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精选五篇）

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篇1

关键词：搜索引擎,知识图谱,可视化,共引分析,共词分析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 为解决人们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海洋中查找所需信息的困难, 搜索引擎应运而生, 1994年创建的Lycos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随着本世纪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Internet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搜索引擎也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网络工具。正因如此, 学术界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非常之多, 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搜索引擎技术及应用的发展。

在对搜索引擎的研究全面铺开和迅速推进的同时, 十分有必要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 以更好地促进搜索引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进而推动搜索引擎性能不断完善, 更好地发挥其服务于人的功能。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目前, 学术界有关搜索引擎的综述性研究不少, 其中基于文献计量、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因其客观性较强, 指导性作用更强;但定量分析虽客观性较强, 却容易使得研究趋于表面化, 因此, 定性分析特别是比较深入的定性分析同样必不可少。鉴于目前相关研究的不足, 本文拟用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方法对搜索引擎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梳理出国际上搜索引擎研究的发展脉络, 以及研究热点的演变历程, 希冀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一方面采用知识图谱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另一方面结合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知识图谱进行深入揭示。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 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 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1]。知识图谱以引文分析、共现分析、词频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为基础, 综合了计算机科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数据挖掘、数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 可以以图像图形的形式形象地展现科学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及热点前沿, 并揭示科学知识之间的联系与知识的发展规律, 为科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2]。进行数据分析及绘制知识图谱的工具包括Bib Excel、Pajek、VOSviewer等[3,4,5]。

本文的研究数据选取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的引文数据库SCI-EXPANDED、SSCI、CPCI-S、CPCI-SSH作为文献来源, 检索条件为:Title= ("search engine"OR"search engines"OR"searching engine"OR"searching engines") , Timespan=1985-至今;共检索到1 902条记录, 检索日期:2013-7-4。

2 国际搜索引擎研究的历程

2.1 国际搜索引擎研究的总体趋势

对全部1 902篇搜索引擎研究文献的出版年份进行统计, 其时间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可明显看出, 国际上的搜索引擎研究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 (1996年之前) , 快速发展期 (1996—2006年) , 鼎盛期 (2007—2009年) , 衰减期 (2010年之后) 。

2.2 国际搜索引擎研究的发展脉络

对全部1 902篇搜索引擎研究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统计, 得到24 005条引文信息, 选取出现频次在10次及以上的111篇引文, 统计其在文献中的共现次数, 绘制引文年代图谱, 如图2所示。

从图2可清晰地看出国际上搜索引擎研究的整个发展脉络。研究的起源是信息检索领域, 主要源于被誉为现代搜索技术之父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Salton的大量研究, 如文本自动处理技术、向量空间模型等[6,7,8,9]。在早期的信息检索领域, 还有一些学者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 如英国剑桥大学的Porter[10]提出了信息检索中英文单词后缀的自动移除算法,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Deerwester等[11]提出了基于隐性语义结构的自动索引和检索方法,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Gruber[12]提出了便携式的定义本体的机制, 这些前人在信息检索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卓越贡献为搜索引擎的产生和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逐步发展, 检索所有新出现的网页变得越来越困难, 搜索引擎的雏形开始出现;1994年Lycos的创建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的出现, 同年创办的超级目录索引Yahoo成功地使搜索引擎的概念深入人心, 从此, 搜索引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从1996年搜索引擎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后, 大量的高被引文献代表了整个国际搜索引擎研究的发展脉络, 因为这些文献具有研究的风向标作用。下文将通过研究热点的演变内容来进行揭示。

3 国际搜索引擎研究的热点演变

对于被引频次在10次及以上的1996年之后文献, 在谷歌学术搜索中检索其被引频次 (截至2013年7月31日) , 对被引频次较高 (超过100次) 的文献按照年份进行排序, 如表1所示。这些高被引的文献反映了搜索引擎研究领域的一些主要关注点, 即研究热点;通过年份排序, 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这些研究热点的变迁情况。

3.1 1996—1997年

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涌现, 大家开始关注这些搜索引擎的功能、性能、效果 (如查全率) 等, 并对其进行比较, 甚至是比较之后的选择。美国长岛大学的Chu等[13]比较和评价了Alta Vista、Excite、Lycos这3个网络搜索引擎的搜索功能和检索性能;美国马里兰大学的Ding等[14]比较了Infoseek、Lycos、Open Text这3种流行的网络搜索引擎的搜索特点和性能;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Clarke等[15]从查全率的角度比较了Alta Vista、Excite、Lycos这3个网络搜索引擎的检索效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reilinger等[16]介绍了使用元搜索引擎来选择搜索引擎的经验。

3.2 1998—2002年

随着搜索引擎在网络信息查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搜索引擎逐步被大众广泛使用, 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工具。在此时期, 学术界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真正进入了爆发期, 研究的焦点主要在3个方面:

(1) 开始加强对搜索引擎本身的深入研究, 探讨如何提高搜索引擎相关技术、改善搜索效果。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谷歌创始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Brin等[17]开发出了PageRank技术, 实现对网页进行客观评级和排序, 同时公开地详细介绍了他们设计的大型搜索引擎原型———谷歌[18], 引起了大家的极度关注, 可以称之为搜索引擎界的一个分水岭事件。同时, NEC美国研究所的Lawrence等[19,20]对万维网搜索引擎的覆盖率过低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许多见解, 如使用元搜索引擎来进行解决;还通过对当时主流搜索引擎的比较分析, 提出这些搜索引擎的不足, 比如对网页的标引。这些问题的提出, 为之后搜索引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Kleinberg[21]则提出了一种基于互联网链接结构权威度的概念来大大缩小检索范围, 准确定位对于用户有用的信息, 为搜索引擎解决检索结果信息过载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对于提高搜索结果的准确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受人关注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类似问题进行了研究, 如IBM研究中心的Kobayashi等[22]通过调查发现了搜索引擎的一些性能缺陷, 探讨了解决这些网络信息检索相关问题的新技术的开发;美国斯坦福大学的Arasu等[23]调查研究了网络搜索引擎每个组成部分的设计和实现技术, 并进行了性能分析和比较;美国马里兰大学的Jansen等[24]根据当时网络搜索研究的状况, 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框架;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Meng等[25]研究了构建元搜索引擎的潜在挑战和技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Wen等[26]研究了用于发现搜索引擎上热门话题的查询聚类方法。

(2) 开始关注用户的搜索行为和信息需求, 并在对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搜索引擎性能或效果的提升。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曾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共事过的Jansen和Spink[27,28,29,30,31], 两人在用户搜索行为和信息需求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共同撰写过很多经典文献, 研究的内容包括用户的搜索习惯、处理搜索结果的习惯、连续搜索行为、搜索主题等。同时, 谷歌公司的Silverstein等[32]也分析了互联网用户的搜索查询习惯, 发现将搜索词作为词组或短语可提高搜索的效果;Lycos公司的Beeferman等[33]利用聚类算法分析了用户的搜索请求与URL之间的关系, 可以发现类似的搜索请求和URL, 并用以帮助用户进行网络搜索;IBM研究中心的Broder[34]针对用户的导航或事务办理类信息需求, 探索了网络搜索的分类问题, 并讨论全球性搜索引擎如何改进及处理用户的特定网络需求。这些从用户角度对搜索引擎的研究同样对搜索引擎的发展影响很大, 现在很多搜索引擎公司都非常注重后台用户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得出一些富有成效的结论, 同时与用户保持互动, 通过用户的反馈来提高其检索的性能。

(3) 进一步开展搜索引擎的比较研究, 但比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查准率成为比较的一个重点, 比较的目的也已上升到对搜索引擎的评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Gordon等[35]从相关性、查全率和查准率等方面对比研究了8个搜索引擎的检索效果;美国维诺纳州立大学的Leighton等[36]通过前20项搜索结果来对比研究了5个搜索引擎的查准率;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Hawking等[37]采用TREC激励法评价了20个公共搜索引擎的检索效果, 并对网络爬虫和文本检索系统进行评估。

另外, 医学医疗搜索引擎的研究也是当时的一个热点, 英国帝国癌症研究中心的Perkins等[38]探讨了如何有效准确地查找因特网上的医学医疗信息, 该研究受到非常高的关注。除此之外, 搜索引擎发展中涉及到的政治问题也受到了较大的关注[39],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搜索引擎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3.3 2003—2009年

随着因特网的快速发展, 搜索引擎进一步深入人心并逐步国际化, 逐渐成为全球公众查找网络信息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此同时, 很多公司受搜索市场前景和Google神话的吸引, 积极进入搜索引擎市场, 有关搜索引擎的研究也继续快速推进并达到顶峰。但由于在此期间搜索引擎技术相对比较成熟, 并逐步转向以应用为主的阶段, 因此大家关注的焦点比较分散, 高被引的经典文献偏少, 但从少量的高被引文献还是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搜索引擎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继续探讨用户的搜索行为、特征和信息需求[40,41];对于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比较, 如搜索结果覆盖面的地域偏差问题[42]、网络搜索引擎之间检索结果的重叠性问题[43]。在此期间极受关注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Manning等[44]合著的《信息检索导论》, 该书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介绍了最新的信息检索研究成果, 包括容错检索、信息检索评价、关联反馈和查询扩展、XML检索、向量空间分类、文本学习机制、扁平聚类、分层聚类、隐性语义索引、链接分析等。由此也可见, 搜索引擎研究始终是以信息检索领域的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

3.4 2010年—至今

从图1和图2可看出, 自2008年之后, 国际上再无搜索引擎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出现, 搜索引擎研究也从2010年起开始降温, 进入衰减期, 但搜索引擎已渗透到网络世界的每个角落, 并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 即便搜索引擎技术已很成熟, 但学术界并未也不会停止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

为了解近几年的搜索引擎研究热点, 选取2010年至今的搜索引擎研究文献, 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 得到关键词1 037个, 出现频次排在前10的关键词如表2所示。选取出现频次在3次及以上的67个关键词, 统计其在文献中的共现次数, 绘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如图3所示。

结合表2和图3可以看出, 2010年至今的国际搜索引擎研究热点主要分布在4个具体方面:

(1) (网络) 搜索引擎的优化, 包括网络搜索性能、社交媒介信息的搜索、数据挖掘与网页排序等。

(2) 本体及语义网在搜索引擎中的应用研究, 包括语义搜索、垂直搜索、机器学习、聚类、个性化等。

(3) 搜索引擎的比较、评价。较多是针对国际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比较研究, 特别是在搜索结果的准确性方面。

(4) 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广告和营销、网络营销等问题。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际搜索引擎领域研究文献的定量分析, 以及采用知识图谱对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展现, 大致了解了国际上搜索引擎研究所经历的四个周期以及发展脉络。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定性分析, 以及近几年相关文献的共词分析, 发现国际上的搜索引擎研究主要源于Salton等人在信息检索领域的相关研究;从进入快速发展期后直至现在, 国际上搜索引擎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历程:在搜索引擎大量涌现的初期, 比较热衷于对搜索引擎搜索功能、查全效果等的比较;随着搜索引擎逐步被大众广泛使用并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工具, 查准率成为进行搜索引擎比较的重点, 开始通过比较来进行搜索引擎评价, 研究的焦点还扩展到以改善搜索效果为目的的搜索引擎相关技术研究、用户搜索行为和信息需求研究;随着搜索引擎技术的逐步成熟以及搜索引擎的全球应用, 用户的搜索行为、特征和信息需求仍然是关注的焦点, 同时对于搜索引擎比较的重点变成了搜索结果的地域偏差、重叠性等问题;近几年, 搜索引擎技术已趋成熟并已渗透到网络世界的每个角落, 对于搜索引擎的优化和比较、评价仍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但针对社交媒介的社会化搜索和基于本体及语义网的智能化、个性化搜索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除此之外还有对搜索引擎广告和网络营销问题的研究。

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篇2

关键词：主题词表；词频统计；知识图谱；研究热点；研究趋势

Abstract：Based on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 mapping and other method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two periods of 1980—2003 and 2004—2011， the article shows the areas of research focus and trends of Thesaurus in China. That is： there is a clear dividing line in two periods， and trends show tha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 Thesaurus based on semantic description language ontology conversion is currently a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Keywords：Thesaurus；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Knowledge Mapping；Research Focus；Research Trends

1引言

主题词表（叙词表）是一种情报检索语言，它在早期情报检索和知识组织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18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卡特发表了他的《字典式目录条例》 [1]。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主题词表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另外，不断更新的网络技术，以及语义网等概念的技术实现，也为主题词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国内主题词表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从《汉语主题词表》的问世，到《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出版，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词表的介绍、评价、编制、修订、标引方法、应用及分类主题一体化等领域[2][3][4]，另外，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类词表被大量应用到了信息检索技术、知识组织与管理等领域之中[5][6]。

那么，这些年来国内对主题词表的研究都触及了哪些主题？其研究的趋势和热点又在哪里？本文试图通过对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进行研究，旨在为该领域同行了解和掌握研究方向提供些许帮助。

2样本获取与研究方法

2.1样本获取方法。本文获取数据样本的方法是：在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用关键词“主题词表 OR 叙词表”，检索出1980年～2011年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因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在1992年才出版，上述检索结果仅命中了1992年～2011年数据；因此，作者又补充了1980年～1991年的相关主题数据。经过人工筛选，最后，获得样本数为480篇（检索日期：2012年2月12日）。

2.2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应用文献计量学领域的词频统计方法和基于共词的可视化知识图谱方法。

通过关键词词频的动态统计与分析，可以反映出某时间段内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高频关键词的发展期、高峰期及衰退期等。词共现（共词）分析方法最早是在1986年由法国文献计量学家M.Callon等学者提出的[7]。在词共现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及软件（如Pajek），绘制出各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学科知识图谱。

3 研究结果

3.1历年论文发表情况

对480篇论文进行按年度统计，见图1。由图1可以发现，论文数量基本上呈上升趋势：1980年～2003年为缓慢上升阶段，但1994年和1999年均有突出表现；2003年以后，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态势。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诸如本体等语义网概念的应用研究，使得主题词表研究重新得到了重视；另一方面，有关主题词表的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基金资助，2004年以前，仅有8篇资助论文，而2004年及以后，资助论文达113篇，尤其是近两年，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均达50%以上。

3.2基于关键词词频统计。根据上述480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关键词），我们可以通过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共现计算来分析国内主题词表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由于有些论文发表年代尚早，作者没有给出关键词，因此笔者对这一部分关键词进行了人工补充；同时，为了集中主题，对一些一义多词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了修正，如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统一简称为“《中图法》”，将“语义WEB”统一改为“语义网”，将“叙词表”统称为“主题词表”，等。这样，我们一共可以获得893个（1827个次）关键词，篇均关键词约3.8个。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拟把1980年～2011年划分为两个时段：1980年～2003年和2004年～2011年。之所以这么划分，一方面，是因为从图1中可以发现，2003年以后，研究“主题词表”的论文数量增速较快；另一方面，“本体”、“语义网”、“知识组织系统”等新词汇在样本数据中均在2004年才出现；另外，两时段的论文数量也大致相当（分别是220篇和260篇），更具有可比性。表1列出了1980年～2011年高频关键词；表2列出了2004年～2011年新出现的关键词；表3列出了2004年～2011年消失最快的关键词。

在表1中，可以发现，除“主题词表”本身外，“本体”、“《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汉语主题词表》”、“主题标引”等关键词是总频次最多的，表明了国内对“主题词表”研究的热点所在。从关键词数量上统计，1980年～2003年频次在3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有41个，2004年～2011年有64个，增幅达56.1%，而两时段论文数量增长仅为18%，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后一时段比前一时段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

表2中的新词基本上属于“语义网”的范畴：本体是语义网的核心概念[8]；SKOS（简约知识组织系统）、OWL、主题图等都是语义描述语言；Protégé是用于构建本体的软件工具；与“本体”直接相关的关键词有4个（领域本体、本体构建、分布式本体、中文叙词表本体）。

在表3中，还可以发现，某些主题的研究正在逐渐缩减，有的甚至已经消失了。如，“自动标引”、“主题法”、“文献标引”、“检索语言”、“情报检索系统”、“情报检索”、“信息检索系统”等关键词词频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像“分类主题一体化”研究，在后一时段内已经完全消失了。

3.3基于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为了与关键词词频统计相一致，我们在这里也对两个时间段进行对比分析，利用Pajek软件分别绘制出了两个时段的知识图谱，见图2、图3。在图中，顶点大小表示关键词词频的高低，连线粗细表示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论文中（共现）次数的多少。

从图2中可以看出，围绕主题词表的“词表编制”是1998年～2003年研究的焦点（连线最粗）；“分类主题一体化”研究及其成果《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修订与主题标引，也是该段时间研究的热点所在。在图3中主题词表转换成本体的研究无疑是2004年～2011年研究的焦点（连线最粗）；以本体为核心的语义网环境下的知识组织系统研究，特别是用语义描述语言SKOS（简约知识组织系统）的应用研究，在图中非常抢眼；尽管，在这个时段，“分类主题一体化”这个关键词消失了，但有关分类法与主题法及《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研究还是吸引了不少学者。

除了有更多的热点显现外，图3与图2相比，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知识图谱的网络显得更加复杂了。另外，从图谱的结构上看，图2仅有一个中心，而图3已经形成了“双轮驱动”模式[9]。

4结论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图书情报界及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就进行了主题词表的研制工作，从研究主题的知识图谱来看，其研究热点主要涉及“汉语主题词表”、“分类主题一体化研究”、“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分类叙词表”、“语义描述语言”、“语义网”、“本体”等重要事物和概念。这些事物和概念把国内有关主题词表研究的过程串联在了一起。经过以上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在整个时间段上，其研究热点有着明显的分界线（2003年～2004年）；其研究趋势基本展现了知识组织由手工阶段向自动化、网络化阶段的演化过程；主题词表基于语义描述语言的本体转换是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戴淑娟.艺术科学领域的新型标识系统——《艺术科学叙词表》[J].图书馆论坛，1993（6）：56～68.

[2] 黎盛荣.《汉语主题词表》评介[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1（1）：17～21.

[3] 王源，陈长旭.《汉语主题词表》简评[J]. 情报学刊，1983（1）：86～91.

[4] 王金夫.《汉语主题词表》概说[J]. 图书馆杂志，1986（2）：32～34.

[5] 刘春艳，曾锦丹，李佳军.语义WEB环境下知识组织体系SKOS应用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6，50（6）：23～27.

[6] 段荣婷.基于简约知识组织系统的主题词表语义网络化研究——以《中国档案主题词表》为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3）：54～65.

[7] Callon M， Law J， Rip A.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M]. London： Macmillan， 1986： 225～226.

[8] 唐静.叙词表转换为ontology的研究[J]信息系统，2004（6）：642～645.

[9] 汤建民. 学术研究团队的可视化识别及评估方法研究：以科学学研究领域为例[J].情报学报， 2010（2）：323—330.

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篇3

在我国创业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大学生创业实际情况却不理想。根据腾讯教育《2015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15 728名大学生中,有创业想法的人数达3 622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3%,超过想考研人数近10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大学生毕业后每年真正走向创业的人群比例还不足2%[1]。在我国创业环境不断改善的大背景下,创业能力不足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短板,因而有必要对大学生创业能力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整理和分析。本文尝试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并对研究热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提出未来大学生能力研究方向。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2]。知识图谱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复杂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并显示出来[3],帮助研究人员更好的了解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方向。目前,可以借助Bibexcel、CiteSpace、CoPalRed、IN-SPIRE、Network Workbench Tool、Science of Science(Sci2)Tool等多款软件绘制知识图谱,本文主要采用使用较为广泛的Citespace软件。

1.2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为基础,以“大学生创业能力”为关键词进行论文信息采集。为提高所分析论文的质量,在进行论文搜索时,将期刊来源选择为“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共搜索到547篇相关论文。通过分析论文发表的时间与数量可以发现,2007年以来,大学生创业能力相关研究数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如图1)。

2 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知识图谱

2.1 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能够直观的将一个研究领域内在的、具有联系紧密且出现数量较多的研究专题或视角呈现出来。本文使用Citespace4.0R3,对所收集的文献进行“Key-word”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时间范围确定为2001-2016年。表1为关键词出现频率,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为创业教育,体现了我国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如何有效提升高校创业教育质量。图2为“大学生创业能力”知识图谱,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该关键词的频率,连线代表了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可以看出,“大学生创业能力”知识图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创业教育”、“创业能力”、“大学生”等关键词为主,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另一部分以“就业指导”、“能力培训”、“自我价值”等关键词为主,此部分与前一部分不存在共现关系,属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的交叉领域。

2.2 聚类分析

使用Citespace软件中的聚类分析功能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并采用LLR算法进行聚类标注,结果如图3。可以看出,“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大学生、学生创业教育、能力调查、内部生态环境和就业形势五个方面。通过Citespace输出的聚类分析报道看出,“大学生”与“学生创业教育”两个热点的研究领域类似,合并进行分析。最终形成我国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领域的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能力调查、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内部生态环境、大学生创业与就业形势。

通过使用Citespace中的时间轴(Timeline)功能(见图4),将关键词与聚类分析结果按照时间排序可以发现,我国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研究始于2002年,但2002年至2006年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研究数量较少(参考图1)。2007年之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大量增加,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大学生创业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相关研究的数量开始增加。早期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构成,在此基础上研究重点转向高校创业教育和应对就业形势的对策,在创业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学者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尝试使用内部生态环境、隐性知识等理论推动高校创业教学改革。

3 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的热点领域分析

3.1 热点一:大学生创业教育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创业教育开展广泛,大学生创业热情较高,但真正开展创业的人数较低。何海宴通过调查发现,资金不足、创业教育不到位、创业信心不足、创业文化氛围不浓是制约苏北高校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因素[4]。目前,我国创业创新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紧迫性被凸现出来。创业能力的提升与创业教育密切相关,国内外多位学者已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得出结论[5]。

因而,如何使大学生创业教育取得实效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关键问题,此类研究主要从教育学和大学生创业管理实践两个角度展开。从教育学的研究视角,高桂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和大学生创业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反而高校社团活动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有明显作用[6]。因而,一些学者转向分析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新性实验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创新性实验为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创建了新的载体、提供了实践环节、营造了文化氛围、增加了了解社会的机会、发现了个性特质。[7]韩晨光通过比较台湾和大陆高校创业教育情况发现,两地创业教育最需要的创业实践相对来说仍较少,但是在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上存在一定差异,台湾高校创业教育多由多学院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大陆地区高校的创业课程多由经管院系、就业指导部门、团委等开出,不利于吸引理工科大学生参加创业教育[8]。刘春花认为学术资本是促进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的要素之一,让大学生以其优势的知识资本或学术资本转化为创新创业资本,从而以学术资本来促成大学生创业立业,进而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9]。

从创业管理实践的视角,贾少华通过对义乌创业者创业实践的调查,提出营造创业环境、改变创业观念、创造创业条件、改造创业教学方式是提升大学生创业教育水平的关键[10]。杨金焱提出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为核心的创业教育体系;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11]。谢志远从温州创业模式的经验,提出要培育大学生自主的、艰苦的、冒险的、创新的、合作的创业意识[12]。

3.2 热点二:大学生创业能力调查

关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内涵构成研究众多,有学者简单归类认为创业能力分为:专业、职业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综合性能力[11],高桂娟,苏洋通过对创业能力概念的推演以及对大学生创业能力构成的分析,构建由专业能力、方法能力与社会能力组成的大学生创业能力三维结构图[13]。孔洁珺,臧宏重点关注了个性特质、机会识别、资源整合等要素,提出了汇聚资源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创业实施能力,创业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结构[14]。杨道建,赵喜仓,陈文娟等人通过理论与文献梳理,将大学生创业能力划分为机会发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战略决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和挫折承受能力6个维度,并对江苏高校进行了实证检验[15]。王辉基于12位创业大学生样本的案例研究和544份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学生创业能力主要由机会把握力,创业坚毅力,关系胜任力,创业原动力,创新创造力,实践学习力,资源整合力七个维度构成,并且在结构上表现出独特性,在内涵上表现出差异性[16]。由于学者研究视角、调查对象、研究方法的差异,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构成存在不同观念,但是通过分析、综合可以发现,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共性,可以将大学生创业能力归纳为: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组织决策能力、创业实践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创新创造能力。

在明确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构成基础上,学者提出了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措施。梅强等提出从社会氛围、教育体系和保障机制3个方面建立我国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策略[17]。刘畅提出高校应做好创业能力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创业文化与个体品质的融合、课堂培养与课外激励的融合[18]。朱昌平,谢秀坤等人展开了团队模式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探索,采取了“参与赛事、承接项目培养自主能力,会议交流、校企合作训练社交能力,阶段考核、表彰先进磨砺生存能力,项目分组、责任到人锻炼领导能力,以老带新、梯队接力传承创业技能”等方法,并通过AHP和SVM方法进行了验证[19]。也有不少学者针对某个专业或类别的大学生创业能力进行专门的调研,比如张文强通过对财经政法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调查,发现财经政法类大学生在创业方面还存在信心不足、不了解创业政策、知识储备不够、创业实践少等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20]。

3.3 热点三: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内部生态环境

基于内部生态环境视角的研究是更加系统、深入、全面的分析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些研究大多从反思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效果不理想的实际情况入手,更多借助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提出相关建议。相关学者提出我们应抓住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短板,综合“官、产、学、研”各方构建一个多方参与、针对性强、方法科学的培养体系。

沈鑫泉认为大学生创业内部环境要素归纳为创业理念、创业素养、创业心态等因素[21]。其中,创业理念的形成主要来源于社会与家庭。杨道建也认为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家庭创业支持、学校创业教育和社会创业氛围,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证实家庭创业支持和社会创业氛围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学校创业教育对创业能力的影响效应[22]。在关于创业素养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提到了创业隐性知识学习的重要性。创业隐性知识是创业者在创业情境中,基于其自身的心智模式所感受到但却不能完全用语言清晰表达出来的知识。[23]大学创业教育的实质就是创造有利于创业隐性知识生成、转移与共享的环境和条件[24]。需要按照隐性知识传播的科学规律,重视创业实践、非正式学习、创业情景模拟、创业团队建设、人际交往等环节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关于创业心态的研究中,杨道建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证实创业意识、个性特征、创业知识、创业实践这4个大学生创业品质因子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2]。王子杰也提出需要在创业教育中我们要帮助学生形成自信、自强、自主、自立的创业精神[25]。

3.4 热点四:大学生创业与就业形势

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一增一减一低迷”的局面,即毕业生总量增加,有效需求减少,世界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26]。关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研究角度诸多,通过搜集阅读大量文献,笔者发现:创业带动就业是学术界、政府部门和高校等各方讨论较为集中的问题。汤灿晴等人从创业就业的关系入手,系统梳理了最近二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关于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研究文献,回顾了早期的创业与就业无关论、失业推动创业论,当代的“难民”效应假说、企业家效应假说以及不同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成果。其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理解,也对我国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27]

创业型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的“一人一岗”的就业模式,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就业模式[28]。国内学者针对创业带动就业进行了理论与实践论证,杨青山主要研究了在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前提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企业从创立诞生到提供就业岗位的过程中,自身的发展变化与其每年吸纳的就业人数之间,由于时滞效应而产生的联动变化关系[29]。边文霞在对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文献综述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大学生亲友支持以及大学生创业促进就业政策对大学生是否愿意参与创业活动具有显著影响,但大学生创业态度对刺激创业活动的影响效果不显著[30]。

在创业带动就业应对措施方面,李学东,李殿伟认为必须从战略视角构建创业理论体系模型,将高校引导、政府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等几个关键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具体研究以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微观机制[31]。吴江提出加快建设多层次创业政策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开发优势项目、提升项目潜力,加强创业培训、提升创业能力,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战略的政策思路和措施[32]。也有学者提出学校、社会应该在创业技能、创业心理、创业机制、创业平台设计、创业政策等方面作出积极的反应,切实加强创业教育,拓展大学生创业空间,为大学生营造一种生机盎然的创业环境[33]。

4 研究展望

通过知识图谱和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研究逐渐从描述性研究向问题导向性研究深入。由于我国开展相关研究的时间较短、大学生创业外部环境还不健全,使得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目前高校创业工作多由高校团委、就业中心等机构负责,很多论文作者多为创业教育的实践者和管理者,提出大量有价值建议的同时,缺少具有理论深度的系统性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不够开阔,研究多集中于高校的创业教育,从企业、创业实践等角度展开的研究少,很多社会资源应当在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中如何发挥作用尚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篇4

本文以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国内研究高校协同创新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CNKI)中,以检索式“篇名=高校协同创新,OR=大学协同创新,入库时间=2000-2014年”,检索到605条有效的中文记录(下载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本文主要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高校协同创新研究文献的知识图谱。基于知识图谱新视角的相关研究表明,协同创新研究中最突出的3个聚类分别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对这三个聚类中关键词的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的挖掘,可以探寻它们所包含的具体信息。

一、“协同创新”聚类

“协同创新”聚类主要围绕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影响因素、运行机制、实践路径以及政策研究等内容开展研究。

1. 协同创新研究的演进及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创新理论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创新演化理论、80年代的产业创新理论、90年代的国家创新理论和21世纪的开放式创新理论这4个主要阶段。陈劲等认为开放式创新模式是协同创新的前范式[2],而我国在90年代开始研究的产学研合作则可以理解为协同创新的早期模式[3]。协同创新有别于原始创新,也不同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本质属性是一种管理创新。协同创新是一种新的大学办学理念,指大学基于集成、合作、融合与共享的价值准则[4],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和创新平台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从而产生更大的综合效益。

2. 高校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方面,以协同创新主体特征为主的研究。如产学合作的参与者、项目特性、组织结构、外部环境对产学合作绩效的影响[5];高校科研团队的成员、结构、环境、规模对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影响[6]。另一方面,以协同创新过程特质为主的研究。谢志宇[7]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要素因素(吸收能力、产学合作关系、技术不明确性和外部环境)和过程因素(产学合作结构、产学合作行为)对产学合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制约高校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协同创新各方存在利益目标不一致、学科建设对协同创新支撑力度不够、协同创新制度建设不完善、大学参与协同创新原始动力不足等。

3. 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研究。

研究者一般以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或协同创新平台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1)构建科学的评价机制,形成尊重学术研究、使科研人员能够潜心研究的学术氛围,形成以质量导向为首要,服务社会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机制;2)构建互惠互利的共享机制,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用、成果共享;3)构建基于扁平化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凝聚协同创新力量,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扁平化的治理组织结构,突破各种资源壁垒,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4)构建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社会的需求动力,产学研合作各方的利益驱动。

4. 高校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研究。

研究者提出高校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高校应平衡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注重政府引导,集聚创新资源,优化要素配置,解决复投入、分散投入、协同创新目标不一致的问题;注重市场调节,实现高校与市场内外资源有机结合,实现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和与经济发展的有效协同。2)面向科学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开展跨学科研究,建设区域研究院和大学科技园,结成社会化创新联盟和产业创新联盟,甚至构建全球合作网络。3)深化产学研合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4)拆除制度壁垒,打通大学内外合作创新之路[8]。5)依托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进高校协同创新,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全面提升统率协同创新的领导能力。

5. 高校协同创新的政策研究。

高校协同创新政策的研究正在引起学界的重视。既有比较全面的政策研究,也有专门的微观研究。全面性政策研究可以概括为:首先,在宏观政策上确立大学协同创新的战略目标,形成合作主体的共识;其次,把微观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合作主体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上,尤其在绩效评价和权益分配上体现公正、合理、有效;再次,以政策的激励,实现各方的利益耦合,搭建实体性的合作平台,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最后,强化各部门的政策协调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协同创新外部环境[9]。专门性微观研究,比如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研究。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经历了从重点建设到协同创新共五个阶段的变迁历程,应该重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安排,把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作为切入点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构筑新路径(徐自强等,2014)。

二、“协同创新育人”聚类

“协同创新育人”聚类,代表性关键词有“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等。与之相关的代表性文献有《以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为契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10]、《注重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发展》[11]等。协同创新要求不同创新主体坚持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协同创新不仅需要高校参与到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去,也需要不同创新主体参与到人才教育和培养中来,因为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涉及“培养模式、课程规划、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改革,需要“政、产、学、研、用”等各方通力合作。

开展协同创新育人,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如高校应建立稳定的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的合作平台,健全协同创新的相关制度[12]。有研究者则对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建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相融合的机制,人才培养的联盟机制,引导和问责机制,综合化的评价机制[13]。此外,在高校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改革专业设置,课程与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正成为关注的重点。改革专业设置。建立行业和企事业单位专家参与的专业设置评议制度,探索建立根据社会需求、行业指导和学校能力设置新专业的机制。改革课程与教学方法,让用人单位直接参与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设计、评价。积极推行基于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项目教学,专业核心课程用人单位尽可能参与。改革实践教学,完善学生校内实验实训、企业实训实习和假期实习制度,实训实习的课时比例适当上升;鼓励学生参与应用研究项目与专业实践活动,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力度。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聚类

“产学研协同创新”类代表性关键词有“产学研、协同、机制、企业”等。该聚类的研究主要涉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容、建设模式、运行主体和机制、支持政策等内容。

1.“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传统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内容逐渐显现不同。

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是大学办学内生的需要,又是大学创新由割裂走向融合、由分散走向集成的客观要求。以往的产学研结合、联合攻关等合作形式,旨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是以科研项目为中心而进行的合作;而开展协同创新,不仅要出成果、出人才,更要探索建立有利于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活力的体制机制(张男星,等,2012)。

2.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

产学研合作主要有项目纽带模式、共建平台模式、战略联盟模式三种模式(刘风会,2013)。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中,主体协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目标协同是其前提和基础,组织协同是其支撑平台,体制机制协同是其制度保障,环境协同是其坚强后盾(饶燕婷,2012)。协同创新模式存在协同合作的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利益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3. 特色、行业型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已有研究中对特色、行业型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研究目的在于促进高水平行业大学以行业内优势学科为主体,通过与科研院所,特别是与大型骨干企业的强强联合,将高水平行业大学建设成为支撑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研发和转移的重要基地。高水平行业大学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是由政产学研用等主体,围绕技术攻关建立的核心创新网络,以及由外部宏观政策环境和地理、历史环境与基础设施组成的辅助网络层。以信任为基础的联结机制保证了创新网络信息传递和创新绩效[14]。

4.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构建支持高校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首先要在政策上解决好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问题。其次,应出台相应的资助与优惠政策,制定相应的财政资助、税收减免和投融资优惠政策,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开展。再次,创新人事管理政策,允许、鼓励科技人员的流动与交流,保障科技人员在流动期间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及相应的福利待遇,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力。产学研合作政策体系还存在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政策稀缺、政策可操作性不强、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总之,对关键词及其相应的文献做进一步挖掘,可以发现高校协同创新的研究内容主要依据“一流大学建设”和“地方高校发展”的不同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济社发展需求”,聚焦于“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技术转移、运行机制、创新能力、创新主体(高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国家创新体系、‘2011’计划”等热点问题。高校协同创新研究的知识网络对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协同创新的组织要素、发展模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对高校协同创新内在运行机理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对于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实证分析缺乏,提出的政策建议操作性不强,建议:

一是加强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研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论研究不足,缺乏一个可供借鉴的协同创新理论框架。研究者大都借鉴“三螺旋、资源依赖、协同学”等理论基础,未能较好地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相融合。同时,由于忽略了对高校协同创新自身理论的研究,因此对高校协同创新中的协同创新战略目标、决策过程、运行机理、政策效果评估等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的研究质量。二是加强高校协同创新内在机理的研究。三是丰富实证研究方法。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方法,发现2000—2014年间我国高校协同创新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热点问题。文章对以上三大聚类的协同创新研究做了相对集中的分析,同时认为,已有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对高校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协同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实证性研究,为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自尊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篇5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来源,以“cyberbullying”为关键词,对2015 年以前所有年限的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文献435 篇。选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以及评述三类文献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炼,共提取出文献376 篇。所检索到文献的时间分布以及引文的时间分布(如下页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网络欺凌的相关研究始于2003 年,到2006 年逐渐受到关注,并在2012~2014 年间呈现爆发式增长。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Ⅲ对WOS数据库中网络欺凌相关文献进行分析。Citespace是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1]通过其主题词共现分析功能,结合文献内容分析可以探索网络欺凌研究热点,并根据内容分析追踪国外应对网络欺凌现象的实践策略。

二、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热点

主题词共现分析能揭示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2]本文选取标题、摘要、关键词作为主题词来源,得到排名前30 的高频主题词(如下页表1 所示)。

从高频主题词可以看出,当前网络欺凌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children, adolescent,youth等);研究热点包括:网络欺凌的本质和形式(aggression, harassment; internet, social network等)、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比较(cyberbullying,traditional bullying)、网络欺凌的发生率和危害(prevalence,impact,depression)、网络欺凌的成因(risk factors)、网络欺凌的应对策略(intervention, adjustment)。

(一)网络欺凌的本质及形式

网络欺凌,又称网络霸凌、在线欺凌等。比尔·贝尔西(Bill Belsey)认为,网络欺凌是指借助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故意地、反复地针对个人或团体进行伤害的敌对行为。[3]贾斯廷·帕钦(Justin Patchin)和萨米尔·辛杜加(Sameer Hinduja)认为,网络欺凌是通过电子媒介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有意的、重复的。[4]以上定义强调网络欺凌“以电子媒介为中介”、“有意的、反复的伤害行为”两个要素。而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等认为,网络欺凌还具有“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双方能力的不平等性”,是个人或群体利用电子交流方式,针对无保护自己能力的个人或群体持续实施的、有意的攻击性行为。[5]网络欺凌的类型多种多样,如手机短信、手机传送的照片或者录像、电话、邮件、聊天室或网站等。[6]南希·威拉德(Nancy Willard)根据网络欺凌的性质将其分为七种形式:情绪失控、网络骚扰、网络盯梢、网络诋毁、网络伪装、披露隐私、在线孤立。[7]

(二)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比较

从网络欺凌的本质和形式来看,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具有欺凌的本质特征,但又具有其独特性。研究发现,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差异主要与欺凌行为所使用的电子设备有关,电子媒体的匿名机制极大地助力了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8]同时,网络欺凌相较传统欺凌而言更难以明确监管责任。[9]在传统欺凌中,教师和学校管理者通常被看作欺凌行为的监管者和协调者,而网络欺凌则很难明确监管责任人。此外,网络欺凌中受害者更容易被接近和伤害。[10]传统欺凌行为通常发生在学校或者受害者回家途中,而网络欺凌的欺凌者可以通过邮件、信息等随时对被欺凌者进行攻击和伤害。因此,伊丽莎白·英格兰德(Elizabeth Englander)等把网络欺凌描述为一种“投机取巧的攻击”,因为它不会直接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不需要进行计划,而且能减少被抓住的风险。[11]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德国一项研究发现,实施网络欺凌的学生往往就是真实生活中欺负他人的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通常也是传统欺凌的受害者,甚至有报告指出后者重合率达到85%。[12,13]因此,很多欺凌者通常采用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相结合的方法使受害人的伤害最大化。

(三)网络欺凌的发生率及危害

网络欺凌已成为影响网络交往的重要因素,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发生率尤高。一项针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显示,大约18%的儿童曾在互联网和手机上遭遇欺负或骚扰,欧洲青少年经历网络骚扰的发生率从10%~52%不等。[14]在2009 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展的以7,500 名中小学生为对象的网络欺凌匿名调查中,约有5%的小学生和8%的中学生受到过网络欺凌。[15]而年龄和性别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因素。两项分别以11~14 岁和10~15 岁的孩子为研究对象的调查发现:年龄与网络欺凌的频率呈正相关。[16,17]也有研究表明,约有38.3%女生曾在网络上被欺负,略高于男生34.4%。[18]网络欺凌经历可能给儿童带来一系列消极情绪,还有可能带来社会心理问题,严重者会产生精神障碍,甚至会有自杀倾向或者自杀行为。[19,20,21]通常有过网络伤害经历的儿童的自杀意念会增加,其中遭遇网络欺凌的女生抑郁倾向和自杀意念明显,有的受害者甚至会产生社会报复行为。[22,23]网络欺凌给受害者带来高度受挫感,使其无法专心于学业,影响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严重的会导致休学;而发生在同学之间的网络欺凌会导致受害者不再信任同学,并突然感觉学校不安全,因而害怕和避免参加社交活动。[24,25,26,27,28]此外,约有1/4 的受害者感觉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明显遭受到了网络欺凌的影响,如导致受害者搬离原有的社区以及原有关系网的破裂。[29,30]

(四)网络欺凌的成因

网络欺凌的成因较为复杂,与互联网特性、参与者自身因素、家庭及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首先,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在网络空间发展起来的,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中存在的刻薄、极端和攻击的行为,其中上网持续时间的长度和网络社会道德规范的缺失与网络欺凌行为密切相关。[31,32]其次,个人药物的滥用、攻击性行为、传统欺凌的经历也会影响网络欺凌。[33]研究表明,有过欺凌他人和被欺凌经历的青少年更容易遭遇网络欺凌。[34]再次,家长监控的不足、学校监管的缺位和网络安全教育的缺失使得网络欺凌行为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研究显示,家长了解到的孩子经历网络欺凌事件(欺负他人或被他人欺凌)远远少于孩子实际经历的网络欺凌事件。[35]此外,同辈群体的认知和行为对网络欺凌行为也有着重要影响。[36]

(五)网络欺凌的应对策略

如何应对网络欺凌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技术性应对策略是最简单直接的策略,如对即时信息、邮件等建立严格的隐私设置,或者在遭遇欺凌事件后更换用户名和邮箱地址。[37,38]技术性策略具有一定的即时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防范和控制网络欺凌行为。有研究者建议,网络欺凌受害者应该寻求主动性策略来进行应对,如与欺凌者进行直接交流,调查显示有15%~35%受害者会采用这种方法。[39,40]如果欺凌行为没有被阻止,受害者也可以将欺凌事件报告给家长或学校。最重要的是,应该在教育层面对网络欺凌现象予以高度重视,将网络欺凌融入学校教育之中,针对孩子的数字媒介素养、技术技能、批判性思维、网络礼仪、网络安全等方面开展相应的引导。[41,42]同时还应该对家长进行培训,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培养孩子恰当的网络行为、配合学校工作、与孩子开展交流对话方面的重要作用。[43]此外,还应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目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应对网络欺凌。[44]

三、国外网络欺凌实践对策

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积极探索网络欺凌的应对策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以课程为核心,培养学生媒介与信息素养

网络欺凌现象是青少年对虚拟世界认识不足、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不当,从而导致在网络空间中行为失范的一种表现,培养其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促进规范的网络行为的核心。媒介与信息素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是指:理解媒体和信息提供者的功能、批判性地评价其所提供的内容以及理性地生产和传播信息与媒介内容。[45]英国已经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式教育体系,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也积极推进媒介与信息素养的课程建设与开展。日本将媒介素养教育贯穿到各学科教学中,同时充分利用道德教育和综合学习时间对学生进行网络教育,使其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价值观,提高网络行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46]针对网络欺凌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育课程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避免用网络技术伤害他人”;二是“在网络世界中保护自己”。

(二)以培训为支撑,提高教师和家长的监管与应对能力

提高教师和家长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监管能力和对网络欺凌事件的应对能力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政府为教师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如开展面对面的专业发展工作坊和职前教师培训,让教师了解儿童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当代学生技术使用现状,引导其解读相关政策、制订教学计划并提供教学案例;开展基于网络平台的自我在线培训以及虚拟教室,并不定期组织各地区的学校共同参与在线活动。[47]家长对儿童网络技术的使用应进行合理的引导和适度的监控。基斯(S. Keith)和马丁(M. Martin)认为,家长应当懂得更多的技术知识,了解孩子何时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以便合理限制其使用时间,并告知孩子如果在网络中遭遇欺凌,应当及时向父母师长倾诉。[48]英国教育和技能培训部设立了专门网站,向家长提供最新的网络安全信息。澳大利亚儿童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发布了“儿童网络安全家长指导”的系列手册,为家长提供了有关正确使用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管理上网时间等具体指导。[49]日本的家长则与孩子共同制定手机、网络使用的“家规”等。[50]

(三)以活动为依托,加强全社会反网络欺凌的责任意识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宣传和推广反网络欺凌,加强社会责任意识。网络安全日是由欧洲发起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于每年2 月开展,主要通过会议、网络讨论等方式,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围绕特定主题共同商讨促进网络安全的对策,以促进全世界人们(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对网络技术和移动设备的安全使用,目前已有100 多个国家推广该活动。[51]芬兰教育部媒体教育中心自2004 年起每年都组织“互联网安全周”活动,2013 年更名为“媒体素养教育周”,其宗旨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有害内容的影响。[52]英国政府专门针对欺凌现象(包括真实欺凌和网络欺凌)开展社会活动,从2005 年起于每年11 月开设全国性“反欺凌周”,通过全国中小学生诗歌竞赛等活动,广泛宣传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的危害性。[53]澳大利亚自2009年设立“全国反欺凌和反暴力行动日”,以学校为单位参与会议,让代表者相互分享其学校反欺凌和反暴力的政策、策略、项目、计划等,供其他学校参考借鉴,并在协商中共同促进方案的改进。[54]

(四)以援助为补充,提供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正服务

网络欺凌行为会对个体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为受欺凌者提供心理援助刻不容缓,尽可能减少已经发生的欺凌事件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澳大利亚政府联合相关机构提供了针对儿童遭遇网络欺凌等不良事件后的心理辅导,其中有儿童帮助热线(Kids Helpline)和Eheadspace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都可以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网络欺凌的心理咨询服务,受害者可以通过网络、电话或者邮件的方式进行咨询或者聊天。[55]日本为学校配备了生活指导教师,在各地开辟了“24 小时网络欺凌咨询”热线,并向网络欺凌严重的学校派遣专家。[56]英国的“消灭欺凌”组织联合英国数百所学校启动了“网络导师”计划,训练11 岁至17 岁的学生成为“兄弟姐妹”一样的导师,并创建了“网络导师”网站,英国中小学生们可以通过该网站向导师倾诉苦恼、寻求帮助。[57]

(五)以技术为辅助,建立网络服务商信息过滤和处理机制

对网络欺凌材料进行及时的技术处理能有效控制网络欺凌材料的传播,从而尽量避免或减少伤害。目前已有多个国家通过立法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安全上网的法律责任与义务,要求学校、图书馆等通过设立网络终端过滤器等手段阻截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此外,“移除机制”是处理已发生的网络欺凌事件的重要方法,如澳大利亚儿童遭遇网络欺凌事件时,可以向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进行投诉,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有责任对网络欺凌资料进行审核、删除、禁止传播或进行其他处理。[58]同时,已有多个国家达成共识与合作,形成联合处理网络欺凌事件的国际机制,如互联网热线国际协会可以对国际范围内被举报的网络非法内容进行调查,并要求相关执法机构或信息服务提供商对非法材料进行快速移除,目前已有覆盖45 个国家的51 条热线。[59]信息与网络技术公司(如Cyber Patrol和Look BothWays等)也积极开发软件工具来应对网络欺凌,如“网络欺凌警报”软件可以让孩子在遭遇网络欺凌事件时,通过点击警报按钮自动截图发送给家长邮箱。[60]

(六)以法律为保障,设立与完善法律监管机构及防治法案

加强网络欺凌的法律监管是处理网络欺凌事件的有力保障。澳大利亚形成了以儿童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为核心,以传播和媒体管理局、各级警察局以及互联网热线国际协会为辅助的政府监管体系。[61]芬兰警方从2008 年开始设立“虚拟社区警务组”,即网络警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网民建立密切联系,防范相关的犯罪活动。[62]在立法方面,美国在2000 年便制定了《儿童互联网保护法》,要求公立学校、图书馆为网络终端增加过滤器阻截、屏蔽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网络信息;2008 年制定了《梅根·梅尔网络欺凌预防法》,规定实施适用于网络欺凌的刑法层面的骚扰罪。[63]2013 年,日本参议院会议通过了《欺负防止对策推进法》法案,强化了日本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对网络欺凌监管的责任与义务,并建立起依法监管、技术保障、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防治中小学生网络欺凌的管理体系。[64]

(七)以合作为途径,开展跨地区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项目

网络世界的广泛连通性使得网络欺凌的影响可以跨越国家的物理边界,产生广泛的负面效应,加强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是应对网络欺凌的重要途径。欧盟国家已经开展了针对网络欺凌的合作项目,如欧盟儿童在线项目(EU Kids Online),旨在加强欧洲儿童和父母对于安全使用网络与新技术的知识与经验,从而创建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目前已有33 个欧洲国家参与其中。[65]该项目通过广泛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儿童在网络交往中的行为、特征、风险以及家长对儿童网络行为的监管情况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包括对国家地区之间情况进行对比)了解儿童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并运用理论模型分析其原因,从而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66]此外,欧洲国家建立了由28 个国家合作参与实施的“网络欺凌:在教育环境中加强新技术的积极使用,应对其消极影响”项目,该项目是针对欧洲科技合作成员国在社会、文化与健康领域应对网络欺凌的合作教育项目(COST ACTION IS0801),旨在共同协商探索适用于欧洲各国的应对网络欺凌的指导原则。[67]

摘要：通过使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Ⅲ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网络欺凌相关文献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对文献的内容分析,发现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热点包括:网络欺凌的本质和形式、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比较、网络欺凌的发生率、危害、成因等。根据内容分析进一步追踪国外网络欺凌的实践对策,主要包括开设教育课程、提供家校培训、推广社会活动、进行心理援助、技术处理、法律监管、跨区域合作等七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