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特征

早期特征（精选十篇）

早期特征 篇1

既往研究已证实,腺癌的发生与鳞癌有相似的发病机制。但是,与宫颈鳞癌中几乎100%HPV感染率不同,80%腺癌的发生与HPV相关,仍有20%腺癌与HPV无关。与鳞癌相似,HPV16与HPV 18也是腺癌中最常见亚型,此外,HPV 45与腺癌的关系较鳞癌更为密切。HPV阳性的腺癌患者常见于年轻患者,FIGO分期常见于早期。相反,HPV阴性的腺癌常见于年龄较大的患者,FIGO分期常见于晚期[5]。

1 临床特征

与鳞癌相似,早期宫颈腺癌常无症状和体征。宫颈腺癌患者因宫颈外观正常而容易漏诊。随着病变进展,可出现以下症状和体征。

1.1 症状

1.1.1 阴道流血

疾病早期常常表现为接触性出血,一般发生在性生活后;随病变进展可表现为阴道不规则流血。流血多少依据病灶累及范围不同而不同,如癌灶侵及间质大血管可导致大出血。外生型腺癌一般流血症状出现较早,内生型则出血较晚。

1.1.2 阴道排液

腺癌患者出现阴道排液的比例高于鳞癌,而且部分患者早期仅以此作为唯一症状就诊。排出液体为白色或血性,稀薄如水,量多,伴或不伴腥臭味。如腺癌组织坏死伴感染,可见大量脓性恶臭白带。

1.1.3 晚期症状

依据病灶累积范围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症状。如累积膀胱、输尿管时,可出现尿频尿急、输尿管梗阻、肾积水等症状;如累积直肠及神经时,可出现便秘、便血、下肢肿胀、疼痛等症状。此外,可表现为恶病质、贫血等全身衰竭症状。

1.2 体征

微小浸润腺癌肉眼观可无明显病灶,宫颈光滑或仅表现为宫颈糜烂。50%以上的宫颈腺癌呈外生型生长,随着病变进展,外生型腺癌宫颈可见菜花状、息肉状新生物,质脆,触血明显。少部分病例呈内生型生长,表现为宫颈肥大,以宫颈管壁弥漫增厚为突出表现。晚期腺癌常表现为溃疡或空洞状。如阴道受累,可见阴道穹隆消失,阴道壁见新生物,质硬,触血。如宫旁受累,三合诊可扪及宫旁增厚、质硬、缩短,甚至形成冰冻骨盆。

2 早期诊断

宫颈的腺上皮瘤变也有一系列演变过程。由于腺上皮病变相对少见,加之其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对其癌前病变的评估较鳞状上皮有更大难度。此外,一些术语和组织病理学标准至今尚未统一,都造成宫颈腺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较鳞癌更加困难。

宫颈腺癌的早期诊断目前仍然采用WHO推荐的宫颈癌诊断“三阶梯”法,即宫颈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活检→病理诊断。如肉眼可见宫颈新生物,则直接进行宫颈活检明确诊断。经石蜡病理切片确诊为宫颈腺癌后,应由至少两名有经验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妇科肿瘤医生仔细查体,确定临床分期。依据具体情况,可选择CT、MRI等影像学检查协助评估病情。

2.1 宫颈细胞学检查

目前宫颈腺癌筛查的主要方法之一。诊断结果依据TBS系统分类。如提示腺细胞异常,包括不典型腺上皮细胞、不典型腺上皮细胞倾向瘤变、原位腺癌、腺癌,需要转诊阴道镜检查。但是,相较于宫颈鳞癌,细胞学检查在腺癌的诊断价值较低。因为细胞学取样可能难以收集腺体疾病的细胞标本。根据不同研究,仅有约41%~70%腺癌患者的细胞学检测提示存在有不典型腺细胞。由于宫颈腺体主要分布于颈管及移行带,加之腺上皮病变较鳞状上皮相对少见,细胞学诊断的经验不及鳞状细胞病变,故灵敏度受取样和判读双重制约,导致腺细胞瘤变的筛查有效性相对较低。有研究显示,宫颈锥切前进行的细胞学检查能筛查出原位腺癌的比率仅为38%~50%。

2.2 人乳头瘤病毒(HPV)检测

目前宫颈癌筛查的主要方法之一,最新的宫颈癌筛查指南仍建议将HPV检测与宫颈细胞学检查联合筛查。首次HPV检测年龄建议30岁开始。与宫颈腺癌发病密切相关的是HPV16和18型。如HPV检测结果提示16和(或)18型阳性,建议直接转诊阴道镜检查。

2.3 阴道镜检查和宫颈活检

对于细胞学提示不典型腺细胞及更重病变的患者建议转诊阴道镜,常见的阴道镜异常表现包括宫颈转化区的绒毛样改变、片状改变、厚白上皮样改变。选择可疑病变区域进行宫颈活检。如果未见可疑区,可在移行区3、6、9、12点行定点四象限活检。然而,一些腺细胞瘤变发生的部位更靠近宫颈管内口,建议同时行宫颈管搔刮术。因为阴道镜及活检阴性并不能除外肿瘤性腺细胞病变,对于细胞学提示有腺细胞异常,但活检显示正常的病例,应重复取活检,3~6月密切随访细胞学和HPV。

2.4 宫颈锥切术

宫颈细胞学检查多次阳性,而宫颈活检阴性;或活检提示宫颈原位腺癌,需明确有无浸润癌时,均应做宫颈锥切送病理检查。宫颈锥切可选择冷刀锥切或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

2.5 病理诊断

宫颈腺癌的癌前病变主要包括两大类别,宫颈腺体异型增生和原位腺癌。目前,对于宫颈腺体异型增生的诊断,组织学诊断标准并不统一。鉴于此,一般建议对该类病变进行p16和Ki67免疫组化染色,以便更好地为临床处理提供参考。对于原位腺癌,2003版WHO分类中,对此命名进行了明确定义:正常位置的宫颈腺体部分或完全被恶性上皮细胞所替代。多数的原位腺癌是局灶性的,但大约13%~17%的病例是弥漫或多灶性,少数病例甚至呈跳跃性的多灶病变。2003版WHO分类将宫颈浸润性腺癌分为典型的宫颈腺癌,这是宫颈腺癌最常见的类型,占宫颈腺癌的70%~80%。其他病理分类包括黏液腺癌、子宫内膜样腺癌、透明细胞腺癌、浆液性腺癌、微偏腺癌、腺鳞癌等。

3 面临挑战

因为宫颈腺癌的癌前病变较为罕见,临床早期诊断浸润性宫颈腺癌存在如下挑战:①原位腺癌的形态学特征尚未明确;②病灶常累及宫颈管,取材困难;③浸润性宫颈腺癌常由极小的原位腺癌病灶发展而来;④原位腺癌组织学特征多样,细胞学和阴道镜学特征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因此,细胞学筛查敏感性较低、阴道镜检查者缺乏经验、不典型的阴道镜改变、病变大小及位置等因素都将影响宫颈腺癌及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

参考文献

[1]de Sanjose S,Quint WGV,Alemany L,et al.Human papillomavirus genotype attribution in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a retrospective crosssectional worldwide study[J].Lancet Oncol,2010,11(11):1048-1056.

[2]Castellsague X,Diaz M,de Sanjose S,et al.Worldwide human papillomavirus etiology of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and its cofactors:implications for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J].J Natl Cancer Inst,2006,98(5):303-315.

[3]Ferlay J,Soerjomataram I,Ervik M,et al.GLOBOCAN 2012 v1.0,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IARC CancerBase No.11[EB].Lyon,France: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2013.Available at:http://globocan.iarc.fr.(Accessed on June 25,2014).

[4]Pimenta JM,Galindo C,Jenkins D,et al.Estimate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prophylactic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ation[J].BMC Cancer,2013,13(11):553.

早期特征 篇2

>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而它们之间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步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等，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船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如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便主要是为“强兵”而设。湖北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芦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态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尔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导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皇族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也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吏。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坐镇也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至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的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一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典卖;其他如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闻人驾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近二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际政治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但早于多数内地城市。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89―19)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芦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经济发展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后来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前景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10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则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于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因此，武汉要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须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象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订。

刘国钧先生早期学术译介特征 篇3

关键词：刘国钧 学术译介 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G2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1-0137-05

对中国图书馆界早期代表人物的学术译介问题，目前还未有专文研究。刘国钧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译介，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西学东渐”过程的研究中，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一研究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观刘国钧早期的译介工作，大致具有五大特征。

1 译介哲学，起步学术

刘国钧自1919年7月以后开始较多地发表论著，此时刚经过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界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哲学思想。这一时期，对柏格森、康德、尼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莱布尼茨、狄德罗、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学术思想，都进行了介绍。尤其是杜威、罗素等世界一流的哲学家来华讲演，他们的学术思想更是为国人所瞻目。刘国钧具有哲学专业的学术背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西方哲学家及其学派、学术思想的译介中去，以此来推进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变革。

在《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中，1919至1921年，共记载有刘国钧发表的5篇（部）论著。实际上，在这三年中，刘国钧至少发表30篇（部）论著，其中有14篇（部）是译介作品。1919年，他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5篇是译作。他的最初4篇文章都是译作，第2篇是《福禄伯之教育原理》，这是杜威《学习与社会》一书中的章节。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为期2年又2月有余的讲演活动，通过对刘国钧早期的学术思想研究可以发现，正是杜威的来华，催生了刘国钧的学术生涯，对杜威有关学术思想的译介，成为刘国钧跨入学术思想研究的标志。

2 译介理念，救国为先

任何译介工作，都深具目的性。严复译《天演论》，在于自强保种，宣传“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译介《名学》则在于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倡归纳法、反对先验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译介西学，主要目的在于社会的变革，输入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西方文化价值观，以此在更深层面开展救亡图存活动。

刘国钧则是在“教育救国”的宏观思想指引下，大力开展译介活动的。他在《福禄伯之教育原理》一文的“译者识”中，阐述了翻译该文的目的：“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救国吗，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普及教育。”[1]明确表明了他的救国思想，普及教育就是救国的根本问题。要普及教育，就要对教育进行改革，从小学改革抓起，从儿童抓起，更要从幼儿园抓起。福禄培尔是儿童教育的先启者，他通过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理论，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选择此篇文章作为早期投入学术生涯之作，深刻地体现出了刘国钧欲从教育入手、从儿童入手，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洪流中去的思想特征。

这一特征，成为当时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如代表着职业图书馆学家正式登上图书馆理论舞台的沈祖荣，就在最早的一篇讲演中明确：“故国民智识之进步，与图书馆至有关系。”[2]图书馆以开通民智、补助教育为前提，开通民智正是梁启超等一代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的要务。不论年龄、性别、贵贱，人人都可平等、自由、免费地利用图书馆，“是可知教育普及问题，非图书馆不足以竟全功。”[3]指明了图书馆是普及教育的最佳机构和场所。因为“图书馆是有助于国民提高种种学问水平的重要机关，是导致国家富强的社会教育机关。”[4]完全体现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从中亦可明确，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近代图书馆学家爱国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之源。

3 借助权威，改造社会

学术活动都深具个人和社会历史背景，学术研究范式的变革时期更是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民国初期，这一特征更是鲜明。刘国钧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决定了当时他译材的选择范畴，可以说，刘国钧是带着问题意识而精心选择译材的。从刘国钧的译作中，可以分析出他早期的译作目的，一是要广泛地介绍国外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思想，让国人尽可能地深入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输入新的研究方法，借用西方的智慧改造中国的思想；三是回答中国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刘国钧早期译介的择材特点是借助学术权威，借助原著的权威，达到广泛宣传之目的，这一策略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即是：本土文化对这些译作深具内在的需求；本土文化认为原语文化的标准可作为模范[5]。刘国钧早期的译作内容包括教育、哲学、实业、心理等领域，来源国主要是美国、西欧等一些学术思想领先的国家。从选择译作的个人对象来看，以杜威、罗素、亚里士多德及一些当时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人物为主。在杜威来华演讲之际，刘国钧就认真阅读杜威有关的代表著作，他十分重视对杜威的《学校与社会》一书的领会与消化吸收，将全书简要翻译后留作自用，以便在不断反复的学习过程中获取学术灵感，并于1921年9月正式出版这一译著，深受学界欢迎，一再再版。他与吴蔚人合译的罗素的《政治思想》一书，正式出版于1920年6月。为了更好地研究学术思想源，于1920年11月出版了《亚里斯多德》这一译著。这些译作，成为刘国钧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体现。轰动中国学界的杜威、罗素等学界巨人的来华讲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界的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教育救国”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国钧的译作汇入到了当时学界思想的洪流中。除了“教育救国”外，“实业救国”的氛围也深深地影响着刘国钧，他在1919年译介的《实业的民治主义之试验》和1920年译介的《中国劳工与美国实业之将来》等文章，深刻地揭示了刘国钧的救国思想，除了急需改造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实业的变革，才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体现出刘国钧欲借助权威而达到变革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

nlc202309031310

4 忠实原著，直译为法

近代中国的翻译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19世纪60-90年代，大致是西译中述阶段，由外国人口头翻译，中国人用笔记录，然后再加以整理、润色。例如1868年徐寿在江南机器制造局主持译书工作，由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约280万余字。1895年，进入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翻译时期，这一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出版，严复的天演论也译成（于1897年正式出版），以后开始了意译逐步向直译的转化阶段。例如马群武在1919年前，“他最要紧的工作还是在于翻译哲学书。马译各书均简洁明达，且近直译”[6]，以前这种相当于“译述”、“半译半作”、“豪杰译”、“任意增删”等的翻译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判，并为人们逐渐弃之，此时的“意译”，被重新界定为是直译的补充，而“直译”的方法为学界所重视。鲁迅是“直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7]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对周作人译作的评介是：“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持原文的方法的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8]

刘国钧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严格采用“直译”的方法。除了受时代的影响外，他采用“直译”的方法，大致还有以下原因：（1）对于权威人士的作品，具有一种敬畏感，在译介过程中，尽力保持原汁原味，更有利于学界参考吸收；（2）中国的学术思想已落后于先进国家，要用高保真的译作，保证译作与原作的权威性匹配性，以便更有效地改造中国的学术思想与社会；（3）由于学术积累的问题，无法把握“意思的诠释”。这些原因，归根结底体现出了时代的要求：忠实地再生产，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忠实于原义。因为输入的思想和知识，如果信而不达，读者就得不到真正意义上被介绍者的学术思想，亦即介绍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原作者的思想，如果这样，等于不译。对此，刘国钧在《政治理想》译作的“译者识”中明确：“讲到文辞一层，译者因为常常恐怕与原意有失，不能自由：所以就不自然，而且不妥当的地方也就很多。”[9]这种直译的方法，充分说明了刘国钧学术生涯中严谨的学术态度的实践来源。这一学术态度，在刘国钧一踏上此路之始，就严格执行，且贯穿一生。在他晚年译介“马克”资料时，完全保留了这一风格，他以70多岁的高龄，全文翻译了《Machine——Readable Catalog》（MARCII），并取中译名为《马尔克》。“这一译名后来在我国图书馆尽人皆知，以至于我们在编写大百科全书‘图书馆技术’分支时，专门讨论是用‘马尔克’还是用‘机读目录’作为词条的名称。”[10]由于刘国钧严谨的“直译”方法与态度，他翻译的《马尔克》成为专家组研究CMARC最重要的蓝本。当时许多学习、研究图书馆自动化的人，手头必备《马尔克》，亦是1982年我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制订《书目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国家标准GB2901-82》的主要参照用书。

刘国钧精通英语，在上学和参加工作之初，就翻译多部著作，以后又经多年的美国留学生活，可以说，掌握英语的程度已与母语相当，他将MARC翻译成“马尔克”，正是深刻地体现出了他的译文宁在“信”上多下功夫，在翻译的过程中，宁可多保证原文意思的表达，而不愿为求“雅”而牺牲部分原意。正是有此追求，他的《马尔克》才会获得国内专家的充分信任，成为制订最具权威的规则过程的最具权威的译本。他所翻译的《政治理想》一书，自1920年6月首版后，一直成为学界最具吸引力的译本，尽管当时该书译本有多个版本，但刘译本至1932年8月已出至第10版。如此深受学界欢迎的状况，在同一种书的其它译本中没有出现过，在学界其它原著的多种译本中也是罕见的，说明刘国钧对译本选择的成功，亦说明了他出色的语言翻译能力，更说明了他这种严谨的“直译”方法的价值。

5 译者识述，阐明目的

刘国钧对译材的选择是十分认真、严肃的，都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才确定的。他所发表的译作，没有偶然性或随意性。他在译介过程中，将源语言的地理空间，置入新的目标语的地理空间中加以考察，从而使源文本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然而，这一过程中所传达的信息不是等量的，更由于原作与译作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以及各自目的的不同性，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传播中，亦必然会取得不完全相同的效果。因此，许多译者都会通过前言、跋等将译作的目的加以说明。在近代译界，译者则通常会通过类似于前言的“译者识”加以阐述。例如严复的重要译著《社会通诠》出版于1904年，该书由著名学者甄克思著，在严复的“译者序”中可以看出，严复之所以译介此书，主要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与理解社会进化的一般规律，从而帮助国人更好地认识国情。

刘国钧早期的许多译作，就是通过“译者识”传达了他译介的目的。他通过译介大力宣传“教育救国”思想，教育必须普及，要改造社会，“没有社会教育，就不能达这目的。”[11]改造教育是改造文化的根本，美欧在教育改造等各方面已走在前列，因此，“我们要使世界的美国化……我们所要的，是一种深切社会化的教育。这种教育，要顾及人道的大社会。”[12]这些思想，对刘国钧近代图书馆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中最主要的机构之一，面向所有民众，是终身教育的理想场所，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刘国钧为什么终身从事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线索与思想发展脉络。

刘国钧为什么要翻译杜威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他在“译者识”的开端即明确：“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而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13]杜威的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学校就是小社会，以及儿童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刘国钧。“新教育之精神，以余所闻，即教育与生活相合是也。杜威博士即为倡此说于美者。”[14]他在芝加哥创设一新型的小学校，以其教育思想的展示，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此《学校与社会》一书即此实验之结果也。书之要旨，即教育应与生活为一，学校为社会之雏形，而一切设施均宜以儿童为中心而利用其天性。”[15]儿童教育问题，为刘国钧打开了新的思路，由儿童教育而想到儿童图书馆，如果在儿童时期就能养成利用图书馆的习惯，这不就是社会教育中的理想吗？也许这就是引发刘国钧撰写《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这一重要文章之原因吧。

nlc202309031311

刘国钧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要通过改造教育而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要改造社会，必须全面了解各种社会制度的特征，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选择社会改造的方向与途径，这就是刘国钧译介罗素《政治理想》一书的根本目的。原著于1917年出版，刘国钧在1920年就把它翻译出版，这确实是最新思想的输入了。“在这本书里，著者不但把现在社会上制度的缺点，一一指出；并且推求他的来因；而于补救的方法，又复详细说明，真真是关于社会改造的一本书。”[16]中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可以将它作为改造社会的镜子，通过国外改造社会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在社会改造的道路上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由此可见，刘国钧以后对欧美图书馆事业的介绍，同样出于如此目的。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展中国的各项事业，成为刘国钧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1920年时就已较多地展示出来。

欧美近代哲学思潮的发展，形成了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种批判、反思。学术思想自由，学者不可随波逐流，“但我们要反对一种学说，便不能不将所反对的稍微知道一些，这也是学者所应有的态度。”[17]刘国钧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代表了古希腊的一种“形式论理学”，而作为当时哲学潮流的“试验伦理学”的发展，必须要了解以前的哲学发展。学术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对比和选择中不断前进的。如果没有物种不变的观念，就突出不了进化论的奇妙。古希腊思想是西方的学术源头，在欧洲思想界统治了一千多年，不研究他们的思想以及演变过程，就不能深刻理解新思想的“新处”和“奥妙”之处，“译者所以译这本小书的缘故，就是如此。”[18]刘国钧希望通过该书作一个研究亚氏的引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国情，创建特色，刘国钧的学术生涯时时把握着这根学术之主线。

6 结语

刘国钧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学术道路从哲学到图书馆学；从译介到著述，同样在图书馆领域中极具代表性。这一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学术之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融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面考察的极好视点，亦是图书馆爱国精神的含义在时代背景下的转折。

就刘国钧之个案研究而言，研究其从译介踏上学术之路，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早期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哲学、社会、心理、教育等领域，这些领域是以译介工作为主的。因为具有国际认可的、中国学术界崇拜的学术权威，如杜威、罗素等，通过译介，可以快速地“拿来”甚至直接运用于中国的社会改造，其“致用”之目的完全和时代相合。与此同时，又兼具图书馆学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的工作并非译介，而是著述，从《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到《动的图书馆》、《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等，无不如此。当然，其中亦包含运用翻译而获得的信息，如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一文中，如果没有许多美国图书馆界的原文作参考，是不会著得如此深入、详细、深刻而简洁明了的。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以及远没有达到重视的程度，以至在当时中国学界（包括图书馆界）没有能够被国际认可的学术权威人士；没有非常适合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权威性论著，尽管当时已开始有学者不断地对国外相关图书馆论著的翻译介绍工作，但这一工作的力度与影响，是无法同当时教育、哲学等领域相提并论的。因此，刘国钧在早期研究生涯舍弃图书馆领域的学术译介之路，通过著述，构建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的学术思想，这一学术路径，恰恰又是建筑在对图书馆事业初具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他在学期间，参与图书馆工作，获得了图书馆建设、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毕业后留校参加图书馆工作，通过全职的图书馆工作，对图书馆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留学时，通过图书馆学的研习，又从理论上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理论水平，又通过在美国的参观、实习，取得了第一手的国际领先的管理水平的经验，从而为他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也深刻地揭示了刘国钧审时度势、严格选取译材的严谨的学术特征。

在刘国钧主编期间，《图书馆学季刊》刊载了许多重要的译作，体现出了主编的办刊思想，同时，刘国钧本人亦通过“撮要”，大量译介国外有关的著作，该栏目成为该刊重要的、深具特色的栏目之一，通过这一栏目，向知识界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先进思想。在建国初期，“以苏为师”阶段，又通过译介前苏联的相关著作，很好地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再次转型。这些译著，成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指导。在晚期对“马克”资料的翻译，从刘国钧个人学术生涯而言，似乎又回到了起点，通过对权威资料的译介，以此为蓝本，促进中国学术界的进步与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对刘国钧译介工作的研究，既是学术思想研究中的个案，更是图书馆思想史中整体的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环节，通过研究，达到更真实地厘清中国近代以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1]刘衡如.福禄伯之教育原理[J].教育周刊，1919，（23）：世界教育新思潮栏目.

[2][3]沈祖荣.在报界俱乐部学说图书馆事业[A].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百年文萃：空谷余音[C].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18-21.

[4]沈祖荣.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A].丁道凡.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1-9.

[5]杨丽华.中国近代翻译家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132.

[6]贺麟.林纾严复时期的翻译[J].清华周刊，1926，（纪念号增刊）：235-239.

[7]方华义.20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134.

[8]高丽华.中外翻译简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97.

[9][16]（英）罗素.刘衡如，吴蔚人译.政治理想[M].上海：中华书局，1920：译者识.

[10]沈迪飞.中国机读目录的开拓者——纪念刘国钧教授[A].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40-343.

[11][12]刘衡如.本于社会什之教育改革[J].教育周刊，1919，（2）：世界教育新思潮栏目.

[13][14][15]（美）杜威.刘衡如译.学校与社会[M].上海：中华书局，1921：译者识.

[17]（英）铁聂尔.刘衡如译.亚里斯多德[M].上海：中华书局，1920：译者识.

作者简介：吴 年（1954-），男，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基础理论、图书馆史。

新能源汽车早期采用者特征识别 篇4

近年来,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和人们对生态平衡恶化不断增长的认知水平,迫使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替代能源汽车。[1]但目前全球替代能源汽车消费市场仍未出现较大的突破。而低碳经济时代,作为创新产品的新能源汽车(我国广泛使用的术语),只有被大众广泛采用,才能真正缓解能源危机、减少环境污染。

根据Rogers对基于创新的社会系统内个体的划分,创新产品的采用者可以归纳为5类,即:创新采用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落后采用者。[2]国外学者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采用意愿及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特征。早期采用者特征的识别,可能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突破口。

总的来看,新能源汽车采用意愿较强的消费者大多比较富裕且教育水平高,“混合家庭”是早期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利基市场,时尚环保者和驾车成本敏感者是潜在的早期购买人群。

二、新能源汽车早期采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

1、收入高且受教育程度高。

根据Scarborough Research研究,混合动力车主多是富裕的、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在拥有或租赁至少一辆混合动力汽车的美国家庭中,近一半有着10万(美元)或更多的年收入,大部分混合动力车主有大学文凭。[3]J.D Power报道指出,在美国,对环境友好汽车表达了强烈购买意愿的购买者更可能是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且有较高的家庭收入。[4]Erdem等从发展中国家土耳其的视角,研究了消费者对节能型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也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和收入越高者,为混合动力汽车支付溢价的意愿越高。[1]已有调查指出电动汽车在备受瞩目的社会名流中已经正在普及。

2、比平均车主年龄稍大。

Scarborough Research研究表明,大部分混合动力车主比车主平均年龄大。[3]J.D.Power指出,在美国,对环境友好汽车购买意愿强烈的购买者往往比新购车用户平均大近4岁。[4]Florenthal和Grossman研究表明,年轻的Y一代对混合动力汽车的购买有很多顾虑。[5]当然,一些研究也指出,有较高收入的年青人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较强。

3、女性采用意愿普遍要高。

许多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新能源汽车采用意愿普遍要高。Dagsvik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对待替代燃料汽车的态度更为保守。[6]在美国,对环境友好汽车购买意愿强烈的购买者更可能是女性。[4]在新能源汽车的支付意愿方面,虽然男性为最高溢价的支付意愿要比女性高0.6%,但男性比女性为最低溢价支付的意愿低5.9%。[6]Chiu和Tzeng通过台湾用户对电动摩托车的偏好评估发现,女性更喜爱较低排放水平的车。[7]

三、新能源汽车早期采用者的生活方式特征

1、“混合家庭”是早期利基市场。

虽然性能中等的电动汽车,即使油价上涨很多,也没有显著的市场;但是电动汽车可能找到最初的利基市场是:作为拥有两辆或多辆汽车的中产及中上层家庭的第二辆汽车。[8]Kurani等人指出,与环境信念相比,更宽广的生活方式议题,是更好的纯电动汽车市场的最初过滤器,关键是要为其新技术识别出一个早期市场。[9]这即是“混合家庭”(Hybrid household),是指拥有至少两辆汽车并且其中一辆只用于市区交通及其它短程旅行的家庭。进而找到了适合混合家庭生活方式的一大好处,即在家充电。[10]因此,电动汽车有限的续驶里程性能刚好契合市区私人交通的行驶需要,如: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常购物、参加社区活动等;[11]而在长途旅行时,混合家庭可以使用其他车辆。

2、环保且时尚。

Kahn比较研究了环保及非环保主义者在消费模式上的差异,结果表明,环保主义者比非环保主义者更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出行、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及消耗较少的汽油。[12]Heffner等人从符号学视角,实证研究了购买混合动力汽车的象征意义。[13]他们发现,购买HEV是作为对环境关心的反应,表明车主对石油厂家的支持减少;此外,许多车主购买新能源汽车是由于其是新的、先进技术的汽车。Erdem等研究也表明,担心全球变暖的环保消费者更可能为混合动力汽车支付溢价。[1]

此外,麦肯锡公司2010年对上海、纽约、巴黎三大国际大都市电动汽车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时尚环保者”是电动汽车的早期主要购买人群之一。贝恩公司2010年发布的电动汽车调研报告中指出,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相对成熟的市场,“高端消费者”是早期购买电动汽车的主流人群,他们愿意支付较高费用购买这类车型,以获取“生态威望”和“与众不同”等满足感。[14]

3、注重驾车成本。

麦肯锡调查指出,电动汽车的早期购买人群(达到30%的潜在购车人群),除了“时尚环保者”外,还有“驾车成本敏感者”。[14]与汽车的环保属性相比,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更注重的是货币成本和性能等因素。比如,混合动力汽车因其燃料经济性高,能为车主省钱,是明智消费者的交通选择。[13]此外,贝恩公司的调查表明,中国的车主较多抱有实用主义购车理念,中国电动汽车消费者中“价格敏感者”占最大比例,他们对汽车价格的起落非常敏感,同时较为看重实用性,比如充电时间长短、充电地点是否方便等。[15]由此可见,注重驾车成本的实用主义者会考虑购买新能源汽车。

四、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启示

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国外研究成果对我国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消费者对汽油驱动汽车的经验较少,且已经习惯于短距离、低速度通勤,这些情况是当前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所欢迎的。

基于此,在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初期,要首先识别早期采用人群的特征,将早期市场推广的目标首先锁定拥有高收入的社会名流、企业主、企业高管、富Y一代等消费群体,其次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产“混合家庭”、时尚环保者、高收入职业女性、驾车成本敏感者等消费群体。在此基础上,把握潜在早期采用者的心理特点,结合早期采用群体对新能源汽车属性偏好的研究,进行匹配的产品开发。

其次,通过向潜在的早期采用者宣传推广新能源汽车低碳环保的优势、高端时尚的象征,以及使用上的经济益处(如:节约燃料、维修成本低)等,有效激发潜在早期采用者的采用意识。此外,可制定优惠政策措施,除了购买补贴外,还可提供优先的停车地点或免费的市区停车位等,使可得利益变得更有形,从而加速其采用过程。

众人拾柴火焰高。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的最终撬动,需要生产商、经销商和政府共同努力。而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强烈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采用决策。虽然由此会产生巨大的额外成本,但最终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的外部性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广泛采用而逐渐降低。

摘要：在低碳经济时代,作为创新产品的新能源汽车,虽然倍受关注,但消费市场仍难有突破。而新能源汽车早期采用者特征的识别,对于早期市场推广极其重要。国外研究表明,新能源汽车早期采用者大多比较富裕且教育水平高,比平均车主年龄稍大,更多的是女性;此外,“混合家庭”是早期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利基市场,时尚环保者和驾车成本敏感者是潜在的早期主要采购人群。这些研究结论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早期推广有着重要启示。

早期特征 篇5

关键词：引进动漫 媒体特征 跨媒体叙事 跨媒体互文性

引言

跨媒体传播是动漫艺术及产业的基本传播模式，对现代叙事艺术及文化内容产品的传播方式构成了深远影响。我国于本世纪初期将动漫产业的概念正式界定为：以“创意”为核心，以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包含动漫图书、报刊、电影、电视、音像制品、舞台剧和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新品种等动漫直接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播出、演出和销售，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产业①。其中所涉及到的多种相关媒体的协同传播机制明确阐述出了动漫艺术的跨媒体传播特征及传播渠道需求。而对于中国动漫艺术研究而言，其跨媒体传播特性的形成恰恰起始于早期引进外国动漫作品的传播过程之中。

一、早期引进外国动漫作品的媒体结构分析

跨媒体传播是动漫艺术产品的重要传播特征。美国跨媒体游戏设计师安德烈娅·菲利普斯（Andrea Philips）认为跨媒体叙事“将不同的媒体成分（如影视、电子游戏、产业漫画等）交织于一体且每一媒体渠道都为整体叙事的展开做出贡献②”。在我国引进外国动漫作品初期，正是由漫画、动画、游戏以及衍生周边等多种媒体形式的跨媒体传播为我国本土动漫受众建立起了跨媒体的文化产品接受习惯。

1.动画与漫画媒体的初期传播机制

我国播放动画影片的传统由来已久，所播放过的国内外动画影片数量众多。而促成我国内地形成最初期的跨媒体传播效应的动画影片是其中涉及到诸如漫画（manga）、游戏、手办模型、玩具等衍生传播媒体并形成了用户的跨媒体消费体验模式的诸多外国动漫内容产品。以北京地区为例，经由电台公开播映而形成完整而巨大的跨媒体传播效应的首部引进动画片为1991年于CCTV2台引进播出的日本动画系列片《机器猫》（ドラえもん，东京宝冢映画株式会社）。该片借由其漫画版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在内地建立起的受众基础，通过中央与地方台同时播放，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传播于全国。同年于BTV1台引进播出的日本动画系列片《天才博士和他的机器娃娃》（Dr.スランプ アラレちゃん，日本东映映画社）则以动画媒体为先导的形式与1992年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阿拉蕾》（Dr.スランプ，鸟山明）形成了基本的跨媒体传播效应。而同年于BTV1台引进播出的美国动画系列片《忍者神龟》（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则继我国于1988年引进首播的《变形金刚》（Transformers）之后，将美式跨媒体传播模式延续于我国动漫消费市场，即多以动画、玩具衍生品及电子游戏的跨媒体形式传播。

随着时间推进，我国内地于1992年地迎来了外国动画影片引进的黄金时期。同样以北京地区为例：BTV1台的《圣斗士星矢》（聖闘士星矢，东映动画株式会社）、《头领战士》（Transformers： The Headmasters，东映动画株式会社）、《太空堡垒》（Robotech，Harmony Gold）、《特种部队》（G.I.JOE，Hasbro/Marvel）等四部日、美产业动画大片的传播，终将外国动漫产业颇具核心产业特征的跨媒体消费模式根植于了我国的动漫产品的消费群体间。与四部动画系列片相关的众多媒体类型的衍生产品也将动漫文化产品的跨媒体消费模式与动画片的单一媒体接受模式明确地区分开来。

2.游戏与玩具媒体的完整传播机制

在电子游戏等动漫衍生媒体领域，电子游戏平台主机在我国内地的引进以及各类日、美动漫衍生产品的普及为动漫文化产品的跨媒体传播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自从1983年日本任天堂株式会社（Nintendo Co.， Ltd）发布8位电视游戏平台主机“红白机”（FC，即FamiCom）起，各种香港和内地仿制的FC主机在我国广泛传播。众多日、美动漫作品所衍生的电子游戏将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单向互动式动漫叙事媒体及消费模式引进我国。这一媒体形式随着电子游戏主机平台的更迭而持续发展，至今依然是动漫相关媒体形式中的核心成分之一。

南加州大学传媒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其著作中转述了传媒学者伊藤瑞子（Mizuko Ito）对于“媒体组合”文化的阐述：这种文化推崇的媒体组合战略使内容得以在掌上游戏机或手机之类的便携设备、收藏品以及固定娱乐场所中传播，……这些特许产品鼓励消费者之间各种形式的参与和社会互动③。因此电子游戏媒体协同动画及漫画媒体构成了动漫跨媒体叙事的主体形式，而对于媒体引进形式相对单一（多以动画方式而非漫画方式引进我国）的美国动漫产品而言，游戏媒体甚至成为与电视动画协同传播的唯一媒体途径。

除了电子游戏媒体之外，动漫相关的玩具及衍生产品也是动漫跨媒体传播的重要环节。日、美出品的动漫相关玩具模型及不干胶贴画等丰富多样的周边衍生产品将动漫叙事从二次元及虚拟的电子世界中物化于现实，使用户的动漫文化产品消费体验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变形金刚》、《忍者神龟》、《特种部队》等美国玩具，以及《圣斗士》、《高达》、《宇宙骑士》等日本模型产品，都切实地扩展并完善了中国文化内容产品市场的跨媒体传播模式。

二、早期引进外国动漫的媒体特征分析

菲利普斯于其著作中提及到：“跨媒体一词由南加州大学文化理论家玛莎·金达博士（Marsha Kinder）于1991年所首创，并使用‘跨媒体互文性（transmedia intertextuality）一词以描述诸如《忍者神龟》般令相同角色在不同的媒体形式中穿插出现的作品，……詹金斯则重构了金达的表述，创始并推广了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概念以表达类似于《骇客帝国》（Matrix）般的重度融合性叙事④”。跨媒体传播模式的这两个基本传播机制也均体现在了我国早期引进外国动漫作品的传播过程之中。

1.跨媒体叙事机制分析

在当今多渠道、多平台的媒介时代，衍生出了一种利用不同媒体进行故事创作的新型叙事方式，称为“跨媒体叙事” ⑤。在此种叙事中，不同的媒体成分交织于一体，使角色得以先后穿梭于不同媒体中⑥]。 这种媒体机制显著提升了动漫产品的内容感染力及受众对动漫作品的情感投入。

以笔者经历为例，笔者于1991年通过亲友途径获得了一款名为《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聖闘士星矢——黄金伝説，万代株式会社）的日本原装FC卡带游戏，因此得以通过游戏途径率先于其他《圣斗士》漫画版（1988年出版）的读者接受到了《圣斗士》动画版（1992年播映）的诸多叙事信息，其中包括动画配乐、角色、配色、剧情等新的叙事因素。也因此在次年北京首播《圣斗士》动画版时相较于身边亲友而言以更高的情感代入获得了记忆终生的艺术接受体验。这就如同詹金斯所言的：“为了创造出统一而协调的娱乐体验，而将故事的整体元素系统性地散布于多种相分离的渠道的过程呈现” ⑦。

2.跨媒体互文性机制分析

“文本间性”是指一部作品涉及或借用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台词、情节或创意时，所涉及的文本之间的关系⑧。而互文性机制对跨媒体传播的影响主要就在于，受众在跨媒体接受过程中依据先、后接触媒体内容的文本间性关系而对新内容的认可程度及情感区别。

同样以笔者经历为例，另一代表性案例与日本系列动画片《超时空要塞Macross》（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相关：当笔者儿时初次接触到一款同名FC游戏（超時空要塞マクロス，南梦宫）时，通过游戏画面内容迅速识别出此款游戏与1992年播放的动画片《太空堡垒》的高度一致——事实上，《太空堡垒》（Robotech）是由美国金和声（Harmony Gold）公司于1985年将三部独立的日本动画作品即《超时空要塞》、《超时空骑团》（超時空騎団サザンクロス）、《机甲创世记》（機甲創世記モスピーダ）的画面重新编辑而成的原创电视动画系列片，因此具有大量与《超时空要塞》完全相同的视觉叙事元素。但是由于两部影片各自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配音与配乐，所以造成了影片插曲配乐层面上的诸多叙事差异。例如《太空堡垒》第21集中出现了英语插曲《我的成名时刻》（My Time To Be A Star，[美] Reba West演唱），而相同的影像在《超时空要塞》中配以的则是日语插曲《小白龙》（小白竜，[日]饭岛真理演唱》。儿时的笔者因率先收看过《太空堡垒》而未曾接触《超时空要塞》，所以对游戏中截取自动画版《超时空要塞》插曲《小白龙》的BGM（游戏背景音乐）感到陌生与不适应，这就是从配乐层面体现出的叙事互文性断裂所造成的跨媒体传播障碍。而数年后当笔者经由卫视中文台（今凤凰卫视）播放的动画版《超时空要塞》听到其插曲《小白龙》时，立即因回想起游戏版《超时空要塞》的BGM旋律而激发起亲切而畅快的情感体验，这段经历充分体现出了跨媒体互文性对于推动动漫内容叙事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美国动漫对于我国内地动漫受众而言具有不同于日本动漫的微妙差异之所在——由于缺乏对漫画媒体产品的引进，导致了美国动漫在叙事互文性上相对薄弱。

以上内容以较为简略的形式归纳出了我国早期引进外国动漫作品的媒体传播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日、美动漫跨媒体传播模式对这一引进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内容产业的市场空白成为我国快速引进外国相对成熟的动漫内容产品的契机。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却也造成了我国本土动漫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内地动漫消费文化圈至今未能戒除的对外国动漫产品的依赖以及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面对这些个问题，首先需要我国发展出产业模式成熟的本土化动漫产业，并持续出高质量的动漫内容产品。可喜的是，经由碎片化地引进并吸纳外国动漫文化产品及产业模式的多年酝酿，我国动漫产业已逐步形成并于近年间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我国动漫产业总值超过1000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14.84% ⑨。在现今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媒体传播模式的深化研讨成为中国动漫艺术研究的重要命题。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6/content_310646.htm， 2006-04-25.

②④⑥⑦Philips， Andrea. A Creators Guide to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How to Captivate and Engage Audiences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M]. New York：McGraw·Hill， 2012.18，17-18，18，18.

③⑧亨利·詹金斯，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跨媒体叙事”改变文化产业局[EB/OL].http：// wzb.mof.gov.cn/pdlb/yjbg/201304/t20130426_843253.html，2013-04-01.

⑨王珏殷，辛晓彤，杨威.2014年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EB/OL].http：// media.people.com.cn/n/2015/0313/c394672-26688504.html，2015-03-13.

年轻早期宫颈癌病理特征及临床分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6年1月~2010年6月在我院诊治的年龄≤35岁的早期宫颈癌患者48例为研究组, 平均年龄30.1±4.9岁。选择同期>35岁的早期宫颈癌患者60例为对照组, 平均年龄57.7±6.5岁。研究组患者怀孕次数 2.5±1.5, 对照组为4.9±2.2, 两组比较P<0.01; 研究组生产次数 1.7±1.1, 对照组2.4±1.6, 两组比较P<0.05。48例年轻妇女宫颈癌患者中因性生活后接触性出血来院就诊者30例 (62.50%) , 因不规则阴道流血就诊者13 例 (27.08%) , 因阴道分泌物增多就诊者5例 (10.42%) 。对照组以不规则阴道流血及绝经后阴道流血为主, 共占63.80%;有接触性出血者仅占24.80%, 较前者明显减少 (P< 0.05) 。两组患者均无宫颈癌家族史, 均经手术治疗, 术后经病理确诊, 临床资料及术后随访资料完备。

1.2 分析内容

分析患者的临床症状、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盆腔淋巴结转移率及手术方式。临床分期采用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2009) 修订的临床分期, 病理类型和组织学分级按WHO原则, 所有病人均有明确的病理诊断。

1.3 治疗方法

48例患者中, 13例ⅠA1期因生育要求行宫颈锥切术, 1例ⅠA1期行筋膜外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4例ⅠA2~ⅡA期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巴清扫术。

1.4 随访

全部患者术后1年内第1个月随访1次, 然后每3个月随访1次;以后2年内每半年随访1次, 3年后每年随访1次。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2.10统计软件, χ2分析和t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特征

研究组患者HPV 16、18检测阳性率85.37%, 对照组为81.04%,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患者宫颈形态均以外生型为主, 研究组中外生型占60.12%, 对照组中占62.34%,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病理类型及组织学分级

癌细胞的类型、分化程度与宫颈癌转移、预后有直接的关系。在病理类型中研究组鳞癌、腺癌分别为95.12%、4.88%, 对照组分别为94.26%、5.16%。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均以鳞状细胞癌为主。在组织学分级中, 两组低分化比例分别占42.00%和13.18%, 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淋巴结转移

两组中有淋巴结转移的宫颈癌患者均以闭孔淋巴结转移为主, 研究组共14例, 淋巴结转移率为29.17% (14/48) ;对照组21例, 淋巴结转移率为35.00% (21/60) , 研究组和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

2.4 随访情况

本组随访时间0.5~5年, 复发4例。

3 讨论

3.1 发病趋势

近十年来, 国内外均有报道宫颈癌呈年轻化趋势。根据国外文献, 目前将年龄≤35岁的宫颈癌称为年轻妇女宫颈癌。宫颈癌年轻化趋势的原因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 初次性交年龄过早或多个性伴侣:有研究表明, 20岁以下开始性生活并有多个性伴侣者患宫颈癌的危险度增加5~6倍[3]。 (2) 性生活紊乱:性传播性疾病的发病率增高, HPV的感染[4]是导致宫颈癌的重要病因, 尤其是高危型HPV 16、18 。本研究显示, 48例年轻宫颈癌患者HPV 16、18检测阳性率高达85.37%, NCCN指南也将HPV 16、18检测作为细胞学异常时的分选方法[5]。亚洲女性中常见的HPV感染类型有HPV 58、33、42, 感染的差异性可能与地理、民族等因素有关。 (3) 已有证据显示鳞癌与吸烟密切相关[6]。 (4) 宫颈癌筛查的广泛普及使宫颈癌的总死亡率下降, 宫颈鳞癌患者的总生存率上升, 但宫颈腺癌患者的预后却未得到明显改善。

3.2 临床病理特征

有研究显示, 年轻宫颈癌组主要的临床表现仍然为接触性阴道出血, 年轻宫颈癌与中老年宫颈癌患者在病理学类型及淋巴结转移比较无明显差异。本文研究组中低分化比例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癌细胞的分化程度决定其侵袭能力及预后。

3.3 治疗特点

宫颈癌治疗主要以手术、 放疗为主, 但化疗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显示[7], 年轻宫颈癌患者的肿瘤具有更强的侵袭性, 建议有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均接受积极的治疗。对于术后辅助治疗与患者生存率之间的关系, 需进一步研究, 以免发生过度治疗。

最新的NCCN宫颈癌治疗建议:ⅠA1期宫颈癌患者行筋膜外子宫切除术, 如果患者要求生育且锥切活检切缘阴性, 可以严密观察;如果有淋巴脉管侵犯, 则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巴清扫术。ⅠB期、病灶<2cm、年轻、保留生育功能行宫颈广泛切除。ⅠB1期及ⅡA期、病灶≤4cm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巴清扫术+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或同步放化疗。ⅠB2期及ⅡA期、病灶≥4cm者治疗方案有三种: (1) 巨块型: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巴清扫术+腹主动旁淋巴结取样; (2) 术中发现淋巴结转移行盆腔放疗+同步化疗+近距离放疗; (3) 复发宫颈癌行盆腔放疗+同步化疗+近距离放疗 (腔内后装) +辅助性子宫切除。

总之, 宫颈癌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 防治的关键在于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年轻女性当出现接触性出血时, 应引起高度重视, 及早进行妇科检查, 排除宫颈癌可能, 及时发现和治疗宫颈癌前病变, 终止其向宫颈癌的发展。因此, 减少患者发病及提高治愈率仍是医患双方共同高度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登凤, 胡丽娜.宫颈癌的预防研究进展[J].肿瘤预防与治疗, 2008, 21 (4) :349-352.

[2]丁慧, 郑敏, 李俊东, 等.颈管型宫颈癌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信息, 2010, 23 (5) :1235-1237.

[3]章文华, 李楠, 吴令英.重视宫颈癌患者年轻化的趋势[J].浙江肿瘤, 2000, 6 (2) :112.

[4]梁立治, 尧良清, 黄欣, 等.35岁以下子宫颈癌235例临床分析[J].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00, 16 (9) :545.

[5]Dai M, Bao YP, Li N, et al.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in Shanxi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population-based study[J].BritCancer, 2006, 95:96-101.

[6]Appleby P, Beral V, Berrington de Gonzalez A, et al.Carcinoma of thecervis and tobacco smoking:collaborative reanalysis of individual data on13541 women with carcinomal of the cervis and 23017 women withoutcarcinomal of the cervis from 23 epidemiological studies[J].Int J Canc-er, 2006, 118:1481-1495.

早期特征 篇7

关键词：重症,手足口病,早期识别

手足口病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儿童常见传染病, 临床表现为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出现皮疹, 伴或不伴发热;大多数患儿预后良好, 极少数进展为重症且发展迅速。表现为脑炎、脑干脑炎、脑脊髓炎、神经源性肺水肿等。临床医师及早发现重型病例, 能够及时对症处理以防止病情恶化, 可明显提高抢救成功率, 降低病死率, 现就我院2011年3月至8月收治的209例重症手足口患儿的流行特征及临床表现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自2011年3月至8月共收治手足口病患儿2200例, 其中确诊为重症手足口病患儿209例, 发生重症比率为9.5%, 分别是去年同期的3倍和10倍。

1.2 诊断标准

根据我国卫生部制定的《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0年版) 》的诊断标准[1]。

1.3 临床分期

1期为手足口出疹期, 表现为发热, 手、足、口、臀等部位皮疹。2期为神经系统受累期, 表现为精神差、痴睡、易惊、头痛、呕吐、肢体抖动等脑炎、脑脊髓炎样综合征。3期为心肺功能衰竭前期, 表现为心率、呼吸增快、出冷汗、皮肤花纹、血压升高、血糖升高等。4期为心肺功能衰竭期, 表现为心动过速, 呼吸急促, 口唇紫绀, 咳粉红色泡沫痰或血性液体, 血压降低或休克。5期为恢复期[2]。

1.4 统计方法

所有统计学分析均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

2 结果

2.1 发病年龄、性别及人群分布

209例重症病例中位发病年龄为2.0 (1.42±3.00) 岁, 最大5.6岁, 最小4月龄, 其中3岁 (含) 以下187例, 占89.6%。男116例 (62%) , 女71例 (38%) 。市区儿童12例 (5.8%) , 乡镇儿童197例 (94.2%) 。见表1。

2.2 临床表现

重症早期表现惊动占7 7.5% (1 6 2/2 0 9) , 精神差占1 3.8% (29/209) , 呕吐占15.8% (33/209) , 嗜睡占6.2% (13/209) , 血糖高占65% (136/209) , 高血压占53.6% (112/209) 。

2.3

从第1期至第2期所需时间平均48～72h, 而第2期至第3期所需时间8～20h, 第3期至第4期所需时间仅3～5h。平均从第1期至第4期所需时间62h。

2.4 治疗

根据卫生部制定的《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0年版) 》, 一般治疗给予利巴韦林, 重症给予甘露醇, 及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

2.5 治疗转归

治愈98.56% (206/209) , 死亡1, 44% (3/209) 。

3 讨论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临床症候群, 具有临床表现多样的特点, 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多数病例临床表现较轻, 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重症病例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损害, 引起脑炎、弛缓性麻痹、心肌炎、肺水肿等症状, 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 可导致死亡。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20多种, 其中柯萨奇病毒A16 (Cox A16) 和肠道病毒EV71最常见[3]。有研究认为[4,5]EV71与CoxA16所致手足口病在临床症状上难以区别, 但EV71感染易伴发无菌性脑膜炎、脑炎和神经源性肺水肿等, 危害性更大, 而Cox A16可能就是单纯的手足口表现多一些。我国从六十年代以来, EV71与Cox A16的感染交替出现, 本组资料中209例重症患儿进行了病原学检查, EV71感染占66%, 柯萨奇病毒Cox A16占10%, 死亡3例均为EV71感染, 而且容易引起重症病例, 因此, 笔者通过分析209例重症患儿的临床特点, 归纳出哪些患儿有可能在短期内发展为危重病例, 提醒临床医师密切观察患儿存在惊动、呕吐、持续发热、精神差、嗜睡、血糖、血压等病情变化, 开展必要的辅助检查, 特别是在第2期就给予必要的治疗, 尽量阻止进展至第3期, 因第3期至第4期只有3～5h, 到第4期病死率极高, 所以第2期是治疗的关键, 在第2期给予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 绝大多数治可愈, 治愈率为98.56%。高血糖、高血压是第2期转化为第3期的危险信号, 有针对性地做好救治工作, 以降低病死率。

手足口病好发于5岁以下儿童, 尤其是婴幼儿, 本资料中3岁以下病例占了89.6%, 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农村儿童发病率明显高于市区儿童, 其居住的卫生环境较差、卫生观念不足、农村留守儿童多等有关。

重症患儿209例中, 惊动162例 (77.5%) , 呕吐33 (15.8%) , 持续高热16例 (7.7%) , 精神差29例 (13.8%) , 嗜睡占6.2% (13/209) , 血糖高占65% (136/209) , 高血压占53.6% (112/209) , 肺部湿啰音1例 (0.6%) , 这些单一出现的临床表现, 脑脊液都有异常, 符合病毒性脑炎的诊断, 属于手足口病的重症。如果做到早期识别, 早期诊断, 并给予必要的治疗, 绝大多数手足口病重症患儿是可以治愈的, 并止于第二期。

总之, 笔者的经验是, 对手足口病要早期识别神经系统异常, 一旦出现立即给予做腰穿术, 查脑脊液, 若出现脑脊液异常, 为手足口病第2期, 神经系统受累期, 必须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密切监护, 积极给予甘露醇, 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 让手足口病重症患儿止步于第2期, 大大提高治愈率, 是治疗的关键, 因第3期到第4期仅有几小时, 第4期出现心肺功能衰竭、肺水肿、肺出血, 患儿生命垂危, 病死率极高, 故及早发现手足口病神经系统受累期是治疗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版[S].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肠道病毒71型 (EV71) 感染重症病例临床救治专家共识 (2011年版) [S].2011.

[3]Chong CY, Chan KP, Shah VA, et al.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 Singapore:a comparison of fatal and non-fatal cases[J].Acta Paediatr, 2003, 92 (10) :1163-1169.

[4]Fujimoto T, Chikahira M, Yoshida S, et al.Outbreak of central nervoussystem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 Japanduring the summer of 2000:detection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of enterovirus 71[J].Microbiol Immunol, 2002, 46 (9) :621-627.

强直性脊柱炎早期特征的判别与研究 篇8

强直性脊柱炎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作为一种慢性多发性关节炎, 是以累及脊柱中轴关节为主的慢性风湿性致残性疾病, 常见于15～30岁的男性青年, 其患病率为0.3%左右[1], 以脊柱及骶髂关节韧带骨化为主要病理变化, 部分病人可累及双髋关节, 是青壮年男性致残的主要原因。我院于2006年2月—2008年8月通过对56例强直性脊柱炎起病时和起病2年内的临床资料、临床表现及骨盆和腰椎X线平片结果进行分析, 以期发现早期AS的临床特征, 为AS的早期诊断提供线索,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随机字数法于2006年2月—2008年8月选择在我院接受诊断与治疗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56例, 入选患者均符合1984年修订的标准。其中男44例, 女12例;年龄17～52岁, 平均31.3±10.8岁;患者中农民20例, 职工19例, 教师10例, 机关干部4例, 学生3例;入选的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且与所有患者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分析5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在起病时及起病2年内的性别、起病年龄、首发症状、关节受累情况 (包括中轴和外周关节) 、有无关节外表现 (主要包括眼疾、泌尿系症状和慢性腹泻史) 、有无阳性家族史、HLA-B27是否阳性等;所有患者均进行骨盆和腰椎X线平片, 并按1966年标准对骶髂关节病变进行分级[2]:0级:正常;I级:可疑变化;II级:轻度异常, 可见局限性侵蚀、硬化, 但关节间隙无改变;III级:明显异常, 为中度或进展性骶髂关节炎, 伴有以下一项或一项以上改变, 诸如侵蚀、硬化、关节间隙增宽或狭窄, 或部分强直;Ⅳ级:严重异常, 完全性关节强直。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3.0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分析。

5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起病年龄12～47岁, 平均起病年龄22.5±8.3岁, 病程3个月～12年, 平均5.3±3.5年。其中发病在16～29岁的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它起病年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具体起病年龄分布见表1。

2.2 临床表现。

5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首发症状以中轴关节炎为主, 占60.71% (34/56) , 其次是外周关节炎, 占30.36% (17/56) , 肌腱端炎占8.93% (5/56) 。而关节受累情况则以中轴关节受累以下腰部疼痛为最多见, 占71.43% (40/56) ;外周关节受累以髋部疼痛最多见, 占60.71% (3456) 。关节外表现:2例患者出现肌腱端炎, 占3.57%;11例患者出现虹膜炎或虹睫炎, 占19.64%;除了以上的临床表现外, 还有13例患者有腰背部的晨僵, 占23.21%;38例患者有夜间疼痛现象, 占67.86%;19例患者僵痛症状在活动后缓解, 占33.93%。

2.3 临床检查。

5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有38例采取HLA-B27检查 (占67.86%) , 其中阳性44例, 阳性率达78.57% (44/56) 。X线检查显示38例患者患有I级骶髂关节病变, 占67.86% (38/56) ;0级12例, 占21.43% (12/56) ;II级6例, 占10.71% (6/56) :未出现Ⅲ级以上病例。

a与16～29岁组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AS的临床特点是几乎全部累及骶髂关节, 多沿脊柱向上蔓延, 常发生椎间盘及其附近韧带钙化和骨性强直, 病情不能逆转, 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较大的痛苦, 也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因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已成为当务之急[3]。本文通过对56例强直性脊柱炎起病时和起病2年内的临床资料、临床表现及骨盆和腰椎X线平片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5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起病年龄12～47岁, 平均起病年龄22.5±8.3岁, 病程3个月～12年, 平均5.3±3.5年。其中发病在16～29岁的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它起病年龄 (P<0.05) 。首发症状以中轴关节炎为主, 占60.71%, 其次是外周关节炎和肌腱端炎。而关节受累情况则以中轴关节受累以下腰部疼痛为最多见;外周关节受累以髋部疼痛最多见。关节外表现:3.57%的患者出现肌腱端炎;19.64%的患者出现虹膜炎或虹睫炎;除了以上的临床表现外, 还有23.21%的患者有腰背部的晨僵;67.86%的患者有夜间疼痛现象;33.93%的患者僵痛症状在活动后缓解。HLA-B27检查显示阳性率达78.57%。X线检查显示有38例患者患有I级骶髂关节病变, 占67.86%;0级12例, 占21.43%;II级6例, 占10.71%;未出现Ⅲ级以上病例。因此, 总结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发现AS好发于年轻的男性青壮年, 且多数以中轴关节炎症为首发症状, 也有以外周关节炎起病。晨僵、炎性腰痛和夜间痛是AS具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 是确立诊断的重要线索。而AS外周关节表现中应予重视的是髋关节受累, 髋关节破坏、强直是AS致残的主要原因, 是影响AS预后的主要因素。AS的关节外表现主要有肌腱端炎、虹膜炎或虹睫炎、泌尿系症状和慢性腹泻史, 这些症状可作为AS的诊断线索。对疑似或不典型的AS病例, 进行HLA-B27检测可为诊断提供线索, 增加诊断的可能性。早期AS骶髂关节病变的X线表现以II级以下为主。

综上所述, AS的早期表现较为隐匿, 且肿痛关节多无异常X线征, 而常常被误诊为风湿性关节炎, 对于这样的AS患者只有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才能维持关节的正常功能, 避免残疾发生。

参考文献

[1]吴和增.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与治疗[J].中外健康文摘, 2009, 6 (16) :90-92.

[2]陈焕亮, 李庐娟, 屈燕铭, 等.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临床特征研究[J].实用骨科杂志, 2009, 5 (15) :337-340.

早期特征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自2013年6月至2014年6期间接收的94例尿毒症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其中55例患者为男性, 39例患者为女性, 患者年龄最小为24岁, 最大年龄为79岁, 平均年龄为44.8岁;本组94例患者均为初患尿毒症患者, 且所有患者均需行血液透析治疗;随机从中选取47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另47例患者作为观察组,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无较大差异 (P>0.05) , 有比较的价值及意义。

1.2 方法

1.2.1 心理特征: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并对尿毒症患者早期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第一, 恐惧导致的抑郁心理, 由于多数尿毒症患者都缺乏对病情的认识, 因而极易受舆论的误导认为尿毒症是绝症, 不可治疗。从而使得多数患者在确诊为尿毒症后极易产生恐惧心理, 而恐惧心理则会逐渐发展为悲观、失望, 最终可导致患者产生抑郁情绪。第二, 急切心情所致的焦虑心理, 尿毒症患者渴望及早恢复健康, 过健康正常的生活, 而这种急切的心情则极易和长时间接受治疗的实际情况相冲突, 从而极易导致患者对治疗效果产生怀疑, 从而可引起焦虑情绪;同时患者受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等影响而可能导致焦虑情绪加重。

1.2.2 护理方法:

护理人员应以患者的心理特征为依据给予观察组患者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措施具体如下。

第一, 鼓励与支持, 由于尿毒症患者极易因恐惧、失望等因素而产生抑郁情绪, 因此, 护理人员必须要加强对患者鼓励与支持的重视。可给患者读报纸及杂志上有关尿毒症诊断及治疗的进展情况, 并可向患者进行相应的介绍, 让患者认识到尿毒症的治疗方法及效果已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及突破;并且可通过向患者介绍实例的方式让患者看到希望, 逐渐减轻其恐惧感, 逐渐增强其对抗疾病的信心。第二, 争取信任, 护理人员在患者面前应表现出自信、果断果敢、技术娴熟的形象, 从而增强患者的安全性及依靠感。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必须要做到技术娴熟、仪表端庄;同时和患者进行交流时应态度温和、语言得当, 从而逐渐消除患者的不安情绪。第三, 宣泄及转移。护理人员应巧妙引导患者宣泄不良情绪, 同时护理人员还应耐心的倾听患者倾诉, 让患者抒发心理的积怨及不良情绪, 同时还应适当的进行解释及心理赎当, 从而让患者感受到解脱及安慰, 以逐渐消除其不良情绪;此外, 护理人员还应指导患者听音乐、预读小说杂志等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 放松其紧张的心情。

1.3 评定标准:

以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 和焦虑量表 (HAMA) 为依据对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程度进行评定, 总分均为24分, 分值越高表示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同时以我科室自制的问卷调查表为依据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2,3]。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接收的94例尿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 (±s) 形式表示计量资料, 同时进行t检验, 组间比较则展开χ2检验, 若P<0.05则表示差异性显著, 记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均有所改善, 但观察组患者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 具体见表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47例患者采用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后非常满意15例, 较满意22例, 满意8例, 不满意2例, 患者护理总满意度为95.7%, 对照组47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后非常满意10例, 较满意12例, 满意13例, 不满意12例, 患者护理总满意度为74.5%, 两组患者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尿毒症是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入终末阶段时出现的一系列临床表现所组成的综合征, 其不仅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而且还会给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由于该病病情较长, 患者往往需要长时间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加之其在家庭角色的转换、经济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极易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而这些负面情绪则极易对患者免疫功能造成影响, 使得患者病情恶化。因此, 为有效的提高尿毒症的治疗效果, 就必须要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特征, 并以此为依据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施, 从而逐渐消除其不良情绪, 增强其对抗病魔的信心及勇气, 使其更好的和医护人员进行配合接受治疗。我院为探讨心理护理在尿毒症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采用心理护理及常规护理两种方式对接收的94例尿毒症患者进行护理, 且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均有所改善, 但观察组患者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 这就表明尿毒症患者多伴有焦虑不安、悲观绝望、抑郁等不良情绪, 而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则可有效的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有助于患者更好的配合医护人员接受治疗,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可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杨剑.C反应蛋白变化对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贫血的影响[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2014, 7 (12) :108-108, 110.

[2]吕娜.尿毒症透析期间行直肠癌手术围手术期护理[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4, 8 (7) :195-196.

早期特征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2年10月-2014年10月收治或转至上级医院治疗的早期周围型肺癌病人64例, 其男女比例为38∶26, 年龄40~78岁, 平均年龄 (50±5.24) 岁。其中鳞癌24例, 腺癌26例, 鳞腺癌4例, 肺泡细胞癌6例, 低分化癌4例。全体病人均伴有咳嗽、气短、咯血、乏力、消瘦和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

1.2 检查方法

所有病人均行CT检查, 以常规扫描为主要, 层厚8mm, 间隔8mm, 扫描范围是胸廓入口处到肺底部之间。根据病灶位置, 需要加以CT薄层扫描, 层厚控制在2mm, 间隔控制在2mm。所有病人均采取纵隔窗、肺窗检查病灶。

1.3 CT图像特征标准

分叶征:肿块边缘具有明显隆突;毛刺征:肿块周围呈放射状和粗线状影;肺癌血管集束征:肺门侧有一条或多条索状阴影;胸膜凹陷征:肿块及周围胸膜之间存有放射状细线影;棘状突起:肿瘤边缘朝着肺野所伸出阴影为尖角状软组织密度影。

2 结果

本文以64例早期周围型肺癌病人临床资料为研究对象, 根据CT图像显示结果, 对病人病灶位置、病灶形态、边缘特征、密度特征、内部结构等进行分析, 得到如下结果。

2.1 病灶位置

肺癌病灶大都见于右侧, 且以肺上叶为多。CT图像结果表明, 肺癌部位在右侧的占36例, 其中上叶20例, 中叶10例, 下叶6例。肺癌部位在左侧的占28例, 其中上叶16例, 中叶6例, 下叶6例。

2.2 病灶形态

病灶类型均为单发病灶, 并呈现肿块型或孤立性结节。肿瘤直径为1~3cm。癌肿边缘普遍呈现不规则状。按照生长方式不同, 早期周围型肺癌可分为伏壁型和实质型两类。伏壁型生长速度相对较慢, 且肿瘤细胞的生长位置为肺泡与肺泡壁的间隔处。实质型的生长速度普遍较快, 且肿瘤细胞的生长方式为堆积式, 病灶边缘偏于光整, 病灶边缘密度和中心密度并无区别。

2.3 边缘特性

边缘特性主要有毛刺征、分叶征、胸膜凹陷征以及棘状突起、肺癌血管集束征等。CT图像特征可参见本文CT图像特征标准。本文中, 50例有毛刺征 (78.13%) , 50例有分叶征 (占78.13%) , 44例有胸膜凹陷征 (占68.75%) , 14例有棘状突起 (占21.88%) , 32例有肺癌血管集束征 (占50.00%) 。

2.4 密度特征

肺癌空泡征主要指结节内的小的透亮区, 通常2mm左右。含气支气管像或细支气管像, 是结节内的纤细的条状含气影像。该两种征象常见于细支气管肺泡癌和腺癌。直径2cm左右的肺癌很少有钙化, 若有钙化则多呈斑点状, 位于病灶中心或偏心性, 该肺癌大都为肉芽肿基础上发生的瘢痕癌。

2.5 内部结构

主要有空泡征、空洞和钙化影。其中空泡征的CT图像表现是结节状低密度影, 即为肿瘤早期的改变征象。空洞的CT图像表现是壁厚薄并不均匀, 内壁多为凹凸状、结节状, 且外壁为分叶状、波浪状。而钙化影的CT图像表现是瘤体内含有高度密影, 呈现为弥散性砂砾状分布, 或者是偏心斑点状分布。本文中18例是空泡征 (占28.13%) , 16例是空洞 (占25.00%) , 12例是钙化影 (占18.75%)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判断病灶为良性或恶性时, 钙化并不会起到任何帮助, 病灶内的钙化形态却显得更加重要, 且微小点状的钙化通常都是典型性肺癌钙化。

3 讨论

肺癌属于临床恶性肿瘤类型, 其占据恶性肿瘤比例的16%左右。早期周围型肺癌在肺癌中较为常见, 其主要发生于机体肺段以下的支气管至细支气管之间, 常见于鳞癌或腺癌。其肺癌体积相对较小, 临床症状出现时间较晚, 极易发生错诊或遗漏, 但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 严重威胁病人生命健康安全, 因此提高诊断准确率尤为关键。

早期周围型肺癌诊断最为常见的检查方式是X线影像诊断和CT扫描, 然而X线影像诊断大都应用在肺癌早期机体瘤体面积较小的情况, 容易出现肺部小淡片状密度增高影, 密度分布不均, 边缘极其模糊, 易于误诊。现在通常使用CT扫描诊断技术, 结合早期周围型肺癌的CT图像特征, 来选定最佳诊断方法, 根据病人实际情况给予妥善治疗, 有效提升了病人治疗有效率, 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参考文献

[1]戚焕鹏, 李健彬, 张英杰, 等.基于主动呼吸控制辅助3DCT与4DCT扫描确定周围型肺癌内大体肿瘤体积比对研究〔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13, 33 (2) :142-145.

[2]王利宁, 李健彬, 徐敏, 等.勾画者及勾画标准对基于4D-CT周围型肺癌靶区勾画的影响〔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12, 32 (5) :494-497.

[3]陈明辉, 许杰雄.多层螺旋CT重建技术在50例周围型肺癌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医药指南, 2012, 27 (27) :90-91.

[4]牟坚, 吴先龙.周围型肺癌CT图像特征的临床观察——附100例报道〔J〕.中国医药指南, 2012, 10 (15) :147-148.

[5]郑玉兰, 王翎, 沈海林.多排螺旋CT扫描及多平面重建和曲面重建对周围型肺癌纤维支气管镜取材导引作用探讨〔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06, 26 (17) :1337-1339.

[6]韩玉成, 程绍玲, 初建国, 等.周围型肺癌的支气管血管集束征——CT病理表现及其形成机制〔J〕.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 2001, 12 (2) :56-58

[7]谭理连, 周洁, 余林, 等.周围型肺癌病理、CT表现与血清肿瘤标志物NSE关系研究〔C〕//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放射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