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制金融体系（精选十篇）
普惠制金融体系 篇1
关键词：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制度
国际上对普惠型金融体系的定义是, 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让广大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 对象包括农户、微型企业等相对贫困群体、产业和地区。这一金融模式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 给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客户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 这正是当前传统金融体系难以实现的。
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普惠型农村金融理念存在一定偏差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离普惠型还有一定差距, 其典型特征是我国当前农村金融组织简单, 体现为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初级性;农村金融供需存在总量上的不匹配与结构上的失衡;农村金融内部功能弱化和资源外流加剧并存等。回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 其组织产权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调整和重组中, 组织结构的法人地位长期处在分、立、撤、并、升、降过程的反复中。可以看到,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机构变迁频繁, 尽管有良好的发展农村金融的愿望, 但是在层层矛盾之下, 都未能实现根本的转变。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一直缺乏一个总体的、明确的思路, 特别是我们对农村金融的功能定位、承担主体、制度保障等方面一直动摇不定。
1.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性, 政府部门在农村金融改革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农村金融市场的真正需求者和供给者被边缘化, 诱发性制度变迁功能一直未建立起来。这样的改革模式将大大限制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作用。同时, 在强制制度变迁模式下, 政府部门一方面严格控制着农村金融的准入, 另一方面也未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体制, 使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始终处在一种封闭、单一的格局下, 金融市场主体单一, 金融监管简单, 发展水平低下, 难以提供广泛有效的农村金融供给。
2.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模式。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自上而下特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一脉相承的, 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改革自然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模式。我国农民在长期的国有化环境中生存, 对财政贴息贷款、财政风险分担类贷款也更多的从政策性的角度, 而不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理解, 所以在还贷的主动性上还没有普通的民间借贷强, 这也是造成政府倡导、支持的支农信贷在我国很多农村逾期比率、不良率高的重要原因, 进而造成农村基层对金融的需求不是基于商业需求, 不能形成有效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倒逼机制, 农村金融供给增长缓慢而低效, 这些都是与建立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的农村普惠金融制度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3.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机构改革重于市场建设。
我国以往的农村金融改革, 很大程度是针对金融机构本身而不是从农村金融服务的对象着手, 组织调整重于产品服务创新。目前众多学者提出, 以机构改革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必须进行范式转变, 需要把注意力从机构改革及其相联系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上转移出来, 更多地关注金融服务基本功能, 以及金融服务与产品消费者的利益;更多地关注金融市场机制的建设、激励机制和制度的改革, 而不是单个机构的命运;政府需要厘清哪些服务和产品是商业化的金融机构按市场原则无法提供的, 并据此设计出最佳的、不扭曲市场机制的干预措施。
二、普惠制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设计
自2004年以来, 国务院连续几年颁布一号文件要求和鼓励农村金融改革, 进行制度创新。当前, 我们应借鉴普惠性金融体系的国际理念, 以建立一个与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
从功能定位看, 其一, 整体上满足广覆盖与多层次的双重要求。广覆盖不仅包括面上的覆盖, 也包括量上的覆盖。实现广覆盖的要求不仅是形式上的供给和创新, 更重要的是机制上的设计和保障。其二, 发挥市场基本功能, 塑造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在服务于当地经济过程中, 金融体系根据各地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农业产业结构、规模和风险特性不同, 对应不同的金融要素结构。其三, 保证农村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发挥。当前重点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防止资金外流趋势的继续扩大;二是创造条件合理引导资金回流;三是实现金融资源在农村领域的高效配置。
从机构视角看, 相比于其他金融机构, 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进程也更为复杂, 原因就在于目前还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办法解决所有的农业问题, 这是我国农村机构改革的最大特殊性。农村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和业务规模应置于农村经济体系中通盘考虑, 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及改革进程协调改进。在推进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在改革进程中各有其自身的侧重点, 但在整体上应是功能互补, 构建一个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络。
从效率视角看, 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农村金融体系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因此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高效运行必将考虑到诸多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可以组成不同的效率分析框架。创新是提升效率的最有效途径。目前国家在农村金融机构创新方面已有一系列新措施出台, 但与当前城市金融体现的整体创新能力相比, 农村金融体系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应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包括在理念、机构、产品、服务、制度、市场、管理等多方面的创新过程。
三、建立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层次制度保障
普惠制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必须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在微观制度安排, 应考虑市场导向、资本结构、治理结构、风险管理、金融监管等为主的微观因素。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政府职能、财政补贴、央行支持、土地金融、税收优惠、信用建设等配套措施。微观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效率, 而宏观制度安排则起辅助和保障功能作用。
1.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
(1) 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干预为补充的混合型农村金融体系。
传统的农业融资论以外部资金注入、低利率融资和建立非盈利性的农村金融组织等为主要内容, 农村金融市场论则以在农村金融机构内部进行储蓄动员、市场化的利率机制等为主要内容。实践表明, 在这两种指导下建立的农村金融体系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困境。当前应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干预为补充的混合型金融体制将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措施包括降低金融机构在资金、组织形式、地域方面的准入门槛;推进农村金融资金价格市场化;完善金融机构风险救助和退出机制等。
(2) 以产权改革构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起点和基础。
产权制度是金融制度的核心, 形成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产权模式, 已成为当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农村金融要实现资本结构的多元化, 对于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 应结合各自特点采取“一行一策”策略, 形成较为科学的产权制度。
(3) 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与科学的风险管理体制。
治理结构应以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制衡作为基础。主要的措施包括强化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制衡机制, 建立监事会对董事会 (理事会) 的制衡机制, 科学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建立和健全激励机制等。
(4) 规范发展新型金融组织, 坚持分类监管和突出监管重点。
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在融资服务功能方面有独特的金融管理印记。因此在管理实务上赋予其合理性、合法性, 使其顺利地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为保护投资人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农村金融体系稳定, 当前应在相关地区建立农村金融服务协会的试点, 各级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依托农村金融服务协会, 对农村新型金融服务组织履行监督、管理、协调、服务职能, 以促进各地农村新型金融服务组织合规经营和稳健运行。在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前提下, 坚持分类监管和突出监管重点, 把审慎监管与业务创新和搞活经营有机结合。
2.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
(1) 深入转换政府部门在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中的职能。
这种转向必须解决多个方面的问题, 包括政府金融行为的自我约束问题、公共资金弥补商业金融亏损的边界、国有金融机构经营者选拔问题、引导“地下金融”合法化问题、制度缺损与制度失效问题。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立足几个方面:一是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二是要树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意识;三是要健全农村人事、财务监督等各项制度;四是为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2) 发挥财政补贴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通过财政手段对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借贷行为进行补贴, 目的在于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到比较效益低下的农村领域, 这实际也是财政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间接投入方式。财政对农村金融业采取的支持和保护措施, 可以通过资金注入、信贷补贴、债务担保以及直接拨款等形式进行。
(3) 加强中央银行在农村金融改革中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职能。
近年来, 人民银行在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和农村信用社改革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概括而言, 中央银行在支持普惠型农村金融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举措包括: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用好用活支农再贷款、运用利率杠杆引导“三农”信贷投放、维护农村金融稳定、推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对农村金融改革整体规划的研究和推动等。
(4) 发挥税费优惠作用。
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普遍出现趋利导向, 吸收的部分资金被用于获利率较高的非农领域, 资金“农转非”现象日趋突出。为调动金融机构增加农村贷款的积极性, 国家可对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税率政策, 将减免税与存贷款比例挂钩, 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借鉴国外经验, 英国政府对三家农业银行在经营中享有免除联邦所得税、免除债券利息的地方所得税等优惠,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实行减税收政策, 泰国政府明确规定国家农业合作银行不上交税收, 建立信贷支农中税收优惠的长效机制。
(5) 强化信用环境建设。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任何形式的农村金融体系都必须建立在支持“三农”的良好信用环境里。当前, 应加大力度对广大农民和企业单位进行诚信教育;加快健全政策和法律法规, 优化金融支持“三农”的法治环境, 加快研究制定《农业信贷法》、《合作金融法》、《消费信贷法》、《个人破产法》等专门法规或条例;从抓金融系统信用建设入手, 逐渐向工商、税收等部门延伸, 建立农户、企业信用档案资料库, 进一步规范农村市场和社会信用秩序;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 整顿和规范社会信用秩序。
参考文献
[1]赵明光.农村金融供求演变与普惠制金融体系的建立.西南金融, 2007, (10) .
[2]夏志.普惠制金融体系与和谐金融建设探索.浙江金融, 2009, (3) .
普惠制金融体系 篇2
一、农村金融供给与信贷约束
我国长期执行的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决定了金融业事实上执行了牺牲农村金融保城市金融、抽调农村资金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改革开放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政策取向有所变化，农村金融组织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农村经济仍然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源，农户和农村企业仍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信贷约束，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不足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我国正规的农村信贷渠道主要有四类：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具体包括六家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虽然农业与农村相关贷款的投放近年来大幅度增长，但直接用于农户和农村企业发展的贷款的相对比例比2002 年初甚至还有所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2005 年开展了百村农村金融调查。在1962 户有效样本农户中，60.65%的农户有资金融入需要，32.67% 的农户获得了信用社贷款，而且信用社对有金融需求农户的贷款满足率达到48.36%（即有借贷需求农户中获得信用社贷款农户的比重）；而如果考虑农户的申贷获得率，信用社对申请贷款的农户信贷满足率进一步提高到74.19%（即实际获得信用社贷款农户占申请过贷款农户的比重）。但通过深入分析则可发现，正规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仍不容乐观。
（一）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不匹配抑制了农村金融需求的正规诉求
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在有借贷需要的1190 户农户中，462 户（占38.82%）农户根本就没有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而且这其中又有143 户农户最希望的信贷渠道是信用社（占有借贷需要农户的11.20%，占有借贷需要而不申请正规贷款农户的31.85%）。这部分农户的金融需求不能获得正规金融的满足，反映了正规金融与农户现实需求间存在的结构矛盾。其原因可分为两类：
一是正规贷款交易成本过高。信用社贷款的平均利率不仅高于其它银行的利率，甚至还高于一些民间贷款的利率，调查中有39.92% 的农户都认为信用社的利率太高了。而且，一些地区的信用社还要求“先入股，再贷款”，农户和企业为了获得贷款，除了支付贷款利息，还需要从贷款额中扣缴5% ～ 10% 的股金，从而使正规贷款的实际资金成本增加到了10% 以上。从相对成本来看，目前农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规模偏小，相对于其所能够发挥的资金效用来说，正规贷款的交易成本偏高。为了获得贷款，农户还需要履行比较复杂的贷款手续，承担较高的贷款利率，承受严格的期限要求和还款约束，甚至还要多方寻求关系或担保人等。相当大部分农村资金需求者认为，为获得那么一点资金如此麻烦不值得，不如直接向亲友和其他私人借款方便。
二是农户对正规贷款的获得没有信心。由于我国长期存在正规贷款获得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正规贷款要求抵押和担保，以及正规信贷存在关系配给的现象，农户对正规贷款的获得存在消极的预期。
（二）农村信贷需求者普遍遭受正规信贷规模的约束
在评价正规金融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时，不仅要看其覆盖范围，还要看满足的程度，即获得贷款的农户其资金需求是否得到了切实的满足。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上更追求覆盖面，特别是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使小额贷款发放户数成为信用社重要的考核标准。而且大部分信用社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考虑，对大额贷款的发放比较慎重，往往需要经过层层审批，且资金需求者申请的贷款金额通常被大幅度压缩。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的资金需求者都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约束，即获得的贷款规模小于其资金需求的规模。68.9% 的农户所期望的借款金额都在5000 元以上，然而农户所实际获得的680笔正规借款中，48.9% 的借款规模都小于5000 元。54.5% 的农户认为信用社给予的授信额度不能满足资金需求。而从企业来看，正规金融对其的信贷规模约束就更为普遍。此次调查中，100 个企业回答了在现有利率下希望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数额，其平均值为87 万元。从需求满足程度看，信用社对企业期望贷款额度的满足程度平均值仅为15.5%（即获得贷款数额占期望贷款额的比重）。
这说明大部分企业都有受到正规信贷规模的限制，而且信贷规模约束程度很高。
（三）正规贷款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增加了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流动性风险
信用社贷款的期限大部分是10 ～ 12 个月，虽然农户资金需求一般也是一年，但信用社的借款期限结构与农业的生产周期存在不一致性。信用社的贷款一般是年初发放，要求年底
还款，但通常当年收获的农产品在年底还不能够完全卖出，很难有资金还款，从而使得农户还贷款的逾期率非常高。而从农村企业来看，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也受到严重压抑。234 笔款的平均期限为14.71 个月，其中129 笔贷款的期限是12 个月（占55.1%），期限大于12 个月的贷款仅有35 笔（占15%）。由于正规贷款的期限结构不合理，且又存在强制偿还约束，从而使得资金需求者面临极大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在贷款到期时一旦存在资金周转困难往往不得不诉求于高利贷。特别是一些贷款是以资产抵押为条件的，一旦面临贷款偿还问题，还会使资金需求者遭受资产损失。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弹性的金融产品，增加了资金需求者的风险成本，也成为压抑农村资金需求的重要原因。
二、建立符合农业特点和农民需求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普惠金融体系是国外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要为目前金融体系并没有覆盖的社会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毫无疑问，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体系离普惠金融体系还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是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远不能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需求。主要依靠现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不可能解决有效服务“三农”发展的金融需求问题。必须从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着眼，以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目标，推行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
（一）明确各类正规涉农金融机构职能，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
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应坚持为农服务方向，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体原则，全面深化内部各项改革，进一步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充分利用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完善其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加大各类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信贷支持。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推进股份制改造，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产权明晰的社区性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引导信用社朝着更加贴近“三农”的方向发展，确保其服务方向不改变、信贷资金不外流、支农力度不减弱，发挥好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处理好农村信用社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的关系，防止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农村信用社的兼并、重组和联合，维护和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的稳定，强化基层社服务“三农”的能力。为了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更多地留在农村，必须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明确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具体比例。《决定》提出，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应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这一要求既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类别、地域分布，尽快确定其在县域内吸收的存款直接或间接投放当地的比例，并同步安排配套激励政策。
（二）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机构多元化严重不足，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1998 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撤并了3 万家以上的机构网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严重不足。为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2005 年和2006年的中央1 号文件均提出，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大力培育小额贷款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切实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充分性。2007 年银监会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鼓励社会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试点，一是可以打破一些地区现实存在的信用社垄断经营的局面，有助于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二是“低门槛”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开辟了新渠道，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业的产权结构；三是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结构和布局，满足中低收入群体和微小企业的金融需求。
随着各大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地区撤出，在切实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应允许新设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地区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特别是重点引导各类资本到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金融竞争不充分的地区投资设立机构。要继续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试点范围。为保证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健康发展，需要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完善监管手段和监管机制，保证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在坚持为“三农”发展服务的原则下，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和风险控制水平，坚持商业可持续发展，努力为“三农”提供低成本、便捷、实惠的金融服务。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要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三）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主要条件。现有比较单
一、竞争性不足的农村金融体系模式，难以满足大量缺乏担保抵押的农户和小型、微型企业的资金需求。发展各种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尤其是为目前金融体系并没有覆盖的社会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其次还有近两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要重视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独特作用，进一步放宽对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途径，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四）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农业保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农业保险服务领域逐步拓宽，全国开展的农业保险险种达160 多个。农业保险业务规模不断壮大。2004 年～ 2006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0.03 亿元，保险金额1294 亿元；2007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51.8 亿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1126 亿元风险保障。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逐步发挥，2004年～ 2007 年农业保险赔付47.26 亿元，仅2007 年就为450 万户次农民提供了32.8 亿元保险赔偿。但是，农业保险发展还远远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业保险的覆盖面还不高，农业风险管理机构不健全，农业保险法律缺位。
国际、国内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保险是高风险的保险业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国外农业保险实际上均是在政府补贴下开展的，要么直接对费率补贴，要么直接赔付，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各个国家支持农业的普遍做法。农业保险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之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必要把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作为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
第一，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必须运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政府决定农业保险供给的方向和数量，制订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种被批准的组织机构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它支持。第二，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免除营业税。2007 年，国家财政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各级财政投入29.94亿元保费补贴。2008 年，中央财政大幅增加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保费补贴经费预算由2007 年的21.5亿元增加到60.5 亿元。要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助资金，稳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程度。第三，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国外通常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和巨灾风险转移机制，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和积累资金。我国目前没有上述机制，巨灾风险只能由保险公司承担。一方面，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另一方面，随着试点覆盖面不断扩大，无法分出的巨灾风险随之积累，严重威胁金融市场稳定。因此，随着农业保险业务的迅速扩大，承担的风险不断累积，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要尽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五）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决定》提出，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这是基于我国农村信用信贷担保体系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目前，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信用担保机构规模普遍较小，资本金少，风险化解能力和代偿能力很低；农村信用体系还不完善，担保公司承担较大的主体违约风险；担保机构运作不规范，潜在风险较大；信贷担保覆盖率不高，还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担保机制，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加大政府对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牵头出资、农民和农村企业参股，建立专业化信贷担保机构，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主要服务于农民。鼓励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增强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扶持建立农村信贷担保基金。鼓励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和协会组织创办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担保公司。
构建完善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篇3
关键词：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失灵；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发展普惠金融”被正式提出，表明普惠金融日益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农村金融的落后也是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农村金融的落后严重地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认清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和其存在的问题对于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甚为关键。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不便、基础设施的落后、接受教育的整体水平较低、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小造成的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以及政府的不恰当的干预都是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开展的重要原因。而推行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区域便是农村，因而对于如何在农村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普惠金融
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可以说是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Christen RP，Timothy R.Lyman，Richard Rosenberg（2003）详细地叙述了小额信贷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认为小额信贷对于消除贫困具有积极的作用。Christen，Rhyne和Vogel（1995）认为小额信贷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和为贫穷的人们服务。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小额信贷的具体的操作实例，认为小额信贷是有利于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的金融扶贫活动（杜晓山，2004）。微型金融是小额信贷范畴的延伸，是小额信贷金融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结果。
金融普惠和普惠性金融体系是在2005年前后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提出的概念。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认为普惠金融对于企业和家庭而言都是能够方便得到的有保障和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并且能够接受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普惠金融指的不是单一而又零散的金融机构，它所指的是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这样贫穷的人们便不会在被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边缘化（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2015）。普惠金融的宗旨是建立为全社会所有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并认为只有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才能保证贫困人口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使得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不断地得以提升（潘功胜，2015）。因此，普惠金融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含义：一是企业和家庭为获得金融所支付的成本是合理的； 二是金融服务是竞争性的，为消费者提供的选择是多样服务化的；三是金融机构运行稳健，内控严密并能够接受市场监督和审慎监管；四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确保能够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周小川，2013）。
三、目前农村金融现状及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图1即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概况。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正规金融体系为核心，以根植于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体系为补充（马九杰，吴本健，周向阳，2013），该金融体系相对健全，然而仍旧存在很多问题。
截至2012 年末，我国还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乡镇共有1696个，这些乡镇多处于老少边穷地区，要消除金融服务空白还十分困难。在很多乡镇，往往只有农信社或农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形成了金融垄断，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据农行和西南财大联合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提供的数据，2013年只有43.8%的农村家庭拥有民间借款，但拥有正规贷款的农村家庭仅占14.1%。在农村地区，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72.4%的农村家庭受到信贷约束，其中，62.7%的农村家庭没有通过银行来解决资金困难，9.7%的家庭申请了银行贷款但是被拒绝。
要将农村的普惠金融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仍然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并且目前农村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也正在日益地凸显，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失灵并存，具体地表现为农村金融的供给总量不足与供给结构失衡，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以及政府干预的无效率和寻租行为等。
（一）农村金融市场失灵。
1.农村金融服务供求失衡。在本文中我们用信贷约束来衡量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情况。信贷约束指的是金融的供给量不能够满足金融的需求量的一种情况，直接法和间接法是测量信贷约束的两种方法（Petrick，2006）。直接法就是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直接进行实地调查从而判断其是否存在信贷约束的方法。马九杰等相关专家于2008年对甘肃、山西、浙江等3省15县100多家中小企业和近1000家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首先，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农户和中小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高。其次，不同的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具体包括农户、中小企业以及龙头企业之间面临的信贷约束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受信贷约束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其次是农户，而受其影响最小的乃是龙头企业，往往最需要金融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具体关系如图2所示。
根据图1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很容易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既依赖于正规的金融体系，又依赖于非正规的金融体系。但是通过图2不同农村经济体面临的不同的信贷约束程度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正规的金融体系还是非正规的金融体系，都更愿意满足龙头企业、城市客户以及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并未给更需要信贷的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优质的信贷服务。为了抢夺优质的客户资源，正规金融体系内的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体系内的各金融机构展开激烈的竞争，而最需要金融服务的中小规模的涉农经营主体被边缘化，因而农村的金融服务很容易地出现结构性的失衡。
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实践与思考 篇4
一、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实践
近年来,山西省忻州市以创新为主线,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逐步融入普惠金融元素,大力完善民生金融体系,助推城乡一体化发展,结合地域特点和经济金融实际,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1.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创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组织金融机构试行应收账款、仓单、销售收入、最低库存保有量和产品等抵押,拓宽了小微企业担保物范围;开展货币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督促指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入,初步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创新推出中小企业“助保贷”融资模式。市辖各县建立了“助保贷”风险补偿金,政府出资5231万元,先后有83户企业获得“助保金”贷款3.79亿元。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加快企业融资。建立了《银企融资信息快捷通工作制度》,定期向金融部门推荐融资需求项目。先后推荐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和融资需求项目3780户 (次),促成5944户企业获得银行贷款93.53亿元。到2013年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4亿元,较年初增加20.61亿元,增长24.71%,占全部新增贷款的19.8%。其中小型企业贷款余额102亿元,微型企业贷款余额1.7亿元。同时,为小微企业办理票据融资5.32亿元,占企业票据融资的83.52%。
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初步构建起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除农行、农信社等涉农金融机构外,小额信贷公司已达110家,村镇银行2家、资金互助社1家,全市农村普惠金融组织体系趋于完善.2013年向上级行申请支农再贷款限额5亿元,再贴现限额0.5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三农”支持,对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了支农资金来源。以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为依托,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为抓手,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2013年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已收录1.35万户企业和9.5万名自然人信用信息;为2428户企业发放了机构代码证,增量机构发证率达到100%;为46万户农户建立电子信用档案,并评定信用户35万户。到2013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428亿元,较年初增加62.57亿元,增长17.14%,占全部新增贷款的60.74%。
3.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服务环境。组织金融机构接入全国大额、小额支付系统,实现了全市资金划转实时到账。开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为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和资金结算提供了便利。开展银行结算账户开销户网上审核,方便了农村地区企业和个人结算账户办理。协调金融机构加大惠农卡、POS机、ATM机、转账电话等在农村地区布放,改善了全市支付结算环境。2013年,全市大小额支付系统共清算资金8964亿元,较上年增长8%。积极推进农村地区手机支付试点工作和IC卡推广运用工作,巩固小额支付“村村通”工程和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成效,优化了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2013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累计布放各类受理终端13700台,发放银行卡431万张,受理终端使用率达到了75% 。全市农 户持卡率 达到了95%,小额转账支付“村村通”工程己覆盖全市100%的行政村。抓好财税库银横向联网,提高财税资金运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了国库服务民生能力,纳税人通过横联系统纳税85亿元,各级国库直接支付政府各类补助资金3.02亿元,惠及群众100多万人。
4.健全金融扶贫体制机制,做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忻州市作为太行山、吕梁山连片特困地区涉及五台、繁峙、静乐、神池、五寨、岢岚六个贫困县,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是全省扶贫攻坚的集中区域。近年来,人民银行忻州中支积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积极引导金融机构采取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金融扶贫措施,扶持辖区特困县域经济发展。下一阶段,一是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结果的运用,对支持农业经济发展贷款比例高,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地方实体经济的法人金融机构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增加资金供给能力的办法鼓励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增加连片特困地区的支农再贷款规模。解决支农资金不足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力度,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助推了“三农”经济发展壮大。三是继续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了片区与非片区工作简报和季度工作汇报会制度,加强信息交流、工作互动和分析研究工作,推动金融扶贫工作取得成效。通过信贷杠杆放大财政杠杆的撬动作用,发挥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扶贫开发中的互促互补作用。
5.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提高社会公众金融意识。组建忻州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领导组和办事机构,设立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积极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2012年8月份启动起来,已受理和解决金融消费投诉123起,有效维护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组织金融机构在全市城乡建立3582个反假货币工作站,全力做好反假人民币工作。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2014年3月忻州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被授予“消费维权服务站”。这是忻州市区范围内首批设立的15个消费维权服务站之一,是经当地工商部门、消费者协会共同审查批准设立的金融维权中心。
二、发展普惠金融的制约因素
1. 农村金融仍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一是农村金融业务效益低、风险高,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内生动力不足。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导致农村金融资本回报率低,同时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较高,一些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外流现象。与农村金融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还不完善,投资环境、司法环境、信用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建设尚未完全到位,担保公司、资产评估公司、信用评级公司等中介服务型机构仍较为缺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二是农村抵押担保品缺乏,农村地区“贷款难”和“难贷款”的问题并存。在当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下,金融机构只能将法律法规不禁止、产权归属清晰的资产作为贷款抵押物。农村产权改革、农村资源信息登记、资产评估以及市场流转等相关配套条件还不完善,总体上制约着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三是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不够,与农村居民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布局还不够合理,支付结算品种和渠道还比较单一,农村居民仍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便利的存取款和支付结算等基础金融服务。
2. 小微企业融资仍面临诸多困境和约束。一是小微企业融资面临信息不透明、交易不经济和风险不确定因素的制约。目前仍处于转轨阶段,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小微企业自身也面临更大的结构转型压力,银行对大企业、大项目的偏好,更容易产生信贷市场上对小微企业资金供给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宏观环境变化和政策偏紧时期,小微企业信贷供求矛盾也会变得更为突出,资金可得性进一步下降,融资上会更加依赖高风险的非正规金融,利率也会进一步提高。二是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仍较为缺乏,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银行对小微企业服务的压力仍然不足,同时资本市场中直接服务于小微企业的场外市场建设滞缓,直接债务融资渠道也有待进一步拓宽。三是政策配套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财税扶持政策、风险分担机制、信用体系建设等配套政策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仍缺乏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相对应的高层次协调机制,财税扶持政策和风险分担机制有待进一步落实,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分散难以全面归集。抵押担保手续繁琐、费用较高。
三、推进普惠金融的国际经验借鉴
1.秘鲁:致力保护金融消费者。由秘鲁金融监管机构———秘鲁银行保险基金监管局(以下简称SBS)一直倡导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普惠金融在秘鲁的实施铺平了道路。秘鲁的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开始金融普及和保护消费者的行动,SBS的干预更多侧重于鼓励和加强这些活动。SBS一直强调政策的一致性和增加信息的公开透明性。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克服大众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2.墨西哥:政府的作为。墨西哥政府一直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广泛普及金融知识以及推动金融机构的透明化作为扶贫的主要手段。自2005年以来,墨西哥政府一直积极推进政策法规的改革。为使这些手段在总体上保持一致,由主管墨西哥金融部门的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牵头,在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的配合下,墨西哥政府出台了《2007-2012年国家发展规划》和《2008-2012年国家发展融资计划》,直接推动了银行法规的改革,使非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代理商)可以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并且允许专业细分银行根据差别监管提供不同的服务,同时将小型储蓄和信用机构纳入正规的吸收存款机构管理并帮助其发展。
3.巴西:代理银行模式。巴西的地理形势使得在其边远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显得格外困难,于是,巴西尝试将一些非银行机构,如药店、邮局、超市等发展为银行代理机构,通过将银行功能分解外包给代理机构使其经营更加多元化,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广泛,如开立和管理简单的存款账户、开展贷前调查等。使用代理机构的商业银行必须对代理机构的经营行为全权负责。在2000-2008年期间,巴西国内的银行账户数量翻了一倍,这主要受益于代理银行模式的大力发展。同时,巴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应的综合政策措施,使得代理银行运营成本更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多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巴西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国家如秘鲁、哥伦比亚等也大力发展代理机构。相关数据显示,建立40家代理机构的成本仅相当于建立一家银行分支机构。
4.肯尼亚:手机银行经验。2006年,肯尼亚3500万人口中只有19%的人口拥有银行账户,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而大部分银行机构都集中在城镇地区。2007年,由英国跨国移动运营集团沃达丰 (Vodafone) 在肯尼亚的子公司Safaricom首先推出 手机支付 产品M-Pesa,开创了肯尼亚手机银行服务之先河,使在农村的肯尼亚人无需使用现金即可互相交易。由于手机在肯尼亚的普遍使用,该手机支付产品M-Pesa得以迅速推广。2007年6月,该产品在肯尼亚拥有17.5万用户、577家服务代理商。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07年肯尼亚全国平均每10万人才拥有1.5家银行机构服务和1台ATM机。
5.俄罗斯:“金融扫盲5年计划”。俄罗斯制定了全国性金融扫盲5年计划,周期为2011年7月至2016年6月,计划资金为1.13亿美元(含2500万的世界银行贷款),目标人群是小学到大学的学生和潜在使用金融服务的中低收入人群,目标是改善俄罗斯金融生态环境,提高民众金融行为的效率,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俄罗斯制定了金融扫盲国家战略以及加强金融扫盲和消费者保护的政策框架,建立了机构间的协调委员会,并指定俄罗斯财政部作为负责机构,选择重点地区先行试点。
四、几点启示
1.推动普惠金融立法工作,完善政策支持和引领。要积极探索成立跨部门的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促进专门政策法规,建立全面、多层次、多样化的普惠金融供给体系,制定合理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并将这些战略转变为有效的政策加以实施。健全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财政、税收等政府部门要建立有利于金融服务渠道建设的财税支持政策体系,改进财政补贴方式,优化税收扶持政策,减免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贷款所得税。监管部门要逐步建立起对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情况的监测、评价和考核机制,引导提高普惠金融的参与度。
2.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大力发展多种融资方式。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资源倾斜,引导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投向民生和就业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服务需求领域,调整金融资源分配,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扩大弱势地区、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支持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支持绿色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大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债发行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发行新型债务工具融资,拓宽小微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
3.支持小微金融机构发展,不断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要建立多层次、覆盖广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网络。探索组建针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继续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贴近社区,服务“三农”、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社区银行、自助银行、金融便利店等新型网点模式。在不具备设立物理网点条件的边远贫困金融机构空白地区,可以通过布设自助服务终端、转账电话、移动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电子服务渠道,推广应用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信息科技服务手段,使农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小额取现、账户转账和信息查询等服务,满足其基础金融服务需求。
4.鼓励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规范和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重视加大新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作用,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商业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等广泛开展高水平、深层次的合作,创新服务模式、渠道和业务产品,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电信运营商等增强支付结算、资金融通等服务功能。要建立健全现代化支付清算体系,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健全信用体系,加强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逐渐建立能够共享交易和信用信息的数据库系统,建立信用档案,实现信用管理,建立诚信的信用文化和及时更新的征信体系。
农村普惠金融 篇5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普惠金融正在逐渐作为一种被边缘化的金融体系取代微型金融，并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金融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尚不成熟，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农村小型企业以及农民个体的融资、贷款仍然相对困难，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如何为农村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当前解决农村“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的迫切需要。普惠金融拥有融资快、低成本、小型化的特征，对于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利高效的融资渠道具有良好的功效，尤其是在当前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普惠金融能够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深入农村小生产经营组织，为农村发展服务。
一、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我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农村的金融体系改革，旨在构建以支农、惠农为目的的功能健全、运转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经济振兴、农民收入改善提供有力的支撑。随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得到改善，金融行业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金融服务更加丰富和健全，大大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并极大的改善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面貌。但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化不足
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向商业化运营模式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市场化运作能力相对低下。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金融产品自身具有灵活性，应针对不同的客户灵活调整价格（利率），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度依赖行政命令引导，政府管控相对严格，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不足，金融机构缺少相对宽松的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农村普惠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相对僵化，农村普惠金融的作用受限。例如，政府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农村地区投放一定比例的贷款，这一规定的初衷旨在保障农村地区的融资流入，但是，这一规定在另一方面看却违背了投资多元化的原则，使得金融机构不能够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如果同一地区的存款人的防范性储蓄被金融机构用于提供这一比例的贷款，就会产生逆向选择的问题，因为金融机构如果想要从这样一笔贷款中获利，必须收取更高的利率，从而促使高风险逐步累积。因此，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小型金融组织常常会发生金融生态恶化、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进而导致资本流出农村。再比如，银行贷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如果不断加强，就会给外部金融机构带来高成本、高风险的问题。此外，农村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资金的扶持，这种非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缺陷，更加不利于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构建。持续的政策性补贴促使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风险的容忍度持续扩大，从而导致金融风险无限扩大，并且对政府补贴的依赖一旦产生，更加不利于商业银行通过自主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另外，政府补贴本身就是对市场正常运行规律的干扰，过度补贴将会严重干扰金融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甚至滋生腐败、寻租的现象。
（二）农村金融服务数量和质量不足
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但是相对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矛盾仍然很突出，农户个体、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数量上来看，当前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主要分布于发达地区，而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长期不足，难以满足各类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质量上来看，信贷产品种类和质量不足，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硬件设备落后，金融专业性缺失，金融产品缺乏创新，并且可获得性相对低下，交易成本过高。这种状况严重不利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的金融市场运作机制，另一方面，要从金融主体内部着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人才和技术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产品的创新构成障碍。但是，农村金融机构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不足，使得数字技术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助推作用受限。
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原因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农村普惠金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进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发展尚不成熟，在立法方面仍然不足。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弱势群体获得金融资源权利，如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法》、印尼的《小额信贷法》、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平等信贷机会法》、《农业贷款法》、《农业信贷法》等一系列法律。而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仅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本金融法律中也缺乏相应表述。虽然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于发展普惠金融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但这些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低，有些只是指导性、临时性的政策文件，零乱复杂，缺乏纲领，权威性和约束力也很有限，难以有效适用。
（二）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离不开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首先，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弱质性，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高风险、低收益的问题，对资本缺乏吸引力，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参与度较低。其次，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约束，二元经济的存在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政策性投入具有一定的倾斜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严重滞后于城市。加之农村地区自身交通、电力等条件较差，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众多金融机构选择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并且部分运作良好、实力较强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壮大之后，选择脱离农村金融市场，向收益更高、风险更低的城市地区发展。从本质上来看，只要城市经济、工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高于农业经济中的项目平均收益率，农村资金的出逃就不会停止。因此，综合来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一定的内生动力，而过度依赖有限的政策扶持在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可持续。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要依靠市场规律，保障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供给，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村的金融市场需求。
（三）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约束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普惠金融构成阻碍。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以股份制、商业化经营模式为主导，这种单一的体系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结构性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金融机构的趋利性促使金融资源大量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流入，农村经济由于内在的劣势，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较为薄弱，客观上会促使农村金融服务的偏离支农、惠农的目标。此外，单一的金融模式导致新型金融合作组织缺少一点的发展空间，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的加强。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贷供求存在结构性错配的约束。从需求方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仍然是分散的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十分有限，并且，农户改善型自建住房或购买住房的借贷资金主要通过自主借款，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需求更加有限。从供给方来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主要以满足农户的生产性投资需求为主，这就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出现结构性错配，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于农业经济的功能被削弱。同时，农村非正规信贷机构如私人钱庄等的出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惠金融的深化。一方面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对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在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机构会破坏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关系，促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形成二元对立的市场，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应先于城市，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只要构建市场化的金融市场，才能更加有效的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为金融主体营造具有活力的竞争环境，促进金融主体加强技术和产品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供给效率，降低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和风险。政府应对于农村金融市场进行科学的监督和管控，一方面加强立法，明确各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职责定位，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牢靠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配套体系，比如农村信用担保机制、农村保险等，降低农村金融发展的各方面风险，保障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信用基础。要加快构建城乡普惠金融对接的内生机制，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对农业发展的辅助作用的发挥。政府补贴政策应更加注重针对性，不仅要做到有的放矢，更要做到灵活调整，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进行适当调整。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内容全面的农户征信体系，成立专门的监管主体，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督，将农村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政府要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鼓励和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提高普惠程度。将农村地区各类金融资源纳入普惠金融体系，加快完善金融市场的担保机制和抵押价值认定制度，为农户将所持有住房、土地等资源作为抵押提供制度上的依托，完善农村信贷担保制度，通过政策性信用担保、互助式信用担保等形成多种方式的担保机制，促进信贷资金向农村流入，推动金融市场其他相关配套措施的构建和完善。
（二）加强金融创新，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离不开金融产品和技术的创新驱动。要加快推进农村信息、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提高农村互联网覆盖率，为“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持。要创新金融组织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法则进行用户评估，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要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挖掘用户需求的优势，将用户需求融入产品创新，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不断组建灵活的金融组织方式，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选择适当的金融组织方式，不断扩大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鼓励和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在组织、运作、业务、技术、产品等各方面展开创新，并对金融机构及其员工进行普惠性指标的考核，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向纵深发展。要加快建立乡政府、村委会为主导的基层金融服务网点，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村委会”基层服务网点，向村民提供诸如银行小额取款、缴费、转账、贷款、公共事业办证、票务查询及购买、医疗挂号、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求职、农村物流等服务。形成“网点固定服务+服务点代理服务+电子渠道自助服务+上门服务”四位一体服务模式，开发“农保通”、“直补通”、“农合通”三大支付系统，全天候、跨地区、多渠道提供“查、缴、扣、取”金融服务，把国家惠农政策、资金和技术及时、方便地送到贫困农民手中，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优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
关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几点思考 篇6
1 普惠金融的本质
普惠金融的概念是在2003年12月由联合国提出的，随后，在2005年联合国倡议的“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普惠金融”的概念获得广泛使用。在此后至今的近10年间，普惠金融日益发展成全球范围内的一项重要金融实践。普惠金融旨在建立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强调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和完善市场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享受基本金融服务的机会与权利，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因此，普惠金融的本质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题中之意：一是所有家庭和企业都能以合理成本获得金融服务；二是金融服务具有竞争性，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三是金融机构稳健运行，要求内控严密及接受市场监督和审慎监管；四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确保能够长期提供金融服务。
2 发展普惠金融需厘清的几个误区
普惠金融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普惠金融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针对如何发展普惠金融，金融业界和理论界尚存争议，有一些认识论上的问题亟须厘清。
2.1过度强调普惠金融的社会性
容易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政策性金融甚至第二财政，过度强调社会性，忽视市场原则和可持续性。普惠金融固然主要针对弱势群体，少不了各种政府性资金和社会捐赠支持，但这并不等于忽略财务可持续性。从国际实践看，20世纪70年代普惠金融发展的早期，世界银行等组织在亚非拉国家大量“微贷项目”，都有过资金使用低效浪费、腐败丛生的惨痛教训。比如，印度以捐赠和政府支持为主的开发性银行，由于过度强调政策性，一度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优惠利率贷款被村庄权势人物挪用，真正需要支持的贫困人群得不到贷款。早期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经历过“慈善”金融的失败。大量案例使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微型金融、普惠金融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同样应以发挥市场作用为主，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2相对忽视普惠金融的风险
容易把普惠金融等同于过高的融资满意度，对风险相对忽视。普惠金融也是金融，而且主要是针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差的弱势群体，交易成本也比较高，风险实际更大。如果不顾条件，一味追求政策宽松，降低信贷标准，甚至搞运动式普惠，效果可能适得其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加拉瓜、波黑和摩洛哥等国出现的小额信贷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企图在短期内快速提升融资满意度，盲目开展“全民小贷行动计划”，最终诱发危机。过高的融资满意度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政策导向，如导致企业盲目扩张、助长投机活动等，也不利于银行防范道德风险。从这个角度讲，保持松紧适度的融资环境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过度宽松的融资条件可能反而会将小微企业送上不归路。经济周期一旦进入下行阶段，小微企业更易出现各种经营困难。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应收账款和坏账率的上升等，最后都会表现或归结为财务问题或资金问题。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小微企业获得现金流的其他渠道也会衰竭，这都导致其对银行的资金需求会相应放大。与此同时，银行风险偏好上升，融资条件收紧，造成小微企业融资供求矛盾进一步紧张。此外，衡量金融的普惠性，不仅仅是看它的融资需求是不是能够得到满足，也需要包括存取款、转账、支付等基础金融服务。
2.3忽视普惠金融供给的多样性
容易把普惠金融的供给等同于正规金融甚至银行信贷，忽视供给的多样性。不同的市场主体，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有差异是正常的，农村家庭、初创期企业在银行难以借款，更多要靠熟人借贷和民间融资。农村家庭通过民间金融满足了需求，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同样也是普惠金融。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在普惠金融的定义中，也十分强调供给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传统金融和新金融、银行与非银行，都是实践中普惠金融的供给主体。另一种常见的认识误区是没有合理区分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问题。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几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融资渠道应该有所差异。初创期的企业可能只能拿自己的钱，熟人朋友借的钱，或者是风险投资，这个阶段向银行借贷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随着企业走向成长期、成熟期，债务融资比例可能会上升。因此，建立一个多样化的融资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规范民间融资的发展，适应不同成长阶段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于小微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2.4对普惠金融过于政治化
存在一种过于政治化的观点——认为银行的经营者过于追逐利润，思想觉悟不高。这类质疑和批评至少对我们有如下启示：一是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商业组织，需要在追逐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二是商业银行的内部绩效评价体系要体现这样一种平衡；三是商业银行的内部授权体系不能妨碍微型金融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发展小额金融，也应该成为其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5普惠金融是整个经济体制转型滞后的反映
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看，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融资贵实际也是整个经济体制转型滞后的反映。一直以来，地方政府过度偏好经济发展和过度依赖银行融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等问题造成银行的贷款偏向大企业、大项目。相比小微企业和“三农”，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争夺更具有竞争力。大项目、大企业的相对优势削弱了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实际上在市场上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形成了挤出效应。尤其在宏观经济环境偏紧的时期，考虑到银行的风险偏好、维护大客户关系的行为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大项目、大企业相对小微企业的优势更加显著，导致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资金可获得性进一步下降。降低地方政府过度经济发展偏好，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改革十分必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成为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市场主体，强化对地方融资行为和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财务约束，改善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结构，提高资金资源的配置水平，提升微型金融服务供给的可得性。
3 推动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全局角度制定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
3.1完善顶层设计
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改革的路线图，建立更具包容性，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体系，实现要素服务和保障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
3.2创新普惠金融市场体系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基于农村各类产权的金融产品，有效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支持小微企业依托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发行各类债券的规模。建立一个多渠道、广覆盖、严监管、高效率的股权融资市场，健全完善适合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和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灵活、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培育私募市场，鼓励和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大力发展涉农、涉小 保险产品，增强保险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覆盖面和保障能力。
3.3完善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
大力发展贴近市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并存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切实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和费用，优化金融机构准入，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小微金融机构，促进市场竞争，增加金融供给。
3.4建立普惠金融政策保障体系
针对目前中西部落后地区金融服务不足的情况，继续实施差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发展县域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针对偏远地区、农户和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的信用信息、融资担保、支付结算等各类金融需求，建立综合政策保障体系。建立融资担保基金和政府背景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中国的征信市场。
3.5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
妥善处理金融消费纠纷，保护弱势群体在获取金融服务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高国民金融素质。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关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关乎人民福祉的伟大事业；是一项需要各级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参与的系统工程。建立包容多种金融机构、金融机制、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普 惠金融体系，公平合理地分配金融资源，坚持普惠金融的理念，坚持民生金融优先，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人群、所有地区。
（节选自《IMI研究动态》2015年第41期）
普惠金融指数核心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篇7
构建科学合理的普惠金融指数, 能直观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期和区域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运用具体和数量化的统计数据, 进行清晰的定量测度, 进一步明确当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和薄弱环节, 从而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有重点、有方向地发展。
二、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的国际实践
(一) 国外专家学者的研究
Mandira Sarma (2008) 在《普惠性金融指数》中提出用于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维度为银行服务的广度、深度和可利用性, 其中银行服务的广度用开立银行账户的人口比例来表示, 银行服务的深度用银行贷款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用人均所拥有的银行营业点数或ATM机数表示。Sarma研究的欠缺之处在于没有考虑金融服务的成本和便利性问题。Arora (2010) 为了比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差异, 主要使用了银行服务成本、银行服务范围和服务的便利性三个维度。其中银行服务成本的衡量指标主要为账户管理费、银行卡年费和贷款利率;银行服务范围的衡量指标为人均和单位面积的分支机构数;银行服务便利性的衡量指标为开户金额下限、账户余额下限、可开户或提交贷款申请的机构所在地等。Arora的研究忽略了金融服务的使用状况。Gupte等 (2012) 综合了Sarma和Arora的研究, 既考虑了银行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又考虑了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成本和实用性等问题。
(二) 国际金融组织的实践
当前发布普惠金融指数核心指标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有世界银行 (WB) 、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 (GPFI) 、金融包容联盟 (AFI) 。世界银行从银行账户使用情况、存款、借款、支付和保险五个维度监测和评估各国普惠金融发展变化情况, 力争从需求方的角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的普惠金融核心指标由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数据与评估工作组提出, 并在2012年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向其领导人提供。该指标考虑的维度主要为:享有正规银行服务的成年人和企业;在正规金融机构发生信贷业务的成年人和企业;服务网点。由金融包容联盟成立的金融包容数据工作小组 (FIDWG) 设计的普惠金融核心指标, 尝试从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对成员国普惠金融情况进行评估 (见表1) 。
三、我国普惠金融指数核心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原则
1. 实用性。在基本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全面性的前提下, 普惠金融指数的指标体系尽可能简化实用。
2. 可行性。普惠金融指数核心指标所需数据要易于采集, 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 容易取得。
3. 可操作性。要严格控制数据的准确性, 评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有保证, 即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加以控制。
(二) 划分普惠金融指数的维度, 选取核心指标
本文主要从银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测量普惠金融指数。银行服务的供给包含银行服务覆盖率和便利性两个维度。银行服务的需求包含账户的开立情况、银行支付情况、存款的使用情况和贷款的使用情况四个维度。以上六个维度与普惠金融指数均为正相关, 按顺序它们的核心指标分别为:“每万平方公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至少拥有1个存款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至少拥有1个贷款账户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使用正规账户接收工资或政府付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使用手机支付或者收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使用正规账户给异地家人汇款或者接收汇款的成年人比例”、“金融机构人均各项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金融机构人均各项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 (见表2) 。
(三) 几点说明
1.当前在研究普惠金融问题时侧重于正规银行为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加之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数据不易获取, 故选取银行的相关数据来测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
2.人行等七部委下发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大贫困地区金融知识宣传培训力度。随着金融教育的逐步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率可作为普惠金融指数的核心指标之一。
3.完善普惠金融指数, 还可考虑将金融消费者满意度、金融服务多元化、保险证券服务、非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等也纳入考核指标。
参考文献
[1]焦瑾璞.普惠金融的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 2014 (10) .
普惠制金融体系 篇8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建立“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做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决定》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 即必须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该体系的建立应使所有农户和农村经济主体均能够享受到包括贷款、存款、保险、汇款等现代金融服务, 同时, 该体系必须坚持商业化可持续运作。[1]然而, 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民的分散性, 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成为了金融、经济领域的一大难题。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是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条件, 要建立这样的农村金融体系, 各国成熟的经验是必须建立农村金融的扶持政策体系, 从而吸引各方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实现以小搏大的政策效果。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提出应进一步完善普惠型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近年来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多是从本部门职能范畴的角度出发, 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从而不能发挥政策的整体效应和综合效应;一些政策是针对特定金融机构的“特惠”政策, 对其他金融机构服务农村金融市场的激励作用有限, 对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利;市场经济条件下, 金融机构服务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约束责任, 金融机构脱农倾向严重。
笔者认为, 建立普惠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应该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注重财政、金融、监管等政策的相互激励, 从而发挥政策的整体协同效应;二是遵守激励和约束并行的原则, 既要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供给主体缺位, 又要对供给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 达到“宽严相济”的政策效果。
二、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简单回顾
1.以机构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我国建立起了与当时以乡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经济基本适应的农村信用社体系, 为社员和生产队办理存贷款。这种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 对当时农村的社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1958年以后, 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受到了破坏, 处于停滞状态, [2]农村社员储蓄占城乡储蓄存款的比重从1953年的0.8%, 上升到1958年的36.4%%, 之后这一比例一直下降, 1964年跌破20%, 到1979年基本保持这一比例。[3]
改革开放至1994年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政策创新,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城市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政策创新和巨大的资金支持。在这一阶段, 我国银行业打破了“大一统”的格局, 建立起多个专业银行机构共同为农村金融市场服务的格局。1980年至1993年, 农村社会总产值增加12.3倍, 年平均增长速度22.1%, 而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各项存款增加18.7倍, 年均增长速度为25.7%;各项贷款增加了15.6倍, 年均增长速度为24.1%, 农村信贷服务在这一时期基本能够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这一时期所奉行的“农村信贷补贴”模式, 同时也出现了“俄亥俄批判”问题而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1994年, 我国步入农村金融体系商业化改革的轨道, 农村政策性金融从商业性金融中分离出来, 专门从事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等政策性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 改革取向先是合作性金融组织, 后是商业性金融组织。在从专业银行体制转向商业银行体制的过程中, 各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以下机构, 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运作, 使得农村金融对县域以下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逐步萎缩。
从对农村金融改革过程的简单回顾来看, 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以整个金融体系的商业化改革为背景, 以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金融体系的商业化改革极大地提升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但与城市金融相比, 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小而散, 风险高, 收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普惠型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资本流向高收益的城市业务是商业化运作的必然结果, 从而造成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2.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从金融机构观到金融功能观
实践证明, 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 对构建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遵循金融机构观的农村金融改革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局限性, 仅仅从构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着手的改革, 往往忽略了农村金融改革的目的以及农村金融体系所承担的金融功能。这样, 改革的措施可能很多, 但农村金融固有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 应摈弃金融机构观指导的农村金融改革, 应用金融功能观的思路来认识我国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中应发挥的作用。
金融功能观的理论基础是由兹维·博迪 (Zvi Bodie) 和罗伯特·默顿 (Robert C·Merton) 提出来的, 他们将金融功能概括为六项。林毅夫 (2003) 将金融功能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动员资金;二是配置资金;三是分散风险。其中, 配置资金的功能是最为重要的, 只有资金配置好, 才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而增加可动员资金的数量、降低资金使用风险。金融功能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 金融机构的功能比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更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 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
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实质是建立能够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中介功能的机构和制度。然而, 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性造成农村金融市场高成本、高风险, 且存在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完全市场化竞争下的高利率或抵押条件, 往往会造成只有高风险投资项目才能得到信贷支持, 从而使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增加、利润降低, 以及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4]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正规金融机构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农村信贷市场的基本特征不匹配, 而市场化、商业化改革取向更加降低了其信贷支农的积极性。这些因素造成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缺位, 农村资金外流严重, 农村金融资金的需求远大于供给。
与此同时, 农村金融这一产业又具有极大的外部经济效应, 它在优化产业结构、减少贫困人口、促进社会稳定以及完善社会诚信体系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 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 完全商业化的政策取向并不能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尤其是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初期。政府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中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政府不仅仅是投入财力和物力的问题, 政府活动的范围及有效性也非常关键。[5]因此, 我国应该在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增强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同时, 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逐步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监管及期货保险体系的相互激励作用, 更好地发挥银行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信用中介功能, 增加金融资金对“三农”的有效配置, 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对构建普惠型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思考
1.建立财政金融一体化的财税支持政策
目前, 我国还没有形成财政与农村金融相互配合的政策体系, 金融支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按照商业化的模式发展农村金融,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 整合财政、金融政策是同时发挥二者政策效果的关键环节。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但由于目前部门间缺乏协作、财政支持金融的力度不强以及“三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导致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与金融部门配合, 金融部门在制定信贷政策时也很少考虑财政支农政策, 两者没能够统筹安排。财政与金融各自为政的局面, 极大地弱化了支农资金的政策效果和使用效率, 迫切需要对二者进行有效整合, 通过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杠杆效应, 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 营造一个让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环境, 这也是构建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条件。
(1) 对涉农金融机构实行“普惠”的税收优惠政策。
应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区域的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普惠、无差别、无歧视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我国的“三农”主要集中在县域, 而我国县域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因此, 可以考虑在西部实行全部减免营业税, 中部执行3%的营业税优惠, 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比较发达, 可以不予减免;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予以扣除。通过对所有金融机构“普惠”的优惠政策的实施, 来吸引并激励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县域, 服务“三农”。对涉农金融机构的税收减免政策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无论发达的美国、法国, 还是发展中的泰国, 均对其国内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了税收减免。
(2) 对涉农贷款进行风险补偿。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利率远不能覆盖涉农金融机构的成本, 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是制约涉农金融机构增加“三农”投入的主要因素。对提供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利息补偿, 是熨平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成本差、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投入“三农”积极性的有效途径。这样, 政府只要投入少量的利差补贴, 就能够引导大量的商业资金流向农村, 达到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同时, 由于资金是以商业化的方式运作, 从而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提供利差补贴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 法国政府的利差补贴平均为4%左右。
(3) 建立涉农金融机构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
现有的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与涉农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些机构多为财政出资建立, 对承保的涉农贷款承担全部信贷风险, 这样, 涉农金融机构便会出现逆向选择, 对贷款资金疏于管理。而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不可能对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再加之受有限的资本金杠杆率的制约, 其担保职能和效率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 应建立涉农金融机构和政策性担保机构风险共担、商业运作的机制, 充分发挥两个机构的风险管理优势。在风险分担方面, 可以借鉴印度ICICI的经验, 合理确定担保公司和涉农金融机构分担风险的比例, 使涉农金融机构在转移部分风险后仍能有效实施贷后管理, 担保公司也可以在一定的杠杆率下放大担保范围。
(4) 对金融服务薄弱的空白网点乡镇提供政策性补贴。
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以及金融服务空白的乡镇开办网点, 并将其纳入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范围。对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镇、村开办营业网点的金融机构, 参照当地的招商引资政策, 给予相应的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补贴, 从而鼓励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开办营业网点。
2.建立与财政政策结合的差别化货币政策
首先, 应推进农村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实践均表明, 过高的利率会损伤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但低利率政策同样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繁荣。利率管制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利率与市场供需决定的均衡利率偏离较大, 从而削弱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阻碍新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强、金融供需矛盾突出的农村金融市场, 加快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 有利于发现农村金融市场价格信号, 有利于宏观调控和农村金融资金的有效配置。同时, 对市场化的“高”利率由财政给予一定的补贴, 从而建立起与财政结合的农村金融货币政策, 对增加涉农资金投入、培育并稳定农村金融市场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 应对所有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实施有差别的优惠政策。对所有县域金融机构设立低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可以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 从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同时, 应稳步提高支农再贷款额度和使用面, 确定合理的再贷款利率, 延长再贷款使用期限。
3.建立金融期货保险“三位一体”的风险转移与共担机制
完善包括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等在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农业保险可以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转移农产品价格风险, 从而平滑农户的收入, 增强农户的信贷偿还能力。加快农村保险体系建设, 一方面要建立针对农产品品种的政策性、商业性、相互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体系, 形成银行、保险等多种金融力量共同参与和分享农村金融市场利益, 共同承担和分散农村金融风险的良性互动格局;另一方面, 也要建立一个面向农村居民的、多元化的商业人寿保险体系。同时, 根据我国的情况, 可以由政府对国家再保险公司给予适当的经营成本补贴, 由其承担农业再保险的职能。
加快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当前应大力推广和发展“粮食银行”。“粮食银行”是由社会力量提供粮食公共仓储系统, 农民可将余粮存入该仓储系统而获得标准化仓单, 标准化仓单可以使分散生产的农户集中后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 并通过仓单的质押实现融资。“粮食银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创新, 比较适合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生产模式, 它把金融、期货、保险的功能和粮食生产的储运有效结合了起来, 在一些地方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建立与货币政策结合且激励与约束导向并存的监管政策
首先, 必须放宽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 增强农村金融的市场竞争。在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高成本给予适当补贴的同时, 必须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来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 形成“鲶鱼效应”, 从而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经营成本, 最终降低均衡的市场利率。
其次, 制订限制县域资金外流的刚性监管标准。根据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制定差别化的县域资金投放当地的监管标准, 县域金融机构达不到该标准时, 可与货币政策衔接, 将差额部分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当地人民银行, 用于向有资金缺口的当地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鉴于目前我国县域银行业的现状, 可以要求各银行以上年底投放当地的资金比例为基准, 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 直到达到70%以上资金投放当地的监管标准。
5.建立农村金融生态导向的法律制度环境
首先, 必须将“普惠型”农村金融支持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通过修改《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明确规定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要求;出台《农业信贷法》, 将财政、税收、货币支持政策系统化、规范化;出台《农业保险条例》, 对农业保险的性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政府扶持政策、资金来源与使用范围等予以明确规定, 依法支持和促进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同时, 确立农村财产制度, 积极开展农村土地、农房、农业生产设备、农产品等财产的抵 (质) 押担保方面的法律问题研究, 适时修改《贷款通则》, 扩大农村地区的担保品范围。
其次, 应加大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力度, 打击县域范围内的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继续加强征信体系建设, 人民银行逐步建立包括所有农户自然人的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在县域范围内组织开展对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打击行动。目前,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县域信用观念淡薄, 仍把商业贷款当成是“财政救济”, 骗贷行为比较普遍, 县域的金融生态远比城市要差。因此, 应该每年持续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逃废银行债务行动, 并配合进行积极的诚信宣传, 这样, 经过3~5年的努力, 可以在县域居民中逐步树立起诚信观念, 从而有助于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进而极大地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繁荣。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没能完全解决农村金融难题。近年来的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 应从如何发挥农村金融功能的角度出发构建普惠的农村金融体系。由于农村经济本身的弱质性, 构建普惠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构建系统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在回顾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成败得失的基础上, 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 探讨了如何构建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关键词：构建,普惠型,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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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希天等.中国金融通史 (第六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1996)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4]Hellmann Thomas&Stiglitz Joseph.Credit andequity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adverse selec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02) .
普惠制金融体系 篇9
一、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
目前, 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环节就是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普惠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 都会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资金雄厚的商业银行是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
小额信贷业务是普惠金融的核心, 拥有巨大资金的商业银行可源源不断地为小额信贷提供资金来源, 为小额信贷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 这也是小额贷款和商业银行之间最大的差别。由此可见, 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现的建设无疑是解决小型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窘境的快捷途径。
(二) 品牌深入人心的商业银行有助于提升普惠金融的形象和影响力
商业银行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得到了社会人士强烈的认同感和信赖感, 相反, 近年来才兴起的传统金融机构在社会上的反响还不是很热烈。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业务, 可以提高普惠金融业务和品牌的知名度, 有助于扩大金融机构的存款规模, 提高客户的信任感和投资者的信心, 把普惠金融大众化。
(三) 基础设备齐全的商业银行有助于普惠金融的拓展
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网络体系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趋向成熟, 拥有发达的电子设备, 比如ATM机、POS机、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普惠金融业务可在商业银行的帮助下解决汇兑和结算问题, 银行网络系统的参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另外, 对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客户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服务方式, 可减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促进金融服务向边缘地区的拓展。
(四) 产品和服务种类齐全的商业银行可提供全面的普惠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服务包括小额贷款、储蓄、转账、保险、代理和养老金等, 商业银行可涉足普惠金融的服务领域和新的业务空间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为普惠金融机构提供丰富的服务品种, 发挥普惠金融的作用。
二、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动因及其优势和劣势
(一) 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动因
1、监管政策的硬性要求。
一般来说, 金融促进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对于低水平的农村贫困地区, 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 农村金融的发展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同时明确了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进行扶持的要求。
2、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营规模大、对社会影响力大的企业不单单追求商业利润, 还大大增强了其社会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得到了普及。所谓企业的社会意识就是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除股东以外的社会利益, 比如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环境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等。受企业责任意识的驱使, 农村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为贫困群体提供了金融服务, 带动了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积极参与。
3、纯粹的商业动机。
事实上, 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具有非常的大经济潜力和商业可行性, 农村业务应作为经营的重点领域, 在传统业务模式中开拓和培育新的业务。
(二) 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优势和劣势
1、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优势。
第一, 拥有雄厚的资金总量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第二, 拥有相当完善的网点网络布局, 网点多、遍布广、布局合理, 方便客户汇划资金。第三, 拥有发达的电子渠道, 形成了电子化经营模式, 高速、方便、快捷。第四, 拥有齐全的产品和服务品种, 给客户提供高端的金融产品。第五, 拥有庞大的人才队伍, 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业务创新都有能力较强的专业化人士。第六, 拥有深入人心的品牌和形象, 利用商业银行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提高人们对金融机构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2、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劣势。
第一, 由于农村家庭和个人不规范的财务信息, 制约着合格抵押担保品, 要靠人力和人际关系来收集和处理, 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第二, 盈利能力不强的普惠金融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压力。第三, 人员和网点的迅速扩张加大了业务规模的扩张难度。第四, 对于农村地区, 金融设施不尽完善, 金融意识薄弱, 给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带来了一定的经营风险。
三、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 具有业务规模大、覆盖面广的特点, 与国有经济紧密相连, 是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业务, 但商业利益却不显著。而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则面临着严重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问题、日趋白热化的业务竞争和难度不断加大的市场拓展局面。导致大企业信贷过剩, 却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
四、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 明确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角色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并存的现象有异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体系, 同时确定了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角色定位的特殊之处。比如说, 就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程度来说, 应把更多的经历投入到城市地区和发达县域地区。再比如说, 从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层次来说, 应更多地满足农村地区或边远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 把金融服务普及, 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 商业银行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到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中来
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内容包括好多方面, 需要各类机构在不同地区、领域、环节、层次上的多维度参与, 对于商业银行属于大型的金融机构, 在选在参与方式上可以侧重间接式和项目化方面。比如, 在扶持农村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规模时, 可通过资金批发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向更多的地区和客户提供资金支持。又如, 在改善农村支付环境时, 可通过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来实现现代支付网络。再如, 在探索和培育普惠金融业务的经营体系时, 通过设立新型机构完善经营网络。
(三) 商业银行要注意控制风险, 确保稳健经营
普惠金融业务是一种面向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金融业务, 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存在, 相对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隐含着更高的风险, 这是不可否认的。另外, 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可谓新的尝试, 对于一项全新的事业, 业务操作尚未成熟,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6]因此, 商业银行要注意控制风险, 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多研究多论证;事中确保项目的有序和稳健发展, 多观察多修正;事后为后续工作积累经验, 多思考多总结。
(四) 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推进、督促和协助
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不是独立的参与发展, 需要外界的监督和协助。比如, 为补贴金融机构成立普惠金融建设基金, 要求商业银行定时定量向监管部门缴纳基金;为吸引商业银行对普惠金融的投资, 地方政府可把部分优质金融业务和普惠金融业务相结合。
五、结语
通过对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机构建设各方面的分析, 可得出一些结论:商业银行客观存在于金融机构的建设当中, 商业银行是金融机构建设的最大动力, 因此要正确认识到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角色定位, 充分了解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坚持不断的金融创新精神和提高管理风险的能力, 满足普惠金融体系对商业银行的需求, 开拓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建设的未来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张海峰.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J].农村金融研究, 2010, 05:18-24.
[2]胡国晖, 雷颖慧.基于商业银行作用及运作模式的普惠金融体系构建[J].商业研究, 2012, 01:91-95.
[3]翟立宏.现代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J].经济师, 2003, 12:219-220.
[4]周孟亮, 李明贤.普惠金融视野下大型商业银行介入小额信贷的模式与机制[J].改革, 2011, 04:47-54.
普惠制金融体系 篇10
普惠金融 (inclusive finance) 概念在2005年被正式引入中国。时年,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为了推广国际小额信贷年, 将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翻译为“普惠金融体系”。“普惠”, 即普遍惠及, 意为受众为全体大众, 而“普惠金融”即让所有人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
近年来, 普惠金融在国内飞速发展。央行行长周小川于2016年3月11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系统性的表述了普惠金融的含义。他指出, 普惠金融包含八方面, 涉及开户、存款、电子支付、社会福利、贷款、保险、价格信息对称和金融服务平台。他同时强调, 电子支付和社会福利为金融机构放贷提供保障, 便利的金融服务平台是扶贫工作的切入点。
十几年来, 在组成普惠金融的八方面中, 与大众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电子支付的迅猛发展有目共睹。电子支付, 即为不依靠传统货币媒介, 仅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发出指令完成经济活动的支付方式。新中国成立后, 人们从最早期使用票证和货币购买商品, 发展到单纯使用货币, 发展到今天使用手机软件交易即可完成购买商品、转账付款、缴费充值或者金融理财。这一发展过程即为电子支付的诞生过程,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 本文将着重于普惠金融发展浪潮下成长最为迅猛的电子支付, 并以微信支付为代表, 讨论其发展历程、对比及展望。
2 微信支付的发展历程讨论
微信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 马化腾的团队凭借QQ时代积累的深厚用户资源迅速占领了社交平台, 其每一次版本的更新都伴随着用户生活方式的变化。
2013年8月5日, 微信支付功能诞生, 不同微信用户之间的金融活动成为可能。同时, 通过商家平台的加入, 拥有微信支付端的商家的潜在消费群体扩展到了所有拥有开通微信支付功能的微信用户。此外, 通过建立与其他手机软件的合作, 微信用户可以享受到的服务类型大大增加, 电子支付的载体从有形商品交易扩展到非实物服务, 大大提高了人们消费的便捷性、舒适性。
2014年新年, 微信开发了“新年红包”功能, 微信好友之间通过发送红包表达新年祝愿的同时, 对方可以使用红包内的钱进行交易或提现。时至今日, “抢红包”仍然是节日人们互相问候的方式之一。此举为微信支付一炮走红的关键因素。如果说第一批尝试微信支付的年轻人是出于对于潮流的追逐与新鲜感, 那么这此后越来越多中老年人开始接触微信支付的原因来自于如何使用来自晚辈们红包内的钱的现实考虑。之前没有成为微信支付的主流宣传对象, 或是对微信支付并不感兴趣的群体, 为了让自己收到的资金不至于沉淀开始变成微信支付的活跃用户。
此后, 微信支付陆续开通了包括信用卡还款, 水电费支付等功能, 加强了与金融机构与公共服务机构的联系,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和生活节奏紧张的年轻人不再需要排队完成各项生活缴费, 节省时间的同时也提高了生活的舒适度, 微信支付忠实用户数量再次提高。同时, 后续开发的“理财通”功能, 既可以满足低收入人群进行小微理财的愿望, 更迎合了高收入人群期待高回报的心理, 同时兼顾了流动性, 资金提现的便捷性, 免除了一般理财产品变现难的缺点。
自此, 微信支付可以完成的金融服务几乎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微信支付的成功原因分析
电子支付平台总体蓬勃发展的同时, 个体支付平台的发展状况却不一而同。下面,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微信支付在短短两年之间实现占据电子支付平台半壁江山的现实原因。
3.1 微信支付vs银行卡支付:少一点负担, 多一点安心
与第一代电子支付“银行卡支付”相比, 微信支付的优势体现在其安全性及便利性上。银行卡存在密码安全问题以及磁卡信息泄露问题, 而微信支付需用户扫码并手动输入支付金额, 或者由对方扫描自己手机上随时更新的磁条, 大大提高了资金安全性。
此外, 当银行卡丢失后, 用户需要电话联系或到银行网点进行挂失, 并且只有在获得新卡后才能继续进行电子支付, 需要较长的时滞。而移动设备丢失, 用户立即在其他移动设备上登录账号进行电子支付, 使丢失设备中的微信下线, 避免资金受到损失的同时, 也不存在时滞。
同时, 考虑到随身携带银行卡与随身携带现金, 只是钱包“瘦身”的变化, 并没有减少日常出行的负担。而微信支付使得出门必备的手机具备了交易功能, 实质性地做到了不携带流动性而完成金融活动, 相比银行卡支付, 便捷性有了质的提升。
3.2 微信支付vs支付宝:社交软件出身获得用户先发优势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都是基于第一代电子支付方式的一种创新。二者均使电子支付摆脱了银行卡这一媒介。但微信支付用户比支付宝用户忠实度更高, 却是因为其社交软件的出身。在2013年腾讯推出“微信支付”等商业化功能前, 微信的国内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4亿, 庞大的用户量为微信支付之后的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仅节省了支付宝创立初期从0开始吸引客户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更为日后的商业推广带来了不小的便利。
这一便利性在春节红包的使用上得到了充分体现。2015年春节和201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电子支付平台赞助商分别为微信和支付宝, 二者都通过发放红包的方式吸引广大用户。从后期反馈上看, 无论是公众参与度或是口碑, 微信“摇一摇”红包都要好于支付宝“咻一咻”红包。究其原因, 除了微信红包的参与规则较支付宝红包简单外, 微信红包的社交软件基础得到了完美诠释。抢到微信红包的好友可以第一时间将红包资金通过微信转发给亲朋好友分享, 而大家抢到支付宝红包后却发现若想转赠红包, 需先相互添加为好友。由于增加了时间成本, 在除夕的黄金时段内人们对于支付宝红包的参与度也相应下降。
而节日活动结束后, 微信用户仍会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红包, 但支付宝用户因为缺乏社交性的先天劣势, 用户忠诚度并不强烈, 用户可以通过使用微信支付满足日常交易需求, 却不能通过支付宝满足日常社交需求。“礼尚往来”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 只有社会关系的延续才会有经济关系的往来, 微信支付正式在这一方面抓住了用户的使用需求, 获得了先发优势。
3.3 微信支付vs苹果支付:低门槛, 吸引全层次消费者
与微信支付的诞生类似, 苹果支付 (Apple Pay) 也是建立在社交平台的基础上的。每一个苹果用户会在苹果的终端苹果云中注册一个账号, 使用此账号可以登录所有的苹果设备。2016年2月18日, 苹果支付正式在中国地区开放, 苹果用户可以通过将个人苹果账户绑定银行卡的方式, 在终端消费时使用苹果支付应用软件进行结算。在消费的简便性上, 苹果支付和微信支付旗鼓相当。
而微信支付相比较苹果支付最大的优势即为其无门槛性。只有购买苹果产品才能使用苹果支付, 但注册账号并开通微信支付功能无需任何成本。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 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元, 新品苹果手机却有五六千元的定价。中国市场上大部分低收入人群因此被隔绝出苹果支付的用户群体外, 却成为了微信支付的目标人群。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与此同时, 低收入人群相比较高收入人群, 小额支付的频率更高。虽然苹果支付在高收入城市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群体, 但整体而言, 囿于苹果手机等产品的销售策略带来的隐性门槛, 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普及率短时间内难以与微信相提并论。因此, 微信作为无准入门槛的电子支付方式, 较苹果支付有明显的消费群体数量优势。
4 电子支付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 作为电子支付的代表, 微信支付的成功标志着作为普惠金融重要一部分的电子支付已如“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现阶段, 微信支付等支付手段已经在发展用户群体上取得了成功, 并且商户终端数量在国内初具规模。而普惠金融的成功不仅仅是数量的成功, 质量上的发展更是关系到广大用户群体的切身利益。电子支付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体现在:
(1) 开发电子发票体系, 方便公务出行人士通过电子支付方式消费后获得报销凭证。
(2) 增强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合作, 开发电子支付纳税等服务, 方便单位及个人报税纳税, 使电子支付更加规范化。
摘要：近年来, 国内普惠金融概念逐渐升温。电子支付作为普惠金融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井喷式发展规模有目共睹。以电子支付中最常见的支付方式之一“微信支付”为代表, 讨论电子支付的简介, 发展历程, 成功原因以及未来展望, 为我国建设高水平普惠金融体系中的电子支付领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普惠金融,电子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
参考文献
[1]郭旭.对微信支付现状和发展困境的研究[J].商, 2014,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