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污染

流域污染（精选十篇）

流域污染 篇1

关键词：澄碧河水库流域,污染源,污染负荷

1 研究背景

澄碧河水库是全国三大土坝水库之一, 位于右江支流澄碧河的下游, 具有城乡饮用水、防洪、发电、旅游等多种功能。近年来, 随着澄碧河水库流域范围内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持续增多, 生活污染加剧;产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 不合理的施用化肥和农药, 使大量污染物随农田径流进入库区, 农业面源污染等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澄碧湖风景名胜区的设立, 旅游业的发展等带来各类污染物负荷的增加等问题, 对澄碧河水库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流域污染负荷估算是识别流域主要污染源的重要手段, 也是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关键技术支持[1,2]。近年来, 国内外对河流、湖泊、水库污染负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非点源污染负荷模拟估算[3,4,5,6,7], 全面估算流域范围点源和非点源污染负荷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对澄碧河流域范围内的工业、生活、农业面源、畜禽水产养殖、旅游污染负荷进行估算, 确定澄碧河流域的主要污染源。

2 研究区域概况

澄碧河水库位于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北面永乐镇境内, 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覆盖右江区永乐镇、汪甸乡、龙川镇, 凌云县泗城镇、逻楼镇、朝里乡、伶站乡、下甲镇、沙里乡、加尤镇共一区一县十个乡 (镇) 。入库支流有澄碧河、仁东河和百练河3条河流。澄碧河发源于凌云县水源洞, 是年均径流量最大的入库支流, 年均径流量11.92亿m3, 约占总入库水量的98%以上, 因此以澄碧河流域范围作为澄碧河水库流域范围。研究区域位置及水系分布见图1。

3 流域污染负荷估算

3.1 工业污染负荷

根据对流域内工业、企业污染现状调查, 澄碧河水库流域范围内共有工业企业6家, 其中, 企业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的1家, 产生废水直接排入澄碧河的企业有2家, 废水纳入凌云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澄碧河的企业有1家, 企业停产的2家。库区内未设排污口, 无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库区。根据2015年环境统计数据资料对流域内工业污染负荷进行估算。

企业废水均直接排入澄碧河, 取入库系数为1。

3.2 生活污染负荷

生活污染负荷估算基于人均产污系数法。澄碧河水库流域范围内2015年末总人口17.03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4.23万人, 农业人口12.80万人。城镇居民生活污水中污染物的排放系数按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排放,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中污染物的排污系数参照中国环境规划院编写的《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确定, 具体见表1。

生活污染负荷计算公式为:

式中:Gi为第i种污染物污染负荷, t/a;

N为人口, 人;

Fi为第i种污染物排放系数, g/人·d。

城镇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直接排入澄碧河, 或由污水管道直接排入澄碧河, 取入库系数为1;农村生活污水一般经过化粪池或沼气池发酵贮存得到削减, 进入农田后最终约有50%入库, 入库系数为0.5。

3.3 农业面源污染负荷

农业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中肥料流失系数手册和《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中的污染源调查方法, 结合澄碧河流域具体情况确定, 具体见表2。

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农田面积×肥料流失系数

因农田化肥流失的污染物由于土壤再吸附等原因不能完全入库, 按流失量的80%计算入库量, 入库系数为0.8。

3.4 畜禽养殖污染负荷

3.4.1 规模化养殖污染负荷

据调查, 流域范围内分布有6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 根据2015年环境统计数据统计流域范围内畜禽养殖小区污染负荷。

3.4.2 散养污染负荷

流域范围内生猪的饲养主要以单户散养为主, 饲养周期一般为8个月;家禽养殖主要以肉鸡和鸭为主, 满足家庭生活所需, 全年存栏量变化不大;饲养牛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为单户散养。参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和《“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 采用西南区畜禽养殖专业户排污系数。结合实际情况, 确定散户养殖排污系数确定如下:

(1) 生猪饲养多数养殖户水冲清粪或粪尿混合直排, 生猪水冲清粪工艺的排污系数:COD336.36g/头·d、氨氮7.8g/头·d、总氮16.20g/头·d、总磷3.65g/头·d;

(2) 单户牛散养一般不用水冲清粪, 按干清粪取排污系数:COD 143.69g/头·d、氨氮4.9g/头·d、总氮32.91g/头·d、总磷1.61g/头·d;

(3) 流域范围内家禽的养殖50%为圈养, 采用干清粪或其他预处理, 50%养殖户为放养, 粪尿混合直排, 肉鸡的饲养按商品肉鸡确定排放系数:干清粪工艺的排污系数:COD1.68g/只·d、氨氮0.05g/头·d、总氮0.06g/只·d、总磷0.04g/只·d;水冲清粪工艺的排污系数:COD8.31g/只·d、氨氮0.05g/头·d、总氮0.27g/只·d、总磷0.04g/只·d。

(4) 养羊换算成生猪的量计算, 换算关系为:3只羊=1头猪。

根据《全国水环境容量核算指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表水环境容量研究报告》 (2011) 中提供的技术参数, 结合澄碧河水库流域的实际情况, 取畜禽养殖排放的COD、氨氮和总氮入库系数为0.2, 总磷入库系数为0.1。

3.5 水产养殖污染负荷

水产养殖业对水体的污染主要来源于过量的投饵, 自2013年起澄碧河水库库区已全面取缔网箱养殖, 采取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生态养殖模式, 库区范围内不投加鱼饲料和药物。澄碧河水库目前仅有生态养殖放养鱼类, 对水体的污染较小, 主要是鱼类粪便和尸体对水体的污染, 在自然状态下可被水体自净, 其对水体的污染忽略不计。

3.6 旅游住宿餐饮行业污染负荷

流域范围内主要旅游业集中在澄碧湖风景区, 景区旅游旺季一般为每年5月至10月, 库区周边共有6家餐厅, 沿库区岸边布设, 总接待能力1670人。澄碧湖风景区内有1家宾馆, 约有床位50个。

依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第二分册-住宿餐饮业污染物产生、排放系数》, 流域范围内以小型一般旅馆和小型餐馆为主, 按直排系数计算污染负荷:

(1) 小型一般旅馆排污系数为:COD35g/床位·d, 氨氮3.10g/床位·d, 总氮4.8g/床位·d, 总磷0.47g/床位·d;

(2) 小型正餐服务排污系数为:COD206g/餐位·d, 氨氮1.43g/餐位·d, 总氮3.38g/餐位·d, 总磷0.82g/餐位·d。

澄碧湖风景区内部分旅游住宿餐饮行业废水采用废水运输车外运的方式进行收集和处理, 部分直接入库, 取入库系数为0.5。

4 结果与讨论

将各污染负荷的计算结果汇总后得到各污染物的负荷总量, 再结合确定的入库系数可以得到入库污染负荷量及贡献率见表3和图2。澄碧河水库流域范围内五大类污染来源的主要污染物COD、氨氮、总氮、总磷的入库量分别为:5314.32t/a、177.13t/a、386.48t/a和35.52t/a。

(1) COD的入库量来源从大到小排序: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染>工业污染>旅游业污染, 贡献比例分别为61.78%、21.16%、14.59%、1.89%、0.57%, 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

(2) 氨氮的入库量来源从大到小排序: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污染>旅游业污染, 贡献比例分别为50.28%、37.50%、10.18%、1.77%、0.27%, 以生活污染源为主。

(3) 总氮的入库量来源从大到小排序: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污染>旅游业污染, 贡献比例分别为53.55%、29.33%、15.83%、1.15%、0.54%, 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

(4) 总磷的入库量来源从大到小排序: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旅游业污染>工业污染, 贡献比例分别为53.14%、27.24%、19.08%、0.37%、0.17%, 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

5 结语

澄碧河水库流域范围内主要污染源为农业面源, 其次是生活污染源和畜禽养殖污染源, 2015年主要污染物COD、氨氮、总氮、总磷的入库量分别为:5314.32t、177.13t、386.48和35.52t。

参考文献

[1]李响, 陆君, 钱敏蕾, 等.流域污染负荷解析与环境容量研究——以安徽太平湖流域为例[J].中国环境科学, 2014, 34 (8) :2063-2070.

[2]李慧菁, 贾尔恒·阿哈提, 程艳.乌伦古湖流域污染负荷估算[J].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2015, 5 (2) :121-128.

[3]欧阳劲进, 颜文洪.东洞庭湖区域非点源农业污染负荷评估[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 2012, 25 (2) :51-54.

[4]Luo B, Li J B, Huang G H, et al.A simulation-based interval two-stage stochastic model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through land retirement[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6, 361 (1-3) :38-56.

[5]程红光, 岳勇, 杨胜天, 等.黄河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与分析[J].环境科学学报, 2006, 26 (3) :384-391.

[6]郑东海, 王凌, 曾红娟, 等.松涛水库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模拟模型[J].环境科学学报, 2009, 29 (6) :1311-1320.

湖南湘江流域污染的安全评价 篇2

湖南湘江流域污染的安全评价

对湖南湘江流域的污染开展了调查并进行了安全评价,结果表明:湘江水系的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郴州、常宁-衡阳和株洲三个江段,污染源主要是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所排含有大量重金属元素的生产废水.建议改进现有生产工艺并使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作 者：王秋衡 王淑云 刘美英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衡阳分校,安全工程系,湖南,衡阳,421101 刊 名：中国给水排水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A WATER & WASTEWATER 年，卷(期)： 20(8) 分类号：X703.1 关键词：湘江   污染   安全评价  

区域联动防治流域污染 篇3

流域水环境保护事关重大。构建流域污染防治的区域联动机制，目的是为平衡上下游的利益，协调上下游的行为和行动，预防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以最有效的手段，和最低的成本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

2012年，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出台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提出了流域污染防治统筹、流域协商、跨行政区断面水质考核、区域水污染机制处理等区域联动机制，并要求流域所经各省级政府形成治污合力。

但是，由于上述规定和部署原则性较强，难以为现实中错综复杂的流域水环境监管提供可操作性强的机制。

在国家部委的指导性原则下，一些地方政府也陆续推出了区域联动机制的探索性尝试，如湖北省2014年1月通过的《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提出，“建立健全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以及有关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2013年4月，广西和广东省环保厅联手，建立了珠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联防联治管理、省区污染事故应急协调处理等合作机制；此外，江苏等省试点实施了排污权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环境政策，河南省焦作市对流域水环境质量的行政区域考核和补偿做了规定。

国家层次的联动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具有普适性的特点，既应放眼宏观和长远，也要立足基础和基层。

在统一规划方面，制定各省级、市级和县级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小流域与中流域的污染防治规划相协调，中流域与大流域的污染防治规划相协调。

在统一规范方面，建立流域内统一的水环境质量环境评估和治理验收规范、水环境监测规范、水环境保护信息平台；明确本行政区域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联动的目的、责任追究等问题；统一市场准入条件；建立统一的上游对下游的水污染补偿标准，及下游对上游的水环境改善补偿标准。

在统一协调方面，建立由各行政区域分管负责人参加的流域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下设若干个工作组；建立统一的流域水污染物排放交易与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在统一责任方面，核算流域的环境容量，分配各行政区域和各行业的水污染排放总量。对于跨界断面水环境质量超标的，支付污染损害补偿；对于水环境質量明显改善的，下游应当支付生态收益补偿；若发生跨区域水污染事故，使区域联动责任真正得到落实。

在统一监测方面，组建统一的流域水环境监测网络；监测数据定期向社会公布，按时报送预警信息。

南郑财政积极投入治理汉江流域污染 篇4

南郑县积极实施汉江流域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争取中央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治理、及天津对口协作项目专项资金和环境污染治理等资金, 加强城镇雨污分流、污水管网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加大企业污染治理等突出环境问题的资金投入力度。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优质水源, 保障“一江清水供北京”, 促进和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该县2015年安排中省用于污水处理管网建设资金2 640万元, 垃圾处理厂建设资金600万元, 水土保持及小流域治理项目资金2 491万元, 天然林保护资金979.94万元。同时, 为了确保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县财政将2015年征收的污水处理费80万元、卫生清理费250.42万元, 全额返还执收单位, 2015年安排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11 115.13万元, 用于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运行经费和临时工工资、乡镇环卫保洁、天保工程森林管护和城乡环境连片整治等支出。

河流域水污染源监测方案 篇5

各科室、作业区、分厂：

为了进一步加强某某河流域水环境的管理，强化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监察与监测工作，依据《甘肃某某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某某铅锌矿资源整合（100万吨/年采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陇南市2014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测方案的批复》（陇环发【2014】80号）相关要求，安全环保科制定了本监测方案。本方案将某某河重点支流的源头水、某某河重点支流的地表水、各作业区的矿坑涌水、各作业区，各分厂断面水、各分厂车间各产污点、污水处理站进、出口列为本监测方案的内容，就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等方面作了有关要求，安全环保科严格按照此方案开展工作，促使集团公司环境监察和监测常态化、制度化，具体如下：

一、某某河重点支流的源头水

（一）、监测布点：

1、沙坝4#源头水；

2、狮子沟源头水；

3、邓林河源头水；

4、薛平沟2#尾矿库源头水。

（二）、监测因子：铅、锌。

（三）、监测频率：1次/月，特殊条件下，增加监测频次。

（四）、监测方法：采样和分析按照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执行，在报告中注明方法来源和检出限等相关信息。

二、某某河重点支流的地表水

（一）、监测布点：

1、吊爬沟地表水；

2、梁山下部水渠；

3、黑沟下部水渠；

4、薛平沟1#尾矿库出水；

5、薛平沟2#尾矿库出水；

6、马槽里沟尾矿库涵洞渗水；

7、三分厂污水处理站东部水渠；

8、葡萄沟尾矿库涵洞出水；

9、何家沟尾矿库涵洞出水；

10、曹家沟尾矿库出水；

11、二分厂浴室下方水渠。

（二）、监测因子：铅、锌。

（三）、监测频率：1次/15天，特殊条件下，增加监测频次。

（四）、监测方法：采样和分析按照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执行，在报告中注明方法来源和检出限等相关信息。

三、各作业区矿坑涌水

（一）、监测布点

1、沙坝3#矿坑涌水；

2、某某3#矿坑涌水；

3、某某1#矿坑涌水； 4、1150矿坑涌水；

5、二线上部水渠；

6、二线矿坑涌水； 7、26线矿坑涌水。

（二）、监测因子：铅、锌。

（三）、监测频率：1次/10天，特殊条件下，增加监测频次。

（四）、监测方法：采样和分析按照GB25466-2010《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执行。

四、各作业区、分厂断面水：

（一）、监测布点：

1、沙坝1#、2#下部水渠；

2、沙坝3#下部水渠；

3、某某1#渣台下部

4、一分厂断面水；

5、寺沟里断面水；

6、一分厂污水处理站断面水；

7、田坝断面水；

8、二分厂断面水；

9、杨家沟尾矿库断面水；

10、马槽里沟尾矿库断面水；

11、三分厂断面水；

12、三分厂污水处理站断面水；

13、污水处理站下游断面；

14、大安子尾矿库下游断面；

15、曹家沟尾矿库断面水；

16、五分厂（某某河总）断面水。

（二）、监测因子：铅、锌。

（三）、监测频率：1-3项：1次/10天；4-16项：1次/3天。特殊条件下，增加监测频次。每半年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一次检测。

（四）、监测方法：采样和分析按照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执行。

五、各分厂车间产污点

（一）、监测布点：

1、一分厂沉淀池最后一级；

2、一分厂车间事故应急池；

3、一分厂化验室背部水渠；

4、厂区环形水渠；

5、二分厂沉淀池最后一级沉淀池；

6、二分厂车事故应急池。

（二）、监测因子：铅、锌。

（三）、监测频率：1次/4天，特殊条件下，增加监测频次。

（四）、监测方法：采样和分析按照GB25466-2010《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执行。

六、各分厂污水处理站

（一）、监测布点：

1、一分厂污水处理站排口；

2、二、三、五分厂污水处理站排口。

（二）、监测因子、检测频率、监测方法按照陇环发【2014】80号文件执行。

七、数据管理

安全环保科对各监测点位的检测数据进行建档管理，每天对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异常情况及时查找原因，加密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制定措施，落实整改，及时将异常数据上报总经理和分管副总经理。特此通知

甘肃某某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安委会

北盘江流域环境污染治理的思考 篇6

关键词:兴仁县境内北盘江流域环境污染治理对策

1 污染现状

1.1 流域基本情况 兴仁县属国内珠江流域,省内南北盘江流域。地处贵州省西南部,北盘江流域区1492.76km2。主要河流有麻沙河、马路河等,总长273.29公里,集雨面积1558.5km2。县内共有大小河流112条,大小水库18座。

流域区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黄金、锑、铁、重晶石、萤石、汞、石灰石、白云石、铊、砷等。当前开采利用比较多的是煤矿、黄金资源。已经建成、在建新建、待建小煤矿(9-30万吨)共47个,设计能力690万吨/年,新设矿井(15-60万吨)9个,规划能力285万吨/年,煤炭生产能力2007年可达300万吨,是全国2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黄金现已有规模型开采企业两家落户流域区,锑矿、重晶石、萤石、铁矿、有零星采掘。石灰石有一家水泥厂采掘原料供应和城乡建筑材料开采,汞矿、铊矿、砷矿因目前没有技术,尚未开采。

1.2 地表水环境质量及水污染状况 2007年6月2日,由黔西南州水环境监测中心,在兴仁境内北盘江流域区主要支流11个断面取样监测,6个取样监测断面水质为Ⅱ类,2个取样监测断面水质为Ⅲ类,1个取样监测断面水质为Ⅳ类,2个取样监测断面水质为劣Ⅴ类 (见附表)。其中马路河出县断面水质为II类,麻沙河中游大桥河断面水质为II类。麻沙河支流新寨河的水质为劣V类,主要是上游煤矿区的污染,PH值偏强酸性,重金属铁、锰超标,对北盘江水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所有的城镇生活污水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水环境影响较大。

2 流域境内污染源分析

2.1 主要工业污染源 北盘江流域兴仁县境内各支流污染行业主要有煤炭、黄金、洗选矿、炼焦、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行业。工業企业主要涉及煤炭、炼焦、建材采矿等行业,其余为社会服务业,如医院、宾馆等。

有组织排放污染废水的以煤炭开采、炼焦、黄金采选冶炼、锑、重晶石、萤石洗选、建材等工业为主,工业企业多,分布于北盘江上域兴仁境内,发源于大丫口—马古地山脉和断头山脉主要河流以煤炭开采、黄金采选冶炼、锑、重晶石、萤石洗选污染较重,其工业废水分别进入新寨河、猪场河、马路河、屯脚河、大桥河,汇入波秧河、大田河、麻沙河,进入北盘江。

2.2 固体废物排放、堆存 工业固体废物主要由煤矸石、洗选、冶炼废渣、尾矿等构成。北盘江以上二级支流矿产资源分布区小支流源头,堆存的煤矸石、尾矿、废渣以及矿山运输公路,在降水的冲刷作用下,以悬浮物的形式进入水体。这部分悬浮物量按降水量扣除渗透量计算,占企业废水排入资源分布区小支流悬浮物总量的30%以上,也是影响北盘江以上二级支流水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2.3 生活污染源 随着兴仁县人口的不断增长,城镇化不断发展,集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兴仁县境内北盘江上游支流,生活污水直接进入北盘江支流水体的集镇有:1个县城和10个乡镇集镇,涉及人口13.83万人,县境内集镇每年排入北盘江污水4847.2万吨,COD:19395.5吨,兴仁县城,现有人口8万人,日供水9600m3,日排放污水7680m3;巴铃镇,现有人口1万人,日供水1200m3,日排放污水960m3;屯脚镇,8300人,日供水1000m3,日排放污水800m3;根据核算仅以上三个主要集镇每年排放污水3445.6万吨,COD排放1474.5吨,氨氮304.3吨,氨氮排放216.3吨。

根据目前统计,每年县城产生生活垃圾44000吨,全县流域区集镇产生生活垃圾70560吨,由于没有城市(集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只是通过收运车辆集中运到离城镇3—5公里的郊外公路边、陡坡、低洼区露天堆放,城镇郊区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而且长期暴晒和雨水冲刷、淋漓,尤其在小支流岸边均有垃圾倾倒,直接或间接污染北盘江水体。

3 污染治理对策建议

3.1 小煤矿治理 北盘江上游兴仁境内各支流流域区,小煤矿开采是极易引发环境污染、因此,正确处理好煤炭开采和保住青山绿水的关系。

3.1.1 按照规划井田范围,尽快实现一个矿区由一个主体开发的原则,抓紧制定和实施煤炭资源整合方案,加快整合关闭一批技术落后,投入资金困难大,资源浪费大,违法排污,超标排污现象,生产状况不稳定,经常处于半生产、半停产状态,业主无法联系,行政处罚难以落实,治理工作无法开展,环境污染严重,长期违法生产,追求短期利益拒不履行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

3.1.2 煤炭开采落实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采取林业的、水保、水政、水资源、环保联合监管,依法督促企业进行有偿使用和限期治理。

3.1.3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对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矿井和整合煤矿,达不到环保要求的,一律不予验收颁发煤炭生产许可证,以避免新污染源的产生。

3.1.4 强化煤炭生产许可证环境保护年检是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的重要内容,是年检合格的必备条件。

3.1.5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限期治理制度,到期末完成治理任务的依法严格处理。

3.1.6 对每年开展的环保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对无环保手续,没有环保设施的污染严重的企业依法责令停业或关闭。对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存在跑、冒、滴、漏、偷排漏排,弄虚作假,违法排污行为实行高限处罚、限期改正。确保煤矿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3.1.7 此外,要规范固体物堆场(包括矸石、煤产品、煤泥)并加强管理。

3.2 黄金、锑矿、重晶石、萤石采选,砂石矿等治理 从事非煤矿产资源开发的企业,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认真对照,到预选厂场址调查分析,并邀请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亲临现场,从严把关、预审讨论,提出上报通过或不通过意见。

针对已经建成的非煤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主要针对植被破坏恢复,尾矿的妥善处理等,进行不定期的环保执法检查和环境监察,即时发现问题,依法责令整改,确保煤矿山的废水达标排放。

3.3 生态恢复工程

3.3.1 加强法制宣传,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贯彻“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谁负责”、“先批准后利用”的原则,督促责任者减少破坏,加大治理。

3.3.2 贯彻执行固体废物处理和利用的总原则,即“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为目标的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的技术政策。

3.3.3 加强固体废物的综合管理 针对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处理和最终处置的全过程管理。目标是通过促进资源回收、节约原材料、减少废物处置量,降低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松花江流域OCPs污染评价 篇7

1 水体中OCPs污染评价

1.1 水体中OCPs来源解析

常温下, 溶解度是δ-HCH>γ-HCH>β-HCH>α-HCH。由于β-HCH是环境中最稳定和最难降解的HCHs异构体, 该异构体一般吸附中悬浮物或底泥中, 其他异构体在环境中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也会转成β-HCH以达最稳定状态。但是研究区内β-HCH的相对丰度较低, 这排除了HCHs污染物可能主要来自悬浮物、底泥里的残留, 而是近期有新的污染源输入。且采样正处于丰水期, 大气降水和地表水汇入较多, 加上农田水的灌溉与排泄, 这就使得水体中γ-HCH和δ-HCH丰度较高。通过下述的DDT与DDE关系式进一步论证OCPs的来源。

DDT及其生物降解产物p, p'-DDE和p, p'-DDD的含量比例可以用来推测DDT的来源。DDT在厌氧条件下通过OCPs吸附介质中的微生物降解转化为DDD, 在好氧条件下转化为DDE, 当 (DDD+DDE) /DDTs>0.5时, 污染物可能主要来自长期风化作用造成的环境中的残留;当 (DDD+DDE) /DDTs比值小于0.5时, 说明目前可能仍有新使用的DDT农药进入该区水体。松花江流域绝大部分河流段水体中 (DDD+DDE) /DDTs的比值小于0.5, 说明DDT主要来自于大气降水或地表径流 (见表1) 。

1.2 水体中OCPs污染评价

由表1可以看出, 松花江流域水体中OCPs的六六六、滴滴涕及六氯苯在水中浓度都远远低于我国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中有关污染限制值。

总的来看, 松花江流域内有机磷农药的污染较轻。虽然除BHC、DDTs、HCB之外的其他OCPs化合物无相应的标准限制值, 但是这些化合物的丰度远不及有标准限值的BHC、HCB、DDTs的丰度。更何况BHC、HCB、DDTs的浓度与标准限值相差甚远。

2 底泥、悬浮物中OCPs污染评价

2.1 底泥、悬浮物中OCPs来源解析

根据底泥、悬浮物中p, p'-DDD、DDTs、p, p'-DDE关系换算可得出, 底泥中 (DDD+DDE) /DDTs>0.5, 则说明底泥中OCPs污染物可能主要来自长期风化作用造成的环境中的残留;悬浮物中 (DDD+DDE) /DDTs<0.5时, 说明目前可能仍有新使用的DDT农药进入水体中并被水中的悬浮物吸附。河流悬浮物中OCPs的污染来源刚好和水体中的污染来源吻合。

2.2 底泥中、悬浮物中OCPs污染评价

表2所列的是松花江流域底泥、悬浮物中OCPs质量浓度及及相关环境质量标准。可以看出松花江流域底泥、悬浮物中BHC、DDT的含量远远低于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 的自然背景值, 更远低于Ⅱ级限制值。

3结论

综上, 松花江流域水体、悬浮物中OCPs主要来源于新使用的农药进入水体中, 部分被悬浮物吸附;底泥中的OCPs主要是来自长期风化作用造成的残留。无论何种来源方式, 水体、底泥、悬浮物中的OCPs含量低于相关标准。

摘要：通过对松花江流域内水体、底泥、悬浮物采样分析, 反映出流内有机磷农药的含量低于相关标准。松花江流域水体、悬浮物中OCPs主要来源于新使用的农药进入水体中, 部分被悬浮物吸附;底泥中的OCPs主要是来自长期风化作用造成的残留。

关键词：松花江流域,有机氯农药,污染评价

参考文献

[1]王泰, 黄俊, 余刚.海河与渤海湾沉积物中PCBs和OCPs的分布特征[J].自然科学报, 2008, 48 (9) :1462-1471.

[2]马骁轩, 冉勇, 孙可.珠江水系两条重要河流水体中悬浮颗粒物的有机污染物含量[J].生态环境2007, 16 (2) :378-383.

[3]刘爱霞, 郎印海, 薛荔栋等.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生态风险分析方法研究[J].海洋潮沼报, 2009, 3:17-22.

乌梁素海流域污染来源分析 篇8

关键词：乌梁素海,污染来源,措施

1 概述

乌梁素海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最初形成于1850年左右, 系由黄河改道和河套水利开发影响而形成的河迹湖[1], 建国初期面积800km2, 平均水深3m。60年代初, 随着三盛公水利枢纽的建成, 河套灌区实现了有坝引水[2], 进入灌区水量得到人为控制, 乌梁素海来水量减少, 面积逐渐减少, 加之七十年代中期农学大寨运动中围湖造田, 使乌梁素海水域面积基本稳定在293km2 (44万亩) 左右, 南北长35-40km, 东西宽5-10km, 平均水深1m左右, 最大水深4m。乌梁素海作为河套灌区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纳了河套灌区90%以上的农田排水, 也是工业、生活废水的唯一承泄渠道。由于乌梁素海接纳了大量农田退水及工业、城镇污水, 并且生态补水不足, 2008年5月份爆发“黄苔”事件, 加之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功能, 引起了党和国家、自治区领导人高度重视。巴彦淖尔市成立了乌梁素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乌梁素海专门的管理机构, 建立了由河套水务集团牵头的融资平台, 成立了水环境院士工作站提供技术支撑, 对乌梁素海进行治理。近年来, 7个旗县陆续建成生活、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管网覆盖率逐年增加, 临河、乌拉特前旗等地建设了再生水利用工程。据建设部门统计, 2012年巴彦淖尔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已达87.5%。为解决乌梁素海生态补水不足的现状, 2005年以来, 每年利用凌汛期对乌梁素海进行生态补水;2012年开始建设了水循环工程提升补水能力, 10年来累计补水6.8亿立方米。为治理湖区内源污染, 建设了湖区立体化养殖、网格水道开挖等工程。为治理流域面源污染, 启动了乌梁素海生态过渡带人工湿地及面源污染控制示范推广项目。

根据2010-2014年监测结果, 乌梁素海水质虽然仍为劣Ⅴ类, 但几项主要的超标指标总氮、氨氮、总磷浓度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总氮从5.04mg/L下降到2.35mg/L;氨氮从2.313mg/L下降到0.294mg/L, 下降了近10倍, 已经优于Ⅲ类水质标准;总磷从0.161mg/L下降到0.111mg/L, 在丰水期的7月和9月可达地表水Ⅴ类标准。2014年在丰水期的7月份全湖水质较好, 入口区的水质可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2010年以来, 黄苔现象逐步缓解, 至2014年已经完全消失, 营养状态由中度富营养化变为轻度富营养化状态, 渔业逐步发展, 鸟类数量有所增加, 水质逐步改善。

目前, 乌梁素海治理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 为明确下一步污染治理的重点, 尽快使乌梁素海的生态功能得以恢复, 在此针对乌梁素海现阶段的污染来源进行研究, 为下一步乌梁素海的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2 研究过程

2.1 入湖污染范围界定

乌梁素海虽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 但由于乌拉特前旗镇区和工业项目均位于乌梁素海下游, 其废水不进入乌梁素海, 仅部分农田退水经排干进入乌梁素海。因此流域工业、生活排放仅就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6个旗县进行统计分析。

2.2 不同类型污染源数据处理

工业污染源:按照实际排放情况统计。

生活污染源:首先按照6个旗县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量乘以生活污染物出口浓度算得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染物排放量。第二, 按照统计中生活污水总量减去污水处理厂处理量得到未处理生活污水量;将6个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进口浓度乘以污水量除以6个污水厂总水量算得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浓度, 将未处理生活污水量乘以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浓度算得未处理生活污染物排放量。第三, 计算生活污染物排放总量。未处理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加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量得到生活污染物的总排放量。

农业面源:按照河道污染物总负荷 (各河道水量乘以浓度计算得到) 减去工业、生活、生态补水污染负荷计算得到。进入乌梁素海的排干有三条, 分别为总排干、八排干、九排干。总排干通过红圪卜扬水站进入乌梁素海, 2013年进水5.7亿立方米, 水质参照红圪卜断面监测结果计算;八排干、九排干由乌梁素海西侧进入, 排入乌梁素海的水量为0.6亿立方米, 八、九排干均为农田退水, 水质情况参照总排干上游未接纳污染源前的四支断面监测数据;黄河间隙补水0.4亿立方米, 黄河水质情况参照黄河干流巴彦淖尔市入境断面三盛公断面监测结果。

畜禽养殖:由于畜禽养殖废水去向通常采取就近灌溉饲料地、还田回用方式较多, 其入河量较低, 因此与种植业一起在农业面源污染中进行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工业污染及分布特征

流域工业废水排放量1915.81万吨, COD排放量3002.07吨, 氨氮排放量507.93吨。流域工业污染主要分布于临河区、五原县、杭锦后旗。

3.2 城镇生活污染及分布特征

经计算, 6个旗县处理生活污水总量为2710.97万吨, 占总污水量的

乌梁素海入海农业面源COD40716.52吨, 占COD总负荷的86.43%, 氨氮1339.23吨, 占氨氮总负荷的58.56%。

3.4 小结

根据测算结果, 乌梁素海入海污染物污染物总量为COD 47110.9吨, 氨氮2287.04吨, 其中生活COD 2752.31吨, 占COD总负荷的5.84%, 氨氮429.24吨, 占氨氮总负荷的18.77%;工业COD 3002.07吨, 占COD总负荷的6.37%, 氨氮507.93吨, 占氨氮总负荷的22.21%;农业COD 40716.52吨, 占COD总负荷的86.43%, 氨氮1339.23吨, 占氨氮总负荷的58.56%;灌溉补水COD 640.0吨, 占COD总负荷的1.36%, 氨氮10.64吨, 占氨氮总负荷的0.47%。因此乌梁素海流域目前的主要污染来源为农田退水, 工业污染源其次, 城镇生活污染源最低。污染源类型比例可以看出, 工业、生活污染源的治理已经取得成效。从地区分布来看, 工业、生活污染物排放以临河市、五原县、杭锦后旗较高, 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较低。

4 结束语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 建议加快Á推动乌梁素海生态过渡带人工湿地及面源污染控制示范推广项目的建设进度;积极调整种养业结构, 推广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清洁生产模式, 推广长效缓释复合肥料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进一步扩大农民按方施肥覆盖范围和农民施用企业按方生产的配方肥的面积, 逐步树立“增产、经济、环保”的科学施肥理念[3], 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农牧民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 减少农村生活污染物进入河湖。以临河市、五原县、杭锦后旗为重点持续推进工业、生活污染源的治理与环保工程运行监管。

参考文献

[1]关玉璋.乌梁素海的形成与演变[J].人民黄河, 1989.

[2]徐智.以节水灌溉为重点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效益[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4.

流域污染 篇9

(一) “四水”流域污染问题是影响湖南发展的关键因素

湘江、资江、沅江和澧水是长江中游的一级支流, 是湖南的四大河流, 简称“四水”。“四水”流域涵盖湖南18个市 (州) 、83个县 (市、区) , 在湖南省境内“四水”流域面积约17.87万km2, 占湖南全省水系流域面积的84.7%, 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四水”流域对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随着“四水”流域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城镇化加快、人口的增长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预防、保护、治理措施不到位, 使得“四水”流域的水污染问题日渐突出, 对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乃至流域区的千万百姓的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到目前为止, “四水”流域水污染问题依然很严峻。

(二) 湖南“四水”流域污染现状

“四水”占湖南水域面积84.7%, 因此“四水”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对全省水环境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2001年到2006年六年期间“四水”流域水环境达到所属环境功能区功能要求的比重分别为:55.00%、62.50%、71.88%、76.67%、81.67%、81.93% (如表1) 。“四水”污染程度由重到轻排序依次为湘江、沅江、资江、澧水。 “四水”水域镉、砷、挥发酚三项污染物在局部河段污染较为突出。其中, 湘江流域污染最为严重。湘江是湖南境内最重要的河流, 流域内人口和GDP分别占全省的57.1%、72.4%, 但污染治理欠账较多、湘江是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排放分别占全省59.6%和62.5%, 尤以粪大肠菌群、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等超标严重。

资料来源:湖南省环境保护局, 《湖南省环境公报》2001年—2006年。

(三) 治污资金投融资问题是“四水”流域治理的关键

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的保护本身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作, 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资渠道及治污工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 是“四水”流域污染治理发展的制约因素, 是“水瓶颈”。

根据国际经验, 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1.5%时, 可以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当该比例达到2%—3%时, 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投资总量不足和投资效率不高是“四水”流域治污投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何解决治污资金的总量不足和如何提升治污资金的投资效率, 建立并完善流域治污投融资机制成为“四水”流域治理的关键, 也是湖南十一五建设规划顺利实现的关键。

二、 湖南“四水”流域污染治理投融资现状

湖南省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大, 而传统的发展模式忽视了水资源与水环境的保护, 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废弃物超过了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力。湖南省逐年加大对环保的投入:2003年为516 013.88万元, 占省GDP的1.03%;2004年为722 419.4万元, 占省GDP的1.29%;2005年为899 138.8万元, 占省GDP的1.39%。经省人大提议, 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实施“环保3年行动计划”, 省政府在3年内对“四水”流域环境实施92个重大环保整治项目, 三年里投资287多亿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也日渐增加, 而目前湖南省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难以满足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基本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 湖南预计投资186亿元, 力求到2010年, 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全省规划出十一五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共154个, 总投资达325亿元, 预计到2010年, 全省城镇污水处理率由目前的27.4%增加到60%。为解决湘江流域七市污染问题, 十一五期间, 湖南省拟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环境治理重点项目有108个, 总投资244亿元。此外, 为加大对工业污染最集中、最严重的长株潭地区污染防治力度, 十一五期间, 拟在长株潭地区实施环境治理重点项目36个, 总投资149亿元, 占全省项目总数的23.4%。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建设的重要期间, 投资需求大。目前, 四水流域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投入;二是湖南“四水”流域各级地方财政投入;三是污染企业环保投入。四是排污费收入。全省征收排污费2004年为2.6亿元, 2005年为2.78亿元, 2007年为3.1亿元。五是国际贷款。其中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1亿美元的日元贷款。

三、“四水”流域治污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资金总量不足,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1.融资渠道狭窄。

受“环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流域污染治理融资渠道单一, 还是政府唱主角, 市场难以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游离于市场之外, 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地方财政受各种因素制约, 投入不足。

2.融资机制落后。

流域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应该与经济体制相协调, 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政府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仍然是其融资的主渠道, 环境保护市场化程度明显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3.融资权责不分。

现行的流域治污投资体制没有明晰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环境责权和环境事权, 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核算机制, 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和“使用者付费”原则, 污染治理责任过多地由政府承担, 企业和个人没有或过少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成本和风险。

(二) 治污投资效率低, 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1.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方式不合理。

真正促使这些设施运转起来并产生环境效益的运营费用, 在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中却无法体现, 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还不能够为企业投入足够的运营费用, 提供切实的激励。尽管近年湖南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有所加快, 但却普遍存在重投资、轻运营的现象。一些企业为了生存或为了追求更大限度的利润而对污水处理设施开开停停, 尽管有环保部门的执法检查, 但污水处理设施时停时转的现象仍较为严重。

2.污染治理设施技术水平不高。

由于未达到设计的预期效率和效果, 一些污染治理设施建成之后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一些治污项目没有经过充分地论证便仓促上马, 致使治理技术不过关, 运行成本高, 使得设施无法正常运行, 治污投资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造成大量的浪费。而投资效率不高又进一步加剧了污染治理投资的缺口。

3.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民营企业参与流域污染治理投资的良好市场竞争机制。在流域环保基础设施领域, 长期以来, 我国采用的是政府投资建设、事业单位管理运营设施的模式, 这种政府垄断模式从制度上排挤竞争, 缺乏效率。

4.污染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低。

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 大部分污染企业都是自己建设处理设施自己运行管理, 较少考虑通过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 让专业化企业治理污染。由于规模不经济分散治理模式, 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低下。

四、 解决“四水”流域治污投融资问题的对策

十一五期间“四水”流域水环境质量的改善, 关键取决于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时到位, 为此必须疏通已有投资渠道, 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一) 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加大“四水”流域治污资金总量

十一五期间是“四水”流域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时期, 投资需求量大, 重大水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2.42%, 投资指数比十五期间大幅度增长。

1.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形式。

发挥环境财政的主渠道作用, 继续加大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 并重点解决跨行政区的流域污染治理问题, 从流域角度统筹资金使用, 进一步建立流域水环境保护专项基金、发行环境保护彩票、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 以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 实现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机制, 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 扩大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 解决目前环保投入不足的问题。

2.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各级政府要把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除环保专项资金外, 各级财政安排的环保治理等经费要逐年增加, 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 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债和其他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加大环保资金投入。以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为突破口, 加快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 积极吸引国内外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事业, 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多元投入的格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有利于形成竞争机制, 加快环保技术的进步和环保事业发展的进程。

3.形成多样化的投资方式 。

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 为各类环保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 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 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 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这样有利于环保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二) 建立、健全流域治污投资的市场机制, 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1.明确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法律地位。

尽快修订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明确“谁污染、谁负责、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 谁治理、谁受益”, 明确工业企业可自己治理污染, 也可委托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来治理污染。特别是中小企业不一定要自己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可将污染物交给治污企业集中处理。同时, 要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在污染治理中的相关法律责任。污染治理市场化后, 针对不同的委托方式, 都能找到法律的责任主体。

2.创新污染治理市场机制。

按照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法制化管理的要求, 深化流域内废水、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确保社会公众利益和城市环境效益。建立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机制, 其建设和运行都应按企业方式来运作, 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实现产权的股份化、投资的多元化, 明确投资者之间的责、权、利, 增加污染治理投资能力, 保护投资者利益, 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3.转变政府在环保领域的职能, 建立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

因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市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 这就需发挥政府的作用, 用政府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不足。“以什么样的方式弥补”是政府在环保方面能否起到积极作用的关键。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应是裁判员的角色:健全监管体系, 实施严格的行业监管, 制定切实可行的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 提高投资效率。

摘要：湖南“四水”流域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面临着严峻的水环境问题。投融资问题是解决“四水”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 应探索多元化投资机制, 加大治污资金总量;建立治污投资的市场机制, 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关键词：湖南,“四水”,流域,投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1]秦凤华.流域污染治理4 500亿投融资探路[J].中国投资, 2008 (1) .

[2]赵鹏高.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与环境保护机制创新[J].宏观经济管理, 2007 (1) .

[3]马明丽.重庆市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2) .

[4]徐家贵.国内外典型水利投融资模式及启示[J].水利经济, 2006 (1) .

[5]陈华.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J].环境经济杂志, 2006 (1) .

[6]柴宁.资本理论在跨界河流流域可持续管理中的应用及实例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 2006 (7) .

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机制初探 篇10

关键词：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

长期以来, 我国对河流的利用仅限于防洪和灌溉的简单管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20多年粗放式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 人们对水资源的开采、利用和消耗水平逐渐上升, 水资源的稀缺性加剧, 水污染问题严重。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 总体上Ⅳ类 ~ 劣V类水质占28. 3% , 其中黄河、松花江和海河为中重度污染, Ⅳ类 ~ 劣Ⅴ类水质平均占到40% 以上。湖泊 ( 水库) 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太湖西部沿岸为中重度富营养化。由于水污染导致的水质性缺水, 使我国本来已经短缺的水资源越发不堪重负, 解决流域水污染问题刻不容缓。

在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管理中, 由于流域水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 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但在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下, 流域水污染管理职责涉及众多机构和部门, 包括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这些机构和部门之间出于各自的理性和利益, 各自为政, 难以实现协商和合作。当前严重的流域水污染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治理失灵的结果。虽然说在一些地方尝试了政府协商机制, 如在闽江流域设立的闽江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席会议[1]、珠江流域设立的泛珠三角水事协商机制[2]。但这种松散的议事方式并没有真正打破部门之间的藩篱, 在实际管理中很难发挥真正的实效。

而公众参与作为政府行为的补充, 是流域管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定的《21世纪议程》, 就提出“建设一个新型的、根本性、更多群众参与的流域管理模式”[3]。之后各国纷纷加以落实。国际范围内, 公众参与在流域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地区资源管理委员会”、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的“社区咨询委员会”, 还是法国的“水议会”、西班牙的“水文联盟”等, 公众作为成员之一, 参与由多方代表组成的流域管理组织, 共同参与流域管理。国外在流域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 公众参与体现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可以有效地动员多方力量, 形成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合力, 同时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和环保工作的有效进行。[4]

现实中, 我国公众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 但同时又表现为受污染损害个体“极端化”的参与;公众参与组织化程度不高, 也缺乏广泛而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的引导;同时水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还不高, 限制了公众获得有效的信息。这些因素限制了公众参与, 成为我国促进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1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中的公众参与现状

公众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关注点[5]。源自西方的参与式民主理论, 是公众、流域水资源使用者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理论和思想源流。当今世界, 在不同的国体、政体的国家, 公众参与是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 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参与式治理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实践[6]。本文所讲的公众参与其实是“参与式治理”, 即在行政立法和决策过程中, 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包括受影响人和一般社会公众, 就立法和决策所涉及的与利益相关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 以信息共享、意见磋商、共同协作甚至伙伴关系的方式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 以提升行政立法和决策公正性、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具体到流域水污染防治中的公众参与, 指公众通过合法、公开、公平的程序和渠道, 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参与方式, 参与到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立法、政策制定和有关项目管理中, 实现良好的流域治理, 最终改善流域水环境。

当前, 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公众参与的涉及面比较宽泛, 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1 在政府的引导下规范自身的环境行为

公众个体良好的环保意识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对流域水污染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小柳[7]以大理洱海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为例, 发现流域内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和排水情况与流域水污染直接相关。在太湖流域的调查中发现, 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中, 公众在政府的宣传教育、政策引导和激励下, 从自身行为着手, 在生产生活中注重减少污染, 或者将产生的污染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后再排放, 有效减少了污染源。但前提是政府为这些“环境友好型行为”买单, 如农药化肥减施工程由政府出大部分的资金对农户进行补助, 污水管网的铺设和污水处理厂的运行主要由政府出资, 农村的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也由政府部门出部分资金补助。但如果完全由公众承担费用, 绝大部分公众在流域环境保护和自身利益中更倾向于自身利益。

1. 2 对污染违法行为的监督

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对污染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控制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 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行为进行检举”。丁宗凯等[8]在淮河/太湖流域开展了水污染防治监管机制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表明:全民监管机制的缺乏是影响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全面落实的主要因素, 加强水污染监管体制建设, 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环保统一监管、企业具体治理、新闻舆论监督、公众积极参与”的流域水环境监管机制, 是有效控制流域水污染的重要保障。在现实生活中, 公众关心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 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深恶痛绝, 出现了很多举报违法排污案例。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12369”环保举报热线“2013年群众举报案件处理情况”, 2013年受理的环境群众举报共1960起, 比上年增加了26% 。另外, 还有公民个人或者环保组织为保护流域公共环境利益而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

1. 3 参与流域管理决策

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决策与管理可以有效克服政府单方面决策的失误或缺陷, 因为流域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制定需要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 而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让政府比较全面地了解情况, 做到科学、合理决策。在制定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流域管理相关政策和指南、流域环境整治项目的立项审批过程中, 通过召开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 广泛征求、听取普通公众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 有利于做到正确决策。例如, 以《国务院2013年批复的七大主要流域综合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为例, 在“流域综合规划”提交国务院批准之前, 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环节, 组织了座谈会、听证会和网络公示等形式, 收集公众的意见和评论, 并对意见的采纳情况进行记录和反馈。

1. 4 调和多重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

目前我国的流域水污染防治主要采取政府管理体制, 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 这种管理方式难以调和各种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 而公众参与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调和矛盾的方式。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开展了一些公众参与调和流域水污染防治冲突的实践。例如在江苏省的一些地区开展了社区污染报告会[9], 就是通过组织该社区内的公众、污染者和政府主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协商, 来促进污染者改善环境行为、提高环境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推进公众在环境事务上的参与水平。在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中, 如澳发署资助的“中澳环境发展伙伴项目”中, 在太湖流域的常州试点, 成立了“社区磋商小组”。该小组向社区成员宣传建设项目或规划对社区的影响, 听取社区成员对项目或者规划的意见和建议, 代表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展谈判及告知社区谈判结果。但是, 从大范围看来, 目前公众参与流域矛盾解决的事件并不多, 社区污染报告会和由国外引进的“社区磋商小组”的实践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实施效果有待提高。

2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公众参与现状的整体评价及原因分析

根据美国学者谢尔·阿斯汀 (Sherr Arnstein) 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还属于比较低层次的参与, 仍是以“政府主导型参与”为主。公众何时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志。虽然在实践中有案例使公众作为“听证代表”参与进来, 作为个体化的公众难以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决策和管理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缺乏真正代表公众的组织, 与政府、排污企业等其他强势利益群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和磋商, 使流域水污染防治符合公众利益。笔者认为,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2. 1 流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不够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前提和基础。公众只有获得客观、真实、全面的环境信息, 才能有效地行使参与和监督等权利。中央主要涉水部门, 如环境保护部在其网站定期更新和公布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的重要断面水质;水利部定期发布水资源公报。但在地方上, 地方环境保护部门避重就轻、规避风险, 选择性地进行环境信息公告, 或是发布方式单一、发布周期长, 无法让公众及时、方便地了解环境状况。尤其是越到基层, 公众很少有便捷的途径获取流域水环境信息。

2. 2 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能力不高

目前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程度很低。公众参与程度低, 与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低分不开。我国公众目前即使表现出一定的环境意识, 也多是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多数群众只有在危害到自身的权益时才有比较高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积极性,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公众较高的环境意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另外, 与我国长期以来的体制、文化等因素分不开。首先, 人治观念根深蒂固;其次, 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 而自由平等观念总遭压迫;再次, 行政支配社会的观念相当发达, 而民主监督行政的观念仍很薄弱;还有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公众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应有的作用。

2. 3 公众意见的效力有限

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还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缺少对公众的信息反馈机制的规定, 公众自己的意见是如何被政府机构或建设单位理解和把握的、是否得到了考虑和采纳, 公众并没有获知的途径, 这无疑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而且会影响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2. 4 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保障制度不完善

虽然在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对政府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2006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明确了公众参与的程序、具体形式和时间期限等。但具体到流域水污染防治方·52·

面, 公众参与的规定还处于原则层面, 未对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和参与途径进行详细的设计。另外, 与公民环境权息息相关的“环境权益保护法”和“环境损害赔偿法”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等还没有建立起来[10]

2. 5 公众参与组织体系不完善

目前, 我国的公众参与多为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形式, 这种公众参与的方式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 参与主体多为受影响的个人或者受影响群体的“代表”, 没有专门的代表公众利益的团体和组织, 未能形成广泛的整体力量, 在与建设方或企业发生利益冲突时, 往往不具有足够的能力与之抗衡;而且参与的程度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受主管行政部门的态度影响, 政府支持则参与效果良好, 反之则差;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公众参与, 如果不涉及公众自己的根本利益, 公众很难将自己独立的立场充分表达出来, 因此公众参与很容易流于形式, 导致参与的效果不明显。

2. 6 非政府组织 ( NGO) 力量薄弱

非政府组织 (NGO) 在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但目前我国对公众参与有着积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的NGO数量还不多, 特别缺乏专业的、影响广泛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方面的NGO。

目前我国对NGO实行双重审批制度, NGO在登记注册时, 既需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 也需行政主管单位的审批, 这导致NGO很难取得合法身份。合法地位的缺失是NGO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环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由于不具备合法地位, 导致NGO组织制度不健全, 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NGO在环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3 机制构建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参与主体的界定、参与环节和参与程度、参与方式等方面不明确, 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而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为载体。

3. 1 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关于公众参与和介入的有关细则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公众参与的依据和前提。虽然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的权利进行了程序性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 规定了“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起草过程中, 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细则保障公众或其代表参与到其中。特别是需要将这种程序性权利落实到流域水污染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以及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的立项审批、项目设计、实施、监测评价和验收等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尤其需要明确公众或公众代表或其组织在什么时间节点、以什么方式参与进来, 以及对公众意愿和诉求的回应和采纳, 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效力。

3. 2 设立相应的组织平台, 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参与流域水污染治理

组织是实施制度安排的必要保证。当前, 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强势的利益主体, 如污染企业。原子化的、松散的公众并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代表他们的利益与其他强势集团进行博弈。发达国家在流域管理组织设计上值得借鉴。上文提到的这些发达国家都成立了流域管理局或流域管理委员会或水文联盟等, 从组织上保障公众参与。而且这些机构在性质上独立于政府或者是“半政府性的”, 具有权威性, 同时与各级政府是分工合作关系。委员会是流域内成员的政府合伙机构, 能保证流域成员参与决策, 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都有权发表意见。采取“协商 + 参与”的管理模式。如澳大利亚的墨累 - 达令流域, 依据法律及协定, 流域的主要管理机构包括墨累 - 达令流域部级理事会、社区咨询委员会和流域管理委员会。其中社区咨询委员会来自流域内4个州、12个地方流域机构和4个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表, 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社区咨询委员会负责流域委员会和社区之间的双向沟通, 其宗旨是“确保社区有效参与以解决流域内的水土资源和环境问题”。

3. 3 在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中纳入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和公众参与

项目平台是落实国家流域资源管理各种规划、政策、计划的载体, 也是国家公共资源配置的渠道。因此, 在项目层面引入“社会影响评价机制和公众参与”是落实公众参与的最佳途径。“社会影响评估”识别任何公共或私人项目对特定区域内的个体或群体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通过与利益相关人的参与和磋商, 提升项目的正面影响, 寻找和消除项目产生的负面影响, 尽可能地消除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广泛地应用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中, 也应该引入国内的公共资源管理项目中。国家每年有大量的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上马, 以此为入手点在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引入公众参与。首先, 在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的立项过程中, 公众参与的环节应作为公共资金的配置和下拨的前提条件之一, 无公众参与的项目不会得到项目立项审批和获得资金。其次, 在项目设计阶段, 识别项目的主要利益者, 了解项目可能对当地社区和公众产生的影响, 制定相应的公众参与计划了解他们的意愿和诉求, 并将之反映在项目设计中;同时, 在项目实施、监测和评估中, 将公众或其代表作为项目管理方之一, 全程参与整个过程。

4 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建议

综上所述, 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还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建议。

4. 1 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

要想广泛地动员公众参与流域水污染防治, 首先必须解决水环境信息公开的问题。水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污染控制的基础和前提, 若没有水环境信息披露和信息发布机制, 公众就无法准确获知水环境信息, 无法真正参与到水环境事业中来。充分利用各种媒介, 包括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板报、标语等方式, 提高信息的公开性和对受众群体的可达性。

4. 2 健全法律法规, 提高法律法规的有效性

如上文所述, 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强化公众合法的参与权利, 详细规定公众参与的范围、环节、步骤和途径等;重视对公众意见的处理, 对公众意见进行综合全面的整理和分析, 有针对性地吸取或采纳公众提出的合理的、有建议性的意见, 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并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4. 3 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单个的公民难以实现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实质性参与, 需要将松散的无组织的公众联系成团体, 形成整体的参与力量。公众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代表公众就流域环境问题, 与政府、企业、专家进行平等对话。当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 能够作为公众代表,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谈判, 就流域水污染防治达成协议, 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多重利益矛盾, 共同致力于社区和谐和水环境质量的改善。

4. 4 发展非政府组织 ( NGO) , 提高其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的能力

区别于政府机构和一般商业企业等组织, NGO组织具有公益性、民办性和草根性的特点。国内和国际的民间环保组织、专业协会、社会公益组织在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流域污染监督和治理中, 发挥着积极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公众在社会公益行动中的主动精神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和实践, 是政府社会动员的一个有效补充。因此, 应改革和完善现行NGO登记注册和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有利于NGO发展的公众参与等规定, 解决目前NGO资金短缺的问题;深入调查, 分类指导, 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法律和政策措施。

4. 5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是保证公众参与权利实现的最好形式。但是由于现行法律的缺失, 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往往不予立案受理。实际上, 除政府以外, 其他社会成员也与环境公益的维护和增进息息相关,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大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环境公益诉讼将日益增多, 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在流域管理领域, 公益诉讼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形式。诉讼主体不应该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限制, 任何公民和社会团体都可以对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单位和个人提起诉讼。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有关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价值目标:环境公开、环境公正、环境民主。[11]

4. 6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