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合理性

误读的合理性（精选八篇）

误读的合理性 篇1

面对问卷结果, 我们却感到异常的困惑, 发现单纯的数据很难准确地把握和体现行业幸福的内在张力, 无法准确地展示人们心理的内在感知。幸福是什么?一种感悟?一种感觉?亦或是一种内心收获⋯⋯也许缘于幸福涉及到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 想通过主观世界用数量化的方式来加以测量和说明, 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局限性的提出一个重大挑战。

幸福对于不同人群有着迥然的理解, 科学家的“幸福方程式”:幸福=个性+需要+生存状况, 经济学家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社会学家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感恩+知足;我们设计师对“幸福”也有着个性鲜明、千差万别的理解, 解码“幸福”指数并不是通过一个公式化可以破题的, 幸福的存续也不是简单地非黑即白。不能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 来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不能把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 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幸福指数不完全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而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 并且避免各种误读, 这才是最基本的前提。

人类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 真理从来不在两个极端的端点上。在此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又试图找到两极之间的黄金点, 这个黄金点不是固定不变的, 时间等诸多因素又决定了黄金点的偏移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 此次调查也许是挂一漏万, 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在一定的测量时间点上来取样被调查对象所表达的生活感受, 或者说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误读的合理性 篇2

观察者

一直以来，固有法律条文表述的含糊不清，不仅拖慢了工伤类案件的审理效率，也在客观上阻碍了劳动者正当的维权诉求。与之相较，“新规定”详细罗列了上下班途中工伤的四种情形，并就所谓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等作出专门说明，可谓事无巨细。由此势必能提升诸如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为了便于公众理解，最高法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举例称，“下班途中到菜市场买菜，也属合理路线。”于是，以“下班回家顺道买菜出意外应算为工伤”的提法流传起来，便引发了极大争议。不少人担心，倘若果真如此，必然会对雇主造成极大不公，“这种一刀切的、立场失衡的规定，很可能诱发诈赔、滥诉等等恶果!”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必须厘清的是，新规定中关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四条表述，仅仅适用于“认定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所以，“下班回家顺道买菜出意外算工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下班回家顺道买菜，属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因而可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其间发生意外，能够进入工伤认定通道。至于其最终能否确定为工伤，则要参照已有的法律执行。

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由此可见，上下班途中(包括顺道买菜)，并非所有意外都算工伤，而只有发生特定类型的交通事故才算工伤……一般情况下，所谓“意外事故”都有侵权人，受害者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民事赔偿。凡此种种，已然超越了工伤保险的范畴。

“顺道买菜出意外算工伤”一说，固然只是方便提法，但其也确乎传递了法律文本的精细化和人文关怀。通过进一步阐述“上班时间”的界定标准，过去那种扯皮、推诿的空间势必会极大压缩。今后，无论是职工索赔，还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职，得以更清晰、准确地援引相关法律。这意味着，时间成本的降低，以及维权效率的提升。

观察者

上下班工伤认定关键在“合理”二字

最高法之所以要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来明确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工伤的情形，就是因为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上下班途中”这个时间段是最容易引发劳资纠纷和司法诉讼的。而劳资双方之所以总是围绕“上下班途中”发生争执与诉讼，根本原因就在于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对“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间”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如何认定做出明确的规定。乃至出现情节几乎相同的工伤认定案件，但是在甲地的判决结果和在乙地的判决结果完全相反的情形，不但损害了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针对上述问题，最高法的这份《规定》细化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间”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根本目的正是为了让劳资双方以及法庭在解决审理类似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法所依，对类似案件有一个全国统一性的法律说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解决劳资纠纷，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这部将于今年9月1日施行的《规定》明确了四种“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情形，可以看得出，“上下班途中”认定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合理”，所以在4条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多达8个“合理”。那到底什么是“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一个基本的判定依据就是时间和路线具有“正当性”。

我们现在最期待的，是劳资双方能否深刻领会最高法司法解释的精神，同时法院等司法机关也能多些司法智慧，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做到公平公正。

观察者

工伤认定扩容还需要“韧的执行”

变得宽泛的工伤认定条件，无疑将有利于劳动者进行自我维权，亦有利于法院对一些此前难于判决的工伤案件“结案陈词”，但其意义显然又不至于此。

问题只在于：一切执行起来会这么容易吗?在所有的劳资纠纷中，工伤赔偿无疑是其中的“重灾区”，当下大量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的使用，更让包括工伤赔偿在内的劳资纠纷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对工伤认定扩容，也就意味着工伤索赔事件将大量增加，工伤赔偿的压力同样将随之出现。而依据当下的工伤赔偿方式，最终的赔偿支付，仍将大部分由涉事单位和企业来承担。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眼下的工伤赔偿责任都无法兑现，又怎能指望他们来承担扩容后的工伤赔偿。

回顾此前的相关新闻，工伤索赔程序的复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申请工伤认定，还是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给付，工伤索赔的任何一个程序，在现实生活中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它们甚至能够耗时数年之久，工伤索赔之路实在漫漫。可以断定的事实是，即便在法律上工伤认定得以“扩容”，但其要完全兑现为现实，对此我们不免还充满了太多的乐观，忽视了相对的艰难。

阅读教学中学生合理误读原因浅析 篇3

关键词：阅读；误读；产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4-081-01

误读，指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文学作品的意义作出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作品的审美意蕴以及作品的艺术价值等不一致的理解和评价。这里的“误读”并不是错误地读，而是有差别地读，即“误读”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的差别。

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时产生的理解 ，虽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不一致，但有的阅读结果是作品本身在客观上显示的内涵，从而使得这种误读看上去是切合作品的实际，令人信服，这属于合理的误读。

阅读时，学生不仅要投注到文本的字里行间，联系自身的阅读经验，还要结合教师提供的资料和传达的信息重新构建文本内容。因此，学生文本阅读的结果，不仅直接来源于文本提供的文字语言和教师传达的信息资料，也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有关。可见合理的“误读”的产生，与文本、教师和学生自身有关。

一、文本的多重性产生的合理误读

首先，缘于作者的原创文本。作家在创作时将观念性的东西行之于文字时，会发生信息表达的损耗变形，其主观意图得不到全部体现。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谈到，他只期通过阿Q这一形象揭示黑暗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但作品发表后，人们普遍从中看出他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有人甚至把后者当作主题。同时，选入教材的文章都是历经洗刷而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文章立意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而时空发生变化后，文章原有的立意就会难以理解，从而出现新的解读结果。

其次，缘于经编者删改的文本。为了使文章能适合学生的阅读水平，编者对文本进行删改加工，这必定会打上编者自我理解烙印。客观上看，大部分作者偏重于感性认识，从某一现象出发写作，自己却并不一定能从理论的角度认识到它的价值。这种情况下，编者以职业化的眼光，发现文本的现实意义，就能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鲁迅写《狂人日记》，最初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精神病人的紊乱与错觉，写成后自己并不十分满意，但编者钱玄同却读出了弦外之音，读出了其蕴涵的反封建主题。正因为编者对文本独具慧眼的“误读”，才使这篇伟大的作品昭之于世。

第三，缘于语言文字的含蓄模糊。海明威认为作品形象如大海上的冰山，行诸文字的东西是看得见的八分之一，而作品隐藏的内容如同冰山下看不见的八分之七，即文字总能提供比其形象更多的意蕴。文本的外显形式是语言文字，文字的含蓄模糊留给读者想象的余地。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未完成的结构框架，其中存在着多层次的未定点、空白点。这些未定点、空白点只有在读者感觉和知觉的经验将它具体化以后，作品的意义才逐渐地呈现出来。如现代的学者余冠英、赵洁如等在《诗经》的现代注本中大都看作是“流露彷徨失望的情绪，似乎爱情受挫”或“怀念恋人的情歌”。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借此诗为引线，表达的也是爱情的主题。可见，诗中思慕的“伊人”是周礼的故都遗老呢，还是思宗周、念故土的西周旧臣？是秦国的贤人隐士，还是诗人的挚友呢？或者诗人是贤人隐士一族，作诗明志呢，抑或简单地理解为诗人是在思念他的恋人呢？种种理解都不排除其有合理的一面，文本的模糊、空白、不定性，自然形成了多义的理解。学者都无法捉摸，何况学生？

二、教师学识产生的合理误读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要求：“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理解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感情”等，这些要求决定了阅读理解目的的恒定性。这是一种回顾式的读解理论，它以历史的情状以及坐化则的思想与人格为依据，去追踪作者原创意义。要理解文本，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就必须对作者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社会状况有一个更深刻地理解。文本由于远离了它的原始境遇和原来世界而成为不可理解的陌生物。要准确理解文本，必须重构这种原始境遇，重现原来世界，以便准确地把握作者写作文本的含义。这就需要教师提供一些相关背景资料。由于教师对文本有多重理解，在提供学习资料时也融入了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根据相关资料和教师见解，学生阅读文本时又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的认识。《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夏洛克，普遍认为他贪婪残暴、吝啬至极，冷酷狡诈，人见人恨。当教师提供大量有关中世纪及二十世纪英格兰犹太人生活状况的材料，学生对夏洛克有了重新认识：既鄙夷他的贪婪，憎恨他的残酷，又多少同情他所受的种族压迫和屈辱。虽然这样的误读不同于教参，但不失为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三、学生旧有知识导致的合理误读

误读的合理性 篇4

由此可知, 这是一起政府政策被误读事件。受众对政府政策的解读与政府的本意是存在很大的偏差的。现在, 媒体上也常常可以看到政府被误读, 然后官方进行辟谣的新闻。政府频频被误读的原因不单单是政府信息发布不全面的问题, 还应有更多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深思。本文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 以南京市政府被误读的事件为例, 通过网民对该新闻事件的评论进行话语分析, 探讨受众对政府误读的内在的原因。

一、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通过在新浪微博上搜索该条微博及网友的跟贴评论, 以之为文体进行话语分析, 并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读。

话语分析主要来自于霍尔, “霍尔解读, 话语途径更关心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即它的政治学, 它考察一种特有的话语所产生的知识如何与权力联结, 如何规范行为, 产生或构造各种认同和主体性, 并确定表征、思考、实践和研究各种特定事物的方法。”也就是说, 特定的话语, 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 因而解读媒介文本的话语就是揭示其背后蕴涵的社会心态与意识心理。

二、分析与讨论

1、受众心理反映的过程与误读

传播心理学认为, 受者的心理是客观现实在其头脑中所形成的反映, 而这一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观念性。主观性强调了个人对客体加工时受个体差异性的影响, 而观念性指的是主体对客体只能是近似性的反映。因为“心理表象与客体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性”。因而受众对外界信息的心理反映是易存在偏差的。

受众对南京市政府政策的解读是一种心理上的对客体的反映。受众反应的主观性在于受众在解读此新闻事件时, 会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观念性表现为不对称性:一方面, 政府是信息的拥有者, 是发布者, 掌握着主动权, 而受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两者的地位就存在不对称性, 受众在心理上就形成对政府信息的低信任性。另一方面, 其它来源的信息与政府自身发布的信息之间也是不对称的, 因而也易造成偏差。此事件是在微博上流传, 然后再是在很多网站引起讨论。可见受众直接接收到的信息并不是从政府处来的, 而是来自于微博。微博本身的字数限制以及发布主体的非官方性, 使其本身与政府意图之间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因而在信息内容上易造成误差。

2、受众解读的特点与误读

信息寻求理论认为:“受众怎样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 受到受者的人和经验, 自我认知以及使用信息的生理机制, 构成了现实的形象, 当他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后, 总把刺激与心目中的形象进行比较, 然后决定是认可、回避、还是加工。”因此, 受众在解读相关信息时, 总是从自身出发的, 受到自身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刺激与心目中的形象进行比较, 然后再形成其态度。

在此南京市政府的新闻中, 根据微博上网民的跟贴的评论发现, 对南京市政府的指责与批评形成了更为一致的意见。网民普遍认为这是政府的形象工程, 政府此举劳民伤财等。如网民“一线天”说, 请政府不要搞面子工程, 要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 用在百姓安居工程上。因而通过对网民对该微博的评论分析, 发现在多数网民心目中, 其有关政府的形象是不好的, 因而这样的印象容易形成否定的意见, 易于导致对微博中提到的政府花巨资刷房顶的行为进行片面炮轰的行为。

3、影响受众解读的因素与误读

受众对政府形象的形成,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媒介环境的影响。近年来, 有关政府负面形象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 如政府的形象工程、官员的贪污腐败等, 使得受众对于政府产生的极大的不信任感和对官员的愤恨感等, 进而也影响其对于政府的认知态度。

现今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仇官情结, 究其原因, 与媒体普遍的负面报道不无相关。所谓情结, 是指“由一些被意识压抑的意念所组成的有类似核心作用的复杂心理现象, 易使人的行为和情绪受到影响。”仇官表现的是受众作为社会上很普通、力量微小的群体, 对于媒体上官员所表现出来的滥用权力、作威作福的不满。这种情绪易形成社会上对于政府的刻板效应。而这伴随的是一种不信任感, 愤恨感, 敌视情绪, 进而影响一个人的价值情感、态度行为等。在此次事件中, 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的评论中存在刻板印象, 表现为就此事评论政府行为时, 已经表现出来的对政府的评价。如网民“水之归尘”评论说:“刷吧, 没啥不好的, 钱花这上面总比吃喝掉要好啊, 紫峰大厦那块还是蛮有标志性的。”可以看到, 该网民认为政府还有公款吃喝的腐败形象, 这一形象显然是网民从其它的事件中所得出的政府形象。这一负面形象的刻板印象显然对误读产生影响。

4、减少受众解读偏差的措施

(1) 政府信息发布的准确与及时

受众处在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 而政府是主动发布者。因而当政府对相关信息未及时准确地发布, 受众就只能做出自己的猜测, 或者从其它非正规渠道得到虚假信息。所以政府要减少被误读的可能性, 就要完善自身的信息发布渠道, 及时准确的发布相关信息。

(2) 媒体规范职业道德

现今的传媒时代, 各媒体之间的竞争空前的激烈, 有的媒体为了赚人眼球, 提高点击率等, 一味只追求信息的新奇性、负面性, 而不顾新闻的真实性。于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现象频频发生。因而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要注意道德与操守, 不能片面解读。

(3) 受者要注意从多方面了解信息

由于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 信息泛滥。因而, 受众在接受信息时, 也要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了解, 从多渠道获取, 以形成真实正确的认知, 也才能减少误读行为的发生。

三、结语

在现代信息传播与接收如此便利的条件下, 受众对社会、对政府有了更多的认知与了解的渠道, 获取信息相当的快捷与方便。一方面, 受众对社会的关注度, 参与度空前提高, 政治意识、权力意识也增强, 而另一方面, 有关社会、政府的负面信息更易被接触与广播。这无疑易造成社会的“官民对立”的情况的加剧。

此次南京市政府被误读事件一方面能光照出民众政治意识的提高, 对政府财务公开的要求提高, 另一方面, 也显示出了政府及媒体方面对于误读事件的担负与责任。

【参考资料】

摘要：本文以南京市政府被误读事件为例,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 以话语分析的方法, 探讨出政府政策被误读的原因, 然后提出了减少误读的措施。

关键词：传播心理,政府新闻,误读

参考文献

[1]朱丽丽.网络与现实:网络煽情背后的社会焦虑—以‘五道杠少年’事件为例[J].新闻记者, 2011 (8) .[1]朱丽丽.网络与现实:网络煽情背后的社会焦虑—以‘五道杠少年’事件为例[J].新闻记者, 2011 (8) .

[2]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2]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3]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3]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一首被误读了千年的诗歌 篇5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主题商榷 甘肃泾川一中 史靖宝 邮编：744300 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白被赐金放还，由长安返回东鲁家园，次年再度踏上漫游的旅途。《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在李白即将离开东鲁南下越中时所做。诗题一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这首诗的“解题”部分，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是这样表述的：表现了作者鄙弃尘俗，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思想。在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这首诗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解读是：梦境的自由美好，更加强了他对现实中权贵人物的憎恶和反抗。餐霞饮露的求仙生活是他所神往的，但是他也很明白这种生活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排遣忧愁的手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把这首诗的主题概述为：诗中表现了诗人耻事权贵，向往仙境，以求解脱的思想感情。马茂元、赵昌平选注的《唐诗三百首新编》在对这首诗的注解中写道：篇末揭示诗旨，表现了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中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李白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综合以上诸家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都是这首诗表达了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

我认为，这首诗并非表达了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把“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作是李白直抒胸臆的蔑视权贵，是大错特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表达的是李白仕途的失意和对前途的渺茫之感，是挤不进仕途的遮羞布。

仔细分析，凡是持李白“蔑视权贵”观点的人的依据无非有二：一是篇末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是认为诗中梦境象征了李白三年的长安朝廷生活。

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作是李白直抒胸臆的内心独白，必须要明确的是，这“权贵”指什么人？是地方官僚、朝中大臣，还是唐玄宗及其身边人？自然，地方官僚在李白眼里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也不可能让李白“摧眉折腰”，因为连唐玄宗对李白都是恩爱有加的。说到朝中大臣对李白的排挤，散见于各类文选注释和文学史评述，但是均不得佐实。李白是经道士吴筠引荐于唐玄宗的，贺知章读了他的诗称李白为“谪仙人”，唐玄宗因而授予李白供奉翰林。按理说，翰林一职在朝廷中与权臣们是没有大的政治利害纷争的，李白受朝廷大臣的排挤应属无稽之谈。更何况李白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只有他瞧不起人，没有人瞧不起他。关于李白在长安的生活，民间野史倒是记载了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种种故事。即使传闻李白惹恼了杨贵妃，那也需要她向唐玄宗吹风才能报复李白。可以说，除了唐玄宗，没有人能让李白“摧眉折腰”。

可见，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针对唐玄宗的，就是专为他被逐出长安而言的。毋庸臵疑，李白是被唐玄宗赐金放还、逐出长安的。这“权贵”指的就是唐玄宗。“折腰”系陶渊明“吾岂能为五

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典故。难道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指的是他不肯依从唐玄宗？古代皇帝贵为天子，相信在李白心中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然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的愤懑不平之气显而易见，名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实则为“安能摧眉折腰事皇帝”。李白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来，但是矛头还是直接对准了唐玄宗。可是李白即使胆子再大，他也不敢造反。无奈之下，他不得已才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被逐出长安，对年逾不惑的李白而言，失望乃至绝望，痛苦自不待言。就好比今天被炒了鱿鱼的工人，背起铺盖卷，跺跺脚，咬牙切齿地朝着老板恶狠狠地吼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完全是出于一种任侠使气的行为。

原因是李白怎样才能“开心颜”呢？众所周知，真正能使李白“开心颜”的或许就是他那不着边际的梦想，即辅佐帝王，建功立业，成就威名。因此，不难理解，李白对唐玄宗的不满也就在于自己的才干未能施展，而被逐出长安，也就意味着李白的人生理想化为了永远的泡影，因为这毕竟是他同唐代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最高级别的对话。

以上是就诗句进行的分析，下面结合诗篇进行剖析。首章诗人就拿传说中的海外仙山瀛洲的虚无缥缈来衬托天姥山的真实可见，天姥山的高大雄伟超过了五岳、赤城山和天台山。不过这些都是越人的传言，而越地就是李白将要造访的目的地。奇怪的是，李白此时身在东

鲁，还未进入越地。所谓越人的传闻，要么是以前的道听途说，要么是越中有人传信邀请李白了。也就是说，本诗是李白还未到越地就事先对越地进行的一次梦中的漫游。因此，首章诗既可看作是诗人入梦的缘由，还可看作是对诗题“别东鲁诸公”的解释。为什么离开东鲁？按诗中李白的说法，应该是越中有人邀请他了。第二章诗人叙述、描写了梦游的经历。

梦境的开始部分，诗人写了从东鲁夜里飞渡镜湖，到达剡溪，攀登天姥山的情景。静谧的月夜，雄伟的山景，诗人的感受却是“渌水荡漾清猿啼”“迷花倚石忽已暝”。“猿啼”使人忧。从“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到“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可见时间的跨度相当大。有人甚至不能接受刚写了黎明就写傍晚，故此把“瞑”理解为诗人因看山景时间长而眼花、昏暗。我认为大谬特谬。诗人此时已是登临山巅，而且他眼里所见的是自然风光，自然风光是怡神养眼的，不可能会像细如蚊足的汉字，使人看久了会眼花缭乱的。我认为时间上的大起大落，恰好表明诗人感情上的大喜大悲，与“渌水荡漾清猿啼”的矛盾是一致的。诗中提到的谢灵运是一位贵族后代，早年热衷于政治权势，后来被贬为永嘉太守，为了排遣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他到处寻奇访胜，沉迷于山水，最终被杀。有意思的还有李白梦中登天姥山时所穿的谢灵运的木屐。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这是谢灵运特制的登山木鞋。鞋底装有活动的锯齿，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故此我认为，梦境就是对越中山色所做的一次谢灵运式的漫游，是诗人长安失败生活之后所做的退隐举措。“半壁见海日，空中

闻天鸡”，除了点明时间，写出天姥山的高峻之外，“天鸡”在《述异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之鸡皆随之鸣。”“日”，在古代多被用来比喻天子。这种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景象也正是李白心中固有的夙愿。

在梦境的发展部分，诗人写了山景幻为仙境。山景幻为仙境的过程分上下两个层次。下有“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水澹澹兮生烟”“丘峦崩摧”，上有“云青青兮欲雨”“裂缺霹雳”，犹如盘古开天辟地，在山崩地裂、电闪雷鸣中，仙境出现了。与前一部分登山时的宁静轻快不同，这一部分气氛异常激烈紧张，使人目眩神迷，惊讶莫测。有人认为这一部分写得阴森恐怖，象征朝廷的黑暗，或暗示了李白在朝廷中遭排挤和伴君如伴虎的痛苦经历。对此，我不敢苟同。象征朝廷，那应该是天府仙境才行，此时“洞天石扉”还未开启。我认为，这部分激烈紧张的抒情，恰好是李白对自己被逐出长安不满情绪的酣畅淋漓的宣泄，就好比人们登山到旷野里抒发压抑之气时的怒吼一样。感情的波澜起伏，梦境的瑰丽雄奇，正是李白浪漫诗歌的精华所在。

在梦境的高潮部分，诗人写了神仙的到来。天空是且深且远，宫阙是日月照耀，众神仙腾云驾雾，驱虎逐鸾，纷至沓来，可是高潮就此戛然而止，留给人无尽的遐想：众神仙都到了，接下来出场的应该是天帝，他为什么没有到场？为什么欢乐的聚会没有了？给人感觉美梦刚刚开始，在好梦还想继续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梦境突然结束了。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核心。在第二章的结尾部分，诗人写了梦醒的现实。

诗的第三章，诗人写了梦醒后的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世间行乐亦如此”是承接梦游发出的，这与首章越人口中神奇的天姥山大相径庭，与第二章梦境中与仙人相会的戛然而止则是一致的。“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是诗人对四十年人生尤其是三年长安生活的失意慨叹，还是诗人对即将南下越中及今后渺茫人生的不可预知的无奈？抑或都有吧。“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既让我们想到诗题中的“吟留别”，又让我们想到诗人梦中见到的谢灵运与他的木屐，难怪“渌水荡漾清猿啼”呢？三年的长安经历，谢灵运的前车之鉴，使得诗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在彷徨与无奈中犹豫不定。虽然他已过了游玩的年纪，但他还是选择了南下越中的漫游之路。此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并非是他在权贵与山水之间做出的一个简单的选择，这分明是痛苦的呐喊。李白的生活中离不开权贵，梦境中群仙列队等候玉帝的幻灭，正是李白渴望再次见到皇帝可是又不可能的心结所在。这个心愿的不能实现，使他选择了南下而不是北上，选择了山水而不是权贵。好比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一样，李白此时求的也是一种心理的解脱与平衡。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李白在诗中将自己个性化的情绪宣扬到了极致，但是全诗的感情基调仍是忧郁低沉的。长安失意，对李白的打击是沉重的。梦境中不光有他长安生活的阴影，也有他此番南下越中时 的深重的忧虑。因此，把梦境单纯理解成对李白长安朝廷生活的象征是极不准确的。

再结合诗题“梦游天姥”来看，李白梦游天姥山是对未来南下越中退隐生活的预测，退隐对李白而言是痛苦的，是不得已的选择。梦境中的长安朝廷生活，则是李白对过去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了他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人的生活中，未来比过去更重要。所以，把“梦游天姥”理解成“梦游长安”既不现实，也不切合题目。作为一首送别诗，本诗抒感慨，没有叙别意，是有诗人的难言之隐的。这也正是本诗采用梦游写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人，始终处于过去与未来的现实交汇点上。作为人，必须要向人澄清的是自己“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东鲁作为李白的第二故乡，亲人的关怀自在情理之中。可是，李白如何向好心人提及自己被逐出长安的伤心往事，就地谋个一官半职又不是他的所愿，南下越中又前途渺茫，无奈之下，为了安慰东鲁父老，李白只能托梦明志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梦游天姥吟留别》并非表达了诗人蔑视权贵的思想，梦境中有他过去长安朝廷生活的影子和对未来南下越中日子的忧虑，是在继续依附权贵与退隐山水之间做出的无奈选择，是英雄末路、怀才不遇、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无助，是抱负落空、退一步“海阔天空”时的怅惘与迷茫，是失意时痛苦绝望的呐喊。

被误读的一代 篇6

如果说60年代人是理想主义的一代,70年代人是信仰迷失的一代,那么80后则是现实主义的一代,因为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教授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这样分析。

真正跨世纪的一代

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一位酷酷的中国女孩搬上封面。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4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被《时代》认为是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被拿来与美国著名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相提并论。

2004年4月17日《新京报》刊登了《“80年代”是哪棵葱?》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对80后的批评言论开始见诸媒体。近几年来,各类媒体对于80后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特别是网络的兴起,助长了这种风潮。记者在采访时发现,60年代出生人多自诩“愤青”,即将步入中年的“愤青”,他们送给80后一顶帽子:“男宝宝”。 而70年代出生者看80后为天生表现狂。只要提到80后,许多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通批,好像已经形成了规律。

杨雄教授说,他对80后这一社会群体已经关注很久了,社会上的种种关于80后的负面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80后被社会误读了。

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第五代人》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轰动。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和人生定位。从政治代际理论来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曾有五代人一起生活过:第一代青年,出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第二代青年,出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属于“迎接解放的一代”;第三代青年,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第四代青年,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的一代”;第五代青年,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青春期, 被称为“独生子女”一代或“新人类”,他们是真正跨世纪的一代。

他说,中国第五代青年也就是80后这一代,是在市场经济中长大的,他们没有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没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历史负累,他们自懂事起,就生活在一个一切靠自己奋斗的社会。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由发展。与前辈相比,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却失去了铁饭碗的保障、福利房的安乐。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却要承受谋生就业的更大的风险与压力。再没有依靠,也无须等待,于是他们敢于舍弃稳定,选择漂泊,从内陆到沿海,从国内到国外。这也成就了他们的特质:视野更广阔,思维更活跃,信息更丰富,生活更多彩。

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

其实,针对各类批评和指责,80后也不甘沉默,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解释和反驳。如庄丁余撰写的《“80年代后”惹谁了?》,李玮栋撰写的《生于80年代 我们没有经典》等文章。

《中国青年报 》在2004年针对《时代》杂志将韩寒等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一事,采访了曾在美国宾州大学专门从事跨文化传播和中美媒体比较研究的史安斌博士。史安斌博士指出,该文失误之处是“把春树、韩寒他们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来比照”。 他认为,“‘垮掉的一代’和春树、韩寒他们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垮掉的一代’对美国社会负面影响很大。”

杨雄这样评价80后: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对中国的发展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北师大社会心理学博士宋振韶说,《时代》周刊夸大了80后的消极侧面,把冰山一角当成整座冰山,这是人们常犯的一种错误。有时,那表层最吸引人们目光的大概只是波光,可能连冰山一角都不是。一位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表示,大多数80后出生的青年走的是一条建设与创业的成才之路。《时代》的说法有些以偏概全,也不合情理。叛逆、孤独、困惑、伤感之类的形容词,是任何一代人都曾有过的“青春综合征”,而症状厉害的毕竟是少数。

另一位80年代后出生的大学生则呼吁媒体,别只把目光盯在春树、韩寒等所谓“另类”的身上,别忘了千千万万在西部默默奉献青春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大多也是80后的一分子。有人选择了高中辍学,用文字来书写自己的青春,也有人继续在高考和考研的路上拼命奔跑,实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有人选择城市“小资”的舒适生活,也有人投入到贫困的西部,用一串串坚实的脚印,印证他们不悔的青春。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郗杰英表示,虽然80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不全是他们的错,而这些问题也不是80后的主流。像“只想做只灯泡,照亮一间屋”的冯艾,“最大限度地做一个有用的人”的莫锋,谦逊平和、勇于拼搏、幽默机智的NBA明星姚明,用生命谱写壮丽人生之歌的“阳光男孩”黄勇……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个个闪烁青春激情的形象,他们才是引领80后青年群体的旗帜。

有着高度竞争精神的一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告诉《华人世界》,80后的聪明之处在于,在找不到方向时,就放弃寻找。如果以自由来看待他们的发展,个人的实质自由就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对于他们来讲,个人的发展是涉及到經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意味着提高经济水平、消除人身束缚、打破各种歧视压迫、拥有法制和社会保障,从而提高自主能力。

喻国明说,他们不像前辈那样与政治密不可分,除非牵扯到个人发展,否则这一代人的政治热情是不高的。

80后是有着高度竞争精神的一代。PK已经取代了VS,竞争的精神已经内化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从来不奢望依靠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锅饭的他们,喜欢单打独斗而非。和前辈相比,这代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国际视野,更具开放心态。他们不把竞争对象局限于校园内,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同龄人。

“长期浸泡在这种氛围中的80后因此具有了更多可塑性,他们一开始就比60、70年代人更具有宽容精神,因为多元化的物质状态是变动的。从一个人的精神结构上讲,恰恰也是这种不断向外界开放而丧失精神中心的可塑性导致了人格结构本身的不稳定。因此,他们必然很欣赏前卫,不断地追逐时尚,以掩盖因人格结构不稳定和不成熟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也恰恰是因为不能从父辈的生活那儿获得指导意义,并且自己也从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精神中心,叛逆便成了80后确立自己存在价值的依据。”喻国明认为。

被误读的安全管理 篇7

误读一“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却被很多人误读为, 生产和安全是两码事。

在基层经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员说“当生产与安全发生矛盾时, 生产给安全让路”。这种观念和认识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但仔细咀嚼其中含义, 却发现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潜意识, 即安全是生产管理的额外任务, 是迫于形势压力的一项任务。殊不知, 生产与安全是一个对立统一体, 生产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安全问题, 如果安全问题解决不好, 很可能导致生产中断, 而安全是为了更好地生产。

目前, 大部分企业, 都把安全管理工作主体确定为本单位的HSE管理部门和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安全出现问题后, 更多的指责指向安全部门。而管理必须以对各种资源的掌握和对过程的控制为前提条件, 每个部门和管理人员都仅被赋予了部分资源及过程控制权, HSE管理部门也不例外。

因此只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统筹安排, 各部门和各级管理人员, 按照各自的分工, 认真履行和承担HSE职责, 才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误读二“通过培训提升职工安全意识”

强化培训工作是在提高员工安全意识方面经常提到的经验, 其作用也不容否定, 但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 只要做好培训工作, 员工的安全意识就会提高, 期望仅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进而改进员工在作业中的安全表现。

实际上, 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安全意识也许会通过培训得到提高, 但并不是培训后就必然产生良好的安全行为表现。合格的培训只解决了员工“怎样做”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员工“必须做”“应该做”的问题。

意识的培养是多方面的, 比如, 企业可以通过完善制度, 对员工进行约束, 解决“必须做”的问题, 通过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来影响员工的行为, 解决“应该做”的问题。只有通过培训、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共同培养员工的安全意识, 才能改进员工在作业中的安全表现。

误读三“严肃处理事故责任人”

面对事故立即组成事故调查组, 并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这本无可厚非。然而, 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事故调查处理的最终目的。

处理事故责任人确实十分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 让更多的人最大限度地了解事故真相, 进而避免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目前, 包括《安全生产法》在内的法律法规, 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均已有明确的规定, 违反哪一条就执行哪一条, 无可非议。因此,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查清事故的原因, 尤其是深层次的管理原因。

以杜邦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大公司, 对待事故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即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是管理失误造成的, 各级管理人员直接对事故负责。而我们恰恰在事故原因分析和责任划分上, 过分地把目光集中到了直接责任人和现场员工身上, 对事故原因分析不深不透, 对管理层的分析往往也仅限于主管领导和HSE管理部门, 有些管理干部受处分后, 甚至不清楚自己在管理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也就更无法吸取教训。安

被误读的窦唯 篇8

一派人叹窦唯潦倒，恨其不争气。其实这已经不是窦唯第一次被拍到“不体面”了。对那些年轻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而言，秃顶加上肥胖简直是大罪。要知道，健美的身材能成功地将有文化的中产区隔于那些幼稚颓废的年轻人和庸俗的资本家。一位微博“大V”说，窦唯想怎么活是他的自由，但活得穷困潦倒起码不是一种美德。

也有人力挺窦唯安贫乐道。“你怎么知道窦唯不是自得其乐？”“你有他那么牛逼吗？”“坐地铁怎么不体面？”“胖子、矮子和秃头就不可以灵气四溢吗？”甚至有人引用窦唯拒绝土豪给钱的场景来证明窦唯的遗世独立，暗示有才华的人总是与世界格格不入，甚至注定贫穷。但这种假设窦唯“不世俗”何尝不是另一种世俗，作者本人似乎还有些一厢情愿地跟窦唯惺惺相惜。媒体人杨樾说得更狠：他们用力挺窦唯来为自己贴金，说白了，就是想证明自己在沉沦俗世天天盼着发大财的同时，还有一颗渴望超凡脱俗的心。

在一阵阵口水中窦唯被贬低，也被捧成仙。就像很多故事一样，说到后来主人公的真实面貌反而消隐了。我们真的了解窦唯吗？还是借着窦唯说自己的世界观呢？我们自以为读懂他的表情，我们自以为他快乐，我们自以为他不在乎体面。我们看似在讨论窦唯的戏剧人生，实际上是陷在各自的人生里寻求某种安慰剂，因此才会生出关于自由和金钱、才华和体面的永无休止的纷争。

能确定的是，窦唯不只是在远方。他在生活，在做音乐。他的专辑非常高产，新专辑也马上要发行了。窦唯的音乐里有幻觉、镜花、箫乐、夏扇、观音和海。比较为人知晓的有《殃金咒》和《潸何吊》。前者暴烈中有清凉宁静，后者清冷细腻。他不写歌词，“歌词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模式化的东西，那就免了吧。”他用自己的方式跟世界对话。网上在流传他的画作，线条随意、色彩浓烈、画风松弛，画的都是日常——自画像、村庄、胡同、水果篮。这回对外界的争议，窦唯的回应是“清浊自甚，神灵明鉴”，比起当年烧记者车的窦唯，现在的窦唯已经不那么气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