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精选十篇）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篇1
小川哲生:首先“国际交流”在日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国际交流”本身的含义, 即在尊重每个个体个性基础上的交流, 如教师交流、学术交流、学生交流等。另一个意思就是现在中国也面临的全球化。日本在前者意义上的“国际交流”, 如科研交流, 学生交流, 开展得确实很早。在第二意义上的“全球化”即国际化进程方面, 日本也同样走得很慢。
杨平:贵校明星大学在国际化这个大趋势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
小川哲生:明星大学建立已经46周年, 作为大学她还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不过, 明星大学自创立以来就积极地开展国际交流。今年迎来的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友好交流25周年就是佐证。很多在明星大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现在都活跃在各国的舞台上。
明星大学现在已经与世界上40多所大学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协议。其中, 开展留学生交流的合作学校有30所, 这里包括中国的5所合作院校。大学的附属研究机构———环境科学类的2个研究所也分别与5所以上的大学开展了科研交流。每年有超过100名的在校生前往交流院校进行长短期留学, 教师和科研人员每年也有百人次以上前往合作院校进行长短期的访问和学术交流。每年聘请的国外教师和科研人员1年以上的长期聘用者在15人左右, 短期聘用者则超过该人数的5倍。不过, 从明星大学的整体来看, 外籍教师比率还很低, 占总人数的5%左右, 而留学生人数则仅仅达到1%的比例。明星大学虽然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化成果, 但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化进程还相当滞后。
明星大学的国际交流现状大致可以概括为: (1) 教师及科研人员的交流。据统计, 包括出席学会等的教师及科研人员的长、短期派出, 每年在100人次左右, 其中前往欧美者占6成以上。国外来访的教师及科研人员长、短期合计在80人次左右, 其中来自亚洲、中东地区的访问者约占6成。 (2) 学生交流。前往国外大学留学的学生长、短期合计约100人, 其中约7成前往欧美国家。来自国外的长期留学生为20人左右, 短期留学生约有10人。
杨平:明星大学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在教育交流方面, 面临的主要课题是什么?
小川哲生:正像前面我谈到的, 与以教师为中心的科研成果交流相比, 明星大学的教育交流还很少, 特别是在留学生的招收方面, 较之日本其他大学差距相当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直对入学的各种资格, 特别是入境签证的获取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两年前, 留学生的入学资格限制大幅放宽。同时, 明星大学对学术交流友好院校的留学生给予减免入学金等学费的优惠, 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同时, 学校还计划在本年之内施行协调入学新生住宿、强化日语训练课程、扩大奖学金范围等措施。不过这些政策之外仍然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具有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海外留学生顺利地适应日本生活环境。我们计划尝试让日本学生在留学生宿舍里与留学生共同生活, 另外还计划专门为留学生设置心理咨询中心等。我们准备2到3年之内施行上述措施, 以解决面临的课题。
杨平:您谈了明星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近期目标。贵校今后的国际交流将围绕哪些问题开展?
小川哲生:日本政府发布了“30万人留学生计划”, 将留学生人数由现在的10万人左右提高至3倍程度, 并将实施各种政策以期在数年之内达到计划目标。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留学生接收院校的教育质量, 政府还制定了各种方针, 发表了各种促进大学教育进行结构转换的报告书。文部科学省在施行这些政策之前, 于2009年6月, 由文部科学大臣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会提交了如下报告。
1.基于“广泛汇集国内外优秀学生、教师、科研人员, 提高大学的教育·科研职能, 开展高水平科研和健全人格教育大学的内在要求”的基本认识, 推广国际化十分必要。
2.在国际化推广进程中,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避免“全球化”。所谓大学的全球化, 就如同各国将国际通用的会计指标基准导入到本国制定的会计标准中一样, 以国际通用的指标来评价和保证教育研究的质量。
3.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中, 有必要依据全球化特定的指标来评价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的质量。例如, 世界经合组织, 正在试行开展关于学习效果评价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国际化推广的可能性研究, 日本也在工学领域参加了这一试行研究。
4.目前, 各国大学逐渐开始实行国际性等级划分。其指标主要包括: (1) 各国科研人员的相互评价; (2) 雇员的评价; (3) 学生教师比; (4) 教师人均论文引用数; (5) 外籍教师比率; (6) 留学生比率等。
5.国际性大学等级划分活动活跃化的背景在于学生和科研人员国际流动性的急速增加, 以及对大学与国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等等。
6.日本大学虽然在教育和科研方面获得了较高的国际评价, 但整体的国际性等级划分却不是很高。其原因主要在于外籍教师和留学生所占的比率较低。
因此, 我们还面临着包括促进交换留学生和短期交流留学生接收体制的整合、国际性大学评价活动的参加、大学信息的发布、国际性大学网络建设的对策等诸多课题。
7.世界上多数大学都在快速推进国际交流。在此过程中, 各校都在积极扩大完善短期留学制度、建立学分互换制, 导入双学位制等等。为进一步促进这些制度开展, 交流院校间相互保证教育研究的质量, 开发共同教育项目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是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提出的最新报告书的概要。
杨平:您作为明星大学的校长, 对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提出的这份报告有何评价?
小川哲生:我们认为这份报告书所指明的国际化的方向性是基本正确的。不过仍然须对以下几点加以注意。
1.在制定大学教育科研质量评价标准时, 由于各国及各院校有着其固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背景, 对于这些要素应该尽可能地予以尊重。事实上, 全球化被经常理解为美国化或是西欧化, 我们不能完全赞成这种观点。
2.大学各有其固有的特性和使命。有的大学从事世界性研究, 有的大学培养地域特色人才等等。在制定多样化国际性评价标准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性。美国的美通社 (U.S.News) 推出的大学排名 (Best Colleges) 就根据各大学的特性制作了目录, 并依此进行评价。
3.为了促进国际化, 资金的支持是必需的。由于各国学生收入水平不一, 所以政府和企业等促进国际化的资金援助必不可少。
4.适应外国文化和生活并非易事。留学生支援体制的整合以及留学生接收方人员应该具有接纳异质文化的宽容心。
杨平:在学术界, 大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理解不一样, 有些人认为“国际化”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 但作为发展中国家, 或者作为科技、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是否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小川哲生:首先我本人有30多年的国际化的经验, 30多年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时期, 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尽快地发展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30多年前哈尔滨师范大学及黑龙江大学希望更多地向我们明星大学派遣自然科学方面的访问学者、教师, 与我们一起稿科研, 这种要求在当时非常多。作为明星大学, 我们则要求哈尔滨师范大学及黑龙江大学向我们派遣中国文学教师或者向我们派遣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现在呢, 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由向我们派遣自然科学教师变成共同合作开展研究。坦率地说, 30年前, 日本与中国在科技实力上有差距, 现在科技实力几乎相差无几, 今后将会以合作方式进行研究。
杨平:据我了解, 在若干年前, 日本的教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 为此日本政府都有哪些举措?
小川哲生: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高校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按着原有的评价标准, 东京大学和香港大学之间是有差距的, 东京大学高于香港大学。但是, 按着新的评价标准, 香港大学要好于东京大学。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原因是日本大学的外国研究者非常少, 国外的留学生也少。于是日本政府在一年前提出了“30万留学生”的计划。现在大约有11万留学生, 将要增加到现在的三倍。
杨平:那么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 日本高校的培养目标有何变化吗?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篇2
关键词：日本；教育国际化；日语教育；教育援助
一、以强者为师的日本教育国际化理念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窦副院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古代的日本推崇“和魂汉才”，近代的日本推崇“和魂洋才”，现代的日本推崇“和魂美才”——这种培养人才的理念体现了日本什么样的教育国际化指导思想？
窦心浩：日本人非常擅于借鉴和吸收国外科学文化知识。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较完美的融合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风貌。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的“和魂洋才”一词。该词来源于古代的“和魂汉才”，二战后有人将其改为“和魂美才”。“和魂”表示在精神层面保持本民族的传统，而“汉才”“洋才”“美才”则都表示要掌握外国最新的科技和文化。因此，日本在选择学习对象时，总是选择最先进的国家。在古代以中国的隋唐为学习对象，明治时期是学习欧美诸国，二战后转而以美国为学习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和魂洋才”等口号与我国晚清的“中体西用”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但后者将学习对象限定在科学技术层面，而前者更为开放和灵活，对外国的文化和制度也着意吸收，因而能够很好地推动国家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等说法究其本质，代表着一种判断标准或价值观。也就是说，吸收外国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以不动摇日本人的精神根基为前提的。但这一标准又非常模糊和主观，其意义主要在于保持“和魂”就意味着不会背弃传统，从而在思想上获得一种安心感，这就有利于说服保守势力和普通民众。同时，利用“和魂”的名义，统治集团能够在不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意志对外来的各种新知识、新技术进行选择和改造。
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和魂洋才”或“和魂美才”式的思维模式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日本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相关政策侧重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或可以将其称作“和魂通才”。在近年的政策文件中，日本政府强调教育的国际化，而且将人才培养作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培养国际通用的人才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但同时将熟知日本文化、能够对外宣传日本文化作为国际化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联系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富于国家主义特色的教育理念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在教育国际化的理念和政策措施上是有很多取舍的。自古以来，日本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既对外部的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拒绝“全盘汉化”“全盘西化”，以及今日的“全盘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教育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主导思想仍是在政府主导下以日本自身利益为核心。
二、日本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教育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日本近期有着什么样的教育国际化举措？
窦心浩：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明确地感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开始积极探索提高日本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举措。早在2002年，日本政府就公布了“培养‘会使用英语的日本人’战略构想”，并于2003年进一步制定了“培养‘会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其目标是通过加强小学至大学阶段的英语教育，使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在大学毕业时能够在工作中使用英语。但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日本国内各界也对这一政策颇有微词。
除了提高英语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以外，日本有关教育国际化的政策举措主要围绕接受和派遣留学生展开。2007年，第一届安倍内阁制定了所谓的“亚洲门户构想”，希望推动日本与亚洲其他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其后的福田内阁在2008年提出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将留日外国学生人数从当年的14万人提高到30万人。为此，日本政府选定了13所国际化据点大学，推进英语授课，以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并对其他高校起到示范作用。
在增加外国学生人数的同时，日本政府开始着力提高日本学生的国际化水平。2012年出台了“牵引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人才培养支持”措施，重点提高日本大学生的英语能力，并推动其海外留学。2013年，日本政府又公布了“教育振兴基本计划”，进一步强调要强化英语教育，推动高中生、大学生的海外留学，吸引外国学生赴日留学，并支持高中和大学开展国际化教育的各种举措。2013年10月，“官民协同海外留学援助制度”开始实施，该项目计划通过产业界、学校、政府三方的通力合作，到2020年为止筹集200亿日元的经费，派遣高中、大学等各类学校的1万名学生前往国外进行短期留学。
随后，日本在2014年进一步推出了所谓的“超级全球大学（Super Global University）创成支援”计划。该计划以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重点支持一批教学科研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以及一批积极尝试引领日本国内高校国际化的大学。根据该计划，日本政府选定了13所目标进入世界100强大学和24所引领国际化的大学，向上述高校提供连续10年的经费支持。虽然由于财政拮据，该计划在经费支持方面力度有限，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教育方针之一。
《世界教育信息》：据您的观察，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水平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不足？
窦心浩：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原因，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上还低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但其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日本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不少外籍学生在学，学生赴海外交流的机会也较多。日本高校中外籍教师和外国学生为数不少，很多学校都设有鼓励学生赴海外留学的奖学金，甚至部分高校还提出了派遣所有学生赴海外留学的目标。
从客观条件来看，日本在发展教育国际化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日本拥有一批教学科研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高等教育体系完备、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治安较好，因此对于海外的学者和学生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高校的收费远低于英美等国高校，减免学费的措施和奖学金制度覆盖面较大，赴日留学对许多家庭负担能力有限的外国学生来说，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此外，日本社会面临着少子高龄化的问题，因此外国学生在毕业后留在日本就业的机会也较多。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一些不利于日本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因素。首先，日本的大学主要用日语授课，英语授课的课程较少。因此，对很多不擅长日语的海外学生来说，赴日留学有一定的难度。同时，缺乏统一的留学生选拔考试、留学生宿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都影响海外学生赴日留学的意向。其次，由于日本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又有很强的所谓“单一民族”意识，国外学者较难在日本高校及科研机构立足。此外，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生的英语能力及其他外语能力偏低，许多学生对赴海外留学抱有消极的态度。
三、日本教育政策上的右倾与推动国际化的行动并不矛盾，相辅相成
《世界教育信息》：波士顿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专家托马斯·伯杰教授说：“日本在教育政策上的右倾和其在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存在明显矛盾。”请问，您怎样看待这句话？
窦心浩：确实如伯杰教授所言，近年来，日本的教育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趋势。比如，在教科书中淡化侵略战争，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突出所谓的“爱国”理念，政府不断加强对国公立学校的控制，等等。日本教育政策的右倾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管理制度上，似乎与国际化相关政策措施有所重叠，但右倾并不等于拒绝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之时，教育的国际化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上，右倾的日本领导层对国际化颇为重视。为了将其思想和政策正当化，打消国内外疑虑，他们急于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的、良好的日本形象，借助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通过留学生的互派，多渠道、立体地宣传日本，从而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培养各国人士对日本的亲近感，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例如，“亚洲门户构想”就曾明确指出要通过充实“青年领袖计划”，培养各国的“知日派”和“亲日派”。由此可见，日本积极推动的国际化教育政策是为其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不但完全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更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教育政策的右倾化。
另一方面，国际化的不断发展也引起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担忧。为了减轻国际化所带来的冲击，维护日本国内的既有体制，他们也积极推动教育政策的右倾，不断在教育中植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从根本上说，教育政策上的右倾与推动国际化的行动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四、日本教育援助兼具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
《世界教育信息》：日本近期在教育上大力推行针对菲律宾和越南的国际教育援助，您如何看待这种教育援助？
窦心浩：关于日本近期加大对菲律宾、越南的国际教育援助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把目光仅投向这两个国家，而应该把问题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范围来看。实际上，日本一向注重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将这一地区视作日本的后院。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与近邻的中韩两国的关系趋冷，从外交和经济战略考虑，日本更加重视与东南亚各国以及南亚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2014年的统计，越南留日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2.6万人，超过韩国，仅次于中国（9.4万人），成为日本的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此外，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人数排名也比较靠前，而位于南亚的尼泊尔近年来留日学生人数急速上升，2015年达到1.6万人，超过韩国位居第三。与2014年相比，2015年越南留学生的数量增加了47.1%，缅甸增加了42.4%，印度尼西亚增加了12.9%，尼泊尔增加了55.5%，而中韩两国的留学生人数则分别下降了0.3%、3.2%。日本在对国外学生发放政府奖学金时，在名额方面也对东南亚国家有着明显的倾斜。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菲律宾、越南的最大援助国，同时这两个国家也是日本主要援助对象国。日本在教育领域对菲律宾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初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对越南的援助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此外，接受留学生方面，日本也向上述国家提供了很多援助。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有一项用于越南、菲律宾等国政府培养人才，由日本政府提供奖学金将上述国家选拔出来的年轻公务员送入日本高校进一步深造。这一做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这些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对日本的亲近感，从而将来在政府的各种决策中照顾日本的利益。
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在东南亚各国推广日语教育。2009年，菲律宾教育部将日语、西班牙语、法语一同列为公立高中的外语选修课目。2003年，根据双边协定，日语成为越南部分中学的第一外语，而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的中学也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目前，越南的日语学习者人数排名世界第8位，菲律宾为第10位。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师资、教科书等方面都向两国的日语教学机构提供了许多援助，致力于进一步提高日语学习者的人数和日语教学的质量。通过推广日语教育，能够使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更多的年轻人近距离接触到日本文化，从而对日本产生亲近感，同时能为当地不断增加的日资企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资源。由此可见，日本在教育国际化方面推动对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教育援助，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
五、日本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有益经验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的教育国际化需要向日本学习什么？
窦心浩：日本的教育国际化虽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作为一个长期重视教育的发达国家，其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一，日本用相同标准对待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给予外国学生国民待遇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高校和行政部门往往将留学生看作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将他们与其他学生区别对待。因此，中外学生缺乏交流，留学生对所在学校和居住地缺乏亲近感。
第二，日本在推进各种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措施时，往往采取各高校自主申报，由中立的委员会进行评选的方式。这样，出台的各种国际化政策能够由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落实。而且，自主申报的形式保证了各高校在获得政府财政资助方面拥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在立项以后，日本政府相关部门还要对各高校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考核和最终评估。这样，日本高校的国际化政策措施在制定之初较为切实可行，在其后的实施过程中也能够进行较为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从而使相关政策措施收到较好的效果。
第三，日本谨慎地推进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对国外的经验进行较严格的筛选，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状况和利益的做法，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一直担心片面地推广英语教学有可能削弱学生的母语能力，因而把英语课程安排到中学开始实施。近年来，日本国民的英语能力受到诟病，政府开始考虑将英语提前到小学高年级开始教授，但仍然未将其列入正式课程。
第四，日本在推动教育的国际化时，积极发挥政府以外的产业界和校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在向海外留学生和日本派赴海外的留学生所提供的奖学金中，由企业或民间财团所提供的奖学金占了很大的比例。
总而言之，日本的教育国际化也处于发展阶段，在有些方面甚至落后于我国，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也能从日本的相关做法中学到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篇3
关键词：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
2014 年初,日本文部科学省出台了“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以下简称“TGU计划”),旨在通过“TGU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23 年使日本的高等教育在教学体制、课程安排、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届时日本有若干所顶级大学进入世界高校百强之列,并以此吸引更多的优秀国际学生来日留学;通过高等教育的全面国际化,从整体上提升日本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本文将通过对该计划的出台背景、实施内容以及入围高校未来10 年发展规划的考察和分析,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TGU计划”的推出
继2003 年实现了接收“留学生10 万人”的目标之后,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倡导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6 省于2008 年联合发布了到2020 年将接收“留学生30 万人”的计划。该计划的提出,主要是基于:(1)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同时适龄入学人口持续下降,学校生源不足,人口结构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倒金字塔型”;[1](2)由于欧洲《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的实施,以及中、韩和新加坡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迅猛崛起,使留学生国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3)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公布与普及,给日本的高校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业已成为日本大学须大力推进国际化的重要因素。[2]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本政府从推进高等教育全球化、加强对外宣传力度、改革入学考试方法、完善入境管理制度、改善生活环境和提供就职援助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措施1。其中,在推进高等教育全球化、创建汇集世界优秀人才的基地方面,文部科学省于2009 年出台了相应的配套项目———即“构筑国际化据点项目(Global 30)”(简称“全球30 计划”),[3]提出对遴选出的30 所大学给予连续5 年的财政资助。然而,该计划实施后第二年上台的新政府,对该项目提出了尖锐批评。其结果,这一项目在仅对第一批立项的13 所大学给予了部分财政资助后便告终结。[4]
针对“全球30 计划”存在的辐射面窄、难以持续以及缺乏有效性等三大主要弊端1,[5]日本政府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文部科学省对已受资助的13所院校展开了问卷调查和论证评估,并基于“教育再生实施会议”等咨询机构提出的有关促进大学教育改革、调整结构的意见和建议,[6]于2014 年4月推出了“TGU计划”。根据“IGU计划”,日本政府将在未来10 年内对入选的30 所大学给予重点财政资助,以支持入围的优质顶尖或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大学进行以国际化为目标的全面改革,以加速日本高校的国际化进程,从根本上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这一计划预算总额高达960 亿日元。[7]
由于“TGU计划”无论是在预期目标、考评指标的设计上,还是在遴选机制、支持力度以及项目实施评估方式上都有别于以往。因此,“TGU计划”一经推出,就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关注。舆论界甚至将其称作是日本高校发生的一次“地壳变动”。[8]可以预见,“TGU计划”的实施将会改变日本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推动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迈入一个新的里程。
二、“TGU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资助对象
“TGU计划”将资助对象确立为A、B两个类型的大学。也就是,“以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为目标、开展世界级的教育及研究”的A类“顶级型大学”,和“基于已有的实绩、敢于探索创新,并引领日本社会的全球化”的B类“全球化牵引型大学”。根据“TGU计划”的安排,日本政府将连续10年,对入选A类“顶级型大学”和B类“全球化牵引型大学”的高校分别给予每年4.2 亿日元和1.7 亿日元的资助。
“TGU计划”项目委员会2对109 件申请(其中,申请A类项目的有16 件;申请B类项目的有93件)进行了严格评审,最终确定13 所高校入选A类项目,24 所院校入选B类项目(详见表1)。
其中,在13 所入选A类项目的院校中,除了少数理工、医科大学外,其余均为实力雄厚的老牌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7 所旧帝国大学和两所著名的私立大学;而在入选B类项目的24 所高校中,既有历史悠久的纯人文类大学(如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等),又有在某一特定学科领域具有显著办学特色的单一学科大学(如丰桥技术科学大学、京都工艺纤维大学、会津大学等),而且还有办学历史虽短,但却有鲜明的国际化办学特色的大学(如国际教养大学和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二)考评指标
为了使项目的评审、考核客观、具体及公开,“TGU计划”设计了全面的考评指标和应达到的数值目标。这些指标包括所有申报院校必须填写的通用指标,以及体现申报院校办学理念及特色的个性指标两大部分。
1.通用指标
通用指标包括国际化、大学治理改革和教学改革等三大模块。其中,国际化模块主要是由多样性、流动性、留学支援体制、语言能力、教务体系的国际通用性以及大学国际开放度等6 个大项,共计24 个小项构成;大学治理改革模块主要由人事制度、教务管理等两大项,共计9 小项构成;教学改革模块包括提高教育质量与促进自主学习、入学考试改革及灵活多样的入学学制体系等3 个大项,共计11 个小项(详见表2)。
2.个性指标
申报“顶级型大学”A类项目的大学要求填写学校在国际上的地位、国际评价以及研究成果产出状况,具体包括:(1)被引用的论文数;(2)国际共著论文数;(3)共同研究及受托研究的状况等。申报“全球化牵引型大学”B类项目的大学要求填写办学特色及采取的措施等。
(三)改革构想与行动目标
“TGU计划”要求各申报院校按照下例条目做出具体的规划:(1)大学改革的整体构想与路线图;(2)10 年发展规划、阶段性成果及进度表;(3)所有申报院校统一的通用成果指标与其十年后的预期目标;(4)体现申报院校特色的个性成果指标与其10 年后的预期目标;(5)实施路径;(6)组织体制建设与管理;(7)在教育研究领域上的国际评价(在世界大学排行榜所处的位置),以及为提高国际评价采取的各种措施(顶级型);(8)本校的特色以及采取的措施(全球化牵引型);(9)经费预算及使用等。
纵观各入选高校的项目申报书,可以看到每所高校对其改革构想(详见表3)、行动目标、实施路径、现状分析及10 年后的预期目标都做了战略性的规划(详见下页表4)。
例如,入选“顶级型大学”A项目的京都大学提出了“京都大学日本门户”之构想目标,将10 年内跻身THE排行榜前10 位作为目标,成立了以校长为中心的“国际教育运营机构”,采用自上而下、领导决策的国际化推进模式。该校计划在具有强势地位的医学、数学、工学·化学及日本·亚洲学等4 个领域的6 个研究生院设置“超级全球方向”,与世界顶尖大学合作,开设国际联合教育课程,设置国际联合学位;加强与世界一流学者的交流,共同培育博士生,提高博士学位授予数,提高研究生的国际共著论文比率,从根本上提高教育及科研的国际竞争力。
同样入选“顶级型大学”A项目的东北大学提出了迈进THE排行榜前30 的构想目标,计划与世界顶级大学合作创建7 个国际合作研究生院及高端教育研究中心。首先,在世界领先的“自旋电子学”、“材料科学”、“宇宙创生物理学”及“环境地球科学”等4 个学科领域开设国际合作研究生院,培养自旋电子领域的世界顶级博士人才。其次,在“数据科学”、“生命科学”、“灾害科学·安全学”等3个新兴领域上,与海外顶级大学合作开设国际合作研究生院。该校为了强化优势学科的研究,吸引更多的海外尖端人才,计划采用国际通行的招聘方式聘用专职教师,用兼职或年薪制的方式聘请诺贝尔奖级的著名教授,战略性地推进共同研究与教育。
三、评价与展望
“TGU计划”以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促使日本高校从办学模式、教学体制,到教务管理、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并以大学的体制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可以说,“TGU计划”的实施开启了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征程。
与以往日本政府出台的有关推进大学国际化的政策及配套项目相比,“TGU计划”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导向明确
在以往的项目中,日本政府往往是将资助重心放在研究型、综合型、传统型的院校上,而忽视了对人文科学类以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小规模地方院校的资助扶持。“TGU计划”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资助模式,将资助对象扩展为A、B两个类型。这样既为“旗舰大学”跻身于世界百强高校行列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也惠及了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日本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中小规模的私立和公立大学,以及独具国际化办学特色的“后发型”大学。
例如,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虽然是一所建校仅有15 年的单科地方私立大学,但是该校却以培养的学历教育留学生人数、占市区人口的留学生比率连续5 年位居日本榜首的成绩,获得了“TGU计划委员会”的肯定,并以“4 个1001进入QS Asia Business School Ranking前30”的挑战性目标赢得了评委们的高度评价,最终入选了“全球化牵引型大学”项目。[13]
(二)路径清晰
“TGU计划”摈弃了以往单纯追求“留学生”数量的僵化思维定势,在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国际化”认定标准基础上,设计并推出了由国际化、大学治理和教学改革等三大模块组成的通用指标和适用特定对象及自行设定的个性化指标。通过设立这些指标条目,既可以引导各申报学校确立自己的行动目标,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使各申报院校从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方案的确定、学制的设计,到授课的具体安排和良好学习环境的供给等,全面、完整地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国际化”路线图;同时也为其他院校提供了一个国际化办学的指南,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使原本目标模糊的日本大学国际化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评估的、行动目标清晰明确的具体行动,由此降低大学国际化的运行成本,提高了行动效率。
(三)鼓励个性
“TGU计划”改变了以往项目中的“统一化”管理模式,倡导“多元化”和“个性化”,增设了基于各校特点的个性指标。该指标的设置可以让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院校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国际化办学方向,鼓励各校办出风格与特色,克服了同质化倾向。
例如,具有140 年办校历史的立教大学就是以其个性鲜明的特色设计了独特的“全球化意识”及“国际化渗透度”等1指标(见表5),赢得了评委的认可,最终入选为“全球化牵引型”B项目。该校规划: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全球化意识,让学生在碰撞和融合中获取解决跨文化冲突的能力,引领社会地区的国际化发展。此外,立教大学还提出要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跨专业的横向改革:面向10个专业的2 万名学生开设“全球教养辅修专业群”,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革新力及协调能力。这些辅修专业包含了80 余门课程,共设16 个学分,其特点在于:使用英语授课、日本学生与留学生协作互动式学习、中长期海外体验项目、课程编码国际化和体系化、GPA管理系统,以及不依靠笔试的严格成绩评价体系等。[14]
(四)尊重规律
“TGU计划”打破了以往以5 年为资助期限的惯例,将资助期限延长至10 年。这既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及人才培育所需要的自然周期,也是开展跨国联合教育、师资引进、构建全球化教学体制、改善教育环境,以及进行考核评估所需要的周期。资助期限的延长不仅可以使高校能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周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大学的全面改革,同时也可以避免因后期缺少运营维护资金,而可能出现的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流于形式等问题。
可以看出,“TGU计划”并非是“全球30 计划”的“升级版”。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日本政府为实现“留学生30 万人计划”而推出的新的配套措施。“TGU计划”实际上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而实施的以国际化为目标的大学体制改革的新举措。可以说,一直走在“本土化”道路上的日本高校,现在正面临着继明治初期、“二战”之后的“第三次开国”,[16]其目标能否实现,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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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太田浩.工藤和宏.上別府隆男.日本の大学国際化と留学生政策の展開[J].一橋大学期間リポジトリ,2014,(10):13~52.
[3]文部科学省官方网站.平成21年度国際化拠点整備事業(グローバル30)の公募について[EB/OL].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kaikaku/1260324.htm/.2015-03-20.
[5]髙良要多.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我が国の大学の展望-日本·米国·欧州の留学生政策の比較[J].同志社政策科学院生論集,2012,1:43~58.
[6]教育再生実行会議.これからの大学教育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第三次提言)[EB/OL].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youikusaisei/.2015-03-20.
[7]日本学术振兴会官方网站.スーパーグローバル大学創成支援[EB/OL].http://www.jsps.go.jp/j-sgu_ggj/index.html/.2015-03-20.
[8]横山晋一郎.大学の評価地殻変動[N].日本経済新聞,2014-10-06.
[9][10][11][12][13][14][15]本文的数据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日本学术振兴会官方网站[EB/OL].http://www.jsps.go.jp/j-sgu/h26_kekka_saitaku.html/.2015-03-20.
日本服装设计师的国际化道路探究 篇4
日本服装设计发展现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设计师们纷纷走出国门，这些年轻的日本服装设计师凭借他们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服装设计理念开始受到来自全世界的瞩目，东方传统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时尚舞台。通过对日本服装设计师成功走向国际化道路原因的探究，学习和借鉴日本服装设计的成功的经验，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服装设计道路的发展壮大，打造出独立的国际化设计师品牌。
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在他的设计中看不到西方流行的造型形式，他创新性的采用无结构、无规律的造型形式，看似无形，其中却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哲学。他巧妙的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服装设计完美融合，一方面他们骨子里深受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通过系统的以欧洲为主流的时尚潮流服装设计的学习与借鉴，为他们日后独特的设计理念得到瞩目打下坚实基础。
川久保玲曾被美国时尚界授予“流行先锋“的称号。她的设计时尚、独特、前卫，将日本“物衰主义”精神与西方立体几何的 剪裁相互融合，她从不以大众的喜好作为自己的设计己任，只做自己喜欢的，从不做被人做过的事情。她的独立、自信、自我主张在之后的几十年成为众多年轻设计师所倾慕的。她是时装的创造者，是一个真正的原创服装设计师。
山本耀司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走上服装设计的道路，经历过传统的日本文化影响和生活的磨练以及国外求学的见闻深刻的影响着他的设计风格。他选择了与西方主流时尚背道而驰，运用日本传统文化的精华，引领时尚潮流文化。他设计中对色彩黑白灰的运用，以及服装廓形上的宽松、层叠、缠绕手法的表现都是他对日本传统文化—物衰文化的致敬。这些优秀的日本设计师虽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设计模式，但不难看出，他们一直坚守着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这些优秀的日本服装设计师在首次登上法国时装发布的几年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将东方时装理念带到西方。他们成为了世界时装界的聚焦人物，他们的这种前卫大胆，前所未有的设计风格不断挑战着西方时装传统，也使他们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
对我国服装设计发展的启示
鼓励发展独立设计师及设计师品牌，我国的服装设计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当下正处于蓬勃的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设计师们发展个性与独立尤为重要，意识到创新设计的重要性才能为设计师和服装品牌走向世界打好坚实的基础。国内一些优秀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如“天意”、“NE TIGER”“例外”等知名设计师品牌已经开始在时装舞台上崭露头角，国家政要、国际会议以及国内的娱乐明星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支持国内独立原创服装设计师，这使得这些独立设计师品牌在消费者中的认知度得到了更广范围的认知度，消费者、市场更加对原创设计品牌充满信心。
近些年“兄弟杯”、“汉帛杯”、“真维斯杯”休闲服大赛正如火如荼的在全国范围遍地开花，这为设计师们及在校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展示自己的设计才华。透过这些服装设计类大赛的大热的现象，我们看到了社会和市场对服装行业发展的重视和期望。通过举办各类服装设计类创意大赛不仅可以起到让媒体关注服装行业的发展动向，时尚服饰潮流的流行趋势，让服装设计师有能够表达主张，发挥能力的平台，让大众参与其中，对国内新锐设计师有更高的认知度。
作为企业应更加重视服装设计的原创性，可喜得是越来也多的国内服装设计品牌越来越注重服装品牌的原创性和将每一季服装的流行趋势作为服装品牌宣传推广的重中之重。一个服装品牌是否能够屹立于市场下经久不衰是需要其服装品牌拥有自己的独特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的支撑。设计是品牌发展的灵魂，“例外”品牌作为现如今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它最大的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用原创的精神来打造独特的服装风格。它不跟随大众潮流，而是将对生活的态度通过服装这个媒介传达给消费者，将衣服作为表达个人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工具。现如今在每一季的北京、上海时装周上我们都能更加强烈的感受到我们的设计品牌已经越发的成熟。
目前我国开设服装设计和纺织工程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这很好的说明了国家对服装行业的重视和信心。服装院校也开始重视学生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院校除了培养学生的理论学术研究能力，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开设了大量的实验课程，例如”服装立体剪裁“、“服装纸样设计”课程等。横向与纵向课题两手抓，一方面不放松对于专业学术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另一方面达成与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达到共赢。学生可以获得实习的机会，企业也能获得专业的技术支持。
结语
中国服装产业的未来发展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国内独立设计师品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独立设计师品牌渐渐成为我国我国服装业发展的新态势。国内独立设计师品牌的设计风格呈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引导消费者的审美趋势，更加注重服装的文化内涵，通过服装实现消费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这给了服装行业莫大的信新，相信就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代表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服装设计师品牌走向世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作者简介：燕倩，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篇5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 中国市场面对国际国内双重竞争的情况下, 我国中小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经营的道路上却显得很脆弱。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 二是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其中我国中小进出口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很不乐观, 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现实。
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 政府对中小企业在立法和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不够。第二, 缺乏必要的社会服务体系支持, 信息渠道不畅通。第三, 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 创新能力不强, 自主品牌竞争力较低。第四, 国际化进程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愈加严重。
二、日本促进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功经验
(一) 日本政府的法律、政策和社会服务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在发达国家中, 日本是为中小企业立法最为完善, 政府扶持手段最多的国家, 同时又是社会服务体系较为完整的国家。
1、颁布修仃各项具体的政策法规, 明确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
自1949年以来, 日本政府颁发了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共有30余条。主要有4个法律, 即《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法》。其中196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是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对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有明确的界定, 而且十分具体。政府对不同规模的中小企业采取不同的对策, 主要包括中小企业财政政策、中小企业税收政策、中小企业金融政策、中小企业科技政策等四方面的扶持和优惠措施, 以及法律法规上的监管等。一般来说, 企业越小, 得到政府的扶持和优惠越多。
2、制定专门的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政策体系。
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际化支援政策体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促进中小企业顺利开展海外业务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国际交流政策及其他支援和促进措施。如为有效实施国际化支援政策, 日本设立了两大专门国际化支援机构———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3、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机构。
1948年8月, 日本在通产省内设立中小企业厅, 地方政府相应设置中小企业局, 从而形成全国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行政组织网, 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指导, 并对政府部门制定的中小企业方针政策提出参考意见, 反映中小企业的要求和希望, 协调企业之间的矛盾, 对中小企业进行宏观管理和支持, 以此提高其整体经营水平。
4、建立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
由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中小企业基金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分工合作、相互协调, 构成广泛的中小企业服务网络。日本政府在都道府县都设立了公共试验机构, 为中小企业设置了开放性的实验室, 公共试验机构设置了“技术咨询部”或“技术指导科”, 免费向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 与大企业的联合及其自身特有的发展模式是日本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鲜明特色
除了政府的法律、政策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扶持, 日本中小企业内部也有值得学习的方面:
1、走与大企业联合的发展道路。
在日本,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通常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关系模式———下请制度。所谓“下请”就是转包, 小企业接受大企业的委托, 加工制造产品、零部件, 附属品或协作维修和制造生产设备、器具等, 被大企业委托的中小企业就被称为属于该企业系列的下请企业。该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纺织业, 在制造业尤其是零部件众多的汽车行业广泛存在。它的好处是:中小企业能充分发挥灵活性优势, 有效进行多品种小批量专业化生产, 且不必考虑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和产品销售;大企业则可以降低自产率, 集中精力搞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 提高经营效率。据调查, 和大企业有承包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占总数的73%。进入大企业交易系统的中小企业占60%。在汽车、机械、电子、家电等日本最强的行业, 这个特点更加明显。如丰田汽车公司, 与其有直接交易关系的中小企业达4000多家, 间接交易关系的多达上万家 (来源:经济日报2007年1月24日) 。
2、做精、做细、做专、做深是日本中小企业特有的发展模式。
仅仅靠日本政府的扶持, 并不能使中小企业长大变强, 关键还要看企业自身能否在市场中找到立足之地。日本中小企业在与大企业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中, 根据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商品的不同, 实行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 把产品做精 (高精度占领制高点) 、做细 (超细微打市场空当) 、做专 (在小市场中居主导地位) , 做深 (深度开发做足文章) , 发挥了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水平分工中, 日本中小企业凭借着精、细、专、深的经营之道, 创出了高质量、有市场、有销路的产品, 从而确立了大企业不可替代、不可动摇的地位。
3、强调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不仅是保证和促进日本中小企业生存和国际化发展的基础, 而且还能使一些中小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型企业。因为多数企业拥有独有的专利技术, 因此可以满足大企业的承包要求。如东京都大田区3000多家中小企业, 拥有独有技术专利的企业占80%, 部分企业的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其主要措施是:
第一, 广泛收集信息, 掌握市场需求确定企业技术开发的内容, 利用专利制度, 保护和促进企业技术的开发。
第二, 对新产品、新技术不作单纯模仿, 消化之后再创新。
第三, 注重提高员工素质, 强调“硬”、“软”件配套协同发展。
第四, 企业间的技术的交流和产、学、研一体化, 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
三、借鉴日本经验, 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化经营的发展
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不同于大企业。它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 还需要政府的扶植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有效帮助。日本发展中小企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 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1、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体系建设
2003年1月1起正式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 标志着我国中小企业法规建设踏入正规化的轨迹。但在面临国外的贸易壁垒和国内大企业激烈竞争环境下, 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关于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劳动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配套法规和优惠政策, 尤其是应建立和完善专门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相关法律和政策, 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和促进国际化经营提供切实的法律保护和政策扶持。
2、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对中小企业统一管理和协调
我国目前是按各种经济成分、行业和区域分别管理中小企业, 容易导致上面各自为政, 政策多变;下面政策交叉, 管理矛盾, 造成竞争过度, 不利于中小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我国应设立综合性的国家中小企业管理局, 各省、市也相应设立各级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处理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问题。同时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研究机构, 由国家统一管理。负责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
3、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缺乏社会服务体系支持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状况, 应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以及突出服务性的原则, 重点围绕信用担保、投资融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管理咨询、市场开拓、人员培训等领域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快建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半官半民的服务机构, 并从现在的各个政府部门和科研部门中吸收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和科研人员投身于这一新的事业。这样的服务机构较合适的规模是以省或市为单位, 建立统一的服务体系, 然后在其之上设立较灵活的协调机构, 对各地的业务进行协调和指导。此外, 政府的相关部门和中小企业的行业协会应共同组织, 推动中小企业的信息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覆盖全国的中小企业信息网络体系,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4、改善融资服务, 缓解资金瓶颈
融资难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大多数中小企业因为资金不足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出台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 在完善并推广信用担保制度的同时, 着手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 即中小企业银行, 开展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转贷款和担保贷款业务。另一方面, 对符合上市的中小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块, 扩大其直接融资渠道。
5、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完善政府服务手段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 国际合作交流和经贸往来已迈入新阶段。我国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如, 通过加强同APEC成员体的经济合作、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以及搭建良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推进我国中小企业同APEC成员体中小企业的合作, 鼓励中小企业参与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与展览会、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论坛等;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内外展览展销活动, 继续办好“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为交流合作、共同发展营造良好的服务平台, 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
(二) 努力创造良好的中小企业内部条件
除了外部环境的支持, 我国中小企业自身也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不少中小企业早期是从事制造、建筑、运输、商贸等领域, 应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新兴服务、高技术产业等领域拓展, 坚持“专、精、特、新”的发展方向, 立足区域内的资源和企业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创新战略:一些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可以自主创新为主;一些科技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则可以走技术购买和技术模仿的路子;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技术创新可以以模仿为主。有条件的企业必须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过渡,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者, 建立企业研发机构、产学研结合、委托研发、集成海内外科研力量共同研发等, 切实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中小进出口企业的产品应由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 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深加工制成品转变,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最终发展为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2、重视员工素质和技能的培养,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现代化水平
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的普遍问题是科技创新水平不高, 产品科技含量低, 经济效益不佳, 形成品牌的更少。究其原因, 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短缺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在充分认识、正确理解人员培训的深层含义的基础上, 确定培训需求, 建立完善的培训系统, 加大培训力度, 增加培训投资。大量研究表明, 如果企业管理者在培训项目上提供必要的资金、时间的支持;多在培训内容上促进工作中的应用及成果转化方面给予财力支持, 不仅企业员工受益, 而且使企业在留住人才, 增强凝聚力、创造力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 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外, 我国中小企业还要加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 积极实施品牌战略, 全面提高企业素质。
3、主动与大企业联合, 走协调发展的道路
随着企业社会分工的不断提高, 推进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 鼓励与大企业、跨国公司协作配套, 是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捷径之一。我们可以仿效日本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发展模式, 在我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确立一种类似日本下请制的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 提高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生产程度。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通过长期合同承包加工某些零部件或中间产品的生产;大企业通过系列化把独立的中小企业纳入到大企业的生产经营体系。这样, 大中小企业之间以承包加工合同的方式结成自上而下的多层次、连锁性、专业化分工的协作关系和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企业集团化组织结构。通过这种互助互利的模式, 进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摘要：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仍不容乐观。本文旨在探讨战后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 为我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日本经验,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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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国际影响 篇6
一、两次世界大战后, 战胜国处理战后问题商讨会与缔结和约中明显偏颇与不当
1. 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是战胜国在掠夺的基础上处理对德问题的, 导致了德国民族情绪高涨, 进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结束后, 各战胜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会, 讨论签订和约问题。表面上会议的一切决议都要由全体会议成员通过, 实则决定一切重要问题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这次战后的和会就是战胜国之间的分赃会议, 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争霸计划与掠夺要求, 在和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经过三个月的激烈争吵, 战胜国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在领土、军事、赔偿、德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问题上都作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 他们把亿万人置于奴隶地位, 列宁称这些和约为“掠夺性的和约”。根据这一系列和约的规定, 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领土基本上在民族的基础上重新加以划定, 德国人失去了一切非日尔曼人的地区。《凡尔赛和约》与其他诸和约及国联盟约结为一体, 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即凡尔赛体系。从这一体系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包含着各种矛盾, 暴露出各种裂痕。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战败国掠夺的基础上的, 这必然导致战败国与战胜国矛盾的加剧。拥有极大经济潜力的德国决不会忍受《凡尔赛和约》的压制, 随着力量的恢复和增长, 必然会拒绝履行直至撕毁和约。在和会期间, 劳合·乔治就预感到了这种危险, 他说:“你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 把它的军队减到仅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力量, 把它的海军减到五等国家的地位, 这一切终究毫无意义, 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 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法国的福煦将军也说:“这不是和平, 这是20年的休战。”[1]的确被他们言中了, 随后的德国经过20年的扩军备战, 卷土重来, 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凡尔赛和约》建立在帝国主义矛盾与牺牲战败国和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 它本身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2. 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对于如何处置战犯问题只重视审判, 未能从根本上消灭法西斯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在处理战败国家、土地问题、联合国成立、殖民地国家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尽管这次会议仍是苏、美、英三个大国操纵国际政治的结果, 但是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来说, 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后的一些世界现实, 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也不能不看到, 会议上的有关决议是美英和苏联互相让步、妥协的产物, 没有全面维持战后世界和平以及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和平共处, 最终造成了德国的分裂和欧洲的分裂及至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 进入“冷战”状态。战争期间的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曾就如何处置战争罪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于1945年11月20日,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的纽伦堡开庭, 开始了对21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的审讯和判决。1946年的1月19日, 由中、苏、美、英等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东京审判日本主要战犯。东京审判中, 七人受绞刑, 其余被押罪犯除病死外, 从1950年起被陆续假释。岸信介等战犯在美国的庇护下, 在战后还当上了日本的首相, 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牌位还被供进靖国神社。无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大审判, 法庭上战犯们都百般抵赖, 丝毫没有认罪、悔罪的表现, 有的罪犯还侥幸地逃脱了法律的审判。二战后对于战争罪犯的处理, 更多地着重于如何审判他们, 而未能从如何改造他们、彻底消灭法西斯势力入手, 这也为法西斯势力的残留埋下了隐患。当年在纽伦堡审判结束后, 参与出庭的律师柏克在1950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事比战争审判更糟地阻碍着德国去进行真正地历史性的自我审视了。”[2]144此后他一直坚持着这样的看法。
二、新中国在改造战犯上措施得当, 深得人心, 创下人类改造战犯的奇迹
怎样惩处这批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 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利益。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指示, “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 “要做到不跑一个, 不死一个”。毛主席指示, “改造好不是改造死”。周总理对此作了解释:“民族之恨、阶级之仇, 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 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是把他们改造好, 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 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3]新中国以博大的胸襟和人道主义精神, 教育改造日本战犯, 摒弃了人类战争史上处理战犯的那些野蛮的、狭隘的、单纯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想, 以“惩罚不惩人”为方针, 采取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 使日本战犯逐渐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责, 他们从战争狂魔开始了重新做人, 对教育改造心服口服, 认罪伏法。
当年, 抚顺战犯管理所收押969名日本战犯。管理所准确地执行中央政策, 采取了以思想教育改造为重点、以消除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方针, 对战犯进行耐心的教育和改造。尊重他们的人权, 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环境, 定期体检, 消除战犯们的抵触情绪。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认罪、悔罪活动, 开展政治攻势, 揭露他们侵华的罪行, 批驳反动思想。为了加强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和改造, 还组织战犯到工厂、矿山、农村、敬老院和幼儿园参观学习, 到哈尔滨、长春、北京等地参观游览。这也是对教育改造效果的实际检验。实践证明, 日本战犯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越多, 就越能加深对自己罪行的悔恨, 越感激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教育改造, 越发增强反战的信心。初期闹监最凶的鹿毛繁太说:“在辽阔广大的中国国土上, 没有一块土地不渗透着被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的鲜血, 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埋着惨遭杀害的中国人民的白骨。这使我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罪行的严重性, 也更加使我对魔鬼般的帝国主义抱以无限的愤怒和憎恨, 我要自觉地继续消除我的帝国主义思想, 重新做人。”[4]98战犯们早已泯灭的良知和人性在人性的光辉中得到复苏, 最终完成从拒不认罪到真诚认罪、由反抗改造到自觉改造的巨大转变。同国际法庭审判战争罪犯无理狡辩的情景相反, 在新中国的审判法庭上, 战争罪犯们纷纷恳求法庭给自己判重刑或极刑。这在国际审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到1964年经过改造的战犯们陆续被宽释回国, 除饭守重任外, 其余都坚持终生悔罪认罪, 并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成为了中国人民可靠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改造日本战犯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为在国际范围内改造国际战争犯罪分子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也是因为新中国在改造战犯中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政策和措施, 才会有新中国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的诞生。
三、新中国成功改造战犯, 对战后人类和平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改造的战犯们回到日本后, 纷纷自发地加入到了中日友好的队伍中。其中于1957年成立的中归联就是由这些经中国关押、改造的战犯们回国后成立的旧军人组织, 它以“反对侵略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中日友好”为宗旨, 曾先后六次派出友好访华团, 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以报刊、杂志、集会、演讲等形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积极促进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往来。会员们以自身的经历著书立说, 反省战争中的罪行, 主张中日交流, 反对战争。由于中归联的奔走呼吁, 也加强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这一事实的认可。尽管这其中也曾遇到过阻力, 但他们依然举起中日友好大旗, 不顾个人安危, 以自身犯罪血淋淋的事实, 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残暴罪行, 并号召日本国民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责任。中归联在日本国内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唤起了日本国民的觉醒, 认清了日本民族只有与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走和平发展道路才会有前途。后来由于年龄的原因, 中归联消亡。可是他们的后人、亲友在延续中归联精神的基础上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 继续为中日友好而奋斗。
回顾新中国对日本战犯改造的艰辛历程, 以及半个多世纪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往来, 可以说中国改造战犯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新中国站在消灭侵略战争、主张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发展的基础上, 解决国际间的争端和民族矛盾, 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它向全人类表明:人是可以改造的, 罪犯也是可以改造的。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针, 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措施, 就不存在什么不可改造的天生罪人。改造日本战犯的伟大成功, 不仅为人类为和平而战的斗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而且为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如何对待旧社会的残余分子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为人类改造自身提供了创造性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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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考察日本新防卫战略 篇7
冷战结束后, 日本倾尽全力扩充军备, 使得日本的军事力量迅速崛起。
(一) 日本军费开支相当惊人
目前, 日本每年军费开支都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 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相当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如果就每个士兵人均军费而言, 日本则高达20多万美元, 远远超出美国, 位居世界第一。[1]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巨额的军费开支中, 国防科研和武器进口的比重不断加大。1986—1995年, 日本国防科研费用占军费开支的比例由1.7%增至3%, 到2000年提高到5%。[2]此外, 日本还是全球第三大武器进口国, 其作战坦克已经是英国的3倍, 海上大型战舰是英国的2倍, 总吨位甚至超过德国与意大利海军之和。[3]
(二) 日本自卫队实力不容忽视
日本自卫队人数虽然只有28万, 但其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并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目前日本自卫队的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 反潜能力居世界第二, 大中吨位水面舰支数量居世界第三。[4]以海上军事力量为例。日本海上自卫队历来发挥着日本走向军事强国的尖兵作用。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官兵约4.5816万人, 各型战舰总吨位36.4万吨。[5]其规模已经超过了传统海洋强国——英国, 实力仅次于美国海军。在武器装备上, 日本海上自卫队可谓精益求精, 更新换代十分频繁。例如, “宙斯盾”驱逐舰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已经装备了3艘宙斯盾护卫舰, 另有一艘准备服役, 今后还计划建造4艘。[6]到2010年,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拥有4000吨级以上的大型驱逐舰30艘, 2700吨级以上的大型常规动力潜艇14艘。根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制定的《长期军事建设计划》, 日本将在2015年以前建造两艘可搭载E-2C预警飞机以及垂直起降战斗机的4万吨级轻型航空母舰。[7]
(三) 日本军事潜力异常雄厚
除了现有军力外, 日本在军事潜力方面也高居世界第三。[8]仍然以海上军事实力为例。战后, 日本造船工业发展迅速, 目前, 造船能力居世界第一, 年生产能力可达2000万吨。若以二战时日本动员四分之一的造船能力生产军舰的比例计算, 完全可能以年下水500万吨舰艇的速度组织生产, 是目前其作战舰艇总吨位的20多倍, 一跃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庞大的舰队。[9]
日本还努力发展核武技术。日本早已掌握了制造钚、浓缩铀的技术。据绿色和平组织透露, 早在80年代中期, 美国就向日本提供了核技术, 建成了钚加工厂, 开始生产钚239。[10]尽管日本官方很快辟谣, 但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
二、日本防卫战略的悄然转变
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制定有两个根本性的依据, 一个是日本的“和平宪法”, 另一个就是《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宪法》第9条, 即著名的“和平条款”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 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 依据《日本宪法》制定的防卫战略, 其基本方针就是专守防卫和无核化。而依据《日美安保条约》所确立的主要原则却是日美双方相互合作和防卫, 日本承担相应的增强军备的义务。因此, 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基础就存在着法理上的矛盾, 即日本“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之间的矛盾, 日本的防卫战略就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不断变化。
(一) 日本防卫战略变化的法律轨迹
1992年6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法》是日本防卫战略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开端。
1995年11月, 日本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 强调在冷战后的安全保障形势下, 日本防卫力量应当发挥适当作用。它标志着日本防卫方针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
1996年4月,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发表, 从战略高度对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位、定向。1997年9月, 依据该《宣言》,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出台。《新指针》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周边事态问题”, 同时更强调对“紧迫”的武力攻击的预防。根据《新指针》, 当“周边事态”出现, 美国决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时, 日本应负责后方支援。[11]
1999年4月日本制定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役协定》 (《ACSA修正案》) 三个法案。其中, 《自卫队法修正案》修改了原《自卫队法》规定的自卫队必须坚守的“自卫原则”, 以及“没有交战权”、“不能向海外出动”的约束, 允许自卫队在“周边事态”之际, 协同美军从事“后方地域搜索、救助”等军事活动。
2001年10月, 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项支援美军行动的相关法案。
2003年6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案”, 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有事三法案”规定:日本不仅在受到攻击时, 而且只要预测到存在“有被武力攻击之危险”时, 就可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12]因此, 有事三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有事法律体系正式建成。
2004年6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七法案”。“有事七法案”由《国民保护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外国军用品等海上运输规制法案》、《美军行动顺利化法案》、《交通、通信利用法案》、《国际人道法违反处罚法案》、《对待俘虏法案》等七个法案组成。“有事七法案”主要以落实武力攻击等事态下对美军的行动给予物品及劳役协助为目标, 标志着日本有待法律体系的全面建成。
由此, 日本的“战时法制”已经全面化和系统化, “和平宪法”已经不能制约日本军事强权化的步伐。正如法国《世界报》所感叹的那样:“日本宪法第9条只是吓唬人的法律, 丝毫阻碍不了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 但却能使日本政府经常采取钻牛角尖的办法为其行动找到合法理由。”[13]
(二) 日本防卫战略变化的实践轨迹
1990年海湾战争时, 日本政府就积极谋求实现出兵海外, 由于当时《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未能在国会通过而搁浅, 但在1991年5月日本还是向海湾地区派遣了扫雷艇编队与以美国一起执行扫雷任务。
直至2003年底, 日本政府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东帝汉、阿富汗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1年, 小泉首相上台后, 在“无禁区的结构改革”旗号下, 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力量参与海外活动, 特别是利用“9.11”事件使自卫队参与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综合上述法律和实践方面的种种措施, 已使日本的防卫战略发生质的转变, 由“专守防卫”扩大到发生“周边事态”时可支援美军作战, 进而出兵海外, 实施军事干涉。
三、日本新防卫战略的理论支点
日本急速膨胀的军事实力显然已远远超过了所谓“防卫”的必要, 其真实目的昭然若揭, 就是要出兵海外, 重建日本的军事强权。而作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 一系列“有事法案”的出台为日军卷土重来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作为日军将来大规模海外作战的理论准备, 日本新防卫战略着重打造了三大法理支点:“国际贡献理论”、“集体自卫权理论”和“先发制人自卫理论”。
(一) 国际贡献理论
日本所谓的“国际贡献理论”, 就是打着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旗号, 公然突破《日本宪法》第9条, 给日军“松绑”, 从而为发展武装力量和实行干涉外交寻找借口。日本右翼一方面不承认该理论的违宪性, 一方面咬住所谓参与维和行动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应尽义务来自欺欺人, 但是所谓“国际贡献理论”是不堪推敲的。
首先, 参与或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一项强制性义务, 因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与《联合国宪章》第41、42条所采取的实行高压政策的强制行动有原则性的区别。维和行动是在国际实践中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般经安理会决定并经当事国同意的一种遏制或减轻冲突局势的冷却措施。它并不具有强制性, 因此会员国是否支持和参与行动并没有法律约束。日本的国际贡献理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蓄意曲解。
其次,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日本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因此, 尽管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扩编, 但是根据《日本宪法》, 自卫队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 名副其实的“自卫队”其职责只有一个, 即“守护疆土”而已。因此, 日本使用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是违反《日本宪法》的, 也是超越自卫队的职责范围的, 这一点确凿无疑。
众所周知, 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其宪法应当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即使维和行动发生在日本周边地区, 日本也没有理由牺牲本国宪法的权威性来参与维和行动。日本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而不惜违宪, 这充分表明了日本对军事强权的强烈觊觎!
(二) 集体自卫权理论
自卫权是指在国家遭到外来武装攻击时可以采取相应的武装措施进行反击的权利。[14]《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 但是自卫权的行使却是例外。集体自卫权是指根据条约关系, 当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 其他缔约方将与之一同进行武装反击, 而不论自己是否遭到实际攻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都允许缔约国进行集体自卫。由此可见, “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集体自卫权不以本国受到实际攻击为前提, 这是它与自卫权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的原意, 日本是放弃“一切战争”, 包括自卫战争。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 美国授意下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保留的“自卫权”可以进一步蜕变为“集体自卫权”。但是, 1972年, 日本政府还是公布了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宪法解释》, 强行规定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它意味着日本军队绕过宪法对“以国权发动战争”的限制, 从而可以通过集体自卫权的途径, 实现“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直接参加战争。
(三) 先发制人自卫理论
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 所谓“有事”是指“日本遭到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之事态”和“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武力攻击的事态”。由于对“危险事态”的“预测”是由日本政府单方面判断和认定, 而且根本不提“日本有事”在地理上的界定, 因此所谓“有事”的范围存在被主观上任意或无限扩大的可能性。按此, 日本可以对任何地区的所谓“紧迫事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即所谓“自卫”。然而, 这种先发制人的自卫权至今没有被国际条约所肯定, 尤其是被《联合国宪章》所采纳。相反, 根据《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会员国自卫权的行使受到安理会权威的严格制约, 其制约因素是:在当事国遭受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决定从事自卫行为的, 应当立即报告安理会;安理会决定采取有关行动后, 当事国的自卫行动应当立即终止。由此可见, 目前国际法上合法的自卫权, 其行使前提是遭受实际的武力攻击, 而只存在武力攻击的可能并不能成为自卫的理由, 因为在实践中也很难把握从事先发制人自卫的必要时机, 它往往容易造成“假象防卫”, 甚至成为某些国家滥用自卫权侵害别国的一个借口。日本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 将先发制人的打击纳入所谓“自卫”的范畴, 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合理怀疑。
四、结束语
日本对国际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反馈 篇8
关键词：初步意见,日本,财务报表列报理念,变化
环境的变化使得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相互合作。FASB与IASB于2008年10月发布了《财务报表列报初步意见 (讨论稿) 》, 这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成果。本文在了解项目背景后, 简要说明DP的主要内容的同时, 倾听日本会计界的反馈意见, 为我国会计准则的趋同提供参考。
一、国际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进程
1、2001年, IASB和FASB在各自议程中加入财务业绩报告的项目并独立实施该项目。
2、2004年, 双方认为应共同实施财务报告项目以促进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3、2004年4月, 双方决定分3阶段实施该项目, 其主要目的是
提高财务报表信息的有用性, 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提高作为资本提供者的决策水平。
4、2007年9月———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 修改了IAS第1号
的部分内容, 影响了权益变化和全面收益的列报, 使IAS1中的全面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30号————报告全面收益》中的全面收益相一致。
5、2008年10月———双方联合发布了《财务报表列报初步意见
(讨论稿) 》———Preliminary Views on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Discussion Paper (下称DP) 。
6、2010年上半年发布公开草案。
二、DP的主要内容
初步意见包括四章和两个附录:第一章为引言及适用范围, 第二章为财务报表列报目标及原则, 第三章为目标和原则在每一财务报表的运用, 第四章为财务报表附注;两个附录以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例示财务报表及其附注的编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1、财务报表列报的目标
(1) 描述一个主体业务活动的内在一致的财务状况 (一体性目标)
该目标要求各财务报表上项目之间的关系是明晰的, 并且财务报表之间应尽可能地相互补充。
(2) 分解信息以使其有助于预测主体未来现金流量 (分解目标)
进行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分布、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分析时, 使用者需要合理的、分解的财务信息。因为如果各项目经济意义不同, 使用者在预测未来现金流量时就希望考虑该差异。
(3) 帮助使用者评价主体的流动性和财务弹性 (流动性和财务弹性目标)
有关主体流动性的信息能帮助使用者评价其在融资合约到期时的履约能力, 而有关主体财务弹性的信息能帮助使用者评价其投资并提高预测资金需要量的能力。
2、财务报表格式
提议的财务报表列报模式要求主体提供的一套完整财务报表包括: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现金流量表和权益变动表及附注, 并要求分别列报其有关创造价值的方式 (业务活动) 和为业务活动融资的方式 (融资活动)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1) 主体在经营活动部分应该进一步将业务活动与投资活动的信息分别列示。 (2) 主体应根据融资来源分别列报业务融资的信息。具体来说, 主体应分别列示有关非所有者来源的资金及其变化以及所有者来源的资金及其变化。 (3) 主体应分别列示非持续经营与其持续经营和筹资活动相关的信息。 (4) 主体在财务状况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将其所得税信息与其他信息分别列示。主体在全面收益表中应单独列示以下各项有关所得税费用 (或收益) 的信息:持续经营收益 (即来自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净收益或净损失) 、非持续经营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税后金额列示) 。
三、初步意见的主要变化
1、财务报表列报理念的变化
(1) 列报的目标导向为决策有用观。该初步意见显然受到美国的影响, 面向资本市场, 明确提出对外财务报告的通用目标是:提供有助于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其他信息使用者进行投资、信贷和类似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
这表明:一方面, 其使用者是广泛的 (主要包括权益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雇员、客户、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和管制机构、公众成员) , 即体现的是主体观;另一方面, 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为决策有用性, 但也已经意识到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同样希望评价管理当局是如何履行经营管理责任的。评价管理当局履行经营管理责任要求的信息通常也是资源配置决策需要的信息。因此, FASB和IASB认为, 决策有用性体现了受托责任观。
(2) 报表间钩稽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主体应首先将其财务状况表中的资产、负债按管理层意图分类法分成几类, 该分类强调与主体运用资产、负债及其对待业务活动的方式相一致, 还要求将该分类方法运用于全面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分类决策权属于管理层, 其分类的依据将作为会计政策的讨论内容列示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为编制一套内在一致的财务报表, 主体应使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信息的项目、种类以及排列的顺序保持一致。
(3) 报表中心转移至财务状况表。从对项目的分类依据, 即资产和负债的管理层意图分类法, 到全面收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权益变动表的项目列报, 均以财务状况表为基础, 体现报表重心由收益表向财务状况表的转移。将权益变动表作为一张主表, 列报每一个权益项目期初和期末金额以及该期间每一金额的变动情况, 这是对财务状况表中权益项目的详细描述, 强化了财务状况表的中心地位。目的是使财务状况表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使企业的业绩报告从更深层次上关注净资产的计价。
2、财务状况表的变化
财务状况表将按主要活动 (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融资活动) 进行分类。在业务和筹资部分列示的资产和负债能清楚表明管理层使用净资产的情况。该变化以及全面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业务活动和融资活动分别列示, 将方便使用者计算主体业务活动或融资活动的主要财务比率。每一类资产和负债将被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小类, 除非主体认为按流动性列示资产和负债能提供更相关的信息。在财务状况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中, 主体还应列示资产负债合计数、短期和长期资产以及负债的分类小计数。
3、全面收益表 (一表法)
实体应该在一张单独的全面收益表中列报全面收益及其组成部分。理事会建议全面收益表应该继续列报指定为利润或损失 (IFRS的意见) 或净收益 (GAAP的主张) 的全面收益部分的小计。其他全面收益的项目应该在和其他部分 (营业或者筹资) 同样显著的部分列报。理事会建议实体应该明确或提示其他全面收益项目与 (或者将与) 财务状况表中的类别相关。这样有助于使用者理解:财务状况表与全面收益表之间的关系;潜在的未来重分类调整到未来全面收益表中按利润或损失或净收益列报所对应的部分和类别。
4、按照功能和性质对全面收益表进行分类
(1) 按功能分类:例如按照商品销售、提供服务、制造、宣传、市场营销、业务开发或管理等活动进行分类。
(2) 按性质分类:DP同时要求为了提高预测未来现金流量时的信息有用性, 在按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再按照性质进行分类, 例如:将收入分为批发和零售收入;将销售成本分解为材料费、劳务费、运输费、水电费等。
5、现金流量表——直接法
在现金流量表中, 主体应采用直接法分别列示经营活动中现金收入和支出的主要分类。因为, 直接法比间接法更符合提议的财务报表列报目标;另外, 按直接法列示有助于使用者将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经营收益和费用信息与其经营现金收入和支出联系起来。另一个变化是将现金等价物独立出来, 不再采用与现金同样的方法列报, 相应的, 财务状况表的现金也不再包括现金等价物。
四、日本对DP的反馈意见
1、关于财务呈报目标
在DP中表述的财务呈报目标中, 日本业界对大部分目标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但对于严格追求一体性目标, 很多人表示反对。
2、关于财务报表格式
(1) 关于将各报表分为照经营、融资、非持续经营和权益等部分的方法表示支持人居多。
(2) 关于将营业部分划分为经营和投资两者类别的思路, 出现意见上的分歧。赞成的人认为, 这种区分是符合实际的;反对的人认为, 如此区分有损企业之间信息的可比较性。
3、关于全面收益表 (一表法)
(1) 支持一表法:可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性、首尾一贯性可比较性。
(2) 支持二表法:股东和会计信息使用者关心的是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而一表法中过于强调全面收益, 容易引起误解。
4、关于按照功能和性质, 对全面收益表进行分类
(1) 关于按照功能和性质对收入和费用进行分类后的信息是否有用, 参与调查的过半数人表示赞同。
(2) 反对者提出, 将全面收益分为功能部分和性质部分, 反而降低了信息的可理解性。最好在全面收益表中选择一种方法予以分类, 在注释中披露另一种方法。
5、关于按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应答者中, 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 直接法并不能提供比间接法更有用的信息, 也就是说大多数是反对强制执行直接法的。在编制者角度讲, 直接法的编制成本更高。另外, 对于编制现金流量表和全面收益表之间的调整表的提案, 大多数人认为编制成本过大。
从与其他报表之间的联系上看, 直接法下更明确了现金流量表与全面收益表、财务状况表之间的联系;而间接法下报表使用者可以更容易地看出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之间的联系。
五、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 IASB/FASB财务报表分类列报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合理性, 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是, 尚没有充分理由需要对我国现行财务报表分类列报进行根本性变革。针对国际上对财务报表分类列报改革的研究, 我国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积极关注和正确认识其新发展、新观点, 与此同时, 财务报表分类列报的改革坚持渐进式思路, 在引入IASB/FASB观点用于我国财务报表改革时, 应该持谨慎态度。考虑到我国既有会计准则的运行情况和学术研究结果, 在短期内, 不建议冒然对我国财务报表表内信息分类列报模式进行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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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篇9
关键词：日本文化课 国际化目标 跨文化交际
我国高等院校日语专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并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日语人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语教育界已经认识到日本文化课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近年来，在“课程国际化”这一理论已得到了教育界普遍认同的情况下，日本文化课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2001年，教育部对原有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进行了修订，与原版本相比，修订版特别提出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日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而语言知识（指语音、语法、文字、词汇等）和语言技能（指听、说、读、写）是语言交际的基础，交际除要求语言运用能力外，还要求社会文化理解能力，而社会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又是多方面的”。
基于《大纲》精神，越来越多的日语专业增加了课程设置中日本文化类课程的比例，单纯介绍日本风土人情的文化课已经无法满足课程国际化目标的要求。其实早在1989年，Harari就提出了关于课程国际化的13条标准，该标准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不同社会文化和国际事务，而且要有能力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Harari，1989）。国际化视野狭窄，国际化技能缺乏恰恰是众多本科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日本文化课不仅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培养、提高日语专业学生国际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课程国际化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课程。
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广义上来讲，它既包括衣食住行、风土人情等社会现象，又包括宗教、哲学、民族性格、行为方式等抽象知识。因此，学生很难通过一个学期乃至一个学年的学习，完成对日本文化的深度理解。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个知识体系的学习分为四个阶段完成。
1.基础阶段。可以在大二第一学期开设基础课程，讲述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等内容。通过编写适合大二学生日语能力的讲义，在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完成对日本文化的初步了解，培养学生在日本文化方面的基本素养。同时，为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中日两国的比较，特别是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2.提高阶段。在大二第二学期，可以设置稍难程度的文化课，开始向思想文化过渡。在这一阶段教学中，以分门别类的方式讲解日本的社会现象和传统文化形式，主要包括：传统戏剧、曲艺（歌舞伎、能、狂言、邦乐等）、礼仪与禁忌、日本的“道”文化（武士道、花道、茶道、书道、剑道、香道）等内容。对于上述内容的基本知识，学生可以通过自学的形式完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局限于教科书上的知识。对于每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形式，教师都应该引导学生探讨其产生的根源、发展、现况，特别是在全球视野内该文化的特点影响等。日本的很多传统文化都由中国传入，所以引导学生对日本文化的特点、中日文化异同作出比较、深入思考十分必要，这个过程也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
3.强化阶段。本阶段的教学更强调学生对思想文化的学习。进入大三，学生日语水平已达到中高级水平，同时有了历史、地理以及社会文化等知识作为基础，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更高的学习要求。本阶段的教学内容可以参照南开大学韩立红教授的《日本文化概论》一书，从日本文化开放性和主体性的两个特征入手，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总体的、纵向的把握。并以这两个特征为主线，讲授日本人的集团性、勤劳性、重实用、无常观等特征，以及日本的社会结构、日本人的心理特点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初步涉猎日本哲学的知识，包括神道、佛教、儒学等。因为本学年的课程在内容上相对抽象，所以在授课过程中应该适当补充具体事例帮助学生理解。同时，要考虑学生的语言接受能力和课程内容的消化能力。
4.扩展阶段。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学，学生基本上对日本文化有了明确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目标的实现。国际化目标下的日本文化课应该是在培养文化理解能力的同时，通过国际比较，拓宽学生对日本文化外延的认识。因此，本阶段应帮助学生构建多元文化知识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关照中英文实现对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同时，通过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学习，使学生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内涵、特点并掌握基本策略。教师可以适当选择专家学者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作为教学资料，在教学内容中突出文化比较，重点培养学生对全球公益、人权、环境、伦理等问题的认知。
在基于国际化目标完善日本文化课内容的同时，教育者也必须认识到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历史性及运动性的特点。这在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教材选取、教学内容选择上，既要保持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既要尽可能地全面涵盖日本文化的知识，又要考虑到社会和学生的具体需求。诚如陈俊森在《大学日语教育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的：“未来的大学日语教学改革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转变传统的三段式（较强的、一定的、初步的）能力培养的观念，真正实行综合运用能力的均衡发展，既要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又要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语言、交际和文化并举；提倡自主学习，重视良好的日语学习环境的构筑；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教学的主导，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日语学习环境，帮助他们建立起学习的信心，这是新时期日语教师的重要职责。”课程国际化这一目标，不仅对文化课程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乃至学校人文环境的综合考量。当然，民族化与国际化是两个不能偏颇的话题，在课程设置凸显国际化目标的环境下，如何充分考虑教学民族化这一问题，我将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2]姜丽娟.在全球化时代里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课题探讨[J].研习咨询，2.
[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4]冷丽敏.关于高等学校外语教育理念的研究与探索——以《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为对象[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02）.
[5]王守仁.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225.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篇10
关键词：投入产出模型,外贸结构,国民收入
引言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 我国的出口受阻, 进口出现更快速度下降, 这些最终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为减轻国际市场的冲击, 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有必要针对不同外贸商品的特点, 制定一系列外贸政策。为此, 首先应了解我国外贸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特征, 并实际测算出各种商品进出口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以为外贸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内已经有很多文献就我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论证。但是大多数集中在进出口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 没有对分类商品进行测算。沈利生, 吴振宇 (2004) 利用投入产出法, 就国际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在这里, 我们沿用此方法, 用更新的数据, 即中国42部门2002年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 同时也利用日本的投入产出表进行相同的计算, 通过与日本的测算结果做比较, 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一、计算方法与数据
我们所用的方法取自沈利生, 吴振宇 (2004) , 把投入产出表进口按照比例拆分后, 主要计算公式为:
国内产品出口带来的增加值为
其中, AD为国内产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EX为国内产品出口列向量。I为单位矩阵。定义增加值率, 是j部门单位投入 (或单位产出) 创造的增加值, 增加值率行向量写为。
出口对GDP的贡献率:
出口贡献系数:δEX=单位出口产生的增加值。用公式表示就是:
部门出口贡献系数为部门单位出口产生的增加值, 为行向量
进口用于中间投入产生的增加值:
定义国内产品供给系数:
, 定义进口产品供给系数:系数dij、eij与矩阵D、E是转置关系。
进口产生的增加值与GDP之比就是进口对GDP的贡献率, 用公式表示就是:
定义进口贡献系数:δM=单位进口产生的增加值。用公式表示就是:
部门进口贡献系数向量:
中、日两个国家的最新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是, 中国42部门2002年投入产出表, 日本32部门2000年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见表1。
二、测算结果分析
首先从总量出口、进口对GDP的影响来看。中国对外部的依赖程度高于日本。中国的出口贡献率为18.24%, 日本为9.15%, 中国比日本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中国的进口贡献率为10.93%, 日本的为5.48%, 中国比日本高出5个百分点。中国外贸对GDP贡献的数量大于日本。但是, 从外贸贡献的“质”来看, 中国出口贡献系数低于日本, 说明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 中国出口商品的经济效益低于日本。中国进口贡献系数也低于日本, 也就是说, 日本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利用效率高于中国。
具体的各行业对GDP的贡献系数进行排序。出口方面, 中国排在前三位的是:22废品废料贡献系数1, 33房地产业0.9573, 32金融保险业0.9437。日本排在前三位的是:22不动产0.9920, 21金融保险业0.9785, 26教育, 研究0.9780。中、日两国排在前面的大都是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 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出口的比重不大, 但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 应大力发展。进口方面, 中国排在前三位的是:0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贡献系数0.9720, 0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8907, 22废品废料0.8808。日本排在前三位的是2采掘业1.0798, 32分类不明0.9363, 9钢铁0.8543。中国同日本一样, 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 仍然具有发展的能源瓶颈。我们用出 (进) 口贡献系数与出 (进) 口内部比例的乘积作为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度量指标, 经过计算, 分别列出贡献排在前三位的行业, 列于表的最后两行。可以看出, 中国的进出口对国民经济贡献大的行业属于轻工业, 而日本除了仍有发展的资源瓶颈外, 贡献大的属于重工业。
从部门贡献系数和整体贡献系数的关系来看。整体贡献系数是部门贡献系数的加权平均, 而权重就是部门出 (进) 口占整体出 (进) 口的比重。这样, 部门贡献系数与部门进出口额比重的排序越一致, 越有利于整体贡献系数的增加。提高整体出 (进) 口贡献系数的办法是, 加大出 (进) 口贡献系数大的部门产品在全部出 (进) 口产品中的比重, 减小出 (进) 口贡献系数小的部门产品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对比中日两国, 中国的部门出 (进) 口贡献系数与部门出 (进) 口占总体出 (进) 口的比重排序的一致程度差于日本, 中国优化出 (进) 口结构, 提高整体出 (进) 口贡献系数仍有很大的空间。
三、结论
通过与日本的情况做比较,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我国的外贸对GDP的贡献很大, 但是经济效益不高。第二, 我国进出口对国民经济贡献大的行业为轻工业。第三, 为优化外贸结构, 促进经济发展, 应大力发展部门贡献系数靠前行业的进出口, 而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四, 我国的发展仍有能源瓶颈。
参考文献
[1]沈利生, 吴振宇.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第4期
[2]R.欧考利, E W.亨利.投入产出分析及其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
[3]中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trccb/P020061201302210625063.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