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精选十篇）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1

促进信息消费, 不仅能够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 还能促进消费升级, 推动产业转型, 有效改善民生。为此, 国务院于2013年8月8日出台《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为促进信息消费提供文政策性的指导。《意见》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发展, 以消费者需求为牵引创新发展, 完善环境有序发展, 最终实现信息消费规模的快速增长、信息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和信息消费市场的健康活跃。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产品的演进升级

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宽带网络设施、广播网络设施和移动通信网络。《意见》指出,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信息基础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 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加快各种网络设施的普及和升级改造, 推动我国主导的信息技术网络建设和产业化发展。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 全面推进三网融合。鼓励发展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手机电视、有线电视网宽带服务等融合性业务,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完善三网融合技术创新体系。

《意见》主要从智能终端产品、电子基础产业和软件业三个方面入手, 提出增强信息产品的供给能力。首先, 鼓励智能终端产品创新发展, 一方面, 鼓励智能终端产品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的研发, 另一方面, 支持智能终端的产业化发展。其次, 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显示技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工艺技术水平, 支持智能传感器及系统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再次, 提升软件业的支撑服务水平。加强智能终端、智能语音、信息安全等关键软件的开发应用, 加强工业软件开发和安全应用。加快推进企业的信息化, 提升综合集成应用和业务协同创新水平, 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

培育信息消费需求

拓展新兴信息服务业态、丰富信息消费内容、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 《意见》对培育信息消费需求提出了上述三点建议。拓展新兴信息服务业态, 就是要推进网络信息技术与服务的融合, 拓展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北斗导航技术的应用范围和服务范围;丰富信息消费内容, 就是要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 加强数字文化内容的产品和服务开发, 同时鼓励各类网络文化企业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 一方面要完善智能物流基础设施, 大力发展移动支付等跨行业业务, 完善互联网支付体系, 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城市社区、农产品电子商务, 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和外贸交易平台, 鼓励电子商务“走出去”。

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

在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方面, 《意见》指出, 首先要促进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推动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事业单位等机构开放信息资源, 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 支持电信和广电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和广电播出机构发挥优势, 参与公共服务云平台的建设运营。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整合多部门资源, 提高共享能力, 促进互联互通, 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其次, 提升民生领域的信息服务水平。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 加快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加强地理信息服务能力、涉农信息服务能力和面向残疾人的无障碍服务能力, 推进广播电视的普及和金融集成电路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最后,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 各试点城市要出台鼓励市场化投融资、信息系统服务外包、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等政策, 支持公用设备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升级, 加快实施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水务、智慧国土、智慧物流等工程。通过符合条件的企业以及省级政府的资金支持,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

加强信息消费环境建设

信息安全是信息消费的前提, 保障信息安全就是为促进信息消费构建良好环境。为此, 《意见》提出, 首先要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基础, 一方面大力推进身份认证、网站认证和电子签名等网络信任服务, 另一方面规范互联网金融服务, 建设移动金融安全可信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推进国家基础数据库、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协同, 来支持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其次, 要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依法加强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检测和认证, 加强对政府和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 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 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能力和系统安全防护水平。尤其要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积极推动出台网络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明确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义务, 制定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标准, 规范服务商对个人信息收集、储存及使用。

最后, 要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秩序。依法加强对信息服务、网络交易行为、产品及服务质量等的监管, 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从业规范宣传, 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抵制排挤或诋毁竞争对手、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机制, 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鼓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商务信用评估。完善企业争议调解机制, 防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完善支持政策

在完善支持政策方面, 《意见》提出要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切实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同时改进和完善电信服务, 加强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 通过开展信息消费统计监测和试点示范来合理引导消费预期。

各级政府要最大限度缩小涉及信息消费的行政审批事项范围, 减少非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许可, 消除阻碍信息消费的各种壁垒。取消或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和行政管理事项, 优化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程序, 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式服务, 降低互联网企业设立门槛。政府可通过优惠税率来鼓励企业, 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通过落实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支持软件、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减轻互联网中小微企业的负担, 积极推进邮电通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试点。

完善各项金融政策, 优先支持互联网小微企业发展, 鼓励各种金融机构扶持信息服务业的创业, 为互联网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 要建立健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广电企业、信息内容供应商等合作和公平竞争机制, 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加强资费监管。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在互联网领域和基础电信领域投资, 简化数据中心牌照发放审批程序。完善电信、互联网监管制度和技术手段, 保障企业实现平等接入, 用户实现自主选择。此外要推动修订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标准化法、著作权法等法律, 加快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加快重点及新兴信息消费领域产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发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引导标准、专利等产业联盟健康有序发展。

促进山西信息消费

为领会《意见》精神, 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措施, 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委员会专门邀请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广电局、省通管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 省移动、省联通、省电信三大运营商, 央企和省属企业代表, 软件服务企业代表, 信息产业协会、高校专家学者等召开“山西省促进信息消费工作研讨会”, 共同研讨“信息消费”的重大意义, 谋划山西省加快促进信息消费的发展思路。除了在加快山西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加强山西信息产品的供给能力、培育山西信息消费需求、提升山西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强山西信息消费环境建设以及完善山西支持政策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探讨外, 还提出要针对两化融合、三网融合、智慧城市、终端服务、电子商务与物流信息化、信息安全、文化旅游、农村信息化等重点领域集中研究, 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在研究如何促进信息消费的措施时, 山西省经信委朱鹏副主任指出, 一要继续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 坚持“企业主体, 政府推动”的原则, 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来进行信息化建设, 推动金融机构多元信息消费体系的建立;二要围绕民众需求, 做好信息消费服务质量的提升;三要加强产学研用结合, 推动人才引进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机制的创新;四要着力推动内外资源整合, 充分利用好各类资源。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2

尊敬的同学：

您好，我们是泰山医学院08级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以下是我们针对“消费者对手机的消费认知与信息收集”课题设计的问卷，本问卷采用不记名的调查方式，调查结果用于学术研究，请您务必如实填写，感谢您的参与。（请在你认同的选项上打“√”）

1）您的性别□A男□B女

2）您每月的生活费大约为多少

□A 300元以内□B 300元~500元□C 501元~700元□D 701元~1000元□E 1000元以上

3）您拥有并使用手机大约有几年

□A 不到一年□B 1年~2年□C 2年~3年□D 3年~4年□E 4年以上

4）您的手机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A 自己购买□B 熟人赠予□C 其他________

5）目前国内手机市场中，你最喜欢的品牌是（可多选）

□A 诺基亚□B 三星□C 摩托罗拉□D LG□E 波导□F 夏普□G 索爱□H OPPO□I 多普达□J iPhone □K 联想□M 其他国产品牌

6）你喜欢上述品牌的原因（可多选）

□A 品牌知名度高□B 性价比高□C 功能齐全、强大 □D外款式新颖□E 品牌个性突出□F 售后服务优良 □G其他______

7）您近期是否有购买手机的意愿

□A 是□B 否□C 不知道

8）如果您要更换手机你会继续选择这一品牌吗

□A 会□B 不会□C 不知道

9）您购买手机一般从哪些渠道获得信息（可多选）

□A 电视□B 报纸□C 广播□D 网络

□E 卖场导购介绍□F 熟人推荐□G 随性购买□H 其他______

10)您是通过什么渠道购买您的手机的□A 家电大卖场□B 品牌专卖店□C 网购□D 通讯公司营业厅

□E 其他_____

11)在您购买手机时，您优先考虑什么因素

□A 品牌□B 口碑□C 价格□D 功能□E 质量□F 外观□G 售后服务□H 产品理念和意义 □I其他_____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3

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的积累，浙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模范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一直是新一届浙江省委、省政府思考的大事。今年5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下发，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浙江要通过5年努力，把信息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一个月后的6月24日，浙江省省长李强在杭州专题调研信息经济工作。他强调，信息经济是支撑未来浙江发展的大产业之一，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拉动力。这位省长形象地比喻说：“要像当年抓大包干、乡镇企业改制、加入WTO那样，抓住时间窗口，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公开的报道中，省长李强干脆省略了“长三角地区”，直接要求各地“努力推动我省从制造大省向信息经济大省跨越，打造全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先行区”提出的背景及目标

毋庸讳言，“低小散”一直是浙江经济的隐痛。上半年“江浙赛马，浙江完败”的传言一度令社会猜疑。而除了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外，就连人均GDP江苏也已超过浙江的事实，使中国经济的“模范生”——浙江不得不冷静反思自身产业结构的短腿。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改一拆”也好、“四换三名”也好、“五水共治”也好，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其实都是为了淘汰落后产能，为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现在，制造大省要向信息经济大省跨越，这样的转型“路径”已日渐清晰——在《指导意见》中，勾画了“七中心一示范区”的明确目标，每一项目标都是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全国物联网产业中心、全国云计算产业中心、全国大数据产业中心、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全国智慧物流中心、全国数字内容产业中心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这些宏大的目标，昭示了这个东部大省浙江，已将发展信息经济作为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大刀阔斧、雄心勃勃。

信息经济是一种创新性经济、全球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要求，是发挥浙江拥有阿里巴巴、网盛生意宝等在内的电商产业优势，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打造全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当前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其中，怎样扩大信息消费是一个大课题。比如：如何有效释放老百姓的信息消费需求？如何务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加快电子政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前不久，作为本届浙江省政府“三张清单一张网”的重要内容——浙江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这个首开全国先河的省级政务服务网，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等功能于一体，省市县三级联动，不仅实现了全省政府行政审批等服务事项“一站式”网上搞定，而且还通过记录权力运行轨迹，实现了权力的“全流程”效能监督。

“安全岛”的建设还需发力

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浙江的路线图已经绘就，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决心和信心，从省领导到各部门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也已跃然纸上。然而，在行进的过程中，如何打掉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如何为信息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提供保障机制？这些也日益成为一个现实难题。以浙江省消保委接触到的有限事实为例：最近几年来，有关网络购物的投诉量呈直线上升态势。网络购物存在诸多乱象，包括：低价虚假销售、虚增销量、虚构热销假象，涉嫌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随时随意改写库存量、诱发消费者冲动下单，不履行发货时限承诺、虚构发货假象，推卸售后责任、增加消费者负担，快递送货不到位、甚至造成丢失等等；消费者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有关电信资费的不透明、不合理以及垃圾短信的投诉也与日俱增；超过60%的调查对象遭遇过个人信息被盗用、被垃圾短信所困扰的情况；新《消法》从今年3月15日正式实施以来，消费者对网络第三方支付、网络众筹、网络信贷、网络理财等互联网金融的投诉量也迅猛增长。

就像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如何构建安全、诚信、有序的信息消费环境，是打造全国信息经济发展“先行区”的重要保障。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信息消费“安全岛”：

首先，要营造有利于扩大信息消费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浙江省完全可以积极推进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地方性立法。又比如，当前像杭州、宁波、温州等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地搞智慧城市建设，然而，“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健康”等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有些地方也是各唱各调、各说各话。所以，当务之急是需要一定的“顶层设计”，需要制订和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制度和标准化建设行动计划。加快形成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法规体系和一批技术、业务与监管流程融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其次，要切实规范信息市场秩序。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信息服务、网络交易行为、产品及服务质量等的监管，依法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

再次，要切实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为了强化互联网信息安全管控，应尽快建设电子政务安全云平台，加强党政机关重要信息系统、基础信息网络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应用系统的信息安全防护，加强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电子商务等经济领域的信息安全监管，强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和定期检查。

最后，要切实发挥好企业自律和社会他律的共同作用。加强从业规范宣传，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强化行业自律机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鼓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商务信用评估。完善企业争议调解机制，进一步拓宽和健全消费维权渠道，强化社会监督。

总之，只要按照“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主推”的方式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浙江成为全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就指日可待。当改革的红利、发展的潜力、市场的活力像钱塘江大潮一样聚合起来，碰撞之后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必将强力促进浙江这个中国经济的“模范生”，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趋势，继续保持一种走在全国前列的昂首姿势。

链接：确保浙江省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六大措施

5月20日，浙江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提出的关于信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为确保达到“七中心一示范区”的目标，《指导意见》提出了六大措施。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宽带网络建设，全面推进“三网融合”，优化提升云计算中心建设。

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着力发展应用电子产业，加快发展大数据和云服务产业，大力发展数字内容产业，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

提升发展电子商务。推进电子商务应用和模式创新，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产业体系，加快智慧物流体系建设，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

扩大信息消费。激发居民信息消费，务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突出重点抓好行业信息化，分类抓好各类园区信息化工作。

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组织保障，优化要素保障，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强化人才创新支撑，着力引进项目，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健全评价机制。

1-5月信息消费领域发展情况 篇4

信息消费持续扩大，规模超万亿。1-5月全国信息消费规模1.38万亿，同比增长19.8%。其中：通信业务收入4658.8亿元，同比增长8.7%;软件技术服务消费4590.4亿元，同比增长25.9%;信息终端产品消费4019亿元，同比增长25.7%。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累计交易额40150亿元，同比增长46%。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完善，累计完成固定投资826.5亿元，其中：互联网及数据通信投资快速增长，增幅高达63.5%，同比提高8.4个百分点。

智能信息终端普及加快，贡献率提升。1-5月笔记本电脑、彩电和移动通信手持机的内销量分别为2525、3328和20100万台，除笔记本电脑外，同比增长分别为27.6%和33.1%，高于二者产量增幅21.2和11个百分点。终端产品的智能化日益突出，1-5月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增长110.8%，内销占比达76%;其中新机型的智能机占比达87.4%，比上月提高1.2个百分点，高出上年底3.2个百分点。一些咨询机构调查还显示，目前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下转第115页)实施“智慧城市”和“无线城市”计划;大中城市家庭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的拥有率为80%，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服务为主体的数字家庭消费明显，其带动效应进一步增强。

互联网应用加快，推动流量消费大幅增长。累计到5月底，全国微信等即时通信用户达4.86亿户，日发量十多亿条，拉动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60.9%，流量收入增长56.8%。家庭宽带接入、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微媒体、手机支付、手机视频等业务已成为信息服务消费的主要增长点，据CNNIC预计，第二季度，搜索引擎市场规模98.9亿元，同比22.3%;付费游戏市场规模158.2亿，同比8.7%;网络视频用户3.95亿人，收入35.8亿元，同比63.6%。

论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 篇5

表(二)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三)

指标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费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费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费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费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资料来源：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50页，中国计划出版社。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浅析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篇6

关键词：消费水平 经济发展 问题 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艰难启动期，一方面市场疲软，产品普遍存在供大于求的状况，另一方面，国内的居民储蓄欲望在不断地加强，储蓄率在不断地攀升。有资料表明，我国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企业的开工率只有60%左右，同时城乡居民的存款却是以年均数亿元的速度增长，仅1998年的前11个月，居民的存款增长了7160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873亿元，而社会零售总额增数却由94年的 30.5%下降至98年的6.79%。因此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一直是近年来常被关注与探讨的话题。马克思说过：“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的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消费，社会再生产便无法继续进行，消费既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生产的终点。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2、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仍不够规范，企业融资主要源自国有银行，使我国企业融资形成了“居民储蓄—银行信用—信贷投资”的模式。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投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称，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大大滞后，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信贷资金效率低下，借贷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呆坏帐率高，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这点与日本比较相似，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资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成为更有效率的中介系统。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

1、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 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2、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們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三、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以及对某些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劳动差别和非劳动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报酬不同，从而形成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7

早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 为了把握入世给轻工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更好地适应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 实现轻工大国向轻工强国的跨越, 轻工业在国内工业部门中较早地提出了品牌发展战略。全行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形成了海尔、康奈等众多成功企业的经验, 这些品牌企业成为当今轻工业的脊梁, 成为实现我国世界轻工强国梦的坚实基石。

在转变发展方式成为经济工作主攻方向的今天, 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轻工行业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虽然在长期的实践中, 轻工业在品牌培育、品牌评价和品牌推广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品牌培育和评价模式, 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属于这个阶段的历史印记。

在20世纪末期, 轻工业的品牌战略还称为质量发展战略, 其管理体系是以产品质量管理为中心, 以企业文化构建为载体, 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为主要目标, 工作重点集中在产品质量和服务升级、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提高、信用等级保证等内容上, 国家金银奖产品评定、国家名牌产品评定、知名注册商标评定、“中华老字号”企业认定等一系列活动的规则和评价标准, 代表了这个阶段品牌培育和品牌评价的主要形式和发展特征。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国际化成为品牌培育的新目标, 与国际规则接轨成为品牌建设的新内容, 品牌培育进入到了模式创新的阶段。此间, 轻工企业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实力得到加强, 尤其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 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骨干龙头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发展定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 极大地丰富了品牌的内涵, 其中一些企业初步具备了国际化企业的特质。但与国际知名企业和先进水平相比, 无论是品牌影响力、还是品牌核心价值, 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地位不高, 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 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上, 在国际市场上缺少产业链优势和自主品牌优势, 缺乏话语权, 远未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受传统发展理念的影响, 国内品牌价值评价注重经济规模、市场占有率, “虚肿”和“表里不一”的现象不可避免。

发展阶段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必然带来深刻的变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工作主攻方向的形势下, 不仅品牌建设受到空前的重视, 品牌的内涵也不断得到深化, 品牌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都在与时俱进, 品牌创建主体不仅有企业品牌, 也有区域品牌、地域标志等形式, 品牌建设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轻工行业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体, 表现出行业类别多、不同行业间发展差异大等特点, 品牌培育需要采取差异化方法, 实行分类指导。尤其要关注中小企业的需求, 制订量身定制的培育计划, 通过品牌培育提高成长性。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品牌实验室应运而生。

2013年12月7日, 由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和北京国富纵横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品牌实验室挂牌仪式在京举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成、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主任才大颖、北京国富纵横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龙、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朱长岭、全国工商联家居装饰商会执行会长张传喜等来自全国工商界、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的代表300余人出席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上, 北京国富纵横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龙致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成、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主任才大颖、全国工商联家居装饰商会执行会长张传喜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阐述了实验室的服务宗旨、研究方向和工作定位, 对实验室积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开展品牌管理创新, 实现品牌推广和品牌价值提升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品牌实验室为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 以提升行业企业品牌价值为核心, 建立面向轻工全行业的品牌竞争力评价体系, 组织开展品牌竞争力评价工作, 发布品牌竞争力评价结果, 开展日常查询、认定服务, 授权开展品牌孵化模式、品牌推广路径、品牌交易规则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品牌实验室的成立, 迎合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品牌研究、品牌评价、品牌推广等服务领域的需求, 填补了轻工行业在开展品牌研究方面的空白。它植根于轻工业土壤, 紧密结合轻工业的实际, 从品牌管理体系建设、品牌推广路径、品牌交易规则等方向入手, 与国内外专业机构合作, 吸纳国内外品牌研究成果, 研究成功企业案例, 推进发展模式和管理创新, 为广大轻工企业构建一个开放式的品牌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主任才大颖在讲话中对品牌实验室的服务功能和服务定位做了阐述, 他指出:“品牌实验室主要开展品牌评价的推动工作, 建立面向轻工业的品牌评价体系, 推动行业企业品牌建设和管理。开展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品牌孵化模式的研究;二是品牌推广路径的研究;三是品牌交易规则的研究。”

就轻工行业的情况而言, 品牌培育主要有以企业为创建主体的企业品牌和以产业集群为创建主体的区域品牌。品牌培育带有鲜明的个性化文化特征, 是创建主体各种创新要素的集成和写照, 绝非“千人一面”。海尔是轻工业的一面旗帜, 在推进品牌战略过程中经历了名牌战略、多元化发展战略、国际化战略和全球化品牌战略四个发展阶段, 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 实现了从一个家电制造商向家电方案集成服务商的华丽转型。海尔品牌文化, 是海尔成功的基石。在轻工行业中, 把品牌建设作为发展先导的企业众多, 通过实践对品牌建设作了诠释。品牌的个性化特征, 为品牌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样本, 需要在个性中寻找共性, 在普遍中总结规律, 将成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 形成贴近行业实际、更具指导作用的品牌建设文化。

建立面向轻工行业的品牌评价体系, 推动行业企业品牌建设和管理是品牌实验室的基本工作定位。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化工程, 品牌评价体系是品牌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 包括研究品牌要素构成、评价标准和评定方法;形成品牌评价工作体系, 建立品牌评价发布制度;推进品牌营销、品牌推广、品牌转让市场化。

针对行业和企业需求开展品牌建设专题研究, 是品牌实验室的重要工作内容, 通过与院校、专业研究结构合作形成精英团队, 以轻工行业为研究对象, 共同确立研究命题, 共享研究成果。重点是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信息技术革命、金融资本时代背景下实现品牌建设的模式创新。

品牌是呈阶梯和塔型分布的, 有世界品牌、国家品牌、行业品牌、区域品牌等。品牌实验室更关注行业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培育和发展变化, 从提升品牌成长性、市场地位等方面入手, 培育品牌发展环境, 夯实品牌发展的行业基础, 提供个性化服务, 成就企业的梦想。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品及其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信息消费,增长势头迅猛,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在当今社会信息已经被视为同物质、能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在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升级,居民的信息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信息消费自身具有结构层次高、带动作用强等一系列特点,使得信息消费正在逐步成为当代社会消费的新热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地区之间的发展还极其不平衡,再加上消费主体之间的特征差异,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消费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会影响到居民的直接利益,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为此,本文着重分析研究我国东、中、西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化问题。

2 信息消费研究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主要基于行为学、心理学的角度,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去探索信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分析消费者行为受信息的影响程度、研究信息消费行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于信息消费理论问题以及如何阐释信息消费还没形成统一的共识。[1][2][3]

国内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稍晚一些,“信息消费”一词首次由郑英隆1991年在《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一文中提出;[4]随后其又在《信息消费论纲》中对信息消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给出定义:认为信息消费是指社会各种类型决策者将现有的有关决策的信息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若干转换加工形成行动方案或思想决策的过程;[5]1996年贺修明在其研究中,以情报学为基础提出了信息消费概念,为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信息消费包括了消费者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和再生信息,属于一种社会活动;[6]2001年张鹏以持久收入理论为基础,在《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倾向进行了定量分析;[7]2009年马哲明在《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一文中,构建了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模型,得出在1985—1996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决定信息消费,而在1996—2006年间则呈现相反的趋势;[8]2009年王平通过构建信息消费差距的ARMA模型,得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倾向和消费系数以及消费差距都在不断扩大;[9]2012年刘晓红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以及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10]

综上所述,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大部分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不足且不够深入。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Panel data模型,对2005—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测算了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

3 统计核算方法说明

(1)信息消费的核算方法:虽然目前人们对于信息消费的概念,在认知上基本已经统一,但是由于信息消费的多样性,人们很难给出信息消费一个特别明确的界定范围,这就使得很多的研究者会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角度的不同,给出信息消费的一个不同的定义。而本文则采取目前较为主流的核算方法,把居民信息消费看作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以及娱乐文化这三项消费支出之和。

(2)本文采用比较典型的经济区域划分,根据地域关系,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福建、山东、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各个区域数据的原始值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以2005年为100剔除价格因素后,用各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信息消费额数值根据各省城镇人口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信息消费的综合值。

4 模型的选择

4.1 Panel data模型的识别与估计

Panel data模型也称为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也称作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数据,是截面上个体在不同时点的重复观测数据,其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地减少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和缺损变量带来的损失。

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该模型实际包含三种情况,是因为由于截面或者时间的不同会使模型系数发生改变,具体如下:

(1)不变系数模型:在该模型当中,假设在截面成员上既无个体的影响,也没有结构变化,即对于各个截面方程其截距项和斜率均相同。

(2)变截距模型:在该模型当中,假设在截面成员上存在个体影响而无结构变化,其中个体影响可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即模型中各个截面方程斜率相同而截距不同。

(3)变系数模型:在该模型当中,假设在截面成员上既存在个体影响又存在结构变化,其中个体影响由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而成员之间的结构变化由斜率系数的变化来说明,即斜率和截距都不相同。

在构建Panel data模型时,为避免模型的设定误差,首先需要检验所研究的问题究竟符合上述哪种模型形式,对此主要是要检验以下两个假设:

为了检验上述两个假设问题,通常需要构造两个统计量F1,F2。

在H2成立的情况下:

在H1成立的情况下:

其中:上式中的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系数模型这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的条件下,若接受了假设H2,此时模型为不变系数模型;否则的话,则需要对H1进行检验,如果接受了假设H1,此时模型为变截距模型;反之,则为变系数模型。

4.2 信息消费函数的选择

在本文的研究中,所建立的消费函数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以此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所建立的信息消费函数为:

ICt表示现期的信息消费量,Yt表示现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5 实证分析

5.1 信息消费的总体水平比较

从下图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在2005—2012年,城镇居民的人均信息消费水平最高的为东部地区,其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水平较之全国平均水平要低,而且这两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水平在2007年之后相差不多。其次,从绝对数上看,无论是东、中、西各区域的城镇居民,还是全国的城镇居民,其人均信息消费量从2005年到2012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最后,从相对数来看,全国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量是2005年的2.06倍,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0.88%;而东部地区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是2005年的1.93倍,在此期间年均增速为9.86%,比全国平均增长率要低于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是2005年的为1.94倍,期间年均增速为9.93%,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2012年的人均信息消费是2005年为2.17倍,年均增速为11.69%,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可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相近,而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

5.2 信息消费系数比较

在对信息消费的统计分析中,有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即为信息消费系数,其定义为:居民的信息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居民的消费支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这部分主要体现在衣、食、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另一部分为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这部分主要体现在信息消费支出。因此,一般认为当信息消费系数较高时,相应的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也较高。

从信息消费系数上看,中西部地区的信息消费系数显著低于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系数;从信息消费系数的变动趋势上看,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的城镇居民,其信息消费系数从2005年到2012年的变动幅度不是很大,并且信息消费系数的变动趋势存在相似之处,基本表现为2005—2007年表现出平稳的增长,2008年达到最低,之后又呈平稳增长的态势;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系数差距从2005年的3.4%扩大到了2012年的4.8%,而东部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从2005年的4.7%缩小到了3.7%。

5.3 边际信息消费倾向比较

现在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建立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模型,用来比较各区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理论模型为上述模型(1)。

通过eviews 6.0统计软件的拟合,得到的全国、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函数分别为:

全国总体信息消费函数IC0=659.81+0.192Yt+εt

东部地区信息消费函数IC1=1029.52+0.188Yt+εt

西部地区信息消费函数IC2=738.09+0.167Yt+εt

中部地区信息消费函数IC3=278.90+0.197Yt+εt

由上述模型的拟合结果可得,全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192,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在2005—2012年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东、中、西部不同区域间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较大,分别为0.188、0.197、0.167;由于西部地区常年以来收入偏低,导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的边际倾向最高,主要是由于“十一五”期间实施的中部崛起计划,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使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优化。

5.4 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效应分析

从信息消费模型检验统计量的计算结果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2是显著的,而F1却比相应的临界值要小,此时模型通常应采用变截距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统计量W的值显著大于临界值,因此应将模型的影响形式确定为固定影响,即建立的模型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1)地区差异:由表3可以看出,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镇居民,在2005—2012年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其中,东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值最大,这说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是比较高的,相对于信息消费的平均消费水平,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自发消费水平要高于平均的消费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值均为负数,中部地区的地区差异值最小,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自发消费水平要低于平均的消费水平,这是由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进一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地区差异值之间的差距分别为409.17元和514.71元,这一巨大差距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极不平衡的地区差异。

(2)时间差异:由表4中数据可得,在2005—2012年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数值上波动较大,并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由于模型中的时间因素通常可以看作对未来的预期,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对未来预期并不乐观。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值从2005年开始逐年下降,在2008年达到最低,随后又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处于严重低迷状态,这种国际形势致使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导致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值受经济环境影响而波动较大;另外,“十一五”期间由于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居民在信息消费方面的差异有所缩小,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会受到交通通信发展的正向影响,而受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反向影响,从而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效应差异值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而波动较大。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首先在绝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函数,对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趋势、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信息消费系数等做了统计描述;其次通过Panel data模型,对2005—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几点结论如下:第一,从绝对数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总体水平最高,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则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相对数角度来看,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的增速最快,明显高于东西部地区;第二,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系数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同时东部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之间的信息消费系数差距呈逐年扩大的变动趋势,而东部与中部地区之间则呈现逐年缩小的变动趋势;第三,关于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中部地区最高,东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第四,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差异效应值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差异效应值均小于零且数值较低,东部与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值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分别为514.71元和409.17元;第五,我国城镇居民在2005—2012年信息消费的时间差异波动较大,其中2008年其值达到最低,且时间差异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6.2 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极不平衡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本文结合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现状提出如下两点建议:第一,区域差异的根源始终是区域收入上的差距,因此,为了优化消费结构,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应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第二,由于城镇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信息消费时间差异波动较大,因此在注重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尽量采取相应措施以及注重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使居民能够对未来形成较稳定的消费预期,减少因宏观环境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摘要：文章运用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2005—2012年间的信息消费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及边际消费倾向均差异明显,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效应和时间差异效应较大。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改进建议,以缩小差异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关键词：信息消费,差异性,Panel data模型

参考文献

[1]Naomi Mandel,Eric·J.Johnson.When Web Pages Influence Choice:Effects of Visual Primes on Experts and Novice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2(29):56-58.

[2]Sylvain Senecal,Jacques Nantel.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roduct recommend-dation on consumers’online choices[J].Journal of Retailing,2004(80):159-169.

[3]邓胜利.国外信息消费研究述评[J].情报杂志,2004(1):26-27.

[4]郑英隆.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J].经济学家,1991(5):101-107.

[5]郑英隆.信息消费论纲[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51-59.

[6]贺修明.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学的建设[J].图书情报工作,1996(4):45-51.

[7]张鹏.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1,16(6):25-28.

[8]马哲明,靖继鹏.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关系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20):98-101.

[9]王平,陈启杰.基于ARMA模型的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分析[J].消费经济,2009(5):3-6.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9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ISAAA)2015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有28 个国家的1 800万农民种植了1. 815 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目前中国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达390 万公顷,居全球第六。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因缺乏明确的科学定论而一直备受争议,特别是由于2009 年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引发的“转基因食品主粮风波”使得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对消费者的态度和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1］。

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转基因食品安全信任问题的关键因素。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和信息传递渠道的闭塞,消费者往往处于食品安全信息的劣势地位［2］。而消费者可以通过搜寻不同主体发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即通过信息搜寻行为有效缓解这一问题。不同信息发布主体中,政府因其客观性和中立地位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3］,因此消费者在信息搜寻过程中对政府部门信息的信任度最高［4］。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能否有效满足消费者信息需求则取决于信息质量,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5］。然而当前政府食品安全信息供给与消费者信息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会影响消费者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信任度,促使消费者产生额外的信息搜寻行为。

鉴此,为了进一步探究政府发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与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关系,本文从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信息质量入手,分析人口统计特征和信息质量特征对消费者采取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优化方案和建议,为政府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机制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1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政府信息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层面,从信息质量本身的概念、特征、维度和评价等方面进行,但对政府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质量的研究不足［6-7］。研究普遍认为信息搜寻是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前的重要环节,可以帮助消费者降低风险感知程度［8-10］。大部分研究主要探讨消费者对同类型不同属性商品进行的信息搜寻行为［11］,或探讨不同环境条件下影响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不同因素［12］。

国内关于食品安全政府信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陈煦江认为政府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质量应当具备客观性、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易解性和重要性等特征,而目前政府公开的信息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存在着信息公开不准确、不客观等问题［13］。王可山与苏昕进一步分析指出,政府受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限制,对食品安全信息难以做到及时收集、分析和发布,而且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在权威性和可信性上也存在问题［14］。因此,政府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与消费者所需求的信息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机制［14］,通过提高政府发布的信息质量,树立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信息交流的信心。全世文与曾寅初指出,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信息搜寻也能够对解决该问题起到重要作用［2］。此外,关于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层面,探讨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认知程度、来源渠道及影响因素等,其中政府作为主要的信息发布主体,是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4］。然而,国内关于消费者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较少。刘玲玲认为目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普遍偏低［15］。马琳与顾海英在此基础上指出,转基因食品信息的增加会伴随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偏好的显著降低［16］。黄建等认为消费者通过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信息搜寻行为可以有效减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但目前消费者在转基因食品的购买决策过程中进行信息搜寻的努力程度较低,主要受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产品知识、安全风险感知、产品特征和卷入程度等因素影响［17］。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对食品安全政府信息和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不对称视角,并将二者作为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重要解决途径,但较少将政府信息质量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搜寻行为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消费者基于政府发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质量而采取的信息搜寻行为,为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机制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2. 1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5 年2 月在宁波开展消费者调查,选择了6 个市辖区中人均GDP最高、中等和最低的北仑区、海曙区和江北区作为调查区域,并随机抽取各区的大型、中型和小型超市作为具体调查地点,调查前往超市购物的消费者。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有效问卷210 份,其中北仑区67 份,海曙区75 份,江北区68 份。

2. 2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信息的认知

总体上看,目前消费者对各类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信息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而需求程度则普遍较高,可以反映出目前政府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尚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认证类信息和标准类信息的了解程度和需求程度都相对较高,而对法规类信息和质检类信息的了解程度与需求程度之间的落差相对较大。

2. 3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搜寻行为

本文将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搜寻习惯与因政府信息质量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而采取的信息搜寻行为区别开。从搜寻习惯来看,可以归纳为主动搜寻和被动接受两种情形。其中,41. 43% 的消费者被动接受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47. 62% 的消费者会主动搜寻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而从信息搜寻行为来看,不会因政府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质量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而主动搜寻信息的消费者达到56. 67% ,仅43. 33% 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搜寻信息。

3 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模型分析

3. 1 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进行信息搜寻这一行为,因变量只有两个值: 1 = 主动搜寻; 0 = 被动接受。研究数据以离散分类数据为主,理想的分析方法是概率选择模型,将分类的因变量通过Logistic变换转化为成分类变量概率比。因此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极大似然法,模型为:

其中,βi是估计系数矩阵,Xi代表人口统计特征和信息质量特征的解释变量矩阵,μ 为误差项。消费者进行信息搜寻行为的概率为:

其中zi= α + βXi+ μ。其估计式为:

模型中的事件发生比是消费者主动搜寻信息和被动接受信息的概率发生比。

3. 2 变量定义及赋值

本文着重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搜寻行为本身,并未将消费者对搜寻信息进行验证的渠道及其效果纳入考虑,并以此为切入点,将人口统计特征与政府信息质量特征纳入影响因素中,参考同类研究的变量选择,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分为个人属性和家庭属性,将政府信息质量特征变量简化为客观性、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易解性和重要性6 个,该计量模型的变量及其赋值如表1 所示。

3. 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表2 给出了模型估计结果。从整体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自变量对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信息的搜寻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第一,从信息质量特征来看,及时性、易解性和重要性对消费者的信息搜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政府发布的信息在及时性、易解性和重要性上的问题相较于其他信息质量特征更为突出,导致消费者对这三个信息质量特征更为敏感,从而影响其信息搜寻行为。该问题主要表现在: 出现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后,政府网站的反应速度总是慢于媒体、网民,消费者在短时间内很难从政府信息中得知事件发生的原委,且往往造成谣言肆虐,导致恶劣的影响; 在政府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中,往往存在许多专业术语,虽然对一部分进行了科学解释,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仍存在理解的难度,缺少更加简明易懂的解释和直观明了的信息展现形式( 如图片、视频等) ; 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内容范围仍缺乏准确的把握,有时将其与新闻报道、通讯、评论等混同,影响消费者对信息的查询与利用。同时,政府发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主要以检测监督、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政策法规等事后处理结果信息为主,对与消费者关系更加密切的信息预测分析较为不足,缺乏对相关安全事件事前预警信息的披露。

第二,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比性对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系数均为正值,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质量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的重视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主动搜寻信息。这可以解释为: 政府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在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当其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时,会促使其进行信息搜寻行为。该问题主要表现在: 目前政府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大多零散、不全面,且在发布关于一些较为敏感事件的信息时存在不客观、不准确的情况; 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主体混乱,在纵向上有国务院、省级和县级以上的卫生行政部门,在横向上有同一行政级别的卫生行政、农业行政、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信息发布缺乏监督,这种情况极易造成信息混杂,很难保障可比性。

注:*、＊＊和＊＊＊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三,从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对其信息搜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在日常的购买决策中比较注重搜集与自身健康相关的信息,当政府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质量无法满足其需求时更倾向于主动搜寻相关信息; 家庭中有儿童或老人的消费者由于对这类特殊群体身体健康的关注,会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性问题,而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仍存争议的当下,则会更加倾向于主动搜寻相关信息。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收入对其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 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越倾向于生态食品( 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 ,而收入较低的消费者受到预算约束的影响,可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消费弹性比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小,从而更加关注相关信息,也更倾向于主动搜寻信息。

4 结论

本文基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信息质量,构建了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在对宁波消费者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信息的了解程度明显低于需求程度; 而在影响消费者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中,从政府信息质量特征来看,及时性、易解性和重要性对其有显著影响,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看,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对其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完善政府转基因食品信息的发布机制。

制定关于政府发布信息质量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机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对信息质量做出明确要求,主要包括: 第一,细化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分类,便于消费者查询和利用信息; 第二,政府在发布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前要安排专门人员对信息质量进行审查; 第三,建立政府信息公开部门协调机制,各部门信息需进行协调后统一口径对外发布,避免造成信息混乱; 第四,建立消费者信息反馈机制,使消费者能通过有效途径反映自身的信息需求和相关意见。

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扩大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渠道,并尽量扩大各类信息的发布量,特别是要关注对法规类和质检类信息的发布; 此外,要提高政府的信息质量意识,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实践,了解消费者的信息需求用以改善信息质量,同时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知晓改善信息质量的方法。

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 篇10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如火如荼,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农村信息消费情况进行研究,不仅是农村信息化程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已成为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和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推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甘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农村地区经济特别落后,信息消费水平总体偏低,严重影响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和农村信息消费市场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对提高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加快甘肃农业信息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文献综述

农村信息消费是农村信息化进程的重要表现,对其进行研究,是农村信息化程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农村信息消费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日趋复杂。但是从中国居民信息消费问题的现有研究来看,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其中,张鹏(2001)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边际倾向问题,得出前者大于后者。张同利(2005)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居民信息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9791,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8824。陈燕武(2006)等通过建立的福建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函数,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结构的差异。郭妍等(2007)运用分离个体差异和时间差异的面板模型对中国居民信息消费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信息消费增速快,信息消费中的“时滞效应”和“棘轮效应”明显,并且居民的信息消费存在城乡和地区的差异。陈炜(2008)运用VEC模型探讨中国信息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趋势。刘嘉、朱琛(2009)运用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王平等(2009)运用自回归滑动平均ARMA(p,q)模型对城乡信息消费倾向差别和信息消费系数差别进行研究,发现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倾向和消费系数差距呈增大趋势。肖婷婷(2010)建立中国城镇居民广义信息消费函数,得出农村居民的边际信息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结论。朱琛、蒋南平(2011)运用时变参数(tvp)模型对城镇居民收入与信息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对其信息消费的影响在1993—2000年呈下降趋势, 2001—2008年则不断增强。刘晓红(2012)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低收入户尚未满足信息基本需求,需要社会救济。

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样本还不具有全面性,特别是西北地区农村信息消费的相关研究较少。基于此,针对甘肃农村地区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本文运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78—2011年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前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为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发展提供了依据。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的说明

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信息消费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中通常采用近似处理办法。即根据国内知名学者对信息消费的广义定义,信息消费项目有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用品与服务等信息消费含量高的消费构成。这种方法得到的消费额虽不是信息消费的全部,但它在该消费总额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把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三项消费支出额进行加总,得到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近似值[7]。这样处理误差较小,可操作性强,而且相关数据可以在《甘肃农村统计年鉴》(1980—2012)中获得。遵循这一统计方法和思路,统计1978—2011年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对实证分析的影响, 使用的数据均已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 =100)为定基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扣除物价变动因。具体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表1的数据直接摘自《甘肃农村年鉴》1980—2012,甘肃信息统计网,或根据其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二)模型的构建

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拟合处理,可以得到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曲线图(如下页图1所示):

由下页图1可知,虽然在1997年出现了拐点或临界点, 但是在1978—1997年和1997—2011年这两个区间之间,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关系曲线基本上均呈线性趋势。在此基础上,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构建模型定量研究1978—2011年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问题。模型的具体表示如下:

在上式中,CIF、Y分别代表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水平、人均纯收入、α 为相应参数、u为随机扰动项。

(三)回归分析

通过对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说明,年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00元,将23元用于信息消费支出。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样本可决系数r2=0.96>0.90,因此样本回归直线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都是很高的。给出显著水平 α=0.05,查自由度v=34-2=32的t分布表,得临界值t0.025(32)=2.04,t1=27.51>2.04,故回归系数均显著不为零,回归模型中应包含常数项,即甘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与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正相关影响。

从以上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此模型比较好。

(四)单位根检验

一般的时间序列基本是非平稳的,得到随机时间序列样本数据后,需要对其进行平稳性分析才能够利用到模型中, 以避免伪回归现象。在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利用ADF统计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对经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示一阶差分,△2表示二阶差分。

检验结果表明,甘肃农村地区的原始序列Y、CIF都不是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的检验,均显示是平稳,且都是二阶单整的,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因此可以对原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以确定出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协整关系。

(五)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研究非平稳变量间是否蕴含着长期均衡关系。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上述变量是二阶单整的,按照E-G两步法,按照模型(1),应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可得到相应的协整方程(2)如下所示:

对方程(2)的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不存在单位根,这表明CIF、Y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人均纯收入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由表3可知,残差序列的t检验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甘肃农村地区CIF、Y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表明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

(六)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中,不能得出二者谁是谁的因和谁是谁的果,因此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对滞后期的选取非常敏感, 不同的滞后期数会有不同的结果,为了较清晰地反映相关变量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状况,分别检验这些变量滞后1-4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在表4中,滞后1期中的11.2481在10%的显著性水平; 滞后2期 、 3期 、 4期中的5.7762 、 5.19105 、 1.18319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滞后4期中的3.66401在1%的显著性水平 。 其中滞后3期和滞后4期的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才是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甘肃农村的信息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 而各期的人均纯收入都是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格兰杰原因,即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加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 。 总体来看,1978 — 2011年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人均纯收入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 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直接促进了该地区信息消费的增加,而甘肃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 。

结论和对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从长期来看,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其信息消费支出的增加 。 总体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也不断增加,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

因此立足于推进甘肃农村信息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加快甘肃农业信息化建设,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大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

(1)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以优化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数量、结构、形式和策略。

(2)大力发展甘肃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教育,积极引导农村信息消费,培养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素养,从而扩大甘肃农村地区信息消费支出,促进该地区信息消费市场快速发展。

(3)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服务的建设, 保证信息在农村地区的流通和获取畅通无阻,使农民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

(4)开拓新的信息消费市场,开发和研制新的特色信息产品和特色信息服务项目,满足农村居民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

(5)政府应规范和健全甘肃农村地区信息消费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该地区的信息消费环境,确保农村信息消费的安全性。

摘要：运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78—2011年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其信息消费的增长,同时甘肃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该地区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扩大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这对促进农村信息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