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

基于风险（精选十篇）

基于风险 篇1

企业采购是指以生产消费为目的的原料、辅助材料、工具、备件和设备等物资的购买活动。采购的基本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符合企业需要的原料和设备,保证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并减少与采购相关的成本。

然而,由于采购涉及企业内部的多种活动,同时采购过程也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这就使采购面临许多风险。如果缺乏对采购风险的预测和管理,将使采购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导致企业生产中断、采购成本增加,进而导致企业丧失市场机会。因此,加强采购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很多企业主要依靠相关人员的经验及供应商的信誉来评估采购风险,缺乏完整的采购风险管理体系和方法。本文介绍了项目管理中经常使用的风险矩阵评估法,将其引入到采购风险评估中,为企业评估采购风险提供一种结构性风险评估工具。

1 企业物资采购风险识别

从企业采购风险来源角度划分,常见的采购风险可分为内因型风险和外因型风险两大类[1]。

1.1 内因型风险

内因型风险是指由采购主体自身因素和采购管理内部因素所引起的风险。内因型风险主要包括计划风险、存量风险、验收风险和责任风险。

(1)计划风险。首先,为制定采购计划所进行的调查预测存在偏离实际情况的可能性。其次,采购主管的计划管理技术不一定适当或可能不太科学。

(2)库存风险。首先,采购量不能及时满足生产的需要,发生生产中断,造成缺货损失而引发的风险。其次,采购物资过多,造成积压,导致大量资金沉淀于库存中,使企业失去了资金的机会利润。

(3)验收风险。①在数量上缺斤少两,这是由于验收人员责任心不强或计量器具不准确;②在质量上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用于加工制造过程中,则会引发产品质量风险;③在品种规格上货不对路,不合规定要求。

(4)责任风险。在制订计划、选择供应商、洽谈价格、合同签订、验收入库等环节中,存在许多责任风险。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不少责任风险是由于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或管理水平不高引发的,但也确有不少风险是由于采购人员假公济私、收受回扣、谋取私利而引起的,这是值的特别防范的重点风险。

1.2 外因型风险

外因型风险源于外部环境因素,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供应商和采购主体自身难以避免的风险因素。外因型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意外风险。物资采购过程中,由自然灾害如暴风暴雨、洪水等和意外事故如火灾等因素造成的风险就是意外风险。例如,2008年春节期间南方爆发雪灾,严重的交通瘫痪使许多电厂面临断煤的风险,使许多企业面临紧缺原材料的风险。

(2)价格风险。物资采购中价格风险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供应商操纵投标环境,在投标前串通一气,抬高价格,使采购者蒙受损失;二是当采购者认为价格合理情况下,批量采购,但不久该种物资可能出现跌价而引起采购风险。

(3)合同欺诈风险。主要包括:以虚假的合同主体身份与他人订立合同,以仿造、假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合同担保;接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后逃之夭夭等情况。

(4)质量风险。在物资采购过程中,由于供应商提供的物资质量不符合要求,而导致加工产品的性能达不到质量标准,从而给采购方的生产带来严重损失,并给用户造成经济、技术乃至人身安全等方面损害的可能性。

(5)技术进步风险。物资采购中存在的技术进步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某种原材料因技术进步而发生变换,导致原有原材料因质量不合要求而弃之不用;二是采购物品由于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使原有已采购物品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被淘汰,造成因技术进步而招致的风险损失。

2 风险矩阵方法介绍

1995年4月美国空军电子系统中心(Electronic Systems Center)首次采用风险矩阵法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自1996年以来,美国空军电子系统中心大量的项目都采用风险矩阵方法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风险矩阵法在项目风险评估中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2]:

首先,根据风险对项目的影响程度,风险矩阵法将风险对项目的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并对各个等级进行了解释性说明(见表1)。

其次,将风险发生的概率划为5个等级,并对这5个等级进行了解释性说明(见表2)。

再其次,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风险影响等级和风险概率的二维坐标系,从而得到各个风险的级别(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表中只是给出了三个直观的风险等级(高、中、低),然而同一等级的风险的重要性程度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因此风险管理者无法从众多的高风险结中分离出最为关键的风险。

最后,在表3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将投票理论应用到风险矩阵中,引入Borda排序法来确定哪种风险最为关键。Borda排序法的原理是由每个投票人按照一定的规则对各候选人排序,然后计算各个候选人的得分总数,得到最高分的候选人为胜者。本文中的候选人指代的是待排序风险,得分最高者也就是最为关键的风险。事实上,Borda排序法不仅可以用于高风险结,还可以用于中、低风险结,方法如下:

设N为某一风险结中所含风险总个数,设i为某个特定风险,k表示某一准则。表3的风险矩阵只有两个准则:用k=1表示风险影响I,k=2表示风险概率PO。如果rik表示风险i在准则k下的风险等级,则风险i的Borda序值可由下式给出[3]:

风险等级就由这些Borda值给出。某个风险的Borda值表示它所处风险结中比它更为关键的风险个数。如果被评估的风险结为高风险结,那么Borda值为0的就是影响项目成功最为关键的风险。

3 风险矩阵应用举例

采购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过程,因此利用风险矩阵来对其风险进行评估是合适的。下面以某电力建设企业采购一批机械设备为例,来说明风险矩阵在采购风险评估中的应用。此时,公司的采购人员必须对这次采购中企业所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识别,进而对采购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找到这次采购中的关键风险,从而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关键风险的控制和管理。

该企业根据历史记录以及行业、产品的特点,发现在采购中主要面临以下7种风险及其对采购成功的影响,并对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了如下的预测(见表4第二列、第三列和第四列)[4]:

在确定了风险事件、风险影响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后,根据风险等级对照表(见表3),可以确定出各个风险所处的风险结(见表4中的第五列)。从表4,我们可以看到风险2、风险3和风险6处于高风险结,风险1和风险4处于中风险结,风险5和风险7处于低风险结。

在确定了风险结之后,企业可以组织外部专家和内部相关专业人员利用Borda排序法根据一定的准则对高风险结中的3个风险进行评估排序,确定各个风险的重要性顺序即各个风险的Borda序值,进而确定这次采购中的关键风险。从第六列的Borda序值可以看到,风险6的Borda序值为0,表示比风险6更为重要的风险个数为0,也即是风险6——合同欺诈是这次采购的关键风险,其次是备件积压和缺斤短两。对于中、低风险结的评估排序原理一样,表4中第六列(Borda序值)就是对所有采购风险评估排序的结果。如果有两种风险具有相同的序数值,如上表中风险1和风险4,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历史纪录、专家经验再次判断哪一种风险更为重要。

摘要：采购是企业经营的一个核心环节,是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文章以企业采购中存在的风险为研究对象,以采购风险评价的一般分析为基础,将风险矩阵引人到企业采购的风险评估中,对企业采购进行风险评估,为企业采购提供一种结构性风险评估方法,并以某电力建设企业采购为例对风险矩阵的应用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企业采购,风险矩阵,风险评估

参考文献

[1]金锡万.企业采购存量风险的控制策略[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1):34-36.

[2]Paul R,Garvey P R,Lansdowne Z F.Risk matrix:An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assessing,and ranking program risks[J].Air Force Journal of Logistics,1998(20):16-19.

[3]Lansdowne Z F,Woodward B S.Applying the Borda method[J].Air Force Journal of Logistics,1996(20):27-29.

基于风险 篇2

——基于风险案例的分析

在中国海外投资活动中，工程承包建设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规模不断增长，基本稳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新签合同额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

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整体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2014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中，中国内地企业上榜65家，占企业总数的26%，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从上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5位，上榜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8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营业总额占全球海外市场的17.2%，企业业务领域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发展到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高附加领域拓展。

另外，按全球区域市场份额划分，目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非拉三大洲，其中，亚洲约占对外承包总额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

从行业特性上看，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零售业等领域的投资相比，国际工程承包有着独特的行业特征，比如，建设周期长、合同管理难度大、参与主体多元化、项目不可转移、具有政治色彩、存在技术标准差异、长期室外或野外作业等。然而，国内对工程承包、制造业、矿产等所有海外投资领域所面临国家风险的研究，一般习惯于采用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即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汇率、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观风险要素出发，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研究这些风险如何产生，以及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体系中，往往缺少中观行业的研究视角。

可是，在实际经营层面，同一风险要素在不同的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过程，而这些区别正是基于不同的行业特征。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运营所遭遇的各种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个风险要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许多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国际援建，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风险的冲击

目前，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承建的领域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或由国际社会援建，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出现政权更迭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等风险事件，这些标志性的政府项目极易受到风险的冲击。

1.政治动荡：泰国军事政变，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签订的合同 北京城建国际公司曾经承揽泰国“仁爱屋”工程，该项目是泰国政府为解决该国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而实施的一项政府计划，按照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先向业主支付履约保函，其金额为合同价的10%到15%。然而，在中国公司将几千万履约保函发到泰国方面账户之后不久，泰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一概不承认，原先的“仁爱屋”工程也未能幸免。后来，北京城建国际公司通过外交途径，历经数番周折，才追回履约保函。这个案例中北京城建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最终追回了履约保函，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而且发生在经济和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泰国，如果发生在非洲地区，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低。

2.恐怖主义风险：恐怖分子袭击西方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

中铁集团分别于2003年9月和10月连中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及东部贾拉拉巴德两个设计施工总承包公路修复项目,合同价总计5300万美元,合4.38亿人民币,业主分别为世界银行和欧盟。项目中标后,2003年11月下旬，中铁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陆续抵达阿富汗,2004年4月开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项目加劳盖尔拌合站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这个案例中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此次恐怖袭击由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实施，当时正临近阿富汗大选，国内安全形势日益紧张，而且中国承建的两个项目分别由西方势力的代表世界银行和欧盟援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炫耀实力，破坏阿富汗重建进程的重要袭击目标。不过，事后中铁集团积极采取措施，经过与业主艰苦细致的谈判，业主同意对两个项目部增加375名武装警察,并负担253万美元的安全设施费用,北部项目工期延长三个月,最终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3.政府违约风险：也门政局长期混乱，使得政府财政实力单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违约风险属于政府行为，一般归类为政治风险，但是排除政权更迭、政府换届、双边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引发的新政权或新政府恶意违约，许多政府违约行为可能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欠佳高度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违约也同时具备经济风险的内涵。目前，中国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内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落后，一旦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政府信用很难保证，违约的不确定较高。

以也门为例。2006年，北京城建集团以比当地竞争对手低1亿元人民币的出价，中标了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业主为也门民航气象局，工程中标价为1.15亿美元。该项目于2006年4月1日开工，原计划到2008年9月30日完工。然而，施工过程中，业主从未按施工进度拨款。北京城建集团认为业主是政府部门不会违约，坚持继续施工。当主体结构基本建造完成，装修材料及配套建筑材料大批从国内发货运往也门后，对方仍不按期付款，甚至将中国公司3000万美元的履约保函全部扣除，而业主总共只拨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工程款，最后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也无济于事，对方甚至拿出合同对我方进行索赔。2014年，北京城建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申请仲裁，指控被申请人也门共和国违反1998年中国与也门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强制剥夺即征收了申请人在也门的合同与资产，但估计很难利用仲裁渠道挽回损失。

长期以来，也门内有政党纷争、部落势力割据，外有经济制裁和恐怖分子的渗透，国家政治生态混乱，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实力单薄，基本靠外部援助维持，因此，履约能力严重不足。这个案例中，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应收账款损失，有前期施工垫款、履约保函；二是固定资产损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转移，后期资产处置只能由东道国政府决定。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是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第三个的案例是由政治风险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进而传导至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经济风险的冲击更为直接。此外，墨西哥高铁事件以及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高铁项目争夺，其中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则是由东道国经济危机造成的，所以说从竞标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经济风险事件的冲击。

二、工程承包项目施工周期长，项目结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约定，使得项目结汇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项目部分人工、采购成本支付国际化，因此，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 工程承包项目从招投标、签订合同、施工、完工到后期维修，一般最少需要两年，大型或特大型项目会持续到十年甚至几十年，如此漫长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生命周期还长，因此，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遭遇不可预见风险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风险中，能够对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财务损失的主要是汇率波动风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资活动都会受到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但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

第一，工程承包项目的结汇自由度不灵活。因为制造业投资的利润汇回时间由投资者自由决定，在东道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时可以选择继续在当地投资或延后利润汇回，能源矿产投资企业更是可以根据投资协议的安排以产品出口到国内来代替利润汇回。而工程承包项目的结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约定，不能随意调整。如果东道国汇率波动，承包商只能在固定的合同履行期限内，利用合同条款、金融工具和合理安排工程款进度等措施降低或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缺少主动权和自由灵活度。

第二，工程承包项目需要更多国内的技术工人，采购也更加国际化，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币或美元支付，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中国的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采用的是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压缩工期的低价中标策略。其中，中国工人成熟的技术和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是该策略的重要支撑，虽然东道国普遍设置了严格的外国劳工名额限制，但与制造业投资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同，工程承包商为保证工作效率还是需要雇佣国内大量的技术工人作为业务骨干，并对当地工人提供技术培训。另外，在原材料供应方面，制造业投资也是就地取材，可是，工程承包则不同，由于许多东道国企业对工程建设材料的生产能力不足，往往质量和价格都不能满足承包商的要求，因此需要从国内或其他地区市场持续不断地采购。一般情况下，国内人工和原材料采购以人民币支付，国际采购以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支付，如果在项目施工期间，遭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相对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1.项目本息偿还期限事前约定，履约期间人民币升值，预期利润受损

国内某国际工程公司2003年以设计供货（EP）的方式中标了某国外工程项目，合同金额4000万美元，预付款比例15%，其余85%采取卖方信贷方式提供。合同约定建设期一年，项目验收通过后，业主分8年、每年2次偿还本息。项目建设初期，按2003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8.3预测，项目总成本约2.8亿元人民币，利润约4900万元。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按照8年还款期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6.5计算，企业最终收回2.6亿元，项目将亏损2000万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企业决定采取应收账款买断的补救措施。但是，如果人民币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持续升值，企业将损失部分收益。

2.人民币升值导致工程承包企业成本增加 2006年，中国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该项目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国际招投标公路建设项目。业主在签订合同时，以美元作为国际部分的结算货币，并签订了封顶条款，这意味所有汇率波动风险由承建方承担。框架合同额约为62.5亿美元，按56%美元付款计算，工程款中美元金额达35亿。项目实施两年过程中，人民币出现大幅度升值，2006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973，到2008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842，涨幅达到14%。这样大幅度的汇率变动，使得承包方在项目融资和项目履约收汇期间都遇到较大的汇率风险。

造成的损失主要有：

（1）人工成本增加。当时，海外承包项目大量的劳动力都来自国内，支付薪酬时普遍选择以人民币计薪方式，或固定汇率模式来稳定劳动力队伍，由承建商来承担汇率风险。人民币持续升值，大幅提高了承包商的人工成本支出。

（2）采购成本增加。首先，在国内以人民币结算的物资设备采购支出增加。东西高速公路项目中西标段合计采购金额为129903万元人民币，按50%支付货款。由于汇率损失，中西标段合计多支付货款1346万美元。其次，国际原材料采购成本也大幅增加。承包商在工期压力下，在未收到业主预付款的情况下，2008年用美元垫资（以人民币归还）兑换2550万欧元从欧洲采购了一批钢材，后因美元贬值造成支出增加548万人民币。由于材料费用在工程造价中占整个工程预算的35%左右，所以汇率变动导致原材料支出成本增加，对承包商利润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劳工和原材料成本是决定海外工程项目成本的两大主要因素，严控两大成本也是中国企业低价中标策略的基础优势，但东道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可能会限制这种优势的发挥，进而激发一定的风险

1.东道国劳工人数限制和许可证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设的障碍 许多国家对于工程承包项目中外籍劳工数量设定了严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许外籍普通劳工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只能引进一定数量东道国缺乏的技术工人。但一般情况下，可能东道国的劳工素质、工作习惯和效率不能满足中国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当地劳工无法胜任大部分工作，为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中国企业只能花钱买“进入指标”，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还针对外国劳务专门设定了“工作许可证”制度，即只有持有劳工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并在工作许可证规定的单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则劳工和雇主都将被罚款。此外，外国劳工还要办理签证、临时居住证等其他各种证件。总之，这些劳工领域的制度限制都给外国承包商正常的工程建设带来了许多障碍。

比如，2009年，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及波兰贝科玛有限公司组成的中海外联合体，成功竞标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但施工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工程进展缓慢，项目逐步陷入亏损。2011年6月初，中海外总公司最终决定放弃该工程，因为如果坚持施工，中海外可能因此亏损3.94亿美元（约合25.45亿元人民币）。波兰业主则给中海外开出了2.71亿美元（约合17.51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和罚单。此项目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对当地的法律政策进行充分调研，只是按照自己国内的承包经验设计方案，最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陷入被动。中海外急于进入高端市场，制定了低价中标的策略，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以及当地廉价的原材料降低成本。可是，预想的策略并未实现。当地劳工法规定，海外劳工必须按当地工资水平雇佣，很多设备必须在当地租赁，需要当地有资质的工人操作，无法雇佣中国劳工，两项规定导致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成本大幅提高。此外，还有签证问题，由于来自非欧盟地区的人员进入工地需要办理波兰政府颁发的各类证件，包括临时居住证、劳动许可证、特种资格作业证等，而办理这些证件耗时很长，使中海外联营体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影响了工期。

再如，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对国外劳务实行严格限制，以配额形式限制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同时申办获取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程序十分繁琐，而且许可证的数量还有限制。另外，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外国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些限制性规定，严重影响了工程的正常进度。同样，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规定。例如，东南亚某国政府要求所有外籍劳工在当地工作时，均应办理劳动许可证，承建该国燃煤电站项目的中方某公司不熟悉该国外国劳工法规，为中国工人办理商务签证即派赴现场直接开展安装工作，被当地政府移民管理部门发现后，全部中方工人被拘留并被遣返，不允许再次入境。该公司不仅遭受了人员动迁费用的损失，还导致项目工期拖延了3个多月。

2.东道国与原材料相关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加、影响工期

（1）波兰《公共采购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标价格。中海外联合体中标时，受欧债危机影响，当地经济不景气，原材料价格较低，到了2011年，由于波兰经济复苏以及2012年欧洲杯带来的建筑业热潮，波兰国内一些原材料价格和大型机械租赁费大幅上涨，砂子的价格从8兹罗提/吨飙升至20兹罗提/吨，挖掘设备的租赁价格也同时上涨了5倍以上，中海外曾在2011年5月向波兰公路管理局提出，由于砂子、钢材、沥青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要求对中标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据《公共采购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拒绝调整。因为以前波兰也经常出现竞标时报低价，后来不断发生变更，以至最终价格比当初竞标对手还高的情况。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波兰《公共采购法》禁止建筑企业在中标后对合同金额进行“重大修改”。最后，中国企业只能无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

（2）海关要求原材料采购出具正规的质量认证文件。国内某企业中标东南亚电力工程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除按合同采购的永久设备外，施工企业自制了许多施工设备、专用工具和材料，但这些产品并不具备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指定机构的质量认证等文件。当承包商按合同统一发运的永久设备和施工机具到达该国港口时，却发现无法进行清关提货。因为根据该国海关的相关规定，所有进口的机电设备、工具、材料等，都要有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必要的质量认证等文件。由于从国内运去这些设备和材料需要补办上述手续，造成全部物资滞留港口。为此，企业承担了高额的滞港费和罚款，也严重影响了工期。

总的来看，东道国在劳工和原材料领域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会对承包商产生法律风险。一是东道国带有明显倾向性和保护性的规定。这种原因引发的法律风险很难完全规避，或多或少都会对承包商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只能采取弥补性措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比如为了克服国内劳工人数的限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项目管理，增加对当地工人培训的成本支出，不断提高当地工人的效率，并适应他们的工作习惯，最大程度上保障工期和利润。二是承包商对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不熟悉。实际上，很多损失都来自这个原因，因此，中国企业开展竞标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研，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提供决策咨询。

四、工程项目不可转移、前期投入资金较多，一旦遭遇风险致使项目中断，会给承包商带来巨大的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损失

工程承包项目一般有固定的施工现场，在现场建有大量的临时性设施，包括住宅、消防、安全、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等物资，而且施工过程中，承包商还要付出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维修保证金、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所必须垫付的流动资金。因此，一旦遭遇战争、**等致使项目中断，需紧急撤离东道国的风险，这些固定资产只能留在原地，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如果在风险过后，当地政府不注重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承包商前期付出的资金作为应收账款也基本难以收回。

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亚战争。2011年2月，利比亚战争爆发，当时在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承建的50个工程承包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利比亚政局动荡造成中资企业有十多人受伤，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再加上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项目暂停，利比亚危机带给中国的损失估计超过200亿元。

五、合同条款设计复杂、参与主体多元化，合同管理难度较大，容易产生风险

工程项目的合同风险是指由于合同条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执行不力等因素给工程施工带来的风险。工程承包合同内容较多，条款设计详细，直接关系到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利益的分配和承担风险责任的划分，如果合同条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许多条款都是为业主服务的，将有利于承包商的条款删除，而忽视了承包商的权利，或者借助熟悉东道国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优势，将业主可能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承包商，这些合同缺陷肯定会使承包商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合同执行过程中，承包商将与业主、分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咨询机构等各种主体开展交流与合作，而且这些主体可能还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据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责任，处理好各种关系，就可能会遭受损失。

1.对合同审查不清、合同谈判不重视

在前面提到的中海外联合体承建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案例中，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合同意识，对合同审查不清，没能发现合同中许多关键条款缺失，导致后期施工过程中合同纠纷频发。（1）合同翻译工作不到位。A2项目招标采用国际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中海外中标后与波兰公路管理局签署的是波兰语合同。但是中海外只是请人翻译了部分波兰语合同，英文和中文版本的合同只有内容摘要。此外，由于合同涉及大量法律和工程术语，摘要的翻译也不到位。一般来讲，对合同进行专业和详细的翻译，是承包商了解项目内容，保障自己权利的必要环节，缺少这一环节，可能会使承包商在合同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将严重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和最终收益。（2）对合同中关键条款谈判不重视。中海外急于拿下该项目，认为一些工作不必过细，其中甚至包括关键条款的谈判。这种思想促使中海外在谈判中主动降低姿态，立场不够坚定，没有达到通过合同谈判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权利的目的。（3）合同中关键条款缺失。例如：业主需要支付预付款的关键条款被删除使中海外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因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工程成本上升时，建筑企业有权要求业主提高工程款项”，“建筑企业实际施工时有权根据实际工程量的增加要求业主补偿费用”等关键条款的删除相当于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了承包商，形成了一份“总价固定”的合同，使本来成功概率就较低的工程变更索赔变成不可能；而且FIDIC文本中关于仲裁的纠纷处理的条款也被全部删除，代之以“所有纠纷由波兰法院审理，不能仲裁”，这使得中国企业失去了在国际商业仲裁法庭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2.对合同条款理解出现争议

主要是投标时对招标文件及业主要求的理解不透彻，比如中铁建承建的沙特轻轨项目遭受巨额亏损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对开通35%的运能的理解存在偏差，中铁建认为在车站建设方面只需要开通四个车站就可以满足业主需求，而业主则要求九个车站要全部开通，每个车站达到35%运能。由四个车站增加到九个车站，工作量和前期投入成本都会大幅增加，整个工程管理计划也需要重新制作，这些都是中铁建无法承受的损失。

3.对合同的把控和执行能力不足

麦加轻轨项目采用的是EPC+O&M总承包模式，这种合同又叫“交钥匙”合同，即从最初的项目设计到完成之后的项目运营与维护，由总承包商全权负责。但是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中铁建不仅没有把握到总承包商的主动权，反而很多职责被分解，受制于人。在设计上，麦加轻轨项目土建采用美国标准，系统采用欧洲标准，设计分包商均是由业主指定的西方公司和当地公司，直接听令于业主，中铁建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设计权，这给土建和系统工程施工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不仅如此，很多关键设备的采购也是由沙特业主自行完成，这些设备采购价格相当昂贵，远远超出了当初的价格预期。设计与采购权的缺失直接造成成本失控并导致工程量大幅增加。陷入这种被动局面主要是因为中铁建对中东地区工程投标和操作模式不熟悉，以及事前对可能遭遇的合同风险和合同陷阱评估不足。

六、国际上各种技术标准存在差异，中国标准未获国际认可，给中国承包商海外施工带来不便

技术标准在国际工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工程材料的选购、施工方案的确定、验收标准以及工程造价等。目前，中国企业采用的是国标（GB）或中国标准，其他国家除了自己国家的规范外，有的使用美标、英标、欧标、南非标准，甚至有的规定采用上述两种以上的规范。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结合工程的要求和现场条件严格把握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比如：东南亚某国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规定其电站锅炉的现场传接检验必须遵循美国的ASME标准,但中方公司在投标阶段未提出偏差、在执行阶段又忽略此要求,自行决定在检测中应用中国标准,被业主发现后勒令停工整改,最终导致中国承包商工期违约并遭受罚款。这个案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承建方与业主之间就技术标准的差异缺少沟通，承建方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违约。

与之相反，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承包商就技术标准差异与业主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沟通：东南亚某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招标书中提出保温绝热技术规范按澳大利亚标准执行,但中方公司对此规范不熟悉,因此一面请求业主同意采用中国相关规范,一面抓紧组织技术人员查阅澳标。最终业主在谈判中仍然坚持使用澳标,而且中方公司经过研究发现澳标较中国标准的具体差异十分有限,对成本和工期影响很小。最终业主和中方公司决定仍在该项目使用澳标,解决了预计的技术标准差异问题。

另外，工程设备和材料标准往往与技术标准相配套，由于中国标准并未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因此，中国物美价廉的设备和材料走向世界面临一定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已经能够满足美标和欧标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美标和欧标的认证证书，而国内的这种经认可的认证机构非常有限。比如，在沙特轻轨项目中，业主请英国的设计单位按欧洲标准设计，因此订购了大批欧洲的控制设备，其价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预算，导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引入中国标准，原材料和设备成本都会大幅下降，可以进一步提升盈利空间。

七、工程承包项目一般都是室外或野外作业，如果对东道国地理环境信息掌握不全，或遭遇不可抗力的环境灾害，更易引发自然环境风险

常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有: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台风、泥石流、山体滑坡、高温、强降雨等,这些环境风险有的是由于对东道国的地理环境信息不够了解，导致对施工难度预估不足或施工方案与现场条件不匹配，有的是难以预计的具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工程承包项目如果遭遇自然环境风险，可能会导致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工期延长、工程费用增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

1.地质复杂 中国某工程公司作为EPC总承包商，承建印尼某电站项目。虽然在前期勘察过程中发现项目临海地区存在发生海啸、地震烈度偏高等风险，但在施工过程中又发现大量液化土层，需要增加碎石桩作为地基处理的辅助设施，由于前期桩型分析资料不全面，延误了预先计划的施工进度。

2.多雨

中国某建工集团承建老挝万象通芒钟盐矿工程，该钟盐项目所在地万象，地处老拋中部，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分雨季和旱季。项目矿区内施工区域温度较为恒定，但湿度相对较高，在雨季的时候由于雨量过大，易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长期的阴雨天气影响室外建设项目正常施工，导致矿区工地积水过多，迫使工程停工，影响工期。而旱季的时候因为缺水，也会拖延工期。

3.高温

在中铁建承包沙特麦加轻轨项目时，由于该项目施工地段处于温度很高的特大风沙区，夏季最高温度在70度左右，缺水情况比较严重，大幅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工期一度出现阶段性延误。

4.飓风灾害

2007年，某中国企业承建某中东国家首都的污水管网收集工程，遭遇特大飓风灾害，工程项目现场遭遇洪水，主要设备被淹，材料被海水冲走，现场损失惨重。施工方及时要求业主依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查工程损失程度、制定修复的范围和程度，并确认补偿承包商修复损失所发生的费用。但业主和工程师否认飓风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拒绝补偿要求。为了维护自己权利，承包方根据合同相关条款向业主宣布“合同落空”，通过当地法院起诉业主违约。后经多方沟通，双方启动争端裁决委员会程序，最终承包商获得合理补偿。此案例说明，承包商在经受自然环境风险后，要依据合同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该由业主承担的赔偿或损失，必须要全力追偿，尽量减少自身损失。

八、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指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于承包商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存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务惯例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给项目运营带来一些不确定影响。比如，在国外施工需要雇佣大量的当地工人，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习惯的差异，影响到了工作效率，给工程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国内很常见的三班倒赶工的工作方式，在国外基本不可能实现。

1.宗教因素

以沙特轻轨项目为例，轻轨有一段要在麦加城内施工，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对于非穆斯林人是关闭的，业主并不会因为麦加轻轨项目而破例。中铁建不得已委托劳务公司在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招募上千名穆斯林农民工送到麦加工地。上千名穆斯林工人的宗教习俗、生活和工作习惯极大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而且沙特当地缺乏专业的穆斯林工程师，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工程延期和人力支出成本攀升，加剧了项目的亏损。

2.中国企业不尊重当地居民的利益，引发冲突 在埃塞俄比亚，一家中国公司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料场用地时，挖过地界30多米，与村民发生冲突，200多名村民手持步枪、冲锋枪和棍棒，与中国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将中方人员追赶到营地围困起来，最终造成十几名中国员工受伤。

九、在一些治安形势严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常发生针对中国或其他外国企业的犯罪活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目前，非洲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但非洲国家的治安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不管是在经济发达的南非，还是持续动荡的北非地区，都时常发生针对中国企业或华人的犯罪行为。以中非合作的典范——安哥拉为例，自2015年10月以来，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抢劫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和一定的财产损失（见专栏）。这仅仅是一个国家近期发生的案件，如果放眼非洲，肯定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件。

基于风险坐标法的风险识别实证分析 篇3

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风险是最为关键的概念。风险是一种事件、行动或者非行动对企业达到自身经营目标和执行战略产生不利影响的威胁。它通常由发生的可能性和产生影响的程度两个要素组成。根据其对企业不同层级的影响，风险可分为企业层面风险和流程层面的风险。企业层面的风险涉及范围较广，因而企业层面的控制指对企业有普遍影响的控制，在公司各层级均可执行，包含更多战略性和宏观经济方面的考虑。流程层面风险则较为具体，通常可与流程中存在的控制活动相联系。

风险管理是指确定减少的成本收益权衡方案（trade-off)和决定采取的行动计划（包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过程。风险管理首先必须识别风险。风险识别是确定何种风险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量化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每个风险可能造成损失的程度。风险识别的方法有生产流程分析法、保险调查法、财务表格分析法及风险坐标分析法。限于篇幅，本文以风险坐标法和企业业务层面风险为例说明企业如何进行风险识别。

二、风险坐标法理论

风险坐标法是把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发生后对目标的影响程度，作为两个维度绘制在同一个平面上（即绘制成直角坐标系）。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对目标影响程度的评估有定性、定量等方法。定性方法是直接用文字描述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对目标的影响程度，如“极低”、“低”、“中等”、“高”、“极高”等。定量方法是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对目标影响程度用具有实际意义的数量描述，如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用概率来表示，对目标影响程度用金额来表示。目前，大家比较推崇的方法是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表1列出某公司关于风险发生后对目标影响程度的定性、定量评估标准及其相互对应关系，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风险对目标影响程度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后，依据评估结果绘制风险坐标图。图1以定性为例，图2以定量为例；图1的数字和图2中的黑点代表风险因素）如下：横坐标表示风险对目标的影响程度，纵坐标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发生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绘制风险坐标图的目的在于对多项风险进行直观的比较，从而确定各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和策略。如：某公司绘制了如下风险坐标图3，并将该图划分为A、B、C三个区域，公司决定承担A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不再增加控制措施；严格控制B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专门补充制定各项控制措施；确保规避和转移C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优先安排实施各项防范措施。

三、风险坐标法实证分析

现以某企业为例，将其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素按照相似性或相关性将其分为几个大的类别，然后对每个类别估计其发生可能性及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以这二者作为两个维度划出坐标图，最后根据风险程度将全部类别划分为ABC进行相应管理。具体如下：（限于篇幅，以部分风险要素为例）

风险概率评定标准如表2所示：

风险损失评定标准如下表3所示：

确定风险水平R=风险发生的概率X风险损失标准

风险水平标准如下表4所示：

以0～10 之间的某一个数作为权值，0代表没有风险，10 代表风险最大。把各个风险的权值加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影响程度；对企业的风险因素识别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风险坐标图法图4，工程建设风险和生产风险的影响程度均在4以下，风险水平均在10以下，处在A区。这二者对企业的运作不构成风险，企业可以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到其他的风险因素上。B区域的风险因素较多，是企业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些因素风险水平较高，同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较大，一旦出现企业不可控因素，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因此，企业把投资风险、人力资源、安全环保税收风险、资产风险、法律事务等因素作为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彭志国、刘琳：《企业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基于风险 篇4

1、虚拟企业概述

虚拟企业最初是由美国里海大学艾科卡 (Iacocca) 研究所的三位学者普瑞斯、戈德曼和内格尔1991年在其《21世纪制造企业的战略》报告中提出的。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虚拟企业的界定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三种:一是从组织形式界定。二是从网络技术界定。三是从产出结果界定。William H.Davidow和Michael S.Malone在1992年合著的《The Virtual Corporation》一书中, 认为虚拟企业是指具备生产虚拟产品的, 经过彻底改造的企业。与传统实体企业的组织刚性, 功能部门完整, 业务纵向一体化和管理官僚化等特征相比, 虚拟企业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第一, 虚拟企业界限模糊化。虚拟企业不是法律意义上完整的经济实体, 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第二, 虚拟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第三, 虚拟企业运营并行化。第四, 虚拟企业联盟动态化。第五, 虚拟企业信息网络化。第六, 反应的灵活性。第七, 资源的互补性。

2、虚拟企业协作风险成因

虚拟企业由多个独立的主体在合作的基础上临时组建的一种全新的企业联盟。它不是企业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通过对每个企业的业务流程重组以最大限度的适应“3C”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成员企业的有限理性和成员企业间的“囚徒困境”都会导致协作风险的形成。

二、虚拟企业的协作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1、协作风险分析

(1) 沟通风险。第一, 个人及人际因素风险。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有选择的接收和发送。另一是沟通技巧和沟通习惯的差异。第二, 结构因素风险。主要包括地位差别、信息传递链、团体规模和空间约束四个方面。第三, 信息泛滥风险。虚拟企业的沟通依靠先进的通讯技术, 然而真正有用的信息容易淹没在没有什么价值的信息汪洋之中。

(2) 信用风险。第一, 道德信用风险。虚拟企业的健康运行有赖于经济主体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的信用文化。第二, 法律信用风险。正式的信用法律约束制度尚未建立, 而非正式的信用观念、习俗的形成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更长的过程。信用风险在没有足够法律支撑的环境下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三, 经济信用风险。信用反映的不仅是社会关系, 更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然而,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借债是否偿还, 承诺是否兑付, 都存在风险。

(3) 信息风险。第一, 技术衔接风险。虚拟企业成员企业的技术思想和技术水平很可能不一致, 可能采用不同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端口, 这样在整个联盟信息通路的连接过程中会产生风险。第二, 信息系统数据质量风险。虚拟企业的建立和运行都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但通讯技术本身具有不安全性。虚拟企业采用的技术和手段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稳定和保险, 比较容易出现故障。第三, 信息系统安全风险。黑客持续不断的攻击, 存储了机要信息的存储介质被失窃和遗失, 商业间谍和竞争对手的刺探等等, 都会对信息系统的安全造成威胁。

(4) 组织管理风险。第一, 组织文化风险。虚拟企业是一个多文化的复合体, 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势必带来企业联盟中的摩擦和碰撞, 因此会给虚拟企业的管理带来风险。第二, 组织分工与协调风险。虚拟企业是战略和结构的有机结合, 管理过程中的协调问题影响到企业优势的互补、特定目标的实现。合作是虚拟企业的内涵, 要想达到预期的合作效果就必须有效的协调各个成员企业, 进行合理的分工。第三, 经营模式构造风险。虚拟企业要抓住变化的市场机会、降低成本及获得预期的利润, 就必须有效的组织所拥有的资源, 就必须考虑如何组织、整合企业的有限资源。

(5) 其他风险。第一, 战略柔性丧失风险。企业需要全面的柔性, 包括生产过程柔性、产品柔性和基础机构柔性。第二, 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因市场成交量不足或缺乏愿意交易的对手, 导致未能在理想的时点完成买卖的风险。无论从虚拟企业内部还是外部这种流动性风险都是存在的。第三, 激励风险。沃顿商学院教授Maurice Schweitzer和其同事在“目标设定引发道德风险”一文中指出目标的实现与“心理奖励”密不可分, 包括当事人所获得的积极的自我评价和更高的自我满足感。有效的激励对工作质量和内部协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2、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第一, 目的性原则。它是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和根本, 又是衡量指标体系是否合理有效的一个重要程度标准。第二, 全面性原则。它要求不能遗漏主要指标。风险因素众多而复杂, 用单一指标很难反映评价对象的风险实际情况, 那就需要设置能反映风险不同方面的指标。第三, 可理解性原则。基于风险因素的分析, 尽可能反映虚拟企业的实际情况。第四, 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指标是否符合反映了评估对象的特征;指标体系的层次和结构是否合理;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是否比较独立和全面。第五, 实用性原则。即建立在指标体系时应该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指标体系的实用性是确保评估活动实施质量的重要基础。第六, 互斥性与有机结合的原则。指标之间不应有很强的相关性, 同时要具有逻辑关系。

3、虚拟企业协作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风险分析和评价原则, 结合虚拟企业的特点, 运用专家调研方法建立虚拟企业协作风险评价结构模型 (见图1) 。

三、虚拟企业协作风险的评价方法

1、评价方法的选择

风险因子是对风险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风险的含义, 风险R不仅是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P的函数, 而且也是风险事件发生所产生后果C的函数。因此有这样的函数关系R=f (P, C) 。用Pf表示事件失败的概率, PS表示事件成功的概率;同样对事件发生所产生的后果也用概率测度来衡量, CS表示事件成功影响程度的大小, Cf表示事件失败影响程度的大小。根据概率知识容易得到Pf=1-PS, Cf=1-CS, 故风险函数关系如下:

Rf=f (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测度, 风险事件发生产生后果的概率测度)

=1-风险事件未发生的概率×风险事件发生时产生后果的概率测度

2、计算子系统的风险因子

我们以协作风险中的信用风险为例予以说明。

(1) 建立因素集。U={U1, U2, Un}, 取U={道德信用风险, 法律信用风险, 经济信用风险}。

(2) 建立评价集。评价集是专家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对因素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总的评价结果所组成的集合, 一般用大写字母V表示, 本文按风险程度取V={低, 较低, 中等, 显著, 高}, 即V={V1, V2, Vj}, j=5, 赋予评价集各元素以量值V={0.1, 0.3, 0.5, 0.7, 0.9}

(3) 确定权重集。本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

第一, 根据标度理论, 借助专家得到判断矩阵:

第二, 解矩阵的特征值并归一化, W=0.3453, 0.0704, 0.5843T

第三, 一致性判断:, 查表C.R.=0.58 , 故判断矩阵A的一致性符合要求, 可以接受。

(4) 建立模糊关系矩阵。即建立从U到V模糊关系R, 即对单因素进行评价。采取专家评审打分的方法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ij (rij) 。得到模糊子集Ri= (ri1, ri2, …, ri5) , 得到评价矩阵:

(5) 模糊综合评判。B=WT·R, 代入数值得:B=[0.320450.20704 0.26547 0.2 0.00704]。

(6) 计算事件失败的概率Pf。为了对包含的因素进行评定, 将量级分为五个等级hj, 即H= (h1h2h3h4h5) = (0.1 0.3 0.5 0.70.9) 对所包含的因素请有关专家进行评价, 并确定自己认为的相应量值。计算ej=认为i因素属于j量级的专家人数/参加评判的专家总数。

Pf=WTEHT, 代入数值得到, Pf=0.30

(7) Cf的模糊综合评判。

Cf=BVT, 代入数值得到, Cf=0.37

(8) 计算信用风险因子。

3、总风险因子的合成方法

根据上述的方法可以得到各个风险因子:沟通风险因子R1, 信用风险因子R2, 信息风险因子R3, 组织管理风险因子R4和其他风险因子R5。在此基础上, 合成总风险因子。

第一, 同样按照层次分析法得到:沟通风险, 信用风险, 信息风险, 组织管理风险和其他风险以总协作风险作为准则的权重集A= (A1, A2, A3, A4, A5) 。

第二, 合成总风险:

一般认为风险因子Rf>0.7为高风险;Rf<0.3为低风险;Rf介于两者之间为中等风险。虚拟企业的决策者可以根据虚拟企业项目的风险来对项目进行预测和评估, 制定相关的措施。

四、结束语

本文主要介绍虚拟企业中协作风险的评价问题。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结合起来, 发挥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点, 综合考虑了影响虚拟企业协作的多种风险因素, 将定性和定量有机结合到一起。充分体现了评价因素和评价过程的模糊性, 又减少了主观臆断的随意性, 所以评价结果更可靠。同时, 这种方法直观易懂, 可操作性强, 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但虚拟企业是一个历史很短的新领域, 其风险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不断变动的, 所以有待不断的进行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闫琨、黎涓:虚拟企业风险管理中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应用[J].工业工程, 2004 (3) .

[2]衣长军:国外虚拟企业理论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 2007 (1) .

[3]黄敏、杨红梅、王兴伟: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虚拟企业风险评价[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4 (6) .

[4]包国宪、李文强:虚拟企业沟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2) .

基于ERP系统会计风险分析论文 篇5

关键词：ERP;风险 ;控制

0 引言

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兴起，ERP软件开发应用日益广泛，以ERP为代表的企业信息系统越来越受到众多企业的追捧。，湖南省电力公司全面引进ERP系统，建成了一体化的企业信息平台， 打破“各自为政”的条块管理方式，实现了业务“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实现了业务流与资金流的有效整合，使财务信息化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集团控制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 ERP简介

1.1ERP的概念。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即企业资源规划，是由美国Gartner Group在90年代初提出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系统体系标准，是综合应用了网络通讯等多种信息产业成果的软件产品，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思想将企业管理理念、业务流程、基础数据、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等融合一体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具有前瞻性、持续性、标准化、共享与集成的特点。

基于参数模型的EVaR风险度量 篇6

关键词 EVaR；CARE模型；GARCH类模型；SV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7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风险的定义、分析和管理的理论方法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风险度量和风险管理已成为各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乃至个人投资者管理资产的一个必备工具.在众多风险度量方法中，在险价值VaR （Value At Risk）最早由J. P. Morgan提出的一种风险度量方法，该方法以“简单实用，适用广泛”的特点广受欢迎，并且迅速成为风险分析中的一种主要方法.VaR的计算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参数方法，应用ARCH和SV模型来描述随机波动率，进而求得VaR的估计；二是非参数方法，包括蒙特卡洛模拟法和历史数据模拟法；三是半参数方法.

为评价风险度量方法，Artzner等提出了风险度量的一致性公理[1].若某种风险度量满足平移不变性、单调性、次可加性以及正齐次性这四个条件，则称该风险度量为一致性风险度量.只有一致性风险度量才能充当投资组合管理工具.而VaR风险度量不满足次可加性，从而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用VaR进行风险度量时，投资组合的风险不一定小于各单个资产的风险之和，这就违背了风险分散化的投资准则.

为了克服VaR风险度量的上述缺陷，Rockafeller和Uryasev提出了条件在险价值CVaR（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风险度量方法[2].Acerbi和Tasche的研究指出CVaR是一个一致性风险度量[3].

不论VaR还是CVaR模型，均属于基于分位数（quantile）的风险度量，度量的是资产分布在下尾部的极值所造成的风险，都只与资产收益的尾部特征有关，而没有涉及收益的整个分布情况.Kuan等指出expectile在分布形式上比quantile更有全局的依赖性，VaR的计算只与收益分布的尾部取值的大小以及取相应值的概率有关，从而改变一个分布的上尾形状并不会改变VaR的取值大小，但它却影响所有的expectile[4].基于expectile以上的优点，Kuan等提出了一个基于expectile的风险度量测度EVaR（Expectilebased Value at risk） [4].EVaR风险度量比VaR对极值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并且对资产收益的整个分布都是敏感的.另外，Rossi和Harvey的研究表明，当谨慎性水平小于0.5时，EVaR是一致风险度量[5].因而EVaR是比VaR具备更优良性质的一种风险度量.最近，Fabian 和Thomas[6]以及姚宏伟[7]基于expectile提出了一些新的模型.

Kuan等提出了两类条件自回归expectile （Conditional Autoregressive Expectile， CARE）模型来计算EVaR[4]，基于Newey和Powell提出的非对称最小二乘（ALS）方法[8]来计算每一类模型，并做了两类模型比较的理论研究，给出了模型选择的判别方法.

但Kuan等提出的CARE模型[4]并没有考虑异方差的情形，而金融数据很容易碰到异方差的情形，所以该模型在应用于金融数据时并不太合适.本文基于GARCH类和SV波动率模型研究EVaR风险度量的计算方法，即EVaR计算的参数模型方法，并基于模拟学生t分布时间序列数据，给出EVaR样本外预测的失败率检验方法：Kupiec失败率检验和动态分位数DQ检验法，与采用CARE模型的EVaR计算方法进行对比评价，并将这些EVaR计算模型应用到国内外股票市场指数收益数据进行风险估计，以评价各类模型在估计和预测不同股票市场EVaR风险的适用程度.

2 EVaR定义及计算模型

2.1EVaR的定义

最大化此条件似然函数即得出了参数的估计，进而利用式（4）递推得到波动率的估计值.类似地可以得到EGARCH模型的估计.

3. 2SV模型的参数估计

SV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有伪极大似然QML （Quasi Maximum Likelihood）， 广义矩估计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和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CMC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方法等.本文采用伪极大似然方法QML进行估计.

4 基于模拟数据的EVaR分析

首先生成两组服从不同自由度的学生t分布的模拟数据，然后分别用CARE， GARCH， EGARCH和SV模型建模，并进行模型估计，然后计算EVaR进行风险分析.为检验模型优劣，给出了EVaR预测的两种返回检验方法，进行评价研究.

4.1数据准备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特性，本文采用自由度分别为3和5的学生t分布来生成模拟时间序列数据，各自生成的序列长度为700.如图1所示.

nlc202309032001

4.2EVaR的计算

分别用CARE， GARCH， EGARCH和SV模型来计算服从学生t（3）和t（5）分布的模拟数据在谨慎性水平为1%下的EVaR.对于每个估计模型，用模拟数据的前500个数据来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然后向后滚动预测得到200个EVaR的值.

4.2.1基于CARE模型的EVaR计算

采用Kuan等的方法 [4]，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用CARE1模型和CARE2模型计算两组服从学生t分布模拟数据的EVaR所得的参数估计及相应的标准差.表1和表2中的倒数第二行给出模型计算EVaR的失败率大小，即预测的EVaR大于相应模拟数据数值的次数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表1和表2中的最后一行列出了学生t分布在谨慎性水平为1%下的EVaR对应的VaR的显著性水平大小，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服从t（3）分布的模拟数据比t（5）分布模拟数据模型计算的失败率更接近于理论水平.

4.2.2基于GARCH类和SV模型的EVaR估计

由模型选择的AIC和BIC准则，对于模拟数据，最终确定可以用GARCH（1，1）和EGARCH（1，1）模型来建模，为了客观地与其他EVaR计算模型的结果相比较，假定波动率的新息序列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表3列出GARCH（1，1）模型估计两条模拟时间序列的相关统计量，从表3中数值可以看出系数β1非常显著，说明模拟数据的ARCH效应明显存在，且GARCH模型预测EVaR的失败率比CARE模型更为接近理论失败率.

EGARCH（1，1）的波动率过程可表示为

从表4的结果可知，EGARCH的杠杆系数γ1的估计值都不为零，所以模型的杠杆效应是显著存在的，EGARCH模型预测EVaR的失败率与GARCH模型预测EVaR的失败率是相同的.

表5给出了采用SVNormal模型估计服从学生t分布模拟数据的有关统计量.模型估计参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都显著，且样本外预测EVaR的失败率与理论失败率都比较接近.

4..3EVaR的返回检验（Back Testing）

为对选用模型进行评价比较，下面给出EVaR风险度量的返回检验方法.对于服从已知分布的模拟数据而言，每个谨慎性水平下的EVaR都对应于某一置信水平下的VaR，因而可以将VaR返回检验方法移植到EVaR风险度量中，形成EVaR的返回检验方法.本文将目前最常用的VaR返回检验方法：Kupiec失败率检验法[11]和Engel和Managenelli的动态分位数（Dynamic Quantile， DQ）回归检验法[12]移植得到EVaR的返回检验.

表6列出上面四种模型的预测EVaR的Kupiec失败率检验结果，表中的P值表示拒绝原假设H0的最小的显著性水平，P值越大，表明EVaR计算的准确度越高.从表6容易得出，在99%置信水平下Kupiec失败率检验拒绝了t（5）分布的模拟数据基于CARE2模型的EVaR预测，在95%置信水平下Kupiec失败率检验拒绝了t（5）模拟数据基于CARE1模型的EVaR预测，但在95%置信水平下Kupiec失败率检验均接受了基于GARCH（1，1），EGARCH（1，1）和SVNormal模型的EVaR预测.因而对于服从自由度分别为3和5的学生t分布的模拟时间序列数据EVaR预测而言，GARCH类和SV模型比CARE模型更有优势.

表7列出了各模型预测EVaR的DQ检验统计量及其对应的P值.由表7可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DQ检验接受了CARE1，GARCH（1，1）以及EGARCH（1，1）模型的t（3）模拟数据EVaR的预测，在99%的置信水平下，DQ检验还接受了EGARCH（1，1）模型的t（5）模拟时间序列EVaR的预测，但检验均拒绝了CARE2， SVNormal模型对两个模拟时间序列的EVaR的预测.从DQ检验的结果可得出，对于本文中服从t（3）和t（5）分布的模拟数据，基于GARCH类模型的EVaR预测优于基于CARE模型的EVaR预测.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具有尖峰厚尾特征的模拟数据，基于参数模型的 EVaR风险度量，GARCH类和SV模型略优于CARE模型.考虑到实际中金融资产收益具有尖峰厚尾特性，采用GARCH类和SV模型来估计和预测资产收益的EVaR度量是较好的选择.

5 基于EVaR的实证分析

5.1数据

选取2004年1月5日到2009年12月30日的上证综指（SH），深圳成指（SZ），香港恒生指数（HZ），日经225指数（Nikkei）以及纳斯达克指数（Nasdaq）数据，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证券分析软件.为了便于分析的统一性，选取其中五个股指数据都有发布的日期，并将2004年1月5日到2007年12月28日之间的886个数据作为模型估计的样本内数据，将2008年1月2日到2009年12月30日之间的442个数据作为预测EVaR的样本外数据.

考虑如下日对数收益率：

图2为各股指的日收盘价随时间的变化，从图中很容易观察到国内股指的波动性比美国、日本等成熟资本市场的股指的波动性要大，特别是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这表明国内股市的风险在这期间比成熟资本市场股市的风险要更大.另一方面，恒生指数的走势与大陆股市股指的走势越来越具有一致性，日收益的相关性很高，因而它们的风险也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图3刻画了各股指对数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各股指收益率的波动幅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都明显增强，这段时间股指的波动率更大.从收益率变动图还可以看出，不论是国内股指收益率还是国外股指收益率都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率聚集”现象.

表8给出了各股指日对数收益率的描述统计量，由表可得，各股指对数收益率分布的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的P值均为0，均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因而所有股指的收益率序列都拒绝了正态分布的原假设.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收益率序列的方差比日经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收益率序列的方差要大，这说明国内股票市场比国外股票市场的波动更为剧烈，风险更大，尽管它们的峰度系数比国外市场的峰度系数小，但所有股指收益率序列的峰度均大于3，都呈现出尖峰的特征.此外，各收益率序列的偏度系数均小于0，表现出左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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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最后一行给出了各股指收益率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各收益率序列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而可以对它们直接进行分析和建模.

为进一步研究收益率序列的性质，本文对收益率及其一阶滞后项序列的回归的残差序列进行了ARCH效应检验，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分别取1阶，2阶和3阶.从表9的检验结果来看，所有股指的收益率序列在滞后1～3阶的ARCHLM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即在99%的的置信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因而各股指收益率序列都存在显著的高阶ARCH效应，波动率序列表现出较强的序列相关性.

5.2基于CARE模型的各股指收益率序列的

EVaR计算

首先估计谨慎性水平为1%条件下的各股指收益率序列的CARE模型，然后再计算样本内的EVaR，最后滚动预测样本外每天股指收益的EVaR.表10给出了各股指收益率序列的CARE1模型的参数估计，括号内给出了各参数估计所对应的标准差，用来确定模型阶数的显著性水平为10%，深证成指以及日经指数所确定的滞后阶数为3，而上证指数，恒生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所确定的滞后阶数为4，每个模型的常数项估计值均为负，并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下均是显著的.同样地，表11给出了各股指收益率序列的CARE2模型的参数估计及其对应的标准差，除了纳斯达克指数外，其余4个股指收益率序列采用CARE2模型估计的最后两个参数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5个模型的滞后阶数均为5.

为了更好地比较CARE1和CARE2两类模型EVaR估计的效果，表10和表11的最后两行分别给出了两类模型估计EVaR的样本内和样本外的失败率，在谨慎性水平为1%的条件下，样本内估计EVaR的失败率大部分位于3%-4%之间，而样本外预测EVaR的失败率全部大于10%，这说明在样本外预测EVaR时，CARE模型低估了EVaR的大小，因而CARE模型不适宜用来预测金融危机时期的股指EVaR.另一方面，日经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样本外失败率明显大于国内和香港市场股指的样本外失败率，这表明CARE模型更适合用于预测国内和香港市场的股指风险.

5.3基于GARCH类和SV模型的各股指收

益序列的EVaR计算

表12列出了用GARCH（1，1）模型来估计5个股指收益率序列的有关统计量.首先由各收益率序列的偏自相关函数来确定AR模型的阶，除了Nasdaq指数收益率序列建模的AR项的阶数为1外，其余股指收益建模的AR项的阶数均为0，并且所有股指的收益率序列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显著的.

各模型的样本内EVaR估计的失败率均在4%至5%之间，而各模型的样本外EVaR预测的失败率比CARE1，CARE2模型的样本外EVaR预测的失败率都要低，这说明GARCH模型的样本外EVaR预测效果比CARE类模型的样本外EVaR预测效果好.

从图3中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图可看出，前期正负收益对当期收益波动影响大小是不同的，因而采用EGARCH（1，1）模型对各股指收益率序列进行建模.表13给出了5个EGARCH（1，1）模型估计的有关统计量，各模型的新息取自自由度为10的学生t分布，其 1%下侧expectile为-2.在95%的置信水平下，从样本内残差的LjungBox检验结果可知，除了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的新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他的几个股指收益率序列的新息均没有自相关性存在，上证指数，深证成指以及恒生指数的收益率序列的样本内新息序列拒绝了服从自由度为10的学生t分布的原假设，日经225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的收益率序列的样本外序列新息拒绝了服从自由度为10的学生t分布的原假设.5个EGARCH（1，1）模型的EVaR估计的样本内失败率均小于对应的GARCH（1，1）模型的失败率，而样本外失败率并无很明显的变化.

综合以上基于CARE1，CARE2，GARCH，EGACH，SV等5种模型的EVaR预测结果，比较得到的5个股指样本外EVaR预测的均值可知，在金融危机期间，国内股市和香港股市的风险明显高于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和日本日经225指数，其中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风险是最低的.

6 结论

针对EVaR风险度量，本文提出了基于GARCH类和SV波动率模型的EVaR的计算方法，即EVaR计算的参数模型方法，给出了服从学生t分布模拟时间序列数据的EVaR样本外预测的失败率检验方法，对5个模型进行了比较评价，最后选取国内外5个股票市场指数数据进行了EVaR风险对比分析实证研究.

从模拟时间序列数据的EVaR样本外预测失败率检验结果来看，在99%的置信水平下，Kupiec失败率检验接受了大部分的模型，但DQ检验拒绝了两类CARE模型以及SV模型，因而GARCH类模型对于服从学生t分布的模拟数据的EVaR预测表现最好，这说明用波动率模型来进行EVaR估计和预测是可行的.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基于CARE模型计算的EVaR低估了市场的实际风险，而基于GARCH类模型和SV模型预测的EVaR更接近于市场实际风险.对于上证综指，深圳成指以及恒生指数的EVaR预测，EGARCH模型要比SV模型更合理，对于日经225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的EVaR预测，SV模型要比EGARCH模型更合理.今后可以考虑将单个资产收益的EVaR计算推广到投资组合收益的EVaR，进而考虑将EVaR风险度量应用到更多的金融领域，如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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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坐标法的风险识别实证分析 篇7

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 风险是最为关键的概念。风险是一种事件、行动或者非行动对企业达到自身经营目标和执行战略产生不利影响的威胁。它通常由发生的可能性和产生影响的程度两个要素组成。根据其对企业不同层级的影响, 风险可分为企业层面风险和流程层面的风险。企业层面的风险涉及范围较广, 因而企业层面的控制指对企业有普遍影响的控制, 在公司各层级均可执行, 包含更多战略性和宏观经济方面的考虑。流程层面风险则较为具体, 通常可与流程中存在的控制活动相联系。

风险管理是指确定减少的成本收益权衡方案 (trade-off) 和决定采取的行动计划 (包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 的过程。风险管理首先必须识别风险。风险识别是确定何种风险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影响, 最重要的是量化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每个风险可能造成损失的程度。风险识别的方法有生产流程分析法、保险调查法、财务表格分析法及风险坐标分析法。限于篇幅, 本文以风险坐标法和企业业务层面风险为例说明企业如何进行风险识别。

二、风险坐标法理论

风险坐标法是把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发生后对目标的影响程度, 作为两个维度绘制在同一个平面上 (即绘制成直角坐标系) 。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对目标影响程度的评估有定性、定量等方法。定性方法是直接用文字描述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对目标的影响程度, 如“极低”、“低”、“中等”、“高”、“极高”等。定量方法是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对目标影响程度用具有实际意义的数量描述, 如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用概率来表示, 对目标影响程度用金额来表示。目前, 大家比较推崇的方法是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表1列出某公司关于风险发生后对目标影响程度的定性、定量评估标准及其相互对应关系, 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风险对目标影响程度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后, 依据评估结果绘制风险坐标图。图1以定性为例, 图2以定量为例;图1的数字和图2中的黑点代表风险因素) 如下:横坐标表示风险对目标的影响程度, 纵坐标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发生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绘制风险坐标图的目的在于对多项风险进行直观的比较, 从而确定各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和策略。如:某公司绘制了如下风险坐标图3, 并将该图划分为A、B、C三个区域, 公司决定承担A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不再增加控制措施;严格控制B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专门补充制定各项控制措施;确保规避和转移C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优先安排实施各项防范措施。

三、风险坐标法实证分析

现以某企业为例, 将其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素按照相似性或相关性将其分为几个大的类别, 然后对每个类别估计其发生可能性及对企业的影响程度, 以这二者作为两个维度划出坐标图, 最后根据风险程度将全部类别划分为ABC进行相应管理。具体如下: (限于篇幅, 以部分风险要素为例)

风险概率评定标准如表2所示:

风险损失评定标准如下表3所示:

确定风险水平R=风险发生的概率X风险损失标准

风险水平标准如下表4所示:

以0～10之间的某一个数作为权值, 0代表没有风险, 10代表风险最大。把各个风险的权值加起来进行比较, 区分影响程度;对企业的风险因素识别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风险坐标图法图4, 工程建设风险和生产风险的影响程度均在4以下, 风险水平均在10以下, 处在A区。这二者对企业的运作不构成风险, 企业可以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到其他的风险因素上。B区域的风险因素较多, 是企业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些因素风险水平较高, 同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较大, 一旦出现企业不可控因素, 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因此, 企业把投资风险、人力资源、安全环保税收风险、资产风险、法律事务等因素作为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基于风险 篇8

民航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是在机场跑道上完成的, 因此, 机场跑道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飞机能否安全起降。然而, 近年来, 在机场跑道上时有发生如跑道侵入[1]、飞机重着陆[2]、冲/偏出跑道等事故。据统计, 在1999年至2007年间, 美国具备有管制塔台的450家机场共计发生了3156起跑道侵入事故[3]。在1997年至2006年间, 我国民航共计发生了71起冲/偏出跑道事故[4]。由此可见, 对跑道事故进行风险管理是很有必要的。

在风险管理程序中, 风险辨识和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基础, 风险控制才是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5]。风险控制是指风险管理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 消灭或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其具体控制目标包括降低事故发生的频率、减少事故的严重程度和事故造成的损失程度。因此, 风险控制是跑道事故风险管理重要的一环。

目前, 风险控制方法[6]可以分为策略性方法、技术性方法和管理性方法三大类。策略性方法包括:①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指为了免除风险的威胁, 采取企图使损失发生概率等于零的措施。②冗余技术。冗余技术又称储备技术, 是指备用设备或备用计划的准备。当原有设备或计划等失效时, 这些备用措施就可立即起作用。③风险分散。风险分散的目的是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分离是将某作业程序分成好几个部分。分离的效应, 在于风险得以分散, 降低风险的暴露面与机会。技术性方法包括:①消除。这是从根本上消除风险点的最彻底的方法。②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用风险较低的设备、计划或人员代替风险较高的设备、计划或人员。③纪律。纪律是指加强规章制度、安全程序等, 对违反纪律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惩罚。管理性方法[7]是指, 先依据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策划的结果制定安全规划、安全方针政策等, 再有针对性地将策略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进行实际应用。上述方法是通用的风险控制方法, 不是专门针对跑道事故风险的控制方法。

跑道事故风险主要为人为影响因素风险, 结合跑道事故风险管理的目标, 对于此类风险的控制, 风险的消除和预防是首选措施。风险的消除, 是事故风险管理的理想目标, 很多情况下凭我们目前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风险的预防则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并不断完善的。而对于事故发生后的处理则是对事故风险的一种被动式的接受, 属于防御措施失效的一种补救, 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因此, 对跑道事故风险的控制应着重在风险的预防上。目前, 国外主要采取先进设备来预防跑道事故, 如跑道侵入预防系统 (RIPS) [8]、机场活动区引导和控制系统 (ASMGCS) [9]等。这种方法花费较大, 比较复杂而且实现起来也困难。国内由于对跑道安全的研究起步比较晚, 因此对跑道事故风险预防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

本文提出了基于风险防御的跑道事故风险控制系统性方法, 并构建了跑道事故风险防御体系。该风险防御体系从技术研究和组织支持措施两方面进行跑道事故风险控制。最后, 重点研究了风险防御体系的核心内容-风险防御技术。

2跑道事故风险防御体系的构建

本文中的风险防御包含两层意思:第一, 风险防御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 不仅包括针对风险评价结果中风险水平比较高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局部防御, 还包括从机场安全管理整体层面上的风险防御。第二, 风险防御不仅包括对物的防御, 还包括对人的失误以及管理措施失误的防御。

由于跑道事故风险主要为人为影响因素风险, 因此很难依靠技术手段来降低跑道事故风险。跑道事故风险防御应针对人的失误问题、物的失效以及环境的扰动等具备相应的监控管理措施。本文将组织手段、技术手段以及文化手段三者相结合, 从管理、组织、技术分析与预测、反馈的过程角度构建事故风险防御体系。如图1所示。

图1中各部分介绍如下:

(1) 风险防御的基本原则

风险防御体系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第一, 闭环防御原则。只有闭环防御才能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搞好闭环防御, 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信息反馈和防御措施。第二, 动态防御原则。充分认识到跑道运行过程中风险的运动变化规律, 适时正确地进行防御, 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三, 分级防御原则。根据机场安全管理的组织结构和跑道事故风险的分类规律, 采取多级防御的原则, 使得目标分解, 责任分明, 最终实现对风险的总的防御。

(2) 确立风险防御管理方针

任何有效的管理程序都需要上级管理部门长期和大力的支持。跑道事故的风险防御管理同样如此, 管理方针的确定不仅要考虑机场安全管理现有规章制度, 而且要根据跑道事故风险防御工作的实际情况适时加以调整, 这样才能保证对防御技术研究以及组织支持措施的制定指明方向。

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首先, 要明确事故风险防御体系要达到的目标, 即通过风险防御要将事故风险降低到什么水平。其次, 要根据机场的实际情况, 通过管理方针的适时修订, 不断提高方针的指导性作用。

(3) 组织支持措施

组织支持措施是指从机场安全管理整体层面上进行的风险防御措施。跑道事故的发生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0]。其中不仅包含了人员、机器和环境因素, 更从很多方面体现了管理上的缺陷。例如:2000年7月25日, 一架法航“协和”号客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后2分钟坠毁, 造成飞机上10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5人不幸遇难。这起事故正是由于疏于跑道安全管理以及缺乏风险防御的监控管理措施而导致的。对跑道安全问题的理解应从系统的角度去理解, 应转变那种只强调对风险较高的因素的控制, 而忽略从机场安全管理整个层面上的风险控制。虽然它们不是事故的直接或主要的因素, 但是存在的影响力可能是关键性的。例如程序与规程等方面的原因等。所以, 跑道事故风险防御体系先从机场安全管理全局的角度上, 从安全文化、管理策略、组织机构以及组织措施等方面进行风险整体防御。如图2所示。

(4) 技术研究

技术分析是为从根源上消除或减少风险事故的前期工作的一部分。在此阶段, 首先要根据事故的特点进行风险事故的预测, 确定跑道运行中大致风险水平, 以此作为制定相应具体的风险防御技术的依据。除此之外, 应在遵循一定风险防御准则的情况下, 结合风险评估结果的分析, 进行各种具体的风险防御方法的设计以及现有风险控制方法的修善, 从而尽早消除或减轻事故后果的严重性。这其中包括管理程序、操作规程的改进, 员工安全培训等的设计。当确定某种影响因素的风险较高时, 即可考虑使用相应的风险防御技术。

(5) 风险防御技术

风险防御技术是从具体的事故影响因素出发, 针对风险较高的影响因素制定的风险防御措施。在完成组织支持措施的制定以及技术分析之后, 便可制定相应的防御技术实施措施, 其中包含了相应的技术手段、管理措施以及安全文化, 这些措施不应是一成不变的, 应该针对实际机器设备、人员以及环境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灵活的长短期计划。除此之外, 风险防御技术的可行性和防御效果应该被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果最后执行某种或某类策略。

(6) 反馈

风险防御策略的实际运行反馈是不断完善防御体系的关键, 它不仅反映在对具体防御技术的反馈上, 而且还反映在对风险防御管理方针的修订上。

在对具体防御技术的反馈上, 可以作为防御措施选择的依据。通过防御失效数据的收集, 即可以帮助确定事故风险防御薄弱的位置, 还可以帮助确定风险的类别并进行深层次分析, 找出防御失效的根本原因, 从而确定恰当合理的修正措施。

任何风险防御系统的完善过程不仅包括过程性的修订, 也包含总体方针性的修订。当常规风险防御策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 实际运行反馈将促使防御管理方针的修订。有关事故致因信息反馈到早期阶段后, 便可针对已别识出的原因制定新的风险防御策略。该过程持续到跑道运行达到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3跑道事故风险防御技术分析

风险防御体系的核心技术是风险防御技术。如图3所示。

风险防御技术分析可以遵循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 对跑道事故风险识别及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找出风险较高的影响因素, 这是制定具体的风险防御技术的依据;

第二步, 根据各风险因素的实际风险水平, 对可供使用的风险防御措施进行选择。这其中不仅包括对现有防御措施的研究, 还包括对新增的防御措施的研究, 但尤其应该注意避免那种阻止了问题反而又出现更严重后果的防御措施;

第三步, 对制定的防御措施进行评估, 即开展新一轮的风险评估, 分析风险水平是否得以降低, 如果风险水平已经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 说明风险防御措施是有效的。否则, 应立即制定新的风险防御措施。如果新的防御措施仍不能降低风险水平, 则需考虑非防御性的风险控制措施。

第四步, 对能降低风险水平的风险措施进行详细方案的制定并实施, 在实际运行以后, 风险防御措施分析流程的一个循环就结束了。但现有风险防御措施并不一定一直都是有效的, 因此要定期进行风险防御措施的分析, 即不间断循环重复以上步骤。这样才能保证跑道运行处于持续的安全状态。

4结束语

风险控制主要分为策略性、技术性以及管理性三大类控制措施。其中, 以技术性控制措施为首选, 因为它能从根本消除或降低跑道事故的风险。但是, 对于跑道事故风险而言, 技术性风险控制措施是比较难实现的。从跑道事故风险的特点来说, 管理性风险控制措施则是最易实施, 而且也是最易见到成效的。其中, 防御性风险控制是最常用的管理性风险控制措施。本文构建了跑道事故风险防御体系, 并指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为机场跑道事故风险控制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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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 篇9

风险感知——主客观交互的理性视角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论述, 现今的社会逐渐由“福利分配”向“风险分担”方面转型。由此, 人类社会学家提出, 风险治理的管理者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多安全才足够安全”, 而是“多安全才足够公平”。至此, 科技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将不仅仅限于“安全”或者“不安全”, 而是“怎样的安全水平能为人们所接受”。

雷恩的“风险感知”理论阐述了“风险”定义的逐步演变, 以及风险相关的一系列重要概念。

每个理论学派都尝试定义“风险”, 同时, 每个理论学派都试图说服其他学派采纳自身对于风险的界定。事实上, 风险的定义已经不重要了。这是由于其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风险”的基本特征有3种: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矛盾性。

实际上, 基于“风险”的特性, 最早的研究要追溯到英国心理学家伊萨克M·马尔克斯与美国心理学家兰多夫M·奈斯, 他们从生物进化的角度, 发现了人类发展中4种相对稳定的面对风险情境的行为模式, 并将其归纳为4个基本方面:逃离、战斗、装死或实验。

随着历史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4种基于动物性本能的风险应对方式已经较难概括近代人们面对“风险”的行为模式。人们如何评价风险, 并根据这种自身的评价再做出行为反映, 已渐渐与风险本身的特性无特别的关联。比如, 虽然人们清楚自己的居住地可能发生地震或者洪水, 但是他们在灾难发生之后, 仍然会回到原地居住等。与此相对的是, 人们对于风险的长期效应、不公正与不公平现象、个人的控制力等因素则格外敏感。如“邻避效应”中人们对于化工厂或核电站建设的态度, 一方面, 尽管大家都能理解建设项目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但不希望自己是承担负面效应的主体;另一方面, 公众对此类项目的危险性缺乏了解, 因此个体很难对可能的危机情境做充分准备, 导致个人控制力的不足甚至丧失, 都直接影响到个体对此类风险的感知。

公众会根据自身对于“风险”的构建和想象来认识风险, 而围绕风险的各利益主体也会出于自身的利益点、经验对待风险。因此, 常见的现象是:在专家尝试对风险进行最客观有效的评估与控制时, 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反应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人们的行为不是根据“事实”或者由科学家提供的相关“风险知识”驱动的, 而是其自身的“感知”。科学家的统计分析数据并不构成最具说服力的依据。

由此, 心理学家们展开了对“风险”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研究, 称为“风险感知” (Risk Perception) 。“感知”的概念源于认知心理学, 指的是人们通过感官接受、处理与传递环境 (包括生理与社会交往) 信息的心理过程。

最早,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B·费希霍夫等提出了一种“定性评估特征”的概念, 描述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2种风险感知模式:

风险相关模式 (Risk Related Patterns) , 该模式下, 个体感知到的“恐惧”并不因与风险相关的客观事实改变而发生变化。以交通类的风险感知为例, 即使知道机动车事故死亡率远高于飞机坠毁死亡率, 如果某人认为驾车遇到车祸时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那么飞机失事, 人们很难幸免于难。

情境相关模式 (Situation Related Patterns) , 主要与风险所处的背景相关, 在“日常饮食”情境之下, 人们觉得只要自己愿意, 就能够轻易地控制自己不吃危害健康的食物, 比如甜食, 饮酒等;而对于转基因、化学合成这类食品, 有着高度的敏感性, 这主要在于人们觉得这类食品处于公共机构缺乏监管的“失控”状态。对于同样的风险后果, 人们的关注度可能完全不一样。

为了理解人们面对风险的不同感知模式, 结合上述的研究成果, 雷恩将风险分为以下5类:即时威胁型、听天由命型、挑战自我型、机会游戏型与潜伏危害型, 见表1。

依照表1的简要概述可知, 雷恩对风险的分类并未遵循传统的风险来源或者影响后果的分类法, 而是一方面参考风险的本质特性, 另一方面最大化地表现了公众在面对风险时的不同感知特征。这一创新对于风险管理者在真实面对风险管理时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对于“风险治理”而言, 其管理的最终客体是“风险”本身, 其难点在于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不确定性和丰富内涵的“人”, 而所有的管理手段、技术方法也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因此, 该分类模型思想价值在于其试图找到可以叠加客观“风险”与主观“感知”两个纬度的分类法, 在风险治理的相关问题探讨时, 管理者能够更加直接地找寻到针对特定群体的风险治理方式。

风险沟通——从风险感知到风险治理

雷恩的分类法将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人群进行了分类, 同时也将这些特定的“风险感知”人群与某些具体的“风险”事件相连接, 形成“风险沟通”。基于公众对于不同类型风险的感知, 科学家们能迅速地发展出卓有成效的风险沟通方式, 以缓解公众与专家对于“风险”认知差异而产生的张力。

对于即时威胁型风险, 心理学家的研究证实, 之所以人们对于“概率”这种统计数字视而不见, 是由于人们对于可预测的风险更容易接受。人们有一个心理预期, 会有所准备, 而只具有发生“概率”的事件, 只能带来主观上的“未知性”, 这种未知性会直接导致恐惧。例如, 尽管客观上白天的事故发生率远超过夜间, 但人们却认为夜晚更加危险。

对于听天由命型的自然灾害风险, 因其完全超出个体或者组织机构的控制能力, 当事件发生频率较高时, 人们倾向于选择逃离;而当事件发生频率较低时, 则倾向于否认或者抑制相关想法。面对自然灾害, 人们的应对姿态趋近于最原始的方式。

对于挑战自我型风险, 现代“安全为本”的社会应当受到特别关注。由于人们追求万无一失, 而让长期处于安全状态下的某些个体更加具有“冒险”的冲动。人们开发了模拟仿真机来应对技术系统中可能由于人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事故与故障。与此同时, 这种仿真模拟训练的增多会建立一种“象征性的风险”意识, 反而增强了大家对于实际事故后果严重性的忽视。

对于机会游戏型风险, 人们必须将其与技术型或自我挑战型风险相区别。一方面, 此类风险下, 个体只具有“象征性的参与”;另一方面, 风险的收益与损失并不像自我挑战型风险一样, 与能力相关。例如投机性的股民, 其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 期待以极其微小的投资获得回报, 象征性地参与风险事件、但不为整体秩序负责任。

对于潜伏危害型风险, 这是一种应公众需要而生的新型风险类别。此类风险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相关:对风险源的了解程度, 接受风险的主观意愿, 个体对风险的控制力, 风险源造成灾难的可能性, 风险源的致命性, 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 对危险的感官体验, 对于风险损益的公平感, 风险后果的可逆性, 风险承担者与受益者的一致性, 对于风险管控者的信任, 信息源的可靠性, 风险信息的明确性, 对科技与自然的经验 (来自个人与集体层面) 。雷恩关于风险沟通的理论架构建立在其“风险分类”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定性的分类, 人们很清晰地看到个体的“风险感知”取决于其自身对于该环境事件的“价值期待”, 个体内在的期待促发和控制了其风险感知的全过程, 而个体内在的期待又取决于其文化背景。由此, 雷恩建立了一条个体风险感知的“内在”与“外在”通道, 同时, 也为“风险沟通”找寻到了一个可供依托的平台——“文化背景”。基于“风险感知”模式的理论体系让原来科学技术专家、公众、政策制定者三方主体在各自领域自说自话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并可在某一个空间之下进行对话。

在雷恩与伯内德·罗尔曼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 各国确实有共同的“风险评估标准”, 人们形成自身“风险感知”的相关影响因素是一致的。尽管有同样的评估标准, 但是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个体期待, 对于“风险的可接受水平”和“观念的形成过程”则是完全迥异的。基于此, 为风险管理者们提出若干建议:

一是应重视针对“风险感知”系统的全面考量, 它将孕育更加合理化的政策, 有利于具有针对性、价值最优化的管理目标;

二是风险沟通是风险管理的核心, 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

三是风险沟通的主要功能在于风险相关的利益主体基于共同的风险知识, 达成相互理解与尊重, 最终建立信任关系, 以此解决风险相关的各类冲突;

四是风险沟通的主要目标在于为风险排序, 设定优先级;

五是单纯技术性的风险评估不能作为应对风险的唯一垄断性依据。以技术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是必要而务实的, 但由于其常常脱离具体背景、试图抽象出普适性, 同时也失去了诸多具有现实意义、合乎情理的“感知”特征, 而这些感知特征恰恰对于风险管理具有关键意义。

基于风险 篇10

委托代理论和博弈论的大量应用, 引发中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国外学者Akerlof提出的旧车市场模型, 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问题;Spsence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则描述了在哪种情况下, 信号传递可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Salman则认为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报酬机制, 能够解决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的代理问题。我国学者姚佐文等 (2003)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 分析了风险投资机构可以利用监控和声誉效应来解决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南立新、倪正东 (2002) 在大量风险投资案例的实际考察基础上, 认为委托代理存在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签约后隐藏行动等主要问题。总体而言, 国内外学者只是从整体关系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进行研究, 没有详细地从风险投资的两重委托代理关系分析风险投资风险问题。因此, 本文就风险投资存在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风险传导路径及控制措施等内容进行探讨。

二、风险投资的两层博弈关系分析

风险投资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代理人对自己的行动和信息比较清楚, 拥有信息优势, 而委托人则为信息劣势者, 根据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委托代理风险, 从而会产生两层委托代理风险, 这种委托代理风险包括两个层面: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委托代理风险, 在此称作“第一层委托代理风险”、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风险, 称其为“第二层委托代理风险”) (如图1所示) 。

(一) 第一层委托代理风险

第一层委托代理风险主要分为签约前的逆向选择和签约后的道德风险。前者是指在信息的不对称下, 委托人风险投资者面临风险投资机构的基本信息、风险投资机构是否会努力工作、风险投资机构将来所投资的项目是否具有潜力和良好前景等不确定信息, 当风险投资者很难把握风险投资机构的真实信息时, 只能凭借风险投资机构的历史经营情况来择优, 而风险投资机构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则可能利用虚假手段来夸大自身的信息, 这时, 风险投资者很难区分不同机构的质量, 只能在平均“质量”估计的基础上支付价格, 因此使得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无法实现, 在风险投资机构市场上产生“劣币驱逐优币”现象。后者是指风险投资机构得到资金后, 风险投资者不能直接观测风险投资机构是否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进行行动, 很难去了解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投向, 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情况下, 风险投资机构可能利用资金采取损害风险投资者的行为, 如挪用资金、滥用资金投资高风险项目等, 滋生了风险投资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导致了风险投资机构的道德风险。

(二) 第二层委托代理风险

第二层委托代理风险同样包括签约前的逆向选择和签约后的道德风险。这里的签约前的逆向选择是指相对于委托人, 风险企业更清楚自己的真实情况以及研发项目的风险程度, 此时, 风险企业可能以多种手段在投资市场上以次充好, 风险投资机构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下, 只能以市场平均质量作为投资的标准, 最后有可能导致市场上次品淘汰优品的“酸柠檬效应”。假设有甲和乙两个风险企业, 如果甲企业的风险回报为300万元, 乙企业的风险回报为600万元, 两者的预期投资收益都为400万元, 在不同的信息载体条件下, 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信息对称时, 当风险投资机构都不选择甲企业和乙企业时, 得到的收益为0;而选择甲企业和乙企业时, 甲、乙企业得到的收益分别为100万元和﹣200万元, 结果如表1所示。风险投资机构为了实现纳什均衡, 最终选择为投资甲企业, 不投资乙企业。

信息不对称时, 一般情况下, 风险投资机构会按甲、乙两家企业的平均概率来要求风险回报, 即300×50%+600×50%=450万元。此时, 当风险投资机构不选择甲、乙企业时, 其得到的收益为0, 当选择投资甲、乙企业时, 从甲企业和乙企业得到的收益分别为-50万元和﹣150万元如表2所示。最终风险投资机构决定为都不选择, 风险甲企业和乙企业都得不到风险资本。因此, 在风险不对称条件下, 就会出现质量低劣的企业将质量优质的企业驱逐在风险资本市场之外。

第二层委托代理风险还包括签约后的道德风险, 它是指当风险企业筹集到风险资金后, 由于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目标不一致, 风险企业会利用投机机会将风险资金用于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称其为欺骗不努力) 。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作为表3博弈中的决策主体, 风险投资机构的行动是奖励和不奖励, 而风险企业的行动是不欺骗和欺骗, 各自的决策行为是:当风险企业不欺骗时, 风险投资机构的收益为r, 且风险企业的努力成本为c, 风险投资机构给风险企业奖励为a (且a>c) 。当风险企业欺骗时, 风险投资机构的收益为0。

从表3中可以看出,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 不管风险企业选择欺骗还是不欺骗, 它的最优选择是不奖励。而对于风险企业来说, 不管风险投资机构是奖励还是不奖励, 它的最优选择是欺骗。由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风险投资机构根本无法得知风险企业是否欺骗, 因此, 对理性风险投资机构来说, 最优战略为不奖励, 唯一的纳什均衡为 (欺骗, 不奖励) , 双方的收益均为0。

三、以信息为载体的风险投资风险传导路径

(一) 源于风险投资机构的传导路径

当发生签约后的道德问题时, 风险投资者虽然选择了一个质量好的机构, 但机构可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在筹到资金后做出了欺骗风险投资者的行为, 且不努力经营, 形成委托代理风险, 委托代理风险最终通过信息载体传导于风险投资者, 即风险传导直接由风险投资机构处产生的风险源传向风险投资者, 致使风险投资的失败, 形成的传导路径为: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者。

(二) 源于风险企业的传导路径

当发生签约前的逆向选择问题时, 风险投资机构会在信息不对称下而选择较差的风险企业, 该风险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风险高, 且存在大量虚假信息, 在复合的因素影响下, 风险企业的风险经信息传导于风险投机机构, 风险投资机构再通过信息传导给风险投资者。当发生签约后的道德问题时, 由于风险机构和风险企业的目标等不一致, 风险企业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 而做出欺骗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 如将资金投入到无用的技术上, 致使风险由项目产生传导。此时, 风险传导路径为:风险企业→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者。

四、信息不对称下风险投资风险传导控制

(一) 第一层委托代理风险传导控制

根据风险传导机理, 在第一层委托代理风险中, 风险源头是风险投资机构, 为了控制风险投资委托代理风险的传导, 风险投资者可以从签约前和签约后采取措施以截断风险传导的路径, 阻止风险的传导 (如图2) 。

签约前的控制措施。风险投资者在风险投资前, 可以根据各个风险投资机构发出的信号来选择理想的风险投资机构, 如对市面上各个风险投资机构的融资合同进行选择, 如果合同各项条约严谨完善, 且符合双方利益要求, 则可以进行选择。在备选的风险机构中进行信息识别, 通过比较风险机构中投资家的职业水平、以往业绩和外界的信誉选择最终的风险投资机构。这样既避免了逆向选择风险传导, 也可避免对刚成立不久的机构的不公平性。

签约后的控制措施。为了有效避免道德风险传导, 可以对风险投资机构实施严格的监督并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风险投资者应对风险投资机构实施严格的监督, 定期将机构的重要信息如机构的财务状况、投资的项目的可行性等等向风险投资者汇报。同时, 如果风险投资机构取得一定的业绩, 可以根据业绩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进行后续投资, 这样既可阻断风险的传导路径, 又可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的不诚实行为。

(二) 第二层委托代理风险传导控制

在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的第二层委托代理风险中, 风险源头是风险企业, 有效控制风、险的传导的措施就是风险投资机构在签约前后截断风险传导的路径 (如图3) 。

签约前的控制措施。对风险企业做好事前调查, 并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首先, 应充分了解风险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其次, 对风险企业的团队的专业水平、技能、能力以及合作状况等做好充分的调查;同时应对风险企业的投资项目申请做好严格的审查, 并将风险企业的自身的能力与投资项目相结合, 看项目是否在风险企业能力范围之内。签约后的控制措施。当风险企业接受风险投资机构的委托后, 风险投资机构应对风险企业实施监督机制并与业绩挂钩, 避免风险企业引起的风险传导, 并使双方都获益, 实现收益双赢。即风险投资机构在实行监督管理的机制下, 对风险企业实行高于偷懒时所获的奖励 (激励相容约束) , 风险企业就会努力工作。

此外, 运用市场效应对风险投资企业进行声誉约束。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实施监督时, 可以利用市场环境的压力, 对代理人进行初次投资后, 对其能力和业绩有一定了解。而风险企业必须通过努力工作来建立声誉。运用声誉的影响有效阻止由风险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的传导, 而且给双方带来了有效的利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