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精选十篇）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篇1
一、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概念厘清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法律未加禁止的范围内, 通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或象征性语言等形式, 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权利。如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 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每人均有以口头、书面及他种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表达思想之权利。” (4) 出版自由则是言论自由在出版领域的延伸, 是公民在法律规定或法律未加禁止的范围内, 通过印刷媒介或电子媒介, 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出版物是把口头的言论以物质的载体变成白纸黑字或电子出版物;口头的言论只能在小范围里传播, 变成出版物后则可以在广大的范围和久远的时间内公之于众。
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主体区别与联系
言论自由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 言论自由是人作为个体发表意见的权利, 作为公民可以议论国事,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人类社会在政治上摆脱专制统治的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出版自由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出版自由是公民 (或外侨) 通过出版物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 如公民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 与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有相同之处, 即都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出版自由的实现是书面文字 (或绘画等) 出版时不受非法干涉的自由, 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则并没有出版。 (5) 也就是说, 发表言论主要依赖公民自己的相关作为即可, 出版作品则除了有公民自己的行为之外, 还必须有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等的配合, 出版商认为有出版价值才会予以出版, 公民不能强迫出版商出版自己的作品, 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借助出版商来实现的。
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界限
出版自由的保障与限制, 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自由既要受到保障, 也要有所限制, 这一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广为人们接受。在保障和限制这一矛盾统一体中, “表达自由的保障是目的, 而表达自由的限制是达到保障目的的手段”。 (6) 由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的不同, 各国对出版物内容限制的目的有很大差别, 甚至截然对立, 但从形式上看, 不外乎两大类:一是为保障国家社会利益而设的限制, 如对煽动性言论、猥亵性语言的限制;二是为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而设的限制, 如对诽谤性言论的限制。目前, 我国对相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出版管理条例》中, 条例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 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这是对宪法相关原则的具体化, 属于赋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 “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义务在条例第26条中又被具体化为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等10项内容。二是在法律关系中对处于对应关系的政府或其他法人、自然人的义务, 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该条例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保障与限制结合的精神, 从大的方面界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范围。但是, 《出版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性质, 按《立法法》的规定, 在我国立法层级中处于第三个层次, 地位还不是很高, 上述内容也仍是比较原则的规定。在具体操作层面上, 还有待新闻出版领域的部门法出台后加以规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 第5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94页
[3]转引自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第122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第1版
[4]参见[荷]亨克·范·马尔赛文等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94页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篇2
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虽然原来皇家特许的出版制度被废除，但是当权者对言论的管制并未彻底解禁。1643年，英国国会宣布恢复特许制，规定国会具有管制出版的最高权力，并实行出版检查的措施，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因出版书籍引起纠纷，被传到议会答复质询。他在议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这篇演讲后来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并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的基本论点是：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灵性。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人依靠自己辨别正误是非，区分善恶好坏。为使人的理性得以有效的发挥，就必须不受限制的了解别人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和思想。真理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的，不是权力赋予的。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真实的、正确的、积极地思想观念必然被大多数人所接收；虚假的、错误的、糊涂的思想观念必然为人们所抛弃。在这当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利是真理的大敌，只能导致错误和正确的混淆。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权利对思想的压迫和垄断，造成无数的荒谬事情，实际是愚弄了人类自身，导致愚昧盛行。因此，必须限制权力，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制度、规章，让真理通过自我修正，最后战胜各种荒谬、错误、愚昧和无知而自我发扬光大。弥尔顿说，读者自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无须检察官去教，而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低于读者的水平，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害了不知多少人。因此，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而无益。而且，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发行是徒劳的，好的思想会不胫而走，人的理性是无法禁锢的。弥尔顿指出，真理不需要什么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而取得胜利，而这些花招都是错误的东西用来保护自己，对抗真理的。在真理被权利占有者捆绑住的时候，它就会以扭曲的形态出现，而无法呈现自己本来的面目。
论言论出版自由 篇3
关键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中图分类号:D756.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0)05-0112-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规定中所包含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已成为许多国际社会公认的一条宪法原则,并为各国宪法所必载,但是各国却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文章将从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发展、内涵和外延、表现形式和实质、基本特征、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的重要性及其限制性和保护出发,做了以下探讨。
1 言论出版自由制度的重要性
(1)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在经济上的现实所有权,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权利。人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加管理经济、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
(2)既是政治民主化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环节,也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官僚主义还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与此相应的,特权思想的封建家长制观念、一言堂、拉关系、开后门等现象还像病毒一样侵蚀着政治生活的肌体。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政治家雪莱曾经说过:“权利是一种腐蚀剂”,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完全超脱的态度。宗教上的歧视,那时最血腥的、最狠毒的偏见,是从偏袒中产生的”,“政府是为了保障权利而设置的,人的权利是自由,以及平等地使用自然界的权利”。雪莱在这里把言论自由视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政府就会被权力所“腐蚀”。
(3)它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加速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公民提供了最好的个人交流环境。个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能够逐步在许多人的反复认识、相互交流和切磋、反馈中消除失误和错误,判别真伪,得到被公认的真实的知识,即使真知最初不能够被公认,一代又一代新成长起来的后人却能够平等看待各种不同的观点,能够不受各种权利压抑的各项僵化教条的限制,得到确切真实的知识。而真知是一切的基础,在真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相互的自由交流与辨析,有助于明确问题所在、摸清真实情况、提升中国在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水平乃至人民大众的整体认识水平。
(4)言论、出版自由不仅是民主的基础,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总之,如果该社会缺失言论、出版自由,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同时社会主义的民主就会毫无意义。我们必须积极行使言论出版自由这项权利,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和改革,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基础上,向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方向而努力。
2 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发展
中国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发展相当滞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主张“非礼勿言”;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漫长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从秦朝颁布的“偶语弃市”法令,到清朝大兴“文字狱”,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焚书坑儒”等一系列悲剧性的现象,窒息了社会的生机,阻碍文化事业的发展,阻挡着社会的前进。
言论出版自由口号的提出是在新兴的资本阶段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18世纪末法国政治家罗伯斯·比尔指出:“出版自由是鞭达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利用自己丰厚的经济资源和手中的权利,完全控制了出版自由,无产阶级只能望尘莫及。没有一定的财富支持,出版自由就无从谈起,因而出版自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成为无发言权、无表达权的代名词。这样看来,资产阶段叫嚣的出版自由只是一个剥夺自由的幌子。因为它们完全混淆了正当与非正当约束的自由原则。事实上,资产阶级已垄断了出版自由,因而资产阶级也就有权势疯狂鼓吹谬论来麻痹、愚弄人民,有权势掠夺自然资源,将其占为己有。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的确,资产阶段富丽堂皇的宫殿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之上的。
恩格斯说:“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即人类的发展史,也是自由的发展史。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不断发展的。封建社会原则上不承认言论出版自由,实践中也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承认言论出版自由是“普遍权利”,实践中却没有全体公民实际享受到言论出版自由,因而资产阶级言论出版自由的本质特点表现为原则与实践的脱节。
总之,言论出版自由是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一步步发展的。无产阶级并不因为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手中具有欺骗性而抛弃它,相反将继承这个口号,推其前进。
3 言论出版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3.1 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它的内涵,宪法学界有多种观点。
狭义论,言论自由是以口头表达思想、意见的自由。
中义论,言论自由的外延囊括出版自由和狭义言论化自由的内容。
说话、聆听说,指一个人不仅有“说”的权利,同时也有听的权利。
基本广义说,即言论自由包括口头、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
从以上多种观点看出,对言论自由概念的分歧在与发表言论的媒体或形式具体包括哪些,言论自由的宪法是政治权利还是一般权利,言论自由是否包括沉默自由等三方面。而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以口头的形式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表达自由而不受干涉。外延包括交流自由(包括私人交流和公开交流)、演讲自由、教学自由和广播自由。
也就是说,公民可以利用言论自由讨论国内外大事,谈论党的大政方针,国家法律和法规,提出批评和建议,通过言论表达意思的形式有口头的和书面的,包括公民在会议上的发言、发表演讲,也包括讲学、新闻报道、宣传广播等形式,以实现管理国家、社会的权利;可以发表学术见解,进行学术研讨、探究,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可以谈论社会上的奇闻轶事、风土人情,以丰富精神生活、增加社会知识。具体的说,任何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发表言论的内容,只要不超过法律范围,就不能受任何非法干涉;发言者不应由于某种言论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
3.2 出版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对出版自由的概念,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有学者指出,出版自由是以文字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有学者认为,出版自由是公民以文字或绘画等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其外延包含著作自由、绘画自由,但不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自由。
我们认为,要给出版自由下一个较全面的含义,首先,要明确“出版”的历史演变。随着科技和传播手段的飞速进步,“出版”一词的外延也在不断发展。从图书、报刊发展到书刊、图画,再到书籍、音像作品,特别是当今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出版物或电子出版物不断涌现,这又赋予“出版”新的内容,因而出版自由的概念应反映出此发展变化。其次,在著作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关系认定方面,我们认为著作自由与出版自由虽有联系,但侧重点不同。我们认为出版自由的外延包括:创办出版机构的自由,印刷、复制的自由,发行、销售的自由。
4 社会主义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曾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那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
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并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从清末到国民党政治时期的历界政权在名义上都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但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就其主体而言,只能说是资产阶级言论出版自由的某些形式掩盖下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一直重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者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这里,他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坚持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并不是由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争取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鼓励人民通过斗争,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把它向前推进。因此,把言论出版自由写进自己组织的纲领之中。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把言论、出版自由真正作为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写入了宪法。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根据客观需求的要求,把改革新闻、出版制度扩大到社会主义的民主议事日程上来,反而出现了右的或‘左’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新闻、出版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报纸、刊物、书籍等新闻出版物中充斥着假报道和强奸民意的言论。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文章千篇一律,报纸百家一面。不仅写文章,连人们平时讲话,开会发表意见,领导作报告,都要找“两报一刊”对口径、对提法;编报纸要打电话对版面、对标题,放的位置、栏数多少、字号的大小都要一模一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智慧就这样被窒息在言论专制中,社会主义的言论出版自由荡然无存。
回顾走过的艰辛、曲折的历程,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把言论、出版自由写进宪法,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就完全确立了,而是还要为之斗争,使它制度化、法制化,使之成为真正的与经济基本相适应的能够持久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普遍自由,它既有普遍自由的条件,又有普遍自由的形式。前者主要是由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的,后者由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民主制度和新闻、出版制度来体现。和不同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联系,为大多数人所享有与少数人所垄断。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有从新认识的必要。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限制的,它既扎根于公有制经济同时又反映和服务于这个经济条件。比如我们的社会科学是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但要实现这个服务,就必须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条繁荣科学事业之路。同样,新闻出版事业要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舆论活跃这一条就办不到。现在,人们认识到,即便是计划经济本身,离开市场调节,也会死水一潭,缺乏活力。对于言论自由制度,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形式,没有人民发表意见的自由、报道新闻的自由、出版著作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就会使真理得不到发扬,甚至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做出歪曲和破坏性的反映。
譬如在克林顿“白水门”案的调查过程中,有一位作家抛出了一本名为《血腥游戏》的书,生动详细地披露了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萨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单是书名,对克林顿就颇有“杀伤力”,《时代周刊》也推波助澜,对书中的内容详加报道。克林顿对这种不怀好意的“言论”,虽万般不快,却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也出书为自己辩护。希拉里也在报上开了一个“谈心”专栏,不时为克林顿和自己辩解,以抵消《血腥游戏》之类书刊的影响。试想,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社会,有谁敢对总统和第一夫人说三道四,有谁敢“影射攻击”国家首脑?
5 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限制
言论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而不是无限制的绝对自由。二战以来,围绕言论自由究竟是相对自由还是绝对自由这个问题,各国思想界展开了一份旷日持久的论战。一种观点认为,言论自由在公共事物领域具有绝对性。在一个矢志奉行人民自治制度的社会中,从长远来看,国家的安全永远不受到人民自由的危害,不论眼前的得失如何,从言论自由中产生的远没有从压抑言论自由中产生的危险大。另一种观点则否认言论自由具有不可剥夺的绝对性。但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具体一点来说,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尽管言论具有相对性,有必要对它进行限制,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做到合理、适中。否则,对人类繁衍、生存、发展致关重要的言论自由,就会在各种漂亮、动听的借口之下,受到无形的剥夺和压抑,言论自由就会成为“人权”旗帜下的水漂,成为一纸空文。
By the Opin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Yu Bo
Abstract: The opini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Constitution” entrusts with citizen's basic right. From said essentially, not only the opin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the democratic foundation, is also promotes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progress, the development important condition.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篇4
2010年8月19日, 四川籍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派员从北京租住的家中抓走, 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此案前谢朝平是达州市检察院检察官, 后在《检查日报》下属的《方圆》杂志社任记者, 有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案情皆因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 交与《火花》杂志以增刊的方式出版。该书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 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披露了当地贪污挪用移民款的问题, 而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这一跨省追捕事件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被冠以“权力打击言论的恶劣标本”, 传媒界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此事提出质疑:第一, 《火花》增刊《大迁徙》是否违法?第二, 如果违法, 违反什么法?是杂志社亦或是作者本人承担责任?第三, 如果违法, 由那个部门鉴定其违法行为?第四, 出版但尚未传播是否构成违法?第五, 渭南警方强行拘留作家的行为是否恰当?
二、案例解读
传媒界多认为“渭南警察进京抓作家”这一行为系公共权力侵犯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的行为。参照以往新闻侵权与纠纷, 笔者发现此次事件有其独特之处:控方避开“诽谤罪”而以“非法经营罪”陷谢于被动。渭南警方抓走谢的理由是谢的纪实文学《大迁徙》以《火花》杂志增刊的方式出版, 出版增刊时没有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不符合出版程序, 违反了相关出版法。笔者查阅了相关的出版法, 没有找到针对杂志期刊的出版规定, 只找到了有关报纸出版增刊的规定—1990年7月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关于报纸临时增版、增期的规定》, 其中第二条规定:“报纸临时增版、增期, 需经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出版。”出版社也承认由于对相关政策不了解, 没有报上级审批, 只是通过编辑部内部总编审批。如果针对报纸出版规定对杂志也适用的话, 出版社和谢的行为确实违反了此条例。从出版社和谢的行为来看, 他们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 但却违背了出版法规定的出版程序, 此案的关键点在于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与法律规定的出版程序发生了冲突。从深层思考, 此案涉及到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力之争, 即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时, 该如何如何权衡与抉择的问题。
三、案例分析
在司法界与传媒界, 有关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时有发生, 但涉及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与司法程序的争端却很少见, 因此尊重司法程序还是尊重新闻自由成为司法界和新闻界的两难抉择。在“谢朝平一案”中, 谢朝平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时“妄顾”了出版的司法程序。那么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司法程序之间产生矛盾时, 我们该如何权衡与抉择, 我们抉择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本文的关注点。
《大迁徙》在内容上关注三峡移民问题, 实属言论自由, 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出版社及谢朝平的行为, 在形式上属于出版自由, 由于谢朝平曾是记者, 《火花》亦是其当记者时期的采访成果, 且《大迁徙》出版亦得到《火花》杂志社首肯, 所以此事亦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我们暂时把其行为归于言论、出版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与司法程序分别属于民主与法治的范畴, 两者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与正当性。
(一) 言论、出版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石
言论、出版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属于民主政治权利的范畴, 其功能和价值, 首先表现在:
1. 对话参与功能
对话是言论、出版自由之于民主政治的首要和基本的价值。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然而, 多数意见需要就公共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和阶层, 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如果想要达成共识, 就必须在公共讨论的空间形成合理的公共决定, 合理的公共决定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话”形成的。对话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交流, 而不是从政府到公民的单向灌输, 否则对话的正常过程就会遭到破坏。这种双向“对话”是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有力体现,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之一, 公民通过“对话”行使自己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 参与国家事务, 对国家事务和政府决策发表意见和建议, 实现自己的民主参与权, 有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谢朝平的行为属于对国家事务的民主参与, 通过“对话”的形式对政府的决策发表意见, 有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2. 制约监督功能
言论、出版自由对公权力具有制约监督作用。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化, “在民主社会里, 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务的权利, 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自由, 这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与制约作用。”[1]只有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才能促使政府工作人员时刻保持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 促进社会的政治进步。舆论监督是揭露社会弊端的利器、正确决策的先导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动力, 对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行起保证作用。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中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 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火花》揭露了当地政府的挪用公款行为, 无疑是对当地政府部门的揭露与批评, 是在行使正当的舆论监督权利。
3. 互信共进功能
“维持一定的信任关系是民主政治存在的基础, 这种信任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公民群体对于相互之间可以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框架之中有信心, 而且对共同的政治法律体系也具有最低以上程度的共同信任。二是公民与经他们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也是互相信任的”[2]。在民主社会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 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是民主政治运行良好的征候。只有公民与政府之间互相信任, 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 妥善合理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达成公共问题的合理解决, 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公民缺乏对政府的信任, 害怕政府的压制, 就会引发“寒蝉效应”, 就会造成公民不敢言、不愿言和言不由衷的现象;而政府对公民的不信任, 则会引发政府对舆情的压制, 而压制的结果是政府无法从“对话”中获得真正的民意作为施政的依据。政府对公民的不信任心理, 同时又加重了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谢朝平的“直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府的沟通与交流、对话与信任。
(二) 遵循司法程序: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在当代社会, 法治 (依法治国) 越来越成为世人共用的一盏政治法律明灯。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保障, 只有依法办事, 才能保障民主权利的实现。只有依法行事, 才能给予人们对国家、政府、社会的安全感和信赖感。法治的基本价值有三:一是法律至上;二是人权;三是秩序。法律至上, 在价值上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否定, 在形式上, 意味着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 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之上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而秩序是实施法律的前提与保障, 只有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公民的权利, 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秩序的实现需要法律规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设计与维护, 而宇宙秩序是人类秩序的象征, 是人类正义的向往和永恒意义的精神指向。”[3]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 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如果人们都各行其是, 必然造成不可控制的混乱, 掣肘法律的实施, 消减法律实施的效果, 所以司法秩序也至关重要。司法程序应包含公民在行使权利时应遵守的程序, 也包含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遵循的程序。“历史表明, 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 他们都力图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 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4]遵循司法程序是法律所要实现的基本价值, 它构成法治调整社会的出发点, 也是法律所要保护和实现的其他价值的基础。“渭南警察进京抓作家”一案中, 出版社及谢朝平的行为不合出版法程序, 但警察没有拘传手续直接跨省追捕, 在程序上亦不合法, 以一个不合司法程序的司法部门去处罚其他不合程序的下属部门, 很难不引发争议。
四、权衡与抉择
先搁置执法部门的不合执法程序不议, 但议“谢朝平案”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出版程序之争问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笔者认为, 在目前中国, 当新闻自由和司法程序之间发生冲突时, 应该侧重于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和鼓励。这是因为:
(一) 社会进步的需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积极性价值, 除了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 还可以增进知识获知真理、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目前, 我国的新闻自由尚未充分发育, 鼓励新闻自由就是鼓励公民充分行使权利。如果对现阶段的新闻自由过分限制或打压, 无异于嫌一个新生婴儿哭闹而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二) 司法监督的需要。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由于制度内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缺失或不到位, 司法腐败时有发生, 严重侵害了民主制度的进程。以权利限制权力是宪政国家的一项重要方略, 言论、出版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可以起到制约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言论自由监督国家权力时, 若与国家权力产生冲突, 法律倾向于保护媒体, 因为除了制度上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之外, 民众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三) 法律制衡的需要。
法律的天平向弱者倾斜。当媒体的权利与公民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 公民是相对的弱者, 法律会适当地考虑保护公民的权益;当媒体的权利与政府及执法部门发生冲突时, 媒体是弱者, 法律会适当地考虑向媒体倾斜。因为国家权力是社会的最强者, 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侵犯弱者, 保护社会上弱者的利益, 这是基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但法律并不是一味地袒护弱者, 而是适当地偏向弱者。当然, 对新闻自由实行倾斜性保护, 不应从根本上伤害国家的宪法与法律, 伤害公民的人格权, 更不应伤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否则, 法律的严肃性与完整性便荡然无存。
(四) 符合国际通例。
新闻自由与司法冲突中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 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多数国家的法律, 采取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权即报道权与表达权的优先保护的原则。我们虽不能生搬硬套, 但其他国家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无疑是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最佳选择, 我们可以借鉴使用以“它山之石”达到“攻己之玉”的效果。
五、冲突协调措施
言论、出版自由及其延伸的新闻自由, 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 是近代民主理念的产物, 对于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 执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证公民的民主权利, 而遵循司法程序是保证公民权利顺利实现的前提。当两者发生冲突时, 我们应权衡利弊, 制定相应的协调措施, 使其向良性方面发展。
(一) 立法制定新的规范, 明确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权限。
我国宪法也将言论、出版自由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表述比较宽泛, 体现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加上我国迄今尚未制定专一保障言论、出版及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公民在发表言论、出版刊物时哪些是法律规定应享有的权利, 哪些是应尽的义务, 公民也不甚了解;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 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依照, 立足点的不同造成对宪法理解的不同。这种粗线条的表述造成人们在具体的新闻纠纷中无所是从、权限不明, 进而造成对我国宪法权利保护不力。我国目前所大力提倡的舆论监督权仅是由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所派生的权利。在法治社会中, 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的正当权利应该受到保护而不受侵害, 现行法律必须为其构建实现权利的手段。
(二) 建立制衡机制, 寻求言论自由与司法的平衡。
平衡的指向应当是促进更大的社会效益或者避免较大的社会损害。建立保障与限制相统一的平衡机制, 保障公民享有正当的言论、出版自由, 限制侵害其他公民权利的自由, 使保障与限制达到相对的平衡。鉴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 加上其处于萌芽状态, 主张对新闻自由去刑法化, 以承担民事责任为主要救济手段。
(三) 尊重司法公正, 加强新闻自律。
从辩证的角度看, 传媒的自律并不是对传媒监督的限制, 而是为传媒监督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和发展余地。自律的媒介最自由。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传媒的行业自律是传媒谋求自身政治空间、争取社会广泛认同的必要措施, 同时也是传媒自身独立品行的保证。在对司法监督问题上, 传媒不仅需要从一般性的职业标准出发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且基于司法在政治框架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传媒更需要谨慎的处理同司法之间的关系, 特别需要在公众社会要求与司法立场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缺乏自律的监督, 往往会走向混乱无序, 走向极端。只有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新闻素养, 提高职业道德, 明确司法规定的相关程序与责任, 尊重司法, 才能避免冲突的发生, 使传媒与司法达到良好的运作效果。
六、结语
当今时代, 民主意识的增强激发了人们通过言论、出版等形式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热情, 而遵守法律的程序与尊严是保证民主制度实现的途径, 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 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所以在本质上并不矛盾。鉴于言论、出版与新闻自由在探索真理、弘扬民主、监督权力、繁荣文化、完善人格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当言论、出版自由与法律规定的出版程序不相符合时, 我们应适当地向前者倾斜, 这也是民主国家法律保护公民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的体现。“渭南警察进京抓作家”一案中, 执法部门以“非法经营罪”将谢拘捕, 不免有打击言论自由、抵制舆论监督之嫌, 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考虑以承担民事责任为主要救济手段的方式来化解争端。
摘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时有发生, 但新闻自由与司法程序的冲突比较罕见, 本文以“渭南警察进京抓作家”为例, 讨论了当言论、出版自由与法律所规定的实施程序发生冲突时, 该如何权衡与抉择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协调措施。
关键词：言论出版,自由,司法程序,权衡协调
参考文献
[1]卞建林, 焦洪昌.传媒与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13.
[2]卞建林, 焦洪昌.传媒与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13-14.
[3]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20.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篇5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自由,是人类最美的精神花园。人类从未放弃过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往往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所有自由当中,有人更是将出版自由成为第一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全部自由的中心,凡是人们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其他自由就没有保证。”真理的宣扬往往与出版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出版自由,真理将无法传播,人类所有进步而伟大的思想也只能成为深埋于泥土中的钻石,即是光彩再耀眼也无法划破漆黑的夜空为人类带来光芒。《论出版自由》让我们在大思想家的精神花园中一睹出版自由那璀璨的光辉 弥尔顿是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论出版自由》是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代表作。
《论出版自由》这本书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为留传，影响巨大，是关于出版自由理想的经典论述。该书创作于1644年，是弥尔顿在国会作的长篇政论演讲词。这篇政论首先介绍了《出版管制法》的内容：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全面批评了这一出版检查制度的弊端，认为它只能“破坏学术、窒息真理”，并且指出任何历史上的文明国家、政府都未采用出版许可制，同时，弥尔顿还认为，异端邪说的传播于书籍的出版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出版许可制的必要性；作者也对出版检查员的品质产生怀疑，认为他们检查出版物是对“学术和学者的最大的打击和侮辱”。另外，作者指出出版许可制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滞后了英国先进的文化，应当坚决废除。弥尔顿在本书中强调了人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权。他认为，人们具有理性地辨别正误的能力，人们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各种思想和言论，他提倡一种“兼容并包”的阅读法。弥尔顿相信，真理是肯定的，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才能战胜罪恶，帮助人们“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而政府没有必要限制真理的斗争，不应该约束言论和出版。弥尔顿在国会作这篇演讲时，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内战时期，全国斗争日益尖锐。出版检查制度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在言论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在政治上争取更多的权利。弥尔顿献身于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斗争。他故意不征求书刊检察机构的同意，印刷了该演讲词，以示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蔑视，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弥尔顿在书中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即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真理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中获得的，不是权力赐予的。人的理性完全可以区分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积极与糊涂。这一思想奠定了现代“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理论的基础。
从弥尔顿的言论立场来看，不难发现，他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且走在了理性时代的前列。十七世纪的欧洲社会，封建主义渐趋衰落，资产阶级正在孕育着变革，整个欧洲开始了从蒙昧时代走向理性时代的进程。十七世纪的英国，扼杀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机的绝对君主制度和文化专制主义已日薄西山。当时英国的出版管制法，扼杀了众多进步资产阶级的言论，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新闻出版上，自然要求自由和理性，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弥尔顿强调理性主义，是对古希腊自由传播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开创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并且是现代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的重要来源。因此，弥尔顿要求废除管制，主张出版自由，无疑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因素，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
第一． 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所说的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恩格斯说过：“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身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取的，出版自由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因此，我们应当清醒 1
地认识到，在反对封建统治时，资产阶级力主出版自由。然而在对待他们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时，资产阶级并不赞成这些权利。马克思说过：“在检查制度的国度里不是完全没有出版自由，有一个国家机构能享受这种自由，那就是政府。”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出版自由的本质，弥尔顿所说的自由仅仅只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第二． 弥尔顿倡导自由的同时，虽然承认自由讨论的权利可以加以限制，但是没有指出这种限制的一般性原则。他要求的是那些虽然有意见分歧，但却是诚实和认真严肃的人，应该享有不受政府检查的自由，而其他如罗马天主教徒和当时影响很小的新闻工作者却不能有充分的自由。他的主张缺少限制的一般性原则，或者说没有具体执行的尺度，这样在出版管理中，便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诚实和认真严肃”，势必还会回到原先的出版检查制，毕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根据诚恳标准，制定出个人诚恳信用制是可笑和不现实的。
第三． 弥尔顿主张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并且认为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无益，政府在出版问题上不应该插手。这样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是典型的矫枉过正。我们应当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现，但是同时，政府对言论、出版也要有管理权，否则任由落后反动的思想横行，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第四． 弥尔顿并不要求完全宽容一切出版物，他倡议毁谤和黄色内容军不得出版，但是他还提出无神论出版物也应该受到限制。弥尔顿出身于清教徒家庭，自身也带有清教徒观点，因此，他反对唯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发展壮大，弥尔顿也具有了唯物主义倾向，在十七世纪革命的后期，这种倾向与清教徒观点发生了矛盾。事实也证明，唯物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 弥尔顿没有全面论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这样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受到一定原则的约束，而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是出版自由的基石与保障。
尽管弥尔顿的思想、主张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是他本人光辉的著作和虽遭迫害却不妥协的精神却是历史的进步。《论出版自由》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奠基的时代，这部著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弥尔顿和随后的约翰•洛克，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上功不可没。他们为以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逐步进入实践范畴做了重要的准备。
今天，我们倡导新闻自由，更不应该忘记约翰弥尔顿，和他的《论出版自由》。这部著作中为后世反复引用的名句永远值得我们回味：“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让我们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弥尔顿在其著作中，从天赋人权、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婚姻自由等几个方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弥尔顿认为自由、财产、生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认为人们有权推翻侵犯人们自由的暴君。他还抨击英国对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反对这种扼杀真理的做法，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创造条件。在争取了这些权利之后，弥尔顿进一步肯定了人的存在。在宗教观上，他提出理性的信仰，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要求人们拥有理性，自由选择，培养美德，以一个善的个体直接与上帝交流和沟通。弥尔顿提出了自己不同于神学化、世俗化的封建教育的改革方案，试图建立一种近代教育体制。同时，由于弥尔顿自身的婚姻经历，他特别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革命失败后，弥尔顿开始了三部著名长诗的创作,在他的三部曲中反映出自由的主题，表达了诗人作为一名顽强的自由主义战士在复辟后失落的情绪下，仍然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心。讨论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没有《出版法》，2007年开始实施、2001年再次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法规。其实，《出版管理条例》最初就是按“出版法草案”来讨论的，但最终出来的却不是法而是条例，降了一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大家对“出版自由”原则的争论上。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出版自由按其严格意义上的含义应包括发表权和创办权，而在我国，众所周知，创办权是没有完全放开的。要制定《出版法》，就必须依照《宪法》沿袭出版自由原则，即必须开放创办权，同意私营出版社进行登记，否则就等于违背了宪法。这是个很大的尴尬。所以，虽然1994年出版法草案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审议，但面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最终研究认为还是先颁布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出版法的议案也就撤回了。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版法》迟早是要出台的，那将是一次大破大立，我们可以想像它对我国出版格局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弥尔顿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倡出版自由、反对封建书刊检查制度的著作，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性著作。弥尔顿也成为西方新闻自由运动和新闻自由思想发展史上的先驱和奠基人。我们承认其巨大的积极历史意义，但是也有同学看到其观点中的片面性和虚伪性。
可见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最关心的首先是学术、学者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出版自由”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这一点在他随后论述“人民主权”时暴露无遗。他认为“一切人都是生来自由的，但‘粗野的普遍人民’也具有非常坏的本性”，所以，他以为只有从“理智的”、“能干的”人们中间才能选拔出执政人员。不言而喻，这些“理智的”、“能干的”人就是资产阶级新贵族。
弥尔顿要求的自由并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他所在的阶级和教派的自由，他诉诸的对象也只是神、理性、议院，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所在。1649年以后，他出任了拉丁文秘书，他自己也成了检查官。
总之，弥尔顿在整个《论出版自由》中，花大篇幅论述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过是在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宗教派别争取“意见自由市场”的一个手段而已。
1651年春，约翰·弥尔顿(1608一1674)正在写作的时候，凶猛的病魔向他袭来，一只眼睛突然失明。医生对弥尔顿提出警告:需要休息，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但是，弥尔顿回答说:“我情愿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
双目失明后，在写给他的学生 的诗中吟咏道:
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保卫自由，这是我祟高的职务，全欧洲到处都以这事为谈话的中心。
这个思想引导我穿透世界的假面具，我虽然瞎了也满意，我有了无上的指针。
弥尔顿大胆地对出版管理法的荒谬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它违背了人的理性，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笨做法，“这种侵害人权的残暴制度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效果都和原来的目的
3相反”川。因为出版管理法主要是审查书报刊物，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的视听、言行等，都可以说是一本写出的无形状的书，对于交流思想、阐述真理、弘扬正气、抨击丑恶等，其效果与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其他表达思想的形式是无法禁止的，这样，官方的检查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弥尔顿赞同并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他以一种挪榆的口气写道:这种出版管理法只不过是一位自作聪明的绅士企图用关上花园的门挡住鸟儿一样愚蠢可笑。
弥尔顿反对书籍检查制度是与其对书籍传播真理的作用有着正确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对丰富人类的生活有重要意义。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蕴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像作者一样的活跃;它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著华保存起来;它又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繁殖力极强，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会迅速地长出勇敢的武士来。好的书籍绝不会使心灵纯洁的人腐化。至于写作，这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行书籍检查制度，按照官方的尺度对书籍的优劣作出粗暴的判断，只会扼杀好书的出版。而随意地禁止一本好书出版，它犹如杀人一样，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他说: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都是同样的罪恶。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即使从生存的意义上比较看来，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其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同样，各个时代的革命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蕴含真理的书籍得以恢复，这 种损失要比一个人的失去使整个世界所受到影响还要严重。因而，每个人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的人物和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否犯下了什么迫害行径，看看自己是否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给糟蹋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禁止他的一本书出版，就会犯下杀害作家罪，甚至杀死的这个作家正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人。若是遭到禁止的书很多，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那么，将构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就远不止是众多的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害了精英或理智本身，将给整个民族文化发展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是个由宗教法庭推行书籍检查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对书籍出版的限制极为野蛮粗暴，有价值的著作无法通过那一道又一道的关口，“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跟不振。近年来除了馅媚阿谈之词以外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川。结果，这个国家文化学术的发展陷人长期停滞的状太。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篇6
读《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说<读书>》一组讨论《最是文人有自由》和《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文章，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O年吧！有一次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尔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我和冯先生是邻居，虽然我有时也挨批斗，冯先生挨斗的次数就比我多多了，这种隔三岔五的批斗，是很不好受的。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批斗时，我心里就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是可以有自由的。这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于是我不由得考虑到，可能对“自由”得分析一下层次。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想什么而不见诸于言行，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思想见诸于言行，它就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特别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触犯权威；一旦触犯了权威，言行就会更加不自由了。那么，如果只是想想，而不言不行，最好也别记什么日记之类，那岂不就很自由了吗？这也不见得！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作“忠诚老实运动”的办法，要你老实交待你过去的言行。后来不知何时，又进一步发明了所谓“交心”，也就是要你把自己的“坏思想”通通交待出来，并且说只要自己坦白交待，就不予追究。这一下子搞得知识分子措手不及，老实的人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盘端了出来，这就变成了言论；不老实的或者不大老实的人就编造了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假话。前者当时虽未定什么罪名，但一顿批判却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想到，在以后的运动中这些自己交出来的“心”，就不再只是“思想”，而成了“言论”，并以此定上种种“罪名”。不过社会总是在进步的，现在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说了，而且有些知识分子总结了经验教训，也变得聪明一些，有时说点“违心”的话，大概也不见得会脸红。
那么到底“最是文人有自由”呢，还是“最是文人不自由”呢？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大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树，由于它不能成材，因此樵夫没有把它砍掉，它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成材，就会被砍掉，而不能保存。另有一只不会叫的鹅，因为它不会叫，而被主人杀了请庄子师徒吃，这只鹅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就不会被杀来吃，而能被保存下来。于是庄子的弟子问庄子：那棵树因为没有用，而保存下来；这只鹅因为不会叫(按：也指没有用)，而不能保存自己，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庄子回答说：我们最好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好保存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一切事物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都要看主客观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自由”的，我想再不会有什么“交心”运动了，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了；你写写日记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不发表，不给别人看，而只是自己看看，总是可以的，这点“隐私权”也许宪法还可以保障。但是，你要说出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啦！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你真想说的话，虽然人们会说：“你说了也白说”，但你仍可以取“白说也要说”的态度而说之，当然最后也还可能是“说了也白说”。不过你总算说了，尽了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例如眼看要反“精神污染”或者要“反自由化”了，这时最好“三钳其口”，要有“不动心”的本事。当然，我认为你最好也不要勉强跟着违心地去批什么“精神污染”或“自由化”之类，因为言多必失，日子也会不好过的。因此，我想知识分子是经常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要学会在夹缝中讨生活。
我谈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这岂不是十足的“乡愿”吗？确实如此。但我真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保持其“思想自由”的品德，同时得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不管你“议政”也好，或是不议政而“为学术而学术”也好，都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无形的无组织的社会阶层，他的功能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想来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议论和建议；另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北京大学的同学常常问我：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总是说：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是“爱国”，是“革命”，无疑都是对的，这些传统对北大十分可贵。但这太一般化，因为在我国每个行业的传统都可以是“爱国”和“革命”。那么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有没有其特殊的可贵的传统呢？我想，如果北京大学有什么特殊的可贵的传统，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了。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造力，要么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头跑，要么就抱着古人那一套死不放，这有什么出息？！如果不能“兼容并包，那么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样中国如何能从“传统”(包括新老传统)走向现代呢？所以在我看来，“最是文人有自由”或者是“最是文人不自由”都有对的一面。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篇7
关键词：Web2.0,媒介政治,出版自由,默多克窃听门事件,赫芬顿邮报
一、从默多克“窃听门”事件管中窥豹
从默多克“窃听门”事件中反观英国的媒体与政治, 可以发现这两者实际上都掌握了公共资源, 表面上看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希望依靠权力的分立来相互制约、平衡;但本质上媒体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1972年, 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后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充分地证明了大众传播有能力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件, 从而影响公众的想法;因此, 媒体逻辑能够映射政治议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规则基础上, 英国政治人物与媒体之间必然存在各取所需的畸形关系。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田德文认为:“法律规范的模糊, 道德与法律间的灰色空间是英国此次窃听丑闻发生的社会背景, 但期望通过加强法律监管来杜绝英国媒体侵犯隐私的行为恐怕是不现实的”, 可以看到, 在英国的传媒政治关系中, 灰色空间的存在是造成类似事件不断发生的基础, 而这样的灰色空间却因法律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而不受控制, 因此这样的纠纷事件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正因为在这样的灰色空间中, 法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导致政治宣传的逻辑慢慢地往媒体运作的逻辑靠拢, 媒体对于头版头条的选择, 影响着公众的政治议程, 新闻的商品性的卖点遮蔽了新闻的公共性的存在。在一系列的新闻操纵中,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政治人物的花边新闻受到的关注度远高于其政治理念、政治主张。媒体无拘束地通过耸动人心的影像与修辞来左右公众视听, 因此, 在英国没有一个政客再敢与媒体对抗, 因为他们都害怕自己成为这个传播机器的下一个目标。
在英国, 大众媒体作为公众参与政治的主要信息渠道, 政治人物也唯有通过大众传媒来塑造形象,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众媒体可以操纵公民政治议程, 进而控制政治局面, 而对于这样的尴尬局面, 默多克得以用自由市场的口号来规避法律的约束, 并制定与政客之间的游戏规则。短时间内, 媒介受到垄断的局面难以改变, 所以媒介用丑闻控制政治的手法使得英国政坛犹如芒刺在背。正因为媒体与政治人物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 资本与权力得以通过这样的矛盾相互转化, 双方彼此厌憎却又相互依赖, 并逐渐形成了双方默认的潜规则, 最终成就了默多克成为英国政坛的“无冕之王”或“内阁影子部长”, 而这样的潜规则也正是唐宁街10号特别通行证的基础。因此, 从默多克“窃听门”事件得以管中窥豹, 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媒体与政治人物的权力博弈被推向巅峰。
二、对出版自由的反思
然而, 当我们开始反思为何英国媒体如同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 我们可以发现原来这就是过度倡导出版自由的革命产物。实际上, 英国两百多年来追求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 其目的是希望英国报业能够不受拘束地自由发展, 在这一阶段中的代表便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对广播制度进行“解除管理“的热潮, 而这样的一个追求绝对出版自由的乌托邦革命, 其背后的盲点是对“自我审查”的忽视。立足于对信息对称的追求, 让这一场革命势如破竹;然而其表面上对信息对称的追求, 实际上正加速了信息的不对称, 因为在高度复杂的社会中, 社会公众是无法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的, 公众甚至无法平等地表达和发表他们的观点, 因此仍然只能由拥有核心传播媒介的寡头所控制信息渠道。
追求出版自由的乌托邦拥护者没有发现, 他们始终无法解决如何制约“媒介代理人”对他们的受众负责, 当政治人物和媒介联手出卖公众利益时, 自由市场便失灵了, 而这样的失灵在过去十年间的野蛮生长, 更加深了信息渠道的扭曲。追求出版自由的乌托邦拥护者认为出版自由可以用来作为专制政府的一种制衡力量, 一种对作为少数者的统治阶级的行为抑制, 但没有想到当媒介也受到垄断时, 最终的矛头只会指向信息资源不对等的公众。
因此, 在出版自由的背后, 是新闻操纵对“公共领域”的损害, 受众的权益变得更加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社会引以自豪的民主也仅存在于表象。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不过是这场以传播自由为口号的革命的产物, 当政府放弃了对舆论生产和交换的管制与协调的任务, 便宣告了媒介垄断时代的到来。出版自由革命无视对出版自由理念和公共事业广播理念的审查, 造成了媒介权力的无限放大, 尽管出发点是好的, 但这样的制度设计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寡头的操纵, 因为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为寡头培育了肥沃的生长土壤, 可以说, 这是英国反对国家专制主义、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历程所不愿看到的结局。
值得反思的是, 一味追求出版自由的最终结局是否正是新闻寡头的形成。出版自由革命的初衷是希望市场能够自然形成一个市场的检查制度, 即不符合受众利益最大化的媒介产品将被市场所摒弃, 但今天显然可以看到, 这样的理念对公众自身的信息条件要求不切实际, 公众不可能是一种“均质”的政治主体, 信息传播注定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 尽管在网络社会中, 也存在着核心的信息传播节点, 所以单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管理媒介秩序的, 最终结局便是新闻寡头的形成, 以及新闻寡头与政治人物联手对公众利益的反噬。
三、Web 2.0时代将如何影响英国媒介政治——以美国赫芬顿邮报为例
笔者认为, 在英国这样的尴尬局面终将面临Web 2.0时代的挑战, Web 2.0的本质是媒体重心从组织转向个人以及个人媒体的发端, 在Web 2.0平台中, 信息传播渠道无法被组织所垄断, 因此英国出版自由的盲点即议程设置功能将逐渐消失。在过去,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各大报纸作为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把关人”, 其掌握信息报道解释权和议程设置能力, 当Web 2.0平台逐渐深入公众日常视野, 自媒体将逐渐形成, 只有符合公众的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 能够自由地提供与分享事实情况, 在这一低成本的参与条件下, 公众将重新拾回监督能力。
以美国赫芬顿邮报为例, 可以看到过去新闻寡头控制信息流通的情况在未来将不复存在, 由Web 2.0平台所产生的舆论影响力将远远大于主流媒体, 并且网络传播效果具有不可测、不可逆的特性。赫芬顿邮报是美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类新闻博客网站, 网站兼具博客自主性与媒体公共性, 通过“分布式”的新闻发掘方式, 赫芬顿邮报打出了“第一份互联网报纸”的口号。赫芬顿邮报将尝试通过重新呈现新闻事件、议题以引领读者摆脱传统“左”或“右”的政治观点局限, 进而重新观察、思考。
这是一个全新的革命浪潮, 当公众传播意识抬头, 网络将重新改写英国媒介政治规则。当公众逐渐对受到垄断的新闻议程感到反感时, 其便会主动去寻找更为客观的新闻资源, 从而原本靠垄断新闻议程来控制政坛的手法将不复可行。互联网上理性的公共讨论将逐渐取代主流媒体的单向传播, 从而一扫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可能, 出版自由的概念在今天落到了个人上, 信息的传播将基于其自身的质量而非外在框架而得到传播。
在Web 2.0平台, 公众监督与公共领域概念成为实际, 新闻寡头将不得不开始重视这一浪潮带来的深刻影响, 当传统媒体无法再提供令公众满意的信息质量时, 公众将自然而然地转向Web 2.0平台获取信息, 这样的行为正在成为习惯, 而政治人物要通过Web 2.0平台控制信息的难度也更加高, 因此在这样的平台中能够唤起普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并从中发掘出内容鲜活、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从这一角度来看, 英国政治困局的盲点已不攻自破, 在过去许多学者将媒介政治视为牢不可破的潜规则, 正由互联网个人媒体聚合公众力量所冲破, 新的秩序正在形成, 我们可以展望英国媒介政治困局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政治人物将面对的是公众的监督, 而非传统媒体的监督, 而传统媒体也将因监督功能的缺失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参考文献
[1]张涛甫.“窃听门”背后的媒介政治[J], 新闻记者. (2011) [1]张涛甫.“窃听门”背后的媒介政治[J], 新闻记者. (2011)
[2]Amelia Arsenault, Manuel Castells.Switching Power:Rupert Murdoch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of Media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8) [2]Amelia Arsenault, Manuel Castells.Switching Power:Rupert Murdoch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of Media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8)
[3]刘建.英国“传媒政治”的灰色空间[J], 人民论坛. (2011) [3]刘建.英国“传媒政治”的灰色空间[J], 人民论坛. (2011)
列宁论社会主义新闻出版自由 篇8
一、列宁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
在列宁1896年、1899年和1903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绝对的出版自由”(又译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被列为党的最近的奋斗目标之一。[2]这种表述,直到1917年6月列宁为党的六大写的修改党章的材料,没有改动过,其行文是:“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3]列宁1896年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
“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4]
二十多年后的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再次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
“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5]
在列宁的著作里,使用“政治自由”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的权利。十月革命前,列宁对西方各国政治自由的评价很高,例如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6]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7]
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列宁自1900年出国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除了在1905年民主革命时期短暂回国直接参加革命外,一直生活在西欧和中欧国家。
列宁肯定西方的政治自由,在认识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写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8]
列宁把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人权的提出和实践,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实现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关于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实,多数也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偏见。1921年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总结了最近几年西方媒体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列举了美国一个公民团体的材料,指出:“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逃跑,……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起来(这些消息每天都一再出现),最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这种情况下,列宁只能做出如下的结论:“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9]
1919年5月1日列宁在红场阅兵式上
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这种言词激烈的批判重复率较高,以致他在一封致英国工人的信里说:“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10]
我们的思路常常固定在列宁肯定和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上,例如引证他于1920年写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肯定出版自由的依据: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11]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惟一写到的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其实,就在他写下这些话的同时,他也说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性的话。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12]
列宁当时谈到了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理想:
“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13]
这里他谈到的四个“摆脱”,第一个“摆脱警察的压迫”,解决的是沙皇封建专制对出版自由的钳制。第二个“摆脱资本”,解决的是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对资本的依赖。第三个“摆脱名位主义”,主要是指在前两个对出版自由控制的范围内,出版自由变成了少数追求名利、地位的文化人(而不是全体公民)的自由。第四个“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特指带有俄国特色的无政府主义对出版自由的理解和实践。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版自由时的文明水平问题。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寓所与美国记者林肯·埃尔交谈(1920年2月)
二、列宁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摆脱资本”的论述与实践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沙皇迫于压力宣布了出版自由,第一个“摆脱”基本上实现了。当时列宁用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即将爆发的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成果的认识:“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14]
但是很快,列宁就不满足这种已获得的出版自由了。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认为:“资本家……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15]因为虽然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在两个首都获得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选票,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份额只是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资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控制了报纸发行量的绝对多数,媒体实际上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在运作。列宁写道: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16]这里列宁说的“不在于出版自由”,是指不在于表面上宣布了出版自由这种政策,而在于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拥有这种自由,问题在于资本控制着印刷所、纸张和广告来源。不掌握资本,就意味着没有出版自由。
于是,列宁开始计划实现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第二个“摆脱”的理想,即使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广告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实现出版自由的理想方面,从1896年谈到“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到这时(1917年9月28日)强调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落脚点始终在“全体公民”如何能够获得出版自由上。就一点而言,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是一贯的。列宁当时设想,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纸张由苏维埃国家公平地分配,分配方案如下:[17]
首先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
第二,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万或20万张选票的大党。列宁当时设想的国家政权是同一社会主义方向的多党制。
第三,分配给比较小一些的政党,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写道: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8]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1917年11月9日)列宁就查封一些直接反对十月革命的报刊时承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除;根据这方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19]
十月革命后的初期,新闻政策基本按照列宁在革命前夕设想的,将反动的大资本的报刊及其印刷所收归国有,将广告的发行权由国家垄断,按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的支持率的比例分配印刷所和纸张。1918年9月时,俄国至少有226种资产阶级的商业报纸和235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劳动派等等)报纸合法发行。
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叛乱,苏维埃俄国处于危机中。由于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炸死德国驻俄大使,挑动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孟什维克与叛乱的白卫军勾结;资产阶级报刊在决战时刻绝大多数站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于是,到1918年底,大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被封闭。这些报刊并不是一下子根据一道命令封闭的,而是各有各的封闭原因,陆续封闭的。有的报刊封闭时还给予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在恢复出版后仍然持敌对立场,才最终封闭。
即使在苏俄与西方极为对立的1919年,列宁对于客观报道苏维埃政权的西方记者,仍然给予了相当方便的采访条件。例如他在这年2月7日为一位记者写的便条:“致各人民委员和各级苏维埃机关,来人伦索姆同志是英美报刊记者,请予大力协助,让他能得到他所感兴趣的资料。”[20]这里对采访内容没有做出任何限制。
回顾这段历史,列宁当时关于出版自由的政策把握基本上是正确的。若查封报刊的标准具体化,注意政策的把握,可能后来的发展不会完全如历史已经走过的那样。
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布哈林(中)、季诺维也夫在交谈(1920年7月)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实行的新闻出版政策
1921年,苏维埃俄国结束了平叛战争,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交换,报刊从分配制转而回复为订阅制。“新经济政策”推动了出版自由的发展。不到一年,根据1922年2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的报道,仅在首都莫斯科一地,向政府登记的私营出版社就已经超过了143家,与此同时,各种报刊、小册子纷纷出版,文学艺术方面的各种流派也都显示出各自的风采。到列宁逝世之前,苏俄已经有超过400家的私营出版社和私营报刊。
维护全体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列宁这个时期的基本方针。他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处理属于纯粹个人立场、观点、流派的问题,允许各种不同的文学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评论自由展现自己。例如,列宁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自由体阶梯诗,认为离奇古怪、矫揉造作,但是他尊重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自由和艺术表现,并且高度评价了他以讽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官僚主义为内容的诗篇,认为这些诗篇具有尖锐的现实政治意义。
他不赞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涉及党的重大的文化方针,列宁并没有禁止他们作品的发表,允许他们的代表在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与党的宣传部负责人进行论战,甚至建议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纲领和有关文件编成公开出版小册子,印刷了3000本。
面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文化的繁荣,列宁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一些出版社和报刊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版了较多的质量不高的消遣类图书,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显得相形见绌。列宁就此指出:“要是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不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令人生厌的报刊杂志的政治喧嚣上,而坐下来就所有的社会问题写作参考书或教科书,那我们就不会蒙受这样的耻辱了。”[21]为此,他热情推荐老布尔什维克、国家出版局编委会副主任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所写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科书《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并为其写了序言。他还在1922年发起翻译出版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唯物主义著作。
经历了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以后,列宁意识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出版自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个文盲占多数的国家,首要的问题是普及国民教育。他开放了市场化的民营出版社、报刊、电影,同时又十分重视对这些成分的监督,以保证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
摘要：列宁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其核心是四个“摆脱”:“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版自由时的文明水平问题。他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关于查封一些反动报刊,列宁承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除;根据这方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列宁当时关于出版自由的政策把握基本上是正确的。若查封报刊的标准具体化,注意政策的把握,可能后来的发展不会完全如历史已经走过的那样。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篇9
This speech was not orally delivered but was written in a pamphlet and distributed among the public, aiming at fighting against the licensing order issued in 1643 which instituted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upon parliamentary England.According to the licensing order, authors should have a license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before their work could be published.It is quite unfair and violates the freedom of press.
John Milton gave a nearly perfect refutation to the parliament with his most eloquent words and rhetorical flourishes.As a famous English poet and polemicist, Milton has a deep personal conviction as well as a passion for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 which can be easily found in his poetry and prose.He is also a responsible servant who cares the urgent issues and political turbulence of his day a lot.Taking the description of him given above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is thus no surprise for the appearance of this magnificen speech.
Areopagitica is full of biblical and classical references which greatly strengthens Milton’s argument.And this particular feature is of course closely related to Milton’s writing style and Calvinis Presbyterians that comprised parliament at that time.The whole book displays a flow of ideas and thoughts with solid examples and rigid reasoning.
Before coming to the major part of this book review:comment ing on some of the quotations picked up from the book, I would like to first point out some of Milton’s methods or sparkling points o his getting the facts straight, that is, in other words, his reasoning process and framing angle.
1 The Reasoning Process and Framing Angle of Aer opagitica
In order to clarify his point, Milton didn’t go to the topic di rectly.On the contrary, he was brilliant enough to argue for himsel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nearly all of them are convincing a well as interesting.For example, he called for people to read al kinds of books and acquire varied knowledge, this, of course, includes those so called“bad books”and according to him, even“bad books”themselves have benefits:they can enhance people’s ability of distinguishing good from bad, right from the wrong.So it is quite reasonless for parliament to apply license order and eliminate the ideas they dislike.
Also,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ilton has a good logic in his speech.He not only provided harmfulness of licensing order through all of his speech but also talked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and the real beneficiaries of this regulation.As he said, there are too many books, magazines or pamphlets published in England every day, and it is definitely impossible for the limited inspectors to go through all these publications and make a final decision of prohibiting which one.If they just scan the book for a few seconds and have their final say, they are very irresponsible for the reader.Let alone many books demands deep reading and thinking and we can’t assure the inspectors are qualified enough to make judgments on these books.What’s m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censing order may provide facilitation measures for the monopoly of some booksellers;they may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crack down on their competitors.So in a word, if we put aside its bad effects, it is still infeasible and harmful in reality.
In addition to his spectacular reasoning process and framing angle which in fact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our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re are a great deal of thought-provoking quotations that deserved further exploration.In this book-review, there are three major quotations that interested me most listed here.And I relate all of these three quotations to our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2 Destroying Culture for the Sake of Censorship is“a kind of massacre.No blood but more brutal.”
In the beginning of his speech, in order to stress the disastrous effect of implementing licensing order, Milton gave the parliamentary members these words:
...as good almost kill a man as kill a good book;who kills a man kills a reasonable creature, God’s image;but he who destroys a good book, kills reason itself, kills the image of God;as it were in the eye.
This analogy put a good man and a good book into comparison.Milton evaluated which result is worse, killing a good man or a good book?In the common sense and in most contexts in our daily life, a person’s life is of highest value.However, if we broaden our horizon and put this question into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and eve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ew generations, it is no doubt that those things that can move ahead the civilization and 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human culture should be in the top priorities.If we use a cross-culture thinking pattern to view this point, this self-evident truth is apparently being upheld at home and abroad.For instance, in China’s history, we all know that Emperor Qin once burnt books and buried literatus in pits.The great damages he did to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was not those people he killed, although they had good qualities and a lot o knowledge, the most unbearable thing he did was to burn thou sands of books which spilt over a wide varieties and can promote a well as enrich China’s culture a lot.This damage can never be rem edied.Just like what John Milton had said, it was a kind of massa cre.No blood but more brutal.
3 The Freedom of Press is Widespread in Free Countries While the Authoritarian Counties are Known for their Censorship and Licensing Order
Great minds think alike.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 things be tween China and western world if we refer to some of the brillian ideas that Milton put forward in this small pamphlet.When speak ing of the licensing order’s history, Milton raised a great deal of ex amples including past history in Eng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a well as the Greek and Athens mythology.And this is also suited to China’s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cross-culture example The original words of Milton are as followings:
...yet best and wisest commonwealth through all ages and occa sions have forborn to use it, and falsest seducers and oppressors o men were the first who took it up, and to no other purpose but to ob struct and hinder the first approach of reformation.
The main idea of these words is tha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e adopters of licensing order are always those oppressors in auto cratic context, while in a real democratic country and especially when an enlightened monarch is in charge, the speech is alway free and the whole country is open to different ideas and thoughts As Milton has already given the examples of western world, as a Chinese reader of this speech, I cannot help associating this with Chinese history.There is an idiom in China shares the simila meaning with what Milton said:be frightened into complete silence but to exchange their hatred with eyes.The idiom comes from a sto ry in Chinese history.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ou Li Wang because of his cruel administration, people complained a lot.In or der to get people in control, Emperor Zhou sent a lot of spies to keep an eye on people and if someone says some unpleasant word about emperor, he will be caught by spies and be severely pun ished.So at that time people couldn’t express their true feeling when they meet each other and could only exchange their hatred with eyes.Three years later, people could not bear it anymore and rallied tighter to overthrow the dynasty.So when Emperor Zhou died, people called him Zhou Li Wang.Li, refers to cruel in Chi nese.What Emperor Zhou Li Wang did functioned the same as the licensing order, they both restricted people’s freedom of speech So, in my opinion, the licensing order not only nourishes in the au tocratic country but can also result in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coun try which applies it.
4 There is no Clear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Milton Called for an Inclusive Attitude towards all Books
In terms of his logical composing of refutation towards licens ing order, I have already talked about his brilliant ideas of the grea use of bad books.As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guments in the speech, I would like to dig deeper into it.Milton actually said a lo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good books”and“bad books”.I just picked up one sentence from them:
Though all the winds of doctrine were let loose to play on the earth, so Truth be in the field, we do injuriously, by licensing and prohibiting, to misdoubt her strength.Let her and Falsehood grapple;who ever knew Truth put to the worse, in a free and open encounter?
There are no clear divisions between good and bad:the bad books may have some brilliant ideas or sayings in it and a good book is not one hundred percent good.Bad books can help people figure out what is evil while good books can help people find out what is kindness.So in a word,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are interdependent in this real world.This thinking method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hina’s Daoism becaus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signs of Daoism is the Yin-Yang image:the white and black patterns are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perfectly.It is the so called“harmony”we Chinese people believe and it is the most ideal status we all admire, too.What’s more, in fact, Milton brought about the idea of the use of bad books to introduce a key idea:to absorb everything critically.The way to achieve this is to read all kind of books without licensing and acquire all kind of knowledge.We can also find similar examples in Chinese history.Deng Xiaoping once used a figurative saying“Flowers of every kind are in bloom”to describe this idea.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ncidences of this idea happened in December, 1916, when China’s famous educator Cai Yuanpei, the headmaster of Peking Uni versity at that tim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fair, inclu sive studying atmosphere in Peking University.Here he specifical ly referred to introducing new idea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 as well as keep some Confucianism.Not long after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new policy, Peking University became the famous and outstanding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China.
There is no point in fearing about the deteriorating effects o bad books, all we have to do is to help people distinguish the good from the bad and just like another old Chinese saying that when fac ing bad books, we had better“discard the dross and select the es sence”.
Nearly 400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ilton’s Aeropagitica.Although there is still some censorship in China now, journalists and the public never give up the efforts o fighting for the freedom of speech.Currently, with the rise of nonpartisan newspaper, 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s of In 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entitled right of delivering ideas and thoughts freely has been more and more guarantied.Just to make a joke, if John Milton lived until now, he would show a big smile face towards the great progres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the freedom o pr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greatly surprised by the rapid change of books and media nowadays.
参考文献
[1]John Milton.Aeropagitica[M].Nu Vision Publications, 2010.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版自由,莱茵报
马克思的思想涉及许多领域, 纵观其发展脉络, 是与报刊事业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讨论新闻出版自由并反对书报检查的。1842年, 马克思以《莱茵报》编辑的身份登上了社会舞台。尽管他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的时间只有半年, 但这半年是他一生中发表新闻学文章最多的时期, 并且其中论述得最多的就是出版自由思想。这些重要的观点, 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马克思在晚年也作出过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 但这方面的论著集中发表于其报刊活动的早期, 即《莱茵报》时期。出版自由思想是马克思早期的新闻思想。复旦大学教授童兵指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 以及19世纪德国、欧洲的经济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1]而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 作为其早期新闻观的核心内容, 同样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马克思个人的成长环境。
一、马克思早期出版自由思想概述
“出版自由”的理念始于166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的政治性小册子《论出版自由》, 简要指收集、发布、传送和接收新闻的自由, 是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实施和运用。恩格斯于1844年指出, 出版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的事先许可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2]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也把他理想中的出版物都称作“自由的出版物”。他认为只有自由的出版物, 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 让人民获得对自己及对整个世界的正确认识。作为近代出版自由思想的继承者, 马克思从理论上对出版自由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在为《莱茵报》撰稿之前, 马克思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这篇文章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论述中, 马克思将矛头对准了普鲁士反动的专制统治, 鞭挞了普鲁士虚伪的书报检查制度。
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第三任编辑, 在编辑部工作的短短半年内, 频频为出版自由发声。从其论述中可以概括出马克思早期出版自由思想的几个要素:第一, 揭露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伪自由”本质, 认为其背离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固有本性, 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第二, 出版自由是保障各等级人民不同利益的保证, 是建构公共理性的重要途径。第三, 出版自由是报刊人民性的体现。如果报刊受到官方书报检查令的管制, 它必然脱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 只能是政府的传声筒。第四, 书报检查制度使观点成为人的法律地位的依据, 书报检查官的意见成了荒唐的法律准则。
二、马克思早期出版自由思想产生的背景
纵观马克思早期出版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 可以将《莱茵报》的创办过程作为考察的时间分野。在本文的论述中, “前 《莱茵报》时期”指的是《莱茵报》创刊之前的时期, 考察时间段为从马克思出生到1842年1月1日《莱茵报》创刊。“《莱茵报》时期”指从《莱茵报》创刊到被当局决定查封, 考察时间段为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1月20日。
(一) 前《莱茵报》时期: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年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启蒙
马克思在形成较为成熟的、专门针对新闻出版的自由思想以前, 率先在头脑中形成了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思想。这得益于马克思生长的家庭环境、后来接受的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1. 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启蒙。卡尔 •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卡尔是家里唯一活到成年的男孩, 父母把希望寄托到了他的身上, 对他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家庭教育。卡尔 • 马克思受到了律师父亲崇尚自由并且激进的思想的熏陶, 然而对幼少年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他后来的岳父维斯特华伦。 维斯特华伦是一位具有极高修养并崇拜古代文化的枢密顾问官。少年马克思常常拜访他, 并听取他的谈话。学者梅林认为, 正是在“维斯特华伦家的老宅子里”, 马克思获得了他父母和学校所不能给他的精神食粮。[3]正是维斯特华伦唤起了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情调, 而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了《莱茵报》 时期并主导了他那时思想的基本方向。[4]1830年~1835年, 马克思就读于莱茵的特利尔中学, 当时的特利尔中学正盛行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在马克思的学习生活中, 包括校长维登巴赫在内的几名老师在各自的行政及教学工作中都渗透了自由主义思想。在学者科尔纽看来, 这些老师的思想与活动显然 “大大有助于确定马克思最初的政治方向”。[5] 1837年, 马克思进入了以严格教育著称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在普鲁士教育改革中的先锋。在当时的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威廉·洪堡的倡导下, 柏林大学开始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自1810年起, 柏林大学吸引了一大批的杰出学者, 这些学者带来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和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一所自由之风劲吹的学府中, 马克思常去听历史法学派领袖萨维尼的罗马法典讲座和著名黑格尔学者甘斯的刑法讲座。后来, 马克思加入了崇尚黑格尔哲学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组织——博士俱乐部。马克思在俱乐部活动中对希腊、罗马各哲学学派进行了研究, 这些学派的学说为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并使得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更加理性。
2. 社会因素对马克思自由思想产生的影响。马克思诞生在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那时的德联邦内忧外患, 社会处在不断的战争当中。与英法相比, 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曲折而迟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就有了一种好争、好胜、好革命的民族性。”[6]马克思成长的环境还有其特殊性。莱茵省是普鲁士王国中民主意识最强的地区。1815年, 普鲁士领土调整, 莱茵兰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普鲁士的莱茵省。这里最先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 制铁工业及纺织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 到了三四十年代, 莱茵省发展成为普鲁士的重工业基地和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此外, 莱茵省的行政规划也因为受到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 出现了代议机构。[7]这样的社会背景, 渗透到了莱茵省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通过马克思的家庭和学校环境, 间接影响了马克思个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意识。童兵认为, 正是由于这种莱茵省独有的社会环境, 使得马克思走上新闻岗位后, 第一个课题就是新闻出版自由。[6]
(二) 《莱茵报》时期:报社经历和书报检查令催生了马克思的出版自由思想
供职《莱茵报》让马克思接触并融入了新闻行业。在此期间,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新闻领域得以体现, 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
1. 《莱茵报》的创刊与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体现。1841年4月, 取得博士学位的马克思打算跟随恩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大学任教。然而, 威廉四世上台后, 新任命的文教大臣打压青年黑格尔派, 鲍威尔被波恩大学解聘, 马克思不得不也放弃执教, 投身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年9月起, 荣克、赫斯等几名自由主义者吸收马克思一同筹办《莱茵报》。报纸于1842年1月1日创刊, 全称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莱茵报》撰稿, 并在前两位主编相继离职后进入编辑部。马克思一扫此前浮夸空洞的文风, 将《莱茵报》办成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喉舌。在办报期间, 马克思经历了从身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到与之决裂的过程。大学时代, 马克思曾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 并成为“博士俱乐部”中较有影响力的成员。但在普鲁士的高压政策之下, 青年黑格尔派逐渐走向了保守与反动, 一部分成员还组成了非理性的“自由人”团体。 马克思不满“自由人”团体的极端与疯狂, 最终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这说明, 马克思所崇尚的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 理性的自由主义, 并且在后来对黑格尔唯心思想的批判中, 唯物主义的思想逐渐渗透进了马克思的脑海。这个过程也成为马克思转变《莱茵报》立场的原因之一, 并为后来所倡导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埋下了伏笔。
2. 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伪善唤起了马克思出版自由思想。马克思告别学院投身于政治生活后的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先将矛头对准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在《莱茵报》任职期间, 马克思又发表了《〈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等文章, 控诉普鲁士当局荒唐的书报检查制度。这是因为马克思深刻地体会到了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伪善。威廉三世在位时, 曾于1819年10月颁布了一道法令, 确定了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 实质上取消了出版自由。威廉四世继位后, 于1841年12月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威廉四世虚伪地将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扣上了自由主义的帽子。检查令在序言中虽然表示出版物受到的限制是违背陛下意志的, 但并没有对进行书报检查的检查官进行实质上的干涉。也就是说, 一旦查封了某份报刊, 只是检查官个人的错误, 而不能怪罪书报检查令。“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 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吧?”[2]马克思敏锐地识破了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他认为, 这个法令如果被“正确的” 理解与运用, 就将对政治生活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成为深化马克思出版自由思想的导火索。除了之前提到的洪堡教育改革之外, 普鲁士在1808年进行了行政改革。莱茵省早先受到法国统治和《拿破仑法典》 的影响, 率先实行议会制。但在普鲁士行政改革后, 普鲁士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 使得莱茵省议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1823年建立的普鲁士各省的等级会议, 名为由几个等级组成, 实际上是由地主操纵的维护封建特权的议会。[8]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 各等级代表就出版自由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马克思通过会议记录, 分析了各等级关于出版自由的主张。马克思总结到, 诸侯等级对出版自由持完全反对的态度, 城市等级对出版自由的态度是胆怯和模棱两可的, 而农民阶级对出版自由的认识是公道的。通过这届议会, 马克思了解到了各等级代表关于出版自由的不同主张, 这些不同的主张让马克思得以从社会基础入手, 更为深入地领会到了出版自由与各等级利益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之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这篇刊载于《莱茵报》的《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会议记录的辩论》是前一个批判的深化和发展。
三、考察马克思早期出版自由思想产生背景的意义
从在莱茵省度过的少年时期, 再到柏林大学的青年时期, 直到后来通过《莱茵报》踏入社会, 这段经历铸就了马克思早期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在《莱茵报》工作的这段时期, 马克思通过报刊实践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 提出了许多受用于后世的宝贵出版自由思想。
考察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现, 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专制社会转向民主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对比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新闻事业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我们的新闻工作也随着时代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与矛盾。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出版自由思想中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值得我们重温和学习。我国新闻工作者也应注重社会实践, 从社会问题入手, 反思新闻工作。
此外, 考察马克思早期出版自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将马克思出版自由思想的产生还原到当时的背景下, 不仅能够尽可能真实客观地探寻该思想的缘起, 还能避免就理论谈理论、就思想谈思想的空泛研究。背景考察不仅对新闻史研究, 而且对其他新闻传播学类别的学术研究也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J].当代传播, 2014 (01) :37-4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695, 4.
[3]弗·梅林.马克思传 (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15.
[4]黄学胜.青年马克思与启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44.
[5]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 (第一卷) [M].北京:三联书店, 1965:92.
[6]范敬宜, 李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M].童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30.
[7]丁建弘, 李霞.普鲁士精神和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