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人性基础

法律的人性基础（精选十篇）

法律的人性基础 篇1

关键词：人性,善恶,神经伦理学

人性善恶的问题在中西哲学史上都有不少论述。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董仲舒、杨雄等主张人性亦善亦恶，等等，不一而足。西方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不像中国哲学家那么系统，但是也在不少方面有所涉及，如：人性理性存在论，人性自然存在论，人性是平等的，等等。休谟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部《人性论》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人性到底如何呢?在纯粹思辨的背景下来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思想家都从一定的理论假设出发，通过合乎逻辑的论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因此，只要认可其理论前提，其结论就是可以接受的。而这也是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千年的原因。因此，这种判断需要科学的发展和参与。也许基于认知科学的神经伦理学 (neuroethics) 能够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神经伦理学的产生

神经伦理学正式产生于2002年，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神经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 (Ethics Of Neuroscience) ”，是传统生物伦理学在神经科学中的驻足。最理想的临床实验设计、干细胞或克隆的使用指导方针、对神经疾病的诊断结果的隐私权等都属于这个领域。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在神经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伦理学问题;二是指对伦理学和社会影响的评估，该影响是指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或者应该对现存的社会、伦理学和法律结构产生的影响。神经伦理学的这层含义被叫做“实践的伦理学”;另一种含义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Of Ethics) ”，是指神经科学对伦理学的潜在意义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Neuroscience) ，其目标是调查我们对大脑功能的理解对社会的意义，把神经科学的知识和伦理学和社会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以期对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更好地理解。例如自由意志、自我控制、个人同一性等，从脑功能的视角能够对这些概念进行研究。虽然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的发展远远不及神经科学的伦理学，可能开始进步也不快，但是显然，这是一个真正对21世纪的伦理学之路有深刻意义的领域。神经伦理学的这层含义被认为是“真正新颖的，并且也许是最成熟的进步”。[1]这里指是神经伦理学的第二层含义。

如果伦理学的神经科学产生了重要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神经科学改变了我们对道德主体的理解，那么，它就不同于应用伦理学了，我们就不能把它看做生物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占有一个很关键的地位。因为它对人类主体、自由、选择与理性等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它帮助我们反思我们是什么，当我们要努力塑造未来的时候，为我们提供指导。也许，“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文学科像伦理学这样迫切需要自然科学”。[2]

显然，神经伦理学把认知神经科学对人脑如何起作用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传统伦理学问题的探讨中。其方法论不同于传统伦理学之处，在于其对问题的研究不是从某个哲学假设出发，而是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结论出发。像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强调的那样，以往的伦理学总是“要仰赖哲学家们的自由假设”，而“这些哲学家显然从不去思考人脑的进化起源和物质作用”。[2]这样，不同的伦理学研究方法和结论的竞争就像“是争吵的海洋中的两个孤岛，其区别犹如生命和死亡、存在与虚无。人们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来知道哪一个正确;答案的取得最终仰赖的是客观证据的累积”。[2]

因此，神经伦理学强调的是在证据的基础上对伦理学问题的研究，虽然它并不认为伦理学应该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科学证据的积累是神经伦理学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解决传统伦理学问题的一个很有希望的进路。

神经伦理学从人性的生物学图景出发对伦理学进行论证，认为人性亦善亦恶，且其善与恶都与由进化而来的人类神经系统有关，即：善与恶都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

二、人性中“善”的神经基础

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显示，人性中的善和我们进化而来的大脑有关。而大脑之所以有现在的结构则和我们的大脑进化于其中的环境有关。

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他们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彼此合作帮助。因此，那些能够彼此帮助的部落最终就能够生存下来并得以繁衍生息，而那些成员各自为政的部落在残酷的自然选择的竞争中最终消亡了。因此，前者在长久的进化中形成了彼此合作的行为方式，并在其大脑中固定下来，从而遗传给后代。而我们正是这种祖先的后代，因此，在我们的大脑中同样遗留有那些彼此帮助的痕迹———这就是人性善的生物学基础了。

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有从以下三个方面保证我们的利他行为，即人性善在生物学上的体现。

1. 自我奖赏

人类天生有利他的倾向，而这同样和人类演化而来的神经结构有关。瑞士苏黎世大学Ernst Fehr等人利用PET对惩罚背叛者进行了研究。[5]结果发现，人们对于背叛社会规范的行为，尤其是故意违规行为有强烈的惩罚愿望，即使这种惩罚需要惩罚者本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被称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惩罚者本人能够从惩罚违规者的行为中得到满意的体验。试验显示，当惩罚者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的时候，激活了主要负责奖惩的脑区———背侧纹状体(theDorsal Striatum)。

来自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单一神经元的记录和人类的成像研究都显示，背侧纹体的兴奋和自我激励的行为相关。而且，有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期待奖赏的时，腹内侧前额叶(包括眶额部和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杏仁核(amygdala)、纹状体和中脑 (midbrain) 总是被激活。这些区域间的活动联系很紧密，生物学家将它们看作一个整合的神经网络[6]。其中眶额皮层对具有奖赏价值的刺激进行编码，杏仁核和腹侧纹状体 (Ventromedial Striatum) 对奖赏预期进行表征，而眶额部和中部前额叶以及背侧纹状体对行为选择的过程进行调节。Peter Holland对啮齿动物、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7]

另外，该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8]

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等人的试验还显示，在惩罚成本很低时，背侧纹状体兴奋度高的被使，在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进行惩罚时也会心甘情愿这么做。即高背侧纹状体兴奋与强惩罚意愿相关，兴奋的程度反映了惩罚背叛者的预期满意程度。因为“即使博弈是一次性的、而且参加者之间相互匿名的时候，一个人仍然会记得自己行为，并能从回忆自己的慷慨中得到很多快乐”。[9]

2. 镜像神经元

神经生物学研究显示，人类不仅在面对不公平的状况时有惩罚违规者的愿望，而且对他人的情感、尤其是痛苦等负面情感能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使我们对他人产生同情，并最终引起合道德的行为。

瑞佐拉梯(Rizzolatti)等人对短尾猿和人的研究发现，在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有一个被称为F5的区域，该区域的神经元在被使自己抓、咬某物，以及看到别的同类有意图地抓、咬某物时都会被激活，这种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 。[10]它的活动是人类动作认知的基础。他们还发现，人类不仅有对于他人的动作，而且有对他人的情感、疼痛进行表征的镜像机制 (Mirror Mechanism) 。例如，当自己闻到、观察到他人因难闻的气味而产生的厌恶表情时，在被使的岛脑 (Insula) ———尤其是前岛脑、杏仁核、前部扣带回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会有明显的激活。[10]辛格(Singer)等运用fMRI比较了被试自身接受痛觉刺激和观察到他们的恋人接受痛觉刺激时脑区的激活情况，发现双侧前脑岛 (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 、前扣带回喙部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脑干 (Brainstem) 和小脑 (Cerebellum) 在两种情况下均有激活。前脑岛和前扣带回的激活程度与个体的共情能力相关，而后脑岛 (Posterior Insula) 、感觉运动皮层 (Sensory Motor Cortex) 和前扣带回尾部与个体的痛觉感受能力相关。实验结果表明，前脑岛和前扣带回在体会“自身”和“他人”的疼痛条件下都有激活。想象他人的疼痛和想象自己的疼痛都激活了包括顶骨岛盖 (the Parietal Operculum) ，前部扣带回、前岛脑在内的疼痛处理的神经网络。[12]

3. 心理理论

普马克(Premack)和伍德拉夫(Woodruff)在研究黑猩猩的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13]它是指个体凭借一定的知识系统对自身或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测、并据此对行为做出因果性解释与预测的能力。而且，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猩猩也和人一样具有心理理论，[14]而这种理论能够使它对同类的欢乐、尤其是悲哀感同身受，从而做出帮助、安慰其同类的行为。

来自脑成像研究的数据、以及对孤独症、精神分裂患者和脑损伤患者和某些脑损伤患者的研究表明，前额叶受损的患者，尤其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与心理理论相关的社会认知行为障碍，如：在人际交往中发表不合适宜的言论;无法理解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分不清玩笑和事实，缺乏对于自身行为的监控等。[15]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也认为，前额叶损伤病人永远没有就自己个人、过去和将来的社会角色形成正确的理论。……他们丧失了关于自己心理的理论，以及关于那些他们与之交流的人的心理的理论。[16]

杰克逊(P.L.Jackson)等人在一项实验中给被试出示处于危险状态的肢体图片(比如一根夹在门缝中的手指)。在指导语中令被试分别想象这根手指是自己的、他人的或者是假肢。然后在疼痛程度量表上进行评定。脑成像结果发现：当被试想象手指是自己的和想象手指是他人的条件下，与疼痛相关的脑区都被激活的了，[17]即“想象他人的和想象自己的其他情绪也激活了同样的脑区”。[18]

詹姆士(K.James)等用fMRI对卡通任务对心理理论和移情刺激过程中的脑活动进行的对比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总结说：“各种探讨心理理论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心理理论涉及到了三个主要的脑区：前额叶皮层中部(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后颞上沟(the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和颞极(the temporal poles)。调查与移情反应有关的网络的研究也认为，移情也涉及到额极(fronta pole)和颞极的区域。”[19]

尽管镜像神经元和心理理论不可能在自我和他人之间达成完全的融合———其实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这些心理机制在利他的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能够把他人的所作所为和感受转换为好像是自己经历的一样。“他人不高兴的消失意味着我们也不再痛苦，……因此，让他人高兴———利他的行为———被转换成了自利的行为———我们很高兴”。[9]

于是，人性善在认知神经科学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经验证据。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可以因此得以解决。

三、人性中“恶”的神经基础

尽管人性善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且有其生物学基础。但是人性中同样也存在恶的因素。因为对人类来说，为自己的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斗争也同样至关重要。那么，这种所谓的“恶”也必然在人脑中有其生物学基础。

进化论和其他的生物学研究表明，在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中，为了能够活下去，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这种本能并在其生物结构上固定下来从而使之得以遗传给后代。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的研究也显示：“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怎么服务于我们的适存度(fitness)利益的‘原始的’偏好函数，这种原始的偏好函数不晓得‘提前思考’，而是满足即刻的需要。撒谎、欺诈、杀人、偷窃、和满足短期的身体需要(愤怒、性欲、贪婪、暴食、懒惰)都是产生即刻快感并减少冲动的行为。”[21]即使以长远的总体安宁的丧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个事实解释了人性中难以驾驭的肉体诱惑的先天弱点。

人类自私的本性在与人竞争时有清楚的表现，Jean Decety用fMRI对进行特殊博弈的人在与人合作和竞争时的激活脑区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在与他人进行资源及其他方面的竞争时激活的是一些脑区，而在与他人合作时激活的是另一些脑区。并把被使在竞争、合作状况下的血液动力学反应与他们在各自行动时候的血液动力学反应进行了对比，发现了和竞争相关的脑区是下顶叶 (The Inferior Parietal) 和中额叶 (Medial Prefrontal Cortices) 。[22]

显然，和善一样，恶也是人的本性，也和善一样在现代认知神经科学领域赢得了其合理合法的位置。

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篇2

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经济学有渊源的人性基础.斯密的“利己心”成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戈森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享乐最大化定律.凯恩斯利用人的基本心理规律成功实现了宏观调控政策.贝克尔从人性出发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解决了许多发展难题.制度经济学健全人性:以制度的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以制度的.约束机制制约人的消极行为,成为发展的关键.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面发展人性,人性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反作用.

作 者：史东明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北京,100081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 15(6) 分类号：F01 关键词：经济学   人性   基础   制度   市场经济  

法律制度设计的人性导读 篇3

马克思说：“人性是一切行为、运动、关系等等的评价标准”。

广义上, 一切制度的设计与运作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性的满足。人类社会的所有科学都是人的意识反映外部世界的产物,其根本的研究目标是体现人对自身与外界的价值判断,因此关注人性或人性理念构成了人类科学的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法律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记载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它是从某一种角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价值做出的判断。与人类其他所有现象一样,法律作为人造的对象表达着人类自身的喜怒哀乐和厌恶偏好。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法的问题,可以从基础性的意义上来揭示法律演进图示,突破那种外部显性且直观的研究视角,因此这是一种在层次上、方法上的研究模式的转变,也更为深刻地揭示法的基础性问题，所以，人性是法律设计的标杆。

（一）传统人性观的善恶争论

人性的复杂结构由来已久。中外传统人性论均不乏关于人性善恶的论争，这些争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和谐与不和谐性共存的结构。

在中国,对人性善恶的争论几乎贯穿于整个哲学史始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性善论、性恶论、无善无恶论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人性善,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一种由心而性的德治路线。荀子主张人性恶,力图从人类社会和人性中寻找国家和法律产生的根源,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把法看成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问题的主要认识,在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的还是儒家的性善论。

在西方,关于人性的争论与认识也可以纳入善恶两派不同的观点。柏拉图说:“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基督教认为人天生就有罪恶的本能。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对人性问题的探讨,都可以在善与恶的层面上予以归纳和抽象,并简化为善与恶的价值评判。无论学者们最终的答案偏向何者,最终都可以在善与恶的层面上考察其价值趋向,并以此作为法律这一上层建筑构建的最为基础的理论。

（二）对传统 “善恶”人性观的质疑

无论东方和西方的学者们最终将人性的特征归结于善或者恶,这其中总是意味着一种价值的评判:好的或者坏的——我国学界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的著述中,汗牛充栋的是重复着古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简单、先验的论断,而鲜有对人性进行经验性考察,以及反向考证对人性的价值判断标准自身的合理性问题的。我们的疑惑在于,对人性进行大量的关于“善”、“恶”的价值性争论,是否可以真正具有法治的基石之作用。而这一争论本质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无法达成共识，基于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事实上也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性评判标准。

（三）现代人性研究的新视角

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基于对于人性的正确认识,应当问“人性是何”从而根据人性的现实结构来指导法治,而不应一味评判“人性如何”。对人性的怀疑和不信任是促使法治建立的重要理论根源,但更应该研究如何深刻地了解人性的本来面目。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正确地对待人性之中追逐一己私利的本性。不屑于讨论追逐私利的合理性成分,便是不顾现实和经验层面而从价值的层面高高在上地宣示人性的理想状态。

我们认为,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人性本身存在着和谐和不和谐两方面的内容。法律上的人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历史的发展中, 既有人性中精神的优雅，也有人性中动物的兽性和庸俗,这是由物质世界的给定性与人的精神追求的无限性决定的。法律文化中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从总体来看,应当更加关注如何建立一个务实的机制,一方面肯定人追逐私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将人追逐私利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 “人性”之于法律的意义尺度也即表现于此。

二、法律制度设计的“人性”本质探索

从一般的角度上说, 制度设计是按照生产力的标准并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的。但从本质上说, 一切制度的设计与运作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性的满足。生产力为人性服务, 生产力服从人性的需要。尽管现实的人性又受制于生产力的状况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

（一）中西法律发展的人性化轨迹

西方社会从两千多年前, 以自然法的名义发展出系统的人性理论进而引发近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化并取得现代化的累累果实。

分析当今西方社会的法治理念与制度表象，可以看到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之重要影响。如果说, 自然法代表了实体正义,社会契约以程序正义保障之。实体与程序、 内容与形式, 在最初的没落的古希腊那里以后, 从古罗马以后它们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比肩取得了现代法律的内容与形式。综观西方国家对自然法的讨论, 其内容不管是借助神或客观精神的名义抑或自然的名义或其他的符号予以发布, 一切都是在宣布人性的复杂结构——让爱延续与使恶受惩——成为全部制度的归宿。

然而, 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把分析的焦点停留在“ 生产力决定论”的抽象层面上, 而当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凸现而难以自圆其说时, 传统意识形态也就在实践中不得不表现为中心化、片面化、虚假化。因此, 当我们撇开深刻的人性分析后,是否意味着我们有些抱残守缺了呢？当我们一味地崇尚忘我精神、大公无私的人品时,是否忽视了普通人的普通的道德观念的中流砥柱作用了呢？而当英美以与时俱进的实证方法宣告人性自私时, 我们为何在通常简单地斥之为浅薄的同时, 不断地学习西方的建立在人性理论上的、从物质生产到制度设计的各种文明乃至细节呢？

无疑, 鄙视人性探讨的意识形态, 无助于民族的现代化、法制的人性化以及意识的全球化。所以, 在当下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设计中, 之所以还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法规始终不能到位的令人焦虑的状况, 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能否真正运用从现象到本质的唯物辩证法。承认一个简单的共识是生产力为人性服务还是人性为生产力服务，而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有着怎样的人性观念以及人性何以形成的理论资源。

（二）人性是法律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标杆

马克思有丰富的人性观念。马克思关于一般的人性观念, 提到了“ 自然” 、“ 需要”、 “ 自由自觉的活动” 、“ 生产关系” 、“ 幸福”甚至“ 效率”等概念或相关内容。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重视人性, 原因在于马克思扬弃了古希腊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 提出了“ 人性是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的评价标准” 的重要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 “ 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 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人性。”在这里, 人性一般是全部价值的出发点, 也是正义的基础。

我国近年的新民权运动与人道主义法制建设，实质也是向马克思主义人学、人性观念的回归。为人的自由价值而建构的社会秩序, 必然依赖着人的私心、共同的道德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协商、妥协。尽管市场调节以一种客观化的力量, 能够部分地处理不同自由意志的协调，但是,具有普遍性的实质正义还有赖于众人的广泛的探讨、争论甚至一定形式的冲突。可以说, 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实质上也是稳定与冲突的平衡。所以, 有序的民主法制建设, 必定是在协商、冲突、妥协中完成的。耶林说 “ 为权利而斗争” , 便为现代社会自由与秩序联结的必由之路。

所以, 从人性的角度看,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行政法律、法规的建设, 落实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各项经济的、政治的民主权利, 配置监督公共权力，完善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唯此, 才是我国社会的有机团结和公民的福祗。

参考文献:

[1]袁铎.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J].长白学刊,2006(3).

[2]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辩思[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3]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 华夏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

浅析良心可教的人性基础 篇4

一、良心的内涵和特征

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良心。”“凭良心说……”“说句良心话。”等等。那么, 良心是什么?

中国古代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研究良心是从研究“心”开始的。最初人们把良心看做是一种本能的为善之心, 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本性。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最早提出良心概念的是战国时代的孟轲。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虽存乎人者, 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亦犹斧斤之于木也, 旦旦而伐之, 可以为美乎?”[2]其主要内容就是“不忍人之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心”。朱熹把良心看做是客观存在的“理”或“天理”在个人内心的表现, 即所谓“天理良心”, 认为“知耻之心”是良心的要求, “人须知耻, 方能过而改”, “能有所不为”。王守仁的思想把中国先哲的良心学说推向最高峰, 但他从主观唯心论出发, 对良知的作用做了不切实际的夸大, 具有道德决定论的性质。清初王夫之、戴震等也都对良心做了不同的论述。总之, 良心的探讨在中国是和仁义之心或道心相结合而进行的, 中国人对良心是十分重视的。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 柏拉图把良心看做是客观存在的“善”的理念在个人身上的显现。十七世纪末的英国伦理学农沙甫慈伯利认为良心就是仁爱情感, 这种情感是人生来就有的对种族和同类的一种道德义务感。[3]洛克从经验论出发, 认为人们良心中的道德原则是由环境、教育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形成的, 良心不是先天“写在心上的法规”, 而是后天“取得的道德知识”和“对人类行动的是非所表示的意见”。[4]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 对良心范畴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明确地把良心同义务联系起来, 认为“真实的良心”即不带个人情感的客观的社会的良心, 就是“希求自在自为的善的东西的心境, 所以它具有固定的原则, 而这些原则对它说来是自为的客观规定和义务”, [5]“良心是在自己本身内的自我的自由”, [6]“就是内部的绝对自我确信……是特殊性的设定者、规定者和决定者”。[7]马克思主义认为:良心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现象, 也不是个人“自然情感”的简单表现, 在本质上, 它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道德意识;它既是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又是人们在意识中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进行自我评价的能力;作为一种道德情感, 它是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感的强烈表现;作为一种自我评价能力, 它是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个人意识中形成的稳定的信念和意志。

综之, 我们可以归纳出良心具有以下的特征: (一) 良心不是先天存在的, 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是良心的自我完善和实现途径。人通过遗传获得其自然存在, 获得其作为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但人是通过教育而获得良心, 获得其在现实中作为人的存在的现实性。“这种个体性将自己教化为它自在的那个样子, 而且只因通过这种教化它才自在地存在, 它才取得现实的存在;它有多少教化, 它就有多少现实性和力量”。[8] (二) 良心是善的内化, 是通过教育对心灵的形塑, 指向心灵的完善。内化总是意味着社会历史中累积的富于价值和意义的客观精神进入个体心灵, 把个体心灵从个别性状态提升到普遍性状态, 实现人的精神内在的、整体性的生长生成, 是面向个体灵魂的内在和谐的形成。 (三) 良心指涉对比自我更高、更完美的东西的追求活动, 指涉超越于个体之上的价值目标, 客观精神在个体生命之中的实现, 诸如“完人”、“绝对命令”、“普遍精神”, 等等。

二、性恶:良心可教的逻辑起点

由于人性问题与人生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教育问题, 乃至于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等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力图在对人性的研究中探讨人怎样才能有尊严、有价值地生活, 怎样才能建构理想人格等问题。因此研究教育, 则必须从其人性论入手。对人性的认识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本质本性的一种认识, 它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其一, 人是什么;其二, 人应当是什么;其三, 人自身如何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飞跃。教育的任务就是解决第三个问题, 即如何培养一个理想的人。良心教育既关涉伦理道德问题, 又与教育问题密切相连, 所以更应有合理且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否则不仅会是低效和迷乱的, 而且很可能沦为实现非人道目标的工具。

关于人性是什么的回答, 古今中外的学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说法不一, 见解纷杂。概而言之, 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先验决定论的人性论、生理决定的人性论、环境决定论的人性论。先验决定论的人性论即是先验主义的人性论, 认为人性生先有之, 禀天而来。孟子的“性善论”当属其列。他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当做人性的“善端”, 是“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9]先验论让人忽视自身现实的价值, 去埋怨自己的命运, 祈求天意的恩赐。受孟子影响的还有汉儒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唐代韩愈的“性三品论”, 宋代程朱的“性善欲恶”二元论和明儒王守仁的“性乃良知”的观念。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 是精制了的蒙昧主义和信仰主义, 企图调和神道、天道与人道的对立, 根本否定了人性是人自身在后天形成的, 把人性看做是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存在的奥堂之中的“理”或“良知”。生理决定论即自然观的人性论, 主张“以体察性”, 即从人的自身中去寻找人的共同欲望的渊薮。但它没有越出动物界的范围, 认为人性是由人的感觉器官所决定的, 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张载的“性由气定”论当属其列, 他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犹水性之在冰, 凝释虽异为物一也。”[10]颜元“性由气定”的唯物主义观点, 论述了情、性、才、气质的层层递进的关系。至王夫之, 质直言明, 提出了“生理决定论”的人性论的主张:“夫性者生理也, 日生则日成也。”[11]“目日生视, 耳日生听, 心日生思。”[12]清代的戴震的“气血心知”论为此论之延续。生理决定论虽然把人性建立在人的自身的现实基础之上, 但只是自然属性之上, 论证了欲望、渴求取决于生理机能的具体内容, 却缺乏社会生活的血肉;它看到人性对社会进化的客观影响, 而没有看到社会对人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环境决定论, 也称社会学的人性论, 认为人性不仅是后天的, 而且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其中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谓“教而化善”、“习而变之”此之谓也。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当属此列, 而荀子的“性恶论”最具代表性。黑格尔曾对“性恶论”做过很高的评价:“人们以为, 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 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 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 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价表示赞许, 说:“在黑格尔那里,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13]荀子的“性恶论”认为, “性”是指“材性”, “性者, 本始材朴也”, [14]“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性之和所生, 精合感应,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15]所以“性”是由生理、心理的普遍需要而形成的基本人性, 这种基本人性是智、贤、愚、不肖者都相近的, 是“天之所就, 不可学, 不可事”的自然本性。“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16]这种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有“好利多欲”的生理、心理倾向, 因而人性是“恶”的。作为“原型道德”的人类群体逻辑本身内含着恶的种子。在自然界中有一条生存法则, 即具有较高地位的动物可以获得双重的好处:在获得群体中的所有好处之外还享有额外的特权, 比如优先享用食物和具有交配权等。虽然这一竞争机制有利于种群的遗传和发展, 但其“自私”性也是不容否认的。早期人类在建构群体生活的过程中, 前人类的这种“自私”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群体结构的形成同样是以地位分配竞争为基础的。与作为早期人类道德的“群体逻辑”相对应的还有“外群体逻辑”, 即将群体外的人当作可以用杀戮等粗暴方式来对待的“异类”。虽然超越群体逻辑的人道原则对这种外群体逻辑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这种不道德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 已经深埋在我们的遗传因素之中了, 一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所以, 弗朗茨·M.乌克提茨尖锐地指出:“由于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允许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准的时间最长, 由于没有产生良心概念的时间最长……所以恶才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我们, 这种恶体现为一种仅由自身利益驱动的行为。”[17]

但是荀子认为, 正因为人性是恶的, 人性中缺乏善, 故产生了为善的需要, 这就为良心需教提供了可能。“凡人之欲为善者, 为性恶也。夫薄愿厚, 恶愿美……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 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因为如果“从人之性, 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 而归于暴”, [18]人类就不可能生存。“性者, 吾所不能为也, 然而可化也”。[19]同时, 人性中存在着能够知善的能力或本质, 这更为良心教育提供了条件。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 遏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 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 有可知可能之理。然则涂之人也, 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 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20]在这里, “理”指仁义法正可以被认识和把握的根据。“质”和“具”是存在于道德主体自身的可以认识和把握仁义法正的素质和条件, 实指人的理性能力。因此, 人人都具有“可学而能, 可事而成”即“化性起伪”的能力, 也就是说, 都有可以成为圣人、君子的可能。[21]因此, “凡以知, 人之性也”, [22]人对于仁义道德具有“可以知”“可以能”的“质”、“具”作为人性的规定。正因为人具有对善的欲求需要和“可以知”“可以能”的认识能力, 所以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接受教导, 积善成德, 化性起伪, 成为有良心的人乃至成为像禹、舜一样的圣人。

由此可见, 德育甚至整个教育都是建基在人的自然本性———恶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有师法教化等人为因素的作用, 人就可能会沦为禽兽。人性趋善不是来源于生性, 而是来源于人为的因素, 即善伪。因此, 人性恶的假设和判断为良心可教提供了逻辑起点, 更为良心可教建立了内在的理论依据。根据这种理论, 我们的思路才得以展开, 研究才得以合理。换言之, 我们认为正是人性本恶才需良心教育将良心植入, 种下“善”根;后天染恶更需良心教育为“遮蔽”的良心祛魅、拂尘, 使良心重见光明。

三、向善:良心可教的价值期待

人性向善是人的类属特征。人的社会化和理想性客观地要求个体的人要合理地抑制自己的私欲, 学会平等、尊重及友好地与人交往。人如果没有向善的可能, 就不会有道德的社会和高度的文明。

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 善是人性所期待的, 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而产生。他认为:“今万民之性, 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 不当与性。”“性比于禾, 善比于米。”“米出禾未可全为米, 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这说明善虽由性出, 但善与性有区别, 犹如米出禾中而与禾有区别一样。善形成于后天, 天赋之性不包含现成的善。[23]王充从人性是运动发展的角度强调人性转化的可能性。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论人之性……其恶者, 故可教告率勉, 使之为善。凡人君父, 审观臣子之性, 善则养育劝率, 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 令渐于善。善渐于恶, 恶化于善, 成为性行。”只要教育适当, 则天下无不可教之人。[24]

人性需要善、人性可以善, 但人性如何能善?就整个社会而言, 人性如何能善是公共道德规范建构的问题;就个人而言, 我们认为是良心教育问题。道德规范是社会的良心, 良心是个体的道德规范。由此, 解决了个体的道德问题也为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增加了可能性。

良心可教意味着将社会历史中累积的富于价值和意义的客观精神引入个体心灵, 把个体心灵从个别性状态提升到普遍性状态的“善”, 实现人的精神内在和谐的形成, 从而提高个人对灵魂的自我理解 (智慧) 、自我治理、自我更新的能力, 它是一种灵魂的治理与自我治理的统一。良心教育将善的价值导向心灵的健康, 导向个人的理性与欲念的和谐、德性与利益的和谐、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和谐、自由与责任的和谐、道德知识与行动的和谐。

良心教育过程是善的渐滋浸渍、潜移默化、习与性成的过程:就社会层面而言, 良心教育就是要达到风俗淳化, 形成一种和谐有序、风尚淳朴、温文尔雅的社会风尚使之成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价值目标, “化民成俗”, “明人伦, 兴教化”;就个体层面而言, 良心教育是个体心灵的转变, 个体的心灵受到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引导与塑造, 使人心与所教之事相融相洽, 由此使心灵得以转变并被充实提升, 即个体能认识到善 (好) 的价值的优越性, 把它整合为自己的本质, 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法律的人性基础 篇5

二、领导观念的基础——人与人性.txt偶尔要回头看看，否则永远都在追寻，而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男人掏钱是恋人关系，女人掏钱是夫妻关系，男女抢着掏钱是朋友关系。男人爱用眼睛看女人，最易受美貌迷惑；女人爱用心看男人，最易受伤心折磨。卓越领导者的智慧 > 正文

二、领导观念的基础——人与人性

《卓越领导者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作者：陈树文

（一）人与人性

《辞海》给人下的定义是：“能言语，会制造工具的高级动物。”这是对人的高度抽象。从领导活动的角度上看，人应该具体分解为三个界面：动物中的人、文化中的人和意义中的人。

1．动物中的人。人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具有自然本性，即灵长类动物表现出来的动物本性。孟子说：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于安佚也，性也。”这种先天性因素就是人的一种本能，这和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作为动物中的人，首先作为肉体存在，这种肉体存在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任何动物一样，有着本能的物质需要，也就是说人躯体的存在依赖于物质。韩非子说：“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义利之心。”马克思说：“人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才能从事社会活动。”马斯洛说，人只有解决了第一层次的生理需要，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社会需要。邓小平讲：不讲物质利益，只讲精神激励，靠少数先进分子可以，靠广大人民群众不行。即使是靠少数先进分子，短时期内行，长时期也不行。为什么“不行”“也不行”，就是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是人的第一性需要。梅奥说：“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

2．文化中的人。人是文化的沉淀。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纺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这张网就是文化。除自然本性外，人还有另外一种本性，即文化本性。文化本性的神经组织基础是第二信号系统，这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文化本性也是人类所独有的。文化本性是人们通过第二信号系统认识外部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内驱性活动，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文化创新力，以及有规划地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生长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类个体，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语言、符号、习俗、价值观念体系的影响。作为文化中的人，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心迹和思维，这就只有人有，动物就没有了。文化人类学者认为，理解人类本性及其生存与发展，必须理解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和他自身具备的文化特质，只有了解和研究他所处的文化条件，全面分析这种文化的基本特性，才能对其有所了解。当动物在自然中生存和活动时，人则在文化中发展自己，人是“文化存在物”。因此谈到人，其前提假设就是一种“文化的人”。人必须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不能和文化分开，只有在一定文化背景中人才是人。文化层次是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和出发点。文化中的人不仅有物质利益的追求，更有精神上的追求。精神指数更是人生的境界，是物质代替不了的。

3．意义中的人。作为意义中的人，也是人的特有属性。人要寻求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如各种文体活动、婚丧嫁娶的操办、同事们吃喝聚会等。在意义活动中，人要满足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

人躯体的存在依赖于物质，而躯体要具有崇高的价值则依赖于精神，人活着就要满足物质和精神两种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领导智慧的要旨。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属性。大家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生活，这就决定了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本性，即人性。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受人性支配的。只有参透人性，才能理解和掌握人的活动规律，感悟领导，做好工作。冯友兰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无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从现代领导学的角度看，各种领导活动和领导理论的产生和嬗变，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

传统中的人性假设作为其哲学基础和前提的，不同的人性假设，其领导的理论、方法、过程和模式就不同。把握人性，利用人性，正是领导手段、领导方法的源泉。

（二）文化管人——人本管理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有三种管人的方式：人管人、制度管人和文化管人。

1．人管人。在经验管理时期，把人看成是必须在监督下才能劳动的工具，由管理者在管理现场直接看管劳动者劳动。人管人，烦死人。最典型的就是奴隶主拿着鞭子在劳动现场驱赶着奴隶干活。奴隶主的鞭子打在奴隶身上会产生两种意识：一种是奴化意识，怕你的鞭子再抽打我，你让我干啥我就忍气吞声地干啥，在这种状态下，劳动者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反抗意识，“夺过鞭子抽敌人”，这就直接破坏了生产力。

2．制度管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实行“依法治国”，相应地，企业也进入了“以制度管行为”的科学管理时期。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本质上就是怎么让人把事情做对。他从未向他所研究的工人问其怎样提高和改善工作的建议，他只是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他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是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能做多少个动作，然后加以制度化来管理。制度管人把人仅仅看成是发展生产的手段，实际上人对制度都有天然的挑战性，谁也不愿意被人管。

3．文化管人。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化管人就是以人的最大价值实现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人的发展方向是不断超越动物界，不断从自然、社会、精神的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文化管人，以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全面发展为本。文化管人，就是人本管理。人本管理之“本”实际上就是“本位”、“根本”和“目的”之意思。人本管理的真谛就是发扬人性的光辉，实现个体的价值，增进社会的福祉。我国对人本管理早就有认识，从“企”字来看，上边是“人”下边是“止”，意思是办企业必“以人为本”，离开了“人”就“止”了。

人本管理，在领导学中就是情境领导。领导者的职责是负责创造一个环境——“场”，让被领导者在“场”这个客观环境下产生一种主观意识——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然后领导从“场”中央边缘化，把被领导者推向“场”中心。在这个“场”里，领导主体和领导客体这个对立角色至少在组织方式和形式上已经基本消失。被领导者没有感到被人管着，而是在实现自身的价值，可时时处处又在领导者创造的环境——“场”的管理之中。这个“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制度的建立。人本管理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要以制度为底线。制度，既要“制”又要“度”。制度既是用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是给人一个度，制度就是对那些违反制度的人而言的。制度像火炉，既暖又烫；不碰不烫，一碰即烫；哪碰哪烫，谁碰谁烫。

2．文化的塑造。组织文化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看起来不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因素。文化塑造就是建立组织成员的共同规范、共同信仰和共同的追求，以此让员工与企业形成一种心理契约，并通过文化具有的强大的心理激发力、精神感召力和能量诱放力，把个体成员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追求行为整合起来，引导他们朝着组织既定的目标奋斗。

3．需要的满足。有两层意思：一是员工自身和员工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物质需要的满足；二是员工实现人生最大价值追求的工作平台需要的满足。

人本管理给领导活动带来了以下崭新的观念：

1．依靠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力，不是由机器设备决定的，而是由人拥有的知识、智慧、技能决定的。人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人有活力，组织就有竞争力和生命力。

2．开发人。人的生命有限，智慧无穷。领导者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制，释放员工们潜藏着的才智和能力，让人们满腔热忱地投身于事业之中。

3．尊重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做人的尊严，尊严比生命还重要。领导者尊重员工应有的做人权利，他会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会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自己承担的职责。

4．实现人。领导者为员工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创造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人本管理，就是一种发动被管理者管理自己影响别人的领导模式。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在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取得企业的成功。

法律的人性基础 篇6

一

阿伦特在两种革命的比较中最后要得出的结论无非是：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革命后不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法律与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就會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暴力运动之中不可逆转！

阿伦特在追溯“革命”的词源时说：“‘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规律的天体运动……就像使天体在宇宙中遵循预定轨道运动的力量一样。没有什么比一切革命的行动拥有并为之着迷的观念，离‘革命’一词更远的了。换言之，他们以为，在宣告一个旧秩序必然死亡，迎接一个新世界诞生的过程中，自己是一名当局者。”是的，为了迎接那个革命的硕果——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我们在不断美化革命的同时，遮蔽了它另一面的残忍和反动性。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一种法律和制度作为最终的成果，那这样的“革命”终将成为历史的绊脚石。这正是阿伦特将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式的“革命”相比较，从而又揭露俄国十月革命的种种弊端的初衷所在。

二

反观中国百年来的“革命”，正如阿伦特所言：“从历史上看，注视在这一刻，大革命蜕变为战争，蜕变为内部的内战和外部的对外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但还没来得及正式建构的人民权力也随之蜕变为暴力骚乱。”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中度过，满以为会赢得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新世界的主宰者则开始了对异端者的清剿，这就是阿伦特一针见血地指责法国大革命时总结出的获得权力者的思维方式：“因为，接下来的就是‘允许为革命而行动的人’为所欲为。”所以，“如何防止昨天的穷人一旦暴富，就发展出自己的行动规则，将它们强加于政治体之上，这些忧虑来自今天，它们在十八世纪是不存在的。”用阿伦特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推动一场“革命”走向真正民主与法制的关键就在于采用美国“革命”的法理式立国方式，而非仅凭情感和情绪治国的歧途：“美国革命的方向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对于为此而行动的人来说，民法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由于痛苦的即时性，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立国进程；它取决于从必然性而不是从暴政中解放的迫切要求，它被人民的无边痛苦，以及由痛苦激发的无休无止的同情所推动。在此，‘允许为所欲为’的无法无天依然源自于心灵的感情，感情的那种无限性推波助澜，将一连串无限制的暴力释放出来。”此言妙哉！

20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革命后”与“后革命”的文化运动战争中度过的，从“富田事件”、“延安整风”、“内战”再到“镇反”、“反右”、“文革”，无不是在个人的集权之下，无视人民之痛苦中度过的。人民的权力又变成了“为革命而行动的人”“继续革命”的战斗号角。这种“革命”俨然是以牺牲人性和自由为代价的。因此，伟大领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论，就成为革命行动者的最高指示和至理名言，它至今依然渗透在许多执政者的理念之中还浑然不觉。

三

阿伦特在两种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比较中，所要述说的核心观念是很明确的——依靠同情和怜悯穷人的大众革命是不可靠的，同时也是拯救不了穷人的，因为这种“革命”不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从法国大革命之日起，正是革命者们感情的无限性，使他们对现实一般而言都麻木不仁，具体而言是对个人麻木不仁。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他们的‘原则’，为了历史进程，为了革命事业本身，他们将个人牺牲掉而毫无悔意。这种对现实充满感情的麻木不仁，在卢梭本人的行为中，在他极度的不负责任和反复无常中，已然相当明显，但只有当罗伯斯庇尔将它引入法国大革命的派别冲突之中，它才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毫无疑问，阿伦特对罗伯斯庇尔和卢梭在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反而是否定了这种“革命”给社会，以及后继的“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说实话，对于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卢梭，我是不愿意否定他所缔造的启蒙思想和理论的，可是，在两种立国制度的选择中，我似乎更倾向于阿伦特，因为历史告诉了我们，启蒙一旦被“革命”所利用，就很可能产生“异化”！从而背叛人性与自由。

罗伯斯庇尔最后的预言证明了启蒙失败的原因：“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一悖论恰恰证明了启蒙被盲目的革命绑架上暴力的战车后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的历史事实。

四

当“无产者失去的锁链”成为革命的原动力的时候，革命凭借着激情夺取了政权，但是，当无产者打开了旧有的贫困镣铐时，是否会被一幅新的枷锁所替代呢？如果说马克思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理念，并发扬光大成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列宁在彷徨中又折回到这一路径上来的话，斯大林则是创造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最极端的模式，而中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也步斯大林之革命模式，造成了这种极端革命灾难性后果。在这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环链中，深受其害的是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当然，更有甚者，像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领袖布尔布特那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更印证了这种革命伦理的灾难性后果。

在欧美学界，“人民”与“大众”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民主的象喻，后者却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

所以，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是将‘人民’与大众混为一谈……”在这里，“人民”是有觉悟的“公民”，是有独立见解的自由人；而“大众”却是一群蒙昧的精神奴隶，是鲁迅笔下受了“精神奴役创伤”的阿Q，是极易被虚幻的革命果实所诱惑的群氓——希特勒利用大众的激情缔造了“党卫军”；斯大林蛊惑大众而制造了大清洗的工具“契卡”。还有我们中国的“红卫兵”，它存在于许多人的血脉之中，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会有森林般的红袖标举起，“乌拉！”“万岁！”的口号就会回荡在红色革命的大地上。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人性化”计算机的基础教学 篇7

一、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 教师习惯按照既定目标进行教学, 教学过程中强调个人的知识经验、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展示, 重视学生对自己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模仿和记忆。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讲、学生听, 主要靠教师向学生灌输, 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被动状态, 其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所谓教书育人, 其目的是在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率的基础上, 更能有效地达到育人的效果, 培养创造型人材, 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的育人目的。在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 学生不再是被动受教的群体, 而是积极主动的认识和评价对象的群体。育人, 就要以人为主体, 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获得的,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 借助教师或学习伙伴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为此, 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只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要避免教师讲多少学生会多少, 教师应该让学生在相关的“情境”中自己去学、去搜索资料、与同学交流, 最后达到意义的建构。在教学方法上, 教师可根据情况采用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和随机进入教学。

二、引导教学生活化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也有一定比例的实验教学安排。以目前的教学安排来看, 课堂教学适中, 实验教学不足, 加之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较差, 不会利用课余时间上机操作练习, 导致学生理论性不强、操作性差, 理论和实践得不到有机的结合, 更不能有效地完成书本以外知识内容。

“教学生活化”源于杜威1897年提出的“教育即生活”理论。该理论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相联系, 关注生活对教育的影响。杜威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 才是身心成长和发展经验的正当途径。所以“教学生活化”是以生活为中心、日常教育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书本知识联系生活实际的教育, 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学生活动的乐园,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引导学生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 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和获得知识, 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教学链条, 才能有效地解决教学中学生厌学、教师难教的现象。不难理解, 有些学生在不懂电脑, 不懂网络, 也没有人教的情况下, 能够熟练地玩网络游戏、网上购物, 很快地掌握相关的操作技巧并乐在其中。

三、结合专业特点, 因材施教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一门涉及知识面广, 更新速度快的课程, 所用教材内容丰富, 包括计算机基础概念、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办公软件的使用、算法与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软件工程基础、数据库设计基础、计算机网络基础、信息安全、多媒体技术基础等共十个部分。该课程授课课时少, 通常情况是在第一学年开设, 每周2—4个课时, 学生系统学习计算机知识的时间相对较短。在如此短的教学时间内, 要让教师完成教学内容都很困难, 更谈不上让学生融会贯通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因此, 结合专业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调整是有必要的。教师可以通过调查比较、专业需求分析, 对一些与本专业联系不大的教材内容, 留给学生自学, 而与本专业学生将来工作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则重点讲解和反复训练。例如国贸专业 (经济方向) , 学生在工作中使用Excel、数据库较多, 而软件工程和程序设计知识基本用不上。结合专业的实际需求, 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将软件工程和程序设计知识简单讲解, 留给学生自学, 对Excel、数据库重点讲解, 利用多余的课时作为学生的上机实践课, 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对于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计算机课而言,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是不合适的。一味地灌输理论会使整个教学枯燥乏味, 课堂气氛沉闷, 教师疲于教学, 学生厌学, 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果将理论融入实践当中, 采用案例分析,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Excel教学中, 展示一份成形的公司预算表, 然后将制作过程依依演示, 让学生真正懂得如何学以致用。在计算机硬件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大部分教学都是采用图片方式讲解, 给学生留下很模糊的概念。而教师运用计算机硬件作实物演示, 适当加强学生对计算机硬件的认识, 教会他们如何安装硬件, 如何维护硬件, 让学生自己动手, 这才是学生想要的。

总之, 在计算机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有效促进计算机基础教学, 如何使计算机基础教学更好地适合学生学习, 如何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培养他们利用计算机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永远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摘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知识的普及成为了必要, 各高校相继开设了计算机基础课程, 使得非专业类的计算机教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如何有效促进计算机教学?本文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计算机基础教学,“人性化”,教学模式,改革

参考文献

[1]樊子牛, 何英.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设计.教育科学, 2009-01.

[2]周建新.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大学计算机教学.陕西教育, 2009-06.

[3]孙珊珊.计算机基础教学中“教学生活化”初探.职业与教育, 2009-01.

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 篇8

一、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的含义[1]

人们对于法律人性的探讨可以说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在西方的许多国家认为, 如果把人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有理性和非理性的, 但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善和恶, 我国建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的非理性以及人们的恶性得到遏制。我国对于法律的人性化发展开始逐渐由专门化发展向普遍化发展, 我国的制度现在是更加的人性化, 我国的相关立法也是趋向人性化。我国对于人性的权利, 比如对于人权的尊重、保护人权的合法权益以及人们对于政府的监督都有者相关权利, 这与西方国家大多数的观念是一致的。总体来说, 本论文所提及的法律人性化就是指, 在我国的立法时, 对于立法中的相关要求就要体现人性化, 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 执法人员要充份的尊重人权, 要保护人权。人是社会的根本, 人是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 可以说社会如果没有人的存在, 就不能称之为社会, 因此, 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一定要一人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 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人人类自身, 我们要理解人的正常的情感以及人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要相互的尊重, 相互的信任, 要相互的关爱, 还要培养有用的人才, 要使我国的人们能够健康全面的进行发展。我们不仅仅只是把人作为国家、集体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 他还是家庭的成员, 他有他自己的家人朋友, 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我国对于我国在立法方面、执法方面以及我国的司法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我国的法律建设开始趋向于人性化价值取向, 这也是我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在刑法中增加了缓刑、假释制度, 这些刑法的增加无疑说就是法律人性化的表现。

二、我国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造存在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建造必须要依靠法律来进行维护, 法律不是谁规定出来的, 也不是谁说的算, 它是听取了人们的意见才能够被制定出来, 它的制定要接受人民群众对他的监督, 同时他的制定要听取所有人民群众的意见才能执行, 作为我国的公民就应该严格遵守我国的宪法以及我国的法律, 而我国的执法人员也必须为我们的人民服务,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这不仅是对我国公民的要求, 同时也是对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的要求。在我国许多的刑事执法中能看到许多与构造和谐社会相违背的事情, 许多的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时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 这些手段是与我国的法律相违背的。

(一) 相关执法人员思想不端正

我国相关的法律还是非常的完善, 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管理起来非常的复杂, 这就导致了我国有一部分的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 有一些思想观念出现了误差, 使得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误认为犯罪嫌疑人, 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合法权利的, 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 他们没有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以及人格权, 尤其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是犯罪嫌疑人, 那么对于对待他们, 就不需要像普通的人那样来进行对待, 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人员对他们的监管不力, 有的甚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进行保障, 还有的执法人员, 甚至出言辱骂犯罪嫌疑人, 还有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 甚至牵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家人, 不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禀报事实。

(二) 我国法律存在特权

我国法律都实行立法必严, 违法必究。我国的相关的法律人员都认为自己是管理人员的人, 对于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像正常人一样对待, 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 对于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需要尊重。有些的执法人员认为自己有特权在进行犯罪嫌疑人审问的时候, 一般对犯罪嫌疑人都是不尊重, 甚至可能在审讯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 对于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意召唤, 使唤, 根本就没有按照我国的法律做事, 进行执法的时候对于执法的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 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都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保护他的人权。

(三) 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我国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高素质, 除了极少数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进行我国法律执法的时候比较随意, 对于证据的意识比较好薄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质量一直都比较低, 而且我国有一些相关执法人员, 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不全面、也没有科学的根据、更没有综合的运用所有的证据, 对于我国进行执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利用法律的手段, 也不知道使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秉公执法, 我国的有些执法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有执法质量这一种东西, 一直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思想, 他们认为, 犯罪嫌疑人就是罪人, 就可以对他随意的采取措施, 甚至是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的, 更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四) 执法人员没有体现人性的关怀

在我国大部份的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行为时, 采用的执法方法都非常的简单,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态度都非常的冷漠, 对于我国的人民群众是没有情感的, 甚至对我国的人民群众缺少应有的关爱。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所举报的内容都进行推诿、有的甚至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举报进行敷衍了事, 尤其是对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案件更是如此,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国的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法律的不信任。我国有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责任心一点都不强, 对于事情总是不上心, 对于群众的来信等等都不能进行及时的反馈, 根本就做不到我国所需要的亲民、利民、为民着想的目标, 这样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

三、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2]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 我国对于法律的建设也日益完善, 我国开始推行依法治国, 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视, 这些理念的提出就要求我国的执法人员要体现人性化关怀。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要以人为本, 要推进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一) 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人性可以说它既具有自然属性, 它又具有社会属性, 它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地位特点。本论文所提到的人性化执法, 就是指的是在进行法律的建设时要按照人的本性去进行建设。要按照我们人类所通用的情感以及人们的理性来进行执法。所谓的人性化法律就是说我们的相关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能够尊重我们犯罪嫌疑人, 能满足他的要求, 那么这就体现了我国法律的人性化。我国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 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现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是依法治国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 实行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最为重要的措施, 也是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因素。我国的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 这是个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有关的, 开展我国的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和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关的。可以说只有我国的文明发展与我国的法律发展能够同时进行发展结合那么对于我国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时代发展的产物, 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 我国的法律也逐渐趋向人性化, 这里所谓的人性化就是指, 在我国进行立法时、执行法律时必须要体现人性化的特点, 要保护以及尊重我国公民的权利, 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本论文主要探讨的就是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法律的人性基础 篇9

1987年, 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 普通高等院校设立了“法律基础”课程。2005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 成为一门新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从此, 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不再是单一的法学教育, 而是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培育。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学生的法律意识虽然普遍提高, 但是学生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望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之一的传统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基础教育教学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形成

中国法律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 内容博大精深。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择其重点, 加以论述。

(一) 无讼法律文化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 诉讼被认为是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无讼”是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 且“无讼即德”。无讼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长幼尊卑的家族式的等级结构强调“权”、“术”的专制集权思想, 强调以“仁”、“孝”治世。就连力主“以法治国”的法家, 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所谓没有纷争和诉讼的“刑措”的境界。孔子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 他郑重宣布:“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 “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

(二) 工具主义法律文化

在古代中国, 历朝法典编纂的特色之一就是民刑不分, 诸法合体, 体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对民众而言, 法就是刑, 人们谈法色变, 无不视诉讼和与官府打交道为畏途。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 法律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和暴力手段。

(三) 德主刑辅

中国传统社会中, “礼”既具有普遍大法和纲纪性质, 又具有人伦道德属性, 具有安定社会秩序, 矫正人性的功用。董仲舒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 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东汉时, 刘向提出“且教化, 所恃以为治也, 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张。到了唐代, 唐太宗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国之道, 必须抚之以仁义, 示之以威信”的治国方略。于是,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 治理国家应该“德主刑辅” (《唐律疏议·序》)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影响

(一) 消极影响

1. 以道德代替法律, 学生维权意识淡薄

自古以来, 德治是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 必须导致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 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 不感兴趣, 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1]。这样的文化仍然影响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 在不少学生中体现为“法律无用论”的思想。不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学生中运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寥寥无几。

2.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使学生对法的价值产生质疑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 虽有“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一说, 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因此天赋人权, 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民众心目中仍然难以形成。这样的法律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对法律价值的质疑。

3. 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意识的养成, 削弱本课程的作用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 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 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现代社会, 法律工具主义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法宝, “运动式”执法现象仍屡见不鲜。受其影响, 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学生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 从而直接影响法律基础教育的开展和实施。

(二) 积极影响

1. 注重道德教化, 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 填补法律基础教育的空白

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出发, 传统中国社会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 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儒家思想认为, 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 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 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在“依法治国”的大旗下, 一些人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端转到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另一端。对此, 沈宗灵教授曾有过深刻的论述, “法治的局限性问题, 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1) 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 (2)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3) 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 (4) 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2]。由此, “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合二为一就有了历史文化基础。

2. 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的服从, 社会规范的遵守, 增强学生遵章守规的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 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 以无讼追求“和合”境界, 培育了人们“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 人们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 以触犯法律为耻, 遵守社会现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因此, 遵章守规是每一个社会人的基本准则。法律基础课程传递给学生的基本思想正是与中国民众传统的法律文化相契合。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调解模式, 要求建立和谐社会的的思想符合本课程的核心价值观。

现代社会中, 诉讼的激增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 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降低了司法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体现在我国官制中, 从周代开始就设有调人之职, “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 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3]。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 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学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不是教育学生每遭遇权利侵害, 必诉诸于法律, 而是在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 要求学生树立诚信观、平等观, 引导学生合法、高效的处理问题,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可见,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法律基础教学的内容和主线。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本课程教学中的摒弃和运用

(一)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 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 也包含着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因此,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 必须仔细的鉴别, 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 应巧妙合理的运用到教学当中去。

(二) 古为今用, 将传统法律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 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其不合时宜的部分, 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如此, 才能使学生真正的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走出来, 学好本门课程。

1. 增强学生的用法意识, 树立学生的法律信仰。

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 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法律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虽然当代中国民众的用法意识比过去要强得多, 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权利意识仍较淡薄, 有时仍羞于言利。“权利是法的内核, 没有对权利的要求, 就激不起对法的需求、渴望和崇拜, 就不能保持法律的至高地位”[4]。因此, 在日常教学中要不断强化学生的权利观念。在德育教育的同时, 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剖析权利义务产生的原因、存在状况和权利被侵害、义务被违反的后果, 一方面要教育学生尊重公民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积极行使权利, 争取权利, 维护权利。

2. 充分培养学生的平等观念。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 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在法律基础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仍然要求学生孝敬、尊重父母, 同时也要学生们增强独立意识, 自主处理自己的事情。其次在教学中创造平等、竞争、合作的教学环境, 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学生勇于表达, 敢于自我推荐, 通过外部环境外在的来逐渐改变学生的传统思维方式。

3. 将法律文化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2005年合并为一门课程, 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一种体现, 更是“以德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为道德的作用远大于法律, 但是“以德治国”并不意味着德治要取代法治。在教学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部分应在独立教学之后进行联系、融合, 要求学生在掌握法律内容之后, 从道德角度进行反思, 从而实现事前调控的良好状态。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人们, 现阶段的法律基础教学也深受其影响。当前,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 法律基础课程被寄予更多的关注, 望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之一的传统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法律基础课程,无讼法律文化,法律工具主义,德主刑辅,法律信仰

参考文献

[1]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沈宗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学, 1999, (1) .

[3]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法律的人性基础 篇10

教学重点是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人民至上”的法治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精髓

在“基础”课法律部分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当通过法律知识的传授，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学的重点要放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上。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知识浩如烟海，高校的“基础”课仅有32个课时，分配到法律部分的课时不可能超过10个课时，时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引导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基础”课法律部分教学的主要授课目的。即我们的国家要构建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要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法律意识，以自己较高的法律素养支持和参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这门课程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主要是向大学生传授一种法律精神，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1,1]例如，在讲《宪法》时，应着重讲授立宪主义的精神和人权意识。在讲《行政法》时，应当重点讲授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在讲《经济法》时，必须讲清诚信意识。我们要告诉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情的冲突，经常会遇到合理不合法或合情不合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以法律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即使我们感觉到某些法律规定不合理、不合情，也不能漠视、违背或者搁置法律。因为，一项法律规定，只要它没有被修改或者废除，就是有效的，人们就有义务遵守和执行。大学生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必须从法律规定出发，分析利弊，守法护法。

在教学实践中，在向学生讲授法治理念时，应当向学生讲清：法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资产阶级在对封建主义宣战的过程中，法律至上是其重要的思想武器，良法善治被其称为价值上的追求目标。而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立法者至上”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法律至上”神圣外衣的包装下，法治却在事实上沦为了独裁者实施其统治的工具。究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存在的巨大的物质力量的束缚，人民———尤其是现实生活中单独的个人很难摆脱这种束缚而成为法治上完全独立的权利主体。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指出，“法律至上”的实质应该是“人民至上”，而人民应为“现实中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社会的基本属性及物质生活条件客观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不可能真正做到“人民至上”。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现实的个人因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保障，才可能以法律上的真正独立的权利主体出现，立法者才可能真正考虑人民的利益，法律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至上的法律。因为在人民管理的国家里，“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3]。

指导大学生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我国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必要性

在教学实践中，要引导大学生认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又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也是一个刚刚实现了民族解放且必须快速实现国家富强的农业大国，更是一个处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传统较少;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实践又曾因某些原因而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等在冲击着我们国人的思维，全面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屡屡滋生。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形成之初直至今日始终都面临着反封建、反极“左”和反西化的历史任务，这是我国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现实依据。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当以大量生动的历史史实，讲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法律是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具，也是组织社会生产、进行经济改造及文化教育的工具。这既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实行“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理论依据，以中国的法治实践为现实依据，所解决的是中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去创造性地解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难能可贵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曾经取得过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良好开端，虽然这一开端几乎被十年动乱对法制的践踏画上了休止符;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中国法治建设曲折历程进行深刻总结，在对我国和苏联及其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民主和法律的制度化来遏制人治的治国思想;在邓小平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指引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并于1999年3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比较完善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回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六十多年的探索，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运用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重大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根基和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总结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先进理念，是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问题所作的历史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治国理念及法治理念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并走向成熟。

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实践中的司法现象

要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落到实处，真正培养大学生人民至上的法治精神，在教学中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司法现象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个环节的成败直接决定着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接受程度，直接决定着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可程度，也直接决定着大学生对我国法律秩序的遵守程度。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司法裁判，往往导致学生对于一些所谓的“误判”的误读，而产生对合法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乃至法律的公正性的疑惑。诚然，学生对司法现象的理解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这是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的重大差别混淆不清所决定的。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没有任何证据的民间借贷纠纷时，在借款人对于确实存在的借款事实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法院只能根据司法裁判规则裁判借款事实不存在。这样的判决绝对是依法的裁判，但却与我们一般的道德标准相悖，于是大学生对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延伸到对于整个法律制度的怀疑。更不容乐观的是，此类误读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所以，讲好裁判标准、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是这一环节的重要任务。

（一）司法裁判的标准是法律事实的“真”而非客观事实的“真”

对客观的“真”的追求是判定道德上是与非的唯一标准，任何违反客观上“真”的行为都可能受到道德的裁判。然而，笼统地将客观的“真”强加于诉讼行为却有着先天的不足。首先，与纠纷无关的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在法律领域并没有任何意义;其次，与纠纷有关的可能造成一定法律后果的客观事实大多要通过当事人的客观描述才能重现(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应作为例外)，这一过程“无论是对事实进行规范性评价，还是将其描述出来，都是语言的过程”[4]。既然是语言的过程，那么表达的方式、语言技巧，甚至是语言表达过程中的态度都可能影响裁判者的判断，更不要说在表述的过程中当事人会因为各自的需求而在事实上加以主观价值的判断了。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描述中，要使裁判恒为正确，就要求裁判者必须知悉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而这一点是不可能达到的。再次，如果以客观的“真”作为裁判的依据，就必然导致裁判者从先前的审判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案件的基本事实出发去找证据，这本身就偏离了“真”的基本范畴。在这种框架内，多元的纠纷很可能被一元的裁判所左右，如果将一元发展到极致，不但裁判的公正性无法保障，也容易导致司法腐败、践踏人权。例如，在众多的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错案当中，警察往往是根据先前的经验而不是具体的案情主观地认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进而根据“有罪”的需要去找证据，所使用的方法是刑讯逼供，结果是践踏人权，而理念的缺陷却是对所谓的客观事实的“真”的盲目追求。

将法律事实的“真”作为裁判的依据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当与案件相关的众多材料集中到裁判者手中时，人们往往不会对法律规范的内容有何争议(因为这些都是法律事先预定好的)，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事实是否发生或如何发生的问题上，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争议双方所提供的材料都有可能“非真”。裁判者需要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选择(规则本身是法律所事先预定的)，使基本案情得到比较充分的描述，进而使案件事实的全景得以呈现。这种选择过程的结果是从规范的视角评价事实行为，而非所谓的客观的“真”。将法律事实的“真”作为裁判的标准是解决现实纠纷的需要，是人们对法律标准形成共识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法律事实“真”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

当法律事实的“真”受到责难时，我们必须从人类自身的局限去理解。人类认识受到时间一维性的约束，过去的事实不可能完全重现，将其作为裁判的追求必将导致纠纷无法解决或是司法腐败。所以，对法律事实的“真”的选择是次优选择，也是人类在目前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当人类还无法突破时间一维性的约束时，我们只能对裁判的正义性标准做出约定，即程序正义可以最好地保障实质正义。例如，广东肇庆的某法官因涉嫌民事案件中“玩忽职守”而导致被告人自杀的判例，该法官在庭审的过程中，依法律规定进行了法庭调查、质证、辩论和调解等程序。被告提出借条是受案外人胁迫而签订的，实际上不存在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但并无证据支持，事发后被告也没有报案。法院传唤了案外人，但案外人对于胁迫的“事实”予以否认。于是判决被告还款，被告未上诉，判决生效。后来被告在法院围墙外服毒自杀。被告家属进行上访，当地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对该法官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该法官不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形而判决其无罪，理由就是该法官在民事审判过程中，是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操作的，其证据采信过程符合民事证据原则，民事判决中也充分论述了对原被告双方诉讼请求和抗辩意见采信与否的理由，不存在偏袒任何一方的情况。可见，当公正的充满理性的程序设计及充分的法律论证能够说服裁判者也说服当事人和公众的时候，由此而生的法律事实虽然不一定完全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再现，但最起码在理性的当事人看来应该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即使法律裁判与客观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一定是当事人在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或是在证据的搜集、留存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并存在着一定的过错，为此而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也就能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了。退一步说，即使在个别案件当中可能存在严重的权利义务的失衡，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权利义务却可能因此而达到最大的平衡。当我们深入浅出地将这些基本的法理向大学生讲清捋顺时，必将极大地提高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可程度，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法治理念。

参考文献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