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精神（精选十篇）
现实精神 篇1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正如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克劳德·迈耶在其新著《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中写道的:“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便走出了不发达的状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打破了国际平衡,打乱了大国原有的排序。如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8%,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在1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4。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2倍,人均收入增加了9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占整个中国人口的比例由过去的63%减少至9%,而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依然约为40%。中国的成功既令发达国家不安,又让他们心生敬佩: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量的8.7%,而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而且中国企业在许多领域拥有的统治地位对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行业构成了直接威胁。”
仅以广西“十一五”期间为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广西坚持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广西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9%,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4.7%,高于全国9个百分点,12个主要经济指标实现翻一番以上;转方式、调结构取得重大进展,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食品、汽车、冶金成为千亿元产业,食糖、微型汽车、轮式装载机、柴油内燃机等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由31.7%提高到40.3%,工业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特色优势农业快速发展,糖料蔗、蚕茧、木薯、木材等产量全国第一,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大幅提升,一批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相继建设并竣工,广西从交通末梢变成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通道、华南与西南的交通枢纽。重大项目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西南地区第一个大型炼油厂中石油钦州千万吨炼油厂建成投产,西部地区第一座核电站防城港红沙核电站开工建设。城镇化率由33.6%提高到40.1%,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同样是这5年,广西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广西区党委和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道德建设、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新成效,各条战线涌现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立,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文化惠民工程成效明显。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进一步繁荣,创作了一批文化精品,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出版发行和报业实力居西部地区前列。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山清水秀生态美”品牌优势更加彰显。
2 广西精神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广西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处于追赶跨越的关键时期。建设西部经济强区,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广西发展新定位、新要求的重大举措。2007年3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西要努力建成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业基地、信息交流中心。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广西发展的战略任务,就是打造区域性商贸物流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特色农业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构筑新高地、打造新一极,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民族地区,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
要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就必须依靠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干劲、激发热情。因此,广西精神应运而生。“团结和谐、爱国奉献、开放包容、创新争先”这16个字是广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积淀和孕育而形成的特有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广西的具体表现,是广西人民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追求、优秀政治品格、良好精神风貌的结晶,它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广西的人文特质、民族特质、区域特质、时代特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其内涵具体如下。
2.1 团结和谐
团结和谐是广西精神的根本标志。广西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长期以来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共同维护祖国统一。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亲密感情不断深化,相互团结不断加强,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保持长期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有利条件。
2.2 爱国奉献
爱国奉献是广西精神的显著特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广西各族人民始终保持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尤其是50多年来,坚持两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我国的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2.3 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是广西精神的鲜明特质。广西沿海沿边沿江,长期以来,不封闭、不保守、不狭隘。近年来,多区域合作成为广西开放包容的最大亮点。主动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更是加大了广西的开放力度,展示了广西自信豁达的姿态、天下一家的情怀、海纳百川的胸襟。创新提出并扎实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加快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研究提出了建设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务实开展中约“两廊一圈”合作,同时深度参与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西南地区等国内区域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广西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2.4 创新争先
创新争先是广西精神的重要特点。作为一个后发展、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人民秉承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不甘落后,不怨天尤人,不因循守旧,励精图治、奋起直追、勇于赶超。广西制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区域创新体系,初步夯实了促进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创新发展基础,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3 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当物质生活满足以后,人们更加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宁静、正确的伦理价值和精神自由、健康有为的时代精神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高层次、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那句著名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开启了人类追求诗意人生的心扉。因此,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感受尊重、富有尊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民思想与封建社会富民主张最本质的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的生动体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在文化的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愿望。哪个国家不重视文化建设,不将文化搞上去,就容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就容易使自身文化被异化。如果文化搞得不好,人民就必然缺乏民族自豪感、归属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整个国家肯定是一盘散沙。
建设民族文化强区,广西有基础、有特色、有资源。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提高文化产业比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推进广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大繁荣,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4 结语
201 1年是广西“十二五”良好开局之年,提出广西精神生逢其时,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各族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为推动我们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宏伟目标,创造出八桂大地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法)克劳德·迈耶.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M].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延安精神与现实的感悟 篇2
这次去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进行为期一周（2011年6月12日至17）的学习培训，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走延安。27年前（1984年10月），我因工作原因出差到延安，那是我第一次踏进这片我向往的革命圣地，那时的延安虽然经过了三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仍未摆脱贫困落后状况，可以用延河流淌着黄泥水，黄土坡上难见草，一年四季的土豆羊皮袄，小米虽养人难吃饱来形容，满目疮痍，仍是一片贫瘠的黄土高坡景象。27年后，当我再次踏进这片神奇、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的圣地时候，发现他的变化太大了，给人心灵震撼，从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修建到高速公路通车，从公路沿途郁郁葱葱树木植被到生态环境的逐步修复，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看到了改革开放给延安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站在宝塔山上向下俯视，巍巍的宝塔山被繁华的商业街、高耸的楼群、美丽的花园所环绕，还有那静静流淌的延河水，给人一种深思瑕想，此时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里已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还是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果缩影。
在为期一周的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传统”为主题的教育学习活动中，通过“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和“廉洁自律”三个教学模块的专题讲座，专题讲授，现场教学、讲解，激情教学，实地参观考察等教学 方式的学习，使我感受到了延安的今天环境变化了，人们思想转变了，政府执政理念转变了，但是无论他怎么变化，延安精神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国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理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团结友爱、自觉遵守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变。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必须发扬和继承。
一、延安精神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历久不衰、弥久历新、常用常新的传家宝。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过去、现在、将来，延安精神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面对开创未来的无穷挑战，面对改革攻坚的巨大风险，面对克服腐败的艰难斗争，面对人民群众的美好期待，应该大力倡导和弘扬伟大的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几十年来，延安精神培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畏艰险，奋斗不息。没有延安窑洞的灯，哪有祖国东方红?我们 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同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和弘扬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把延安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以永恒和发展的延安精神来指导和推进我们的工作。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我们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十三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发扬光大的十三年。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中，在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培育弘扬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今天我们学习延安精神，思考延安精神的现实启示，无疑对对我们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延安精神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朽的精神，在具备历史价值的同时，也有其时代价值。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能长盛不衰，丢掉了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二、传承延安精神，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历史在发展，事物在巨变，但延安精神并没有过时。延安精神，乃至中国革命斗争史，都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斗争岁月里的延续和升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老一代革命家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廉洁奉公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 是的精神，是胜利的保证和富国强兵的根本，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过去如此，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继承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显得尤为重要。
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扬和光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一次分配，使资源更加有效地配臵；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通过二次分配，使社会更加公平。要两者能有机地融合，这需要精神，尤其需要发扬和光大延安精神，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成功、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今天，我们党面临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重任务，任务更伟大、更艰巨，也更需要延安精神。我们们学习延安精神，是要让延安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那不竭的生命力给新时期特色带有更强大的创造力。
历史是过去，忘记历史、不珍惜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和忘本；而不超越过去，就不可能走向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变了，主客观的环境和条件变了，人们面临的任务和目标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过去的一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弘扬延安精神，要同贯彻落实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结合起来，同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来解决国家、社会、集体的问题等等。
三、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力量之源。
人民是爹，人民是娘。党的一切奋斗牺牲，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人民是上帝。人民只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确定对党的态度。只有赢得人民，才能赢得胜利。而要赢得人民，关键在利益二字。延安十三年是这样，改革开放的今天是这样，遥远的未来还是这样。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需要破解的难题，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失衡、官员腐败严重、民众对社会不公的诉求及怨恨增多、仇官仇府现象较为普遍、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等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矛盾，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我们党是有成功的历史经验的，延安精神就是我党正确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宝。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冲破重重险阻，克服当时出现的最严重困难，使边区社会及边区军民、军政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谐。历史成功经验告述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一是要把握好社会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时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谁不能给人民群众办事，人民群众就会收回谁手中的权力；二是要把握好多元经济利益的平衡这个关键因素。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保证人民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为标准。牢记“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深刻道理，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三是切实关注民生，争取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切实做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一条生命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八年时间里，由一个仅仅五十余人的小党，成长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在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难以臵信的”，这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逐渐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延安精神的所有内容都与解放思想相关联，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 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都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结果。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安十三年在排除万难中创造辉煌奇迹的根本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我们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加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党始终不逾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
面对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空话、套话、假话，决策不讲科学，只注重迎合上级领导意图，办事凭想象、凭感觉不讲规律，工作脱离群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处理问题不实事求是等现象和问题，在领导干部中要着力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1、把树立科学发展观作为立身、立德、立业的重大人生课题，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做到少说空话、套话、假话；“不装、不吹、不偷”；多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实事、好事。
2、坚持以是否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评判标准，自觉克服那些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做法。
3、重视养成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与本领。坚持做到：有正确的立场、有民主的精神、有调查研究的作风、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境界、有追求真理的勇气。
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标志。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我们的事业正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回顾党的历史，从在上海成立到井冈山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从西柏坡到夺取全国政权，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和创造的伟大事业，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必将有助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助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些至理名言，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这些古训，自觉做到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带头反对贪图享受、铺张浪费、奢侈挥霍和以权谋私。“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绊脚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敌。
激活现实主义精神 篇3
自新文学发轫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多元竞生到一元独尊的历史过程。由于政治因素的强力作用，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是一度将它推向极致，既留下了有益的文学遗产，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新时期之初，由“真实性”的论争肇始，现实主义走下“神坛”，逐渐回归到它的平常位置。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现实主义一方面作为创新的对立物，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热潮中遭遇冷落，另一方面也在焦虑中不断寻求新生——从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等等文学潮流中，都可以窥见它试图破茧化蝶的艰辛努力。但是，自199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在整体上并没有产生像此前有过的巨大影响力，其魅力似乎大为褪色。究其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当“纯文学”观念逐渐固化成一种意识形态之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文学的视点向内转，变得“不及物”，现实主义自然受到冷落；二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更多的文学写作变成了消费性生产，流行的青春文学、玄幻文学、盗墓小说、穿越小说等等都崇尚“白日梦”和“天马行空”，呈现出鲜明的“去现实化”特征。
当时代的整体文学面貌变得越来越肤浅、轻薄、狭隘、空洞和萎靡时，人们对极端个人化的立场、过度自恋化的情感、过于私语化的叙事也就越来越感到厌倦了。在这样的语境下，去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带动同名小说阅读热潮，今年的《柳青传》出版引发文学界重说柳青现象，使得现实主义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借着这样的契机回望与反思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实主义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感染力。
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源自它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它的活力则在于面向现实的开放性。在新的时代，要重新焕发现实主义的魅力，除了对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创作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重新激活现实主义精神——开放、批判、求真、人道主义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意。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有着更加开阔而深邃的观照，去深刻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的多维性与复合性。在当代社会，市场化、全球化无疑是最具变革性的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发展格局，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固有关系，同时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诸如工具理性、科学主义、金融危机、生态灾难、文化殖民、宗教冲突、恐怖主义以及信仰迷失、人的价值与尊严失落、阶层分裂与固化等等都成为突出的时代问题。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题材重复、人物雷同，缺乏新鲜感和时代性，都是源自作家固守着既有“文本”经验和“自我”经验，缺乏能力和勇气将自己敞开，去“睁眼看世界”。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他必须摒弃观念偏见，矫正思维惯性，走出书斋，深入生活，立足大地，放眼四顾，否则，他永远只能沉溺于“小我”天地中浅唱低吟，既无法敏锐感应“小时代”的暗涌潜流，也无力捕捉“大时代”的激荡风云，从而创造出这个时代鲜活而动人的艺术典型。同时，他还要善于穿透纷纭复杂的事物表象，去努力探寻生活的“真实性”。现实主义精神所烛照的“真实”，并不在于是否表现了“现实”生活本身，而在于能否透过社会生活现象去发现其内在逻辑，并建立起符合社会本质属性的因果关系。只有将碎片化的生活情境有目的性地加以提炼、整合，才可能实现典型化，进而抵达艺术的深度。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既指向当下生活，也指向历史或未来生活，后两者虽然不直接对应现实，但是应该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曾有学者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我更愿意以此来强调，当代作家需要鼓起勇气，凭借智慧和能力，走出狭隘的个体经验，去真诚拥抱“无边的现实”。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文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展开深刻批判，这是其根本属性。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肉来”，通过敏锐而有力的批判，展现强烈的现实战斗品格。自1980年代之后，文学界过度推崇“纯文学”观念，文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被人为切断，文学介入社会和历史的能力不断弱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现实主义精神。加上“去政治化”思潮的影响，绝大部分文学作品放弃了应有的政治维度，在表现现实生活时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在对现实的规避中完成对现实的触摸”，社会批判锋芒日益黯淡。要想重新恢复文学的批判性，在当前这个信息化时代，需要作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除了文学的、美学的视野之外，更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的多维观照，方有可能逼近社会现实的幽深之处，发现其中隐藏的黑暗、虚假、荒谬与不公，有的放矢、切中肯綮；需要作家挣脱物欲的枷锁，站在精神的高地上，勇敢地反抗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焕发文学“最泼辣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需要作家不断自我否定，重新审视科学主义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迷误，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带来的对于落后者以及弱者的冷酷剥夺，重新审视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对人的过度崇拜和对神性的漠视，重新审视自由主义观念笼罩下过于强调个体性而导致的欲望无限膨胀，重新审视全球化趋势下对于民族、地方价值和意义的强制取消，以及权贵资本主导的新意识形态及其背后隐含的霸权……与之相应，现实主义批判还必须贯注深切的人文关怀——其锋芒不仅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等等外在性关系，更要指向个体人的心灵世界和人类的精神世界。尤其不能遗忘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在处理社会生活时，非常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和弱者，因此，当代作家更应秉持人道主义、底层情怀，满怀怜悯和爱意，在毫不妥协地展开尖锐批判时，让人文和理性之灯照亮现实。
现实主义精神还需要作家保持不懈的求真热情。所谓“求真”，既指对于事物的本质性把握，又指对于真理的不懈追寻。一个作家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去考量、从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去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才可能实现对于时代本质的典型化表达。这里所说的本质，并非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阐释的，本质即主流、正面或光明，它还应该包含这些词语的反面意义。所谓本质，是指历史的正向趋势，即指追求公平、正义、进步的历史觀，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等等。黑暗、荒诞、空虚、绝望、颓废、虚无常常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真实处境，秉持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不能回避这样的存在，应该在对历史悲剧的深刻反省中，对社会阴暗的无情揭露中，表达人类对于春天的向往、对于阳光的渴望，从而昭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现实主义的形式如何变化，这种内在的价值取向是永恒不变的。另外，作家还应该永远对葆有探求真理的激情。在这个功利而浮躁的时代，我们既要记取培根的告诫：“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而且是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恶劣的天性。”还要记住罗曼·罗兰的箴言：“我们只崇敬真理，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毫无种族歧视或偏见的真理。”在一个价值分崩离析的时代，现实主义精神当然还包含着价值重建，“求真”无疑是达成重建的路径之一。
只要人类还没有消亡，只要人类生活不断遭遇新的困厄，只要人类还常常感到迷茫和痛苦，只要人类还没有实现“大同”，我们就需要从现实主义文学中去认识和发现自己，去其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力量，现实主义就不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当下的文学现场中，无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美学风格怎样标新立异，只要想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也都必须吸取现实主义精神的某些质素，建立起与社会现实、与读者更为有效的联系通道。
《大学》的主要精神及现实意义 篇4
一、《大学》的主要精神
《大学》的核心精神就是“修己以安人”, 这个精神是儒家的学者们对自己的终极要求。正如同儒家对“大学”这个词的注解——“大学者, 大人之学也”, “大人之学”指涉的是:能够帮助人们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可以让人成就大事业的一门学问。儒家的观点认为, 这门学问需要通过学习这种方法来实现“安人”的政治目的。儒家青年子弟的准则正是“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句话阐明了《大学》的要旨。并且, 为实现这一目标, 儒家提出了“三纲八目”, 正是“三纲八目”体现了《大学》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
“明明德”其意是指让美好的品德显露出来, 所阐释的是, 人们本来具有的美好品德会被嘈杂的人世掩盖, 一个想要完善自我的人需要成就事业的话, 就必须彰显自己的先天美德, 它不仅要求人们修养德行, 并要作为其它人的榜样, 将这种精神推及天下之人。这正是表率方法, 也是文章后面所提及的各种修养实践方法的基石。
“新民”意指教化能够纯净自己身上污浊的地方, 进而提升自己的道德休养, 从而实现天下太平。而“至于至善”则是要求人们了解自己在所处环境的位置, 即“至善”之境。儒家的伦理道德一直在于强调每个人需要清楚认识自己在各种环境中的身份位置, 这样才能准确认识自己所作所为, 所以《大学》在文章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认知准则的重要性, 文章说“知止而后有定 , 定而后有静 , 静而后能安 , 安而后能虑 , 虑而后能得”。只有明白自己进入的环境, 才能确立自我定位, 这样才能面对现实, 判断事物和谋划事情就会精密周详, 最后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明明德”是一个准则, 而“新民”则是根本任务, “止于至善”就是最终目的了。这三个方面构筑了“大学之道”的三纲。
在“三纲”确立之后, 《大学》点明了实现“三纲”的八个具体环节, 它们是紧密相连的, 详尽的描述出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和方法, 这八个环节相互之间是递推关系 , “修身”正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所追求的目的。“格物、致知”是指通过接触事物 , 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其本质, 这样才能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所提高。按照儒家的释意“格物、致知”主要指涉的是探究人伦事理, 通过对事理本质的把握 , 对事物才能作出精准的判断。
“诚意、正心”其指意志诚实 , 不自欺欺人 , 自我才能够端正。而端正的内心才可以帮助自己不受外界不良因素的波及 , 尽力的去保持一个安静纯洁的状态 , 这样的状态才能让自己获得有意义的认知。“修身”就是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养, “修身”是“大学之道”的一个根本条件, 它是一个递承环节, 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成立基石。同时,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意义所在 , 也是儒家要义的具体展露, 在三个不同环境的介入中, 虽然面对的境况不一样, 但是这三个场域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类体, 国与天下的结构简化正是和家类同, 将家的关系复杂深化也正是国家和天下的同构。所以, 三者治理实践的要旨是相通相似的。
二、《大学》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古代 , 通常人们理想中的社会表现为 :“大道之行也 ,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 讲信修睦 , 故人不独亲其亲 , 不独子其子 , 使老有所终 , 壮有所用 , 幼有所长 , 鳏寡孤独废疾者 , 皆有所养。男有分 ,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 不必藏于己 ;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 盗窃乱贼而不作 , 故外户而不闭 , 是谓大同。”“大同社会”这一理想指的是——人与人的相处和谐、人与人之间宽容、有高尚的道德以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氛围。儒家从“仁”、“爱”的主张出发, 提出了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儒家伦理思想来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在《大学》里也有诸多的体现。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仁政” 、“德治”
《大学》中论述道:“尧舜帅天下以仁 , 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 , 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 而民不从。”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仁政”的“利”与“暴政”的“弊”, 与此同时也是对“仁政”其重要性及意义的肯定。“仁政”其核心即“以民为本”, 也就是说, 执政者不能脱离人们群众, 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 切实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大学》中尤其提到“民之所好 , 好之。民之所恶 , 恶之”, 以及“道得众则得国 , 失众则失国”等都体现出儒家思想理念中对“民心”“民意”的重视, 以及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执政者切实从民众利益出发, 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可见, “仁政”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 因为, 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到首位, 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才能让社会矛盾弱化, 社会氛围走向和谐与安定。
儒家思想中不仅提倡统治者要“仁政”, 还要“德治”。“德治”——即“以德治国”, 这一思想在现代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大学》中提到, “上老老 , 而民兴孝 ; 上长长 , 而民兴弟 ; 上恤孤 , 而民不倍”, 即上面的官员做的好, 下面的民众也就会学好, 上面的官员做的不好, 下面的民众就会跟着学坏。可见, 这是强调了自上而下的道德水准与整体社会风尚之间必然且密切的关系。“以德治国”为实现现代社会稳定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种道德榜样的树立和形成对国家的治理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所以说, 结合“仁政”和“德治”来治理国家, 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至关重要的。儒家思想中“得众得国”, “失众失国”再次告诉我们, 民心是国家安定与和谐的关键, 要想社会和谐发展, 获取民心很重要, 因此, 我们要施“仁政”, 倡“德治”。
(二) “孝悌慈”
“孝”、“悌”、“慈”是儒家在家庭和谐构建方面所提倡的主要思想, 其体现的是家庭伦理关系的三个重要层面。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是“孝”, 兄贤弟恭、姐妹友爱是“悌”, 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慈”。“孝”、“悌”、“慈”是儒家道德及伦理形成的基础。
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家庭, 家庭的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大学》说,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但是实际情况是未必“修身”之后, 家就“齐”了。由于种种原因, 自身品德端正, 很有修养的人, 却没有实现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也没有很好地教育好自己的家庭成员, 由此可见, “齐家”是个由古至今一直得到重视的问题。因为, 只有家庭的结构稳固了, 社会才会稳定, 家庭美满和谐是社会和谐安定的前提, 儒家一直大力倡导的“孝”、“悌”、“慈”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不容小觑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能孝弟 , 则其心和顺 , 少好犯上 , 必不好作乱也。”儒家旨在通过孝”、“悌”、“慈”的道德规范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友爱、和睦相处, 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 以及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定位, 从而实现家庭的和睦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格, 至也。物, 犹事也。致, 推极也, 知, 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学派的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郑玄注为——“格, 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 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 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此致或为至。”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尽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儒家在《大学》中提出人要努力通过“正心”、“诚意”等道德的修炼从而提高个人的修养, 达到个人身心的和谐。道德建设必须要从个人的“修养”做起, 如《大学》所说到的, 每个人都要“明明德”, 逐步完善个人的修养, 严格要求自己, “修身”并提高道德修养。道德主体需要通过“格物致知”来实现个人修养的提升, 做个明白事理的人, 为人行事绝不糊涂。正确把握和处理诸如利益、权利、地位、欲望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 真正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综上所述, 《大学》里包含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儒家追求的人生价值, 它以“三纲领”为目标, 指明人们对道德修养的实践方向, 并以“八条目”为方法, 告诉人们对于道德积累的具体方式。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架构, 它所建构的稳固体系, 是儒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凝炼。从现在社会架构结合儒家思想来看, 尽管《大学》中存在封建伦理的糟粕 , 但关于道德提高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上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 同时, 在对社会关系稳固、意识形态塑造等方面的工作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俊.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 1984.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 1986.
[3]戴兆国.心性与德性一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M].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篇5
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特异存在,他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和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结合着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篇表现了与杜甫诗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同时,也具有了丰富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具有很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1.满怀政治理想,暴露政治危机。诗人曾满怀政治理想,他奉诏入京时,带着“济苍生”“安社稷”的追求,以为终于获得君臣遇合的良机,可施展抱负、大济苍生了,不料却屡遭失意,报国无门,于是他写下了许多抒发情怀的诗篇,这些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体现了唐朝潜伏着的政治危机。
李白《古风》第四十六首说: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候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蹴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
一方面是空前强大帝国的繁荣气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在强大繁荣外衣的掩盖下已开始走向奢侈和腐化。
国家的强大,鼓舞他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热望。这种心情,在盛唐诗人中是相当普遍的,李白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许多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他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羡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羡慕谢安:“暂因花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在这一类的诗歌里,他甚至幻想过一种君臣互相礼让尊敬的平等关系:“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第二)。当他意识到这种想法不现实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例如《古风》第十首中赞美严子陵“身将客星隐”,用意也与此诗约略相似。
2.倾吐痛苦和愤懑,抨击黑暗现实。长安三年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生活和创作有很深刻的影响。他带着种种和理想和幻想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但是,当权的宦官外戚等等人物却暗中对他谗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写下了不少诗歌抒发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同时也抨击了黑暗的现实,使得这些诗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如《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首诗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落的强烈痛苦,但是,他并不因为失败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行路难》三首、《月下独酌》中首等作品则着重抒写诗人的内心冲突。
诗人透过大唐王朝赫奕繁荣的表象,看到了贤愚不分等某些黑暗方面,从而产生荒凉萧索、动荡不安之感。慨叹玄宗被奸佞所蒙蔽而昏暗不明,已将批判笔锋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理想的破灭,促使李白对政治的黑暗有了认识,激起了他内心的巨大波澜。但他仍然关怀着国家命运,他对日益腐败的政治的认识不断加深,他的诗作在反映现实方面也不断有所发展。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在《古风》第二十四里,揭露了因斗鸡而得权势的佞幸小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里,这种愤激憎恶的心情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里说: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醋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首诗起落无迹,断续无端。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好像整个人生只有驾着扁舟邀游江湖一条出路了。诗人壮志难酬,悲苦烦乱,而其形象仍然是豪放雄壮的。这不是虫吟草间的哀诉,而是一个深陷于痛苦之中的强有力的灵魂的怒吼。
3.寄情名山大川,表现反抗精神。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不少歌咏祖国大好河山的动人诗篇。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描绘了雄伟的华山和奔腾的黄河,气势磅礴,劲健不凡。诗人不止一次描写黄河,那奔流万里、不可阻挡的伟大形象是他向往不平凡生活的豪迈性格的体现。诗人也以清新隽永的笔触描画出明净秀美的江南山水,例如《秋浦歌》、《清溪行》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他那种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性格,常常是借这类诗篇表现出来。当他政治失意以后,这种市场需要诗歌也写得特别多,特别好。他的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梦境的描写,特别令人目眩神迷,写出了诗人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好像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无怪他梦醒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
诗人从梦幻回到了现实。梦境的自由美好,更加强了他对现实中权贵人物的憎恶和反抗,这正李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4.歌颂边疆战士,充满爱国激情。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非常关心,他像盛唐边塞诗人一样,对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士曾经作过热情的歌颂。在《塞下曲》六首之一里,他写道: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在塞外奇寒的艰苦生活里,将士们的报国雄心却丝毫不变。其他各首里,用“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鼓舞前方士气;用“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安慰后方家属,也同样体现了爱国的精神。
但是,到天宝年间,唐统治者穷兵黩武,不断向吐蕃和南诏用兵,发动战争,断送士卒的.生命,破坏人民的生产,引起了李白极大的愤慨,他前后写了好几篇诗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对哥舒翰屠杀邀功的行为,作了尖锐指责。对杨国忠派兵远征南诏丧师二十万的事,他写了《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古风》第三十四等诗,后一首说: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铒奔鲸。千去不一回,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成,一使有苗平。
这里对杨国忠分道捕捉壮丁送云南从事侵略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露。他的《战城南》更是概括了当时穷兵黩武的现象而写成的名作。安史之乱发生后,战争的性质变了,他虽远在江南,却写成了一系列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在《永王东巡歌》里,他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感到焦急。他的《赠张相镐》说:“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这首长诗中也说:“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这首诗,更说明他爱中之心至老不衰。他在安史之乱后能写出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也说明他和王维、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有所不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5.反映人民生活,关心人民疾苦。从有关战争的诗篇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李白对人民疾苦的密切关注。此外,在长期漫游中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也有所了解,他也还有少数直接写人发生活的诗篇。《秋浦歌》写到了采菱女、矿工和渔翁,尤其是第十四首写了青年矿工夜间劳动的场面,豪迈热烈,这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少见的,《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写船夫撑船的艰苦和惊险,也颇具特色。
在《丁都护歌》中,诗人说: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芒砀诸山产文石,统治者为了营建宫室甲第,强迫人民开凿搬运,这首诗写人民在夏天挽船运石的劳苦,并深表同情之心。
百色起义精神的现实启示 篇6
關键词：百色起义精神；新百色；现实启示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和领导了威震南疆、彪炳史册的百色起义。百色起义的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百折不挠、团结务实、奉献拼搏、争先创新”的百色起义精神。百色起义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对于构建“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社会和谐”的新百色，百色起义精神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牢记宗旨，一心为民；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严于律己，修身立德”。
一、牢记宗旨，一心为民
1929年3月，在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左派人物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他们希望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委派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到广西开展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发展工农运动。邓小平等在工作中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推动了百色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百色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耐心做团结、教育和转化工作
说服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被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说服俞作柏、李明瑞实行官兵平等、开放工农等民主政策；对李明瑞身上积极的因素给予充分挖掘和肯定，政治上充分信任，打消了李明瑞的思想顾虑，坚定了李明瑞加入革命阵营的决心，并毅然率部参加了百色起义。
（二）按照实际情况分配土地
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土地分配方式采取三种办法：“分耕”，分田到户，各户自耕，“以人口为标准，以生产之多寡分配”，大部分地区采取这一方式；“共耕”，只是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个别乡村进行试点，没有全面铺开；“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这三种分配方式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
（三）采取系列策略并付诸实践
坚持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坚持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认真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七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红七军规定“不许叫瑶胞为布龙（山佬之意），不许叫汉族为布滚（外来者）”，对一切含有歧视、不尊重意味的称呼，一律宣布废除。
（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邓小平同志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挂心上，在田东平马集中整训，从自己津贴拿出200个铜板为老大娘修理房子。对侵犯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如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将好田占为己有，将差田分给贫雇农的问题，给予严肃处理。
百色起义的胜利奏响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廉洁奉公精神的赞歌。百色起义革命前辈这种精神，造就了众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奋斗，才有新中国，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党已经从革命党成为了执政党。党要巩固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不是自称的，而要看人民群众是不是认可、是不是拥护、是不是信任。
我们要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切实抓好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教育活动，真正作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带头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实现、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说：“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尺，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右江革命斗争史、百色起义的光荣传统昭示我们：只有“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在“众志成城”的环境下建设得更好，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青春。
1.心里始终装着群众。要铭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的神圣天职，要有一种民事未妥，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的高度责任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虽然每个人工作岗位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面对的课题不同，但只要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就能通过自己的实际工作，弘扬英雄精神，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掀起创新创业的新高潮。
2.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坚持一心为民、情系群众是我们的政治责任、价值取向和根本要求，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不断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关心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始终把群众的呼声当做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做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当做第一标准。
3.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围绕“四地一带一枢纽”发展战略，继承百色起义先烈遗志，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发展动力，把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愿，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要坚定地去做，千方百计地去完成。
二、解放思想，科学发展
1929年7月，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受党中央委派到广西工作。在广西工作期间，特别是在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实践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根据地军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灵活的革命策略思想，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党的指示和广西斗争实际结合起来，与驻桂的国民党左派重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
在广西政局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结合广西的实际，于1929年10月中旬，不拘泥于传统的条条框框，果断地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正规部队开赴敌人统治比较薄弱而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现了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创新了革命道路的方式。
（二）创造武装起义和平转交形式
当时共产党采取的是“关门主义”，不与国民党合作。而邓小平从广西实际出发，排除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错误干扰，同李明瑞合作，借机掌握了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诚邀李明瑞加入共产党。注重团结一切力量，与士兵同吃同住。在做好发动群众、改造旧军队、发展党组织、捣毁旧政权等工作后，从容不迫地发动起义，创造了武装起义和平转交的新形式，最终取得了百色起义的胜利。
（三）创新土地革命运动
1930年，邓小平第二次回到右江之后，政治上，正确实施党的民族政策，使右江各族人民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平等，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作了非常有益的实践探索。经济上，制定切合右江地区实际的民族政策、土地政策，明确作出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贸易的规定，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让贫苦农民有田耕、有地种、有饭吃”，发展了右江地区经济。文教上，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实行平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创办中小学，各乡村设立夜校和妇女夜读班；设立群众书报社，组织各种文艺宣传队。作风上，深入群众，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严肃处理侵犯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
（四）果断执行中央指示北上会师。
1930年9月，党中央派代表邓拔奇（邓岗）到广西传达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示，指令红七军（包括红八军余部）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廣州等大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邓小平听后从红七军本身力量考虑，认为要打下这些大城市没有把握，果断改变中央指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错误计划，率领红七军北上江西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保存了红七军的有生力量。
百色起义的胜利就是团结务实、争先创新精神的胜利，从百色起义这片红土地上尝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半个世纪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奏。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正是坚持了党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又不照搬照套别国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右江革命时期尝试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今天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贯穿始终的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团结务实、争先创新精神。
百色起义留给我们团结务实、争先创新精神。我们要在百色起义精神指引下，抓住影响百色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利用百色融入北部湾经济开放开发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机遇，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全国全区“两会”和胡锦涛同志视察广西、百色的讲话精神，促进百色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资源区位优势，打造“四地一带一枢纽”，学习别人的经验和做法，学习别人的胆略和精神，学习别人的气魄和境界，采取边看边干、边学边议的办法，拿出改革创新和破解难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完善保证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右江革命斗争史、百色起义的光荣传统向我们揭示：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科学发展”，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新的境界，这是促使一个“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社会和谐”的新百色崛起在祖国南疆边陲的助推器，也是保证我们党永葆青春的法宝。
1.抓住主线，科学发展。抢抓机遇，解放思想，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推进发展的坚定意志、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以百色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为百色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贡献。
2.按照要求，创建制度。要按照自治区和百色市领导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先创新，推进百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百色科学发展，促进百色和谐发展。
3.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解放思想，团结务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百色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4.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理清发展的思路，明确发展的举措；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当前和长远利益关系；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领，为推动百色科学发展提供保证。
5.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抢抓机遇，突出一个“抢”字，不抢就会错过时机，工作就要被动，就会落后。抢抓机遇，必须增强紧迫感，要有超前意识，及早动手、及早准备。抢抓机遇，还要抓到点子上，要抓住重大项目、关键环节，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抢抓机遇，困难和压力不可避免。这就需要我们始终保持百折不挠、奉献拼搏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不畏艰辛，不怕麻烦，不怕挫折，把推进百色跨越式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严于律己，修身立德
1929年7月，党中央派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工作。邓小平同志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信心，以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突破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中心论”框框，10月中旬，在广西政局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果断地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挺进左右江地区；12月11日，在百色成功地举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建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面对白色恐怖和敌人疯狂围剿，根据地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不惜献出生命。1932年9月坚守在甘孟山上的红军战士，英勇抗击10倍于我的敌人后，只剩下16人，但他们宁死不屈，子弹和石头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抱着敌人跳下悬崖。右江地区革命先驱韦拔群在1930年红军北上时，把最好的部队和武器拨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带21师的番号和70多名体弱战士回到右江。在反对敌人“围剿”斗争中，他母亲、弟弟、儿子及其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坚持共产党和红军全心全意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密切联系各族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战胜敌人和困难，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处分；对不纯分子坚决清除出革命队伍；对革命中的贪污腐化分子给予坚决而严厉的制裁，充分体现革命队伍的崇高宗旨和铁的纪律，保持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当时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祖国边陲较偏僻的农村，聚居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民族，境内多是大石山区和丘陵山区，交通闭塞，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且起义前连年遭受兵灾匪祸和豪绅地主的残酷压榨，经济极其落后，群众生活困苦，虽然起义后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努力恢复和开展生产，但由于当时敌人长年累月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右江根据地仍处在贫困状态，粮食、日用品、药品极为缺乏，军民生活极为艰苦。但是，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团结一致，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岁月里，他们长期钻山林，睡岩洞，以辣椒当盐，野草充饥，围火过冬，经受严峻考验。这种百折不挠、奉献拼搏的革命精神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解放以来，百色老区人民继承和发扬百色起义精神，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色各族人民弘扬百色起义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把脱贫致富、扶贫攻坚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使百色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开创了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打造了闻名全国的“右江百里文明河谷”品牌。
今天，我们必须弘扬百色起义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到“严于律己，修身立德”。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四地一带一枢纽”工程、“千亿铝产业工程”建设，构建“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社会和谐”的新百色。
1.无私奉献。百色起义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国家的振兴和发展、人民的幸福与安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不畏艰险，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浴血奋战，流尽最后一滴血，有名有姓的多达3916名，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们精神永生，浩气长存。我们要学习先烈无私奉献精神，淡泊明志，甘于清贫，勇于奉献，把百色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好。
2.开拓创新。百色起义的成功揭示，不管是革命斗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必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3.廉洁自律。百色起义的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学习前辈廉洁自律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坦荡做人，磊落为官，在心底筑起一个清朗的精神高地，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4.艰苦奋斗。百色起义先辈留下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虽然今天不再像右江革命时期那样艰苦了，但光荣的右江革命传统一天也不能忘掉。今天，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为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同样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必须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牢固树立勤俭办事的思想，反对享乐主义；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作風，反对萎靡之气；强化主体意识，发扬创造精神，反对畏难情绪。
5.为民服务。右江革命中，邓小平同志严明军纪，用纪律约束军队，告诫战士以群众利益为重，为群众利益着想，帮助群众，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要确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群众利益落到实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把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转化为努力工作、加倍工作的动力，以良好的工作业绩赢得群众的信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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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五四精神的现实意义 篇7
1911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 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 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 又在1915年, 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 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 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一时期,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 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 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二、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1919年1月, 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 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 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 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当时, 许多中国人, 对“巴黎和会”还抱有幻想, 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没想到, 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 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 全部让给日本, 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 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到6月28日学生以及各界代表进行了强烈的抗争,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 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住所, 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 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 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 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6月3日之后, 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 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 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 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 爱国主义, 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 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 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五四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 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 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要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 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四、弘扬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概括地讲, 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 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 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摘要：五四运动以来, 爱国主义, 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 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 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论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 篇8
探究杜甫对于现实主义的贡献, 就是要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两方面来探究。杜甫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幼年生活比较贫苦, 在仕途上不是一帆风顺, 而是经历了种种折磨和苦难,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与普通人民相距不远的生活, 深刻地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杜甫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考察, 这样, 就使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中充溢着汹涌磅礴的爱国主义精神, 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首先, 杜甫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一套办法, 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 往往触景生情, 情、景、事相融。
杜甫的绝句即景抒情, 论诗怀友, 反映战乱与人民的生活, 吸取了民歌的精华。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 歌咏的对象, 往往是既联系自己, 也联系时事, 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 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 因此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如《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 杜甫骤然百感交集, 缘事而发, 对于身世苍凉、漂泊的伤怀和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以及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 全都涌上心头。最后“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虽然只有一句, 却已经把心中所有感情分量全都包含进去了, 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
其次, 杜甫具备的爱国主义精神, 也是杜诗现实主义精神一大特色, 这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杜甫华州弃官, 客居秦州 (今甘肃天水) , 后又经同谷到成都。弃官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后, 对朝政的失望。当杜甫被迫离开历代先人“奉儒守官”的仕途, 离开他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所依赖的朝廷, 感到极度的苦闷彷徨。后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他使自己的生活态度更加坚定。
安史之乱结束了, 唐朝元气大伤。但杜甫殷切盼望“复睹耕桑民”的中兴局面并没有出现。他怀念长安, 思念故乡, 苦于军阀混战, 也不能如愿。《冬至》诗中说, “心折此时无一寸, 路迷何处望三秦”。可见他的心境十分郁闷。晚年, 杜甫离开成都, 居住于夔府, 辗转不停, 疾病缠身并感叹“百年歌自苦, 未见有知音”, 但他仍用诗歌抒发忧国忧民的幽愤。这段时期感怀往事的诗歌增多。《忆昔》《昔游》《秋兴八首》等, 描述了自“开元全盛日”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这一时期里唐代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 着重反映了诗人经历的十数年间举国动荡不安的局面。
第三, 杜甫对人民充满着深刻的同情, 对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是怀着强烈的憎恨, 这是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特征。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 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 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在《丽人行》中, 杜甫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 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 其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诗中也表现出杜甫深沉的忧思, 蕴含着一份忧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深沉的忧思、跌宕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 表现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 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第四, 现实是复杂的, 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 杜甫掌握了当时所有的诗体, 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 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
杜诗体制多样, 各有所长, 并能推陈出新, 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体, 博大精深、无施不可, 开唐代五古新境界, 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七言古诗擅长于陈述物事, 感情豪放、沉郁, 风格绮丽, 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 五律如《春望》《春夜喜雨》《登岳阳楼》, 七律如《蜀相》《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和部分七言排律, 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 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 反映时事, 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 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 感情真挚浓郁, 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 并加以创新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 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因此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他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 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现实精神 篇9
当下的城市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我们在探寻城市小说建构过程与政治意义时发现城市的主体消亡了, 已变得没有“我”了。一些作家纷纷对“我”进行重新演示和重新表现, 尤其女性作家尤为突出。她们在小说中言说“我”, 把“我”转化为城市再生产的权力主体和话语的主体。同时开始了虚幻自我的构建。并将“我”设法返回到身体的主体。
城市与女性联系起来, 并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作家的焦点已集中在繁衍后代的本体论的特征和作为母性关系的一种社会关系。这就是当下许多女性作家追求的城市性别政治的身份。如果女性在城市小说中离开了对女性的身体和性的物质界定, 女性就难以存在下去。这是城市发展并带来的对女性的肉体暴力。她们在作品中解构女性身体, 实际上是把女性从形而上的居所里解放出来成为城市的性别政治的主体。
女性的这种方式写作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城市的合法主体, 并将读者参与到这主体的构建过程中来。虽然这种性别的解读, 如果从生物性角度说是一种精神发泄, 但它是城市的一种存在, 虽然它可能骚动无序, 然而却是符合城市人性的。在自我投射的领域更感到一种道德的实在。女性的身体被写入城市, 才能让人体味到女性城市身份的真正确认。一个女人所能给与城市的最好报答也就是为她而存在的躯体。正是这样, 女性作家在写城市时, 以小说的文本与城市建立了一种道德关系。
这个城市在她们笔下就成了一个母性的能激起人爱的城市。城市女性自我的展示具有多重意义, 它包含私人领域的自我和公共领域的自我。女性的小说就是要把自我从私人领域过渡到城市公共领域, 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个过程就是从自我到身体、从男性到女性过渡的过程。女性作家在私人领域, 她们是城市的一个完全的身份。在城市的公共领域, 她们就消除了性别身份的特权差异性。
陈染从自身女性主体出发, 对女性的自我作文本试验。她以从未开辟的女性的历史之禺, 一种被尘封的潜意识深处, 对女性的身躯作毫无忌讳的窥视。陈染的小说没有咄咄逼人的说教, 她只是在开掘女性被压抑了多年的原始的生命力, 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为的“力比多”。她穿越的是城市女性的潜意识的时空甬道, 对今天城市的另一半人群的生存境遇作合理的解释, 对自我作更多认同。她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展览品, 也不是在男权的世界里对自我作毁灭性打击, 她们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一种对男权社会作批判与否定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见证。这是一种对他者的抗争, 一种审视自我世界的方法。
在商业气氛浓厚的大都市, 人的自我价值难以得到肯定, 她们从女性开始携带人的自我浮出历史地表, 重新建构自我的价值。《嘴唇里的阳光》是典型的自我确认、自我省悟。作品中的人物对自我的认识与思索。“阳光比我设想出来的所有的情人都更使我感到信赖。”黛二对针头的畏惧, 对牙医的恋靠体现弗洛伊德的症候, 最后拔掉她的智齿, 并以温情的爱医治了她的童年创伤。“阳光进入她嘴里, 穿透她的上颚, 渗入她的舌头, 那光在她的嘴里翩翩起舞, 曼声而歌。一抹粉红色的微笑从她的嘴里溢到唇边。”这部小说里性主宰着一切, 不啻是最好的疗药。黛二得到了医生的爱, 如同感受到阳光的呵护。黛二不想给爱情定义, 她拒绝命名。
“无可否认, 陈染的女性书写以反叛的先锋姿态质疑了逻各斯话语体系对性别秩序、道德规范、审美理想的界定, 打破了‘秦香莲式’与‘花木兰式’的镜像格局, 尽管微弱但依然鲜明地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但也应看到, 陈染用她的阴柔之笔对‘嫦娥奔月’, 神话的置换变形, 不过是作家精神世界的梦幻飞翔, 她不能表达当下语境下女性普遍的生存困境与欲望, 也无法为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的女性找到一条自我救赎的光明大道。“嫦娥”逃离了男权社会的美学趣味和价值标准, 但投奔的并不是理想的生存境界, 而是一个封闭、孤独、内敛的乌托邦世界。”[1]
二、“岛屿意识”的城市
岛屿意识, 即城市里的人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这主要是指从农村进城的作家和在乡村生活过的作家。他们感觉在城市里始终是一个外来人, 也融入不到城市中去。他们只是回忆过去, 他们始终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不可捉摸的岛屿, 他们在城市里没有维系的根线。
1994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安忆《父系和母系的神话》, 由一中篇《伤心太平洋》和一长篇《纪实与虚构》组成。王安忆《伤心太平洋》曾祖父从福建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定居, 从此一家人动荡不安, 爷爷无休止的骂人, 父亲和小叔叔委身革命, 叔叔是浪荡子, 他们在城市中漂泊, 内心空虚, 这是城市中的岛屿性格。“我”在太平洋中, 觉得“岛屿像一个孤儿, 没爹没妈, 没有家园。太平洋上的岛屿, 全有一种漂浮的形态, 它们好像海水的泡沫似的, 随着波涛涌动”。而且, “从地图上看, 大陆也是漂浮的岛屿。地球上的所有陆地, 全是海洋中的礁石, 供人类栖身。人类其实是一个漂流的群体, 漂浮是永恒的命运。”这同时说明都市的迁徙性, 由于都市的放逐 (上山下乡) 和回城 (返流) 。
王安忆把笔伸向到都市的迁徙性的本质, 有较强的深度和力度, 这种迁徙性也决定了都市人的无根性, 如浮萍飘忽不定。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我”是坐着痰盂进上海的, 我家是漂流过来的“外来户”, “很久以来, 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 都像是个外来户。”在上海居无定所, 因此“我”从小就陷入了孤独与寂寞之中, 孤独演变为一个弱小灵魂与整个世界的对抗。我竭力去拓宽自己的空间, 学会在这个城市里生存和游戏的法则, 使自己被这个城市接纳。但上海虽大, 我却参与不进, 这个城市空间不过是“一座又一座纸做的房子, 我自己似乎也成了纸人儿”。至于母亲过惯了孤独的生活, 到了上海后“所有的人将她抛弃, 她也将所有的人抛弃。”
米兰 • 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 而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 存在是人的可能发生的, 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 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 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 画出‘存在的图’。”[2]伊恩•P •瓦特说 “:哲学上的现实主义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它的方法是由个体考察者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 而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它力图描绘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 而不仅限于那些适合某种特殊文学观的生活。”[3]因此, 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确定性和可能存在的事实。在城市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他也从不知道, 别人从那里来。人们互相都不知道根底, 只知道某些人的某些阶段与某些方面。他们在某一处做工, 又在另一处住宿;他们和某一些人谈工作的事, 有和另一些人谈情爱的事。”[4]王安忆的小说叙述了城市存在的现实, 这是一个真实的城市。在城市中作为一名普通的一员, 永远是海上的漂泊者, 正如《伤心太平洋》开头所说“我们在上海这个城市里, 就像是个外来户。”这是整个城市的逻辑起点, 也是城市人生存方式的纪实。
三、“非确定性”的城市
为了使小说和读者之间得交流比较顺畅, 就要使小说具有单一性、确定性和封闭性。但近年城市小说却出现了新的趋势, 并成为小说的主要潮流。最近几年由于受西方潮流的影响, 城市小说家在理性中寻求在非理性的避风港, 或者在非理性中寻求在理性的避风港里生活。同时这些小说家在小说中解中心化、解定论化、反文化、讽拟、零散性、内在性、消解深度和不确定性。实际上他们对消费社会的表象感觉的大量描写, 并不是使城市小说外在化, 而是这样更能把城市市民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充分地表达出来, 并把城市人内心的那种不平衡转化为对城市不确定性的追求。
城市小说整体上叙述着城市的非实在性, 并呈现出平淡感、不确定性和荒诞性。这是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这种城市小说充斥着城市人的性格破碎、自我分裂和没有自主意识。这样小说超文本自身的动态性、文本阐释的非一致性、城市市民的非本真的生存和读者对多重性复义文本的探索就结合为一起, 使城市小说更显独特的魅力。
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散漫、反叛、曲解、变形、零散化、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不确定性是城市小说的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 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城市小说的本文具有不同于乡村小说精心编撰的严谨结构, 它的创作和接受的惟一原则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决定一系列固定不变的规则。去寻找意义是既无可能又无必要, 阅读行为和写作行为的“不确定性”本身即“意义”。
城市小说的不确定性, 使得每一句话都没有固定的标准, 后一句话推翻前一句话, 后一个行动否定前一个行动, 形成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消解形态。事物的中心不复存在, 事物没有什么必然性, 一切皆为偶然性, 一切都有可能。同一性的哲学秩序消散了。
城市小说家怀疑任何一种连续性, 认为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连贯、情节的连贯是一种“封闭体” (closed form) 写作, 必须打破, 以形成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 (opened form) 写作, 即竭力打破它的连续性, 使现实时间与历史时间随意颠倒, 使现实空间不断分割切断。因此, 城市小说和戏剧, 经常将互不衔接的章节与片断编排在一起, 并在编排形式上强调各个片断的独立性。城市小说家突出随意性, 强调“拼凑”的艺术手法。
在他们看来, 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人为设定的, 那么, 人也可以还给世界一个“非秩序”。城市小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城市经济市场的不确定性, 这是其根本原因。城市的科学范式就是从不确定性开始的。城市本身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有对生活呈现的无法判断和城市人无从选择的迷惘。城市是多元化的。毕飞宇的小说就向人们展示了很多不确定性因子。
毕飞宇在 《九层电梯》、《卖胡琴的乡下人》、《生活边缘》等早期的文本中, 就对现代城市生活经验有相当的关注和描摹。《林红的假日》、《哥俩好》、《遥控》、《生活在天上》、《睁大眼睛睡觉》等对城市的生存处境和城市人的心灵有更为深入丰富的探视。城市在毕飞宇的笔下始终包含着一种对城市不确定性的审视。
毕飞宇在城市小说中透过城市的现象表层, 沉入城市人的内心, 对城市人的诡异、狐疑的心理进行剖析。毕飞宇从城市的幕后走到城市的台前, 来观察城市里的人和事。并巧妙地写出了人物的内心的不确定性。如《雨》红豆是一个有着女性化倾向又偏偏生理不正常的男子。战争与和平, 英雄与俘虏, 性格与命运……几多矛盾着的命题压在他孱弱的身躯上, 而他以外的人 (“我”除外) 却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呈现出一种认同。他姐姐亚男的痛苦也是建立在亲情和良善上, 而很难抵达他那偏狭的心理世界。总之, 在毕飞宇的作品中, 不确定意识时时浮现:不可知、偶然、无规律、谜, 布满了迷蒙之美。
毕飞宇的作品多是以他熟悉的城市——南京展开的。这是一个雍容大度、包蕴含蓄从而也缺乏个性的城市, 它的不善张扬使得它不可能像被鲁迅称之为猫和狗的上海和北京那样洋溢着欲望。而毕飞宇的这三部小说如果说有共同的主题, 那恰恰就是欲望。除了《青衣》看不出环境外, 《睁大眼睛睡觉》的大部分情节和《林红的假日》的一部分情节都是和南京息息相关的。考虑到环境的物质性作用以及对作者本身不可忽视的浸润作用, 我们可以断言, 这种欲望是不同于关于上海和北京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欲望的。这种论证恐怕要花大力气, 略过不提。
述平小说中的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为城市的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虚假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他是在寻求城市的秘密存在。述平在《从存在到存在》中说:“小说以一种全然虚构的形式真实而亲切地连接着两端的存在, 他像一盏灯一样照亮了作家也照亮了读者头脑中存在的黑暗地带, 而小说本身则成了一个显在的现实。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游走的一盏灯, 它照亮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一些远未被感觉到的潜藏着的许多方面, 它以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人和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一些可能, 这种虚构的伟大的艺术形式远胜于那些只告诉我们事实和结果的新闻和所谓纪实性作品。它让我们走出了自身生活所带来的狭隘和局限, 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有力的参照。”[5]
参考文献
[1]赵树勤.性别:主题研究的新维度[J].中国文学研究, 2003 (4) :107-110.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三联书店, 1992:42.
[3]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三联书店, 1992:3、8.
[4]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M].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170-171.
现实精神 篇10
传统上, “教”被定义为“上施下效”, 教学主要被局限在传授已有的知识上, 容易导致学生盲目接受外在的塑造和影响, 简单地承袭已有的知识, 当然, 离开了知识性教学, 创新精神的培养也就成为“无米之炊”。在现实性数学教育中, 如何把这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通过知识性数学原理的教学, 培养创新精神是关键。
首先, 要在数学教学中改变传统师生关系。
“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的传递知识, 而越来越多的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 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顾问, 一个交换意见的参加者, 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例如, 在八年级数学的“蚂蚁怎样走最近”一节中, 当教师出示圆柱, 指出蚂蚁和食物的位置后, 不是教学生怎样找最近的路, 而是把机会留给学生, 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发挥集体的力量, 帮小蚂蚁寻找最近的路线。教师在此过程中, 只是作为与学生共同研究的一个合作伙伴, 只能与他们共同探讨, 决不能在一旁指手画脚, 指东道西。只有这样, 才能让学生自由创新, 才能利用已有知识, 把曲面上的路线问题通过圆柱的侧面展开转化成平面上的路线问题, 再根据“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找出最短路线。
教师要和学生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 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 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 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现在的数学课堂中, 教师要发挥引导者的作用, 事先设计好问题供学生探究, 以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发现规律。
其次, 要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
我们的教育活动应该是对受教育者的学习与发展的引导和规范, 在教学过程中, 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关注受教育者个性的自由发展。在教学目的上, 不仅要考虑如何完成课标规定的目标任务, 同时还要考虑学生主体性发展水平, 并使目标尽可能具体明确。在教学内容上, 要重视概念的形成过程、理论推倒论证过程、学习方法的思考过程, 揭示知识发生过程及思维过程, 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强调学生的参与活动,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例如, 在七年级数学“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一节中, 先由学生自己动手画出只给一个或两个条件的三角形, 然后小组或全班交流, 看所有人画出的三角形是否都全等, 通过互相比较得出判定三角形全等的条件必须是三角三边六个条件中的三个。进而研究哪三个条件存在才能确定三角形全等, 从而得出三个判定三角形全等的定理。这样, 学生既感受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又发挥了主体作用, 为创新精神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地解决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