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精选四篇）
传统观点 篇1
关键词：哲学,居住文化,传统理念
什么叫居住文化呢?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文化?文化实际上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活动及其产品。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第一, 他是从动物转变过来的, 他有动物性、生物性的活动, 这个不能称为文化。但是从跟动物有区别的时候文化就开始了。就像马克思说, 文化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开始住在窑洞里, 当在岩洞上画简单图画的时候, 文化就开始了。实际上文化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生物性的欲望, 更要满足自己精神的需要, 像那样一些活动就是文化活动了。最纯粹的文化就是纯粹满足人们精神的需要, 比如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文学, 这些东西都是很纯粹的精神文化, 他们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居住文化实际上是日常生活的文化, 人的衣食住行完全是为了维持自己生存的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本身不能称为文化, 但是一旦人从这里面得到一种精神的享受,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 那个时候文化就开始了。
当吃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且成为快乐的源泉、成为审美行为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成了所谓的饮食文化。当岩洞演变成住所, 住所成为家, 里面储存着你的喜好和信息, 有了属于你的时间和空间, 也就形成了居住文化。
文化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人的精神生活有两种最重要的方式, 一种是哲学、一种是科学。还有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形式, 就是宗教或者道德。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本土哲学以及他对居住文化的影响有哪些?
古代中国的主流哲学是儒家思想, 是正统。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仁”。“仁”用白话讲就是同情心, 道德层面就是仁慈。你认为好的东西, 你应该让别人享受到, 你过得好了, 也应该让别人也过得好一点, 这就是仁慈。儒家哲学是否定利己的, 人不能利己, 只有小人才利己。在这种情况下, 要推己及人怎么办呢?孔子强调同自己身边开始去爱别人。身边人是谁呢?就是家人、亲人、同僚等, 而且这种爱应该体现出有规矩。“仁”最后落实下来就是家庭里的孝, 子女要孝顺父母, 从国家层面来说就要落实到忠, 臣子要忠于君主, 要守规矩。儒家关心社会的秩序问题, 强调世俗的东西和梳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要建立起社会稳定的等级秩序, 就需要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做自己的事, 遵守规矩。因此中国人居非常强调聚居, 但规矩很严格, 等级很严明。儒家哲学是中国历代的主流思想, 各个朝代的宫殿、府衙以及民居都受其影响, 从建筑的体量、规格、布局都能体现出儒家思想里面的等级制度。
例如;北京的故宫就是严格地按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寝, 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故宫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 布局严谨, 秩序井然, 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儒家等级礼制, 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连建筑屋顶形式也是分不同等级而制, 在故宫建筑中, 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10种以上。乔家大院是北方民居大院的代表之作, 全院布局严谨, 设计精巧, 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 正院主人居住, 偏院则是晚辈、客房住室及灶房, 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四合院在中国民居中历史最悠久, 分布最广泛, 是汉族民居形式的典型。院中正房建在砖石砌成的台基上, 比其他房屋的规模大, 是院主人的住室。东西厢房, 是晚辈们居住的地方, 非常明确的划分出家庭中长幼的秩序。
儒家哲学里的秩序, 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但他对于那些超出世俗范围的精神追求是不够重视的。中国哲学里有对精神追求的部分在哪里?在道家那里。虽然道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不占主流地位, 但是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对我们居住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道家认为人是遵循大地的原则, 根据大地来生活的, 体现在行为上就是顺应自然。道家给中国文化增加了两样东西:崇尚人的个性和亲近自然。一进入社会就是压抑、就是伦理、就是秩序, 就是功利的东西, 唯一领域就是到自然里去。所以中国的诗歌、绘画主要是山水。在这些山水画、山水诗歌的熏陶下产生了中国另一种居住文化艺术和园林艺术。道家理论在居住中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顺应地理位置、地势、山脉、河川、树木等自然条件。
例如:皖南古民居村落选址、布局和建筑形态,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家哲学思想和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尊重。那些典雅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与大自然紧密相融, 创造出一个既合乎科学, 又富有情趣的生活居住环境, 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精髓。布局自由, 建筑朴素, 厅堂随宜安排, 结构不拘定式, 亭榭廊槛, 宛转其间, 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 而以清新洒脱见称。是道家“师法自然”思想的杰出典范。
在儒家这样一个功利大格局里, 讲究个人精神道德的修养, 修身、治国、平天下。在这样的大格局里, 道家为中国的文人保存了一种寄存山水的心态, 也是中国文人重要的精神寄托。这是中国的文人在儒家的压制之下寻找自我释放的一个办法。
从哲学背景上分析中国传统学说对居住文化理念的影响,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当代居住文化, 应该满足我们的哪些精神需求呢?
第一, 人对自然的需要。
开始时候, 人要盖房子是为了避免自然对人的伤害, 包括自然的风雨、寒冷、虫害、野兽。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把自己和自然有一个隔离。但是人归根到底还是自然的孩子, 这是事实。从根本利益上说, 自然是人的永恒价值。我们需要一种人工的建筑, 把自己和自然有一定的隔离, 避免他为我们所害, 但是我们不能隔离到那种地步, 真正把人和自然的联系切断。如果那样的话, 你建起来的居住的东西实际上它的害处更大, 它把人最根本的需要等于是堵塞了, 不能满足人的最根本需要。好的居住环境是应该能够使人和自然联系起来, 达到一种亲密关系、和谐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也就是道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
第二, 居住还应该满足人社会性的需要。除了自然外, 人最需要的是人, 人是要融入社会的, 这就是儒家的“入世”观。人不可能完全独居, 不能跟自然割裂开, 也不能跟自己的同类隔绝起来。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现在, 从居住来说, 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 比如有个人, 死了几天才发现, 他一个人居住, 和周围邻居没有任何联系, 这恐怕也是比较不人性的。中国人从传统的居住来说是比较强调一个家族在一起住, 人的关系很密切, 当然这也有缺陷, 没有个人自由了。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 既能够和你的同类、你的亲人、你的邻居或者整个社区之间有一种人情的联系, 同时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空间, 这两方面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度, 因为这两方面都是人性的需要。
第三方面, 应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除了对居住有功能要求之外, 还有审美的要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 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当然这种要求除了一般审美标准外, 还有个性问题, 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居住空间能够体现自己的个性、实
古代题画诗在美术评论中的重要位置及其表达特点
张瑞 (南阳理工学院艺术设计系河南南阳473004)
摘要:题画诗是由画家或者他人依据所画的内容而题写的用以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它是我国绘画艺术宝库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美术评论中占有重要位置, 且在内容表达上极为独特。
关键词:题画诗;美术评论;重要位置;表达特点
题画诗是由画家或者他人依据所画的内容而题写的用以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 按照其题写的地方不同, 在形式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题画诗也指赞画诗, 它是由观画人所作的诗歌, 可以脱离画面独立存在而不必直接题写于画面之上;狭义题画诗则是指画家在画作完成之后, 为了抒发所画内容的意境, 由本人或者其他诗人直接题写于画面空白处的诗歌。
自唐代以来, 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墨士留下的大量题画诗, 不仅在我国美术评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就其表达特点来说也独树一帜。
一、题画诗在美术评论中的重要位置
题画诗在我国美术评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具体说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题画诗能够直观反映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为我们解读古代美术作品的意境提供宝贵的资料参考
仅以唐代山水画而论, 长期以来, 世人皆认为中唐以前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山水画科。但流传下来的题画诗无疑推翻了这种论调。如宋之问《咏省壁画鹤》诗云:“粉壁图仙鹤, 昂藏真气多。骞飞竟不云, 当是恋恩波。”《唐朝名画录》称:“薛稷……画踪如阎立本, 今秘书省有画鹤, 时号一绝”。薛稷在秘书省所画之鹤翱翔于粉壁之上, 说明山水粉图是彩色图。到了盛唐时期, 山水画作更是盛况空前, 众多题画诗深刻记录下了当时的绘画发展状况。如王昌龄的《观江淮名胜图》、张九龄的《题画山水障》、徐安贞的《题襄阳图》、高适的《同李九士曹观壁画云作》、孙逖的《奉和李右相中书壁画山水》、杜甫的《观李固清司马弟山水图三首》、李白的《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等。
题画诗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为我们鉴赏古代画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说明。古代的绘画创作由于年代久远, 时隔异迁, 我们已经很难仅从画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所包含的思想情感。这就需要相应的题画诗为之注解。好的注解总能够带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从而开启艺术探索之门。如苏轼的《枯木怪石图》, 画面简洁明了, 左部是一墩状如海螺的怪石, 石后冒出几杆竹叶, 而石的右边则是一株屈曲盘折的枯木。仅看画面难以理解这幅画的真意, 但黄庭坚的《题子瞻枯木》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其诗云:“折冲儒墨陈堂堂, 书人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 故作老木蟠风霜。”可见, 苏轼绘这幅画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愤懑和耿耿不平之气, 而不仅仅停留于画面上的自然物象。
(二) 题画诗对研究我国古代艺术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题画诗作为美术评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往往能能够反映出当时画家的绘画思想和技巧理论。如元代赵孟頫的《秀石疏林图》云:“石如飞白木如摘, 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 须知书画本来同。”此即坚持书画同源的论调, 认为书法即画法, 书法在画作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又清代乾隆时期的郑板
现自己的个性, 因此现代居住文化应当强调品质与个性的关系。
居住只有变成为一种精神享受才形成居住的文化, 居住环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东西, 应该也是时间在空间中的延续。如果桥以善画竹著称, “山谷写字如画竹, 东坡画竹如写字。不比寻常翰墨间, 萧疏各有凌云意”他在《竹》题画诗中将黄庭坚的书法与苏轼画墨竹的特点联系起来以印证书画之关系。再如苏轼的神似论, 他在《书都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曾明确提出“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明代后期的徐渭在《画百花卷与史甥曰漱老谑墨》中也曾强调“葫芦依样不胜揩, 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 根拨皆吾五指栽。”这些诗句都要求画师在绘画思想和技巧上要注重神似, 而不可过分追求物象的形似。
除此之外, 其他如象外生意论、得意忘形论、意匠论、写意论等等美术思想也能从古代题画诗中一一得到印证。
二、题画诗在内容上的表达特点
题画诗由于受到内容尤其是篇幅的局限, 在表达上形成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在内容表达上, 言简意赅, 以小见大
题画诗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 因此往往是将画中之物象、意境、情感进行高度浓缩, 力图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出最丰富的内容。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中丞括》诗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全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中不仅包含了竹叶自然之声, 还有民众的疾苦之声, 其中更有州官县吏的身影, 以及画家心系民众的内在情感, 可谓以小见大。
2.在表达手法上, 多以托物寄情为主
托物寄情是题画诗最常用的一种表达手法, 即假借所画之物象, 通过描摹其形状来抒发表达内心的情感胸臆, 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士宣泄内心的主要方式之一。清代方薰曾说:“高情逸思画之不足, 题以发之。”意思就是画家的情怀仅靠描画事物仍无法得到满足, 还必须通过题画诗来加以补充发挥。因此, 从这方面来说, 题画诗比一般性的评论诗文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色彩, 言辞往往也显得更为夸张。
三、结语
题画诗是诗与画的完美结合, 从而达到一种“画为不语诗, 诗是能言画”的艺术效果。它以其独特的表达手法和巨大的艺术成就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梅洁琼.中国古代“题画诗”论略[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2011 (3) .
[2]周积寅, 史金城.中国历代题画诗选注[M].杭州西泠出版社, 1998.
[3]陈丽香.浅析题画诗[J].苏州大学学报, 2009 (10) .
[4]李开荣.古代画评诗在艺术评论中的重要位置及其表达特点[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04 (9) .
作者简介:
作者:张瑞 (1973.3--) , 女, 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 硕士, 河南南阳市, 讲师, 研究方向:版画艺术, 民间美术, 素描与色彩教学改革。
传统观点 篇2
好年华 于 2011-9-12 1:39:1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关于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历来有不少说法。八九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流宣传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多的时候则认为是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当然也有一些少数人的看法，例如认为是“三大战役”之前的济南战役，或者更早得多的孟良崮战役，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转折点，当然是指战场形势出现关键和实质转变的时间。既然称为“转折点”，那么在这个点之前，蒋介石应该仍有战略上取胜的可能；而在这个点之后，国民党就败局已定，区别只是败多败少，败早败晚，败得难不难看的问题了。
由是观之，“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确败局已定，但这是智力正常的普通人都能一眼看到的事实，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如果国军将领都是这个时候才知道败局已定，那他们就真的太饭桶，解放战争也不用打4年，1年就够了。当然不是这样的。细观“三大战役”的过程可以发现，不仅这三个大战役，而且几乎所有的小战役和战斗都是由PLA主动发起，积极求战，国军则是被动应战，甚至消极避战。这和解放战争前期和中期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PLA可是尽量避免主力决战的，国军也敢于主动进攻，积极寻求决战的机会。这就说明在三大战役前，甚至在济南战役之前，这场战争就已经达到了转折点，大多数国军将领和部队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转折点，感觉到前途的阴暗和渺茫，失去了打赢的信心。当然，PLA上下更能感觉到这个转折点，因而士气高涨，信心爆棚。双方以这样的状态进行决战，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在济南战役和三大战役中，国军绝大多数部队，包括那些曾经战功赫赫的部队的表现简直一团糟，不仅输，而且输得十分窝囊，投诚和“起义”的也数倍于前，只有黄百韬等少数部队还算打出了应有的水准。
济南战役很明显地就是PLA主动求战，国军守军被动应战，援军消极避战，而就战役规模和济南的重要性来说完全不应如此。那么显然，真正的转折点肯定是在济南战役之前。1948年8月是双方休整和总结的时间，无大战事。我认为这个转折点出现在1948年3月~7月间，主要由三个“小三大战役”组成。下面是摘自网络的资料，这些资料介绍了这三个战役的概况和战术意义，但对它的战略意义却没有认识和重视：
************************ 一、四战四平
四平收复战：1948年3月4日开始外围战斗，3月12日开始总攻，3月13日结束。四平的解放，对于东北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国民党军队大规模作战，运转兵力和军需物资等，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拆除国民党军沈阳至长春的重要跳板，使其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我军投入9个师4个炮兵团，攻击守敌19000余人，我军以4931人的伤亡取得了四平收复战的胜利，全歼国民党军队19000人，四战四平为我军的城市攻坚战提供了保贵的经验，为东北我军组织发动辽沈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豫东-兖州战役
豫东战役：1948年5月24日~7月6日，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连续作战20天，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余人。豫东战役，削弱了中原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动摇了其据守战略要地和远程机动增援的信心，同时也锻炼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城市攻坚战、运动战和平原地区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我军实施的一次成功的运动战。其特点是：参战的兵力多--解放军20万，国民党军队25万，歼敌人规模大约10万，超过了当时的历史规模，堪称淮海战役的预演。创造战机的手段在此役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概而言之为“攻敌必救，调敌出援”。
兖州战役：1948年5月29日~7月13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山东省兖州及其以北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攻城打援战役。又称津浦路中段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6.3万余人，收复和攻克泰安、曲阜、邹县、兖州、济宁等城镇12座，有力地策应了西线兵团在豫东作战，使鲁中南、鲁西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孤立了济南国民党军。
三、临汾-晋中战役
临汾战役：1948年3月6日~5月17日，历时72天，共毙伤俘国民党军2.5万余人，俘山西太原“绥靖”公署所属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晋中战役：1948年6月11日-7月16日，是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徐向前率领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续作战一个月，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之师10万之众，堪称用兵奇略，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晋中战役历时40天，解放军连克县城14座，歼灭阎锡山野战军总司令部、5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及保警团队7.4万人，民卫军等2.6万人，其中俘敌80770人，毙伤19600，共计100370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期间PLA进行的较大规模战役还不止这些。例如西北野战军1948年3~4月的西府战役，歼敌2.1万并收复延安；太岳兵团1948年3~4月的洛阳战役，两度攻占历史名城和曾经的陪都（1932年）洛阳，国军竟然最后放弃，说明此时其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中野6纵及桐柏、陕南军区的主力，于7月3~16日突然发起襄樊战役，全歼敌军2万余人，活捉康泽，占领军事重镇襄阳、樊城及老河口等地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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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1948年3月~7月间，PLA的表现已十分生猛，和上一年相比大有进步。不过这段时间国军的表现也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豫东战役和西府战役的后半段，与及临汾的守城战。总的来说虽然国军胜少负多，损失较大，但还有一些主动进攻和积极增援的行动，战绩上也并非全输。但是经过这些战役之后，毛泽东在1948年7月就说，“解放战争就象爬山，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粟裕在1948年8月给中央军委的汇报中则说，“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严重，因为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却不知道自己何时报销，很想尽快回到大后方享福”。这就证明，PLA上下大多数官兵最迟在1948年8月就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相反，国民党方面在同年8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上则是哀鸿遍地，怨声载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合格的职业军人，不管他属于哪一方，这个时候都应该估计到战争的结局了--当然，还在梦想“一战定江山”的蒋委员长除外。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部队能不能战，敢不敢战，全凭一厢情愿决定军国大事，其败自招，其辱自取，只是可惜了那些忠诚于民国理想而为之奋战的职业军人。
那么职业军人的预感依据何在呢？这就必须从战略而不只是战术层面上进行分析。
东北战场：
1948年3月之前，国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确已经处于下风和被动，但真正成为“死棋”却是在四平陷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国军要撤出东北，收缩到关内，所面临的只是政治上的压力，军事上仍然是可行的。蒋介石在1948年初就有撤出东北的打算，只是还想观望一段时间。由于东北事实上由国民政府管治的时间很短，东北的政治势力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并不大，因而实质的政治压力也不会很大，主要是面子问题。如果军事上的确危急，面子还是会让位于军事的，蒋介石不会蠢到连这个急缓轻重也分不清。
但四平陷落后情况变得复杂了。被包围在长春的是十几万人马，不是区区几千人或一两万人，里面还有很大部分的嫡系中央军。这么多为“党国”效忠的军人你管不管？如果撒手不管，必将让其他国军官兵为之心寒，为之愤怒，甚至可能发生兵变。动摇军心，当然是比动摇民心更直接更致命的打击。因此蒋虽有撤退的想法，却一直犹豫不决，没有真正付之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PLA攻克四平对东北以至全局的意义，实际上比攻克锦州还要大。
中原和山东战场：
孟良崮战役后到豫东战役前，PLA在这个战场上的形势其实是很不乐观的。中野跃进大别山，战略上是得是失暂且不论，战术上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华野吃掉74师后信心膨胀，分了兵还想一口再吃几个大胖子，结果接连打了几个所谓的“消耗战”（按主流军史说法），最后还给扫荡了胶东根据地，失去了威海这个重要的港口和补给基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为此粟裕已多次检讨，而毛和中央军委也渐渐对华野的作战能力开始怀疑。当时毛的想法是让粟裕带3个纵队过江，骚扰国统区后方，并且已经形成了中央决议。是粟裕自己“斗胆力陈”，又立下“军令状”，坚持要在当地再打几仗。可以说，粟裕此时已经是孤注一掷了。如果这一仗打不好，不要说失败，只要是未如理想，他即使不被撤换，也只能乖乖地带队过江，很可能重蹈刘邓的覆辙。
豫东一战，不仅战果大超预期（一个战役就超额完成了毛给的歼敌指标），更是打回了粟裕的信心，也打回了毛和中央军委的信任。对于国军而言，则是那只吃掉74师的猛虎又回来了，这无疑是一场噩梦。而且这次覆灭的不仅是一个整师，更是一个实力不弱的兵团。那么国军还有什么办法保证自己不被歼灭呢？基本没有了，除了龟缩到一起密集防守。但这样一来，国军的机动能力就丧失殆尽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倒向PLA一方。
因此豫东-兖州战役的结果，完全改变了中原和山东战场的形势，由对PLA十分不利变成对国军十分不利。到1948年8月，虽然表面上国军依然据有济南，开封等省会和徐州，郑州，青岛，威海等重要城市，但实际上已被分割包围在各个据点不能动弹了--只是这个分割包围相当程度上不是真正兵力上的分割包围，而是心理上的震慑，由患得患失发展到畏敌如虎。
所以有些国粉和蒋粉对济南战役不服气，认为是吴化文的“起义”坏了大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且不说吴的“起义”是在战斗打响几天之后，即使他死战到底，王耀武又能坚持多久？顶多就是由守一个星期变成守两个星期，PLA的损失大一点罢了，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要知道粟裕之所以决定打淮海战役（尽管最初还是“小淮海”），就是因为济南战役只动用了攻城的50个团，原来准备打援的70个团竟然一枪未发！这也让PLA彻底看穿了国军的虚弱和胆怯，不打你打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按照当时国军的战力和战意，按照皖北和苏北到济南的距离，王耀武要等到增援，至少要坚持1个月以上，这可能吗？！
当时不仅国军的一般部队已没有作战的勇气，连主力部队也已经失去了取胜的信心。黄百韬在无线电中听到王耀武细细叮嘱家事，就对部下说“王没有死战的决心”，“此行必是白忙一场”，意即不必当真去救了，应付一下即可。这至少不像那个曾经非常强悍也自诩尽忠报国的黄百韬说的话，可见黄的战意也不比王强多少。当然黄的迟疑也许有实际原因。黄部在豫东战役中号称“大捷”，但其实黄的核心班底在战斗中的损失也是很大的。这由战况的惨烈可见一斑，损失不大是不可能的，而这个损失在国军方面是难以迅速整补的。因此他硬不起来，以后在淮海战役中25军的表现也有所不如前。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加之于邱、李等兵团上，甚至没有直接参加该战役的其他兵团上。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质上，第一个省会城市（开封）的失守和第一个兵团级主力（区寿年兵团）的覆灭，对国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PLA虽然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没有豫东-兖州战役，就不会有济南和淮海战役，更不会有国共双方对战略决战态度的转变。正如攻克四平对东北战场的意义一样，豫东-兖州战役对中原和山东战场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只是以前一直被人低估了。
华北战场：
相对于前两个战役，临汾-晋中战役的意义更容易被低估，因为它消灭的主要是阎锡山的地方派系部队，而且徐的部队长期不是四大野战军序列。但临汾-晋中战役对后来国共主力决战的结果乃至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没有该战役，PLA可能还是决战胜利，但会胜得比较艰难，损失会多得多。而国军也可能会取得一些局部的战绩，多撤出一些部队，从而使解放战争的过程大为延长。甚至当国共再次和谈时，国民政府有了更多的实力资本，才有可能谈出相对较好的条件，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以后的历史进程也就可能改写了。
有了该战役，PLA在后来的决战中才能完胜，也必然完胜，而国军只会完败和崩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该战役不仅改变了华北战场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彻底震慑和牵制了傅作义集团。傅集团不仅兵力雄厚，而且在对PLA的作战中几乎一直保持了常胜记录（当然也可能和他的对手是PLA中较弱的一支有关）。由绥远起兵到大同-集宁战役，到安定平津，再到奇袭西柏坡，如果以“方面军”的层次计算（兵团只是集团军级别，整编师只是军的级别），傅作义集团对PLA的战绩是所有集团中最好的，优于徐州和武汉集团，更优于东北和西北集团。在1948年3月之前，主要由于傅作义集团的战绩，国军在华北战场是处于优势的，傅集团也是所有国军集团中最不害怕PLA的。虽然PLA通过清风店战役和攻克石家庄稳住了阵脚，但只是局部的扭转，不会对傅集团的作战信心产生太大的动摇。
如果没有临汾-晋中战役，当PLA发动济南和辽沈战役时，傅作义集团将会积极增援。那么这两个战役的过程就会复杂得多。临汾-晋中战役之后，阎老西面临绝境，根本不可能对PLA有何威胁，华北形势急剧恶化，傅集团自顾不暇，也就不可能再增援济南和锦州了。有人会说，傅作义“素怀异志”，和老蒋有矛盾，即使自己没有威胁也不可能增援济南和锦州。这种说法太绝对了。在双方主力决战的紧要关头，傅必须考虑自己的责任和退路问题。要是老蒋输了还好说，自然没能力惩罚自己，要是老蒋赢了，或者打平呢？因此即使做做样子，虚张声势也是必须的。不要小看这个虚张声势的作用，在主力决战中，任一方多一点或虚或实的力量，也可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动摇对方的决心，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况傅作义未必不会真救援，也未必敢做，或者只愿做假动作，毕竟在政治理念上，他和老蒋的共同点是远多于共产党的，否则他早就“起义”了，何需等到平津战役败局已定之后？因此在临汾-晋中战役前，傅作义积极增援主力决战的可能性大于50%，剩下的可能性至少也是虚张声势；这两个战役之后，历史事实表明，傅的真动作和假动作均为0，这里的区别太大了。
至于其他战场，例如西北和华中战场虽然也没有给老蒋多少好消息，但相对来说，这些战场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上述三个。因此将四战四平，豫东-兖州战役和临汾-晋中战役称为“小三大战役”，称为“解放战争真正的转折点”是毫不为过的。应该说，“小三大战役”之前，国军在全局上还有一定优势（真正劣势的仅为东北，西北略差，但重要性较低）；而在此后，无论战场形势还是军心，战力都极不利于国军，更不利于决战。但此时战与不战已经不是国军能决定的了，PLA已经强大到可以指哪打哪的程度，不是想躲就躲得过的，因此最后兵败如山倒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尝试从纯军事的角度探讨一下国军失败的原因。当然这样的讨论已经很多，所以其他人已有的观点我就不再重复，只想谈几个较少人提出的问题：
1.国军二三线部队太弱
网上国粉经常夸耀国军对PLA的一些胜绩，在他们的描绘下，PLA的胜利不是纯属撞大运，就是外部势力援助的结果，或者间谍和情报的结果，总之是胜之不武。自然，主流宣传不可尽信，但这些国粉们讲的故事却和主流完全是一个套路，说多了其实也只有反效果而已。中立和客观地看，国军对PLA的确曾有不少胜利，尤其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但细细考究可以发现，这些胜利绝大部分是由少数国军主力部队取得的，而作为大多数的国军二三线部队在整个内战中几乎完全是乏善可陈。
这里的所谓“国军主力部队”，不仅指中央系的“五大主力”，也包括一些地方派系的主力和其他部队，例如黄百韬的25军，傅作义的35军，桂系7军，粤系64军，等等。若仅以战斗力而言，甚至青马骑兵也可以算是“主力”之一，但其所在战场重要性较低，对全局所起的作用也有限。衡量标准是整编师或军的级别，与PLA的历次战斗（团级以上）中总的来说胜多负少。以这样的标准算，数来数去不会超过15个整编师或军的规模。
而国军的二三线部队就差远了，基本上只有挨打，溃散，被歼，被抓俘虏的份。既攻不上，也守不住，更拦不了，甚至（败退后）收不回来。因此在许多战役中，国军总是能暴露出足够的弱点给PLA抓住，而自己的战役意图总是难以实现。其实国军并非不想，更不是没有尝试围歼PLA，但整个内战过程除了金门一战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实现了围歼，象样一点的成功围歼基本没有，原因就在于二三线部队太弱。要实现围歼，光有主力的骁勇善战是不行的，还得其他部队配合。这些配合的部队可以攻击力不强，但至于应能守得住，截得住，或者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必须能有效地迟滞敌方的突破和推进。相对而言，PLA的二三线部队表现要好得多，而主力和非主力之间的差距也小一些。因此无论进攻，防守还是突围，PLA的战役意图都容易实现。
个人认为，这才是国军之所以越打越弱，越打越困难在军事上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而所谓国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的作用则是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国军为何实行这种只重精兵，忽视其余的政策？这应该和国军的历史有关。
国军早期的对手主要是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这些军阀部队的组织性是很差的。打胜仗还可以，一打败仗几乎就是直接溃散了。国军只需要以已方精锐击破对方主力，剩下的就可以轻松收拾。因此无论中央系还是地方派系的国军，都会非常重视主力部队建设，而资源终究是有限的，特别在当年落后的经济和生产力下，其他部队就只好忽略，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
同时，在国军的战争知识中，围歼只有理论上的概念，没有实战的经验作为支撑，当然也就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组织和保证围歼。抗战主要是防守，也和围歼基本无关（倒是和被围歼有关）。在战法上，日军经常是一对多，而非PLA的多对一。因此抗战不能增加国军组织围歼的经验和能力，只是增加了国军防守的经验和能力，但这种经验和能力也只对具有一定作战水准的部队才有意义，而许多国军二三线部队是达不到最低要求的。因此我们看到内战中，部分国军部队的防守战打得很出色，而更多部队的防守仍然是垃圾。
偏偏PLA最强的强项是其组织性，按阎老西的讲法，PLA最厉害的地方，是“失败的时候还能把部队收回来，而我们是做不到的”。这样，PLA即使战败，依然能保持建制，从而迅速恢复战力；国军二三线部队即使没有被围歼，没有被抓俘虏，败退途中也会溃散大半，建制不存，骨干不在，战力当然很难恢复。这样国军即使胜利，也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战争越拖越长，仗越打越没信心。孙子早有名言，“兵贵胜，不贵久”。在一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中，再精锐的部队也会师老兵疲。不要说国军，强如美苏者，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如此。待到主力部队的战力战意也开始衰竭之际，就是国军总崩盘之时。
如果要一句话总结国军内战失利的军事原因，那就是精英主义败于平民主义。
2.多数“名将”成色不足
国军“名将”大致分为北伐名将和抗日名将两类，或兼而有之。似乎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实战检验，其实不然。因为北伐，包括后来对“新军阀”和其他地方派系的战争，对手是不入流的；而抗战是民族战争，中下级官兵的主观能动性，英勇顽强，自觉团结等均远非内战可比。因此北伐的战绩肯定是夸大了“名将”的能力，而抗战的战绩至少也是放大了“名将”的能力（尤其抗战后期有美国的军援和掌握制空权）。至于有些出于宣传需要而滥封的“名将”，就更是浪得虚名了。相反，PLA的名将至少在1949年以前大部分是货真价实地打出来的，当时的PLA并没有宣传“名将”的必要和能力。国军“名将”因其名而委以重任，但实际上却是难孚众望，误国误军，典型的例子如张灵甫，王耀武，杜聿明等。国军将领相对PLA的能力差距，其实在第一次内战时期就充分暴露了，只是那时国民党总的形势向好，严重的问题被忽视和掩盖了。
3.最高领袖无知无能
传统观点 篇3
中国商业场所营业面积，总体呈现扩张态势。从销售额看，社零总额也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2. 部分实体商业下滑主要来自消费者转移和自身模式缺陷
新一代的数字消费者不仅仅大量线上迁移，而且是被新技术高度“赋能”，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发展了根本性转变：由“孤陋寡闻”变为“见多识广”；由“分散孤立”变为“相互连接”；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参与”。
其次，自身商业模式的缺陷导致进销存积压多重瓶颈。
第三，一线城市商业地产过剩也是重要原因。
3. 实体零售业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优化
我国商业零售基础设施结构与布局不合理。一二线城市商业基础设施过剩，而三四五线商业设施严重不足。
4. 实体零售业不会消亡，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业界普遍预测到2020年，纯网络零售占社零总额的比重大约在18%-20%左右，依然有80%以上的交易在线下发生，实体零售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5. 但是，未来的实体零售业一定是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武装起来的商业业态，其地理布局、技术手段、商业模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电子商务与实体零售业逐步趋于融合，全渠道是共同选择
6. 由于消费者的线上迁移，品牌商和实体零售商纷纷线上转型，线上与线下的O2O是大势所趋，包括王府井、苏宁、国美等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7.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经营，其背后的商业逻辑至关重要
即以客户为中心来创新产品和服务，再配合以拉动式的供应链，加速价值流动，这才是商业的核心要义。
8. 互联网对零售业更大的作用在供应链协同
传统观点 篇4
本届展会在展览面积、展位数量及观众数量等方面均取得巨大突破, 其中展览面积首次超过80000平米, 展位数量达到3200多个。值得一题的是, 展期三天, CHINASHOP共吸引超过45000名专业观众前往现场进行参观, 海外观众数量也较往年有了大幅增长。除了在关键数据上的突破外, 今年的展会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前沿科技汇聚, 点亮CHINASHOP现场
近几年来, 中国实体零售面临诸多挑战, 零售企业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在努力谋求变革。作为中国零售行业发展趋势的引领者, CHINASHOP一直以来都在为零售企业实现变革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与支持。
今年展会的开幕式给所有参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伴着音乐翩翩起舞的机器人方队以及无人机编队的表演, 引来了在场观众的阵阵赞叹。另外, 在展会现场的Hi-shop未来体验店中还引入了当前受到行业普遍关注的RFID门店经营数据采集系统、人脸识别智慧广告机、Data Wall卖场热力采集系统、全渠道收银机、e Gate智能安防、电子价签、O2O触摸一体机和冷热一体柜等最新技术与设备。这些技术与设备的应用在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也为零售商们未来更好的研究消费者, 分析门店运营状况, 构建适合自己的大数据库等方面带来更多启迪与思考。
2. 中外知名企业齐聚, 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主流
本届展会共吸引近7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与, 分为零售快消品、商业设备、移动POS、冷链物流、商业设计、安防、称重、IT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未来趋势产品、海外商品等十大展区, 展出产品上万种。很多零售行业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例如可口可乐、宝洁、英特尔、海尔、斑马、旺众、德利捷、海信等都携带其最新产品来到现场, 并向来自全国的零售企业进行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 整体解决方案的展示成为本届展会的主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电商等新兴行业的冲击, 以往单一的设备和产品已经无法满足零售企业日益增长的采购需求。针对这一趋势, 今年有很多参展企业如丹佛斯、松下等纷纷推出自己的整体化解决方案, 这些整体化解决方案包含了关于设备、技术、店铺装修、节能等方面的多种选择。帮助零售企业全面提高门店运营能力, 同时大大节省经营成本, 在市场竞争中具备更多优势。
3. 专业活动直击行业热点, 现场会议一座难求
针对当前行业发展热点, 本届展会特别策划和组织了系列论坛与会议并邀请多位重量级嘉宾出席。这些论坛与会议贯穿整个展会, 有针对三四线城市零售发展现状的“区域零售发展之道论坛”;有关于节能、物流等专业领域的“打造低能耗门店论坛”, “供应链论坛”;也有推动海外特色商品的“海外特色商品推介会”等。
另外, 与更多专业企业、组织进行合作也是今年现场活动的一大突破。与英特尔合办的“智能零售行业前沿论坛”以及与长城会合办的“GMIC+未来零售论坛”等也把整个展会现场活动推向高潮。众多知名企业、行业大咖的现场分享, 无数精彩观点的激情碰撞, 使得CHINASHOP展览期间各场论坛、会议场场爆满, 一座难求!活动现场更是与开店汇和微吼等知名网络直播企业进行合作, 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将活动推向全国, 引发整个零售行业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