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

2024-08-26

延安文艺（精选七篇）

延安文艺篇1

一、文艺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涉及文艺的接受对象即读者层,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发展了列宁的文艺对象问题, 且更为明确、深刻——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对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回答, 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研究文艺问题, 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在提出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时突出地强调为工农兵服务, 这不但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群众的最大多数, 而且更因为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这个提法对革命事业和文艺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在着重强调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同时, 毛泽东始终把为工农兵服务包括在为人民大众服务之中。首先为工农兵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为人民大众则为文艺的大众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毛泽东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抓住了矛盾的中心环节——接受对象, 兼顾到了整体与局部, 是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它决定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 指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 制约着文艺的服务方式。从而要求文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只有这样, 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 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大众的文艺。

在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上, 毛泽东以文艺的接受对象为中心指出, 如何服务也就是努力于提高还是努力于普及的问题。他这样给普及和提高下定义:“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 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 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 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 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

普及和提高关系的解决, 实质是对一般和特殊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毛泽东辨证解决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普及文艺的目的在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 只有实现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为大众所懂得, 所接受, 真正深入到他们中间, 才能保证革命的文艺真正能起到团结人民, 打击敌人的作用。真正使文艺走向大众, 并在普及的基础上得以提高。

二、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 从三个方面展开阐发

首先, 毛泽东认为,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反转来影响社会生活, 客观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 己为古今中外文艺创作实践所确证。

毛泽东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角度论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符合马克思能动的反映论。毛泽东说,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从世界——作家——作品角度提出了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文艺工作者是连接世界和读者的桥梁, 必须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这既是个获得创作源泉, 汲取创作素材的过程, 也是个改造主观世界, 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

其次, 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 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 更强烈, 更有集中性, 更典型, 更理想, 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问题依然是属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 它揭示出文艺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一定的主体能动性。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应该只满足于了解生活的表象, 还要深入生活, 对生活进行艺术的提炼和加工, 这样才能正确地表现生活的本质, 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必须从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中发现、挖掘那些具有本质性的东西, 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地表现我们的生活, 表现我们的时代。

第三, 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对待文化继承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也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或全盘否定文化传统, 或不加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偏颇的纠正。但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艺术家还需要注重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应该通过继承和借鉴创造出反映新时代、新生活而又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来, 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创造出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来。

三、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

文学批评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 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看到了文艺批评在革命斗争中对于繁荣文艺, 指导革命文艺创作的重要性, 他站在历史的、阶级的角度指出,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 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是批评的标准问题, 毛泽东肯定了文艺批评要有标准, 并着重分析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问题, 一个是政治标准, 一个是艺术标准。前者是衡量文艺作品思想性的尺度, 后者是衡量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尺度。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出发, 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正指标准放在第一位, 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他点明了文艺的阶级属性, 进而说明文学批评的标准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按照政治标准来说, 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 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 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 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 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 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 便都是坏的。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 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泽东辨证统一的看待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的关系。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体现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思想和艺术表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 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 也是没有力量的。单纯着眼于思想政治内容, 忽视对作品艺术表现形式的批评, 不算是真正的文艺批评。理想的文艺批评既应重视文艺的政治思想内容, 又要重视文艺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辨证统一。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北京文艺座谈会篇2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北京文艺座谈会 ▼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现场

10月15日，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参会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座谈会中称不禁想起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么，此次的文艺座谈会和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怎样的会议，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呢？

两次文艺座谈会的联系

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文艺界代表，总人数恰好是72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两次会议都强调文艺要扎根生活，服务人民。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习近平称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两次会议都强调文艺事业发展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以说，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继承和发扬了许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决了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1942年，抗日军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文艺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但是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轻视工农兵、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政治和艺术间的关系，确立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

解决了文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

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许多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鲁迅艺术学院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毛泽东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

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服务目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我们知识分于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根据地作家在文艺整风中普遍受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他们积极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创作题材发生很大变化。作家们也自觉地把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斗争作为自己的使命。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题材，工农兵在文学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开启了解放区文艺的新纪元，也领航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

延安座谈会后的几十年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基础，把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的上述问题作为一项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1979年12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辞，明确肯定了《讲话》，肯定了党的“双百”方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

2012年，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会上，胡锦涛重温《讲话》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

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

10月15日，除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的习近平外，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影视等各领域的文艺工作者。让人惊奇的是新兴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两位代表也列席。这次座谈会发出了如下强烈的信号：

文艺不能当市场奴隶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种、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引领良好的社会时代风气

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座谈会语录

一些演员经不起名利的自我膨胀，社会环境也提供了让他们膨胀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么，粉丝都欢呼鼓掌。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有些作品观众一边看一边骂，创作者一边挨骂一边还挣着大钱。这样的作品是有经济效益了，但是社会效益呢？

——中国文联副主席李雪健

近年来，社会上绯闻、丑闻等纷纷闯入眼帘、聒噪不休，好像这才时髦夺眼球，甚至香臭不分，越黑越火，让我着实感到有点寒风飒飒。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偶然现象，一笑置之；渐渐地我从一些青少年的反映和津津乐道里，感到不可等闲视之；最后我感到冷风刺骨，不能就这样听之任之了。

——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

传统并非不创新，古典也并非不时尚。

延安文艺篇3

[关键词] 延安文艺图书出版体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123-05

Literature and Art Books’ Publishing and Regulated Publishing System in Yan’ an（1937—1947）

Wu Yan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710062）

[Abstract] Since the ten years from January 1937 to March 1947，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set up many publishers and published many literature and art books in Yanan. A large number of publishing about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books stemed from Yan’an publishing system. Meanwhile，Yan’an publishing system also affected the types of Yan’an literature books publication.

[Key words]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books Publishing system

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十年时间里，为了满足革命战争与文化宣传的需要，在延安先后创办了许多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文艺图书。延安当时的印刷条件较为艰难，不少报刊都因印刷问题暂停甚至停止办刊。延安文艺图书的大量出版，得益于中央出版局的出版规划，这与延安出版体制的形成不无关联，同时，出版体制也影响着文艺图书的出版类型。

1 延安文艺图书的出版概况

1937—1947年，延安大致出版文艺图书105种[1]。其中，1937年为2种，1939年为3种，1940年到1946年分别为4种、9种、14种、21种、29种、19种、4种，1938年与1947年未发现有文艺图书出版（只计初版）。延安出版的文艺图书体裁较广；作家涉及古今中外；出版时间上分布并不均衡，但均有所侧重。

1.1 文艺图书体裁以戏剧与文学为主

延安出版的文艺图书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文艺理论等。其中，戏剧图书出版种数最多，大致为43种，约占文艺出版总数的40.95%。戏剧作品包括平剧、歌剧、秧歌剧以及国外戏剧等，其中秧歌剧大致为26种。此外，延安还出版了3本戏剧理论图书，分别为《戏剧艺术引论》（张庚）、《秧歌论文集》（鲁艺编）、《演剧教程》（查哈瓦 · 拉波著，曹葆华、天蓝译）。

文学作品的种数排行第二，大致为38种，其中小说出版24种。小说作品包括古典小说2种，中国现代小说11种，译介小说11种。中国现代小说中，有茅盾的小说2种，鲁迅的小说3种，叶紫等的小说1种，赵树理的小说3种，孔厥的小说1种。这些作家中，唯有孔厥为延安作家。

从出版数量上看，延安文艺图书以戏剧与文学为主，戏剧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文学中小说的成绩并不理想。关于这一点，在赵超构《延安一月》中有清楚的记载。1944年6月至7月间，赵超构作为《新民报》记者参加中国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43天后，以一个新闻人的立场，客观记载了1944年时期延安的方方面面。该书中“看不到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2]，虽为“现在的新闻报道”，却是“将来的史”[3]，因而，对于1944年延安文艺、出版的了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赵超构在该书中指出，据他在延安各书店的观察，延安的“文艺书籍中，印得最多，或者说销得最好的，是秧歌”[4]；“长篇小说，写起来费力，印起来费材料，而且未必能够深入民间，所以一定受不到功利主义的文艺政策所鼓励。或许为了这个缘故，延安那些作家们似乎很少作长篇小说的打算。短篇小说，也同样的荒凉。在延安的新华、华北两书店里面，我还没有发现过延安作家创作的小说集”[5]。

1.2 文艺图书作家以苏联作家与解放区作家为主

延安时期曾出版了大量译介作品，除了文艺理论著作外，译介文艺作品大致为27种，约占文艺图书出版总数的25.47%。其中，俄苏作家作品大致为23种。中国文艺图书中，绝大部分为解放区作家作品。

在所有作家中，高尔基为延安文艺图书出版种类最多的作家，共出版图书7种。作为延安文艺旗手的鲁迅，其在延安出版的作品并非最多，而是与赵树理一样，均为4种，分别出版于1940、1941、1943年。并非延安文艺界不尊重鲁迅，鲁艺的创办、鲁迅研究会的成立、美术界的讽刺画展、杂文的一度兴盛等均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延安文艺界的影响。究其原因，正如赵超构所说的：“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6]。

1.3 文艺图书出版时间集中在1941—1945年

延安时期文艺图书出版种数呈由少到多再少的趋势。1937—1940年总共不到10种，1941年增加到9种，1944年达到高潮，随后逐年减少，1946年竟至4种，究其原因，应为1945年抗战胜利，文人纷纷离开延安奔赴各解放区，大批干部奔赴解放区，出版工作重心向晋察冀解放区转移。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从目前查阅的资料看，该年延安出版的图书查无一种。

延安文艺图书出版前松后紧，并非出版界在1941年才真正重视文艺。延安时期，图书基本上是由印刷厂承担印刷任务，每种一版印2000册左右，这些印刷机构均承担了繁重的印刷任务，加上延安印刷条件与纸张的缺乏，导致不少图书取消出版。延安文艺图书的大量出版显然得益于延安印刷条件的改善以及马兰纸的诞生，但主要还是延安出版体制的转型。

2 延安出版体制的规范化与文艺图书出版数量的调整

2.1 延安出版体制从宽松走向规范

延安的出版体制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出版与印刷机构）、出版管理体制与传播方式三方面内容，表现出生产组织成分单一；出版管理方式统一、高效；传播效果卓有成效的特点[7]。这些特点的形成源于中共对出版实施的体制化管理，延安出版机构、印刷机构、出版管理机构、发行机构均由中共统一领导，出版业体现出党性至上原则。中共的领导使延安出版业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成长，同时也使延安出版业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延安出版体制在发展过程中，以“皖南事变”为分界线，表现出前松后紧的特点。“皖南事变”之前，国共关系较为缓和。中共大力发展出版事业，以进行抗战文化宣传，鼓励建立印刷、出版与发行机关，以出版地方报纸、杂志与书籍，同时“大量创作与编译新文化各部门的教科书、教材、读物、作品、小册子、杂志、报纸、研究资料，建设大规模的出版机关”[8]。“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紧张。延安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局势的变化，加强党的领导一致对外，并开始调整对外宣传政策。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统一对外宣传的指示，指示中提出，解放区的一切对外宣传活动都应该服从党的政策以及中央的决定；宣传部领导对外宣传工作，“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并加强其领导”[9]。

由此看，延安出版体制与延安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延安的出版属于文化范畴内，延安的文化服务于革命，当延安的无产阶级革命受到影响时，必然要调整出版体制。尽管“皖南事变”前后，延安出版体制经历了转变，宽松是相对的，管理却是绝对的。

2.2 宽松的出版体制与文艺图书的少量出版

“皖南事变”前，延安的出版机构主要为书店、出版社、学校以及各文化社团，其中，文化社团多为自发成立，它不直接受中央领导，主要出版文艺报刊。出版管理机构则为1936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党报的出版，但当时在确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下，中共提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文人的出版也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度，大力鼓励文化人发表作品，“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戏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10]，以此推广文化运动。因而，对出版管理较为宽松，出版者有一定的自由度，延安部分文艺刊物发起过文艺论争主要源于此。此外，基于延安日常生活的供给制，延安出版物的发行方式主要为赠送制。文艺出版者无须更多考虑读者的意见，而是更注重表达自己的文艺观念。

在宽松的出版氛围下，延安文艺期刊的出版迎来了繁荣。在1937—1947年间，延安出版了20多种文艺期刊。这主要由于文艺刊物对于印刷条件的要求不高，每次印刷份数较为灵活，印刷厂无法提供印刷保障时，出版者可以自己油印。文艺图书则需要一定的印刷条件与一定数量的纸张，当时除了少数机构油印了少量小册子，如鲁艺，大部分图书都由印刷厂印刷，但印刷厂往往难以满足出版的需要，加上出版重点是马列主义图书。1939年《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要大量出版与翻印各种马列主义书籍。文艺期刊的大量出版多少满足了延安的文艺需求，这也是文艺图书仅有少量出版的原因。

2.3 规范化的出版体制与文艺图书出版数量的增加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开始统一宣传出版工作，由中共中央出版局与宣传部管理出版业，并拟定出版计划。如1942年2月3日，延安各个编审机关送出的出版计划总计为7000万字，但因为延安各印刷厂实际生产能力有限，经过中央出版局的调整与平衡，该年计划出版字数总额为4000万字。出版重点是小学教科书、干部教科书以及时事读物等，为了保证重点书籍的出版，不再增出报纸与杂志。

1939—1942年延安文艺期刊先后停刊，到1943年，能刊发文艺作品的只有《解放日报》，且《解放日报》第四版并不仅刊发文艺作品，这意味着文艺刊物版面极其有限。中央一贯重视文艺的宣传作用，把文艺纳入宣传鼓动活动范畴。由于文艺期刊先后被停之后，文艺图书的出版数量随即增加。

文艺图书的出版机构主要为书店，新华书店（包括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延安印工合作社、解放社，这几个出版机构大致出版文艺图书87种，约占延安文艺图书出版总数的82.86%。它们均由中共统一领导，如新华书店与解放社由中央出版局直接领导[11]；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与华北书店归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领导[12]；延安印工合作社则由八路军总政治宣传部领导[13]。而文艺图书的出版计划，则由中央出版局统一调整，并安排印刷厂印刷，这基本能保证在出版计划内的文艺图书能正常出版。

此外，此时延安的发行方式也由“赠送制”改为“售卖制”，以提高书店发行效率、图书质量以及书店的发展速度。同时，“各民教馆、宣传部常给书店提供群众需要什么书及需要多少的信息，书店按此发行，减少盲目性”[14]。如此一来，读者、书店、印刷厂、出版管理部门便构成“皖南事变”之后延安出版体制的几个重要元素。

3 延安出版体制的规范化与文艺图书出版的主要类型

在出版被统一规划的延安，出版对于读者的考虑其目的不仅是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更是教育读者、宣传党的政策。从延安出版的文艺书刊数量来看，1940年之前文艺出版重点不在图书，而是刊物。此时的文艺图书体现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特点，如反映抗战题材的图书就有如下3种：《抗日歌集》（中央文化教育编委会编印1937年版）、《九一八民众大合唱》（鲁艺出版社1939年版）、八路军政治部编的《抗战剧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等；介绍民歌的有2种，为延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39年出版的《陕北民歌集》《绥远民歌集》。1941年后，延安文艺图书出版注重发展群众文艺，以利于在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戏剧因其更易于被群众接受，具有较好的宣传效果，成为文艺图书出版的重点之一。

3.1 出版的宣传目的与戏剧图书的繁荣

延安1940年开始出版戏剧，最初每年只有1种，1942年增加到3种，后逐年增加，1944年出版了17种戏剧，达到高潮，占该年度文艺出版总数的58.62%，后逐年减少，但戏剧仍占文艺图书出版的大头。1946年出版了3种戏剧，当年延安出版的文艺图书仅有4种，见表1。从出版数据看，1943年起，戏剧就成为延安文艺图书出版的重点。中央出版局对戏剧情有独钟，源于延安出版工作的宣传性特点。

在延安，戏剧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出，如在1939年《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戏剧、歌咏等的活动”[15] 。1940年，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国民教育的指示》，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中戏剧歌咏运动”[16]。 1941年，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再一次提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17] 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做了《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的报告，他强调“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18]。

图书出版的管理机构是宣传部与中央出版局，出于对戏剧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视，文艺图书的出版计划自然要向戏剧倾斜。戏剧主要是秧歌也成为延安最重要、最被钟爱的文艺样式，延安文人纷纷投入秧歌运动以及秧歌剧的创作中，也有利于戏剧图书的出版。

3.2 出版的文化任务与苏联文艺作品的译介

除了戏剧，翻译文艺作品也是延安文艺图书出版的重点。自1940年至1945年，延安出版翻译作品25种，其中苏联作家文艺作品23种，见表2。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观点是吻合的。

延安时期大量译介苏联文学，一个原因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地位，另外则是苏联文学的现实性与革命性的特点。周立波在谈到苏联文学时，曾指出该文学本身的特点是战斗的、健康的。苏联文学能够号召那些受压迫的人民看到自己解放的前途以及全世界人类光明的前景，看到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出路，“从苏联文学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形的忠实而生动的反映，使我们读者，学习了很多的东西”[19]。出版苏联文艺作品不仅是介绍苏联的文艺成果，更是学习苏联人民的革命精神，同时，指导延安的文艺创作。延安曾出版《苏联新歌》，该书的出版目的，既是为了满足读者倾听苏德战争中苏联人民新声的渴望，也鼓励延安文艺工作者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一切从事或爱好音乐的同志们，以此为鉴，大胆地创造我们的新声”[20]。

延安的文艺活动被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宣传事业、出版事业则被视为发展文化运动的手段，其目的是“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21]。这种新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延安文艺发展道路上，无疑要借鉴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文艺。

出版制度较为宽松时，延安出版的文艺图书数量较少；出版体制走向规范化后，延安文艺图书出版又带上了宣传目的。延安出版体制制约文艺图书的出版，其根源在于有限的出版资源。延安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开展革命文化教育，文化宣传任务影响延安出版体制的生成，出版体制通过出版计划影响文艺图书的出版。由此看，延安文艺与延安出版均在为延安的宣传服务，最终也在为革命服务。

注释

[1]此数据根据以下资料统计所得：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宋原放，吴道弘.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中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徐迺翔.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理论史料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 ·文艺史料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

[2]陈铭德.关于《延安一月》[M]//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5

[3]张恨水.序[M]//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8

[4][5][6]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1992：115， 129， 112

[7]杨军.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体制[J].现代传播，2011（11）：147-148

[8]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M]//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6-57

[9]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C]//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98-99

[10]张闻天.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M]//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17-118

[11] [12]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530，532

[13]延安印工合作社实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该部以“延安印工合作社”的名义出版图书。参考：葛涛.抗战期间解放区纪念鲁迅的活动[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101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37

[14]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六十年《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25-26

[15][16][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2，330，487

[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2

[18]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M]//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82-583

[19]周立波.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M]//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723

[20]苏联新歌·出版前记[M].延安：新华书店，1945：1

延安文艺篇4

其中《讲话》中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艺术要服从于政治”。针对这一点我想就我个人对艺术的理解谈谈我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物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类对于物质的满足不再像抗战期间那样仅仅对于温饱的需求,而更多的开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致力于精神的追求。文艺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在按照自己发展的规律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个人认为,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是致力于人类精神而提高人类审美,通过艺术可以更好的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然,具有审美认知、审美教育、审美娱乐的作用。就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言,更多的关注艺术语言本身,这使得艺术创作会达到一种空前的自由,全身心抒发自我艺术情感。当然这种情感需要和民族精神、理性法则、时代精神、传统文化相契合,使得艺术家本人的艺术更加成功化。但是如果完全使艺术服从于政治,会使得艺术的创作陷入局限,妨碍灵感自由、创作自由、禁锢艺术思想,就如同明朝科举八股文。艺术创作只是艺术家表达情感的反应,这种情感并不一定要和政治契合划等号,一抹色彩,一条线甚至都是艺术家无目的性跟随情感创作的结果,甚至艺术家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这样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或许现在的艺术创作可能会带有功利性目的,但政治目的的倾向显然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此繁荣我国当代文艺事业,必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的讲话拨云见日,廓清了文艺工作者的困惑。他们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沸腾的生活,走入人民大众之中。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第七次文代会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要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的作品,都是隽永艺术魅力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的结晶,都是文学艺术家们的思想感情与创作灵感为时代和生活深刻感召的产物。”这段话,揭示了文艺创作成功的规律。没有现实生活的感染,哪来思想感情和创作灵感?没有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积累,哪有艺术魅力的展现?没有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接触,怎能了解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唤?我们要按照这一规律,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源泉,繁荣文艺创作。我区在新世纪初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宏伟进程,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火热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为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对文艺工作者会激发创作灵感。文艺工作者只有投身于时代激流之中,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才能不断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希望我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深刻感受各族人民努力创造新生活的精神风貌,塑造具有新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不断创作出具有思想深度和较高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给各族人民以感染和鼓舞。

文艺工作者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也会引起对历史的共鸣和回声,从而选择有益的历史题材,服务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增进符合前进要求的历史体裁作品的创作。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已经多样化。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艺创作对现实生活反映,在文艺种类、形式、风格、流派、题材、内容和表现对象上,应当是多样化并不断创新的,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在我区,尤其要提倡文艺形式的多样化。各种文艺形式既要保持民族特色,体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要有所创新,实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繁荣文艺事业,必须加强文艺队伍建设。坚持“两为”(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两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两结合”(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三贴近”(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的工作原则,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成熟的、稳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特点和规律的客观反映,是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生命线。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尊重文艺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坚持重在建设、团结鼓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等被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一系列重要文艺方针政策,大力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切才华都有展示舞台、一切创造都有实现空间、一切贡献都得到社会尊重,推动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参考文献

延安文艺篇5

我认为今天看所谓“政治标准”，应该去掉其政治色彩，将之理解为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看，无论经历了多少朝代变更，多少兴衰战乱，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忠孝等优秀品质已经作为民族精神世代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一个政党的执政主张必须符合并能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一部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受众的检验才能成为精品，时间的延续和受众的层面是无法预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它就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使人感觉隔膜或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感，在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能引起共鸣，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应该从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艺的“政治标准”，文艺的“政治”属性不是空洞的传播工具，而应该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观念的体现，它也应该是民族的、社会的、大众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重读《讲话》，感受最深的毛泽东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群

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很显然，强调艺术与时代的结合，最终就是要归结为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大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某个特定时代生活的本质呈现和精神映射，有着历史教科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的纪念碑意义，如泰纳所说的：“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中，文学不应缺席，作家不应失语。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会比想象和虚构更丰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学需要色彩缤纷的表现形式适应一个全新时代。这意味着作家的选材与叙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宽阔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选择。作家不应局限于书斋与想象，走向远比虚构更为复杂、厚重的社会生活，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以海纳百川的超越姿态真正抵达文学现场，为写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种体现时代气质的人文担当。，“延讲”精神历久弥新，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内涵丰富，应予广大；重温《讲话》精神，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纷纷表示，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将达州建成秦巴地区经济文化强市而努力奋斗。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这篇著名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艺创作的宗旨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新时代的文艺精神应以什么为主旨，我认为讴歌的主旋律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不管创作的什么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应渗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的这一主旋律。要通过文艺作品的宣传，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引领人们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被一时的逆流所诱

惑，社会上的逆流总是存在的，但必竟不是主流，就像高尔基在《海燕》中所说：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党，是一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健的肌体，因为党的理论在时时创新，党的监督机制全面而有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能够带领人们从富裕走向富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应满怀信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杜绝靡靡之音登台，扭曲人的灵魂，毒害祖国的花朵。

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风运动时创作的经久不衰的红色作品，有如饮清泉般甘甜，仿佛在清风习习的林间漫步。当意志消沉时，听听红色歌曲，读读红色作品，身上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当春风得意时，唱唱红色歌曲，看看红色电影，让人心清气爽，戒骄戒躁。延安精神，可谓时代丰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 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

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此后，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还发展到各解放区，并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广，为坚持抗战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 年 1 月 1 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 月，郭沫若在**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

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他们还以各种形式发表《讲话》内容，使《讲话》精神得到广泛传播。

（三）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年来，《讲话》精神不断丰富发展。上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4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

1945 年 12 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随着毛泽东著作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讲话》传到世界多个国家。美国梅·所罗门教授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讲话》内容并作深入分析，给予高度评价。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参考 80余种《讲话》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并写了 43 页的长篇导言，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70 年来，《讲话》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示

《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而奠定了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确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导和推动了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讲话》阐明了文化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要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作为繁荣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

化权益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根本保证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包括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学习文艺创作，而且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艺术事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工作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艺术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使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源泉

《讲话》阐明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才能创作出

真正反映群众生活、为群众所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人民群众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散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四）文艺创作要自觉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特征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革命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服务，动员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积极抗战的文艺，就是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日益多样的传播手段、人民群众多样的文化需求，文艺创作只有把握时代特征，融进时代元素，弘扬时代主旋律，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文艺工作者只有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今天，我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重温《讲话》，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篇：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按照沐作风建设办发[2014]2 号文件要求，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感触良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延安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即是在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从而创造出适合本阶段要求的新型的文艺作品。《讲话》中提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多个问题，而其中核心的问题便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着力于此次座谈会的目的而提出的，那便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许多作家在塑造工农兵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取得了新成就，真正意义上实现与群众结合，使文艺的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对于一直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来说，这种来自民间传统和民间群众文化的推动力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讲话》发表后，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关注的题材转移到人民群众上。人们在处理作品题材，人物上侧重有所不同，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慢慢淡化，甚至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而取代的便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描绘。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文艺工作者重点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角。

《讲话》中第一个提到的便是政治立场的问题，这也揭示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两个核心。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文学描写中心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作为民众的先觉者与社会革命的先导而站在时代前列，同时也是文学描写的核心对象。《讲话》中却突出说明了知识分子及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劣根性”，提出文艺思想家思想感情向工农兵方向转变的必要性，也就是文艺工作者世界观和思想情感改造的问题。《讲话》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政治性策略，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话》中的观点及其一些结论

是极具时代性的，我们在理解上更应该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蒋治勇

2014 年 7 月 29 日

第三篇：第六讲毛泽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六讲毛泽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选 3 下）

一、作者小传：毛泽东（1893.12.26—1976.9.9）

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 年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小时在家乡读过私塾，1914～1918 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 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 年 7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 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

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 年冬至 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 1927 年 8 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 年 8 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 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 年 10 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 年 1 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936 年 12 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 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抗日战争开始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0 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 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同年 5 月，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1943 年 3 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 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讲话》的主要内容

在引言部分，谈了五个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结论部分，分五部分来论述，提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文艺的中心问题。1.从现实出发；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3.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4.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文艺批评。5.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讲话》讲评

《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一次追认和全面总结。它继承了早期左翼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主张，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阐明了文艺的基本任务、发展方向和基本理论问题。《讲话》诞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其所论脱离不开特殊的时空条件。它既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也是对当时文艺状况的一次回应，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尖锐分歧。更重要的是，它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知识分子和人民、文艺大众化、批判与继承、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问题的原则性说明，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讲话》发表后，在全国不同的政治区域以文件政令、座谈会、媒体报道、出版发行等各种方式得到传播。1943 年 10月 19 日，《解放日报》首次全文发表《讲话》，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中共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称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1。1943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运动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工作中作品中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去，使文艺更好的服务于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讲话》的这种历史性出场，确立了它的权威性地位，其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无以比拟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说明。

（一）《讲话》前的延安文艺界

《讲话》包含在整风运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氛围当中，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成果。

1941 年 1 月 1 日《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上，丁玲发表了《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一文，对《文艺月报》的特点进行了集中的说明，期待《文艺月报》展开深刻而泼辣的自我斗争，警惕“没有明确的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没有生气的”办刊风格 2。

1941 年 4 月丁玲调入《解放日报》，任“文艺栏”主编，继续她在《文艺月报》的主张。1942 年 10 月 23 日“文艺栏”发表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由此

掀起了一个杂文创作高潮，针砭延安的社会生活。1942 年 4 月1 日《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9 日《解放日报》《丁玲文集》第四卷，转引

自苏春生：《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第 4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8 月第 1 版。

较为著名的文章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 3 月 9 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1942年 3 月 12 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解放日报》1942年 3 月 12 日），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9 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停刊。同时，《谷雨》上也发表了尖锐的杂文作品，如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4，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5等。

1942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由“美协”主办，在延安军人俱乐部展出的“讽刺画展”，以自己的画笔描绘了太阳中的“黑子”6。1942 年 2 月 13 日的《解放日报》对此作了预报。

此外，各种墙报也在同一时期活跃起来，其内容多针砭时弊，对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大胆而直接的批评，有时也有讽刺。

著名的文化沟口的《轻骑队》7 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王实味的《零感两则》就刊在其上。

1942 年春天的延安文艺界似乎格外活跃。然而，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状况究竟与《讲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不管怎样，文艺座谈会已经在准备之中了。

当年，毛泽东主管文艺界的整风，在座谈会召开之前，他曾给许多作家写信、面谈，有的不止一次，请他们搜集材料，听取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 8。《讲话》中所归纳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是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有的则是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吐露的。9

（二）《讲话》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

《讲话》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也是一个政策文本，有些论述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离开特定的时空就失去了它的生长点；有些论述是原则性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引言”部分谈到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是一个引子，为《讲话》的“结论”部分的立论奠定了基础。《讲话》系统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文艺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一次总结。它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阶级、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党性、普及与提高、批判和继承等论题提了出来。这些问题其实在此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多少都有涉猎，《讲话》是这些理论主张的一个延伸和发展。所不同的是环境变化了，1942 年的延安，作家和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边区政府的一员，是有“单位”的人，和大众的关系不仅在理论的层面而且在现实的关系上也成为可能。如果说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张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热情呼唤的层面，那么，在根据地则别有洞天。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仅是学理的论说，而且也是必须要执行的文艺政策。根据地有立法权，也有执法权。文 1942 年3 月 13、23 日）

《谷雨》第 5 期，1942 年 6 月 15 日

《谷雨》1 卷第 4 期，1942 年 3 月 15 日

画展中，展出了蔡若虹的《醉了的自由》、《爱神坐了飞机》、《和平的鼾声》、《一个科长同志的会客》，张 56

谔的《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水平提高了》、《老李，还你一根大葱》，华君武的《路线问题》、《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群众大会》、《因此大会总要延迟三小时》等作品。

1941 年 4 月——1942 年活动时间大约有一年

这些人当中有：萧军、艾青、罗峰、欧阳山、萧三、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 8

晓等。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51 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月。据胡乔木回忆，主张“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的意见就是一个不出名的作家在和毛泽东谈话中提到的。

艺上的一系列主张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贯彻到实际中去。

《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各种争论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在“作者——世界——作品——读者”的框架中来分析，“为什么人”是一个省略的语法结构，完整表述应该是“谁为谁做什么”。因此，“为什么人”关系着对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的评价以及它们关系的认识，进而关系着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一直在关注着接受对象，从“庶民”、“平民”、“民众”直到“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他们的对象性关怀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创作主体的认识却停留在现代性启蒙的角色，这种“优越感”和“忧患意识”被不自觉地遮蔽了。因此，忽略了作家的自省与批判。而对民众的热情和救赎，只是在观念的想象中，模糊和幻化了民众的形象和感情，多数还是知识分子的独白。或者即便是有了与民众结合的意识，但却不具备实践的条件。《讲话》以阶级学说为依据，在作者和

接受者两端做出等级分明的区分和评价。关于接受者，明确分为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四个等级，在这个梯队序列中，农民是核心，他们的生活情感、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是第一义的。这样清晰地界定文学接受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史上还是第一次。

更重要的是，《讲话》自觉地阐述了创作主体的位置和意义。这是“为什么人”这个中心问题的核心，也是《讲话》产生影响最大的论述之一。只有在创作主体充分自明的时候，创作对象的关怀才有可能实现。《讲话》以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为核心，形成一条主线，将“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凝聚起来，重提“文艺大众化”的话题。正是在知识分子评价的问题上，一些理论家和作家从不同角度构成与《讲话》的复调关系。

《讲话》并不着意于从认识论和反映论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而是从价值论、实用主义以及政治功利主义的层面关注文学创作，从而形成它的焦点所在，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并由此引出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暴露、批评标准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参考书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月第 2 版

2.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 4 月第 1 版

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

第四篇：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感想

2014 研究生 monica 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感想2014 年 5 月 23 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他深刻指出,《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

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重温《讲话》精神的过程中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规律形成更为清晰正确的认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阐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导和推动了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70 年来,《讲话》的精神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讲话》发表 70 年来, 党的文艺队伍不断壮大,当代中国文艺事业不断繁荣发展,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催人奋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纪念和重温《讲话》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尊重文艺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线,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群众真情实感,讴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年来,《讲话》所阐明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指引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为推动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到人民中间,就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尊重文艺规律。今天,广大文艺工作者踊跃投身“走转改”活动,也是与这种精神一脉相承的。艺术家们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切实为广大人民送去大批优秀的精神食粮,极大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以“为人民服务”为神圣

天职,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一定能从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深刻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深邃博大的精神世界,创作出大量精品力作。

国运昌盛,文运必兴。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人民的嘱托,响应时代的呼唤,尊重规律,改革创新;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必将群星灿烂、百花争艳,在文化强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作为祖国的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和党风，我们必须以身作则，建造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国外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国外影响

农方团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 1943 年 10 月 19 日，时隔两年后的 1945 年 12 月，朝鲜咸镜南道就把它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出版。朝鲜是外国宣传和学习《讲话》的第一个国家。一本文艺论著问世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起国外的重视，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1946 年，战后的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文艺革命，他们急切寻求一种适合时局需要的革命文艺理论，于是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由千田九一翻译，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译本。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 1945 年的世界大战中，日本是个战败国，而且是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战败国。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能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国战败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在文艺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论，对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传播是风快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随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

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国家，都先后用本国的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各种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 年和 1953 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译，《讲话》便通过各种文字，广传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光辉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传到国外，就惊醒了千千万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他们生活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都被《讲话》那简朴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态度紧紧地吸引住了，读后油然产生一种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惊呼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思想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讲话》的感受，他说：“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象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的谈话。”这段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是

挚诚的赞美的文字，确切地表明了《讲话》在国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实，积极认真学习《讲话》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许多知识青年也都渴望阅读。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篇题为《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说：“研究会第一次进行研究的题目，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从”①一个外国知识青年组织，对《讲话》竟如此倾心，郑重地把它列为学习、研究的头等课题，可见《讲话》在国外影响的广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讲话》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越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范围，在国内固然是如此，在国外也是这样。它成为国外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如参加早稻田大学学生“中国文学研究会”学习的 d 工厂工人铃木君就深

有体会地说：“我本来是个封建落后的人，使我获得正确认识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它成了促使我转变的关键。”②这一工人的话，具体地道出了《讲话》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许多国外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代表亿万战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说话的。对这一论点，日本铃木君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讲话》在国外为什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托·赛尔玛鲁在纪念《讲话》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渊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典范”，“是一个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丰富的经典著作。”③这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又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既具体地解决了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问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④这就是说，《讲话》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导意义。象竹内好一样，许多国外的评论家也都十分称赞《讲话》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正因为如此，无数文艺工作者都把《讲话》当作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教科书，在有关的评论中，经常引用《讲话》里的精辟见解，加强自己的宣传力量。关于《讲话》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劳动新闻》上一篇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为确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艺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提

高文学艺术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各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时刻关心和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是决定每一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准则。这一问题，列宁已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在对德国女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该“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心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作家世界观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各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讲话》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得到系统、完整的解决，从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具体地看到了《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发表，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

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润着中国的文苑和艺坛，使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绽开了万紫千红的文艺花朵。《讲话》发表后，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原动力》、《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国统区，尽管《讲话》恩想的宣传和贯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图》、《还乡记》、《山野))、《虾球传》等。总之，1942 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发展时期。国外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这一繁荣景象。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在翻译《讲话》时，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讲话》发表后已经十二年。这期间，在抗日战争阶段，这篇《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旗帜，成为指示新中国的新文艺方向的灯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讲话》所长期培养起来的大批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各个

阶层各种岗位中涌现出来，因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绍到日本，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⑤这些评论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真切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讲话》指导中国文艺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赞赏。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依据的；二，中国的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是遵照《讲话》的思想原则来进行创作的；三，中国雄壮的文艺队伍是在《讲话》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四，国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显然，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不仅重视《讲话》的理论，而且更重视《讲话》的指导意义。他们从学习《讲话》的文艺观点，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盛况，从翻译和研究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作品，到对照《讲话》的理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讲话》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牢固地确立了《讲话》的重要地位。现在，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在国家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介绍《讲话》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这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使命。

延安文艺篇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发于1942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 迄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它对后期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解放区文学艺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是一部纲领性文献, 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规制性和广泛性影响。这种影响延伸至东北解放区, 使这一区域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 表现在通俗小说方面, 就是使得通俗小说从才子佳人的模式中走出来, 进入工农兵的革命阵地, 并且从抗日战争结束之初的萎缩局面走向新的繁盛。

《讲话》清晰、明确地表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等诸问题, 显示出特有的理论经典意义。东北解放区通俗小说无论是从创作方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很好地承续和践行了《讲话》精神。

1943年3月10日, 中组部、中央文委召开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 就落实《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进行思想动员和工作布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发表题为《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的讲话。他指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1]自此以后, 很多文艺工作者积极要求下乡。但因开展整风运动而暂停。经过整风并在思想上有了极大提高的文艺工作者, 对《讲话》有了更“深刻了解”, “思想上的进步”更大。[2]

在后来的“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上,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以《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偏向问题》为题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其实, 《讲话》中“结论”的第三部分, 就是专门讨论“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1946年版毛泽东《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现在世界上, 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一定的党, 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超党的艺术, 与政治并行或相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 艺术既然服从阶级, 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 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 离开了这个, 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需要。这段文字实际上是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虽然毛泽东将这一命题狭义地解读为“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 但还是基于政党领袖对文艺的社会认识而作为一种原则提出的。而在“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上, 凯丰、陈云的讲话, 则更多地是基于对文学工作者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诠释。

经过中共中央专门会议的布置, 响应文艺工作者下乡的号召, 延安众多党员身份的文化人以新的姿态深入农村经受锻炼, 形成了践行《讲话》精神的热潮。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大批延安文化人奔赴东北解放区, 将对《讲话》精神的践行延伸到东北。《东北日报》作为东北解放区的党报, 其副刊成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繁荣东北文艺为宗旨的重要的阵地。东北书店是当时东北最大的出版机构, 隶属东北日报社, 由当时东北日报的发行部主任向淑保担任总经理。

除了东北书店, 在《东北日报》之外, 东北解放区还创建了一大批刊物, 其中有一些属于纯文学刊物。如1946年5月创刊的《知识》杂志, 是东北书店创办的综合性月刊, 由来自延安的舒群, 后来是纪云龙担任主编。同年4月创刊的《草原》杂志是东北解放区的一本纯文学刊物, 而《东北文学》《东北文化》《东北文艺》才是当时东北解放区影响力颇大的文学刊物。

《东北日报》1945年11月1日创刊, 1946年3月创办副刊, 陆地、萧军、洛虹、金人、刘白羽、西虹、周立波、丁玲、艾青等一大批从延安来到东北解放区工作的作家在副刊上发表过重要作品, 一时间成为东北地区影响最为巨大的文学阵地以及东北知识青年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

东北日报副刊初期刊登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小故事, 在创作上通俗化的特征已经得到展现, 并初步形成群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以适应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 但是这些小故事其小说速写化的新闻倾向还相当明显。在《讲话》中,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所利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方针,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分量的通俗小说作品, 开始逐渐产生于以陕甘宁为主的老解放区, 随后蔓延至东北解放区。

短篇小说在《东北日报》副刊的历史上篇幅最多、所占比重最大, 贯穿了《东北日报》副刊发展的始终。由白朗、林蓝、李纳、刘白羽、华山、张云明、红蕾、夏葵、周立波、赵树理、周洁夫、西虹、舒群、冯仲云、蓝曼、鲁琪、晓梅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在副刊上发表。其中较为突出、代表性强的作品有:舒群的《归来人》 (1946年3月26日第95期) 、岳山的《报仇》 (1946年3月29日第98期) 、红蕾的《选举》 (1946年4月5日第105期) 、冯仲云的《李老头》 (1946年4月13日第113期) 、李纳的《小杨》 (1946年4月15日第115期) 、林蓝的《穷人的节日》 (1946年9月29日第267期) 、夏葵的《女英雄》 (1947年5月25日第499期) 、张云明的《小玲》 (1947年6月5日第509期) 、周洁夫的《警卫模范杨玉臣》 (1947年7月5日第539期) 、《带血的家书》 (1947年7月6日第540期) 、蓝曼的《杨仁泰的故事》 (1947年7月24日第557期) 、萧军的《抢收》 (1947年10月12日第635期) 、冯明的《李桂花的故事》 (1947年10月30日第653期) 、方青的《高祥》 (1947年12月11日第695期、煌颖的《爱兵模范朱正料》 (1948年1月15日第725期) 、赵树理的《富贵》 (1948年1月12日第726期) 、张云明的《母亲和儿子》 (1948年2月2日第747期) 、周洁夫的《新炮手》 (1948年2月4日第749期) 、彤剑的《四喜临门》 (1948年3月14日第785期) 、吴伯萧的《十日记》 (1948年5月25日第856期) 、鲁琪的《教训》 (1948年9月11日第961期) 、方青的《刘部长》 (1948年11月24日第1033期) 、西虹的《妻》 (1948年12月16日第1055期) 、雷加的《鳝鱼》 (1949年1月16日第1085期) 、赵树理的《小经理》 (1949年3月22日第1149期) 等。

1948年1月12日的《东北日报》第四版刊载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富贵》, 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和好评, 影响力迅速扩大, 也使其成为了赵树理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富贵》语言凝练质朴, 讲述了在旧社会一个老实本分、勤劳能干的农民如何被老地主逼上绝路, 沦为小偷遭人唾弃, 最后终于在共产党地改造之下重新拾起做人的信心的故事。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 先设悬念, 情节起伏强烈, 人物命运跌宕, 性格鲜活, 在简短的篇幅内透露出作者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 结合了土地改革的现实, 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

此外, 赵树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曾在《东北日报》副刊长期连载, 连载结束以后日报副刊还针对读者的热烈反馈展开过全面、深入、细致的大讨论。在《东北日报》副刊上的中长篇小说连载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46年11月28日第345期至1947年3月6日第420期分38期连载的著名作家赵树理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第二次是1947年12月25日第709期起选载的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第三次是1948年1月22日第736期至1948年3月6日第777期连载的著名军旅作家西虹的中篇小说《零下四十度》。

《李家庄的变迁》描写的是山西农村李家庄的木匠张铁锁的生活遭遇, 反映出抗战前后农村生活的不同面貌。上部写抗战前张铁锁一家在农村遭受封建地主欺压而痛苦不堪的遭遇。当时的军阀和地主阶级互相勾结, 鱼肉百姓, 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铁锁一家受到地主权贵欺压无处伸张, 最后连爷爷和爹爹苦了两辈子买下的十五亩地也被村长李如珍等人所霸占。张铁锁只能离乡背井, 四处外出打工, 饥寒不保, 在外乡意外遇到仇人小喜, 为了有口饭吃, 委曲求全在他手下干活。因时局动荡, 小喜的四十八师留守处也解散了, 铁锁只能又回到老家。

下部续写铁锁回家后, 正逢“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到李家庄发动群众参加抗战, 铁锁认出特派员正是自己在外打工时碰到的小常, 异常亲热。从此在小常的带领下, 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牺盟会的各项工作, 实行减租减息, 成立了自卫队, 建立抗日根据地。而以李如珍为首的地主阶级不甘失败, 负隅顽抗, 最后与日本人勾结, 充当汉奸, 彻底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最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八路军来到村里建立抗日根据地, 公审了汉奸, 推翻了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统治, 打垮了日本侵略者, 人民当家做主, 向自由幸福的道路迈进。

通俗小说在东北解放区的发展除了刊登在报纸副刊, 东北书店也是其主要阵地, 很多通俗小说在东北书店得以出版。同时由于东北书店在当时东北解放区影响广泛, 其发布的广告等也出现在东北日报等重要刊物上。

《国事痛》是1946年东北书店出版的一本通俗时事小说, 得到了当时中共东北局的肯定, 并倡导学习这种通俗小说的写法, 以传奇人物、热点事件为题材, 为特定的政治目标服务。这种明显的具有宣传意识的导向性使解放区的通俗小说开始从萎缩状态缓慢发展。在1947年1月31日东北日报头版刊登的广告内容如下: (爱国同胞人人必读) 通俗时事小说《国事痛》1815以来民主与独裁斗争史。“这一本《国事痛》是写得非常好的一本书, 为提倡多写通俗教育群众的书籍, 本部特奖给作者五万元。东北局宣传部。”

从内容上看, 该书是典型的通俗小说, 在叙事上仍采用传统的章回体方式, 标题通俗易懂, 工农兵接受起来相对容易, 因此, 不但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此书, 东北局宣传部还以对作者的五万元 (相当于2000本《国事痛》的价格) 奖励的方式对该类通俗小说进行推广。

1947年9月27日, 东北日报头版再次刊登东北书店的新书广告, 其中马加的《滹沱河流域》、赵树理的《福贵》赫然在列。此外, 赵树理的中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马加的长篇小说《江山村十日》, 欧阳山的《高干大》, 柯蓝《洋铁桶的故事》, 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血尸案》,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王希坚《地覆天翻记》, 俞林《家和日子旺》《借粮》, 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等也都在东北书店得以出版。这段时期诞生的通俗小说“得到文艺政策大力支持、意识形态目的极强”, “受到了解放区读者的普遍欢迎, 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期待视野”。[3]主要具有以下特点:歌颂抗日战争、歌颂抗日军民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解放区本土小说作家在创作上趋于成熟, 并逐渐形成了适合当时时代环境的创作风格;较之《讲话》前, 长篇通俗小说大量涌现, “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季节”;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风貌因为得到文艺政策的鼓励和提倡, 成为解放区文坛的主流。

东北解放区通俗小说在《讲话》后得到了充分发展。从作品结构上看, 其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建国后革命历史通俗小说中被继续演绎, 并被推向极致。从作品内容上看, 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的阶级斗争变得模式化和透明, 文本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非黑即白, 非正即邪, 这种人性上的两极分化趋势相当明显。从作品创作上看, 由于受到《讲话》的影响, 解放区通俗小说创作初始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 “创作活动和文本写作皆是按一定的目的和标准去进行, 将其纳入到一个合乎战争环境规范的尺度和范围之内, 或者是为了强调目的的优越性而刻意规定了一些程序方法进行有倾向性的创作”。[4]总之, 尽管解放区通俗小说无论是创作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但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国后的革命历史通俗小说的发展, 并且为其提供了全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模板和基调。

参考文献

[1]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C]//毛泽东, 等.文艺政策.烟台:胶东新华书店, 1946:30.

[2]严文井.注意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和要求[J].文学战线, 1948, 1 (2) .

[3]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