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精选十篇）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1

(一) 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指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管理与保护, 防止其受到破坏, 使其的价值得以体现。

(二) 文化遗产的内容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 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可移动文物是指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 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产量

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母亲文化, 是我们的根。在奔向未来的路上, 我们不应该失去记忆, 更不应该忘了回家的路。作为我国北方文物大省之一的黑龙江, 分布着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地上地下和馆藏文物资源。目前, 全省共发现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4700余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处, 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1处,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94余处, 其他不可移动文物4000余处。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处,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处。

三、黑龙江文化遗产破坏的原因分析

(一) 旅游开发造成文化遗产的破坏

从旅游开发本身来讲, 文化遗产破坏的形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即 (1) 意识缺乏型。指由于开发者缺乏保护意识, 由此带来规划操作的盲目性从而形成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2) 束手无策型。指开发者虽然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技术、法律等方面的支持而使其受到被动的破坏, 这在一般性、地方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3) 明知故犯型。指开发者虽然知道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但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开发者要么盲目地扩大文化遗产的开发范围, 要么从成本角度考虑采取不恰当的开发方式, 使其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和管理, 并因此遭受不应有的破坏。

(二) 行业管理不力

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通常涉及旅游、文物、城建、环保等多个职能部门, 由于相应的行业管理法律的缺乏, 上述部门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 造成众多文化遗产自损式的破坏, 极大地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正常的旅游开发。

(三) 社区参与力度不够

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看, 我省的文化遗产在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极少考虑社区态度对开发的影响。在实践中既不进行前期的社区意见调查, 也没有对社区进行与开发力度相适应的宣传教育活动, 更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诱导社区融入文化遗产的开发, 使社区的居民没有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理念, 从而使很多的开发行为缺乏必要的社区支持。很多文化遗产因而在旅游开发中遭受来自社区自身的偷盗、有意破坏和无意破坏等多种形式的损毁。

四、保护黑龙江文化遗产的对策

(一) 加强领导, 增加投入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建设规划。要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以保障和监督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落实。

(二) 加大执法力度

省政府有关部门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黑龙江省文物保护条例》。各地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法规、规章。各级公安、城建、规划、工商、国土资源、宗教、旅游、文化 (文物) 、环保、海关等部门要密切配合, 依法严厉打击盗掘、盗窃、倒卖、走私文物和破坏文物本体及其历史风貌等违法犯罪行为, 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走上法制正轨。国家、省市级相关部门, 通过各种渠道发布信息, 让大家了解法律的条款, 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和相应法律代价。

(三) 做好基础工作

加强文化遗产资源调查研究, 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及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项调查, 依法登记、建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要有计划逐年编制完成;尽快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

(四) 高度重视博物馆建设

全面推进国有博物馆建设和设施改造。实现每个省辖市都有一座现代化、功能齐全的博物馆。扶持和发展民办、私营博物馆, 优先发展民俗、工业、科技、自然等具有民族和行业特色的博物馆。

加强馆藏文物的保护和安全管理, 落实藏品丢失、损毁责任追究制。整合全省馆藏资源, 加强馆际交流合作。发挥博物馆“宣传展示、服务社会”的职能, 更新服务理念, 转变办展方式, 体现“以人为本”,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五)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认真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做好国家级名录的遴选申报工作, 并建立省、市、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列入名录的项目, 编制详尽的保护规划, 落实保护措施。着重做好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鼓励和支持代表作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生态区域的保护。

(六)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 (街区、村镇) 的保护

进一步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优秀近现代建筑等文化遗产的申报、评定及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在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 妥善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强调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

(七)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逐步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使文化遗产保护深入人心, 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200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决定从2006年起,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

上海多元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2

随着上海文化、科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上海多元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日益摆上议事日程、融入日常践行。本文对此做了初步分析与探讨。

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博物馆与多元文化遗产保护

从曾经的涓涓细流到如今的势不可挡，“全球化”已成为博物馆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1995年国际博协斯塔万格大会、1998年的墨尔本大会和2002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都共同见证了“博物馆与全球化”这一主题正受到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如何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把持住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借势壮大民族精神是亟待中国博物馆深思的课题。“全球化”与“中国性”、世界性与民族性、融合与个性等，这些对立的统一呼唤着博物馆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新意识的强化。

作为一座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在五十余年的历程中，汇集藏品百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达十二万余件。文物类别涉及青铜、陶瓷、书法、绘画、甲骨、玺印、玉石器、牙骨角器、丝绣织染、少数民族工艺、外国工艺品、杂类等二十一个门类。其中，青铜、陶瓷和书画并称为馆藏三大特色，既丰且精。上海博物馆自1952年建馆之日起，励精图治、锐意变革，率先步入以举办国际展览、加强跨国研究和共享全球信息等为特征的“博物馆全球时代”。上海博物馆对“全球化”发展背景的理性思考具体表现为对多元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敏锐把握中，反映出上海博物馆立足于实践文化创意、塑造品牌形象和拓展发展空间的科学管理意识。

上海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生活的升华

上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寻觅上海城市的文化血脉，其源头竟在六千年前。在上海文明的发祥地，距今约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五千年前的崧泽文化、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三千七百多年前的马桥文化依序演进，上海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血脉清晰可见。这是上海的文明之源、文化之根。构成这条文化血脉的重要元素是散布上海各处的二十七处古文化遗址，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对这些珍贵的古文化遗产，除了精心保护外，还应积极开发和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铁路、纺织、港口等产业初具规模，因此留下了丰富的城市产业遗产资源。对此，上海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如结合特色文化街区的创建，对上海的泰康路和莫干山路等工业遗存区域实施整体规划、保护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吸取了美国纽约“苏荷”的经验，使这些地区在旧城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如莫干山路五十号，这里本来是一片旧厂房和老仓库，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1世纪初，莫干山路五十号迎来了一群艺术家，使这个近代工业文明的“遗址”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的场所。现在，以此为基础建成的莫干山路的春明都市型工业园区已成为以视觉艺术为特色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如唐山路、多伦路等也正在进行同样的尝试，由此形成了一幅多元的城市文化景观，为多元的城市生活增添了情趣各异的斑斓色彩。

博物馆的重要目的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博物馆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保护收藏品本身，而且包括了整个文化遗产的信息体系和价值体系，无论这些价值是通过有形的(物质的)方式体现出来，还是以无形的(非物质的)方式体现出来。全面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使作为最重要的遗产机构之一的博物馆更加关注自己在这方面的保护职责，包括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和实践方法与技术等。这对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博物馆要面向社会大众，表达他们在文化上的期望，并参与城市生活，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这几年上海的博物馆事业发展较快，数量已达一百零六家，其中四十多家为行业博物馆。到2010年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将达到一百五十家。博物馆建设的加强起到了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的作用，为城市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

多元文化反映博物馆对于文化创意的积极实践

文化的魅力在于个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尤其如此。费正清先生对此有所感慨：“世界将在文化的思维、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的碰撞中构建全球化时代。” 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诚如宣言中所言：“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 多元文化无疑是人类值得珍视的共同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馆责无旁贷地应当承担起保护、展示和宣传多元文化的职责。博物馆文化创意的迸发也应该关照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要求。

上海博物馆始终坚持以“国内领先、世界一流”为目标，努力实践对博物馆三大功能的完善：借助于高新技术的收藏保管功能、形成学科发展优势的研究功能和面向现代社会的社会教育功能。近年来，上海博物馆在馆藏文物、展览规划和陈列设计等方面的成功探索充分彰显了一座国际都市中艺术殿堂所应有的世界胸怀。正是这种宽广的文化胸襟促使上海博物馆以文化平等的视角逐步走向国际化。

藏品智慧传递多元文化的历史穿透力

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而藏品文化则是博物馆文化的立论之源。自埃及亚历山大城见证了世界首座“Museion”的初啼开始，博物馆历经了贵族化、政权化、大众化的时代演变。与此同时，作为立馆之本的藏品也相应完成了从贵族家藏、国威见证到文化载体的角色转变。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藏品的人文禀赋决定了其作为人类文明记忆遗存的核心地位将始终不移。

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对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和地域特色的展示具备“透视性、系统性和广博性”。陶瓷精品，南有崧泽灰陶、北有马家窑红陶、东有大汶口黑陶，一应俱全。仅就浙江而言，就涉及良渚、河姆渡和马家浜等多种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青铜陈列则是涵盖了中原、吴越、匈奴、巴蜀和齐鲁等各个地域的民族风格。古玉珍藏，上自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下迄明清，又自成系统。而在少数民族工艺馆内，观众更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民族工艺在织、绣、染、雕、刻、编等多方面的精湛技艺，体验中华多民族艺术风格的鲜活与丰富。这些蕴涵着生活睿智的藏品读来亲切、品来有趣、赏来更觉舒畅。

反映文化多样性的藏品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赏析、品读。从社会学上看,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使人们产生精神寻根的需求。博物馆内阅读藏品的自由性营造了文明的亲和力，宽松的文化空间使文明可以快乐阅读。面对同样一件王羲之《兰亭序》的摹本，有人读出了袚褉之礼，有人品出了行云流水，还有人悟到了二十个“之”字的幻变体态。直面个中玄妙，是藏品的智慧、文化的多样，还是经典的力量？观众可读、可赏、可品、可鉴，直叫人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彩陶、秦砖、汉瓦、唐锦、宋瓷是大中华一脉相承的文物遗存；西藏唐卡、敦煌壁画、蜀地彝器、中原金石则是多民族和如琴瑟的血缘见证；字迹、墨痕、画卷、铸器、雕件更是华夏古文明睿智巧思的力量凝聚。上海博物馆内这些文物藏品凝聚的智慧是能穿越历史的，亦是它们成就了博物馆文化的大气辉煌。近年来，随着博物馆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重视，传统的“藏品”概念也有了更为宽泛的涵义。2002年10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七次大会发起并率先签署的国际上第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性博物馆公约——《上海宪章：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宣示了国际博物馆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博物馆界对保护无形文化遗产，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的责任与承诺。《宪章》强调要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制定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上海博物馆在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同时，更坚定了加快发展态势、秉承管理特色、发挥技术优势的信念，为保护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尽自身所能，服务社会，回报社会。

大展效应传播多元文化的文明影响力

博物馆以“博”取胜、以“物”为源的特质来源于观众认知文明、鉴赏文物的期望与需求。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激发了观众对更多本土文化和异域文明的解读热情。大展以实物解读艺术之链，以经典呼唤人文传承，帮助观众寻觅各种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源头，感受人类文明的力量。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探索与尝试之后，上海博物馆逐步形成了三大临时展览系列，以满足观众求变求新的观展需求：第一类是古代人类文明系列展——如“大英博物馆藏古埃及艺术珍品展”、“墨西哥玛雅文明珍品展”和“艺术与帝国——大英博物馆藏亚述珍品展”等；第二类是边远省份文物系列展——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展”、“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展”、“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展”和“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等；第三类是文物极品特别专题系列展——如“《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和“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等。如果说第三类的文物极品展是为人类文明之萃而举行的盛礼，那么前两类则无疑是对人类文明之源的膜拜。丝路之源、玛雅之谜、埃及之神、内蒙之萃、西藏之珍……世界文明之源在跨越时空之后与上海市民在博物馆中相逢、对视、交流。实践证明：上博搭台、各方唱戏、借力施展是丰富博物馆展览资源、拓展城市文化视野的有效创新思路。2000年在上博举办的“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展”让上海市民领略到内蒙古先民所创造的文明与整个华夏文明之间血脉相连的骨肉关系。一时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乐府民歌飘荡在东海之滨的申城。“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的骑马民族带着兴隆洼文化的石锄、陶器、玉饰件和石雕女神像，演绎着“马上行国”与“农业城国”的文明之源。

最为令人感叹的则是展览背后所凝聚的文化策划的创新意识。壬午之末、癸未之年、甲申之冬，上海博物馆的“文化三级跳”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亮丽景观。“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对于书画艺脉的盛大巡礼，千年遗珍的浩荡汇聚以及七十二件国宝的旷世览读，实现了“文化一级跳”。这年隆冬，上博彻夜不眠，朔风中“长队优美”，三四十天的人文盛景托起了沉甸甸的晋唐宋元书画发展史，申城迎来了“中国书画史的学习热”。国宝展对于城市文化精神的塑造是轰动中的悄然、有声中的无声、衍生中的逻辑、偶然中的必然！而“《淳化阁帖》最善本大展大赛大讲坛系列活动”可谓“文化二级跳”。这是跨越整个癸未之年的“二王”之热、帖学之研、墨律之互动。有这么一个申城金秋的文化之夜，三千多名文化人、艺术家、市民百姓欢聚于上海博物馆，历时五六个小时，迎接子夜的来临——《阁帖》特展落下帷幕的时刻。期间，百名书家现场挥毫，书法家示范演讲、点评作品，文化名人即席演说，不时传来古琴雅韵《关山月》、琴箫合奏《梅花三弄》、古筝曲声《柳青娘》、笛子旋律《妆台春思》、埙独奏《阳关三叠》。“周秦汉唐文明大展”自然是“文化三级跳”了。2004年，该展览的举办是将苍伟盛世进行了历史的定格，昔日地平线上积淀的“琴文”如今亮出了“剑胆”。目睹那神态从容的仪仗出行，流光溢彩的鎏金铜龙，贴金彩绘的文武官俑和威武勇猛的汉代辟邪，如痴如醉的观众真正为华夏文物之盛、文化之渊和文明之源而深深折服。

无论是源于本土的宫廷国粹、寺庙窖藏，还是来自异域的帝国珍宝、宝石饰品，上海博物馆正是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的感召下，以博大的文化情怀与各种文明开展对话，让观众震撼于文明的影响力。在辉煌的展览一次次推陈出新的背后，是上海博物馆长久以来甘为文明而执着努力的一种坚持、一份虔诚。

环境语言传达多元文化的艺术感染力

上海博物馆现拥有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中国古代陶瓷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玺印馆、中国古代玉器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中国历代钱币馆和少数民族工艺馆共十个陈列馆和暂得楼陶瓷馆、两塗轩书画专馆以及丝绸之路中亚古币专室三个专馆。近年来，上海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屡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等诸多殊荣，反映出上海博物馆巧妙运用环境设计语言传达文化感染力的不懈努力。雕塑馆内，莲花瓣状的屏风、碑碣式说明、弧形壁龛和红黑基色为观众营造流连于石窟寺庙的特殊情趣，表现出佛教文化的艺术氛围。家具馆内拼瓦漏窗映射着竹影婆娑、青砖地坪与木格洞门相映成趣，再现了明清时期风雅恬静的文化环境。而对涉及各类文化类型的临时展览陈列形式的精心设计则更能反映出上海博物馆运用高度的职业精神诠释着自身对人类多元文化遗产的珍视。1998年，“大英博物馆埃及珍宝展”来到上海，各界对此大展的关注激励了上博专业人员全心投入，无声的陈列语言诠释了古埃及文明的辉煌，使展览设计本身成为文物之外的另一大艺术看点。展览将极富象征意义的金字塔作为设计基点，使之成为展览形式的主旋律。文物的底座采取特别的阶梯样式，壁龛三角柜的周围用金线木条装饰，这些形式都借助了金字塔的造型。而整个展厅的墙面以古埃及神话故事的浮雕作为背景，黄色的沙砾仿佛使人置身于尼罗河两岸无垠的沙漠之中。观众置身其中，依稀听到驼铃声中渐行渐近的埃及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深情对话。2000年 “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在此之前，陈列设计人员专赴西藏进行采风，对西藏独特的建筑特色、民族服饰、风土人情进行深入考察，以确保能够将原汁原味的西藏风带回上海。该展览的设计融汇了诸多西藏的建筑语汇、民居檐饰、红色回纹护栏、流苏门帘装饰，甚至是藏传佛教寺庙中常见的“经书架”，浑然天成的设计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温馨的展厅灯与射灯的交错运用引导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文物上。展览还特意为一件高达三点五米的强巴佛设立了独立的藏式佛堂，藏式风格的石木建筑让步入殿堂的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庄严神圣的西藏文明。

无论是本土的民族文化还是异域的古老文明，上海博物馆都善于在兼顾功能与形式的基础上，平衡一体与多元、融合清晰与虚拟、把握理性与感性、权衡高雅与通俗，运用博物馆的环境语言对多元文化进行艺术性的诠释，赋予历史更为强大的感染力。

结 语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3

一、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1. 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括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黑龙江省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涉及7个少数民族, 共27项 (具体见表1) 。从表中可见, 黑龙江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三类:表演艺术类、传统技艺类和节庆民俗类, 其中伊玛堪说唱被评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7年开始黑龙江省政府批准黑龙江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7项;2009年省政府批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79项及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7项;2011年黑龙江省政府批准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47项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4项。种类上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民俗、民间文学、曲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纵观黑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 不难发现,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 种类齐全。其中, 表演艺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 比重最大;其次为传统舞蹈、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和传统手工技艺也占有一定比例。

2.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分布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较广, 遍布于整个黑龙江省的各个地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部分都是在黑龙江省内旅游景点区域, 对全面发展特色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且南部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多于其他地区, 集中分布在哈尔滨、牡丹江两地。虽然东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少, 但不同区域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特点和个性。具体情况为哈尔滨市43项, 牡丹江市46项, 齐齐哈尔市22项, 佳木斯市13项, 大庆市14项, 鸡西市3项, 双鸭山市4项, 伊春市3项, 七台河市5项, 鹤岗市1项, 黑河市9项, 绥化市12项, 大兴安岭地区12项。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http://www.hljfwz.cn)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问题分析

虽然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成绩不错,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危险, 亟待通过有效措施加以保护。目前, 黑龙江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单一

目前, 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两种:施予式和开发式。其一是施予保护即由政府投入资金, 以保护文物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代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形式。这种保护方式的优点是能用最短的时间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 缺点是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此外, 施予式在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代表的同时, 忽视了对传承人传承意识的保护。其二是开发式保护, 开发保护即由政府引导,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市场, 参与市场竞争, 通过市场推广, 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这种保护方式的优点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通过消费者购买商品, 有效地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困境。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刺激, 开发式保护能够加强传承人的传承意识。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叉管理缺乏共享机制

目前我国各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多为分散交叉收藏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同的保护收藏部门, 而这些部门虽然同为文化系统但却有不同的隶属关系。由于三馆的使命职责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不同, 导致三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不同, 因此很难有机会构筑合作关系, 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造成资源重复浪费。在当今数字化网络条件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需要跨越职能限制的协同保护。

3. 传承人渠道单一, 导致断层困局

非遗保护最重要的是活态传承, 而传承人的问题则是关键。多数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多为本地或自家人, 这种传承方式对于传承人的选择颇为限制。同时许多传统项目受限于其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 因而少有学徒, 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了断层现象, 而没有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就谈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健全传承机制, 如何提供更多的渠道或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培训,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4. 缺乏系统的非物质文化教育, 保护意识淡薄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要从娃娃抓起。但目前黑龙江的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并没有走进学校, 而且彼此间资料共享度不够, 没有形成静态资料和活态传承的融合。没有良好的获取信息的平台, 使得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较少, 更没有形成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三、信息技术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竞争力的途径

信息技术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 不仅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 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加深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的融合。

1.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简称“三馆”) 协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平台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职能部门, 应将这些机构走联盟之路, 建立协同保障机制。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保护特点的范畴,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利用自身优势, 基于协同机制, 共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平台建设标准分为技术性标准和业务性标准。技术性标准主要指数字资源的数据存储规范、数据交换标准, 建立统一数据接口的数据库。国家文物局制定颁布了《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 (试行) 》、《博物馆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 (试行) 》等一系列信息化标准技术规范。要确保数字资源在元数据与对象数据两方面都符合统一标准, 以实现基于协同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平台的实现。

协同的数字资源平台的建设和实施离不开合理的政策和资金保障。要明确三馆之间的责权、明确传承人的知识产权, 保护传承人的权益。数字资源平台的建设需要足够的经费, 可设立专项基金以满足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投入。

2. 利用信息技术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转化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传播、销售等各个环节。目前,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经济效益不高, 使得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如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的生产过程、信息技术等申请专利, 将有利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市场化开发, 可吸引年轻人成为传承人, 并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3.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宣传黑龙江非物质文化资源, 以实现黑龙江文化产业的信息化。另外, 利用电子商务这种网络销售模式, 与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形成互补, 共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和传承。在线上和线下资源互补的同时, 形成文化机构、企业和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项目。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日益严峻, 利用信息技术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 其关键离不开管理工作人员的信息素养。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工作中, 能够为保护提供先进技术, 为活态传承提供辅助, 为产业化提供多种方式,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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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昕.科技创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J].东岳论丛, 2012 (8) :14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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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与保护 篇4

据世界船舶界权威估计，在全球海底散落着300万艘以上未被发现的沉船。仅1824 年—1962 年间，在海上遇难沉没的商船和战舰就达12542 艘。例如，建于1779年的英国 “潘多拉号”，为安装24门火炮的三帆快速战舰。1791年作战中，沉入澳大利亚沿岸水域，是当时南半球最重大的沉船事件之一。该舰残骸几乎没有遭到人为破坏。

此外，在水下文化遗产中，还包括不少古文明遗存。例如因地震倒塌、至今仍然沉睡在埃及亚历山大沿海水下的法罗斯岛灯塔（始建于公元前332年）的遗迹。位于中国重庆涪陵区城北长江江心、长约1600米的白鹤梁，有“水下石铭”之称。巨梁上的题刻与图像，断续记录了一千二百余年间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白鹤梁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水文碑刻，其重大的史料价值，得到世界公认。

再如，因1692年地震，被波涛吞噬，沉没于海面之下的牙买加首府皇家港遗址，以及黑海海域仍有待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等，也都是著名的水下文化遗产。

但是，随着勘探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入海底越来越便利，海底沉船残骸或水下遗址中发现的物品的利用与交易，成为一项相当常见而且利润丰厚的活动。海洋考古遗址屡遭人为毁坏，使水下蕴藏的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可能会完全丧失。这样的事例也举不胜举，例如：

1622年，由29艘西班牙殖民者船只组成的船队，满载着从南美掠夺的财宝返回西班牙。据记载，“阿托卡夫人”号护卫船装载的财宝最贵重、最多。当船队航行到如今的美国佛罗里达州马克萨斯群岛海域时，阿托卡夫人号遭飓风首先沉没海底。阿托卡夫人号船是迄今发现的最有价值的沉船之一。1985年，一家美国私人企业找到了阿托卡夫人号残骸，打捞走价值约为4亿美元的数以吨计的黄金以及大量宝石。由于寻宝者打捞技术粗劣，极具破坏性，受到船舶考古学家们的严厉指责。

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海尔德马尔森”号在驶离中国返回欧洲途中，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沉没，船上价值80万荷兰盾的中国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金锭、漆器和青花瓷器等货物，全部沉入海底。1986 年，一艘英国打捞船发现了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的残骸。他们不关心该船的考古价值。打捞出的货物，仅瓷器就约达16万件。随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国际海洋博物馆大会当时曾对破坏船只残骸的洗劫式打捞的行径予以了谴责。

1759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期的一艘战船“正义号”，在卢瓦尔河谷地区沉没。1970 年，该船的残骸被疏通卢瓦尔河口航道的挖泥船毁坏，使考古学界痛心疾首。

1822年(清道光2年)，中国清代重一千多吨的商船“泰兴号”，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海面触礁沉没，一千八百多名乘客连同载运的大量瓷器沉入海底。泰兴号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号”。1999年，英国人迈克·哈彻伪造合法证件，率领“不平静号”打捞船，在印尼海域将泰兴号沉船中的遗物几乎全部打捞一空。仅清代青花瓷器就多达100万件。这批瓷器，大部分完好无损。它们大都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闽南德化生产的青花瓷器，有些可以上溯到15世纪。（下转第50页）

（上接第48页）这原本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最大的一次发现，但是，迈克·哈彻等人根本不在乎这艘沉船的遗存是最大海难之一的见证这一事实，他们在获得这批数量巨大的瓷器后，为了炒作，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当即将其中65万件古瓷敲碎后，抛入大海。后于2000年起陆续将其余35.6万件在德国斯图加特进行拍卖。这一极不道德的行径，使考古界非常震惊和愤怒。

1912 年，举世闻名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加拿大纽芬兰岛东南海域撞上冰山沉没，货舱里的珠宝至少价值数亿英镑。它的遗骸，直到1985 年才被科考队发现。尽管当时国际社会要求将这艘沉船作为一座群葬墓和考古遗址加以重视和保护，可是1987年后，却被一支又一支“探险队”从沉船上捞走许多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其中大部分都有被变卖的危险。

水下文化遗产被掠夺和毁坏，还有不少令人惋惜的事例。如调查表明，土耳其沿海的所有已知沉船均已被盗。据估计，已知的在法国沿海沉没的约600 艘古代沉船（年代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7世纪），仍保留原状的仅占5%。据上世纪90 年代以色列考古学家估计，原沉没在以色列海域的文物大约60%已被打捞流失。

鉴于水下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国际社会亟需通过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造福全人类。早在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就规定： “在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和处置，但应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后来，国际社会又经过十多年的反复协商，终于200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获得通过。表决结果为87票赞成，4票反对，英国等15票弃权。这项《公约》填补了水下文化遗产国际法方面的空白。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5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痕迹, 蕴含着政治、经济、艺术、建筑、技术、社会活动和环境演变等大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 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 文化遗迹历经破坏、重建、修复和改造, 很多历史信息不断变化甚至丢失, 成为当代人无法解读的“密码”, 留下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有鉴于此, 中华民族素来即有记录历史的优良传统, 从实物载体的木简、纸质文本的典藏到数字媒介的立体化记录, 从传统的舞台展示、书本传播向3D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 体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就是利用以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核心的综合信息技术, 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辅助管理、数字展示, 以互联网为平台, 拓展文化遗产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延展性。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 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目前, 世界各国为了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 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的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 文化遗产数字化也成为将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转化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其他保护方式相比较, 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优势:

首先, 数字化方式可以使文化传统得以有效保护和展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现代文化和人类学家能够描绘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 甚至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再现和复原久已失传的文化遗产。例如百多年前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的圆明园, 这一久负盛名、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遗址群, 要想全方位实物复原, 必将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需要克服众多的科学技术难题, 但是如果采用数字化方式去呈现, 就可以在不改变既定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得以网络化的复原。又如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以来饱受“假日经济”游人过多、温湿度难以控制而导致壁画毁坏严重等困扰,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签订了协议, 拟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 这一技术突破实现之后, 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会足不出户在网路虚拟的现实中游览敦煌莫高窟而不必造成对实体文物的损坏。

其次, 数字化方式有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数字多媒体技术具有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和互动性的特点, 利用网路的即时有效传播, 可以在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永久保存的基础上, 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能平等共享。例如, 中国多个省市博物馆、文化馆先后建立了以“360°环视扫描、虚实结合场景、三维空间虚拟”为特征的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 人们只要登陆相关网站, 足不出户, 就可以逛数字博物馆, 看数字艺术展, 倾听各种讲座, 免费在线学习各类优秀教师讲授的精品课程, 让普通市民随时都能在线欣赏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再次, 数字化方式符合文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传统方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中, 实物修复与重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砖瓦、陶瓷、金属等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某些专用材料, 造成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甚至会使地方财政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通过数字技术修复和还原文化遗产, 虽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 但它不用消耗林木石材等自然环保资源, 只需投入由电子计算机所承载的新兴网络信息技术, 这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更符合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 同时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走向。

复次, 文化遗产数字化可以使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所催生的“文化经济”, 不仅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升, 而且还能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文化遗产与资源的数字化开发, 即使民间文学、舞蹈、美术等“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形态, 经由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所负载, 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 从而被赋予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 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 将可能被接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

二、对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的若干思考

黑龙江省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边疆省份, 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诸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保护挖掘与利用创造了先决条件。2004年黑龙江省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在全省重点少数民族及汉族文化遗产资源区域普查基础上, 初步梳理出57项重点保护、挖掘与利用的资源, 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进入旅游文化产业行列, 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整体来看, 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能力和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 保护形式单一。一是缺乏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有些城市和地区, 片面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文化建设, 文化遗产的隐性价值和房地产开发的眼前利益相比, 后者更符合相关部门的政绩需求, 因此, 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 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 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 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 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 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二是开发形式较为单一。目前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是政府主导之下的旅游开发,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的确可以为旅游部门增加直接的收入, 但是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除了旅游之外还应开辟多种途径, 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 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增加, 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必须结合起来, 极端的采用政府主导开发或市场主导开发都是不可取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 可以以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作为契机, 带动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首先, 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开发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要综合考量旅游开发的历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主客观情况而灵活选择。目前来看, 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 与旅游相关的各种网站也成为网络经济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重要力量。黑龙江省也应抓住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之旅”的网络商机:一方面, 深入挖掘省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并赋予其旅游开发的价值, 继续推动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业的信息化发展, 使出游感觉更加方便、舒适, 费用也更加低廉;另一方面, 在数字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 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 建立虚拟旅游世界, 彻底改变旅游服务模式, 从根本上提高旅游活动质量。现实旅游业和新型旅游业的关系是:现实旅游依赖于虚拟旅游, 虚拟旅游依赖于文化意义链接, 文化是旅游业贯穿始终的关键环节, 技术附着于文化, 文化通过技术来体现。在虚拟旅游空间中, 游客将旅游的对象物以及旅游活动本身与历史事件、文化观念联系起来, 形成对于旅游吸引物的意义理解。这样的“旅游活动”与当代“素质教育”的基本主题有内在的联系, 它能提高现代人的文化素养、还有助于人们形成现代文化眼光, 从而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

其次, 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现代教育发展的新机遇。目前, “数字化形象被认为是传播文化资源的第一步”, 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信息内容以及对信息内容的需求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结论, “教育产品是目前需求最大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产品”, 关于新型共享知识手段的大量创造都应围绕文化内容而展开, 文化内容应该在信息构成中占有重要席位, 因此“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实现上述教育发展新机遇的关键”。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再现真实的历史地理信息, 并且能够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文物图像实现“链接”, 甚至辅以不同领域中专家学者的咨询与解说, 传统的课堂教育与广义的文化信息资源实现普遍链接的条件已经具备, 传统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界限将彻底打破。在数字技术教育产品市场需求大量增加的情况下, 大量可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文化遗产正在转化为最有价值的教育产业资源。因此黑龙江省也要加快教育产品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通过多媒体、图像处理、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 使之成为“教育强省”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必须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任何一项文化遗产数字化活动, 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 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 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创意和想象力, 借助数字技术的手段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黑龙江省已有部分数字化艺术馆、博物馆资源, 内容单薄, 有些仅能提供一些没有解说词的糟糕图片, 或者只有一条解说词的一系列照片, 因此淡化或模糊了文化内涵。因此, 应用数字技术保护好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 应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 全方位地展现文化本质和内涵, 唯有如此, 才能使人们为古老博大的中华文化所折服, 才能激发和培育民族认同感, 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

摘要：随着多媒体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可以使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和展现, 有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原则。对于黑龙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省来讲, 文化遗产数字化可以为旅游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 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拟定全国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审查报批和监督管理;组织审核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申报和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经达到187处,占国土面积的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57处;有24处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城市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度重视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城市园林和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认真贯彻“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统一管理、永续利用”的工作方针。在资源评价、规划管理、保护监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遗产地法规建设和保护规划编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严格贯彻《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遗产地保护方面,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强化了保护规划的编制和执行。不断加强遗产地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遗产地开发建设行为逐步得到规范。

(二)强化科技保护,遗产地保护监管步入世界先进水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十分重视引入先进科技手段对遗产地实施监测。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指导下,大部分遗产地均建立了以景区卫星遥感监测、景区容量监测等尖端科技监管系统为代表的科技监管体系,实现了对遗产地土地利用、建设工程、生态环境、火警突发、自然灾害、游览秩序等保护管理工作的实时动态监测,尤其是景区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的运用,大幅提升了保护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从而实现对遗产地规划实施情况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状况的定期与不定期监测。通过对遗产地实施大面积的景区卫星遥感监测,提高了遗产地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的管理水平。

(三)坚持服务社会,合理利用遗产地珍贵资源。20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致力于引导各遗产地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在保护的基础上服务社会,促进遗产资源永续利用。各地以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城市园林为主要载体发展旅游事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些地处偏远、贫困地区的遗产地内外的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安置了大批就业人员,带动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此外,各遗产地非常重视遗产的科普教育功能和展示展出功能,开展了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全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识。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遗产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尽管在遗产资源保护和规范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我国遗产保护管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针对目前我国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以及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和完善重大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体系,完成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审批。科学划定核心景区,加强核心景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把核心景区划定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总体规划,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严格实施。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建立健全重大文化自然遗产监督检查和保护管理绩效评估制度,加强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保护管理状况的监督检查,优化重大文化自然遗产长效管理机制。做好《风景名胜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研究制定《风景名胜区管理技术规范》和《历史文化名镇(村)遗产资源分类与调查评价标准》等技术标准与规范,促进文化自然遗产资源的标准化管理。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7

关键词：文化遗产,属性,保护

遗产与历史有关,是某种前人留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既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哈迪,1998)。文化遗产的不可移动部分包含了纪念物(Monuments)、建筑物(Groups of Buildings)、场所(Sites)。而无形遗产的概念“包括构成社会或社会团体特性的精神、物质、知识和感情特点的文化复合物”,它“不仅包括艺术品和文字,而且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既具有物质形态的空间和城市肌理,又具有非物质形态的独特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某个历史片断的共同记忆。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即构成此类城市空间的实体构件、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或自然属性,体现出随时间风化、破损的特征;城市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即植根于此类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属性,体现出时间越久信息越丰富、文化价值越高的特征。

一、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相对关系

1.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存在错位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空间的自然属性与反映其内涵的社会文化属性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城市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在建造当时的物质反映,是此前的文化积淀到一定阶段的物化表现。而建成后的城市空间即开始自然衰败,岁月的痕迹会越发明显(如木构件的腐化、墙体坍塌、面料褪色等),最终成为危旧建筑及建筑群。但从其建成之日起,该类城市空间即对其中的人开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固定习俗、社会组织方式、美学价值观,经年累月,成为根植于这一城市空间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换言之,时代在发展,但建筑与城市空间一旦建成就固化了;时间在推移,记忆在加深,但房子却渐渐变老旧、变破败。

这种错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发明显。当根植于此类城市空间的传统习俗、特色风貌、美学价值或共同记忆在历史积淀中抽象并上升为文化,并有别于其他城市空间时,该类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价值即显现出来。而往往在文化特征尚不明显的时候,人们会忽视其物质属性,任其自生自灭,导致该类城市空间自然破败。

2.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时机选择反映出保护思想的发展历程

选择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时机需同时考虑其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者的偏差越大时,即文化价值越高破败程度越严重,对其保护的迫切性越强。

保护时机的选择体现出保护的思想范畴。按照狭义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保护是源于价值较突出的非物质属性,但保护的对象却是由纪念物、建筑及其构件等物件开始的。随着保护意识的加强,保护的时机被逐步提前,即在城市遗产的建筑、构件尚未破败之前,在城市文化遗产已经具有一定文化价值但还未至于成为文化孤岛的时候,就先期介入进行保护。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的思想应在建造之初就有所体现,从加强建筑的物理持久性、增强城市空间的文化韵味等方面,使保护的概念扩展为对城市文化遗产发展全过程的保护(图1)。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大概分为三个阶段(表1):

一是抢救性保护。主要针对具有突出文化价值,但破败不堪、濒临消失的城市文化遗产。如很多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在长期疏于维护之后,整体环境恶劣,成为危旧区域,甚至成为建设者眼中需要铲除的城市死角,但由于其突出的文化价值被发现,成为需要抢救性保护的城市遗产。

二是发掘性保护。主要针对已经较为破败的城市文化遗产,在整体改造之前,对其中具有文化价值并保存相对较好的建筑物及构件进行发掘寻找,在确定其为保护对象之后,对周边环境进行梳理并整治。

三是介入性保护。主要针对在建设中遇到的更为复杂的发展与破坏问题所进行的长期持久和主动介入式保护。

由此可见,随着保护意识的提高,保护的危急性降低,主动性增强,时机逐渐提前,保护的对象与范围逐步扩大。

3. 影响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时机的四个影响因素

如果假设当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处于某个适当的结合点时是保护介入的最佳时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会导致时机的提前或推迟,那么其影响因素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提前—受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影响,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的自然衰败趋势会加速,反映在物质属性下倾斜线上,即呈现出台阶式跌落的形态。比如受白蚁等病虫害的长期影响,造成木构件的加速损坏,会使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加速下跌,相比较而言,其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趋势基本没有变化,因此保护的时机被提前。例如,都江堰二王庙的部分建筑在5·12汶川地震中坍塌,保护与修复工作在震后被紧急启动,成为不同于平时日常维护的新的保护介入(图2)。

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推迟—有意识的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日常维护或翻修,将改变其物质属性自然衰败的速度,而其非物质属性基本没有变化,使保护时机推迟。例如,在日常维修中,将建筑的原木构件换成钢构件,延长了城市文化遗产本身的物质寿命和使用寿命,使其物质属性的衰败斜率变缓。再如对某一建筑的落架大修,相当于使其物质属性的衰败速率发生突变,虽然没有改变材质,但通过对逐个构件的矫正、防腐处理或对某个构件的同质替换提升了其整体寿命。

非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提前——受时代潮流影响,对某种文化形态的复兴与再认识,促成社会对反映该文化特征的城市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上升,使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速率发生突变,促使保护时机提前。例如,由于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故乡的回忆——双桥》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反响,扩大了周庄的知名度,促成当地政府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尚未普及的经济发展初期,即开始对周庄的历史遗存进行保护,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建设性破坏。

非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推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某种文化意识的刻意贬低限制其思想的发扬,使原本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被忽视和埋没,造成其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速度减慢,导致保护的时机推迟甚至延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名人故居,因为主人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其文化属性被刻意贬低,建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能任其破败(图3)。

二、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绝对关系

1. 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共同形成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者不可分割,并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历史文化信息依赖物质空间环境为其载体,而文化内涵是物质空间环境的灵魂。

当城市文化遗产缺失了其物质属性,则仅存的非物质属性成为抽象的表达,在继续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中,容易进行人为加工与臆想,也更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侵蚀,发生改变,致使其原真性受损,大量的历史信息丢失。当城市文化遗产缺失了其非物质属性,则仅存的物质属性成为没有文化内涵、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的空壳,就像影视基地与真正的城市遗产之间的区别。所谓的“千城一面”现象,就是缺乏非物质属性的城市空间的典型反映,即使其年代久远,但由于缺乏文化内涵,也就没有保护的价值,可能因为新的建设将其拆除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2.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

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某个文物古迹或历史低端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与利用,涵盖了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两个方面。按照对非物质属性与物质属性的保护方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原有非物质属性不断积淀的基础上植入新的文化属性,而对原有物质属性基本不作大的调整。例如,朱家角课植园没有改变原江南私家园林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建筑及园林实体的改造也很少,但通过引入昆剧情境表演《牡丹亭》,使之不仅在园林艺术与建筑艺术上继续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同时引入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提升了其整体价值。但是,新文化属性的植入也可能对原有的历史文化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谨慎地选择。例如,安徽宏村的传统村落,由于大量外来游客对原村民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由于门票收益分配不均,造成了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抵制(图4)。

第二种,是对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同时进行提升。一方面,对原物质空间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或者部分新建,构成新的物质空间环境;另一方面,赋予历史建筑或历史街区新的功能,适当引入新的文化形式,体现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原有的非物质属性被部分、有选择性地保留并传承。例如,很多对晚近工业遗产的保护,由于原生产功能已废止,因此一方面对建筑遗存进行改造翻新,另一方面塑造时尚文化地标,引入新的社会文化活动,使新旧历史信息交融碰撞,产生更为丰富、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此类改造需要投入较大成本、难度高,但对文化创新的意义巨大,是对非物质属性的继承并发扬(图5)。

第三种,是保持城市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基本不变,对物质属性进行提升与保护。例如很多老居住区的更新,不改变居住性质,也不影响其中的邻里关系、传统习俗,通过环境治理、设施配套等“惠民”措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品质。此类保护方式对于建设年代较新的城市文化遗产、单体建筑艺术水平一般的历史街区、以及呈现衰败状况的城市旧区的改造更新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将前两种改造方式比作创造性的保护,最后一种保护方式则是每个城市面临的日常性事务(图6)。但无论选择哪种保护方式,单方面提升物质属性或非物质属性,都对提升城市文化遗产的总体价值有所助益,因而对城市文化遗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割裂地看待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或非物质属性,会导致城市文化遗产根本意义的消解,但是从两者分别的视角来审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和时机,更加有利于剖析并选择合适的保护时机与方式。

三、实践中的保护时机与方式选择

中国目前有很多传统古镇都面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传统风貌也受到了新建设的冲击,甚至很多城市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福建省德化县上涌镇的杏仁街就是一个在发展中“遭遇”保护的地区[1]。杏仁街由于地形起伏、交通不便,传统建筑空间又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因此住户逐渐外迁,空置的建筑年久失修,部分几近坍塌(图7)。

杏仁街上小部分区位较好、面积较大的住户进行了自发改建,采取了一定的自发性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采用相对低廉的砖石结构替代原有的木结构,虽风貌不佳,但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也减缓了建筑物件的自然衰败速度;第二种采用相对昂贵、维护成本较高的木结构,替换原有木构件,并刷油防腐,延长了使用寿命,与周边建筑风貌基本一致,但修整后建筑色调过于突出(图8)。

杏仁街古镇的发展意义体现于三方面:第一,它是德化县域旅游线路上的重要节点;第二,它是目前从公路进入上涌镇的主要门户,并位于主要干道的咽喉部位;第三,它曾是上涌的商业中心,首善之区,当前的集市也紧邻古街。因此杏仁街的建设也包括了相应的三方面内容,一是布置旅游服务设施,二是改造入口形象,三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从城市文化遗产属性角度来分析,相关建设的目的在于主动扭转街区的建筑衰败趋势,并引入新的功能及使用方式,因此相应的保护时机提前到来。

但是由于新的旅游交通规划对道路宽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S206的镇区段也能形成12m宽的路幅,政府意图拆除杏仁街部分路段建筑,以疏解交通瓶颈。这一改造将对杏仁街的物质属性带来极大影响:首先,拆除S206镇区段的古街立面,将会破坏现有建筑错落有致的特色风貌;其次,杏仁街的地形起伏与街道尺度变化在与S206交汇处最为明显,这段街区的拆除,将会直接破坏“山城驿站”的道路景观;第三,道路拓宽涉及到对现有“上壅驿”牌坊的迁移,在目前尚未考证其历史价值的情况下将其移走,会损失大量的历史信息。由于杏仁街建设规划对其物质属性可能造成上述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需要更早地介入保护。同时,针对这种处于发展动因的建设性破坏,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具体保护策略。

首先,由专业机构对杏仁古街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进行鉴定、评估,在明确其建筑与构件的破旧程度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后,明确其保护的等级;

其次,物质属性的保护建议:从建筑物自身考虑,建议按照评估结果对其中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进行维修改造并增设设施,对其中历史文化价值一般的建筑进行设施改善、外立面简单粉刷,以及整体风貌引导;从街区整体环境考虑,通过梳理区域道路网络,将过境交通引致镇区外围,放弃为拓宽道路拆除部分古街路段的想法。

第三,非物质属性的保护建议:从街区的社会文化环境考虑,建议恢复当地传统的邻里关系,延续原有的文化习俗与传统,吸引居民回迁,比如将古街入口处堆放的杂物垃圾及一处自行搭建的茅棚进行清理后,设计为社区公共活动场所,选择向阳背风的位置安排座椅,恢复种植杏仁树[2],提供老年人喝茶、下棋、练操、读报的场所,塑造新社区氛围;从该街区与区域周边的关系来考虑,建议杏仁古街与周边的登山运动[3]、户外露营地的旅游线路结合,提供如客栈、餐馆、自行车租赁、土特产零售等旅游配套服务,从而恢复曾经的“上壅驿”的驿站功能,并以此延续其文化内涵的发展(图9)。

结语

从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视角入手,有助于理解并描述城市文化遗产的特征,在选择保护时机和保护方式时,提供一种思考的方法,有利于在城市建设中对不同意图和措施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对以“保护”为名的各种建设活动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1]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第二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2]邵甬.法国建筑·城市·景观遗产保护与价值重现.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3]周俭,张恺.在城市上建造城市:法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实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4]阮仪三.护城纪实.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5]王军.城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8

1. 构建关外满清文化保护模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1.1 满清文化在关外的重要性

关外 (明清时期指辽吉黑三地) 是满清民族和文化的发源地, 满族世代生活在今辽吉黑三地。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气候条件形成了满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生活方式。满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也在此形成、发展、完善。

从明初到明末, 女真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生活逐步完善。明代女真进入了一种农业、游牧、采集、渔猎交错的生产状态。明末, 满族掌握了铁器制作工艺, 并迅速投入生产, 加上东北土壤肥沃、气候适宜, 农业上“凡是较易于耕垦的地方, 都先后有了农作物的种植”;校猎采集上, 有“明珠、人参、黑狐……”这些物品除衣食服用, 还可用作交易, 为满族物质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手工业上, 掌握冶铁纺织技术;商业上, 设置马市, 与明贸易, 交换人参、兽皮及部分畜牧产品。

满族的经济基础在关外已经完善, 那么在上层建筑方面呢?

明末, 在婚姻方面父系家长制家庭像一夫一妻制转化, 个体家庭诞生促使氏族制度崩溃;私有制上, 财富分配不公, 财产私有现象出现, 维护私有财产的设防城市出现;公共权力上, 部落贵族出现, 设置官吏, 八旗制度日渐成熟, 为满清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政权组织形式上, 部落联盟瓦解, 部落之间相互吞并, 国家建立——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建立“后金”, “满洲”之名始现 (1) , 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国家。

满清民族在关外形成、壮大、崛起, 满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关外完整地形成, 完备的国家机制得以建立。其生产方式、文化宗教、风俗习惯, 特别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随着其军事扩张带入中原, 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沿着其扩张路线, 满清留下了丰富的有形的、无形的遗产, 展示着其独特的民族魅力。清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 满清最后的归宿即是其源点, 满清戏剧性地在关外完成了整个历史周期。

1.2 构建满清文化保护模式的时机与紧迫性

2007年8,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旅游业的振兴必然要求构建区域旅游特色和文化遗产遗迹保护。

十七大报告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重视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体现了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历史必然要求。

早在1812年, 伯荷特 (法.建筑师) 就认为应考虑古迹之间相互联系, 纯粹的古迹保护是不够的。随着国际“文化线路”的提出与完善, 对注重区域遗产联系、新老建筑协调、尊重群体价值、维护估计的真实性提出了诉求。

2013年9月, 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共同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北三省遥相呼应的西北正在积极构建国内各省区域合作、国外沿线国家间合作的模式, 不仅将重塑“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 也将带动沿线B2B电子商务、能源合作与创新、旅游大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与生态环境建设。强劲的外部压力, 可以转化为推动东北区域合作的动力, 也可以成为东北线性合作提供的借鉴和参考。

2. 关外满清文化现状与保护缺失

辽吉黑三省拥有丰富的、独特的满清文化遗址遗迹, 记载着满清兴起、发展、强盛、衰微的过程, 是满清文化的缩影, 它们与区域内自然景观也构成了线性的集合。

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建, 东北经济迅猛发展, 但文化遗产遗迹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除沈阳故宫、长春伪满皇宫等重大建筑遗址得到了高度的关注与保护之外, 很多具有极高价值的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却受到了严重破坏, 例如长白山环境污染、兴城城墙坍塌、囤顶民居消失、曲艺杂谈消逝等。

部分文化遗产得到重视, 但人为保护却失当, “再造过去”等有形遗产的“复制”活动猖獗, 文化遗产丧失原真性;“不可逆”的遗产修复活动也时常发生;过度强调遗产的旅游价值而造成政府过重的财政负担, 引起生态环境的失衡等现象也时常发生。

造成文化遗产保护缺失的原因不胜枚举。辽吉黑三省对满清文化的发掘和保护, 多以文物单位对某个文物单体进行研究和保护的形式进行。这种各自为营、互不干涉的现状使东北三省保护单位之间的纵向联系少之又少。孤立的研究与保护使满清文化遗产得不到整体的认识, 历史事件之间未能得到有效联系, 研究断层现象时常发生。

另一方面, 无形的文化遗产找不到有形物质的依赖, 也濒临着灭绝的威胁。由于缺乏公益宣传, 民众遗产意识淡薄, 尤其是与城市市民的接触更为缺乏, 例如满清的宗教信仰——萨满教、手工艺品制造、民俗等无形遗产与现实的沟通越来越少, 文化遗产缺少传承模式, 前景堪忧。

3. 何为遗产廊道保护模式

遗产廊道 (heritage corridors) 即:“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2) 。它既指文化意义上的运河、道路、铁路等, 也可指通过适当的整理, 联系单个遗产点, 组合景观, 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通道, 遗产廊道对遗产的保护是区域性的而非局部性的, 其内部尺度可大可小, 利用廊道连接的方法将自然生态环境 (动物栖息地、湿地、河流) 和乡土人文景观连接, 从而进行整体的保护、解说、展示, 实现游憩、生态和文化保护共赢的目的, 是一种在较大范围内保护历史文化的新措施。文化廊道是一种线性的文化景观类型, 遗产廊道发源于美国的“绿色廊道” (green way) (3) , 与“文化线路” (4) 相比更具有草根性, 强调的是只要拥有文化资源的线性景观、一定的文化意义, 更加注重区域旅游发展、经济振兴、自然生态系统各方平衡。

关外满族文化遗产的品质、影响范围远不能达到“文化线路”的要求, 与已申报世界文化路线遗产的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也相距甚远, 但满清兴起、发展、入主中原的线路及其扩张过程中在关外留下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做为辽吉黑区域内文化遗产建设的重点, 运用“草根性”较强的“遗产廊道”模式更加符合原生态韵味重、民族性独特、区域文化特色显著的满清文化遗产建设。

4. 策略:如何构建满清文化的遗产廊道模式——风玫瑰图模型

4.1纵向——鱼刺图模型:连点成线, 把握主流、关注分支

大众旅游者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知微见著, 他们在旅游活动中寻找的是一种历史感知, 是浅显地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认识。因此以满清各个时期的活动地域、建筑遗址等有形符号为主, 搭建简明扼要的历史的框架才能契合旅游者心理。

长白山 (满族圣山) ——黑龙江宁古塔 (第一座设防城市) ——沈阳盛京故宫—— (北京故宫) ——长春伪满皇宫, 这一由关外向关内最后迂回关外的“纵线”, 以有形文化遗存的方式再现了满清民族兴起、壮大、衰微的过程中, 形成了满清历史始终。

在廊道模式下运用鱼刺图模式, 以人文遗址遗迹为主线, 以自然环境景观为辅线, 如“宁古塔城+镜泊湖”、“辉发古城+三角龙湾、大小龙湾”、“叶赫古城+盛京皇家围场”, 在展示历史文化景观的同时又宣传了自然生态景观的重要性, 使人文与生态得到平衡。此外, 在路线行进的过程中, 穿插满清民族的发展过程, 例如族系演变:肃慎—邑搂 (汉、三国) —勿吉 (北朝) —靺鞨 (隋唐) —女真 (辽、宋、元、明) —满族 (清) , 便可勾勒出满清历史的主体框架。

当然这需要纵向鱼刺上的各个旅游机构、政府相关部门、博物馆相互合作与协调, 共同展示区域内满清文化经典。

4.2 风玫瑰扩散模式

受自然生态环境影响, 居东北一隅的满族文化独具特色。笔者认为以满族原始文化为核心, 原始文化景观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呈波浪式向周边扩展, 但这种扩散所辐射的地域、影响力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在廊道模式下构建动态的风玫瑰扩展模型, 符合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逐步演进的的规律。

此模型下, 以满清建筑、服饰、饮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要素丰满纵向鱼刺图上的满清形象, 使满清民族变得“有血有肉”, 正如风玫瑰一样, 各要素演变程度不一、影响范围大小有别, 以此对满族内部的文化景观做全方位展示。

进入辽沈以后, 旧有的建筑形式在满族民间还长期保存着, 贵族居宅则渐渐采用汉制, 盛京故宫、福陵、昭陵都可以体现出这满清在逐步吸收汉文化成果, 但盛京故宫的规划建造、改建北京故宫、退居关外时建长春伪满皇宫都蕴涵的满清文化的精髓, 例如宫殿建筑的外观是中式的, 但宫内的配置是纯满洲式的, 屋内仍旧存万子炕。这深刻地再现了满清文化在进化过程中保留自身核心价值观念。

在宗教信仰上, 满清保留特有的萨满教信仰和祭祀仪式, 如清宁宫、坤宁宫南方都存有神杆、堂子, 都是满清固有的祭殿。萨满教始终保持着敬天敬祖、宣扬迷信的作用, 但随着满清统治的需要, 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佛、道、儒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在社会组织形式上, 满清始终沿用八旗制度——既是一种军事制度也是一种等级制度。起初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 后增设汉军八旗、蒙八旗, 八旗军制是满清首创的, 始终是满清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直到清政府垮台八旗制才解体。此外, 满清等级体系自成一套, 如确立贵族的爵位和名号:和硕亲王/公主/格格、多罗郡王/贝勒/格格等。

由此可见, 满清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发展变化并非同步, 既保留其独特性, 也有在原始文化基础上提升发展, 还有完全消失的。但以风玫瑰模型模拟满清文化变化, 用建筑、宗教等各要素与纵向的鱼刺图模型串联, 可以丰满满清文化遗产的形象, 体现历史旅游的故事性, 丰富旅游文化景观展示。

4.3 横向——穿针引线模型:完善历史文化传说

满清文化遗址遗迹分布零散, 历史中的事件、人物、地点也各成一说, 旅游展示要做的是怎样将这些阶段性的要素连接起来, 生动形象地再现在旅游者面前, 使满清民族令旅游者记忆犹新。

首先, 在对关外满清文化遗产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对遗产的分布、历史背景、遗产现状等进行分析, 从文化遗产廊道模式的整体层面出发, 例:纵向鱼刺图模型, 构建了满清文化遗产线性区域——城市——遗产群落——遗产点四个层次。

其次, 制定满清遗产与生态保护原则、遗产宣传利用方式、开发建设方案等, 维护遗产的原真性。包括满清文化遗产群的保护和建设规划, 各个遗产点的保护与周边景观设计、重点建筑保护、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规划等。

最后, 统筹区域内满清文化资源, 建立关外满清文化遗产电子档案系统, 并运用旅游发展所需的演示系统。对辽吉黑三省的地理、建筑、历史、旅游、景观等进行全方位的归纳与整理, 并基于Web GIS计算机系统对满清文化遗产廊道建立全方位、逐层次的演示功能。此外, 满清文化历史较短, 血肉丰满, 可以利用东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生态条件做3D实景演出。

在遗产廊道模式的运用下, 采用风玫瑰模型, 加强满清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通力合作, 是重塑关外满清文化整体性和历史完整性的必然要求。

摘要：本文论述满清文化在关外的重要性、遗存现状与保护的缺失, 对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塑、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旅游发展的需求, 认为构建关外满清文化迫在眉睫。本文引用“遗产廊道”保护模式, 从风玫瑰模型的纵向、横向、交错三方面的提出构建关外满清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策略。

关键词：满清文化,遗产廊道,风玫瑰图模型

注释

11郑天挺.“清史探微”.十一.释巴图鲁.

22 世界文化一场保护日内瓦宣言.

33 Whyte.W.H.securing open for urban American:conversation easements.[J]Washington:urban land institute.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 篇9

一、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城市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与具有大约40多亿年历史的地球相比，人类的历史是短暂的。而与具有大约3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城市的历史也相当短暂。从新石器时代算起，城市至今只有6000多年历史。然而，当人类一旦走进城市，人类文明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进程。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像一部部史书，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唯有保留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才会使城市的历史绵延不绝，才会使今日人类发展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也才会使城市永远焕发悠久的魅力和时代的光彩。

世纪之初，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都是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从这一时期，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了城市，在全球范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也是从这一时期，我国脱离了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照此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从沿海到内地形成现代化城市格局。将城市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在我国大约只需要30年左右时间就将完成这一进程。可见，在我国这一发展阶段，时间过程短，建设强度大，投入密度高。

在我国城市化率每增长1％，就意味着有1200万以上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住房、就业、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引发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但是，城市规模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来自于每一个家庭生活支出结构的变化。即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家庭生活的主要支出是衣、食；人均CDP在3000美元以下时，主要支出是家电产品；而当人均CDP在8000美元以下时，主要支出中住、行的比例开始迅速增加，即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购买住房和汽车。城市化快速发展和人们家庭支出结构的改变等因素相互叠加，必然引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

从表象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的现象，引发城市“摊大饼”式地无限蔓延，造成对城市住房、交通、能源的巨大压力。实质上，城市化所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完全是城市物质环境或空间形态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问题。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西方一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出现过的种种弊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我国城市化浪潮对应城市建设高潮，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不可抗拒，也不能阻止，只能通过科学发展观进行正确引导，去其弊，扬其长，才能保证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城市化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一时期，大规模持续地城市开发改造与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之间，矛盾非常集中、异常激烈。如果没有对建设与保护研究过程的积累，面对如此疾风骤雨式的建设和发展，要想不出现偏差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恰恰缺乏这种积累的过程以及过程的积累。由此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最危险、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今天，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证明，可供我们选择保护的文化遗产已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应当争分夺秒地既为当代，更为后代，把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抢救下来，列入保护之列。

今后十几年间，我国城市经济必将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城市建设还将大规模展开，这些在给城市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将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城市化的各个因素都与城市文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也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方面。就此而言，如何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尖锐地提了出来，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成功跨越转型期这道门槛，关系到城市未来的发展质量和水平，是横亘在每一个经济发展达到此阶段的城市面前的新挑战，而跨越门槛，战胜挑战的核心力量就是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精神和创造力的历史凝聚与积淀，具有施加广泛影响的功能，能够让人们接受良好的道德规范及生活方式。此时，城市文化体现在诸多方面，如社会民众的文化意识、生活环境的文化内涵等。尽管实现全面小康生活的指标体系比较复杂，但是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两类指标。物质生活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逐步达到小康社会指标。但是，文化生活的指标相对抽象、比较复杂，要真正实现难度更大。这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所决定，由于人们对文化形式的认知不同，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价也不同。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是文化生活的进步。

二、城市文化建设应该避免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却重视不够。归纳起来涉及8个方面的情况或应该避免出现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加强城市文化建设，避免城市文化危机加剧的紧迫性。

一是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迁和破坏；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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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避免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由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座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和发展中，城市面貌正在急速地走向趋同。由于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毫无特色的城市街区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文化危机。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

三是避免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是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而城市规划则是合理配制公共资源，保护人文与自然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它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大幅度扩充城市用地，大面积增加建设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水面、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而这些项目却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四是避免城市形象的低俗。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水平、文化品质和市民素质的综合体现。它表现出每个城市过去的丰富历程，也体现着城市未来的追求和发展方向。美好的城市形象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为了气势而不顾城市环境，至今仍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但是大量新的建筑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五是避免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环境是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城市环境与城市的生态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好的城市环境不但可以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城市环境的基点应该是如何既宜人居住，又宜人发展。但是，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和征服来满足自身发展欲望，致使环境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空气污染、土质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听觉污染；热岛效应加剧、交通堵塞加剧、资源短缺加剧；绿色空间减少、安全空间减少、人的活动空间减少。同时，错位、超载开发也使不少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环境出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趋势。

六是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核，是对城市文化积淀进行提升的结果。城市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人们更多地理解和接受城市的追求，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但是，一些城市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和城市精神的培育，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志性建筑”的数量，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实际上是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七是避免城市管理的错位。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质是人作用于城市发展的过程，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通过城市管理不但要为人们提供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物质环境，而且要为人们提供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精神高尚的文化环境。这就需要用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管理。但是，一些城市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由于不能从更高层次上寻求城市管理的治本之策，导致往往城市问题已然成堆，才采取各种应急与补救措施。“城市病”所产生的病根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八是避免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是市民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并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城市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缓慢演变发展，形成城市的文脉。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但是，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

三、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

城市化是城市发展之“流”。只有

“源远流长”，才是我国城市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因此，城市文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城市不仅要为人们身体的栖居提供物质的场所，还要为人们心灵的栖息提供精神的空间。以人为本就是要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对正处于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每一座城市来说，城市自身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特色，应该是每个城市决策者在“热发展”中的“冷思考”。面对种种问题和挑战，每一座城市都必须以文化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全局的和创新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以期得出正确的发展理念。

(一)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1933年，国际社会诞生了关于

“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该宪章依据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当时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主张以“功能分区”的观念规划城市，以期使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协调、平衡发展。这一理念对各地城市规划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这一思想是建立在“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基础之上，期望通过对城市活动进行分解，划定不同功能分区，然后再通过简单的“模式”和交通系统的连接作用，将分解的功能分区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复原成一个完整的、秩序的城市。但是，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对于复杂的城市系统，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无法解决城市发展的诸多复杂问题。

文化遗产的保护价值和措施 篇10

一、民间美术文化价值

在视觉角度产生的图式中,民间美术与西方美术形式有所不同,其依据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无限想象,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与经验的思维意识,以现代角度看,可以称之为一种“图式”。图式实际上是指图形或图像能在人类思维中对应的一种影响关联,从根本上讲,它属于视觉范式领域,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视觉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而人类思维模式中都会有一种固定的图示信息。

从视觉角度呈现的技术文化民间美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性,是因为其将物质、自然以及工艺完美结合,在我国的《考工记》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民间美术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所用材料的审美意境。民间美术作品普遍以质朴粗犷为主,善于运用材料的天然特点,不仅将材料本身的美感细加雕琢,还能够体现出工艺的巧妙与流畅。工艺与材料的完美结合也是民间艺术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和谐关系。其二,所用工艺的巧夺天工。事实上,民间美术是手工业与技术。而民间美术由于材料、工具、知识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对其作品的细节并不多加修饰,但正是因为这点,才更将大巧若拙的哲学意境表现了出来。其三,所用技艺的相互融合。在我国古代,“技”与“艺”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技术指的是创作过程中的手段与方法,艺术界,需将两种形式充分结合,达到“技融于艺,艺融于技”的境界。

二、民间美术文化传承

民间最古老的传承方式是运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对艺术与文化进行直接传承。很多拥有熟练技能的工匠文化程度偏低,无法运用文字对技术迸行记录,因此,只能通过口述与示范的方式进行传授。这也是长期以来工匠的主要传承手段,虽然与文字相比保留得不够准确与完整,但能够使传承者更直观地认识到传承的魅力。很多民间技艺领域内部都流传着记忆口诀,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已经成为民间美术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法则。与其他传承方式相比,口诀以其简练、清晰、上口等特点,在传承过程中更具优势,也是传播民间文化的主要方式。

文化遗产存在于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者要熟悉遗产周边的环境、景观风貌,在进行文化还原时,其完整性不仅表现在遗产的外部形象,还要倾向于人文环境等诸多性,为对文化遗产景观风貌进行保护以还原文化脉络与精神传统积累更多的宝贵经验。建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评估制度和监测体系、加强非遗保护与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改进、鼓励非遗衍生品的开发,拓展与丰富非遗的主题及表现形式、支持举办多种形式的展示活动、开展大规模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开展非遗抢救性保护成果的利用和传播、强调非遗环境和生态的整体保护、让非遗在当地得到公共传承和生存空间。

摘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人们对其某个层面或多个层面的价值予以重视并进行行为展示、保留其价值的过程。从某种层面上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其“信息”的保护。信息是指存在本身的全部属性和总和,这些属性包括事物存在的形式、形态、结构、性质等等,是事物所具有的一切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