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精选十篇）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篇1

应该说,拳手摘头盔,采用10分制的职业拳击计分规则的实质,就是回归“拳击是一项对抗激烈的体育比赛”的本质,也是现代拳击运动诞生至今职业拳击有200多年历史生命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强大生命力的背后,是拳手通过激烈对抗展现出催人奋进的拳击精神,让观众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对以灵巧快速为主要技术特点的中国拳击而言,从业余拳击到职业拳击所产生的变化和影响,与以力量对抗著称的欧美选手相比,显然是很大的。随着国际拳联几年前向职业拳击全面敞开大门,先后创办了WSB职业拳击联赛、APB个人职业拳击赛及去年6月开始实施男拳手摘掉头盔,比赛采用职业拳击的10分制计分规则后,中国以往那种虽灵活快速但拳手基本功普遍缺失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

表面看,新规则实行后,身体强壮的欧美拳手在力量和对抗能力上显得更加突出,中国拳手似乎完全处于下风。但深层次的原因是,新规则提倡的积极进攻、反对消极的打法,对拳手技术提出了比以前业余拳击时更高的要求,即这种新规则下的强对抗是在更高技术层面的体现,更需要拳手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身体和力量上的抗衡。

对中国拳击而言,必须更新观念,重新提高对拳击对抗理念真谛的认识,从提高技术入手,狠抓基本功,特别是前手拳技术,在灵巧快速的基础上,提高比赛节奏和距离的控制力。因为这是在新规则下提高对抗能力和防守技能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以往中国拳手仅仅靠快速移动来控制距离。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篇2

——读《差距：中国一流企业离世界一流企业有多远》有感

小教113班

杨京京 2011210431

最近读了姜汝祥博士的《差距》一书，书中作者提出了对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些见地。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中国的著名企业与世界级优秀企业的对比，来谈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战略。书中作者主要分析了有海尔与GE、联想与戴尔、华为与思科等企业。书中作者提出，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明白的四个问题：凭什么凝聚人心？凭什么指导自己的业务发展？凭什么获取竞争优势？凭什么扩张业务？这四个问题对中国的企业家们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虽然书中许多关于管理和营销方面的专业术语比较难懂，可能会在理解上有所偏差，我就粗略谈谈在看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想。

30年的改革开放，一批批旧企业消失了，一批批新企业开始崭露头角了，也有着许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开始创业了，他们的未来会怎样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明白，不论企业的大小，一个企业要想基业长青、长足发展是离不开企业发展战略的。我想，这不仅仅是企业家才需要去关心的问题，对于每个经营者都有着同样的借鉴意义。毕竟，中国企业的未来在我们手中。

首先，每个企业都应当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说得直白一些可能就是这个企业优于其他相似企业的地方。比如海尔公司的家电就是他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即使海尔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投入很多，却无法和戴尔、联想等公司想提并论，但它的家电却是被全国乃至世界认可的。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此时我们需要的是敢于改革和创新。企业转型的例子很多，万宝路收购和路雪，三年后惨败而归；诺基亚却从木材制造商成功转型成通信领域的巨头„„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培养了足够的竞争力。由此，我们不妨畅想一下几年前收购世界汽车名牌沃尔沃的中国民营企业吉利的未来。李书福就通俗地提出“盖两座房子，一个住一间”的战略，在保证沃尔沃拥有原先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管理沃尔沃。虽然沃尔沃未来的道路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待这次比较成功的企业转型。在中国有许多小企业，就如我的家乡温州就是以民营小企业为特色的温州模式。而这些年温州模式的诸多弊端开始逐渐暴露，许多小企业无法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倒闭，或许我们的企业们可以在经济危机到来前就实现企业的合并。诸多有着相似竞争力的企业合并共同开发，将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共用，既节约资源又提高效率，将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在各自领域立足。

我非常同意作者在书中阐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的观点，核心竞争力就像是一根标杆，或是说企业对自身明确的定位，这也是当今中国的企业所欠缺的。而我也认为，对自身正确的定位是企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基础，根基打稳了参天大厦自然是水到渠成。然而在此，还想说说我对书中作者观点的一些不同看法。

方正离日本有多远 篇3

方正县，位于松花江中游南岸，距哈尔滨约一百八十公里。

哈尔滨至方正的010国道两旁，夏秋相交的黑土地天宽云低，望不到边地摇曳着成熟待收的玉米。一进方正县境，大地的墨绿色，在一瞬间就被切换成了黄和绿——碧绿的晚稻和正在灌浆的早稻，把大地染成大块大块的鲜绿和嫩黄。

66年前，正是这个时节的方正县界内，还没有无边的稻田，松花江南岸全是高过人头的玉米。

青纱帐中，窸窸窣窣地藏着偷吃苞米的日本军人和难民。

天皇的弃民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关东军数百名高级官佐，聚集到关东军司令部大礼堂，听到了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顿时礼堂内哭声一片。不过，在当天，这个消息仍被限制在高阶官员中传播，并没有传达至在中国东北的上百万日本军民。

镇守要塞的军官们，仍然认为无线电中传来的投降消息，是苏联人在诈降。当他们被告知这是事实之后，一批没有死于战场的日本男子，在要塞的工事中或他们正在偷粮食的苞米地里围成一周，拉响手榴弹自尽。

关东军的大撤退，实际上从 8月9日上午10时，已由虎林开始。

这天的凌晨，158万苏联红军，数万门大炮，在4000公里长的战线上，同时向日军要塞阵地开火。在中国东北战场上，一场大溃败顷刻间来临。

关东军在撤出时，只通知了在伪满的政要、商界、文化界和在华企业，同时还对开拓团声称：“关东军坚如磐石，我国邦人，尤其是驻在中国境内的开拓团诸君尽管放心，勤劳奉国”。

正是这一弃民政策，导致聚居在北满的开拓团民，一直坚守到8月17日，才得知天皇投降的声明。而有些开拓团团长眼看秋收在望，不愿意这些到手的粮食落到中国人粮仓，还故意压住了撤退回国的通知。

从方正县回家

驻扎在方正县的开拓团人数并不多，但因开拓团本部就设在该县东北部的伊汉通乡正郊屯（曾被日本人改为吉兴村）。因此，当年，由日本而来的开拓团民们从这里走向被指定的满蒙各县；如今，他们又从各地赶到这里来，等待被遣返回家乡。

日本甫一战败，正式的遣返部署尚未下来之时，方正县成了开拓团民自发形成的“集合地”。从各县徒步走来的妇女和孩子，只能到原属于方正开拓团的地方落脚。

开拓团各部大小不一，只有26幢房子两间马棚的五班，成了收容一千一百多人的难民集中营。“房子小，人又那么多，穿的也破，挤在一块堆儿好像一窝耗子崽儿，你脑袋压他屁股，连个翻身的地方都没有”（于苏军：《落日归途》）。逃生的路上扔掉了一切厚重的家什，一张单薄的毯子几个人合盖，身下就是冰冷的水泥地。

吃是一个大问题，方正县开拓团种的粮食，不到半个月就被四方赶来的日本难民吃光了。从8月16日开始，日本人已经管中国人不分男女地统统叫“太君”。而经历了14年的战争，中国人也家无余粮。何况此时中国农民已经组成了护秋队，防止各种盗抢。

驻守方正县的苏军给难民们写过介绍信，让粮库给日本难民提供些食粮。而把守仓库的苏军提出的条件是，让日本女人给他们洗衣服。事实上，交换条件并非这么简单，进去劳作的日本女性，为孩子们能活下去付出了尊严。

12月，苏军开始撤离，日本女人连交换食物的地方都没有了。

东北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饥寒交迫之下，死去的难民越来越多。开始，生者还有力气挖个坑把同胞掩埋，到了12月下旬，活人连挖坑的力气都已耗尽。死者被抬到以前开拓团用来储菜过冬的地窖里，不久，连地窖也塞满了。死去的多是成年人，为了省一口食物给孩子，这些母亲们都是饿死的。有一个屋子，9月住进50人，活到年底的只有二十来人。

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遣返结束，饥寒病患，夺去了八万多开拓团民的生命，仅滞留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周围的一万多名难民，就死亡了五千多人(郭相声 曹松先：《方正侨乡史话》)。

1945年底，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开进方正县，成立了方正县民主政府。民主联军的首长看到吉兴村难民营的状况后，立即开始用中共一贯而成熟的方法解决日侨的生存问题，那就是“发动群众”。

于是，方正县的各家各户都受到这样的动员：日本难民和中国人一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妇孺没有罪，罪犯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方正县百姓将对敌国的仇恨放下，把四千多名妇女儿童接到自己家，使这些濒死的人免于饥寒和死亡。

抗战胜利两个月内，约有十一万日本女子嫁入中国人家。她们有些人在方正县一留就是二十多年，甚至一辈子，嫁在方正，生儿育女。

就这样，到1946年遣返结束时，为数不少的日本难民并没有继续往葫芦岛走，从那里回到日本。而是留在了这片异邦的土地上。

5岁日本男孩远藤勇，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刘振全、吕桂云这对木匠夫妇的家里。

1941年，1岁的远藤勇，由日本国岩手县来到中国依兰县松木河岩手县开拓团。同来的全家9口人，包括他的祖父母、父母、大叔婶、小叔叔还有妹妹。

这个300人的开拓团，占有了依兰县的二十公顷水田和四十多公顷旱田，他们种植麦子、大豆、高粱、玉米还有小豆。

就在远藤一家所在的开拓团欢天喜地地得到这些土地的时候，另一位比他大几岁、住在方正县伊汉通乡二吉利名叫张喜才的中国男孩子，已被逼着离开家园。

伪县公署开拓科开拓股的官员，带着日本“满洲拓植公司”的人到村子里來，要求农民“为了日满共荣、五族协和”，把土地交出来给日本人种。交出的土地按每垧30元伪币折算。一个早上，开拓股的人来到张喜才家，揭草的揭草，扒房的扒房。他的父亲说“快点，不然就得捂死在屋里”，一家六口只得用独轮车把家搬到已经埋葬过几批中国失地农民的“挑灶沟”(挑灶，东北方言全家死光的意思)。

到1945年，来自日本的岩手县开拓团已在中国东北收获了4年。这年8月9日苏军攻进东北，远藤勇的父亲和大叔叔突然被征兵带走——而当年来到这里，他们被日本拓务省许诺，不会让他们参战。

两个壮劳力上了前线，一家7口老小和女人，就加入到了流亡的队伍里。苏军飞机在头上盘旋，苏军随后开进了依兰县城。

当一家人死得只剩下5岁的远藤勇和15岁的小叔叔时，叔叔带他来到一户中国人门前。这家人，就是木匠刘振全夫妇。

此后，远藤勇开始被叫做刘长河。养父母怕他暴露身份会受欺负，还搬了家。

刘长河天赋聪敏，养父母又给了他同龄中国孩子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从方正镇一小到方正镇一中，由通河县一中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90中学任俄语教师。

公墓

2011年8月15日，日本投降66周年。近期一直在伊汉通乡吉兴村执行警戒的大批警力已经撤出，“中日友好园林”和园林中的公墓仍未对外开放。门上贴着一则方正县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签章的“闭园公告”：

“为加强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工作，即日起实施闭园”。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6日。

透过两层铁丝网能看到一堵墙，上书“中国养父母名录”。在这座墙不远处，前不久引发轩然大波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已于8月6日夜间销声匿迹。

两层铁丝网的里边，分区排列着铁栏杆围护的墓园。从东往西分别是“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中国养父母公墓”和“藤原长作纪念碑”（纪念八十年代义务来此援助的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

园林中另外一处重要的纪念地“纪念陈列馆”大门闭锁。这里原本陈列着“日军侵略罪行”“军民奋起抗战”“中日友好往来”三部分。现在也随着闭园而关闭。

这块公墓和园林中，最早建起的，是“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1960年初，正在田间劳作的松田千卫，忽然挖出一块白骨，接着又一块一块地翻出了大量骨头。松田千卫正是当年留居于方正的日本妇女。

当地人都知道这是1940年代中期大遣返之前死在方正县的开拓团民遗骨。最为集中的“万人坑”有三处，都在吉兴村（原名正郊屯，现袭日本开拓团称呼称吉兴村）附近。松田找到当地政府，申请让她来埋葬同胞的遗骸。收到的回信说：你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遗骨埋葬由政府承担，并且还会给他们建墓碑。

松田并不知道，始于1963年初的当地政府修墓行动，是经总理周恩来批准的，并命名为“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5月4日，方正镇东南炮台山东侧，一座土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开建，公墓内有五千多具日本人遗骸。而现在看到的占地1.4万平方米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是1973年黑龙江省政府拨款改建的，一是地势更高，不会受松花江涨水和红旗水库水位影响，二是永久性混凝土结构。公墓坐南向北，墓圹北侧面朝日本方向立起一块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上面仍是：“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九个大字。

至此，“万人坑”中的亡灵终于有了归宿，公墓，把一群归不了家园的人，彻底埋葬。

这座公墓旁边，还有一座为麻山集体自杀事件而修的“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五百多死者合葬在一起。1984年，也移到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附近。

在“文革”中，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几次险些被毁，当地人相传，周恩来曾说过：“这里不是日本国军人墓地，这是日本国民众的墓地，民众是没有罪的”，公墓就这样保下了。

感恩

“文革”刚开始，隐瞒了二十多年的日本遗孤身份被揭出来，刘长河成为批斗对象。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远藤勇于1974年恢复了日本国民身份，带着同为日本遗孤的妻子红子和两个孩子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的远藤勇非常想念养父母，1988年，他的经济条件好起来，把两位老人接到日本过了一阵。1990年、1994年，养父母分别去世，远藤勇想为他们建一座墓地，后来这个想法变成为那些善良的中国养父母建一座公墓。

1995年7月30日，远藤勇在“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正西30米处，修了一座公墓，上书七个红色大字“中国养父母公墓”。公墓铁门上用钢筋焊制八个大字：“养育之恩，永世不忘”。

此后至今，来方正寻找记忆的日本遗孤一代带着他们的孩子“二世”“三世”来这里凭吊。逝者的慈怀在遗孤和后代的心中永生。

事实上，中国养父母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们的养子、养女。现在80岁的钟庆兰，是方正县还在世的最后一位中国养母。多年来她一直在念叨着日本养子卢永德。钟庆兰的女儿告诉《看历史》，前几年听那边来的人说，他（指卢永德）已经死了，我妈也知道了。但是这些年，老太太得了脑梗，有些糊涂了，又以为她的养子还活着，经常问，他怎么不回来？

日本在方正

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约六万五千名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和女人，带着他们在中国的亲人，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日本探亲。同时，从日本往中国也涌来一批批寻找他们当年恩人的日本人。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和妇女，进入了中国家庭。根据日本国内政策，在198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儿女，大量回到日本。随后，一些中国人，也经由这种关系，前往日本。这形成了方正县在中国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目前二十三万人口的方正县，十一万人与日本相关。

2007年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在日本的方正华侨有三万五千人，生活在方正的侨眷有四万八千人。

这种特殊的人际关联，在80年代之后，带来了方正—日本间的第四次人口流动：到日本去。

方正县每年向日本输出大量劳务人员。黑龙江社科院研究员王希亮说，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有不少在日本从事“三K ”职业。三K，是三种以K的发音为开头的日文词：指肮脏、劳累、危险工种。然而收入的绝对值比在国内高，加之中国人勤俭持家，还是能省下来不少。

方正县文史办、方正县侨乡历史文化研究学会2009年发行的《方正侨乡史话》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去日本打工一般工种每月可挣20万日元，省吃俭用用去10万日元，节余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七千元，一年下来至少能挣七万元人民币。该书进一步说明，“方正人去日本打工是因为方正人具有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但也不是个个方正人都能在日本挣回大钱”。

方正县银行50亿的总存款额中，在日本的方正人的存款近八成，而2010年方正全年财政收入为2.23亿。

另一股人潮，是方正女儿的东嫁。婚介所介绍嫁往日本的行情年年在涨，今年已经从往年的四五万涨到了十万元人民币。这甚至在方正縣造成了个社会问题——男性成家难。

方正县政府为了开发方正经济，也希望能打好这张“侨牌”。目前的方正县，举凡商家店铺，店名招牌都用中日两国文字来标示。有的还有韩文。据一位商店主介绍，标注日文，是报工商局申请执照时必要的程序，招牌上没有日文店名，就不发营业执照。而官方的解释则是，日本游客多，书写日本店名，是为了方便游客。各种日文培训学校在方正县的广告随处可见。和东北不少城市一样，方正县有许多小门面的“仓买”。店主说这原来是一个日本词，就是比超市小的小商店的意思。

中国奢侈品离“品牌”有多远? 篇4

放眼当前的奢侈品市场,如法国的时尚服装品牌摩西(M U S H I)、奥利维·格兰特和意大利著名品牌G R U P P OM O R I CASTELLO、香奈儿、登喜路、迪奥、夏奈儿等数不胜数,原来奢侈品市场早已是百花争妍了。然而,就在国人对在这些西方奢侈品品牌趋之若鹜时,国内奢侈品似乎是“藏在深闺”,即使人们“寻她千百度”也很难发现其身影。难道中国就没有本土的奢侈品品牌吗?

历史:中国从来都不缺少奢侈品

放眼当前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豪华汽车、精致皮包、名贵香水、典雅手表、奢华时装等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奢侈品牌都在中国开设了分店。然而就在如此发热的奢侈品市场里,囊括吃穿住用行样样却很难发现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外企名流的奢侈品牌把大把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英镑”、“法郎”流水一样的输出,面对这种外来奢侈品“以客欺主”的局面,人们禁不住要问,“中国品牌”你在哪里呀?

其实,中国从来都不缺奢侈品,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传教士马国贤在《供奉清廷十有三年记》中记载,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每天喝茶所用的水,是派人从荷花叶子上收集来的露珠。洪秀全的“三联桌围”云锦每一平方厘米就要用22根金线,整整用了8斤金线,慈禧太后的金丝织宝珠锦褥上镶了12604粒珍珠、300多块宝石和白玉,极尽奢侈之能事。有了奢侈品的文化底蕴,当然就有奢侈品的诞生。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本土的奢侈品,而是品牌尚欠火候,跟外来品牌相比较鲜为人知而已。比如,“上海滩”,“暗沉的小木格地板,雕花的红木桌椅,不断萦绕的老上海舞曲。”一些非常中国的元素组成了“上海滩”(Shanghai Tang)专卖店的统一标识。这个诞生于香港,用上海地名的中国品牌,是由香港特区的邓永锵于1994年一手创立。创立初始,邓永锵特意招揽了12位自20世纪初就以精湛缝纫手工闻名的上海裁缝师傅加入,以精美的旗袍将老上海30年代的浪漫风情经典重现,“上海滩”瞬间成为一代唐装的经典。2000年,上海滩被瑞士历峰集团看中并收购,随后,它迅速成长为全球顶级中式的时装品牌。“上海滩”的设计中充满了汉字、游牧风情、京戏、功夫等大量中国元素,备受东西方时尚人士青睐。它的购买者中不乏名人,如查尔斯王子、已故戴安娜王妃、撒切尔夫人、希拉里、娜奥米·坎贝尔、维多利亚、安吉利娜·朱丽、尼古拉斯·凯奇等等。上海滩的执行主席Raphael Le Masne是一个法国人,这个老外带领着一个西方团队,却用中国的设计,吸引了全球的消费者。但Raphael Le Masne的解释却是:“我们传播的是中国文化,灵感也源自中国文化,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中国不缺少奢侈品,却缺少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品牌。”目前,上海滩在全球已经有17家专卖店,接下来还要在米兰、东京等城市开店。Raphael Le Masne的计划是两年内将这个数字扩大到30家。虽然,表面上看“上海滩”似乎是很成功的一个品牌,但实际上想跻身真正的奢侈品牌还有一段距离。

探讨:成就本土奢侈品需要深度挖掘

笔者粗略的数了一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本土奢侈品,时装行业大概有:“上海滩”、“东北虎”、南京的“云锦”、上海的“La Vie”、中国香港特区的Vivienne Tam和中国台湾的夏姿;白酒行业的“水井坊”和世界第一大奢侈品集团LVMH旗下的酩悦轩尼诗酒业公司与四川剑南春集团共同打造的文君酒,至于其他的就寥若晨星了。

这些奢侈品产品从设计、风格、质量和品质上讲绝对能和世界一流的奢侈产品一较高下,但是知名度上就远远不如对方了。产品有足够好的质量,却缺少响亮的品牌这是中国奢侈品的软肋,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是多方位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对此分析说,一是由于长期的资本短缺,资本配置的渠道不畅通,没有足够的资本能够输入到品牌的内涵、奢侈品的塑造以及科研上去,品牌很难有足够的生命;二是奢侈品的产生都有周期,表现在时间上就需要有足够的长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奢侈往往被人们摆到了社会话题、成为社会普遍攻击的对象,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奢侈品,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上都出现了断层。

无可厚非,奢侈品本身要求极品性,最高级的外观和品牌内涵;它还要求稀缺,昂贵以及非常的风格化,每个奢侈品都有它背后的故事和蕴含的深刻文化,这是之所以称之为奢侈品的不可替代的特征。比如,瑞士钟表江诗丹顿、劳力士等一度被认为是奢侈品的象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文化的承载和挖掘。每年在瑞士举办的日内瓦高档钟表展览会时,世界各国的观众、采购商和媒体云集,但没有人会认为那是一个会展,人们都觉得是一个钟表沙龙,因为会展从约五百年前瑞士钟表文化的发展史开始,向人们展示法国进行宗教革命时,一些有着高超钟表制造技能的工匠在宗教革命中遇到比较大的迫害,他们翻过法国和瑞士边境的山脉,定居在勃郎山中的一片很少有人打扰的穷乡僻壤里静下心来做钟表的文化历程。向人们证实了江诗丹顿、劳力士等钟表都是经过无数代工匠的心血,挖掘最珍贵的资源以及强有力的信念,经过五百年的文化体系传承才有今天的辉煌成就。这种成就是其它产品无法代替的,不可复制的,而且还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所以任何一件钟表都是品质的结晶。例如美玉的形成,从毛坯、打磨、加工、细琢再到完美,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缓慢过程。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解读中国本土的奢侈产品当前的发展情形,就会觉得它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它需要一个过程和适当的时机。俗话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奢侈品在中国的市场上大放光彩,不仅卖的是产品的风格和质量,还有产品本身的独特内涵---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奢侈品可以挖掘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瓷器、丝绸、白酒、美食都是中国非常有潜力,都能够体现出这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的泱泱大国的一些时代特点。不同的文明,造就不同的消费理念。比如,每到新年元旦,西方人往往喜欢去听新年音乐晚会,图的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一种审美的体验。独特的文化本来就具有稀有性,把稀有资源转化成奢侈品品牌,奢侈品牌之所以能够成为顶级不在于产品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的精神、文化内涵的价值,要给它的消费对象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和异乎寻常的精神愉悦。中国服装品牌“La Vie”的女设计师吉承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见解,她说:“一个盘扣、一朵绣花、一串流苏,就足以表现东方神韵,我又何必面面俱到呢?我所做的,就是让人们在感觉到东方情致后,还有更大的想象余地。”目前该品牌已经进驻上海外滩18号,与众多世界顶级品牌同台打擂。

探索:路漫漫其修远

对于中国奢侈品与国外的奢侈品到底有什么差距这个问题,著名营销专家求诸子认为,“奢侈品牌需要时间的积累、质量的积累、金钱的积累以及爱心的积累,达不到这个层次,修炼不到这个火候,就不能打造世界顶级高端奢侈品牌。”

如果在某一个高点,细细审视西方奢侈品,就会不难发现每一件奢侈品都具有其特有的历史沉淀的贵族气息和文化气息、所以它们品质卓越;此外,它们的设计风格大胆而新颖,有一定的颠覆性,所以,它们能引流潮流,具有非常强烈的时尚文化元素和气息,使消费者能从产品的享用中找到高尚的文化品位;结合两种内涵就构造了其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给人一种经典、独特、耐人寻味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发显得其珍贵的审美价值观。中外的差距就在于中国的消费者虽然对奢侈产品趋之若鹜,但就购买产品或者消费的意义上来讲,缺少真正去了解一件奢侈品的文化内涵,而这正是中国奢侈品企业需要推广和挖掘的部分。不然,没有文化品位打造出来的东西,即使价格再高再华美也不能算作真正的奢侈品。

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开始,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为奢侈品的第二大消费群体,年增长率为20%。预计到201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9%,成为全球第一的奢侈品消费大国。但在中国举办的各种奢侈品会展中来观察,来自本土的奢侈品除了豪华别墅等特殊商品外,其他大多局限在茶叶、家私、服装等传统行业中。虽然也是价格不菲,但融入更多科技含量和品牌附加值的不多,给顾客列出的消费理由不充足。世界奢侈品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颜士斌分析指出:中国的商人往往着眼于短期目标,缺少培育奢侈品品牌文化涵养的耐心。恰恰相反,要成就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奢侈品品牌,就需要更宏观的视野,以长远的目光来经营一个品牌;比如一艘豪华游艇,它可能就是一件永久性的奢侈品,或者长时间内的奢侈品。但是一台大银幕彩电呢?80年代初它是奢侈品,可是到现在它已经很普遍了,何谈奢侈品?这些迹象表明,奢侈品的管理与普通的消费品品牌在战略战术层面上都应该采用不同的策略,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管理人才非常短缺。而且由于本土奢侈品品牌氛围的淡薄,职业经理人也缺乏足够的锻炼环境。要培养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还是要到国外品牌中去学习,让他们为本土品牌服务目前还是不太现实。因为品牌管理的缺乏,中国的消费者面对一些所谓的奢侈品如高级茶叶、红木家具等,大家好像都是拿来当收藏品,而不是单纯的消费品。

幸福离我们有多远 篇5

当代社会，从都市到乡村，到处是步履匆匆的身影，人们在追逐什么?在寻求什么?有一万个理由让他们无法停下匆忙的脚步。

乡村的人们背叛了生他养他的热土，匆匆忙忙地涌向大都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都市里的人们也在匆匆忙忙地寻求更美好的未来。步履匆匆中模糊了父母守望的目光;孩子们的孤独也在父母的步履匆匆中延长。人们都相信自己是在匆匆忙忙中寻求明天的幸福。然而，日复一日，幸福好像越来越远，明天的幸福似乎成了永远的明天。失落中，人们开始在灯红酒绿中麻醉自己;在声色追逐中消耗自己。物质越来越丰富，而人们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

幸福其实很简单。是我们的无止境的，让幸福变得像镜中月，水中花，永远在前面招手，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

资料

我们贪图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荣誉，在匆忙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给自己的灵魂戴上了枷锁。

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拥有多少金钱，多大的房子;不是当多大的官职，多高的荣誉。名和利从来就不是幸福的近亲。其实幸福原本很简单：是干渴时的一杯清茶，饥饿时的一碗粥汤;是夏日的一抹荫凉，冬日的一缕阳光;是寂寞时朋友的一声问候，受伤时爱人可依靠的肩膀;是每晚看着孩子静静地入睡，节假日看一看年迈的爹娘。

其实幸福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的脚步太快，把她落在了后面。幸福就像自己的尾巴，当你向前追逐时，永远也看不到;当我们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她始终不离不弃地在我们身边陪伴。

也许我们始终无法停下脚步，让幸福跟上来。幸福就在现在，不在明天。

中国富人离公民有多远 篇6

我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说，当他发现自己赚到的钱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时候，感到很茫然，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很少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我想，一个头脑清晰的企业家赚到一大笔钱的时候，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赚钱方法，于是便没完没了地拷贝下去，变成几十亿或几百亿。为什么不呢?就像麦当劳或沃尔玛那样。其二，他可以考虑做一点善事了，而且往往通过一个有经验的专业机构，即NGO(非政府组织)。

但是，中国当代许多企业家(尽管不是全部)，考虑的首要问题却是把钱放在哪里?是放入银行还是想办法弄到国外?或者索性藏在床底下。

由此，中国富人许多不同寻常的行为都可归于他们整体性的年轻，可称为“金钱幼稚征”。说到这里，需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追述一下中国的财富史。

1949年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国进行了长达30年消灭私人经济的努力。1949年时，中国尚有700万个小商户和为数不多的私人企业；而至1978年，私人企业早已荡然无存，小商贩也缩减至15万人。这些人实际上多是修理皮鞋或修理自行车之类的手工劳动者。可以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10亿人口当中，已没有一点私人经济元素。这场平均主义的社会实践，在规模与深度上都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西方由城邦文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已有500年的历史；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家的成长，也有200年的历史。

而中国的企业家芳龄几何?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至今仅有短短的25年。如此短暂，仅相当于一个青年人刚刚跨入中年所需的时间。

就是这样一些人，加上跨国公司，还有政府，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让人炫目的财富。他们不可能很成熟。他们驾驭金钱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一个缺失的空白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像德国的马克斯·韦伯那样，把追逐财富提升到伦理的高度，而作为人的天职大加赞扬。相反，中国的富人一向背负着“为富不仁”的舆论包袱，被社会另眼相看。由此，在他们身上有几个显著特征:

财富的隐蔽性和不透明

犹如遮蔽着一层浓厚的迷雾，没人能够确切说明中国有多少富人和拥有多少财富。尤其缺乏私人净资产及流动资金的数据。我所见到的官方资料都是用间接方法推算的。有趣的是，来自西方的报道则比较具体。例如，西方报道说，中国有30万人买得起私人飞机。另一报道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至少有23万人。这些报道都没有说明数据的来源。

与富人隐蔽性特征形影相随的是炫耀性消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大城市的马路上，穿梭着奔驰、宝马、宾利、劳斯莱斯。一位富人从监狱中保释后，一口气买了20辆悍马，送给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在北京，最丰盛的宴席要吃够120多道菜，连续4天进行品尝。在上海，最豪华的别墅售价1.2亿元。富人在隐蔽财富的同时，炫耀性消费对他们是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方式。

公民意识的缺失

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前，两个不相识的中国人见面时的第一句对话说什么?那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众所周知，现代公民意识是欧洲伴随着中世纪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抛弃了臣民意识而培育的公民意识。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并未经历民主运动的洗礼，却插入了一段“单位意识”的插曲。

单位是由一系列层级构成的，它不仅具有行政权力还具有资源分配权力。它为一个人提供工资，分配住房，保证公费医疗，直至发放理发券、购物券和电影票。一个人身在某一单位的某一层级就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于是便造成人对单位的依附和服从，造成人格的泛奴性化。从本质上来说，“单位意识”是“臣民意识”的延伸。中国并未伴随社会进步进行新的人格整合。

因此，中国富人和穷人一概缺少公民意识。

问题来了：缺失公民意识，何来企业公民责任?

现代公民意识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当我查阅中国有关CSR(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料时，发现许多文章讨论的都是一些初级问题，合法注册与合法经营的问题。例如企业生产假货，拖欠员工工资以及缺乏人身安全保护。至于目前在哈佛流行的企业公民战略，那些具有宏观性和前瞻性的话题，在中国还很少被提及。

同时，我们也看到，缺乏CSR的企业一步跨入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的情境!

在过去的一年，矿难事故占据了各类媒体社会新闻的主要版面。这些因瓦斯爆炸和渗水塌方而导致的工人死伤，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许多矿难是“工人卖命、矿主发财、政府埋单”。直至去年年底更是矿难频传，以致中国总理在欧洲访问时也得面对媒体的提问。但缺乏CSR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美国1907年，死了3000多人，当时最大的矿难一次死伤326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生产安全事故频发是各国共有的现象，只是中国比美国迟来了98年。

关于“富而不善”

需要说明，这里的善是特指慈善事业的“善”。

据媒体报道，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不足1％。中国慈善总会所获得的捐赠70％来自海外，其中港、澳、台的同胞表现得尤为热心。仅有30％的捐赠来自大陆，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并不富裕的普通公众。

2003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SARS。中国慈善总会收到的捐赠总额是770万元，其中只有一个富人捐了200万元，这个数字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极不相称。

中国富人真的冷漠无情、毫无爱心吗?答案是否定的。

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体系显然在两千年中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它恰恰有着一个仁爱的核心。那么，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哪里去了呢?理财专家告诉我，最多的捐赠是对佛教寺庙，其次是农村小学。这两者，也都深藏于山林僻野中，分散而难以统计。

在西方早已形成一种富人的高端文化体系。其先驱者当属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其理论的诠释者当属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这个体系对金钱有着清醒的认识，诚如齐美尔所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这个体系还善于利用财富的杠杆作用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善于利用NGO的专业职能去取得更大的社会增益。就像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所做的那些。

而中国富人对这个高端文化体系的认知仍很陌生。

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沮丧。

目前，中国强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关注弱势群体。最近的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决定，把他们手中掌握的扶贫资源拿出来公开招标，交给NGO去操作。

书法离心灵有多远 篇7

在北京中轴线的西侧,有一条平行道路,因为两侧有16所高校,所以得名学院路。在这条路上,不仅大学林立,更有众多文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教授的南楼书房也就隐于这片灵气之地,绿荫葱葱,偏安一隅。

从南楼书房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对朱天曙教授来说,只需二十分钟的车程,可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来说,却是首次邀请书法大师为公众做书法讲座。这次讲座,我有幸同行,并在讲座结束后,受邀前往天曙兄的南楼品茶。

走进书房的最大冲击,就是一整面墙的书柜。书柜里的书,大都是天曙兄的著作和竖排版的古籍,可谓人书俱老。依偎书香,品茶观山,实在是一件惬意静心的事情。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告厅,讲桌上的朱天曙教授在做题为《反思与推进——谈当代书法艺术的创作与批评》的书法讲座,他一直在呼吁书法应该回归心灵艺术,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视觉艺术。

在公众前呼吁,在书房里静心,看得出,表里如一的天曙兄,君子始终,凡事由心。

难怪,在讲座后程有太多的人举手交流,讲座结束后,有太多手拿着他的著作的粉丝们把他围住。一个面向公众的艺术讲座,能带来明星般效应,要么是在艺术上,让人心感敬畏,要么就是在观点上,让人心生共鸣。

在物质和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提出“回归心灵”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但在朱天曙看来,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唯有成为我们的心灵艺术,才会去除世俗的技法;唯有用心而惜,才能放弃哗众取宠。

王镛先生对朱天曙教授的书画、篆刻,有过经典的评价,称之为“天然苍秀”。静观朱天曙的书法,安静、幽远、澄澈。如果把这些年朱天曙教授的创作和研究联系起来看,在他的书法情怀里,总有一丝公众情节。在他看来,文化只有为公众的生活服务,才是文化最好的传承和创新。所以,这些年,他在潜心创造的同时,更乐意开设一些讲座,举办展览,游学世界。

博古通今,对历代的书法事件和代表人物,如数家珍,这是朱天曙教授给圈内人的印象。他在创造书法的过程,往往会有一种吐故纳新之感。他可以停留在书法长河中的任一时段,给你津津有味地讲上在那个历史时空下的书法轶事。他也可站在书法长河的当今汇合点,给你提炼出整部中华书法历史画卷的概要和精髓。一切都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我也渐渐发现,和朱天曙教授接触的越多,越发现他不仅是一个书法的研究者,也是书法的践行者、创造者,更是书法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他收藏的书法作品中,大都是清代之前的真迹。在他的信条中,只有近古,才知使命,才能创新。

每次给朱天曙教授通电话,他要么在工作室创造,要么就是在办公室准备学生的课程。从没有任何第三种意外。即便是这样的专注,也挡不住他有一颗发现书法,热爱书法的心。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讲座的当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写在人行道上的四个隶书:山东煎饼。这是几分钟前,他在路上用心发现,并用心拍下的。

一个小时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法讲座上,他拿出手机,和大家分享他捕捉到的这份民间的书法创作。虽然没有任何落款,但在他看来,这是民间的智慧,这是最生动的传播,这也是离心灵最近的书法。

我离阅读有多远 篇8

窦桂梅老师给我的感觉不是在讲座, 而是在演讲, 她那丰富的面部表情, 手舞足蹈的姿态, 博得了阵阵掌声。这种自信和精彩源于她的渊博学识和潜心修炼, 正如她自己说的:“如果皱纹要长在脸上, 那就别让它长在心上。”一个女人, 如果用书籍、用学识作为美容品, 她的气质将与众不同, 她的魅力将与日俱增。窦老师在自己博览群书的同时, 极力影响周围的人, 于是, 她的学校里响起了最美的声音———朗朗书声。那些优美的文字, 从儿童的唇齿间迸出来, 滋养他们的心灵, 影响他们的一生, 指引他们去追求真、善、美。

听着听着, 我开始反思自己, 进而自惭形秽, 猛然发觉, 我离阅读越来越远了。

曾经,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昏黄的灯光下, 打开那些发黄的书本, 我的心便飘然离开风风火火的现实, 降落到遥远的时空, 享受着人生难得的静谧与安然, 那种“乃自慰于一壁灯光之温柔, 欲求卜于一册古老的卷帙”的轻松适意。我走进“彼黍离离”的古代, 审视青铜器一样古怪凝重的夏、商、周, 旁观着战国、强秦、炎汉的狼烟和血腥, 随着眼花缭乱的唐、宋、元、明、清一路浅吟低唱。我悠然地带着冷眼, 翻点着历史的酸甜苦辣, 寻访着古人的喜怒哀乐。笼罩我的是千年来檀香炉里飘绕的氤氲, 绿玉般铜镜的清冷幽光慢慢朦胧着我心灵的峡谷。

我少时是最喜欢读书的了, 一方面, 读书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渡船。因为父母总是勉励我说唯有读书才能改变人生的境况;另一方面, 读书是生活的慰藉。因为阅读确实给我当年那贫苦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快乐。于是年少时的我渴望上学, 渴望识字, 渴望读书。

上帝给我一双眼睛, 好让我阅读世界。但我好奇而求知的目光, 穿不过家乡四面环绕的山峰。我只能把目光从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移开, 深深渗入书本, 从那些为数不多的、珍贵的书本里, 开拓我的视野, 领略更多的精彩, 向往无尽的神奇, 猎取更多的知识。

书籍就这样成为了我最博识的老师, 最开怀的挚友, 最亮的明灯, 最美的风景。它伴随我度过懵懂的少年, 走出乡间的小路, 走进城市的霓虹。我当年最自然的想法是一生不离开书本这位精神的导师与知识的密友。

然而现在的我, 虽然是一个老师, 却觉得与书本渐行渐远。我的时间抛掷在喧嚣里, 目光停驻在繁华中, 思想迷离在物欲的闹市……读图时代的到来、快餐文学让我随波逐流, 我的业余生活中充斥的是喧闹和色彩缤纷的电视, 床头放的是读来消遣的所谓“畅销书”, 书柜上蒙上了灰尘, 心灵里出现了空虚, 找不到那份厚重、宁静和充实。作为一个语文老师, 我储备的“那桶水”渐渐被沥干, 我将怎样带领孩子们爱上语文, 在祖国璀璨的文化长河中畅游?

只有阅读。我们需有计划地提升专业知识、方法技巧, 还要开阔胸襟、陶冶情怀、扩大视野、提升境界, 因为这些常常决定着教育教学的深度、广度和灵性。阅读, 就是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构建屋宇;阅读, 就是给自己的心灵加油;阅读, 就是让一个人圣洁而自信地走过每一个人生驿站……

古贤者云:“贫者因书而富, 富者因书而贵, 贵者因书而智, 智者因书而乐。”阅读使人充实, 日积月累会越来越丰富。书中那波澜壮阔的场景, 那引人入胜的情节, 呼之欲出的人物, 妙趣横生的语言, 会让我活力顿生;流连文字之中, 我才能练就“宠辱不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漫随天际云卷云舒”之态。

中国的经典, 至今仍然风行世界, 誉满全球。美国的国防大学、西点军校都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课, 日本公司培训高级员工主要就是学习《孙子兵法》。70%的德国人喜爱读书, 一半以上的人定期买书, 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每天读书。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们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 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读书热情最高。可见, 书已经融入到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德国, 读书就像喝啤酒一样平常。德国人之所以整体素质较高, 这与他们喜爱博览群书的优良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 我们的经典却被束之高阁, 让年轻一代渐渐陌生。怎能让孩子们去崇拜外国的文化, 去熟记明星的生日, 而疏远真正的经典文化呢?腹有诗书气自华, 中华少年, 就应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浸染, 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 去自豪、去发扬光大。

科学离我们有多远 篇9

一、体验式环境培养求知欲

大自然是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 有千姿百态的山川溪流, 物质繁多的花草、树木、庄稼、鸟兽、鱼虫、神秘的天空、季节的交替变化、天气的阴晴变化, 它们以各种形态展示给幼儿, 是幼儿接受科学启蒙教育很好的场所。幼儿天真好奇, 他们常被自然景物的色彩、形态、声音所吸引。所以, 我们经常带幼儿走进自然, 观察自然, 研究自然, 利用自然, 把自然带进幼儿园。

随着季节的变化, 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所蕴涵的知识是无限的, 让幼儿接触、观察自然, 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丰富的知识。例如, 春天我们利用散步的时机, 带幼儿走进自然, 跟幼儿一起捕捉蝴蝶、瓢虫、蝈蝈等昆虫。幼儿把捕捉到的昆虫进行了喂养。在这个活动过程中, 幼儿的各种感知, 通过听、看、尝、闻、触摸, 不仅满足了好奇心和渴望主动发现、主动探究的心理, 而且获得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真实感受, 从而产生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情感。

二、体验式材料激发探索欲

区域活动是幼儿一日生活的一部分, 是幼儿非常喜欢的游戏活动, 是幼儿自主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活动。材料的提供要有适宜的结构, 要能引起幼儿的探究兴趣, 要适合幼儿发展, 并考虑幼儿发展的目标、年龄特点。如串珠活动从简单到难, 开始是随意穿, 发展到按颜色、形状串, 由开始的大珠子到小珠子。在“区域活动”活动中, 我们首要任务是进行多渠道的收集材料, 为活动准备充足的材料。根据科学的领域活动安排和计划, 我们先要确定在哪个阶段所需什么样的材料, 然后进行思考, 这些材料在什么地方能搜集得到, 能搜集多少。确定好材料这一情况后, 我们要想一想这些材料如何出示, 才能激发起幼儿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能让幼儿一下子对这些材料着迷, 并能指导幼儿一次又一次地变换花样玩材料。

例如, 我们收集了一些镜子投放在益智区, 在开始几次的区域活动时指导幼儿拿着镜子照照看一看。幼儿在镜子中发现了自己, 于是有的幼儿挤眉、伸舌、做鬼脸。接着, 我们指导引导幼儿去发现镜子里有别人。然后, 我们再次提高, 提供幼儿半张图片, 根据教师指导的实验, 让幼儿发现镜子可以把半张图片变成一整张图。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还可以让幼儿在太阳底下照镜子, 看到墙上镜子照出的“光斑”。在这活动中, 幼儿在操作、摆弄镜子的过程中也尝试着发现了许多的奥妙所在。

三、体验式关注抓住兴趣点

(一) 兴趣引向体验之旅

兴趣是驱使幼儿自发学习最大的动力。幼儿天生是好奇的, 对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活动都有着广泛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多是自发的、外在的, 而且也是短暂的, 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作为科学素质中的兴趣则应该是自觉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 这才能促进幼儿对客观事物进行有目的的感知和主动的探索。我们注重以幼儿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经验为基础, 建构适宜幼儿发展的饲养活动。

看到隔壁班的小朋友在自然角观察蚕宝宝, 我们的孩子很是羡慕, 每天自由活动时间都会去瞧一瞧。“老师, 蚕宝宝是从哪里来的?”“老师, 蚕宝宝吃的是什么呀?”一连串的问题冒出来了, 可见孩子们对蚕宝宝有兴趣了, 都在很细心地观察。鉴于此, 我想何不自己班级也来饲养蚕宝宝呢。就这样, 我们班很快来了一批新客人———“蚕卵”。

我先向孩子介绍了“蚕卵”, 他们眼睛里都充满了好奇。“老师, 蚕宝宝什么时候出来呢?”“老师, 蚕宝宝怎么出来呢?”带着各种疑问, 大家静候着“奇迹”的发生。

饲养活动强调真实和体验, 因此能够激发和满足幼儿的好奇心, 吸引幼儿去关注和思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如当幼儿对蚕宝宝产生浓厚兴趣后, 他们会不满足于仅仅知道蚕宝宝外形的表面知识, 还会自然而然地生成“蚕宝宝是如何生成的”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推动幼儿开始新一轮的探索。

(二) 发现满足体验之心

有观察就会有发现。一段时间下来, 蚕宝宝已经有1厘米长了。几个孩子在自然角正聚精会神地观察蚕宝宝, 并给它们喂着新鲜的桑叶。“怎么这条蚕宝宝一动都不动了呢?”沈宇昂发现了问题:“是啊, 会不会死了?”迮昱衡说, 并且用小手指点了一下蚕宝宝, 蚕宝宝微微一动, 他们才叹了口气:“哦, 没有, 吓死我了。”“你们看, 它上面的皮肤怎么变成黄色了, 还皱巴巴的。”安安也发现了问题, 同旁边的蚕宝宝相比确实如此, 蚕宝宝不仅表面黄黄的、皱皱的, 而且还小了很多。这时沈宇昂拨开已风干的桑叶, 大喊起来:“皮, 皮, 蚕宝宝蜕皮了, 它要长大。”“哦, 这是蜕皮吧。”很多孩子都拥过来了。“在《蚕的一生》中, 老师不是说过吗, 蚕宝宝一生要蜕4次皮。”“对, 蜕皮时的蚕宝宝就变成这样了。”……孩子们还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在说。下午睡觉起床了, 几个孩子又跑去观察蚕宝宝了, 他们发现了刚才的那条蚕宝宝已经变白了, 变胖了, 旁边还有它蜕下的皮。

蚕宝宝蜕皮的现象引发了幼儿的好奇心, 使幼儿用他们稚嫩的语言描述着自己的发现, 并讨论着。观察中, 孩子们相互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并将平时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其中, 给予完美的解答。活动《蚕的一生》中教师介绍的知识都是静止的, 而幼儿从真正的养蚕体验中学习观察到的知识是动态的, 是循序渐进的, 因此实际的操作体验比教师简单的说教更有利于孩子对科学的探究。

(三) 收获感受体验之乐

通过饲养蚕宝宝, 幼儿很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也自然萌发了他们对自然和生命的关注与热爱之情。在活动中, 他们通过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便是对知识的验证和提升, 这个过程主要就是知识的汇总与交流。

转眼蚕宝宝已经有一指大了, “开花结果”日子即将到了, 孩子们天天盼望着蚕宝宝“上山”。“蚕宝宝怎么了, 为什么爬到了墙上?”“蚕宝宝的身体变透明了。”……孩子们又在讲述着自己的发现。“看, 有丝有丝。”孩子兴奋地蹦起来了, 这会蚕宝宝真的要做茧了。“那蚕宝宝的茧子结在哪里呢?”孩子们提出了疑问, 于是我们一起探讨, 准备给蚕宝宝安一个家, 让它安安心心在里面作茧。孩子们找来了个纸盒子, 将盒子的盖子剪掉, 里面分成格子, 这样有蚕宝宝要“上山”了, 就把它放在其中一个格子里。就这样, 一个个蚕宝宝都结茧了。

教师让幼儿自己来采茧子, 体验成功收获的快乐。整个养蚕活动期间他们都参与了不断地探究、反复地思考, 所以思维相当活跃。其中遇到问题教师和幼儿一起查阅资料, 询问身边有经验的奶奶, 共同解决, 得出结论, 也使孩子们明白了, 蚕一生的成长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激荡起孩子们对科学探究的欲望和热情。

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告诉我们, 幼儿的科学探究应从身边的事物开始, 引导幼儿关注周围生活和环境中常见的事物, 发现其中的有趣和奇妙, 有益于保持幼儿的好奇心, 激发他们的探究热情, 使他们从小就善于观察和发现。我们应让幼儿感到“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涵泳”离我们有多远 篇10

从学界巨擘到一般语文专家,各路论述都言之凿凿,这些专家又都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其话语充满号召力,所以我们的语文教学可能旋即刮起“涵泳”风。但问题是,根据笔者的了解,许多一线语文教师,面对这些高论,除了顶礼膜拜,总觉得像是隔岸风景,看是好看,入手却难,教学实践中如何把握,更是让人纠结。有早慧者在课堂上牛刀小试,操作起来或是胶柱鼓瑟,或是时间精力投入如泥牛入海,无功而返。其症结究竟何在,“涵泳”和我们的语文教学到底有多远,很值得为之一辩。

关于涵泳,其实是个“老话题”。早在西晋时候,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中就已有“涵泳乎其中”这样的句子。“涵泳”的本义是“潜游”,南朝谢灵运有“羡轻魵之涵泳,观翔鸥之落啄”句(《撰征赋》),后来引申至“浸润”“沉浸”“品味”“深入领会”等,逐渐成了古代文论的专用词。宋代罗大经“正渊明诗意,诗字少意多,尤可涵泳“(《鹤林玉露》卷十三)、清朝王夫之“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九)都是此类用意。延入语文阅读教学,“涵泳”一般指以心会文、沉浸其中,细细体会作者的情思和文本蕴涵,据说这是“积淀语言、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力的重要路径”,此亦为后来品种繁多的“细读”“美读”“吟哦”“揣摩”之滥觞。

“涵泳”源远流长,雅韵欲流,但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践行非常困难,原由如下:

首先是阅读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古代读书人的那种悠闲,于当代人差不多已经是一种奢侈。现今小学语文,一般一周只有四节语文课,教材除了二十到三十几篇课文不说,还有综合训练、作文,还有家长另加的校外辅导等等。有人做过调查,4～6年级中国城市小学生中,每天作业时间超过60分钟的占36.8%,90～120分钟的占27.5%;120分钟以上的占9.3%……[5]再去小学的教室里看看,五六十人的班级编制,大家挤成沙丁鱼罐头一般,一天七八节荤素不同的课轮番轰炸,在这样的实践空间环境里,还能有涵泳的氛围和心情吗?走出校门更不用说,现在是个“抓眼球”“浅阅读”的时代、一个和遥控器战斗的时代,五颜六色的诱惑时时能将孩子们淹没,没有几分定力的,根本静不下心来。涵泳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需要专一,最好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耐功,现在整个社会大环境都是急功近利者,教师的教学也巴不得立竿见影,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提倡涵泳,多少有点“一相情愿”或者“白头说贞”的味道。

其次是阅读主体的问题。朱熹曾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子语类》十一)沈德潜说:“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唐诗别裁·凡例》)陆九渊《读书》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些话都不错,但须注意的是,这些话都是有前提的:阅读者都是四平八稳的成人甚至是心境如灰的老者。涵泳要“虚心”“优游”,要“从容”“静气”,这是成年人、老者才有的心态;血气方刚、心浮气躁的现代青少年哪里能够轻易做到!

又,孔子有言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朱熹集注引胡氏曰:“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窜等而进。”杨树达在解释“温故而知新”时说,要“先温故而后知新也,优游涵泳于故业之中,而新知忽涌焉”(《积微居小学述林·温故知新说》)。这两段话里都用到了“涵泳”,但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两者都提出“涵泳”是有条件的,要先有积淀,然后才能有涵泳,不然就是“窜等而进”,没有“故业”,“新知”也涵泳不出来。根据现代接受美学的说法,有些文学作品其实是作家搭建的一个”结构”,其中的内容是需要读者的知识储备、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去填充的,这也就是阅读”二度创作”的问题。但现在提涵泳,很少考虑阅读主体只是孩子,他们的知识储备、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非常有限,与古人,特别是一些隐士高人的作品相去太远。笔者在杭州听过一堂课,上的是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师生共同赏析作者对夭折之女的深情回忆。这堂课教师最后的问题是:“同学们,请大家体会一下一个中年男人的丧女之痛。”奇特的是,下面孩子的发言还很踊跃,但仔细一听就觉味儿不对,有的回答很假,是事先“做课”过的;有的流于肤浅泛泛而谈,真切的感受一个也没有——当然没有。这些孩子,恋爱都没谈过,何来“丧女之痛”?这堂课,下面坐的应是年纪相仿、也有丧子丧女经历的人,他们才能产生共鸣。如果一定要给孩子们上,做老师的,也得设法在情感上“迁移”一下,比如从你生活中失去过最心爱的哪怕是小猫小狗的感受说起。

第三是阅读对象的问题。古人所谓的涵泳,大部分针对的都是诗文,也就是说,只有情感类的、审美类的文学性作品才适合涵泳,重逻辑的论述文、重科普的说明文就比较难以涵泳,也不必涵泳。反过来说,即使是诗文也不尽如此。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指阅读中的“感发志意”,“观”是认知功能,”群”是文学的调和功能,“怨”指情感的宣泄功能。其余不论,至少其中的认知功能就未必适合涵泳。再比如中小学生必读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明白登高才能望远,考虑问题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懂得生命坚韧者不易被摧垮的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领悟看事物的角度重要性等等,这些哲理诗,三言两语能讲得清楚,就未必需要涵泳。但我们现在提涵泳,很有笼而统之的味道,古人这样说,名家这样说,一线教师就“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逮住什么涵泳什么了。

第四是阅读的功利性问题。就涵泳的本质来说是一种审美感悟,既不趋于标准答案,也不追求功利目的,文本涵泳的过程,也即读者个体生命对文本意义世界的体验过程,读者对文本的把握是主观的、独特的,无法复制,也不可言说。就如朱熹说的“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但现在的阅读教学,考试是教师学生绕不过的一道坎。既然为考试,就要条分缕析,要一清二白地告诉别人,现在的阅读训练也差不多就此“按图索骥”,这也就注定了涵泳在现实世界“水中月、镜中花”的命运。现在部分年轻教师,即使不从功利说,单从目前中国高校中文系所熏陶的风格来说,也有这样的特点,即文学流派、思潮及作家作品烂熟于胸,但自己对作品往往没有好好地读过,独特的感受与体会更是付之厥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读书而好求甚解”。做了教师,高屋建瓴、激扬文字是拿手好戏,但含英咀华、以小见大方面却捉襟见肘。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文学教育这一最具灵气与悟性的课堂,将变得严肃、空疏且枯燥无味。

和涵泳比起来,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的“研读”(close reading),于当下的语文教师来说,或许更可理解、更具操作性,也更可“救急”。“研读”不同于我们所说的“细读”(read carefully,侧重于仔细地阅读)、“品读”(taste read,侧重于品尝阅读),研读侧重于方法论的层面,最早由艾略特、瑞恰慈提出,经克林斯·伦鲁克斯等人完善,而后成了文本阅读的系统方法,它所指向的是语言形式,将文本由表层到深层划分为语音层面、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和象征系统等多个层次,以为接受者要想准确把握文本,须对其逐层进行解剖,分析语词的语调、语法、语义等成分,了解词源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或文学史料等,用以分析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发掘文本隐秘的内涵。和重感性的涵泳相比,它的优势在于理性分析。同样的文本,如果用同一理论作指导,不同的阅读者,也可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对这一结论,它也可将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其他阅读者,可以理解与采纳你的结论,也可“以其之道,还治其身”,根据相应的理论与方法来对结论进行证伪与批判。由此可见,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相当多的文本,是比较适合“研读法”的,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应付考试,皆不失为一门实用的利器。当然,如果一味将研读当做不二法宝也有害处,把文本置于绝对的“彼岸”来研究,文本和阅读者之间温暖的互动关系容易被忽视,古人说的“亲证自得”“验之于身”“设身处地”“入”等等美好的阅读体验无从谈起,妙不可言的人文氤氲之气也就成了冷冰冰的科学元素。

涵泳和研读,一个重在审美化,一个重在科学性,既是两种阅读方法,也是两种阅读态度、阅读心境。脱离具体的阅读环境、阅读主体和阅读对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皆不可取。一线教师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性判断,是什么文本,就用什么方法教;可涵泳的涵泳,不可涵泳的解剖;到什么山上就唱什么歌。作为专家学者则须慎言,语文教学是个“大盘”,牵一发动全身,或左或右,都有可能贻害无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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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剑华.抓住“坎坷”,涵泳意蕴——王崧舟《二泉映月》教学赏析[J].教育科学论坛.2010.05.

[3]刘占泉.涵泳与《胡同文化》的教学设计思路[J].语文建设.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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