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体育（精选十篇）
近代中国体育 篇1
一、近代体育开端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从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算起, 其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 后通过变法、起义, 建立过资产阶级当权的中华民国, 最后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画上圆满句号。人们谈起中国近代史, 总归为百年的屈辱史, 但是世人却忽略了在这硝烟弥漫的历史时期, 中国人仍旧铸就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中国近代体育以其惊人的发展态势为世人所瞩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 至此, 中国开始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 看到中国古老的弓箭、刀矛并不能抵御西方列强诸如轮船、大炮的先进武器装备, 因而决定开始向西方学习, 他们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一系列口号, 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二、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
1. 先进人物的体育思想。
民国初年, 随着新思想的传入,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也受到极大影响而有所转变。国人开始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看待问题, 并大力倡导新的体育思想和教育模式。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先进人物, 他们的体育思想, 甚至影响了整个国民体育的形成, 笔者在此重点介绍严复和蔡元培二人。严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是第一位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他的体育思想, 以增强人民体质为重, 还提出“今日要政, 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的“三育”救国思想。这之中的“鼓民力”就是说人民要有强健的身体。他在《原强》 (修订稿) 中写道:身体“逸则弱, 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 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论一国富强之效, 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这不仅强调了身体对人活动的重要性, 还指出身体也是国家富足的基础。我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 曾指出“有健全的身体, 始有健全的精神”, 相比之下, 他重视体育教育, 认为体育发展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了“五育”教育, 这体现了他的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 他始终把体育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17年, 他在爱国女校的演说中还提出了“完全人格, 首在体育”的观点。
2. 运动和革命中的思想。
洋务运动是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教育思想上, 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 从国外聘请军官和技师, 废弃传统的骑射、刀剑等, 改练洋枪、洋炮、洋操, 训练新式的陆海军。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 开始把西方的体育引进我国, 在洋务运动失败后, 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活动。在这种形势下, 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开始了另一场新的改良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变法维新, 被称为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 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 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 使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初步形成。早期维新派引进了新的军国民体育思想, 主张以军事训练代替体育, 全民皆兵, 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体育思想一度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1912年, 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中, 还规定“以军国民教育辅之”。辛亥革命以后, 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 但却出现了一些复古思潮。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 体育观念又有了新变化, 那就是“国粹体育的出现”。国粹派认为, 武术是我国主要的传统体育活动, 不仅能够强健身体, 还可以防身自卫抵抗侵略, 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 武术被视为中国的“国术”, 我国的武术大家和很多主张体育军事化者, 更加推崇武术, 认为应该把武术列为学校体育的主要部分。
五四运动中,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 促使了体育新观念的出现。美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被广泛传播, 并逐渐被人们接受, 最终成为民国时期的主导体育思想。自然体育思想主要强调体育的文化教育目的, 注重在人性的基础上, 对学生进行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兴趣、心理和生理需要的科学体育活动指导, 以便更好地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三、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1. 教会学校教育。
西方列强打开我国国门之时, 一大批传教士也相继来到中国, 他们进行传教, 兼办教育, 开办教会学校等活动, 这需要雄厚的资金和较为完善的设备支持, 因此教会学校中以美国开办居多。据不完全统计, 在1890年, 共开办有1032所初等教会学校, 学生16310人。可见教会学生人数众多, 教会思想及内容影响广泛。教会在课外还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例如足球、棒球、网球、篮球、排球、墙球等, 都是那一时期传入中国的。189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把篮球传入中国, 天津青年会的会员对篮球十分感兴趣, 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 参与者越来越多, 后来渐渐成为大众运动。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开办, 为民国体育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并对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教育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2. 体育学校教育。
随着近代体育变化发展的要求, 民国时期的体育教育也逐渐丰富完善起来。除了初期建立的各种师资机构外, 又创办了一些新的体育系学校, 例如:1917年创设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1915年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并在1916年增加开设了体育科, 于1927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这一时期, 我国体育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创办学校上, 在体育教育理念上, 也有了新突破。自然体育思想逐渐引入教学, 开始重视体育对人全面教育的作用, 学校中还积极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民国初年周诒春在清华担任校长的时候, 积极筹划, 组织修建了体育馆, 他推行“端品励学”、“强迫运动”和“完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理念, 他在校时体育活动一度非常活跃。后来梅贻琦担任校长, 还留下了“所谓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这些都是体育教学中值得推崇的进步理念。
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杂志—《体育界》, 1909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 后被停印, 直到1918年才复刊。它的创办者是徐一冰, 该期刊主要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的体育理论和方法, 提倡学校体育教育。后来他还参与创办了《体育杂志》, 内容更加丰富、学术性更强, 徐一冰还在此刊上发表了题为《整顿全国学校教育上教育部文》一文, 列举了大量中外事例, 以论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
3. 体育运动竞技发展。
1910年, 上海青年会发起并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 称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 在南京举行, 辛亥革命后把这次运动会算为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14年5月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 但本届大会工作人员和裁判员多是外国人, 控制权也由外国掌握。第三届运动会是1924年5月22日至30日在武昌举行, 这届运动会的主办方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除了游泳和棒球的几名外国人外, 全部是中国工作人员。这次运动盛会已基本摆脱外国人的控制。随着全国运动会的举办, 其他地区也开始掀起了举办竞赛类运动会的高潮。1912年北京举行了田径运动会, 1913年和1914年又相继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北京运动会。从1913年到1934年华北运动会共举办了18届。1914年5月, 圣约翰、南洋、东吴、沪江、之江、金陵等6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 (该会也称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 在1920年、1921年分别吸收复旦、东南大学参加后, 该会又改称为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 。南京中央体育场建成于1933年, 10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此召开, 这次运动会共有30个代表团参加, 包括华侨团体, 共打破29项全国纪录。在这届运动会的百米赛上, 刘长春以10秒7的成绩, 平了远东纪录。杨秀琼夺得了女子四项游泳冠军。
这些运动会的举办, 对促进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在中国各地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使中国近代体育项目更加全面化, 中国人民自此有了自己的体育盛会, 体育运动的形式也逐步走向正规化, 运动员的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民国体育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有着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 民国体育也在客观方面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积极方面:民国体育虽受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但在此过程中, 又注入了本国的思想文化, 和民族精神, 吸收汲取了先进的体育与意识, 充实了我国的体育项目, 引导了我国体育竞技运动向更高水平发展。
消极方面:民国体育依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当时无论是体育思想的发展, 还是体育教育、体育运动的发展, 都是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 对以后的体育事业虽然有一定影响, 但是都不能全面地延续下去, 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民国体育发展经历的时间虽然较为短暂, 且处在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期, 但却是中国体育思想和形式变化最为凸显的阶段, 它的发展变化与政治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并开始普及发展, 虽然未能扭转当时中国的落后局面, 但体育教育改革和体育竞技产生, 却对我国体育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趋势。
参考文献
[1]郭希汾.中国体育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9.
[2]编写组.中国近代体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徐耀军等.浅谈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演变历程[J].体育世界, 2007.
近代中国体育 篇2
浅论近代中国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内容提要：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救中国，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分别从各自的阶级出发分别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虽然最终，这些对国家出路探索的道路皆以失败告终，但在探索的道路上对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启蒙、对推翻封建统治的促进、对继而的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成功都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推动作用
正文: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不断加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开始探索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农民阶级为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在维护封建制度前提下，为实现自强和求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中的改良派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各阶级对中国国家出路所做的努力和探索，虽然这些探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但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太平天国的建立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为支付对列强的赔款，弥补财政空缺，加重了对本就受地主压迫的广大农民税款的征收，且各级官吏的浮收勒扣，横征暴敛，使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致使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其中典型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建立与清政府统治对峙的农民政权。
2.太平天国的经过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后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极具进步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3.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及原因
对内，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身上固有的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日益暴露出来，组织上结成宗派集团，争权夺利，在生活上贪图安逸，奢侈腐化，终于导致了天京变乱。此外，具有建设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并未实行。对外，外国侵略势力与清政府的勾结，在太平军踏破江南大营，直捣上海时，英法组织洋枪队随同清军一起对抗太平军。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中论文
国运动失败。
失败的原因可总结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4.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它也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与此同时，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二．洋务运动
1.洋务运动的背景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由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组成了洋务派。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最初冯桂芬指出洋务派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2.洋务运动的兴办
（1）兴办近代企业:首先兴办了军工企业，代表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以及一些民用企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2）建立新式海陆军：19世纪60年代，改用洋枪洋炮，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阳水师和北洋水师。
（3）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创办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和军事学堂。并先后派遣留学生200多人。
3.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洋务运动具有的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和企业管理的腐朽性，使其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在不触动封建专制统治、没有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控制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局部的枝节改革发展本国资本主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三．维新运动
1.维新运动的背景
维新运动发生在1898年，这时的中国正面临被帝国主义划分的严重危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明清两代达到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与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改制已势在必行，制不改，国家不可能强。且在此时很多商人、官僚和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中论文
2.维新运动的经过
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向皇帝上书、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办学会、设学堂、办报纸。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又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百日维新”运动。
3.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冲击了封建制度。这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它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使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为了救中国，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在探索期间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以及戊戌维新变法，这些运动，这些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革命的道路，走出被压迫的年代，走向胜利的曙光！
参考文献：
近代中国体育 篇3
摘要“中国当代教育思想的擅变，是与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步行进的，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曲折命运相联系的”。它的发展与我国社会、教育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和学校体育发展历史的阶段性紧密相连。
关键词学校体育思想演变特点
首都体育学院周登篙教授将我国近代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见表1。
表1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
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和学校体育思想的阶段性特点，对我国近代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分期的。本文根据以上学者的观点，将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1.军国民体育思想时期（1840年-1919年）；2.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时期（1919年-1937年）；3.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共存时期（1937年-1949年）；4，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时期（1949年-1966年）；5.劳动、军事代替体育思想时期（1966年-1976年）；6.学校体育思想繁荣发展时期（1977年-至今）。
一、军国民体育思想时期
（一）本时期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与过程
清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由日本传入我国，并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学校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和政府都极力提倡和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方案及其实施办法。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
由于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机，以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为主导的学校体育被作为强国强民、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在“尚武救国”口号声中逐渐被提倡，由此奠定了学校体育的政治地位；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从资产阶级全面教育角度来倡导军国民体育，初步确立了它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
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时期
（一）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广泛传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由基督教青年会传入我国，通过留美学者归国以后培养学生和著书立说，得到广泛系统的传播。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
自然体育观源于法国卢梭的体育思想，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传入我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威廉姆士是近代自然体育学派的创导人之一，其主要论点是：A.体育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和习惯，是生活的需要。B.体育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和方法。C.本能是身体活动的原动力，体育活动必须发展人的本能活动。自然体育观强调“教育人”、“培养品格”，宣扬纯生物学的观点。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界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近代体育史上有巨大影响。
三、民族主义体育思想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学校体育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之一。除自然体育思想之外，有影响的还有体育军事化思想和主张以中国传统体育（武术）为主的思想。其特点是学校体育军事化、普及化，学校体育应培养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形成军事上、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
四、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时期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恢复国民经济并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对旧中国的教育文化等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个时期的学校体育思想经历了否定美国自然主义体育、引进吸收苏联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变化。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其主要观点认为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这一时期以学习掌握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运动教育论思想及相应的体质教育论思想一直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居主导地位。
五、学校体育思想新的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背景和趋势。1976年月10月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而且自身也正经历着不断深入与发展的新过程。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新世纪的学校体育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学校体育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学校体育的改革目标与素质教育的结合将更加关注人的个体发展，“以人为本本”将成为新世纪学校体育改革重要的指导思想。
六、小结
（一）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经历的时期。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经历了五个主要时期。这五个时期的划分，初步理清了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
（二）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所受的影响和制约。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时代背景不同，学校体育思想也不同。这充分说明学校体育的社会功能和固有的本质属性。
（三）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虽然与向德、日、美、苏及各国的学习分不开，但由于传统文化、社会民族心理、政治需要等因素影响，学习过程中片面批判排斥、盲目照抄照搬较多。当今在改革中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学校体育界应该正视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现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在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思想还处在一个不太成熟、亟待发展，需要进一步开拓与创新的过程之中；尽快开展学校体育思想的讨论和系统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学校体育思想及实践的发展方向，需要积极学习引进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结合自己的国情，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理论体系。
近代中国体育立法的史学考证 篇4
一、立法的萌芽期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体育立法在近代中国开始萌芽。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朝政府向西方列强打开对外贸易的大门,西方先进的机器大生产通过开放口岸迅速传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一味地闭关锁国是导致国家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于危难之中挽救自己的民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派。他们积极引进西方的士兵操练之法,将其作为增强军事力量的重要方式。1895年,在洋务派的推动之下,清政府对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正式组建新式陆军,并在军事规章制度之中明确规定了将兵操作为士兵训练的常规手段。一年以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书《选募新军训练洋操折》,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这标志着西洋体操已经被清政府正式认可并予以推广[1]258。为了进一步推广西洋体操,洋务派将体操逐渐引入学校,并作为学校正式的体育课程,这为近代体育立法的萌芽创造了基础条件。可以说,近代体育立法的初衷就在于推动西洋体操在各学校的发展,以顺应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需求。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以及《钦定中学堂章程》,各个章程中都对体操科目做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可以见到西洋体操对近代早期体育立法的影响。虽然这三个章程最终都没有得到实施,但它们为近代体育法律体系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除了高等学堂和初等小学堂之外,其他各级学校的体育课程都必须以兵式体操为主,这直接推动了当时兵式体操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总体上来看,在近代中国体育立法的萌芽时期,体育立法的内容多与兵式体操相关,其主要目的在于“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使得当时的体育立法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二、立法的转折期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寿终正寝,但此时的中国却陷入了新旧两种文化和两种势力不断交锋的泥潭之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这场激烈的思想变革运动,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也促进了西方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体育教育思想在我国快速传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的战败使得以兵操为主的体育发展模式在中国受到挑战,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反思先前的体育教育发展的宗旨。1919年,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宣扬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军国民体育教育思想,我国开始转变尚武的体育教育理念,我国近代体育立法开始走上了转折之路。1912年9月,《壬子学制》公布,因该学制公布之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弥补该学制的不足,当时政府又陆续出台了各种学校的章程,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对各类学校的体育课程作出了新的规定:初等小学主要的体育课程为体育小游戏,可以逐渐增加普通体操;高等小学以普通体操为主,体育小游戏为辅,男生可以适当教授兵式体操[2]173。除了《壬子癸丑学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相关的体育法制文件。1912年12月,《教育部关于各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训令》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各类学校除了体操之外,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运动,并要求各类学校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应选择适当的条件开展学校运动会,在学生中营造起“以堕弱为耻,以勇健为荣”的良好氛围[3]28。1919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提倡中学校练习武术咨》的法令,其中指出:“查吾国固有武术,于锻炼身体裨益甚多,自应提倡,以存国粹。”这是我国近代体育立法发生转折的重要体现之一,它标志着我国体育立法开始摈弃过去以兵操为中心的体育法制模式。与此同时,在第五次教育联合会上,《改进学校体育案》的决议被该次大会所通过。随后不久,教育部正式颁布和实施了《改进学校体育案》,其中明确提出必须减少兵操时间,增加学生的其他体育运动时间。可以看出,虽然在这些体育法制文件中并没有明确取消兵式体操,但也并没有将兵式体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我国近代体育立法历程中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使当时的立法深深打上了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的印记。
三、立法的兴盛期
1927年到1937年是我国近代体育立法的兴盛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预示着我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为短时间的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也正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近代体育进入了一个相对迅速的发展阶段。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民主政治方针的指引下,为了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开始逐步重视法制建设,为构建民主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体育教育立法工作更加受到重视,近代体育立法迎来了重大的机遇。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体育发展结束了无纲领性文件的历史。在这部法规文件中,一共用了十三条行政法令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加以规范,其中对体育场地建设、民间体育团体建设、体育研究、体育人才培养等与体育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事项都从法律层面作出了规定。而且,在《国民体育法》中还提出了体育发展的目标,即“体育之目的,务使循序发展,得有应具之健康与体力及抵抗力”[4]15。不难判断,此时的体育发展目标已经由过去的国家主义开始转向个人主义,军事体操对体育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减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当时著名的体育界人士郝更生、吴蕴瑞等人起草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其中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体育发展的目标:一是让国民享有均等之发育机会;二是增强体质以适应变化之环境;三是培养国民团结合作之精神;四是养成运动与游戏之习惯;五是培养勇敢刻苦之风尚。《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还提出了建立三级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的设想,并确立了较为详细的体育考试方案。同年9月,国民政府废除了体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并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三级体育管理体制,这直接推动了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规范化。
四、立法的完善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此时的体育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各项体育竞赛活动基本被取消,很多学校连正常的体育授课都无法保证。但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体育立法却没有停滞,反而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完善,这可以说是我国体育历史上一个独特现象。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该纲要对过去体育发展片面强调“卫国之体育”进行了反思,提出体育发展应以“锻炼在学青年之体魄”为目标,对于过去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点进行了矫正[5]80。1941年2月,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实施方针》,提出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惠及全部人民大众,并且要对体育事业活动实施单独预算、单独监管。同年9月,教育部在对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进行修订的基础之上,颁布了《修订国民体育法》。《修订国民体育法》的鲜明特点在于扩大了体育法的适用范围,打破了原来体育法只适用于青年男女的局限性,将体育法的适用范围拓展为全体国民。不仅如此,《修订国民体育法》对民间体育社团管理、国民体检、体育行政管理、体育人员训练等配套方案一一进行说明。这些体育发展的配套方案在台湾地区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可见当时立法的完善程度之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教育部拟定的《国民体育实施计划》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该计划从1946年开始,以5年为一个周期,实施针对全体国民的“体育五年计划”。《国民体育实施计划》的内容与以往的体育法律相比,其完善程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体育运动场地标准进行了明确说明;二是要求在体育课程之外,必须保证每天40-60分钟的课外运动时间;三是实施标准运动,按照运动技能标准对学校的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测验。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体育立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体育立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上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考证了近代中国体育法制建设在近代不同阶段的演进情况及其形态特征。学术界对我国现代体育立法的研究相对较多,却很少见到我国近代体育立法的研究文献,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近代体育立法与现代体育立法的衔接与继承。
摘要：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社会进入了近代历史发展阶段,体育法制建设是这一历史进程之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体育立法为切入点考证分析近代体育的发展状况,对于把握近代体育发展规律,推动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代体育,立法,历程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2]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3]谷世权.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体育[J].体育文史,1989(4).
[4]谭华.旧中国的体育立法活动[J].体育文化导刊,1989(2).
近代中国船舶往事 篇5
“许开豆禁”所引发的论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东南沿海门户被逐一打开，旧式的沿海航运业遭到破坏。1858年，在英法侵略军的威逼下，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又将长江的航运权拱手奉让给洋人。此后不久，外国洋行开始染指长江水道的航运业，尤以宝顺、怡和、旗昌、沙逊等船舶企业势力最大。在利润的引诱下，各国洋行争先恐后纷纷购置轮船，参与沿海及内陆航运业的竞争。当时美商开办的旗昌轮船公司就专门经营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客货运输，在中国的领海与内河横行一时。
在东南沿海与内河航道上很早就活跃着一支中国人经营的沙船运输队伍。沙船队伍是一个担负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的庞大帆船组织。咸丰年间，由于运河河道梗阻，多数漕粮改由海运运抵京津，沙船承担了主要的运输业务。在沙船业臻于鼎盛之时，仅上海一带就拥有帆船达3000余艘。然而，一纸“许开豆禁”的条约使传统的沙船行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也引发了一场中国近代船舶业发展旷日持久的论争。
1861年，清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11月，太平军攻陷了宁波，获得了东南沿海的出海口。宁波是较早准予开放的通商港口，外商麇集。宁波的失陷使得清政府惊恐万分，他们害怕太平军从洋人手中购买新式舰船进行“北伐”。倘若太平军果真从海路直逼京畿的话，上海就成为最后扼守的要道，此时的太平军也加紧了对上海的攻势。为了打击太平军，清政府准许洋商经营牛庄至登州的大豆运输业务。这条航线向来是沙船业的传统经营线路，它维系着两千余艘帆船的生计，现在却因“许开豆禁”而面临外国船舶运输业的冲击。后据江海关道丁日昌的统计，仅仅两年的时间，沙船资本亏折殆尽，有数千艘沙船因“无资贩卖”停泊在上海港，“富者变为赤贫，贫者绝无生理”。
沙船业的衰弱使得传统漕粮北运的航线几尽瘫痪，严重危及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1866年，上海海关道应宝时提出解决漕运的办法，主张由清政府出面收买全部沙船并加以整修，以保证漕运。但是清政府根本无力筹措庞大资金赎买沙船。1867年曾国藩上奏总理衙门，他注意到通商口岸已经有不少华商购买或租赁洋船而又诡寄在洋商名下，“与其听任诡寄名产被洋人所掌控，不如准予百姓自由私买，尚可归华商自主，往来江海各口，悉听自便”。正是在这一情势之下，不少买办商人向清政府提出经办新式航运业的要求。1867年，在开明官绅容闳的建议下创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提出用合股的方式新设一轮船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筹划组织股份公司的一个章程。由于清政府不愿民间资本控制漕粮运输，加之该章程中的内容大多效法外国企业，清政府认为有洋商或买办从中怂恿，最后容闳的建议无疾而终。
“官督商办”下的轮船招商局
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抨击福州船政局耗银太重，所造轮船质量也很差，“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主张裁撤船政局。一场是否继续造船的争论在清廷上下激烈展开。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认为，船政局所造之船虽说有少量次品，但倘若裁撤的话，必将使船舶业为洋人所独据，贻害更甚。他建议沿江沿海各省不准民间另购雇西洋轮船，如若实在有需，应当从闽沪船厂拨订；为了维持华商生计，应当准予兼运漕粮，保证他们有生意可做。总理衙门一面准予李鸿章酌情办理，一面向督抚官员函商维护办法，提议是否将所造官船招商雇买，以备资金周转。当时正值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一倡议使得洋务企业由军事工业逐渐向民用工业的方向发展。
在李鸿章等人复奏的结果下，“船政”得以继续办理。为了维护船政的运营、筹办承租官轮所需的商轮机构，李鸿章专门上奏清廷，请求“试办招商轮船”。为了取得日后轮船招商局经营的主导权，李鸿章只与所辖天津海关及江海关的道员商议此事，并委派天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沪商接洽。在几番遴选之后，李鸿章物色到浙江海运总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此事。朱其昂表面是官宦身份，实际的主业是沙船，不仅自家有沙船，其亲友也大多经营沙船，对江浙海漕诸事了如指掌。在朱其昂的积极筹办下，拟定了轮船招商的“十二条章程”。最初规定招商局是官商合办的企业，具体做法就是将机器局与船政局所造轮船以造价之多寡核定股份，由官局分招散商认购，遂取名“招商”。正当朱其昂准备接手时，却发现官造轮船局内并无适宜的商船可领，于是他提出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由各省在沪富商或购置轮船，或挟带资本，向各口岸装载贸易，并由招商局招徕于名下，所有轮船股本则可渐归官局所有，以抗衡洋商。
在总理衙门的应准下，轮船招商的工作步入正轨。1872年12月19日，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设立了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总局，并开始筹备漕米的运输。成立伊始，招商局只有轮船6艘，不仅承办漕粮北运的业务，也兼办民间客货运输，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运输公司。
然而公司成立后却出师不利，轮船招商公司亏损严重，朱其昂因管理不善被迫辞职。1873年7月，在李鸿章的力举下，改由上海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朱其昂为会办，同时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企业改组。在唐廷枢与盛宣怀等人的主持下，将轮船招商局逐渐引入到以商为主的发展模式，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渐入佳境。1876年，轮船招商局拥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买进美商旗昌洋行的16艘旧船及其码头、仓库等资产。经过几年的发展，轮船招商局不仅在上海积极开展业务，而且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有分局。甲午海战前，轮船招商局还在日本横滨和神户、菲律宾的吕宋以及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局，开辟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多条远洋航运路线，成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民用企业。
nlc202309031419
轮船招商局的发展绝非承平而顺。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上海出现了一次较为严重的金融风暴，招商局的资金一时间周转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招商局的业务也遭到了其他洋商船舶企业的排挤，旗昌、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企业联手，一心要挤垮招商局。此外，清政府也经常低价甚至强征轮船招商局的船舶用于运输兵力。清政府还勒索招商局认购海防捐与赈捐。仅1878年，招商局就被逼提供赈捐1.8万余两白银，海防捐1.5万余两白银，企业发展日渐颓废。
江南造船厂的百年造船史
建造西式的铁甲舰是当时中国人的理想。1863年，曾国藩委派留学归国的容闳赴美采办“制造机器的机器”，为创办军事工业做准备。洋务派的丁日昌选中美国人科尔开设在上海虹口的旗记铁厂，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以4万两的官银买下全部机器设备，会同美国购置的新机器，于1865年6月在上海组建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早的军工企业。
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往黄浦江岸边的城南高昌庙镇营建新厂，新厂比虹口时期的规模要大得多，草创之初占地约有70余亩，包括锅炉厂、机器厂、轮船厂、熟铁厂以及铸枪、铸炮的厂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还在黄浦江边开挖船坞，修建码头。为了培养造船的人才，李鸿章在上海开设了“广方言馆”与翻译馆，用以翻译西洋船舶制造与军事方面的书籍。后来，还专门设置了工艺学堂和操炮学堂，用以培养军事人才。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当时的南洋与北洋大臣共同主管，并由江海关道直接交办各项具体事宜。在近代船舶工人的努力下，1868年建造出了第一艘兵轮，命名为“惠吉号”。这艘新式轮船载重达600吨，马力392匹，船长185尺，宽27尺，下水时引起上海各界的瞩目，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新闻。到甲午中日海战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了7万余支枪支、1千余尊火炮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他军需产品。
1905年清末新政时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也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专门制造军火，在民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另一部分专门制造船舶，称为“江南造船所”，改由海军部直接统辖。后来江南造船所逐渐采用商业化经营策略，当时轮船招商局与中国各主要海关轮船的修造业务均由该厂承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江南造船所订接了许多美舰业务，共制造了4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舰，震惊了世界造船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南造船所成为国民党海军主要的修造基地，共造船61艘，总排水量达20余万吨。1931年，福建马尾船政局的飞机处并入江南造船所，至1933年，先后制成了“江鹤号”和“江风号”等多架侦察机与教练机。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海军接管了江南造船所，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后又被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接管，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区最大的舰艇修造基地。
1949年5月，陈毅发布上海军管会第一号命令，派军代表接管江南造船所。改革开放后，江南造船所组建了江南造船集团公司，继续为中国的船舶制造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 】王 凯
麦克乐与近代中国体育事业 篇6
麦克乐来华传播西方体育思想和开展体育活动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民国初年,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方式有所转变, 他们不再是仅仅依靠武力侵略中国, 而是妄图依靠文化侵略、意识形态控制来达到入侵的目的。当时正逢中国掀起“体育救国”的思潮, 社会各界颇为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国, 无论在体育思想上还是体育运动实践上, 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基于此, 西方国家抓住机遇, 以基督教青年会为载体, 委派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进入中国, 通过兴办体育学校、出版刊物、举办运动会等形式, 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地开展体育传播活动, 其意图是控制中国的体育意识形态, 加大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影响, 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麦克乐在中国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大多数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安排下进行的, 虽然难以摆脱有侵略中国的嫌疑, 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麦克乐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要贡献,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传播西方体育思想, 重视培养体育人才
近代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深受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而在传播西方体育思想的过程之中, 麦克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19年, 《新教育》正式创刊, 麦克乐担任该刊“小学教育号”分期专刊的主编。他充分利用这个平台, 撰文介绍西方的体育思想。在《新教育》的第二期, 麦克乐发表了《杜威氏教育主义》, 介绍杜威关于自然体育思想的经典论述。除此之外, 麦克乐还在《青年进步杂志》、《中华基督教年鉴》、《体育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 对西方体育的起源、指导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向中国展示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体育理念。据后来的统计, 麦克乐在华期间一共发表了112篇关于体育的文章, 其中涉及“体育概念”介绍与界定的就有20余篇, 据此可以看出麦克乐对体育基础理论的重视。
在传播西方体育思想的同时, 麦克乐也注重在中国培养体育人才。1915年12月, 在他的努力之下, 我国近代第一所专门培养体育老师的教育机构———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成立, 这打破了我国近代无体育专业教育的历史。麦克乐担任该机构的第一任科主任, 他亲自编写体育教学课程大纲, 指导学校的体育师资培养。为弥补我国高水平体育教育专家不足的缺陷, 麦克乐建议中国政府选派体育留学生出国留学。1923年, 在一次大型的体育界年会上, 麦克乐积极支持吴蕴瑞、邵汝干提出的《各省增设留学体育学名额案》, 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派出体育留学生出国深造, 这对近代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创办体育刊物, 编制体育教材
1920年, 麦克乐接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邀请, 到东南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此次麦克乐任职并不是接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派, 而是双方自愿和自主选择的结果。麦克乐的成长历程深受体育刊物的影响, 因此, 在他看来, 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体育思想的宣传, 创办体育刊物是重要途径之一。1922年, 在东南大学的支持下, 麦克乐创办了《体育季刊》。在这本体育刊物中, 麦克乐将内容分为两大板块, 一大板块介绍当时较为先进的体育理论, 另一类板块介绍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具体来讲, 这本期刊涉及了体育哲理、体育伦理、体育教学、体操项目、球类项目、田径项目以及舞蹈项目等多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 麦克乐还在刊物中对当时西方女子体育运动的状况进行了介绍, 这在推动当时东南大学女子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 《体育季刊》停办, 麦克乐又创办《体育与卫生》, 继续宣传体育思想和体育运动。在这本刊物中, 他重点宣传体育卫生方面的知识。当时虽然出现了许多介绍体育运动的刊物, 但专门介绍体育卫生的刊物却较为罕见。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他专门创办此刊, 以指导运动员在训练时如何保持基本的体育卫生。对此, 他曾经说道:“我久素有一个愿望, 欲纠合同志创办一种杂志, 来满足国民需求, 现在发行这个杂志, 是现在中国不可多得的。”[188]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创办体育刊物时的价值取向。
除此之外, 麦克乐积极参与体育教材的编制, 以推动当时的体育教学工作。早在1916年, 麦克乐就亲自编写了《足球》和《体操释名》两本运动学教材。1918年, 他编写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本关于篮球训练的专著。这本书虽然仅有93页, 却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重新出版印刷了4次, 对我国近代篮球运动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东南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期间, 麦克乐先后主持并亲自制定了《运动技术标准》、《竞技运功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 以及《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等四项体育教学标准, 指导当时东南大学的体育教学和运动员体育训练。随后不久, 麦克乐又主持出版了《公立学校之测检与测量程序》与《测量肺部的研究》两本教材, 以指导东南大学的体育卫生检查[2]277。麦克乐创编的一系列体育大纲和教材, 不仅仅在东南大学产生了不错的反响, 也得到了当时体育界的高度重视。1923年,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组第二届年会上, 大会决定将麦克乐制定的体育运动与卫生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邀请麦克乐与沈重威一起编著官方体育教材———《新学制体育教材》, 这对于规范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推动民众体育运动发展
麦克乐非常重视中国的体育机构和组织建设。近代中国由于军阀混战, 社会动荡, 体育活动开展甚少。麦克乐认为, 要解决中国的体育发展问题, 必须有相应的体育组织机构作支撑。1922年, 麦克乐组织袁敦礼等人开始着手全国体育研究会的组建工作, 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体育科研机构。麦克乐提出, 该研究会要以研究现论及方法, 谋全国国民体育之发展为宗旨, 联络全国体育家研究推广体育[3]73。在麦克乐的带领下, 研究会做了一系列体育实证研究, 比如通过大量的人体测量、身体检查、运动计分的调查形式, 得出在各项体育运动中, 如何运用运动系数来保证训练效果。麦克乐此举开创了我国近代体育运动定量研究的先河, 促进了我国近代体育研究的科学化与规范化。1924年, 在麦克乐的提议之下, 教育改进社中的卫生组织与体育与国民游戏组中的卫生组织合并, 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卫生组, 专门负责体育运动中的卫生工作。
除了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麦克乐还积极推进民众体育发展。麦克乐认为:“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 要提倡全民的体育, 使每一个人有相等的机会。”[4]1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之下, 麦克乐在推进民众体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以在中国普及体育运动。1914年, 刚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任职不久的麦克乐就在江苏马千山举办一次专门针对体育领导人才的培训班, 以培养当地的体育管理人才, 这次培训班一共有29人参加。1915年, 麦克乐向江苏教育厅建议, 全省城、县、乡三个辖区内开展体育教育推广工作, 如此一来, 就可以在几年的时间里, 将体育机关的设立扩展到乡一级, 必然能推动全面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 麦克乐还组织建立了全国性的业余运动团体, 推动民众体育运动的发展。1922年4月,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 基督教青年会委派麦克乐担任联合会主席。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体育组织,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麦克乐的领导之下开展了两届全国性的运动会, 并于1923年承办了第六届远东运动会运动员的选拔工作。在麦克乐的积极努力之下, 国内业余的体育组织相继出现, 如傅斐秋组织成立了四川体育会, 袁敦礼组织成立了北京体育联合会, 这对我国近代民间体育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梳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历程, 可以发现, 在众多来华的西方人士之中, 唯独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影响最大。从传播西方体育思想, 到积极培养体育人才, 从积极创办体育刊物, 到编制体育教材, 从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到推动民众体育运动发展, 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麦克乐在中国的一系列体育实践活动确实深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 但从麦克乐先生践行体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方式、结果来看, 却是功不可没的。梳理麦克乐在中国的体育传播和实践, 主要目的不仅在于要肯定麦克乐, 更在于我们应汲取麦克乐体育思想的精华, 借鉴他在我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 促进我国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摘要：作为一名外国人, 麦克乐对近代中国体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播西方体育思想, 重视培养体育人才;创办体育刊物, 编制体育教材;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推动民众体育运动发展。
关键词：麦克乐,近代中国,体育事业,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志康.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麦克乐[J].内蒙古体育史料专辑, 1984 (1) .
[2]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分组会议记录[J].新体育, 1923 (2) .
[3]马进.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的推广及贡献[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 (3) .
近代中国体育 篇7
中国近代社会复杂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入侵, 封建主义逐渐衰弱, 资本主义出现萌芽, 国内统治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稳定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当时的体育社会功能已经满足不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为了中国有更好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重视体育社会功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体育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四个时期中体育对当时经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体育对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了解近代体育功能的演变有利于现代体育更好的发展。
1 何谓体育社会功能
关于对体育功能的认识有:体育的功能是指体育以其自身特点作用于人和社会所能产生的良好的影响和效益。[1]体育的功能是体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下于人、与社会所具有的作用。[2]体育的社会功能包括:体育的教育功能是使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人的社会化、促进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体育的政治功能是提高国家和民族威望的手段、服务国家外交、促进国内政治一体化;体育的经济功能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消费拓展经济增长点;体育的文化功能是满足人类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使人的情感得到宣泄、凝聚凝结功能、美学价值。[3]体育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是和社会现况密切联系的, 如果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体育功能的表现就是为满足人类安全的需求。体育文化功能是体育本身产生形式精神的一种表现。体育在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能使我们身体强壮, 身心愉悦, 增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体育的社会功能指的是对教育、政治、经济等的影响。体育对教育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教育发面的影响, 再者是体育对社会人的教育影响。通过很好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国民身体素质, 增强竞争力。体育对政治的影响, 体育能振奋民族精神, 提高民族优越感。促进国家政治统一国家团结。通过体育也能在国际中进行交流增强国际合作。在特殊情况下, 也可作为外交手段。例如, 我国很好的运用“乒乓外交”与美国建立了和好的外交关系。体育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改变, 脑力劳动占据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这对人们的身心健康的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体育可以使人们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体育运动的实行需要器材和运动装备, 这些器材装备带了巨大的市场, 使经济得以发展。
2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的演变历程
2.1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的源流考察
1840年,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西方体育随着西方文化一起进入中国,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军人、商人也逐增多, 同时也带来了各个国家的体育形式、思想。近代经济也随着体育形式的产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逐步建造了体育场地。开始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没有全盘接受西方体育, 他们通过亲身参与体育运动, 了解其中的乐趣, 也慢慢地开始接受了。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原本的体育形式依旧存在, 同西方体育一同发展, 相互融合。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知识文化, 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梁启超在甲午战争之后发表的教育论著中指出:主张教导儿童“习体操”。他在湖南任教时, 注意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是最早接受近代体育思想的人物, 他们提倡近代体育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这也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人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群众体育随之发展起来。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 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 开始颁布施行新政。1911年晚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 要求所有学校的教育“必寓军国民主义”。各省教育部联合做出以下决定:奏请特颁谕旨, 宣布军国民主义;通饬高等小学及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 一律注重兵式体操;各学堂均应励行关于军国民主义之训练, 并设运动部, 以教员之长于体育者为部长, 监督学生之运动。[5]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近40年的统治。在这个时期, 体育运动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和束缚。但是社会发展的脚步没有, 体育发展也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体育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显著, 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也在增加, 但这时间段内体育还是教育的影响为主要。20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在中国转为衰败, 英美竞赛对抗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影响下, 国家教育部颁布新的学制系统, 想要对教育实行一些改革更新, 但是这个学制仍是仿照日本制定的。世界第一次大范围的战争以后, 在世界的范围内由于教育的发展和新的教育学说流行, 我国体育功能有很大程度的改进和完善。体育的社会功能开始显著在社会中形成, 一大批专业体育人士逐渐地形成, 为社会的体育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五四”运动, 加快了学校体育改革步伐, 体育社会功能也随着有了很大发展。辛亥革命以后, 学校不断增多, 使大部分的课外活动得以发展。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趋统一, 竞赛性运动在中等以上学校开展起来。“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很大的政治的革命和新文化的运动, 它也进一步地加快了中国的近代体育发展。“五四”运动前后, 军国民教育思想和兵式体操已逐渐被否定。[6]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 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 用中文制定相关体育规则, 体育比赛所用器材也是用国货等等。因为人民独立民主的思想影响加深, 所以体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1927年以后, 共产党带领了很多的武装起义, 在全中国大范围内建立了好多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些地方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进行一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 也注意开展体育运动。根据地的体育运动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体育当时的社会功能的目的主要是为军事战斗打下基础, 也为了今后开展社会体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在第二次的国民党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又建立了好多的革命根据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赣南闽西根据地, 这里的群众体育的运动十分的活跃。那些革命根据地也不同的开展了规模分明的体育活动。每到春、秋两个季节的时候就召开了赤色运动。红军还进行了影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途路程的跋涉, 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还坚持着锻炼身体, 好好地学习身体的知识, 简简单单的进行体育运动。
2.2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呈现与展演
2.2.1 晚清的开明专制时期:“富国强种”政治功能突显
这时的体育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对外放抗侵略。军国民体育思潮的表现是编练新军, 操练近代兵操, 清政府聘请外国军官当教官, 负责军队操练指导。新军操练将外国军队实行的兵操作战技法在中国传播, 这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创办军事学堂, 设置体操课程洋务派学习西方科技, 培养人才, 先后创办了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 学习近代体育。留日学生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方面有重要贡献, 再将日本学校体育制度介绍给中国的同时, 亦将日本的“体育”一词引入中国。[7]洋务派为了培养新型人才选拔了很多学生去国外留学, 这些学生不仅带回了先进的文化知识、新思想,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体育形式, 丰富了大众的空暇时光。翻译西方书籍, 传播近代体育知识在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 大量的外文书籍被引入中国, 如何读懂成了关键问题。清政府办新式学堂, 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 都很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 这些学生同时也负责翻译外文书籍, 使得大量外国知识涌入中国, 体育业包括其中。对中国传统体育形式的传承和保留表现在军队中的操练, 中国传统武艺占重要地位。在武科考试中武艺仍为主要考核内容, 在大部分学校中仍有骑射课程。新式武馆中仍以传统武艺教授为主。
2.2.2 辛亥革命以后多党时期:“以人为本”体育功能显现
中国面对各种不平等条约, 当时的社会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民族体育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形成, 其中包括人民反洋教斗争, 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斗争。这时期的各个党派的口号都不一样, 但是都是主张爱国, 反对外国。提倡独立自主。体育形式上展现出了我们自己开办各种体育盛会和体育赛事, 使用中国人但裁判, 自己制定赛事规则, 赛事安排全有中国人担当, 在体育比赛中体育展现的个人能力是人民体会到了体育的好处, 大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的功能呈现了以人为本的体育本质功能, 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这一体育功能的时期。在体育的教育功能方面展现的是教育部门颁布各种法令政策来改变原有学习外国的教育形式, 对以前效仿日本教学制度的规定予以更改具体表现是把体操编进教学内容中, 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政府还派遣一些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学习中还把日本的体育业带到中国来。形式多样的体育使人们的空暇时间得到了快乐。还学习日本开办体育学院, 增加体育方面人才的培养, 这大大加快了体育的社会影响力使体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2.3 革命根据地时期:“锻炼好身体, 好打日本”的政治功能延展
这时期主要以政治功能为主,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活动中, 自然体育思想随着人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逐渐地形成。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为自然体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共产党人努力奋斗为使国民解放。在中央苏区, 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 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 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8]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 内容为瞄准、投弹、赛跑等等, 这些运动都和军事战斗有关。还举行篮球赛足球赛事加强团队合作能力, 能更好地完成对日本侵略战争。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积极农作为人民解放做好了物质保障, 体育也是通过农作形式展现在农村的。农民平时还有练习武术的习惯, 为的是在和敌人斗争时保护家人和财产安全。军队中实行练兵政策, 军队中还开展运动会, 这些体育形式都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发展壮大的。
3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演变的动力机制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转变, 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在随着转变。社会对体育的需求是体育运行的重要动力源。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体育是为人类服务的, 只有满足需求的体育才能被认可使用, 体育的社会功能就是新体育形势下与人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这影响一定是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使封闭中的中国走向了世界, 从此中国逐渐的与世界接轨, 随着中国人民思想的不断觉醒, 对自身健康和生活方式不断追求创新。这使得一些思想先进的有志之士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 来解救危难中的祖国。这时人们利用体育来强健体魄, 西方近代体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入中国的, 逐渐地占据了中国近代体育的主导地位。它是在古老的封建统治将要灭亡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寻求救国之法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时被引进如中国的。在体育方面西方帝国主义教会向中国传教, 其目的在于在思想和行为上侵略, 但是正是侵略者这样的行为也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加快了中国和世界先进文化、体育事业的同步发展。先进的体育形式也是得国民享受到其中的乐趣, 丰富了国民的业余生活。先进人士的体育思想也推动了体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体育从初期的强兵、强种、强国, 到后来的健身、娱乐、竞技。[9]在多次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中国的体育业经历的巨大的变革, 在学校中体操课改成体育课, 不是单一的只教授体操, 像田径、球类都被当成上课内容, 培育专业体育人才的制度学校都逐渐增多, 在社会上体育的发展也生机勃勃, 不同等级体育盛会的开展, 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得主办权逐渐的把握在国人手中而不单一的是外国人举办体育赛事。国民党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体育业随之发展和快, 中央政府在教育部先设立了体育组等专门管理体育的组织也诞生了中国第一步体育法和其他许多的体育法律法规, 体育竞赛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举办了3次全国运动会, 为进军奥运会奠定了基础。随着西方的一些体育思想的传入, 在理论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体育思想。学校产生了相关的制度。中国传统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武术场馆的建立教授武术知识都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混乱的时期社会环境不佳, 这时出现了3个不同的地域也产生了不同的体育发展类型。在战时状态下, 由于一切为了前线, 体育成为战争训练的主要手段, 在3年抗战中, 由于军训的广泛开展, 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体育活动也广泛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的创造和积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为中国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近代社会体育功能的演变对当代体育功能担当的启示
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体育价值的取向, 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认识。体育是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 科学安排闲暇时间, 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重要手段。[10]当代体育功能应该把人的主观性放在首位, 体现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有机体的物质关怀上、更体现在体育对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价值关怀上, 当代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应该是以发展人的身体和心里为主要目的, 实现国家竞技体育目标为辅。不要使体育成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基础, 是体育依他本身的功能发展。
体育活动可以使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紧张的工作、学习只余要求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通过体育活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不仅能提高参加者自身的素质, 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一个国家运动技术水平的高低, 反映出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 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身心健康是小康生活的前提、事业发展的依托、社会和谐的基础, 而体育是人们保持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之一。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 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 体育中蕴涵着深刻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是体育运动的不懈追求。体育建设的有利于培养人们克服困难、努力进取、健壮体格、战胜自我等等。体育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安居乐业。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体育发挥了不可抹去的重要作用, 不仅在外交上, 在国际体育赛事上, 在很多方面这就说明了体育的社会功能是很有用的, 但是体育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而产生的, 现在体育的功能只是为了社会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我们要好好努力的使体育社会功能走入正轨, 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大家要好好学习体育健身, 对我们的身体精神都是一种升华, 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5 结束语
中国近代体育功能的演变是和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随时近代中国的逐渐崛起, 体育社会功能也逐渐从贺国强种的运动观演变成个体健康层面。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为了国家以及由国家而形成的体育社会功能的认知方式, 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认知理性的提升而逐渐地消减, 替而代之的应是“以人为本”体育社会功能的彰显。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体育社会功能的源流考察和历史呈现, 剖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社会功能演变的动力, 进而得出随着社会的发展, 体育的社会功能逐渐趋向以人为本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近代体育,社会功能,演变机制
参考文献
[1]鲍冠文.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96.
[2]高希生.浅析新时期的体育功能[J].体育文化导刊, 2004 (3) :12-14.
[3]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04.
[4]熊晓正.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75-79.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1928:118.
[6]马莉芳.中国体育简史[M].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16.
[7]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史变迁的文化解读[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73.
[8]催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 1998:184.
[9]催乐泉.中国体育思想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4.
进化论对中国近代体育嬗变的影响 篇8
2009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纪念年。学者陈卫平说:二十世纪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理论有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进化论。众所周知,进化论是自然科学理论。但在中国,它却使中国的社会大众启蒙,使社会思想界发生了急剧变化。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再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无不受到进化论的熏陶。正如当时有人描述的那样:“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成、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1]毋庸置疑,它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进化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谈进化论,不可不论严复。严复是进化论的引介者:他六经著史似的把进化论中国化了,“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天演论》译例言)”。严复的《天演论》最早木刻本当是1894年或1895年陕西未经售书处刻本,这是未经之初稿刻本,于以后版本文字不同,它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后,各处翻印本甚多。影响甚大,“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理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严复“做”的《天演论》,已经不同于赫胥黎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但正是这种加工,使进化论与中国的软弱和危机时局相结合,结果使国人开始思考:我们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李泽厚说:“《天演论》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给了当时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立即作了正涌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的重要精神食粮,煽起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走上革命道路。”[2]
2 进化论对近代体育嬗变的影响
清末进化论的传入,对体育影响很大。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而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思想恰好与救亡图存的口号不谋而合,而体育却能强化体能,对保国保种很有利,可减少“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威胁。如干柴烈火的相遇,于是近代体育发生了巨大嬗变。
2.1 进化论使国人对体育重视
严复不仅仅在翻译外国著作,他还发表大量言论,开启蒙之风气。他主张“三育”并重,倡导尚武之风,批判文柔传统。他曾把手稿抄本寄给梁启超,梁又向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展示了手稿,结果两人都为之深深震动。难怪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之人,“注意卫生体育的设备和环境布置”,使小学生“以动荡其气血,发扬其身体”,中学生和大学生“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3]
在康梁进行“戊戌变法”过程中,这些进化论思想自然对体育影响很大。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提倡“耻文弱”的精神,赞赏斯巴达人军国民教育和锻炼躯体之法,对习武救国风气有一定作用。正是对体育的重视,使得体育被纳入学生的课堂。课程中有体操内容,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体育实践活动。总之,第一,它使国人逐渐摒弃了传统社会以静养生的观念,主张西方以动养生的观点,这为以后西方体育的传入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二,它改革保守的学校体育制度,国人开始真正地重视体育。第三,大力宣扬体育的社会作用,使民众重视体育,养成尚武之风,以期救亡图存。梁启超说:“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正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语言之激烈,期盼迫切之心溢于言表,这实乃体育救国之檄文[4]。
2.2 进化论对传统体育的影响
随着进化论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对体育的作用和价值认识地越来越深入:从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和传统的民间体育在一些城市附近发生激烈的冲突。对传统体育的冲击,使体育人士对以健身术和武术为基本活动的传统体育进行思考、重新认识。他们纠正片面的、狭隘的视传统体育以军事需要为目的和个人娱乐的观点,并赋予它们“体育”的含义。
从强健体魄的角度,武术被引入学校体操课,使得武术开始在较多的学校得到推行。社会上的武馆进一步更新,使民间涌现出一批武术组织,一面教习拳艺,一面整理研究武术。注意说明拳术的锻炼价值和作用,改进传统武术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武术的推广与普及[5]。
2.3 进化论使国人对近代体育进行改革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指导下,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近代体育也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以便使国人更好的生存,以强健的体魄投身革命,救亡图存[6]。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体操为学堂必修课,标志着近代学校体育开始得以实施。果不其然,1903年,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新学制,兵式体操以法定形式在官办学堂推广。某些团体或个人兴办的体育学校和其他培训体育师资的学校也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较出名的有绍兴的大通师范,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等。并且一些学校开始举办运动会,如1902年天津各学校田径联合运动会,1903年山东部分学校举行的“烟台阂滩运动会”,1907年清末最大的一次校际运动会“江南第一次联合运动会”等[7]。
竞技体育也开始逐渐开展起来:1904年广州成立“广州体育协会”。次年,广州等地出现排球比赛,近代排球运动开始传入中国。191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辛亥革命后追认),这次运动会是近代大型运动会的雏形,为以后全国运动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8]。
体育的改革反过来也使体育在国内更好的开展。人民体质开始好转,医疗水平的提高,使人民体魄更加健壮,更好地投入救亡图存爱国活动中。这样的良性循环,近代体育发展越来越受重视,发展也更快了。
3 结语
但进化论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体育在这里是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一种目的。特定的时代,赋予体育特定的内涵,强烈的时代要求,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旨在强化体能的体育目标没有达到,而使军国民体育思想在中国迅速扎根,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健康发展起很大的消极作用[9]。难怪学者胡晓明要发出近代体育不科学的感慨[10]。
但总体来说,进化论被严复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被人们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成为清末民初最主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在这种民族危亡的大环境下,体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踏步发展:“耻文弱”和“尚武强国”的风尚也逐渐深入民众之心,体育教育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学校体育也在我国实施起来,竞技运动开始逐渐展开。
摘要：引入中国的进化论,使中国近代体育也发生了一系列嬗变:中国人对体育越来越重视,开始重新看待传统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发展脚速度加快。
关键词：进化论,近代体育,嬗变
参考文献
[1]张航.理解与启蒙——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2):76.
[2]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37.
[3][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44.
[4]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8:243.
[5]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1.
[6]苏竟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9.
[7][9]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8.
[8]郑志林.论军国民教育与我国近代体育的兴起[J].杭州大学学报,1989(9):23.
近代中国体育 篇9
关键词：中国封建体育文化,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中国近代体育文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在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 但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 与学术界的“文化热”相比显得极不协调, 体育理论者应急起直追, 缩小学术研究的差距。试图对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东传, 中国封建体育文化的演变, 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形成略抒己见, 作抛砖引玉之举。
1 中西方存在不同的体育文化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指出:文化或文明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杂的整体。继泰勒第一次突出文化的定义之后, 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我国学术界对文化定义的说法虽不同, 但对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认识则趋于一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构成的主体, 三者有机结合, 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层次, 体育属于精神文化的因子。
体育, 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文化形式和社会文化行为,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人类文化的分支。体育文化包括诸多文化因素:语言和符号、规则和制度、理论和技术、行为和价值、体育观念和体育道德等。
在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传入中国之前, 中西文化是处在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文化, 体育文化同样如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 欧美各国原有的封建文化也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炮声, 冲破了中世纪的封建思想桎梏, 踏上了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光明大道。西方近代体育在自由竞争这片沃土上成长壮大。新生的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不但继承了古希腊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 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竞争激烈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竞技体育的竞争意识则愈演愈烈。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基本是封建文化。其物质文化主要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制度文化则是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 精神文化的主题与内容是儒家思想。由于社会制度不同,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 当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以后, 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必然对中国封建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当西方近代文化的洪流冲击中国封建文化的大堤时,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使中国封建体育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资本主义体育文化在中国传播
在19世纪中叶, 闭关锁国的清王朝遭受火与血的劫难,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伴随着入侵者的炮舰,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涌进中国。中国封建体育文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体育的滔滔巨浪, 失去了平衡, 也丢掉了固有的领地, 也表现了除武术等极少数体育项目外, 几乎全部让位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新局面。
体育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 也是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乃历史发展的必然。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在互相交流中得到发展、丰富和提高, 推动人类文化的不断前进。但认为体育文化的交流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异国同级体育文化的交流, 二是异国异级体育文化的交流, 一般来说, 异国同级体育文化的交流比较顺利, 因为异国同级文化内部的各个层面发展水平大致相同, 其表现形式也不乏相近之处, 因此, 两种体育文化在交流过程中, 不会影响和冲击各自原有文化的社会基础, 能被不同民族所接受, 为异国同级体育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力利的客观条件。反之, 异国异级体育文化的交流情况则不同。因为以及文化内部的各个层面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的发展水平不同, 即使低级文化吸收高级文化的单一因子, 也会对地基文化的社会背景产生巨大的影响。要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民族必然首先从敌视、对抗的心态中节推出来, 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也必须做全方位的调整和治理。
3 中国封建体育文化的演变
当西学东渐, 势成必然之时, 中华民族是以何种心态对待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呢?这个封建体育又是如何演变、中国近代体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民族社会心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封闭、保守、自强、排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心理特征。这种民族心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对繁荣封建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传统文化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后期, 尤其是近代, 尽管在某一方面还具有积极因素, 但就整体民族心理所形成的“合力”而言, 其作用是消极的, 形成一股可怕的社会惰性力量, 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阻力, 成为进步文化传播的最大障碍。所以说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在中国社会滋生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内部需要, 而是通过外来民族的直接干预和灌输。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在中国由对抗发展到融合, 形成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过程, 于整个中西文化的对抗与融合过程基本一致,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南京条约》的签订及五口开放之后, 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冒险家等峰涌来华。开始, 国人以仇恨的目光注视着洋人及随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西方近代体育文化。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始后, 效法西方编练新军和创办新式学堂等活动的涌现, 消费近代体育文化逐渐闯进中国人的生活圈内, 中西体育观开始在恩们的头脑中发生冲突, 中华民族保守派外的心里是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封闭国度里, 封建伦理道德是社会的主宰, 国民倡中庸、和为贵, 反对竞争, 更害怕竞争会搅乱大清臣民的封闭生活。他们仍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去评判、甚是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或敬而远之, 或不屑一顾。第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发生,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首先在新军和新学中得到承认和推广。这时中西体育文化进入正面冲突碰撞阶段。当时偶尔出现在中国体坛上的中外竞技体育比赛, 不是以体育交流为目的, 相反, 民族复仇心理笼罩整个赛场。顽固的民族排外力使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 国破山河碎的残酷现实, 是国民不得不认真反思。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是否一切皆好, 西方近代文化是否一切皆坏。从中西物质文化的比较开始, 类推到精神文化, 结果使中国人得到许多启示, 不得不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批判西方近代文化。辛亥革命的胜利, 使中国封建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支柱, 资本主义新思想、新观念乘虚而入, 彻底动摇了儒家思想的主宰地位。第三,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大批觉悟之士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以狂风暴雨之势, 对中国封建文化给与无情的批判和揭露, 荡涤了污泥浊水。为西方近代文化植根于中华大地铺平了道路。经过这些风暴的洗礼, 中国人抛弃了许多固有的偏见。一方面, 对中国封建体育文化进行了自身的改造和调整;另一方面, 中国封建体育文化开始吸收、融合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二者对等合并, 而是对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大量吸收之后, 造成反客为主的局面。田径、体操、球类等西方竞技运动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主体, 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则降到次要地位。
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腿部或全盘西化, 相反, 中国封建体育文化在大量吸收融合了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之后, 越发显得充实和丰富, 是历史的进步和中国封建体育文化质变的具体体现。经过近代社会的缓慢演变, 终于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近代体育文化。中国近代体育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中国近代史会的进步,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牛亚莉.体育文化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2]黄寿军.体育礼仪教育及其实施的途径和方法[J].安徽体育科技, 2003, 4.
[3]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篇10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这基本已是共识。但对各地发生的变化并不同步这一现象，研究似乎还很不足。我们以前曾提出：“民初的中国社会实是两个世界”(《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期)，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晚清时期：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的两个“世界”，我们以为非常有助于对近代中国的了解。过去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的零散。近年出版的晚清一位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风，一八五七——一九四三)所著《退想斋日记》。从一八九○到一九四二年，刘氏记日记凡五十一年，现存四十一年。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故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
全书选辑日记近五十万字，是一项内容非常丰富又极为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或因出版社地处山西，印数也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我们也是在王森先生的推荐下才注意及此)。选辑者的标准是“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一般而言，所选的部分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可惜的是，选辑者将“封建保守思想”和“迷信、错误的或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定为史料价值“较小”的部分，虽然“没有完全不选，而是酌量留存”，但对“在一些事件的叙述中夹杂了这样一些议论，就只好连叙述文字一齐录存了下来，以存实况”，显然略怀歉意。
其实，刘氏生于咸丰七年，少历咸同“中兴”时期，成年后目睹光宣时的日渐衰落，与其大多数同龄士人一样，总有生不逢时和今不如昔之感。他日记的价值，正在其“保守、落后”的一面(这样的人日记中如果多见“进步”言论，恐怕反不足据)。假如不作删削，全文印出，则或能见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心态的全貌，其价值必大大增加。
特别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最能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近代中国各地心态和思想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直接依据，是很难获得的稀见资料。倘若都能刊印出来，其价值必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和水旱灾害等尚可从别处获取的资料。现刊行那些“酌量留存”的部分述及的山西太原、太谷二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正是近代各地思想心态发展不同步的第一手依据。
虽稍存遗憾，我们仍应感谢选辑者不忘“以存实况”的专业训练和学术戒律(这在今日已甚难得)，到底为我们选印出不少珍稀史料。假如选辑者能够将原删削的部分再作整理，把这类材料辑出刊发，或出版社肯将日记全文重排再版，无疑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说到底，哪些内容属于“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作为资料的刊印而不是选辑者自身的研究，原可以不考虑什么“落后”与“进步”的问题(我们的猜测，全书的篇幅太大，或者也是删削的考虑之一。其实，这种书如果介绍得好，在海内外的销售决不应只是标明印数的一千五百册)。
像多数传统的士一样，刘大鹏以观风觇国为己任。他注意礼俗的变化、观察农家的境况、记录价格的升降、调查商业的兴衰，从这些方面，身历同治“中兴”而目睹光宣时衰落的他，的确看见今不如昔的迹象。刘氏于光绪四年进学，光绪二十年中举人，后三次会试不第，科举制即被废除。他那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感，颇能体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的心态。刘氏以传统的士自居，终其生也基本保持着士的心态，但他在科举废除后也终不得不像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实际是很不自由地随社会变动之波浮动)：从塾师到小学教员都作过，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
刘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但刘家“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父亲大人在外经营。”可知刘家的主要经济收入，还是来自在太谷县经营木材业的父亲。与近世许多耕读之家一样，“读”是包括经济考虑在内的发展方向，“耕”在经济上逐渐仅为一道糊口的最后防线；“耕读”相连恐怕更多的意义还在其传统的象征性一面，略有今日美国人讲究的“政治正确”的味道。自诩“耕读之家”者其主要收入实来自经商，虽然大半以商为生却要坚持耕读的方向以正名，都提示着宋代以降四民社会中士、农、商这最主要的三民(“工”的人数既少，影响也不算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同时，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在转变，日记中随处可见商人地位明显上升(这或与刘氏所居为太谷商业区有关)的记载。还在改革科举之前，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刘氏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原因即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与商人地位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士人地位的明显降低。光绪初年，太原已出现商人凌侮乡民和轻视士人之事。士人地位降低也与他们中一些人的自尊不足有关。既然不少读书人以教书为终生计，他们“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要东家敬重当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刘氏注意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的现象。后者的本质，刘氏看得很清楚：许多人请先生教子弟，“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换言之，过去商人虽富而一般仍敬重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仕进之途，如今这些富人请教书先生部分或不过是摆摆样子，大约也有点不得不为之以维持“政治正确”之意；但他们从内心到表面都已不很敬重读书人，也并不真想让其子弟走读书仕进之路了(从轻官重商的角度看，这也可算是商人独立意识的表现)。
重商轻学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应童生试的人数日减。近代中国士风不佳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读书者多读时文而不问经史子集，但就刘氏所在的地区言，因“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库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这还是科举废除之前，刘氏已觉察到问题之所在：“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与胡底耳！”一两千年来传统社会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已难走，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取，这样的变迁必然导致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
这既是普遍现象，也受到山西乡间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刘氏家乡的“僻处偏隅”决非他的谦词。晚清科举最后考进士时的殿试尤重小楷，是当时制举业者的常识。而刘氏要到一八九五年到京会试，才知京都“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这样与考试直接相关的信息都不知道，其余信息的不流通可以想见，自然很难考中进士。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氏得知“取士以字为先”的日子，已是小楷重要性下降之时(蔡元培于一八九二年中式，他的小楷实未必佳)。他以举人功名终其身，与其所处信息不通之地，大有关联。
同样重要的是，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像刘大鹏这样的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就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刘氏于一八九五年到京应试后，大概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次年十月即请人从北京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此后他有半年的时间平日所读都是这些“经世”文章，并由此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也曾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
在多读“经世”之文后，刘大鹏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不久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这距刘氏回忆起他也学过算学并后悔已将其忘掉也不过两三个月。到一九○一年十月，刘氏已认识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由于“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结果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但像他这样要到二十世纪才完全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人，实已太晚。
这一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与京师的信息距离(而不一定是地理距离)越近，变得越快，反之亦然。一八九八年夏，刘氏注意到府学的考试题已改考策论，题目的内容也与时政密切相关。而同日县学出的考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在不欣赏趋新变化的刘氏看来，这表明“风气尚未全变”。但他没有想到，县一级按旧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到了府一级就很难考过据新法所出的试题。在刘大鹏赴京考试之前，其日记中全无洋务、新学、西学这样的词语，只是在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后始出现关注这类事务的言论。可以想见，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发出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时代发展同步。
一旦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刘氏那种一次性的购书补习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在追赶新学方面“落后”于时势的状况。一九○二年，清政府正式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又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故书商、书局抬其价，并不贱售。”可见不仅山西的新学落后于北京，即使同为内地且邻近如山西、河南，新学的传播也很不一样。场中所考既然多为新学，两地读书人已不可同日而语。内地读书人与口岸读书人更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用刘氏自己的话说，即“中国渐成洋世界”；这里的“中国”和渐成的“洋世界”正是当时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种“世界”的表征(非刘氏原意)。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的方式竞争。读书考试做官的路径还没有变，但考试要求的内容已改变；这已足以将相当一部分士人拒之于新的上升途径之外，僻处乡野的刘大鹏及其同类士人实已不能“预流”。其结果，在趋新大潮的冲击下，科举考试已可能凭机遇(生长在口岸就比内地占先手)而不是作文的本事(八股文的优劣是一事，大家考同样的东西至少体现了竞争的公平)，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重要的是，像刘氏这样的读书人，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抵触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们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也有追赶的实际行动(刘氏自己就一直在补习新学)。山西省城各书院在义和团之后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教馆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可见只要读书仕进这条路不断，像刘氏那样的士人对新学是既不满又要追赶。但由于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中的多数终于不得不名副其实地落伍了。
对于维持孔孟“正学”的士人打击更大的是，不仅仕进之途已尊西学，即使教书谋生，也是“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极厚。”与刘大鹏同年中举的郝济卿，即因其东家嫌其“守旧学”而“欲令子弟学西法”，郝氏不愿教新学(或亦不十分能教)，只好“力辞其馆就别业”。一八九六年春，刘大鹏所在地区已闻“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反应快的，当下就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但更多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很明显，如果说身处口岸的某些“先进”士人考虑的是废科举将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内地一般读书人最直接的反应正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方向转换问题，而他们首先考虑的也就是怎样因应这一可能出现的变化。一九○五年十月，刘氏获悉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有大志的他所虑尚在仕途的中断，对其他前途本不甚光明的读书人，却是威胁更直接的“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果然，一两月之间，已是“失馆者纷如”。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至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科举制本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项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建制，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耕读之路走不通后，士人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甚而出洋游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游学者又怎样因应这一社会变动呢？刘氏发现，许多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禁慨叹道：“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已转向，新办的学堂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刘氏自己也逐渐不能见容于新时代，到一九○四年初，他已不得不“另图生计”，开始经营小煤窑。刘氏总结说：“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故“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他一面以《中庸》上的“居易以俟命”自我解嘲说是“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藉一业，以藏其身”，一面坚持称自己是“老农”、“乡人”，并不以“商人”(实业家这个词不在刘的语汇之中)为其身份认同。然而，这仍不能改变他之所为正是他以前一直鄙薄的因生活境遇不好而“弃儒就商”这一事实。清季民初世事变化的沧海桑田，终于使最后一代四民之首的士(而且是那些主观上希望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者)自己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也就随之而解体，不复存在了。
刘大鹏是看到这一问题的关键的：“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确，衣食足而后知礼节是中国的古训，先有面包后才有艺术是近代西人的新知。如果士无以为生，自然也就谈不上作表率。一个没有共同接受的榜样的社会，加上其余三民也多困苦(必须指出，也有不少适应社会变动而上升者)，民生和民心皆不稳定，此时天下或者大乱，或者以严刑治；前者为清政府及鼓吹废科举者所不欲见，后者为尚未正式放弃儒家学说的清政府及推广改革者所不能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的确是主张废科举者始虑所不及的。
其实，科考内容的改革无形中已使那些仍能一心读书的士人所学内容从孔孟之道逐渐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西潮的冲击是广泛的，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在意识层面思想资源转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科举制的废除。在这一方面，身处内地的儒生型乡绅刘大鹏记录下来的与耕读生涯相关的心态变化，也给我们许多上层精英人物纪录中所难见到的启示。
比如，在刘氏眼里，洋务并不等于自强。这或者是海峡两岸各以“洋务”和“自强”称谓同一“运动”者值得研讨的吧！对他那样的士人来说，搞洋务者所致力的“争胜”和“富强”，“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不但不安民，实是扰民，“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传统儒家思想最反对与民争利，而新政之下的“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无一不是与民争利，其结果是“民心离散”。而民心才是真正自强的基础：“国家当积弱之秋，外侮交加，而欲奋然振兴以洗从前之耻，其策在省刑罚、薄税敛，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而已矣。不此之求，惟事富强，失策孰甚焉！”正因为这样，在刘氏眼中，“自变法以来，各行省民变之案接踵而起”，出现了“人心莫不思乱”的现象。“一有揭竿而起者，民必响应无穷矣！”
山西乡间的新旧之分也与口岸不同。刘氏在一九○五年夏才首次提到“近年来为学之人竟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一般而言，在口岸地区，新旧两派的划分至迟是在几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已经明确，即所谓“自六烈士杀，而新旧泾渭于是分矣”。但在刘氏的世界中，这个划分显然要晚得多。近代中国各地区思想心态的不同步，于此又可见一斑。而刘氏所说的“维新之人”，并非我们一般史学论著中专指的戊戌变法前后的主张变法者。同样，像“新政”这样的字眼，在刘氏日记中也是一九○三年才出现，专指一九○一年及其后的“变法”。这就又一次提示我们，戊戌变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全国，恐怕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的题目，很可能其影响主要仅在所谓“洋世界”的范围之内。
可以看出，儒生型乡绅刘大鹏当时记录下来的种种观点，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提示着一个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刘氏所处的“世界”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到今天仍然是侧重某些层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层面呢？假如是的，刘大鹏日记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就不止在科举废除引起的社会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