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养生思想（精选七篇）
儒家养生思想 篇1
1.1、“乡饮酒礼”——饮食要“和”美
乡饮酒礼是开始行乡射礼时的宴饮仪式。射义曰:“卿大夫士之射也, 必先行乡饮酒之礼。”乡饮酒礼的主要仪节有:谋宾、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乐、宾返拜等。简言之, 这一礼仪的主要活动就是宾主之间的相互敬酒。射义曰:“乡饮酒之礼者, 所以明长幼之序也。”酒是贯穿整个乡饮酒礼活动最重要的元素。由此可见, 酒在古代乡大夫和儒生们的生活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赋予饮酒以深刻的内涵, 使之上升为一种酒文化。孔子也不反对饮酒, 认为饮酒以不醉为宜, 《论语》中说:“唯酒无量, 不及乱。”就是说对于饮酒没有具体的限量, 标准是“不及乱”即不能喝醉。因为醉了就会失礼。古代的酒大多是果实谷类酿成之色酒, 度数较低, 有利于身体的保健和养生。酒的保健功能在乡射礼“饮不胜者”的礼仪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它是由胜者为不胜者酌酒献爵, 不胜者所饮并非是罚酒, 而是胜者对其身体的关心, 鼓励对方好好保养身体, 希望饮酒以延年益寿。孔子曰:“酒者, 所以养老, 所以养病也。”
在乡饮酒礼之中, 除了饮酒之外, 还要上一些佐酒之菜, 如“荐脯醢”。脯指肉干。醢指用肉、鱼等制成的酱。虽然只是佐酒之小吃, 但加工非常的精细, 也要讲究味道的鲜美。从这个礼节上可以看出儒家对食物非常的讲究。这在儒家经典之中也有体现, 《乡党》曰:“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食饐而餲, 鱼馁而肉败, 不食。色恶, 不食。臭恶, 不食。失饪, 不食。不时, 不食, 割不正, 不食。不得其酱, 不食。肉虽多, 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 不及乱。沽酒、市脯, 不食。不撤姜食, 不多食。祭于公, 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 寝不言。虽疏食菜羹, 瓜祭, 必齐如也。”这段话表明, 孔子对饮食养生极其重视, 并有严格的要求。孔子认为食物要有所选择, 烹饪加工要讲究方法, 以求丰富的营养和易于消化吸收。即使是普通的鱼、肉、蔬菜、瓜果, 只要原料新鲜, 加工精细, 烹饪得法, 便可以成为美味佳肴, 既营养丰富, 又有益于身体健康。凡腐败变质、颜色气味不对的食物都不要吃;食物应当以五谷和蔬菜为主, 肉要少吃, 酒要适可而止;不要只吃“精细”的食物, 要多吃糙米、面粉和玉米等“粗粮”;进食要有规律;烹调加工要得当;要常吃生姜之类的保健食品, 这些观点, 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 都是很可取的养生之道。
1.2、“宾主朝服”——衣着要“和”体
乡射礼中, 在迎宾时“主人朝服, 乃速宾。宾朝服出迎, 再拜。”可见, 乡射礼对服饰是有规定的, 仪礼载, “宾主俱朝服。若士则玄衣玄冠素裳素鞸素屦。明代以玄端服之, 内着纁襦, 以和左袒。”朝服要符合礼制的要求同时还要“和”体以利于完成射礼活动。儒家除了在朝见君侯, 晋谒卿相, 待客访友, 出门办事的时候, 必须衣冠整洁、端庄之外, 在家休息时, 则可轻裘缓带, 免冠披发, 无需一味守“礼”。这正是儒家在衣着上所提倡的“居不容”的养生观点。除此之外, 《乡党》曰:“当暑, 袗絺绤, 必表而出之。缁衣, 羔裘;素衣, 麑裘;黄衣, 狐裘, 亵裘衣, 短右袂。必有寝衣, 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意思是说夏季穿透汗的凉爽的葛布单衣, 冬天要着保暖御寒的“羊裘”或“狐裘”, 睡时有“寝衣”, 浴后有“明衣”, 外出外加罩衣, 家常衣服右袖略短, 便于做事。可见孔子对人的衣着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养身健体的较深层面上。不仅是遮羞御寒, 而且还要舒适、得体, 以利于养生。
1.3、“射以中礼”——行貌要“和”宜
乡射礼过程中, 射者的进退揖让要一丝不苟, 皆按照既有的程序严格执行。这种“中礼”主要表现为在习礼中要“三揖而上”, 行动要稳健, 并且古人行礼时有走直线的要求, 在上台阶时应当上完一阶再上另一阶, 而不能越阶而上, 并且在每次身体转向时都有作揖的要求。射经云, “无动容, 无作色”。表情要严肃, 神色要端庄。射义曰:“故射者, 进退周还必中礼, 内志正, 外体直, 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 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人内在的德行与外在的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 射箭者中规中距的行为恰恰很好地展示了人的道德之美, 所以, 要培养美德, 应从规范自己的行为开始。儒家除了在习礼时对“行貌”有要求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规范, 比如:“入公门, 鞠躬如也, 如不容。”“享礼, 有容色”等。《乡党》曰:“趋进, 翼如也”, 意思是说步行时要像鸟儿展翅飞翔一样。形貌上的“和”礼“和”宜是儒家养生思想的重要内容。
1.4、“三番比射”——身心要“和”谐
“三番射”是乡射礼仪式的主要内容, 第一番射由乡学中弟子参加, 侧重于射的教和练。第二番射是正式比赛, 要根据射箭的成绩分出胜负。参加者除三耦之外, 还有主人、宾、大夫和众宾。第三番射的参加人员与基本节目, 都和第二番射相同, 但比第二番射更进一步, 射箭时要用音乐来伴奏, 射者必须按照音乐的节奏来行动和发射。射礼作为孔门六艺之一, 它的体育健身功能主要体现在“三番射”的环节上, 它是对射者技能和体力的综合磨练, 是一种强身健体、抗衰防老的健身运动。《仪礼》所记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在其复杂的行礼过程中不忘奏乐, 如:《乡饮酒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乡射礼》:“乐正东面命大师曰:‘奏《骇虞》, 间若一。”在第三番射时要遵循音乐的节奏, 合乎礼乐而射。射以健身, 乐以调心, 乡射礼“饰之以礼乐”来促进身心的和谐, 从而达到和气血, 调养情性, 怡神养心的目的。儒家非常注重音乐对人内心的调节, 孔子曾陶醉于《韶》乐而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这都体现了儒家健身乐心的养生思想。
2、“德润身”——乡射礼德行规范中蕴含的儒家养生思想
2.1、“射以观盛德”——“大德必寿”
乡射礼对参加者的德行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 乡射礼中的“扬觯”就是对参加射礼的人进行德行上的规范, “司马延射者于庭。 (司马受弓, 自本位北行至楅前, 南面大声扬曰) 贲军之将, 亡国之大夫, 与为人后者不入, 其余皆入。 (延毕复位) 。扬觯者升, (扬觯执觯, 北面立俟) , 扬觯, (然后扬曰) 幼壮孝弟, 耆耋好礼, 不同流俗, 修身以俟死者, 在此位。”射礼虽然是一种射箭比赛活动, 但其意义并不仅仅是射手之间力量和技能的较量, 其真正的意义是通过射礼仪式这样一个过程, 考察射手在仪式当中所体现的德行和修养, 并以此来实行德育教化。《礼记·射义》记载了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的故事, 孔子与弟子在矍相之地的园圃中举行射礼, 围观者众多, 密密麻麻如同墙堵。将立司马之时, 孔子命子路手执弓矢延请围观者参加, 说:“败军之将, 负有亡国责任的大夫, 以及因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 不得入内参射, 其余都可以入内。”大约有一半人羞愧地离去。射毕, 将要旅酬, 孔子又让公阁裘和序点邀请人就座。公阁裘说:“从幼年到壮年一直有孝悌之行, 到了六七十岁高龄依然好礼, 不从流俗, 修身以养天年者, 请到宾位就座。”这下又走了一半人。然后, 序点又说:“有好学不倦, 好礼不变, 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行道不乱的, 请到宾位就座。”终于只留下了寥寥数人。可见, 只有有德行者, 有较高的个人修养, 才配参加射礼。儒家之所以如此注重德行的修为, 从儒家养生思想来看, 是因为儒家认为道德修养与寿命有着重要的关系, 并提出了“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观点。孔子一生倡导“仁者寿”。仁的核心是“忠恕”, “恕”就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并力求“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崇尚尊老爱幼。有德之人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和人生境界的升华, 这样就可以摈弃五欲六尘对人的干扰, 减少疾病的发生, 心地光明、以仁待人有益于健康长寿。
2.2、“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君子三戒”
在《论语·八佾》中的“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揖让而升, 下而饮, 其争也君子”, 意思是说, 君子以修身为本, 不贸然与别人争高低, 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 那就是射礼了。乡射礼提倡的是君子之争。《礼记·射义》说:“发而不中, 则不怨胜己者, 反求诸己而已矣。”发而不中, 不要怨天尤人, 尤其不要埋怨射中者, 而是要“反而求诸己”, 反躬自责, 冷静反思, 找出自身的原因。这些都体现了儒家与人为善, 谦让自省的德行规范。而这种道德品质正是儒家“君子三戒”养生思想的体现。《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人年轻时身体尚未发育成熟, 此时注意禁戒放纵色欲;到了壮年, 体质刚强, 要禁戒与人斗殴;到了老年, 身体气血已虚衰, 禁戒心生贪念, 注重道德养生。
3、“志于道”——乡射礼教化目标中蕴含的儒家养生思想
3.1、“正己持志”——儒家养生的最高境界
《射义》说:“射之为言者绎也, 或曰舍也。绎者, 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 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 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 以为父鹄;为人子者, 以为子鹄;为人君者, 以为君鹄;为人臣者, 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儒家认为, 要想射中目标, 必须内心有坚定志向、外在光明磊落, 拿起弓矢之时就要瞄准目标。射者身份各不相同, 都应该在射礼的过程中确定并追求自己的志向。只有心气平和, 体态正直, 紧握弓箭, 瞄准目标, 才能射中。所以, 做父亲的射箭时, 要把箭靶当作为父亲的标准来射;做儿子的要把箭靶当作为儿子的标准来射;做人君的要把箭靶当作为人君的标准来射;做人臣的要把箭靶当作为臣子的标准来射, 都要把箭靶作为自己的做人标准来射。所以, 虽然是同一个箭靶, 但各人所要射的“鹄”, 也就是所要达到的具体道德目标却是不同的。射义曰:“故男子生, 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 男子之所有事也, 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 然后敢用谷也, 饭食之谓也。”天地四方是男子有所作为的广度空间, 以示男子必先立志, 然后才敢进食。可见古人用射箭的具体行为来隐喻“立志”的人文内涵。树立道德志向, 追求人生理想是乡射礼最为重要的教化目标, 也是儒家所提倡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养生观。孔子反对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方式, 《传》曰“孔子三月无君, 则皇皇如也。”意思是说孔子要是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 心里就会惶惶不安。孔子对在大白天睡懒觉的学生宰予, 气愤地斥责:“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公冶长》) 。孔子赞扬其弟子颜回“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 回也”。这表达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精神的赞赏。“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至诚不息, 不息则久” (《礼记》) 。人只有具备正确的人生观, 树立远大的志向, 心中有目标、有追求, 适应社会的发展, 生活才会觉得充实, 才会充满信心。可以说, “志于道”“正己持志”是儒家最高境界的志趣享受。
4、结论与建议
儒家思想主张“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其中道、德、仁、艺上下相通, 一以贯之。乡射礼作为“六艺”之一与儒家养生思想相互融通, 体现和丰富着儒家文化的内涵。乡射礼中各种的礼仪程式都蕴含了儒家“和为贵”的养生理念, 反映出儒家在生活保健上皆以求“和”为准则。在“和”的基础之上, 儒家将德性的修养作为更高的一层境界, 这既是“射”的一种升华, 亦是儒家养生更高层次的追求, 而最终, 对志向的追求才使人生得以圆满。志趣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享受。建议如下:
第一、古代射礼, 尤其是民间的乡射礼, 作为一种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能和德育教化作用, 在高校中尤其是体育院校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二、在社会中应大力宣传和普及乡射礼知识, 从政府的角度积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促进射礼运动在民间的开展,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传承民族精神。
第三、注重儒家养生思想在当代社会提高人们健康水平, 增强人民体质中的作用。加大对儒家养生思想的研究, 与时俱进, 使儒家养生思想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主流,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演绎、系统分析等方法阐述了作为孔门“六艺”之一的乡射礼中蕴含的儒家养生思想, 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 最终揭示出“和为贵”、“德润身”、“志于道”为儒家养生思想的三层境界。这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也将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文化的一贯之道有一个清晰的体会和认识。
关键词：乡射礼,养生,孔子
参考文献
[1]赵红红.先秦三番射考论[J].浙江社会科学, 2010, 50.
儒家养生思想 篇2
关键词：儒家,饮食,养生,四川,饮食文化
谈及饮食养生,一般都会与道家的长寿养生联系起来。而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中,也内蕴深厚的养生理念,其在饮食文化领域更是有诸多体现。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其言论著述中对饮食养生与饮食礼仪有颇多论述,孔孟本身也都是高寿之人,这应与他们健康、合理的饮食观点和饮食习惯分不开。
“仁爱”、“中庸”是儒家文化的两大精髓,它们对后世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主张“仁爱”、“仁政”,“以民为本”,并将其延伸至饮食文化领域,将饮食与人类繁衍、政治安定相关联。儒家代表人物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后世儒家更将饮食由“人欲”上升为“天理”。这些都为饮食健康与饮食的养生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中庸”思想延伸至饮食领域,则要求饮食有度,要节制饮食,方能保持健康。
一、“仁”是儒家饮食养生观的内核
(一)以食为天,尊重饮食
孔子主张“仁爱”,在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中,将百姓比作“水”,统治者比作“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而饮食,乃是最基本的“人欲”,只有满足百姓的基本饮食需求,才能稳固统治。正如《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让老有所养,是天下归心的前提。反之,《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及,“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后世儒家进而将饮食由人欲上升到“天理”层面,认为饮食是人欲,更是天理。在儒家心目中,饮食不仅是满足人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与天理相通。在儒家心目中,不管饮食是处于“人欲”还是“天理”地位,饮食养生、饮食健康都理所当然被置于了重要地位。
(二)重视饮食卫生与健康
儒家“仁爱”、“以人为本”的思想延伸到现代饮食文化中,就注重强调人们“食之健康”。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儒家更注重饮食的卫生与健康,并提出了健康饮食的一系列标准,多与中医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为后世饮食健康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孔子曾说:“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可见,孔子对食材的新鲜、健康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同时,儒家提出饮食应有利于调阴阳,和脏腑,“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儒家还强调饮食应与时令相合,方对人们健康有益。《周礼·天官·家宰》和《礼记·内则》均要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仪礼·士丧礼》指导百姓夏天用葵菜,冬天用豆董菜来调味;[1]顺应四时之变化规律而选择合适的食材,对预防疾病、养生健身有很大帮助。儒家还倡导对食物合理搭配,搭配合理的食物对人体的滋补功效能发挥到最佳。《周礼·天官·家宰》中记载:“凡会膳食之宜,牛宜滁、羊宜黍、家宜樱、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范”,这些主食与肉食的搭配法,因其合理性、科学性而成为当时贵族阶层竞相仿效的经典搭配[2]。这与中医学论证的“食养”、饮食合理搭配的思路基本一致。
(三)善享“饮食之乐”
孔子和孟子还对饮食者的饮食心境有过评述,认为饮食者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的饮食必须是在良好的心境之下,方能对人体健康有益。没有快乐、平和的饮食心境,食美味珍馐也味同嚼蜡,反之,快乐的饮食心境下,平民饮食、粗茶淡饭胜过美味佳肴。孔子曾评述其弟子颜回:“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万章下》中也说,“虽疏食菜羹,未尝不饱”。珍馐美味固然是人生的享受,粗茶淡饭,也有饮食之乐,安贫乐道是孔孟的生活准则,这是孔孟的平民饮食观,是对平民饮食养生的描述。
二、“中庸”是儒家饮食养生的尺度
在价值观方面,孔儒之学以“中庸”为最高的价值原则。《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认为“中庸”是“至德”,即最高道德。“中”意谓适度,“庸”意谓用,中庸亦即标准的掌握要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就是其处事的尺度。儒家的中庸思想惠及饮食领域,为后世探讨饮食养生与健康提供了标准和借鉴。孔子在饮食的各个环节都贯穿进了其“中庸”思想,对饮食健康与养生也有指导意义。
把握尺度、追求适度的饮食观是有利于健康和养生的。《论语》云:“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孔子认为,烹饪要恰到好处,烹调不当的食物不能吃;饮食时间不合适也不能吃;割取动物肉时部位要选择恰当、要合乎礼仪,否则不能吃等。儒家还倡导饮食有节制,主张饮食有量,“食无求饱”。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思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儒家注重修身节食,提醒人们注意“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问题。《论语·乡党》更指出,面对丰富、美味的肉食更须节制,以免进食过度而伤身,即“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这些论述都说明“适度”、“中庸”是儒家饮食度量的重要标准。
三、“礼”制是儒家饮食养生的规范
儒家认为,饮食的最终目的不是养生、长寿,其饮食乃至养生的目的在于为学求道,“卫道”是其饮食养生的目标,而“守礼”是其饮食养生的前提。违背礼仪、违背道德的饮食行为是被儒家所摈弃的,因而礼仪渗透在儒家饮食观的各个层面。
儒家经典中,凡涉及饮食之处,均充满了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标准。如《论语·乡党》中云:“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其中指出,面对君主赐食,臣民要充分显示对君主的尊重以及对祖先的孝道与虔诚。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表现出儒家将孝道这一美德置于美食享乐之前,若无礼仪、道德限制,饮食无度、无限制,则养生、修身均不可得,可见,礼仪、道德是儒家美食养生的前提条件。
四、儒家饮食养生观对四川饮食文化发展的启示
四川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为其形成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四川成都于2010 年2 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美食之都”称号,这是四川饮食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四川饮食文化要塑造并维护其国际品牌形象,需在理念上下足功夫。回顾传统,儒家饮食养生理念无疑会给四川饮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为四川饮食文化健康持续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儒家“人本”、“适度”、“节制”的饮食养生观,与现代食疗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符合,适应了现代人们饮食要“满足温饱、健康营养、美味多样”的物质需求,顺应了人们探寻养生长寿、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追求。因此,继承学习和深入研究古代儒家的饮食思想,对于促进四川现代饮食养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如下:
一是“以人为本”,重视民众饮食温饱。儒家饮食观中始终贯穿“仁爱”思想,将饮食提升到治国从政的战略高度,现代人从中能够充分认识到饮食温饱在国家安定繁荣之中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各级政府对粮食充足和食品安全的自觉意识。站在儒家饮食观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习总书记在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提出的“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等部署要求的文化渊源及其现实意义。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四川既是国家的产粮大省,也是人口大省,以仁爱之心关注四川农业的发展,关注四川人民温饱和饮食安全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二是树立健康饮食观念。当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劣,越来越多的物种灭绝,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长此下去,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且将遗害于子孙后代,不利于人类的延续。究其原因,是人类对自身欲望无限放纵,对自然无限度索取,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人类如果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源。从饮食角度来看,首先要求人们饮食有度,节制饮食,并将人们的饮食行为与低碳环保相结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国家总体布局,从儒家饮食观看,养成节制有度、绿色低碳的健康饮食观与当前大政方针是高度一致的。就四川饮食文化而言,川菜和川酒是其两大支柱。川菜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特色鲜明,影响范围广泛。而川菜的持续健康发展,应深刻融入儒家的“中庸”思想,注重饮食适度,杜绝浪费和奢侈。川酒更是在国内享有很高知名度,在国外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
儒家民本思想浅析 篇3
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的儒家思想家们已认识到了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 他们提出的君民关系, 君主通过爱民、利民、重民、养民来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成为了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 君舟民水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 他说:“丘闻之, 君者, 舟也;庶民,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 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他把民众比作水, 而君主是在水中行驶的舟, 只有有了水, 舟才能航行, 水也可以是使舟覆没。所以, 君主不应该忽视百姓的力量, 民众是君主实行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孔子说:“使民如承大祭。”使用民力要像对待重大的祭祀一样仔细小心, 要反对剥削和滥用民力。
(二)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奉行天命思想, 他认为, 君主之所以能拥有天下, 是天意所决定的, 而天意又是通过民心来表达的, 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命令。这样, 孟子认为, 民众有权利遵照天命的安排, 对有违天意的君主进行罢免, 推翻其专制统治。
(三) 天立君为民
孟子主张立君为民, 君是天为民兴利除害所立的, 所以君主必须时刻为百姓着想, 爱护百姓。另外, 荀子认为即使站在君主的立场上, 为了自身利益, 君主也应该爱民、利民。
(四) 不与民争利
首先, 对百姓先富后教。只有先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 才可能对他们进行礼仪教化, 提升他们的内在素养。其次, 要省刑法。儒家反对君主对百姓进行暴戾统治。以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 太平天国为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百姓的力量是强大的, 足以让统治者所敬服。第三, 要轻徭役。赋税太重, 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存, 君主必然失去民心, 横征暴敛无异于是率兽食人。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一) 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强调民生的作用, 使君主能够多少关注一下民生疾苦,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 使百姓有一个稍微安定的生存环境而不至于反抗、起义, 有利于巩固君主的统治, 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积极意义。
思想上,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 儒家民本思想的诞生肯定了人在封建社会中的价值。夏商周以前, 原始社会都推崇对自然宗教、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重要思想使中国文化摆脱了宗教的思想束缚, 人才是自然、社会的主人。儒家强调仁者爱人, 有利于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 重视人的主观精神和重视事在人为的思想, 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 一定程上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 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重民, 但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 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反对暴君和暴政, 但是并不反对君权和专制, 民为邦本的前提是君为大。民众虽然重要, 但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民本思想关注的是调节君民关系, 而不是彻底抛弃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它没有与封建专制的对立, 这也从本质上体现了其封建性质。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们的价值与成功取决于赚钱的多少, 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并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例如, “小悦悦事件”, 老奶奶跌倒不敢扶等事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解决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在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构建和谐社会, 才有利于我们自己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作为管理者, 一切都应该以民生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 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关心民生。要保持经济发展, 并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和谐社会建设成果的受益者, 享用者。
(二)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民主建设的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民主, 让人民当家作主, 需要以儒学为基础。从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可以看出, 法制不应用各种规则来制约民众, 在政治法律文化中要树立民意意识, 在行动中真真切切体现和反映民意, 这样才能做到和谐。统治者也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端正自身品行,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现今习主席加强反腐建设,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正是贯彻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儒家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到齐家治国, 小到个人修养, 它具有双重性, 它的一些观念已经过时, 对于现代经济文明会产生消极影响, 它的另一些观点则表现出永远的价值,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 ”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我们对待传统的观念, 也是我们对待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态度。
参考文献
[1]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5]邵汉明、刘辉、王永平.《儒家哲学的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3]王爽.《孔子回答人生的108个感悟》.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1版.
《喜福会》与儒家思想 篇4
一、麻将所体现的儒家思想
麻将亦称“麻雀”，原属皇家和王宫贵族的游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至清朝中期基本定型。麻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问世至今，一直是最受欢迎、普及率最高的文娱话动之一。参与者一般是四个人，有136张(或者144张)牌。
《喜福会》中四位母亲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她们给这个麻将聚会取了一个好听又吉利的名字———“喜福会”。麻将作为中国的传统话动，带有很强的文化内涵。喜福会的举办体现了儒家的一些思想。
第一次喜福会是四位母亲中的吴素云在桂林发起组织的。素云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他把素云和两个婴儿带到了桂林———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把素云和孩子安置到一幢楼房里面的小房间后，只身去了重庆。素云为了摆脱孤单和对战争的恐惧，想到了一个主意———邀集三个女人来打麻将。这个聚会被称为喜福会。其实，她们打麻将不是为了赌博，而是为了忘掉战争的不快。到达美国之后，四个家庭再次组成喜福会，这一次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交际困难，打麻将成了交流的工具。另外，麻将中的“和”与游戏规则则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思想，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下家只能吃上家的牌才能最终和牌，而上家也只能放出自己不需要的牌才能和牌。这种既斗争又相互合作的游戏方式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最高准则，即和谐的要义。
二、母女关系中的儒家思想
在去美国的途中，母亲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生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她将事事称心，应有尽有”(谭，1989:3)。母亲的愿望没有完全变成现实。女儿不用像母亲一样受苦，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她们变得过于美国化，“只会大口大口往肚里灌可口可乐”(谭，1989:4)。如何处理母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她们最大的难题。喜福会后面隐藏的中庸之道思想再次帮助母亲们面对这个问题。
吴素云相信，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像其他的母亲一样，她希望女儿晶美能成为人才，实现她自己所有的梦想。她对九岁的晶美说：“你也能成为人才。”(谭，1989:114)刚开始，她认为晶美可以成为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童星，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接下来，她从报纸上剪下许多智力测试题，想把晶美培养成另一种人才，一个博学的人。但是晶美又一次让她失望。晶美智力平平，说不出芬兰的首都;读了三分钟《圣经》，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后来素云逼着晶美练钢琴，希望她成为钢琴家。起初晶美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但是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她产生了憎恶之情。她不愿意让母亲改变自己，而是坚持保持原来的自我。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美国文化个性独立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提倡忠、孝，儿女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命令;而美国文化则宣扬个性与自由，鼓励子女独立，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母女之间的文化冲突使素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放弃了塑造女儿的努力。
龚琳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她的女儿薇弗莱是个象棋天才，9岁就成为国家级的象棋冠军，被捧为美国棋坛的希望。女儿提出的要求，她几乎都给予满足。薇弗莱可以不做家务活;她抱怨同卧室的哥哥太吵，他们就被移到临街的起居室。龚琳达逢人便夸耀女儿，似乎一切都是她的功劳。每周六，她带着女儿上市场，向任何一个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这就是薇弗莱，我女儿。”(谭，1989:80)这种行为使叛逆的女儿非常尴尬。“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什么不学下棋?”(谭，1989:81)薇弗莱指责母亲把她当成炫耀的资本。龚琳达被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对龚琳达来说，女儿的成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母亲以女儿为荣是很自然的事情。对薇弗莱来说，成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和母亲没有关联。这次争吵之后，母女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薇弗莱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下棋，龚琳达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干涉女儿的生话。
另外两个母亲，许女梅和映映·圣克莱尔也必须面对同样的母女冲突。母亲们望女成凤，期望女儿能实现自己未了的心愿，所以规定了女儿的生活目标，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女儿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甚至是违背女儿的意愿，逼迫她们。女儿们则觉得母亲的这些“帮助”干涉了自己的生话，影响了自己性格的发展。
对四位母亲来说，女儿们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断和她们产生冲突，令她们十分失望。但是当她们发现女儿身处事业和婚姻的不幸的时候，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从而母女之间相互理解，最终和谐共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谭恩美在小说《喜乐会》中表现的是一种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特点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这给她的小说许多生活的游戏、乐趣和学问。如主张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地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之心。
参考文献
[1]AmyTan.TheJoyLuckClub[M].NewYork:BallentineBooks, 1989.
儒家德育思想探微 篇5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其中所包含的德育思想与理念, 更是为千百年来的人们所珍视与利用, 并形成了许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在当代, 深入研究儒家文献和典籍, 深入了解儒家文化学说, 梳理和总结儒家德育思想中的理论精华, 对今天的德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把实践结果作为德育活动的首要目标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众所周知, “仁”是孔子所重视和提倡的, 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 同时也是儒家德育活动追求的价值和目标, “仁者不忧”“巧言令色, 鲜矣仁”“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中这些关于人的论述都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和体悟孔子所指的“仁”的含义, 但却没有明确地告知人们到底什么才是“仁”, 给出的最接近的定义是“力行近乎仁”, 力行, 实际去做, 去践行, 那么距“仁”不远矣。由此可见, 孔子对力行是相当重视的, 这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道德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学科, 把实践的效果作为德育活动的首要目标, 重视德育活动的实践效果是在情理之中的。孔子进而又提出君子要“内语言, 敏于行”, ”“言必行, 行必果”, “君子耻其言过其行”。
孔子之后,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同样强调力行, “行之笃而凡所学问思辨而得者, 又皆必践于实而不空言矣”, 力行, 作为德育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自己所学到得到的理念和原理, 才能体会到其中意义与个中滋味, 自己的所学才不会成为夸夸其谈、纸上谈兵, “苟徒知而不行, 诚与不学无异”。“为学之实, 固在践履”一直是朱熹所反复强调的。
二、把行为规范的教育作为德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不学礼, 无以立”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强调“礼”的重要性。“礼”是儒家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历代儒家关于礼的相关论述和理论,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礼”在中国古代其实是一种行为规范的教育, 是德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论语》中讲到, 君子不但要“博学于文”, 还要“约之以礼”, 这样就可以“弗畔矣夫”了。在这里“约之以礼”,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以礼约之”。然而, 礼的价值是什么, 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亦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了答案, “礼之用, 和为贵”。至于为什么能达到“和”的境界, 就是人们在社会相处与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遵循行为规范, 有条不紊, 各行其道。
“隆礼”这一思想是孔子之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站在性恶论的角度提出来的, 就是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要重视礼教的作用。他提出“礼者, 治辨之极也”, 不仅如此, 礼还是强国之本, 威行之道, 功名之总。在他看来, 礼, 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规范功能, 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的社会规范功能的发挥与否, 与国家治和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汉时期, 荀子的“隆礼”思想被贾谊所继承和发扬。贾谊强调“礼”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性质, 提出“君仁, 臣忠, 父慈, 子孝”为“礼之至也”, 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虽然不同, 但是要遵从各自的行为规范。君对臣要仁, 臣对君要忠, 父亲要慈爱, 儿子要孝顺。隋朝王通提出“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 夫夫妇妇”, 为人君, 为人父要各尽其道, 遵守相应的规范, 可谓异曲同工。
三、把知行合一作为德育活动的基本原则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出自《论语》第一章, 意思是学习的同时还要多加练习, 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接受实践检验。这一句提出了儒家德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德育原则———知行合一。
孔子一方面指出“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还要做到“学而不厌”, “敏而好学”, 强调学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要求“言必行, 行必果”,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由此, 我们不难看出, 孔子认为作为完整的学习的过程, 要把知与行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 坚持知行合一这一德育基本原则, 德育活动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标。
朱熹同样强调德育活动中知行合一的原则, 指出要“知行常相须”, 并对知行合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方其知之, 而行未及之, 则知之尚浅。既亲历其域, 则知之益明, 非前日之意味。”在他看来, 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 但是如果还没有用之于实践, 没有接受实践的检验, 那么还不算真正地掌握了知识, 或者说只是掌握了知识浅层次的意思, 只有在实践过程中, 身临其境地体会其中意味, 才能明白知识真谛。知行合一, 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同时知、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二者的关系“如目无足不行, 足无目不见”。
明代儒家代表人物王守仁认为知与行本来就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指出“一念发动处, 便是行”, 在此基础上, 他对知行合一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与分析。提出更多相关理论“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另外, 他还在德育体系当中提出了“考德”这一理念, 让学生反省自己的言语与行为, 也体现了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以及对该思想的重视。
四、把启发引导作为德育活动的主要方法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是孔子提出的德育方法, 通俗解释即为愤则启, 悱则发, 朱熹注解:“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状也;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也。启, 谓开其意;发, 谓达其辞。”在德育过程中, 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而教师的作用在于, 把握好关键实际发挥启发引导作用。
“子贡曰: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 何如?”自贡考虑人当面对贫困和富有时应该是怎样一个状态, 他觉得, 人在贫困时不能因为贫困而谄媚, 富有的时候呢, 不应该因富有而心生骄傲。这种想法到底正确与否, 自己心存疑虑便询问孔子。孔子在此时, 抓住机会首先肯定了子贡的这种想法, 在此基础上, 又提出“贫而乐, 富而好礼”, 一种更为高尚和理想的状态, 帮助子贡把思想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孟子, 主张施行“仁政”“德治”“王天下”, 同样善于运用启发引导的德育方法。《孟子·梁惠王下》“王之好乐甚”, 孟子通过“独乐乐, 与人乐乐, 孰乐?”“与少乐乐, 与众乐乐, 孰乐?”一步一步地引导梁惠王, 使其能够达到“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 实现对其进行道德教化, 礼乐熏陶的德育目的。
先秦儒家死亡思想探析 篇6
一、“死生有命”
先秦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现象, 谁也无法逃脱。孔子提出了“死生有命”的思想[1]488。《论语·颜渊》中提到:“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孔子的意思是说人的生死都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而富贵荣华则要依从上天的安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释说:“命禀于有生之初, 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 非我所能必, 但当顺受而已。”意思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与世俗人在现实人生中所追求的幸福, 是在人的自由之外的。伯牛是个有德行之人, 然而却患上了不治之症, 在孔子看来, 这也是命, 是无法更改的:“亡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
先秦儒家不仅认为生与死密切相关, 还把生与死视为完整的生命。于是, 死亡和出生一样, 既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那么生与死就成为了人生命中两个必经之点[2]18。荀子曾指出:“生, 人之始也;死, 人之终也;终始俱善, 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惧终。终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 礼义之文也。” (《荀子·礼论》) 可以看出, 荀子不仅将生死视为人生的“始”与“终”, 更提出了善始善终的思想。以儒家的视角来看, 人既要有生的价值, 又应有死的价值, 并且要尽可能“终始俱善”、“终始如一”, 体现生命的完整意义。
虽然先秦儒家认为死亡是必然的, 但却反对无谓的死亡。“子曰:‘暴虎冯河, 死而无悔者, 吾不与也。’” (《论语·述而》) 孔子认为, 那种空手搏虎, 赤足过河, 即使死了都不会悔悟的人, 他是不会与其共事的。因为这样的死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孟子也认为在可死可不死的情况下, 就没必要选择死亡:“可以死, 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离娄下》) [3]579上述言论就突出反映了儒家在不必要的死亡上所持的坚定的反对态度。
二、“人之所恶, 死甚矣”
先秦儒家认为死亡是悲哀的事情。《论语·子张》中提到:“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亲丧乎!’”这里借曾子之口, 表达了孔子的观点, 认为死亡会引发人们极大的悲哀之情。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 颜渊的死令孔子悲恸欲绝:“子哭之恸”, “噫!天丧予!天丧予” (《论语·先进》) , 认为老天爷想要他的命。又如“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 人之大恶存焉” (《孔子家语·礼运》) 。在孔子看来, 食欲和性欲, 是人最基本的欲望;而死亡和贫苦, 则是人最厌恶的事情。孟子也认为人们害怕并讨厌死亡:“今恶死亡而乐不仁, 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离娄上》) 指出现在的人既害怕死亡却又乐于做不仁义的事, 这就好像既害怕醉酒却又偏偏要喝酒一样。“哭死而哀, 非为生者也。” (《孟子·尽心下》) 为死者哭得悲哀, 不是做给生者看的。可见, 孟子也认为死亡可悲。《荀子·正名》指出:“人之所欲, 生甚矣;人之所恶, 死甚矣。”荀子认为, 生对于人来讲, 乃是最大的追求;而死对于人们来讲, 则是极其厌恶的事。
然而, 看似矛盾的是, 先秦儒家又表现出了一种“以死为息”的观念, 认为死亡是一件乐事。《荀子》中的子贡与孔子的问答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 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 执事有恪。’事君难, 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事亲难, 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妻子难, 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 摄以威仪。’朋友难, 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 宵尔索绹,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谷。’耕难, 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 皋如也, 颠如也, 鬲如也, 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小人休焉。” (《荀子·大略》)
孔子指出, 人们生前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 都要勤奋努力, 不能懈怠。因此, 只有那高耸的坟墓, 才是人们真正的安息之所。在儒家看来, 人活一世, 劳累一生, 在生活中孜孜不倦地修身养性, 终其一生也无法放纵、休息, 而死亡则是他们最好的安息之处[4]。
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死亡价值问题上, 先秦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杰, 万物之灵[5]87, 秉承了天地正气, 因此, 儒家对于道德的追求超越了对生死的欲求。所以, 尽管十分厌恶死亡, 但当他们面临生死与仁义的抉择之时, 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
众所周知,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可以舍生忘死。“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孔子提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坚韧不拔地追求仁道, 为了实现仁道, 可以牺牲生命。“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在生死攸关之际, 当生命与仁道发生矛盾时, 不能够苟且偷生, 而是必须牺牲生命以成就仁德[6]4。《孟子·告子上》指出:“生, 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 仁人志士在必要时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孟子·尽心上》还提出“天下有道, 以道殉身;天下无道, 以身殉道”, 说明人们为了坚持道义, 应该视死如归, 勇往直前[7]33。荀子提出:“人之所欲, 生甚矣;人之所恶, 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 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荀子·正名》) 他认为弃生从死者, 并非不愿意生存而愿意选择死亡, 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生存已没有意义, 与其苟且偷生, 不如慷慨赴死。
那么在生死关头, 是否只有选择死亡才能称为成仁呢?先秦儒家并不这样认为。《论语》中记载了子路、子贡与孔子关于管仲是否应该自杀, 不自杀是否算是“仁”的讨论。“管仲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在孔子看来, 管仲在生死关头虽然没有赴死, 但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使百姓受到了极大的恩惠, 乃是最大的“仁”[8]8。这也显现了孔子的灵活性, 即根本出发点是成仁, 生和死都只是方式而已。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孟子身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 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 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 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权也。’” (《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 固然礼很重要, 但也要具体区分, 加以权衡。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礼”, 而白白送命。
先秦儒家在生死与仁义之间态度鲜明, 他们视仁义为人生根本准则, 在两者必选其一的情形下只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明确肯定了死亡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会超过生命, 并强调人生时应该为仁道而努力奋斗, 面对死亡的威胁时, 也应该为实现仁道而从容就死。
四、“慎终追远”
虽然重生, 但先秦儒家对于死亡也很关注, 尤其重视丧葬祭祀。先秦儒家对丧葬、祭祀等死亡仪式非常看重。《论语·尧曰》中提到“所重:民、食、丧、祭”。孔子将丧葬祭祀之事与吃饭相提并论, 可以看出他的重视程度。孔子主张重视祭祀, 并对此身体力行:“吾不与祭, 如不祭。” (《论语·八佾》) 孟子认为与养活父母相比, 给他们送终才算大事。“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离娄下》) 《荀子·礼论》指出:“故丧礼者, 无它焉, 明死生之义, 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他认为葬礼的作用是向生者表明人生和死亡的意义, 以悲痛和尊敬来送别死者, 以隆重地表示人的一生的完成。
他们认为丧葬和祭祀不能随便进行, 要依礼而行。孔子提出, 对待父母, 无论生前死后, 都要依礼侍奉、埋葬和祭祀。“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而孟子也强调祭祀要依礼而行, “牲杀、器皿、衣服不备, 不敢以祭, 则不敢以宴, 亦不足吊乎” (《孟子·滕文公下》) [3]422。
《论语·学而》中的一句话点明了先秦儒家重视死亡仪式的原因:“慎终, 追远, 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死亡, 虔诚地追祭祖先, 人民的道德就会变得忠厚老实[1]23-24。
先秦儒家重生, 但不回避死亡, 并且可以正视死亡, 做到达观生死。他们既珍视生命的价值, 又承认死亡的意义;将生与死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揭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使有限的生命具有了无限的生存价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已广为流传, 影响深远。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时期, 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死亡思想, 不仅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完善也将有积极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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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篇7
(1)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他提出“仁”, 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 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 他主张实行仁政, 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 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 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 宽刑薄赋。
(3)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 以阴阳五行为框架, 兼采诸子百家, 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 “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 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 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 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 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 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
(6)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 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 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二程的思想,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 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 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因此他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这实际上是在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