面非常的愤慨, 为人们失去了生命而惋惜, 另一方面我们非常的无助, 因为尽管在地域间新闻可以缩短距离, 但现实中, 我们仍然身处异处。我们的无助最终会对这种新闻免疫, 因为新闻的显著性已经将它排除。微博话语暴力冲突如果在未来不久的日子里不断地愈演愈烈, 一定意义上将影响到真正重要的公共事件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兴趣:受众的视觉麻木和心理疲劳, 无心理会舆论的关注点, 那么网络交流平台的功能将背道而驰, 更实现不了公众对于它的诸多期待。
笔者认为, 微博的功能不应该是一场作秀娱乐或者是一场毫无理性的谩骂场所。微博应该充当一个“线人”的作用, 经由微博之手, 给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线索, 从而使相关部门用更充足的时间去证实线索, 进而使用法律对相关事件责任人进行惩处。微博虽然无法代表文化建构的主力军, 但也不能成为对我国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起到污染的染缸。它应有明确的思想导向, 即加强宣传正面的积极的思想和情绪, 为受众的价值观增砖添瓦, 严厉打击和开展“清网行动”, 规范网络话语平台, 还网络舆论空间一片干净有序和谐的氛围。正因为如此, 微博在建立网络话语秩序环境上要做的还很多, 法律也应该对网民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公共宣传。当前经济发展, 社会体系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仍然需要更有效的监督体制和法律体系来改善和提高, 这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齐心努力和舆论支持。
三、结语
微博只是网络公众交流平台的一角, 尽管少数网民对于网络公众事件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力和思考, 但也有一些人为网络话语暴力的积聚, 做出了“贡献”。网络话语暴力现象给执法者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敲响警钟:如何更好地使用微博使得一方面利用这一平台了解民意树立民威, 一方面如何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责任机制来惩处和制约网络“哄客”和网络大谣;此外如何保证我们的主流文化的建构和捍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时间和决心去解决。但是, 同样作为一个微博的使用者, 作为一个信息传递和分享的参与者和反馈者, 笔者更希望网民能自觉建立起一个宣传正能量的网络平台。把网络话语交流平台变成一个干净、有序的地方, 这样才能在更好地行使微博功能的同时嫉恶扬善。微博话语暴力, 会在负能量的不经意积累间引发可怕的后果, 它无法撑起舆论自治的脊梁, 更不能是文化建构的最后救命稻草。因此你我都应当负起自律的担子,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 做一个合格的网络话语使用者。
参考文献
[1]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 .雷跃捷, 辛欣.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4] .崔保国.2012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5]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暴力话语下的自我突围 篇2
◎“抗争意识”的复杂性
狄金森用“倾斜的、讲述真理的方法”来描述失落在男权话语中的女性讲述，面对这种变形的讲述，她认为：“在与男权话语决裂之后，女性的语言必将开启新的反叛式的行为写作，女性的真实和本质将毫无遮拦地被自由言说”。这就意味着，女性诗歌写作一直以来充满对男权的抗争意识，这种抗争构成了女性诗歌写作最基本的动力，正是有了这样的长期抗争，使得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第一阶段（身份确立）在21世纪初得以基本完成。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自白派”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留下了两个关键的意识遗产：“性意识”和“死亡意识”。今天，我们阅读大量的女诗人作品，依然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两种意识的流动。而在这两种意识的背后，即从更大的外延上看，本质上还是对男权的抗争意识。
在从“自我发现”到“身份确立”的过程中，性意识和死亡意识始终交叉地影响和控制着中国的女性诗歌写作，并一度泛滥。而当这一过程基本完成之后，性意识和死亡意识在女性诗歌写作中渐渐出现分离，分别有了不同的演变。其中，性意识主要由“主体抒写”向“工具抒写”演变，时至21世纪初，“性意识”作为女性诗歌写作中的“生”，已经不仅仅是与“身体之死”相对，而是与“爱情浪漫之死”相对，也就是说，“性意识”在女诗人的主体那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身体出发点，而是升华为生存出发点。“死亡意识”的演变则稍微复杂一些，但演变后的主流还是可以把握的，即：内省式的宗教意识。那些读起来一如蒙面者的内心终极之旅的诗歌，就属于“死亡意识”遗产影响的产物。
显然，我们无法继续对上述话题进行展开论述，因为花语的诗歌对上述两种女性诗歌意识遗产的继承并不清晰。花语是从更大的外延——与男权抗争的意识中去努力获得女性的自由抒写。这种抗争意识在花语的诗歌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即：既不完全地表现为性别抗争，也不完全地表现为女性的“自我认同”。比如《孬种》这首诗，似乎可以看作是花语对性别抗争意识的超越，我认为这种超越的尝试基本是成功的，因为性别抗争在这首诗中已经不是表现为单调的性别对立，而是通过“父亲”、“弟弟”、“我”、“你”的多次叙述置换，以及这些角色在女诗人内心深处的身份置换，实现了多维的意义循环。在《孬种》这首诗中，正是由于花语从更大的外延（与男权抗争的意识）上去自由抒写，才使得我们看到一个女诗人十分清晰的“身份确立”及其抗争意识的复杂性。
一般而言，性别抗争的结果，无形中就会导致女性的“自我认同”。在后现代批评（或女性主义批评）中，“女性自我认同”意识尽管带有假设的、先验的意味，但这的确是形成女性写作中抗争意识的天然力量。阅读花语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这种女性自我认同感十分模糊，甚至，她还是多次地拒绝这种“女性自我认同”，比如在《仇人系列》中，这种拒绝认同的痕迹尤为明显：
……
我是怎么被你干掉的，我到现在也不太明了
只是可以肯定，你见过我左手无名指上的黑痣
那个经常请我吃饭唱歌钓鱼的×××，终于知道了
我有一个上海小情人，为我写过许多漂亮的情诗
他有上亿资财也写不出其中的一首
我还非常SB的给你看过我们的合影，在十月的阳光下
他搂着我的肩膀近乎炫耀地，让你取证
对一只来路不明的蝎子，丧失原则
对糖衣炮弹和耳哝软语不加抵制的结果是不可饶恕的
我忽略了你的真实身份，是那老头的旧情人
我们还不能算情敌，因为我还没有爱上他
但是，以毒攻毒以黑对黑
你用我送你的针，把我拆了
姐姐，你技法简洁手起刀落。卖我卖得真干净
—— 花语：《仇人之二：第一个青岛女人》
可以看出，女性的“自我认同感”在《仇人系列》作品中基本上被花语否定了，或者可以说，这种“认同感”由于花语站在了一个相对狭隘的性别立场上，而受到了很大程度地伤害。一直以来，花语都在复杂的“抗争意识”中追求真实表达和自由抒写，她也的确获得了真实和自由——一个女诗人十分清晰的“身份确立”，但同时，她也在追求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相对狭隘的性别立场。因此，修正狭隘的性别立场，成了花语诗歌在暴力话语下进行自我突围的关键。
◎“性别立场”的双重狭隘性
众所周知，女性诗歌写作中的性别立场是很不好把握的。性别立场过弱，女性“重新讲述历史”的可能就几乎没有了；性别立场过强，则会导致盲目的性别对抗，容易陷入性别本质主义。比如，有些批评者刻意地强调“女性语言”、习惯性地鼓励女性写作与社会对峙、冲动地消解一切看似与女性的对立，这就会使女性主义被简化为狭隘的性别主义，使性情丰富的“女人”简化为概念化的“女性”，即使最终能建立起貌似强大张扬的“性别立场”，也不是那种有热情、有味道的“女人立场”了，而是简化了的、概念化的“女性立场”，那样，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现场将会再度失真。
和获得自由抒写与真实表达的途径一样，花语诗歌中的相对狭隘的“性别立场”也是源自其复杂的“抗争意识”。而且，花语诗歌中的性别立场的狭隘性是双重的，首先表现在“方向”的问题上，其次表现在“认同”的问题上。我们先看看她的性别立场的“方向”问题：比如在《后来，我不爱你了》、《诱惑》、《西安，西安》、《素描：一个逆反心理超强的大女子主义》、《致情敌》等作品中，我们就看到花语在不停地“讲述性别”，而很少看到一种我们所期望的“性别讲述”：
……
俺越是表现的无药可救，你踢出的那脚才更有力
打小。俺就不具侵略性。一直以来
俺都不喜欢和人争抢东西
不管它价值几何。俺不喜欢篮球
你越是说谁漂亮，俺就越是往丑了捣鼓自已
简言之，绝不能让你感到揶喻
愤闷。认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是一根绝世的鸡肋
总之。你都不喜欢俺了
俺为什么还要表现得那么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急不可耐。诚惶诚恐地优秀呢
俺就当自已是个破罐子
你摔，俺也摔。（不在乎等于蔑视）
骡子都睡了。俺为什么还要叫它们起来
吃河边正在长着的青草呢？除非
俺疯了
—— 花语：《素描：一个逆反心理超强的大女子主义》
之所以强调“性别讲述”而非“讲述性别”，是因为文学史对当前的女性诗歌写作的重大期盼：拓展文学维度、重新讲述历史。总的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从“自我发现”走向“身份确立”，二是从“身份确立”走向“自我塑造”。经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女诗人的努力，以及社会变革力量的推动，我认为第一个阶段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如何实现“自我塑造”是当下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最重要问题。
一般而论，“自我塑造”阶段的具体表现是：通过多维的叙述，使女性诗歌写作从身份独白走向价值重估与历史重述。身份独白意味着“小我的焦虑”，历史重述意味着“大我的塑造”及其叙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了实现这种积极的“自我塑造”，女性诗歌写作的性别立场的“方向”应从“诗歌讲述性别”向“性别讲述历史”转移，并注重提升“政治批判力”与“历史拆解力”。显然，花语的诗歌在这一层面上看是相对狭隘的。
再看看她的性别立场的“认同”问题：在《我输了》、《同室操戈的操！》等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花语诗歌的性别立场的另一种狭隘性——“拒绝女性认同”，这种鲜明的“拒绝”使她对“自我”历史的讲述变的比较可疑：
……
还不错！你好歹还能算半个淑女
长发披肩，色泽鲜艳
知道《百年孤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
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因为草长得不够好
兔子真的不吃窝边草吗？那草完全有理由拒绝生长
你象河流一样分沁过酸的荷尔蒙
虽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不学无术
喝多了会脸红，东倒西歪的时候
还知道羞耻，是缘于半包不应该偷吃的花生
……
—— 花语：《同室操戈的操！》，
这首《同室操戈的操！》，是典型的、在暴力话语下的“自我”历史的抒写。有大量的作品显示，花语诗歌中的“自我”始终有一个或多个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特别是女性身份的对立面），无论是真实的或是假想的，几乎都不是用来与“自我”进行真诚交流的（诸如“内心独白”或“互相回忆”那样的交流），而是大部分被简单处理成了“自我”的陪衬角色。这样一来，对“真实自我”的抒写就容易失真，沦为对一个封闭的、顽固的、道德感不强的、不真实的“自我中心”的抒写，花语诗歌中的“自我”正是因为缺乏了女性的认同感而呈现出一种孤立的完美，这种暴力话语下强迫出来的“完美”其实是很可疑的，它使得“自我”的历史渐渐落入虚构，“互相回忆”也无从谈起。
很长一段时间，花语操着暴力话语，怀着漂泊精神，创作了不少具有上述特征（拒绝女性认同）的诗歌，虽然有些诗歌从表象上看不尽相同，但骨子里始终具有一致性，比如在《我输了》这首诗中，其实花语依然沉浸在可疑的“完美”和虚构的“自我”历史之中，只不过话语的暴力感有所收敛，作为陪衬角色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女性身份的对立面而已。
西蒙"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这样描述女性之间的认同感：“女性之间的爱是静观的，……是通过对方来逐渐地再造自己；彼此消除了隔膜，其间也不再有争斗、获胜和失败。在这真正的相互关系中，每一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主人又是奴隶；二重性一变为相互性”。花语的“自我”历史之所以可疑，正是她诗歌中性别立场的另一种狭隘性（拒绝女性认同）
◎“暴力话语”下的和解可能
其实，花语早期的诗歌是有“女性自我认同”意识的，抒情而略带忧伤，富有节奏感，并多以意象取胜。当她将意象置身于强烈的情感背景下，当她将意象间的错落感、意外感、甚至“好玩”的感觉、还有作为目的的冲突之美都得到充分处理，其作品确实呈现出了较大的阅读引力。花语早期的这一类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纯粹向内的叙述，或者说基本上是拒绝了大面积叙事的叙述，比如自《怀抱七月》、《没有人知道我风沙满袖》以来的作品，都是非常成功的，花语很早就拥有这一类创作的成熟经验。
后来，花语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叙事渴望——独立的、大面积的叙事。至少，她渴望将更多的叙事成分与早期的抒情风格相结合，这种渴望迫使她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强烈地期望尝试口语，大约是自《弟弟》那首诗以来，花语诗歌中的口语失控感（并非粗糙之美）就越来越明显了，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口语实验看上去并不是太成功，这不仅因为情绪的大量介入，还表现为口语对她擅长的意象处理的破坏，至少在2006年，她可能还没有更多的通过口语抵达隐喻的经验。
这样实验的结果，是花语诗歌中的“暴力话语”越来越多。也因此，有批评者认为花语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女性写作，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象，这只是被她的语言表面的暴力倾向所迷惑，我们几乎不能从花语那里找到一首真正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诗歌就可以说明：花语仅仅是脱掉了女性写作的性别外衣。由于她是一个“自我身份”十分清晰的女诗人，同时，由于她喜欢在作品中尝试与男性进行“身份”置换，又喜欢使用暴力倾向的话语，所以当花语的诗歌创作进入这一阶段，用“伪男性话语暴力”来形容她的诗歌风格或许比较贴切。
基于对花语诗歌相对深入的了解，我可以在此做一个冒昧的猜测，或许更能形象地说明她的暴力话语的演变：比如，在《等桔红色的火车开过来》这首诗中，在早期的创作风格驱使下，花语很自然地写到“头顶的鸽哨，把天空擦得瓦蓝瓦蓝”，但如果在后来的暴力话语实验阶段，花语可能就不会这么抒情地写了，她大约会写成“头顶的鸽哨，把天空擦得灰不溜球”，而其中的一句“带上灰姑娘的舞鞋，去找你”，也可能会被花语写成“带上灰姑娘的破鞋，去找你”。这种暴力话语的演变，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口语实验，或者是后现代手法中常见的反讽与消解，但实质上，这种演变已经意味着花语走向“讲述性别”、“拒绝认同”双重狭隘的性别立场的开始。
当然，这之后，花语又做了一系列努力的、持续的实验，可以视为对上述性别立场狭隘性的修正。2007年以后的一些作品显示，花语的暴力话语已经从“个人情绪”、“拒绝认同”、“自我历史的虚构”中渐渐转移，更多的时候，她努力地使情绪和自我历史自然呈现，以错乱、细碎、减少叙述的干预为特征，比如在《那个叫“牛粪堆”的群聊》、《鸭子桥南里三号楼院东的狗洞》等诗歌中，情况已经大不相同，花语的暴力话语中除了有一贯的对抗，已经表现出了种种的和解力。
显然，在这首《鸭子桥南里三号楼院东的狗洞》的诗歌中，“诗歌讲述性别”、“拒绝女性认同”的双重狭隘的性别立场已经不是很明显，也就是说，花语对“方向”和“认同”这两大创作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这样修正的结果，就使得暴力话语的功能在花语诗歌中产生了微妙变化，即：在依然暴力的话语下，花语的个人情绪与现实世界之间既保持了一贯的对抗，又有了种种和解的可能。
花语的诗歌进入这一创作阶段之后，因为暴力话语的功能不再单一（对抗与拒绝），而是呈现出立体的复杂性（对抗与和解），因为暴力话语从“个人情绪”、“拒绝认同”、“自我历史的虚构”中渐渐转移，所以，她的历史讲述的真实性就不再那么可疑了，可能的叙述也得以建立起来。进入这一阶段之后，虽然花语需要实验的道路还很长，但她已经给了我们真正能够突破的信心。
基于话语权视角的媒体暴力研究 篇3
一、媒体暴力与媒体话语权
(一) 媒体暴力的概念
从传播学角度出发, 学界对媒体暴力没有统一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宪奎从媒体暴力的内容方面对其进行界定, 并把媒体暴力分为“真实暴力”与“幻想暴力”。[1]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媒体暴力:第一方面为“媒体内容上的暴力”, 学者赵允芳在内容方面给媒体暴力下了定义, 即在电影、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中传播的凶杀、淫秽等的暴力内容且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2]第二方面是“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 比较通用的解释即在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过程中对广大受众造成的身体或者心理上显性或者隐性的伤害。[3]从第二方面可以看出, 这是媒体利用自身的传播特性和优势对个体或群体实施的暴力行为, 该方面将媒体看做施暴方, 并强调了媒体暴力的负效应, 使媒体暴力的概念更加完整和全面。本研究便是从“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二) 媒体话语权
早在20世纪70年代,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提出“权力话语”的概念。他认为, 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与目的, 进一步扩展该说法, 即话语是权力, 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从福柯的观点来理解话语权, 话语权由谁掌握, 谁就可以控制舆论走向, 这反映了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掌握者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4]话语权除了表现为“权力”, 在“权利”上也有所体现。有学者给话语权这样的定义: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 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5]
在我国, 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被赋予权力优势, 权威性高, 承担着宣传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宣传报道国家许多新的方针政策;媒体还作为公众“代言人”, 公众把媒介视作表达意见的重要窗口。现代大众媒介还因其“把关人”“引导者”的特殊职业功能, 使其具有把持话语权的职业特征。媒体话语权可以理解为大众传媒对受众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本研究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媒体话语权, 即媒体利用其传播优势, 以传递信息、提供资源、发表意见等为传播方式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
(三) 媒体暴力与媒体话语权的联系
上文已了解了媒体暴力的两方面的涵义。“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还可以解释为媒体及其从业者利用媒体本身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权优势对新闻当事人或涉事者等受众所实施的暴力行为。[6]这样就从概念上将媒体暴力与媒体话语权联系起来了。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 我国媒体的功能比较单一, 长期主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命令指示以指导群众的生活与实践;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 部分媒体走上了自负盈亏、自我完善发展的产业化经营之路, 如今传媒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 大众传媒也面临着来自媒体从业者、媒体机构的经济利益与公众或社会利益的冲突, 再加上行业自律体制不完善、媒体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不高等原因, 很容易导致大众传媒因生存压力对其话语权的滥用。于是, 媒介滥用话语权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显性或隐性地伤害了受众的身体或心理, 即导致了媒体暴力。媒体话语权与媒体暴力的“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方面相联系, 本研究便从话语权视角来分析研究“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
二、媒体暴力的表现形式
近些年来, 我国大众传媒在滥用话语权方面有很多表现, 这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媒体暴力。纵观近年来大众传媒的行为动态, 本研究从媒体话语权滥用的角度出发, 将媒体暴力的表现形式总结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表现形式可概括为“使用媒体话语权过于强势, 甚至突破伦理底线”。具体可以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侵入公众私人领域”, 例如情感真人秀《变形计》摄制组对待孩子像剥竹笋一样, 把孩子内心的痛苦一层层地剥给观众看, 让一些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新闻学者不禁为僭越权限、滥用话语权的“施暴”媒体扼腕叹息;第二类为“运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新闻素材”, 例如《深圳晚报》的记者为抢独家新闻违背新闻伦理道德, 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的“姚贝娜事件”, 侵犯了死者的隐私权, 对当事人造成了难以治愈的伤害;第三类为“进行强制传播、信息轰炸”, 例如越来越多的广告新闻、商业广告已经攻占了媒体刊播正常新闻的篇幅、版面和时间, 甚至有一些无良媒体会给受众发送垃圾邮件侵入受众个人空间。
第二种表现形式可概括为“使用媒体话语权盲目不谨慎”。具体可以细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另辟蹊径, 断章取义”, 例如湖南《潇湘晨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大校长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新闻报道呈现出扭曲的“标题党”的不良效应;第二类为“危机报道处理不当, 增加受众负面焦虑情绪”, 例如“马航失联事件”之后涌现出大量谣言和虚假消息, 甚至“人民网”“央视新闻”等官方微博也参与其中, 夸大了现实暴力, 引发了社会恐慌;第三类为“大众传媒泛娱乐化”, 例如2013年我国游泳名将孙杨因无证驾驶肇事被拘捕, 在他拘留期满获释之时, 媒体最终的报道折射出了新闻娱乐化的倾向, 如《天府早报》的报道《孙杨问题缠身, 代言疑损失千万元》, 另一些媒体也跟风渲染孙杨的“损失”, 甚至挖掘其“私生活”。
第三种表现形式可概括为“使用媒体话语权失去客观中立立场”。具体可以细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有目的地引导炒作”, 例如“陈永洲事件”利用媒体话语权进行商业行为, 致使中联重科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 而且广大股民被《新快报》的报道所引导而损失惨重;第二类为“掺杂主观情绪”, 例如2014年人民网的一则《安徽省教育厅女干部骂保安是“看门狗”, 六旬保安气绝身亡》的新闻体现出媒体从业人员因“担道义”的使命而忽视对新闻进行客观真实报道的责任;第三类为“进行污名化报道, 产生隐形暴力”, 例如女大学生这个群体在大众传媒中几乎标签化甚至出现了“污名化”的现象。
三、媒体暴力的危害
近年来, 随着媒体传播形式的日益丰富、传播手段的日益快捷、传播范围的日益广泛, 被大众传媒包围的人们无形中也成了媒体暴力的受害者。下面分析媒体暴力带来的负面效应。
对媒体而言, 媒体暴力首先会破坏媒体的公信力。在当前新媒体时代, 大众传媒浸淫了“浮躁之风”。例如, 最近的“明星陈赫出轨门”, 《南都周刊》等大众传媒卷入了此事件中, 甚至运用跟踪、偷拍手段获取信息满足受众的窥探欲。诸如这种行为将不利于弘扬社会主流价值, 使媒体公信力在泛娱乐化中逐渐流失。其次会异化新闻价值, 使媒体人形成非理性的新闻价值观。例如, 媒体暴力对新闻价值要素“真实性”进行异化, 过分渲染放大一些新闻细节, 偏离了新闻的客观报道, 如“杨武事件”中记者“生动形象”地描述犯罪现场。
对社会而言, 首先会弱化公众的道德界限。例如, 《爸爸去哪儿》等明星真人秀的不断出现, 各种缺乏深度只求博得大众眼球的信息在大众传媒的主导下慢慢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 使人们的道德接受底线一次次突破“新低”。其次会扰乱社会秩序而引发社会问题。网友的“人肉搜索”和公众的舆论宣泄受媒体煽动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最后会影响社会民主化进程。大众传媒在逐渐扼杀公众的民主意识, 甚至通过“媒体审判”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
四、媒体暴力的原因
大众传媒通过对社会信息进行“把关”决定了最终与受众见面的内容, 实现了对话语权的控制。而媒体暴力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下文主要分析导致媒体暴力的原因。
从受众角度来分析, 首先, 受众容易依赖、崇拜大众传媒。“媒介崇拜”的心理使得人们对大众传媒普遍抱有良好的预期而塑造了大众传媒严肃而正统的形象。其次, 受众有排解压力的需要。人们能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获得信息的方式, 享受大众传媒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快餐化娱乐, 短暂逃避了沉重严肃的社会现实。最后, 我国受众普遍媒介素养不高。特别是青少年受众群体因其好奇心强、意志力薄弱、缺乏媒介相关认识更容易受到不良媒体的影响。
从媒体角度来分析, 首先, 媒体易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媒介伦理, 甚至出现“有偿新闻”“新闻寻租”等腐败现象。其次, 媒体行业道德规范与内部监督体制不完善, 失实新闻、低俗新闻、明星炒作等媒体暴力都与传媒行业自律和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最后, 媒体从业人员缺乏职业素养, 媒体抢独家新闻为“时效”牺牲“真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从政府角度来分析, 在法律规范方面, 一方面, 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条文和规范还未得到完善;一方面, 我国关于遏制不良媒体行为的行政指令也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在社会监督机制方面, 政府未强化对媒体及其工作者职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对督查结果的惩罚力度也不大。
五、媒体暴力的控制
前文已对媒体暴力兴起之缘由作了分析。在控制媒体暴力、降低媒体暴力的不良影响方面应做到对症下药, 正视现实, 净化当前舆论环境。要规避“媒体行为上的暴力”, 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在媒体方面, 首先, 要做到行业自律,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 努力传达民意, 创办内部监督手册、刊物或者网站, 规范媒体内部管理, 如设置有关监督记者采访、编辑审核把关、广告经营等流程的制度, 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考核并与奖金、职称等挂钩, 及时有效地扼杀行业内部的不正之风。其次, 要做到遵纪守法, 摆正舆论监督位置, 特别是在当前新媒体时代, 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很大, 因此在信息传播的把关上应该更加慎重。最后, 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职业素养, 从思想作风、职业道德、文化知识、业务技能、身体素质、社会公关等方面努力。
在政府方面, 首先, 要加强法制规范和社会监督机制的约束, 在加强法制规范方面, 我国不仅要制定并逐渐完善宪法和法律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和规范, 还应通过政府发布政令对媒体的不良行为加以遏制。在强化社会监督机制方面, 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媒体及其相关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同时还需要加大处罚力度以形成一个刚性、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7]其次, 要对受众与媒体人普及相应教育, 政府可以结合学校、家庭、司法机关、新媒体等向受众和媒体从业者普及法律规范, 使受众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使媒体清楚违法行为的表现与后果以抑制自己的媒体“施暴”行为。
六、结语
在我国, 因使命与职业特征使得媒体话语权成了大众传媒的一项特殊的权利。而在市场化的今天, 媒体滥用话语权的情况时有发生, 媒体暴力作为当前广泛存在的现象, 对受众的生活造成了显性或者潜在的不良影响。
如何控制媒体暴力?这对媒体自身和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要从根本上控制媒体暴力, 仅仅依靠国家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媒体行业的自律与媒体从业人员自身职业素养的提高, 同时政府还应对受众与媒体从业人员普及相应的教育。媒体暴力现象如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人们应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分析并研究媒体暴力, 尤其是其中涉及弱势群体的“污名化”现象。至于杜绝、根治媒体暴力, 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摘要：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滋生了媒体暴力, 媒体暴力作为当前广泛存在的现象, 对受众的生活造成了显性的或者潜在的不良影响, 也给我国传媒业带来了伦理的挑战。本研究从话语权角度对媒体暴力进行研究, 关注的是媒体的“施暴”行为, 注重媒体暴力个案的分析研究, 最终目的是寻求策略规避因媒体话语权滥用而生的媒体暴力。
关键词：媒体暴力,话语权,伦理,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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