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精选十篇）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1

一、土地银行概述

(一) 土地银行的含义。

所谓土地银行, 又叫土地信用合作社, 就是最初由合作组织等中介机构根据地理位置、土地肥沃程度、升值潜力等, 对农户的土地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储存价格;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 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将农户存入的土地进行适当打包、整合或改造, 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 “贷”给其他土地需求者 (如农业企业、种植、养殖大户等) , 土地需求者向土地银行支付土地的储存价值、整理开发价值以及两者之和的同期贷款利息, 土地银行再把储存价值兑现给农户。这既保证了土地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实现土地开发的效益最大化, 又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利益, 达到“多赢”的目的。

(二)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的积极意义

1、有利于发展农业,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农村土地向有能力、有资金、有市场的种养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 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建立土地银行, 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格局, 使土地得以连片集约、规模经营, 有利于推动农产品基地建设, 促进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 实现土地资源与资本、技术等要素合理配置, 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形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2、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建立土地银行后, 进城的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让渡给土地银行, 从银行获取贷款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土地银行把这些土地租赁给有需求的农民和其他创业者, 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重新回乡的农民也可以从土地银行中提取土地进行耕作, 维持基本的生活来源。这样, 农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土地的束缚, 有了更多的迁移空间与择业自由。

3、有利于农民和龙头企业增收, 实现农村长治久安。

土地由土地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后, 富余农村劳动力既可就地务工, 也可通过就业培训输出到外地务工, 农民不但获得务工收入, 还有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银行利益分配;龙头企业与土地银行签订合同, 其收入与用地需求均有保障;土地银行遵循“村民自治、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合作经营”的运行方式, 明确界定存、贷双方及土地银行的责权利, 既规范了土地流转制度, 又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发展农村土地银行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以促进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银行运作模式。2003年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成立“土地信托中心”, 2006年宁夏平罗县在一些试点村镇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 2007年浙江绍兴县南岸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2008年湖北钟祥市彭墩村成立了“土地存贷合作社”, 北京平谷区于2008年12月成立了“百合兴盛土地专业合作社”, 河南光山县于2009年10月成立了首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江湾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这些合作社虽然名称不同, 但其业务大同小异, 主要是农民将土地存给土地中介组织, 再由合作社贷给生产经营用户。

农村土地银行在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为例, 截至2009年9月30日, 河南省土地流转面积达857万亩, 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8.99%;涉及土地流出农户231万户, 占全省家庭承包经营总农户的11.96%。与2008年流转面积453万亩相比, 增长了约41.14%。其中, 焦作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为10.2万亩, 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4.4%;土地流转涉及的农户39, 836户, 占农户总数的6.5%。周口市自2002年以来全市累计流转土地面积116万亩, 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97%;参与流转的农户18.1万户, 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4%。尤其是江湾土地信用社, 在成立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 存入土地达73.33公顷, 涉及到200多户村民, 平均每公顷的租金为4, 200元, 存进的土地全部带给了3个种粮大户, 全部种植由当地农业部门提供的优质水稻和油菜种子。

三、农村土地银行发展构想

现阶段, 我国的土地银行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严格地说, 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银行, 其职能还仅限于一个中介机构, 主要从事土地“存贷”业务:先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存”入土地银行, 再由土地银行“贷”给农业大户或者专业经营组织。下一步该如何发展, 首先需明确的是要把握的原则:要严格遵循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三不”原则。在操作方面, 应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 明确属性, 健全组织。

农村土地银行其实就是农村土地合作社, 政府要在农村土地银行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农户为主体, 农业种植加工企业为重要参与方。要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省一级的统一的监管机构, 或者直接纳入到国资委的监管之下, 严防各类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 更不能滋生腐败。同时, 还要加强对承租人的经济实力和动机进行审查, 防止套取国家农业补贴在土地流转后有发生新的土地撂荒事件, 要保证国家的支农资金用在刀刃上、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法律, 规范管理。

现有法律法规已经满足不了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的需要, 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开展相关方面的调研和立法工作, 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农村土地银行的法律法规,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建议制定专门的《土地银行法》或《土地信用社法》, 明确土地银行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同时, 在经营程序上面要制度化, 要制定借贷双方的合同范本、银行章程, 明确土地流转的形式、价格、数量、年限、年率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与农户达成流转意向后要签订合同, 切实维护好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一系列权利, 确保发生纠纷后有据可依。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方面。土地贷款抵押业务的稳步推进, 还需完善的农村保障体系。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 逐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 以解决农民土地抵押后顾之忧。

(三) 拓展业务, 有序经营。

土地银行的主要业务应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土地“存贷”业务。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 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 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土地银行将土地贷给其他需求者;二是土地整理与开发经营。土地银行在获得村集体或农户存入的土地后, 需要首先对“存地”进行打包整理, 以便贷给土地需求者, 收取贷地费;三是信息咨询与纠纷调解业务。如, 及时收集并发布土地“存贷”需求信息, 并对相关土地进行“存贷”价格评估, 让存贷双方能够随时了解有关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四是开展土地金融业务。通过发放贷款给农户或种植、养殖企业等, 支持农村建设, 还可以发行土地债券。以“贷地方”经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偿付基础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发放贷款。

(四) 巩固基础, 开源筹资。

就目前来讲, 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的资金是农村土地来源的主要构成部分, 随着农村土地银行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应不断加大对土地银行的财政支持, 巩固现有基础。土地银行自身获得的经营收益也可以以利润留存的形式成为下一步的经营资金。除此之外, 应鼓励土地银行通过开展相关金融服务业获得收益, 包括贷款利息、保险收益等。同时, 应鼓励企业的参与和社会机构的投资, 确保土地银行能够持续发展。

(五) 防范风险, 持续发展。

首先, 要加强对“贷地方”个人经济实力和诚信度的审查, 防止出现为套取国家农业补贴而承租, 而在实际土地流转之后又撂荒的情况发生;其次, 要加大各类农业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力度, 要组织专人向农民群众宣讲国家的各项农业政策, 联系一些大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洽谈等等, 使农产品适销对路, 从而保证农民群众的收益;第三, 要组织安排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农业技能培训, 聘请农业专家来讲课, 向广大农民推广些种粮大户的经验;第四, 组织农民群众购买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是降低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旦受灾, 广大农民群众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和保障。

摘要：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提高农业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土地银行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种有效模式, 有利于发展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是, 目前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中还存在属性、法律、业务、风险等诸方面问题。剖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发展构想, 为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做有益探索。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土地银行

参考文献

[1]李振义.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思考——以河南省光山县江湾模式为例[J].甘肃农业, 2010.3.

[2]李进军, 陈银蓉.基于SWOT分析方法的“土地银行”探析[J].广东土地科学, 2010.2.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 篇2

此次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论述，虽然不是首次提出，但由于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语境，以及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一论述引起了公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很多人认为，中央坚持这一改革思路，将为农民带来实惠，有助于社会公平；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更是提出大胆创意——应建立全国性土地指标流转中心，以更好发挥东西部各自的比较优势。

使用权流转有何实惠？农民增收入耕地得保护

国家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朱守银研究员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际上是不改变耕地性质的条件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区域的经营权转让行为。随着农民工进城规模的逐渐扩大，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和农户主要劳动力因外出务工而荒废土地现象日渐严峻，而一些致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农户或商人却没有足够可使用的土地。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中央提出健全市场促进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利益呢？朱守银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并且是按照依法自愿的有偿原则，对于农民工而言，无疑意味着收入增加。首先，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除了能够得到城镇打工收入，还能从自留耕地中取得经营权收益，对于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有很大帮助；同时，耕地长期不开发很容易贫瘠退化，从保护耕地角度，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和耕地的有效利用。

朱守银表示，当前尽管在一些地方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主要还是局限在亲戚、朋友和熟悉人群，往往很少甚至没有收取报酬。另有的情况是，许多时候，某户农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土地往往就被其他农户占据，导致一些纠纷，需要重视。

对报告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表述，朱守银表示，我们要因地制宜考虑，对于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承包经营权的集中并按照市场经济手段，才会有利于扩大农业经济规模。他还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现实中应注意防范一些风险和问题。首先，不能强迫农民交出土地；第二，要避免土地性质发生转变，将农业用地私自转为建设用地，导致违法事件出现。

农民致富慢如何解决？转向土地规模化经营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王东京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何解决农民致富慢、农业水平低的难题？就是要由家庭联产承包制逐步转向土地的规模经营，即通过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制度，实现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另外一部分农民则实现规模种植。毕竟一亩几分地，农民怎么种都难富。他认为，农民的文章一定要做在农转非上，农业的文章一定要做在工业上，农村的文章一定要做在城镇化上。

值得一提的是，刚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今年7月便开始试行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该市出台新政，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目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承认“农地转让权”，但《土地管理法》又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由此造成征地补偿不公平等问题。“重庆新政”有望探索出一条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保证土地总面积、耕地性质和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把土地流动起来。因此，这些改革举措被一些专家称为“将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土地革命”。

何为全国性指标流转？省级平衡调配东西部土地

王东京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建立全国性土地指标流转中心，以更好发挥东西部各自的比较优势。

他谈到，目前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正在扩大，这种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工业和农业的差距。在短期内，西部要想在工业上赶上东部，基本上不可能；西部土地资源丰富，东部土地资源在“红线”控制下，非常紧缺。而中央在耕地面积上，规定了不低于18亿亩的“红线”；这个数字又被分解为不同指标，分摊到各省区市，成为各省区市的“红线”。尤其是东部地区，受到制约更大。

因此，他提议用“省级平衡”的新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中央成立土地指标流转中心，挂牌拍卖土地指标。这样东部就可以通过购买用地指标，继续发展工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而西部可以通过卖出用地指标，获得收益，进而把这些钱拿到比较优势更强的东部地区投资工业。从而第一，确保了土地“红线”；第二，更有利于发挥东部工业、西部农业各自的比较优势。

他表示，自己就曾经“撮合”中央党校省部级班中来自东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学员坐到一起，商谈土地指标交易问题，双方都觉得这是个值得尝试的好办法。但在目前的政策限制下，这种讨论还不可能变成现实。他希望自己的想法未来能够得到尝试。

财政政策应以公共消费为重心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这是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

作为重要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既可以通过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内需，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向以消费为主要增长动力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增长成果将会被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改变高投资下形成的过分向资本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并通过公共消费直接调整第二次分配结构，可以优化社会结构，有利于协调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公共消费的实现形式是财政支出，在调整支出结构过程中，应以公共消费为导向，以社会性公共消费为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即期消费支出和相关的消费性投资，压缩政府自身消费引致的过高行政运行成本，尽力提高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

这需要从三个层次入手来进行调整：一是调整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提高后者的比重；二是调整公共投资中生产性投资与消费性投资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常讲的“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适当提高消费性投资的比重。三是调整公共消费结构，逐步降低政府自身消费，也就是行政运行成本，同时提高社会性消费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

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公共消费的社会结构和区域结构，依然要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倾斜。

扩大公共消费，不止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消费规模的扩大来推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至少包括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四方面，公共消费的作用最终要体现到这四个方面来。社会的“公平”有很多种，可以从财富、收入、消费多个角度进行衡量和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费的平等化。促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就是要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实现。就此而言，平等化是目标，扩大公共消费不过是手段。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研究 篇3

[关键词]土地问题；土地流转；农村经济；现状；建议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

（一）第一阶段（1978-1984）

在这一时期，土地多数权利为国家所有，因此农村土地流转现象还没有发生，为农村土地流转禁止时期。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二）第二阶段（1985-1991）

此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开始渐渐展现在人们眼前田地划分过小和土地经营的过度分散化等问题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间自发形成了私下土地流转，出现两田制，股份制等经营方式，1988年，《宪法》修正，标志看土地流转开始拥有法律依据。

（三）第三阶段（1992-1996）

这个时期，是农村土地流转的转型阶段，其特征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体系转入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轨道。第八届全国人大为《宪法》增加了“家庭联户承包责任制”，注重解决当时由于农村人口的不断变化所引起的土地与人们生活关系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矛盾，并取得良好效果。

（四）第四阶段（1997-2001）

这时，土地承包进入了又一次的开展高潮，争取走向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农业发展之路。《土地管理法》的修订，首次使“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的土地政策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消除了人们对土地承包期限存在的争议，于2001年发表的“18号文件”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流转过程。

（五）第五阶段（2001以后）

2001年以来，三农问题成为人们的焦点，国家曾以中央一号文件的方式接连七年对农业的经济发展作出调整。土地如同其他生产要素，如果受到政策的限制而不能随市场进行自行调节，其效率必定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土地的资本交易活动

二、国内外土地流转对比及研究

（一）美国土地流转

美国土地流转模式：

1.农村土地可以自由的在市场进行交易，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可以进行土地购买，为自己所有，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国家不进行干涉，其主要采用租赁制，其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土地通过中介或使用者出租，其主要形式为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其中分成地租是由作物收获后按一定比例同地主分成。

2.农业人口下降，农村土地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以来，随着其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其农业人口、农场、土地总面积均有所下降，但相应其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场主可以从生产信贷协会或者联邦土地银行中得到中长期的贷款，从而使农场主的进一步发展所有土地的规模，形成集约化的发展。

3.农场局作为维护农民权利的重要机构，对美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农场局是由农民自己组建的组织，属于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其可以根据农民的利益需求，确定有利于农场主发展的政治方向，目前已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

（二）英国土地流转

英国土地流转模式特点：

1.永业权归个人和私人企业。主要以大规模农场为主。虽然法律上规定国家队土地有绝对的拥有权，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拥有的土地占到九成以上。

2.政策上对农业土地流转支持。其1967《农业法》规定：合并小农场政策提供所需费用的50%，对愿意放弃经营的小农场可以发给2000英镑以下的补助金，或者每年发给不超过275英镑的终身年金。由于这项举措提高了人们对土地流转的热情，土地流转也得以稳定开展。

3.采取市场调节手段允许收购和租赁，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农场规模，在市场的导向，农业科技促进下，使土地有效流转，形成良性的流动机制，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三）日本土地流转

日本土地流转的特点：

1.政府在促进土地制度完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政府于1980年发表了《农村土地利用增进法》，其规定了以农民利益为目的，通过农协，以土地租佃为主要方式，不断发展委托事业，并从而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得以顺利进行，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2.设立了土地流转的中介团体和农村土地管理公司。其主要作用是使的农民更加方便的租赁和买卖土地，并设有专门机构进行调整，使得土地流转能够更合理和有效，如农协，农业委员会等。

3.支持土地使用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通过让经营不善的农民得以出租、转让出自己的使用权，从而使得农村土地得以更加有效地集中和利用，在1970-1985年期间，出租面积增长了近2倍，占到土地面积的20。5%，经营规模达到2公顷以上的农户的比例也从1970年5.9%提高到1980年的7.3%。

（四）我国土地流转形式：

1.国外学者有关研究

kung （2002）在研究农村土地利用市场和中国非农业劳动市场之后，发现农户非农就业和劳动力转移决定了农户对农村土地租赁的需求水平。 Bings wanger et al（1995）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从土地自由流动中受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缺乏合理的和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的情况下，土地流转会使得土地发生两极分化的现象，从而使得社会更加不稳定。 WangJirong &Gailetal（1996）在对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进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后认为，通过土地集中经营仍存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潜力.

2.国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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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等（2002）通过研究农民、政府机构和工商业团体等因素，解决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问题。钟涨宝等（2003）在湖北，浙江发放了大量问卷，对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影响进行考察后发现，加入国内农产品价格较低，利润较低，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农民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接受的。杨德才等（2005）在分析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拉平效应之后，认为双方的土地边际产出评价相差越大，农村土地流转所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利于其顺利进行。康雄华等（2007）由于人们更加关注农业方面的问题，加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及，使得人们对农业领域的期望增加，重返农业领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以上研究表明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可以有效提高土地流转的进程，规模的适度放大和土地流转适度放宽可有效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路径

（一）国家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提供政策保障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与人均耕地面积较小，且有区域差异，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我国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起着至关重要。通过国家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提供政策保障，可调动农民积极性。并可以通过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对贫困地区扶持，努力提高生产力科技水平。

（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是培育规模经营的市场主体，因此，我们应支持能人、专业大户、返乡创业农民和企业流转土地，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促使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理有效，保证公平，通过构建合理的市场机制，可有效的刺激约束市场，构建合理的市场体系，达到良好的宏观调控的目的。

（三）对土地流转提供金融支持

通过构建合理的金融体系，放贷后定期进行贷后检查与风险控制，加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抵押贷款的相互促进作用，在建立多种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大胆尝试多种发展模式，形成新型农村金融市场，并吸收多种机构进入农业领域，加强监督，多方面联合，共同促进金融机构互助型发展。

参考文献

[1]安珊.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问题研究【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徐高立. 美国金融支持家庭农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 中外企业家，2015（4）：27-29.

[3]郭振宗 刘明. 农业企业化视角下的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启示【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59-60.

[4]葛雯菱. 金融服务体系改革措施解析【J】. 才智，2013（21）：9.

[5]陈良敏. 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经济收益影响研究--基于344户样本数据【D】.桂林：广西大学，2014.

[6]陶正兵. 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研究【D】.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0.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4

关键词：互联网,土地流转,电商模式——聚土地

一、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

当前,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土地流转模式包括传统的和紧跟时代的新旧土地流转模式, 主要有聚土地、土地股份制、转包、出租、互换等。

(一) 聚土地。

聚土地是近几年一种新兴的土地流转模式, 是浙江省供销社直属企业浙江兴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阿里巴巴集团聚划算平台、绩溪县庙山果蔬专业合作社等单位在安徽省绩溪县实施一个土地项目, 将土地流转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 以期实现农户、终端消费者、电商平台的共赢。聚土地的运作流程较简单, 农民将土地流转至电子商务公司名下, 电子商务公司将土地交予当地合作社生产管理, 淘宝用户通过网上预约, 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认购。交易完成后, 淘宝用户获得实际农作物产出;农户除获得土地租金外, 参与项目生产环节还可获得工资。

(二) 土地股份制。

土地股份制主要是承包方相互为了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 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 并自愿结合起来进行农业合作化生产经营, 或者是将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公司或合作社等, 专门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由此可见,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股方式有两种:一是参与工商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机构的股份并取得股息或红利;二是承包户之间自愿联合将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

(三) 转包。

转包是指在原来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 承包方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转给同一村集体组织的其他人进行农业生产经营, 接受转让的一方按照规定对转让方负责, 而原来的承包方可以继续向发包方履行原来的土地承包合同义务。这样受让人与转让方并无直接合同关系, 接包人与原承包人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原承包人与发包方发生直接的权利义务。

(四) 出租。

承包方在一定时期内将全部或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出租给承租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出租之后原来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发生改变, 原来的承包方继续履行原来的土地承包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已经开始由自发性、分散性的单个农户流转转向大规模的、有组织性的土地流转。如今, 许多农村地区由村委会出面, 将有意愿出租土地的农户通过不同方式联结起来, 再由村委会出面跟承租人进行谈判, 集体出租。

(五) 互换。

互换是目前最低层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 在农村很多见, 双方为了满足自己非耕作的需要或者为了方便耕作, 在征得对方同意后交换属于双方的同一村集体的承包地, 实际上就是交换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流转方式原则上必须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否则很容易发生土地纠纷, 这种方式村民一般采用口头协议比较多, 这是非常大的隐患, 必须引起注意。

二、土地流转模式优缺点分析

(一) “聚土地”模式的优势及其困难。

“聚土地”的新型土地流转模式, 在传统的土地流转上引入互联网电商基因, 将线下的土地流转与互联网结合;让本属于少数参与者的“土地流转大宗交易”变为人人可参与的新型消费方式, 预计将极大激发“土地流转”的活力。其最主要的特征或许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市场化流转, 政府不直接干预。

电商模式呈现较为显著地去政府化运作: (1) 通过电商平台, 农地使用权认购价格通过市场形成; (2) 电商模式的参与主体为农户、电商平台、当地合作社/农户组织、电商客户, 其中各项协议自主协商; (3) 由于未改变农地的使用用途, 相对不涉及政府审批环节。

2、中间环节去化。

电商平台通过将“农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与“农地经营权所有者”直接整合交易;不仅盘活了农地, 还解决了农地的生产与销售匹配问题。

3、可供大众参与。

引入众筹方式, 将难以切分的“农地使用权属凭证”转为可实现较大程度分割的“农地产出农产品的所有权、农地生产品种的决定权及农地观光游览权”等销售。

当前, 聚土地大面积推广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物流。聚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交易, 是以向位于全国各地的终端消费者提供琳琅满目的生鲜食品。生鲜食品由于运输半径、储存及保鲜问题,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做到长距离、成本低廉、保证生鲜质量的配送。当前, 聚土地运营商正试图在全国布局土地流转, 通过就近配送、冷链配送来解决生鲜物流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二) 土地股份制的优劣势。

土地股份制无疑是现存土地流转方式中比较现代化与科学化的新型土地流转方式, 同时也是风险性最大的一种流转方式。其无论是对土地集约化经营还是对农民从土地中的解放都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只不过两种投资入股方式都没有在现实中转化成实践性的行为。因此, 该方式沦为一种缺乏实践的构想。

(三) 转包的优劣势。

同样, 转包模式也在小范围内解决了部分农民不愿亲自耕种的问题, 但是其存在的缺点相当明显:第一, 与出租方式不同, 转包只能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 其大大限制了土地流转对象的范围, 这很可能使得一大部分拥有资金与技术的主体被排除在外;第二, 转包的对象一般是本经济组织内部的个体农户, 其经营能力明显不如拥有雄厚资金技术实力的专业组织与农业大户, 因此仍是无法达到农业生产集约化的目的。

(四) 出租的优劣势。

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象不限于本集体组织内部成员, 况且在现今集体化的出租模式下, 村组织统一谈判, 降低了交易成本, 有利于吸引当地资金与技术的投入, 引导农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但是, 这种方式存在着两种缺陷:第一, 如果是自发性、分散性的出租行为, 那么土地流转规模小, 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其虽然解决了个别农户土地抛荒的问题, 但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向集约化农业的转变, 阻碍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第二, 如果是由村集体或政府部门统一对外出租, 则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原因在于, 虽然现在村集体或者政府部门名义上是土地出租的服务部门, 其是联系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桥梁。但是, 在整个流程的运行中, 是由承租人先行向集体组织或政府部门支付租金, 再由集体组织或政府部门将租金支付给出租人。这样则会出现一个问题, 即出租人有可能不清楚承租人到底支付了多少租金给集体组织或政府部门, 这无疑为政府部门或者集体组织开辟了一条“财路”。

(五) 互换的优劣势。

互换行为满足了双方对土地的需要, 利于对同一农村经济集体组织内部的土地调整。但是, 这种流转方式只适用于个体之间的土地调整, 由于流转效率低, 其对解决全国性的土地抛荒问题没有意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 是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自己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的交换。只要不违反法律, 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发包方就不应干涉, 但是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改变, 不是土地用途以及承包义务的改变, 互换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仍然要按发包时确定的土地用途使用土地, 履行该块土地原来的义务;二是家庭承包的土地不仅涉及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权属, 也关系到农户的生存保障, 因此承包方不能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互换与土地转让较为相似, 只是转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金钱的交换, 而互换则直接体现出相互间地块的交换, 无需交付价款。

三、结论

土地流转改革是解决农村土地经营制度, 实现土地规模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它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对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目前, 对于土地流转的合适方式有着不同的看法, 总的来说, 应该是因地制宜, 选择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土地流转模式。对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利益, 通过专门的中介组织来进行土地流转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再结合当前“互联网+”政策的实施, 我国可以将互联网电商模式大力推广, 使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科技紧密结合, 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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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5

创新农业经营模式

摘要：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开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土地流转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土地流转;特点和优势;存在问题;采取措施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5.18.020

土地流转的特点和优势

1.1 土地流转的特点

农村土地可以进行企业化大规模耕种经营，具备现代化农业的性质特征;土地流转不会改变农村集体对土地耕地所有权的性质;土地流转不会降低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可形成专业化农民的生产体系;农民可以减少农耕工具、农机具的成本投入，更能发挥劳动效率，从而节约大量成本;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人口的比例结构，从而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集体组织观念和组织性，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1.2 土地流转的优势

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增加农村的整体收入，同时土地的高度集约化也相应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经营效益。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高和比较稳定的有偿转让收入;更新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规模化经营在农村扎根后，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生产技术和市场意识对当地农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观念，学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国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农村基本养老问题和贫困户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从而促进了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不够

有相当多的农民不知道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内容及土地流转的有关法规、规章、政策和知识，认为是要收回他们的承包权，思想上顾虑重重，缺乏自主创新意识，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转规模的扩大。

2.2 土地流转范围整体性差，供需双方信息不畅

部分村民不愿意参加到土地流转的行列中来，致使土地流转的整体性大大降低，出现了土地流转不能成大片的现象，影响了规模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总体效益不是太高。

2.3 农村土地流转管理亟待加强

一是二轮土地承包需要进一步完善。承包合同不完善，承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承包纠纷时有发生，地方土地承包台账管理不健全，土地经营权证、承包合同、台账与实际承包地块不一致;二是土地流转管理滞后。缺乏完整的政策体系和现代化的工作手段，在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仍然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三是管理机构和经费不到位。缺乏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管理机构。土地承包管理有名无实，土地流转管理处于真空状态，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效益。

2.4 乡村基层组织工作力度不大

基层干部存在求稳怕乱、少找麻烦的思想，工作不到位，引导不力，服务滞后，影响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与规范化管理的进程。村级组织在协调引导、土地调剂、矛盾处理、监督管理等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土地流转的有效措施

3.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知识与思想认识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解除农民的顾虑;积极开展探索、大胆试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创新机制、完善制度;土地流转的受益者是农民群众，要加大土地流转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民的思想认识，并使其真正从中受益。

3.2 加强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形成完整的信息网络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注重信息的及时性与完整性，确保农民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在土地的市场化运作中，农民要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诉权，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自主权和流转土地的收益权。

3.3 政府重视，政策落实到位

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土地流转的有关政策措施，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通过算账对比、典型引导、强化服务、制定优惠政策等，为土地流转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3.4 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

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要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积极有序地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把农业生产从家庭分散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强对土地流转的有效监督和规范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依规而行，使土地流转健康有序进行;要加快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时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逐步成为“城市人”，改变农民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打好基础。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6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农村土地流转加速。浙江、广东等地从1990年代中期即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经验。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在中央大的政策框架下“自主”创新，相继出现了重庆的“地票”模式、成都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模式、河南沁阳以及山东滕州等地的土地交易中心模式，等等。重庆“地票”模式主要解决的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流转地租分配公平性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金融创新意义。成都的产权交易平台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跨区交易。河南沁阳和山东滕州的交易中心模式试图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但在规模化与规范化方面存在不足。各地模式通常存在这样的演进逻辑：第一阶段，政府主导下开展农村土地的规模化流转，交易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第二阶段，逐步通过制度设计与平台建设引入土地流转市场机制，政府权力逐步退出；第三阶段，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交易所内的规模化交易与所外的零散交易并行，市场化模式逐步成熟，政府回归外部监管者的法律角色。 在此改革背景下，关注农村土地流转的运行程序及其公正性问题（农民地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思路，笔者利用在湖南省长沙县挂职指导“开放型政府建设”的机会，对长沙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程序进行了个案考察和制度文件的搜集分析，从实证视角展现这一社会改革过程的一个侧面。概言之，长沙地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程序模式：一是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的“政府指导模式”；二是长沙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的“市场竞价模式”。一、“政府指导模式”的例子在双河村自身优势和长沙县扶持政策的大背景下，“浔龙河项目”从2008年起开始酝酿，至2010年底大体成熟，其运作程序大体分为五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规划与立项程序；民意征集程序、村委会基础性准备程序、合同签订程序以及政治保障程序。这些程序显示出强烈的“行政垄断”色彩，是一种强形式的“政府指导模式”，有些程序措施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农户的真实意愿，对于农户个体财产权的处置是否一律适用公投类程序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认识，从而可能潜藏对农户利益的远期侵害和引发后续冲突的可能性。这里对这五个相互关联的程序加以简要介绍。 1. 规划与立项程序 “浔龙河项目”在整体上是一个现代农庄项目，包括若干子项目，适合长沙县农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意图，这也是政府在该项目规划与立项程序中“一路绿灯”的重要原因。这样一种“政府指导模式”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政府优惠政策及其配套运用速度快，对投资方较有吸引力的政策主要是投资前三年200元/亩的投资补贴和7%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双河村所属的果园镇本不在长沙县城乡一体化的试验范围内，但县政府在投资方申请之下快速批准适用试验区的相关扶持政策；第二，规划和立项过程“一路绿灯”，整个过程显示出政府对投资方的明显偏向；第三，交易对象由政府单方面选定，农户无交易选择权。从这一过程来看，“政府指导模式”从源头上就排除了“市场化”的因素，农户个体或集体均不具有“拒绝”参与项目或自由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 2. 民意征集程序 “浔龙河项目”涉及双河村上千村民的重大经济、社会权益的变动，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需要诉诸民主程序来获取合法性。不过，在“政府指导模式”中，这种置于村民自治权内部的民主程序主要是一种概括性的“民意征集程序”，政府掌控议程和实体性方案的制定权，村委会和村民主要是概括性地表态，其民主审议性的价值相对薄弱。双河村民意征集程序的形式包括：承诺书、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听取投资方汇报、公投。 可见，“政府指导模式”下的民意征集程序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结果上导致了“高通过率”。但是，由于村民们丧失了初始议程的启动与控制的权利，他们就只能在整个决策过程的中、下游就相对具体的细节性问题进行讨论与选择，比如土地流转费用的标准及其支付方式，而在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比如交易的拒绝权、交易对象的选择权、土地流转的具体期限、流转合同的委托签订方式、流转合同的续期甚至土地流转费用的参考标准，等等）均不具有实际可操作的选择空间。 3. 村委会基础性准备程序 “浔龙河项目”在经过规划与立项、概括性民意征集之后，还存在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完成，而这些工作又不适宜以政府或投资方的名义直接出面开展。于是，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的“配合”的名义，双河村村委会承担了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村委会的基础性准备工作主要是土地村级储备、土地权属调查与土地确权、村级干部动员、管理专业合作社、推动土地流转签约等。 4. 合同签订程序 由于缺乏规范化的市场交易经验与模式，该项目所涉及的土地流转合同也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之下形成的，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形式”与“版本”。据笔者了解，该项目目前适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主要有两种格式：适用于村民小组与葡萄专业合作社之间；适用于村民小组与投资方之间。 5. 政治保障程序 所谓的政治保障程序，指的就是“浔龙河项目”运作的后期由村两委会提议、由镇党委任命该项目主要投资人担任双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是一种“村企合一”的政策性安排，容易造成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无法对抗由投资方掌握的村党支部的被动格局。二、“市场竞价模式”的例子上述双河村“浔龙河项目”属于政府“个案指导”下的土地流转行为，带有一定的“行政垄断”色彩。在市内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考察调研，长沙市从2008年6月起历经两年时间制定完成了“一个规则、四个办法”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体系。根据《规则》规定，该中心具体承办市辖五区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关于所内交易的主体资格，根据《长沙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之规定，所内交易实行会员制，区分为卖方会员（供地方）和买方会员（需地方），具体资格条件如下：（1）卖方会员：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项目土地不少于500亩；（2）买方会员：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不少于100万，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涉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内容。可见，所内交易的主体均为法人，属于法人之间的市场交易。不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非普通的企业法人，而是具有资合与人合双重属性的互助合作性经济组织。 这样的土地流转规范体系以及专业化的土地交易中心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和市场化，并通过将交易主体设定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涉农企业”之间，排除了政府或村委会直接介入具体流转项目（所谓的“个案指导”）的可能性，凸显了市场交易自由和农民交易自主权。 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 农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专业合作社，经过清产确权、量化股权、农户入社、制定管理章程等基础性环节，申请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从而具备进入土地流转交易中心的交易会员资格。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合格流转主体，有利于体现农户的真实交易意愿并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化发育。“市场竞价”模式中确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唯一性流转主体资格，避免了村民小组/村委会等村民自治范围内的组织直接介入土地流转而造成的管理职能与经济职能的混同，有利于独立经济组织的发育及其市场化。尽管有发包方的集体同意程序，但那并不等同于直接垄断交易，而是一种涉及集体利益的审议程序，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修订）的要求，有利于在保障交易自由的同时兼顾交易安全。 除了经济层面的意义之外，“市场竞价模式”诱导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具有农民“再组织化”和促进农村社会结构化的潜在价值，为村民提供了新的经济、社会乃至于政治组织化的空间，有可能成为村民自治新的发展形式。 2. 土地流转方案的审议与表决 经合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自身的管理章程确定拟提请交易的土地流转项目，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的审议与表决： 第一，发包方同意程序。这一程序存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土地所有权归属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不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第二，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同意程序，这一程序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关于民主管理原则的具体体现。 3. 行政许可程序 这一程序主要是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许可主要采取形式审查。 4. 委托交易程序 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经过核准的土地流转方案向农村土地交易中心申请交易，经公示、挂牌和成交确认，由双方签署正式的土地流转合同并按合同规定方式支付流转款项。 5. 结果公示和建档 交易中心对交易结果进行公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交易信息实行档案管理。三、两种模式的简要比较笔者总体上认为“市场竞价模式”优于“政府指导模式”，理由是：（1）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指导模式”具有行政垄断色彩，在土地流转程序的源头上取消了“市场”因素，而“市场竞价模式”通过限定合格交易主体的方式实现了土地流转的全程市场化；（2）在农民的交易自由权上，“政府指导模式”具有较多的包办与变相强制的表现，而“市场竞价模式”则侧重于保护交易自由；（3）在交易主体上，“政府指导模式”将村委会、村民小组作为优先主体，而“市场经济模式”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唯一主体，有利于农民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再组织化；（4）在合同签订上，“政府指导模式”通过“全权委托”的形式“一刀切”地排除了农民对于合同谈判、签署和变更诸事项上的直接参与权，而“市场竞价模式”则允许农民通过自主管理的合作经济组织承担全部的合同事宜；（5）在交易的竞价机制上，“政府指导模式”不存在可选择的交易对象，也就不存在有利于农民的竞价机制，而“市场竞价模式”提供了这样的竞价机制；（6）在决策民主方面，“政府指导模式”侧重多样化、形式化的民意征集，而“市场竞价模式”侧重内部的审议性。 当然，这两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问题与挑战。就“政府指导模式”而言，其缺陷是很明显的，尤其是镇党委任命投资方负责人担任该村第一书记这一点。这种“政府指导模式”目前在长沙市的市辖五区之外的若干县级区域还大量存在，“被上楼”与“被流转”的故事也在不断上演，其负面效果的出现几乎是注定的，其根源就在于未能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未能确立农民作为完全交易主体的权利地位。就“市场竞价模式”而言，从目前通过“所内交易”完成的土地流转状况来看，程序比较规范，失控或冲突的几率大为降低。不过，由于政府不再“指导”，村委会不再“代理”，这一“市场竞价模式”也存在一定的挑战：一方面，所内交易能力有限，还不能完全覆盖长沙市全部的区县，对于500亩以下的土地流转也在制度上进行了排除，这就限制了该模式之经济社会效用的发挥；另一方面，该模式提供了农民在经济、社会乃至于政治上再组织化的通道，却也在挑战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四、结语：进一步的反思有一些前提性的反思无论是“政府指导模式”还是“市场竞价模式”均未能给予深刻而有效的关注，需要决策者和研究者正面回应，审慎对待。这些反思的方向或维度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农民所代表的家庭农耕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是否还具有正当性价值从而应当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和保护？与此相关的是，城市化是否是现代生活的唯一价值？其限度何在？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不应仅仅是农民个体的经济自由或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问题，而是农民政治社会身份重塑及生活方式变迁的问题，需要防止某种粗暴的“城市化帝国主义”。 第二，村民自治是否还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法律原则？如果是，如此大规模的土地重整势必破坏作为村民自治核心的直接民主原则赖以发挥作用的物理空间和人员规模条件，由此牺牲掉的农民的政治权利将以何种方式来补偿？如果适合村民自治的社会结构与治理单元必须被打破和重整，“农民公民化”这一大致具有“共识”性质的补偿框架就不仅具有经济层面的社会保障意义，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意义，但这一双重补偿机制到底会对中国的政府财政及政治体系产生何种结构性的冲击与影响？后者是否能够发展出足够理性并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予以承载和消化？ 第三，农民的土地权利到底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目前的土地流转决策中流行运用民主程序，个体权利无法对抗集体决议，其奏效的根源在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性质，这引发的疑问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方向到底是强化农户个体的土地权利还是强化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这涉及到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及其自由问题。 第四，集体决策中重民主形式，轻民主審议，这在上述两种模式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民主程序的有效性和审议质量便成为农民以集体形式（村民小组、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土地流转程序的公正性保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维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7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使得农村大量的年轻人涌向城市,农村劳动力大量缺失,以致农村土地的抛荒现象日益严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以及农业规模化发展面临阻碍,使得一部分人将土地自发流转经营。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操作不规范、运行程序受不到法律保护等等。另一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出现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比如农村土地产权不明确、农民人均耕地面积规模小、农户种粮收益越来越低等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应该具有的职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流转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融资抵押,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为信托制度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浙江绍兴于2001年率先试行了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是土地信托服务体系的创始地,如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模,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本文对绍兴土地信托流转的运行机制与模式进行了研究,然后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信托配套体系的建议。

二、浙江绍兴土地信托流转的运行机制

(一)运作流程

本文调查了浙江绍兴地区的土地利用情况以及该地区的农民意愿是否支持土地信托流转这一机制,分析是否具有土地信托流转的可行性。主要调研情况如下:

1. 设立服务于土地信托流转的相关机构。成立三级(县、镇、村)土地信托机构,安排信托专业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每个站点的土地信托工作。

2. 农户自主登记需要流转的土地,试点村统一进行反租。然后土地信托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标准的土地记录并纳入数据库。对不符合流转的土地可用其他类似的条件进行互换。考察之后,土地信托机构将这些土地反租回来,并与土地承包人签订合同。

3. 统一反租完土地之后,试点村进行统一规划和整理。根据种田能手的经验并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制定出最适合土地发展经营管理的方案以便获取最大的收益。

4. 整理完土地后,村经济合作社将整理后的土地信托给镇信托服务部门。需要经营土地的农业企业或者种田能手可以向信托机构递交书面申请书。

5. 镇信托服务站对要求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村和要求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大户进行配对,并且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谈判,协商谈判结束后,组织双方签订合同书,并且信托机构在之后的信托运行过程中要进行跟踪服务。

6. 信托期限截止时分配土地经营收益。信托土地受让者要按照合同书上的规定付约定的金额作为土地使用金,信托机构在获得土地使用金之后,再把其根据反租合同的约定标准,逐一发放参与土地信托的农户手中。

(二)“绍兴模式”与“草尾模式”的比较

1. 两者的相同点主要如下:

(1)机构设置基本相同,都在村、镇、县设立了信托服务机构;(2)操作原则相同,都是坚持依法、自愿的原则,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3)工作基本模式相同,都是农民经过申请,然后经过土地整理规划等,对受托人进行资质审查。

2. 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是:

(1)信托环节不同。在“草尾模式”中,政府牵头出资成立信托公司,农民和企业之间搭建了一个直接的交流平台;在“绍兴模式”中,土地信托流转发生了两次信托,先是村集体组织将土地使用权信托给镇信托服务站,然后农业经营企业再向信托服务站递交申请书。(2)侧重不同。在农户和土地使用者两个流转主体中,“草尾模式”更关注农户利益;而“绍兴模式”更偏向土地使用者权益。(3)市场计价方式不同。“草尾模式”中,以粮食定价,结算时信托公司按照市场价支付农民信托收益;“绍兴模式”中,以货币定价以货币结算,由于是政府直接领导所以土地流转的价格没有标准公平的衡量标准。(4)委托人不同。“草尾模式”中的委托人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绍兴模式”中的委托主体是村集体经济组织。(5)风险管理不同。“草尾模式”的风险管理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比如有加强农业保险、向农业经营公司收取风险保证金等;而“绍兴模式”中,主要是信托机构对农业经营公司进行日常的监督和跟踪服务。(6)信托分配收益方式不同。“草尾模式”是由土地信托公司上半年3月份与下半年8月份直接将收益分配给农户;“绍兴模式”是先由农业经营公司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再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付给农民,一般是一年一次。(7)运行绩效不同。“草尾模式”中,信托公司的运作更贴近市场经济的模式,能够更快更敏锐地捕捉市场的信息变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草尾模式完全有可能成为民间资本、城市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在农业领域的一个投入平台,不仅可以搞活土地扭转,还能促进资本运作;“绍兴模式”中,成立了以镇为单位的土地信托服务站,以服务土地信托流转,政府机构的职能色彩较重,有利于发挥看得见手的作用,但是村干部容易在政绩的推动下强迫村民进行土地流转。

三、对“绍兴模式”的评价

浙江绍兴在我国实行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起步较早、规模大、运作的步骤规范、影响较大、取得的成效显著。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针对绍兴的土地信托流转模式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优势,但是也有许多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优点

1. 政府引导,制定优惠政策。政府不仅派遣相关的专业人员去信托服务机构,还针对粮食价格偏低的问题专门为农业企业提供经济补贴来提高农民积极性,而且还为养殖大户提供准确又可靠的营销渠道。除此之外,政府还设立融资中心,为种植大户提供低息贷款。

2. 依法坚持原则。始终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所有土地信托流转合同均由农民自主签订;坚持保障农民利益,对于不利于农民的条款,有土地信托服务中心进行监管。

3. 增加了多方的经济效益。农民(委托方)将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土地信托机构,信托机构本着诚信的原则,在信托期限内,农民享有信托收益;农业企业或者种田能手通过与信托机构直接谈判协商,使得协商时间、精力、成本大大减少。成本越小,投资者盈利空间越大,相应地会继续再投资,从而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促成良性循环。

4. 加快了农业产业步伐,将农村土地规模化集中起来,有利于发展大规模的种植业、养殖业,从而达到了农业增收,促进了农业产业化步伐。

5. 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土地信托实行了跨区域的土地流转,这不仅打破了局限于村级内部流转,而且有利于引进外资,进行产业化经营。除此之外,通过土地信托外出的务工人员既可以得到信托收益,也减少了无暇照料农地的担忧,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更为重要的是培植了农民新的市场观念、就业观念、价值观念,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6. 推广了生态农业技术。不少投资者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引进了先进的生态技术,促进了效益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喷滴浇灌、无土栽培、生物肥料、无公害农药等农用新技术得到了推广。

(二)缺点

1. 政府的行政干预。

政府出资设立的中介组织,留下了行政干预的隐患。尽管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很容易造成行政力量的介入。在政绩的推动下,基层工作人员会上门劝说,使得有些村民迫于压力而接受。这样不仅违背农民的意愿,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2. 金融体制的不完善。

土地的重新规划管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的金融机构发展得并不成熟,使得一些种田能手或者农营企业难以贷款。

3. 风险管理体制欠缺。

农业生产存在很大的风险,天气变化或者市场行情稍有变化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绍兴土地信托只有信托服务中心对农业经营公司进行日常的监督和服务跟踪管理,缺乏一系列的农业保险等。

4. 市场计价方式不灵活。

计价方式采取以货币定价以货币结算,而绍兴土地信托又是由政府直接领导所以计价方式没有公平的参照标准。

5. 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过少。

浙江地少人多,而且由于土地流转的价格没有衡量标准,并且价格协商主要是镇信托服务站与受让人谈判,农民的话语权很少,所以农民获取的收益并不可观。

6. 政府更偏向于投资者的收益。

当地政府许多优惠政策受益方大都是土地使用者,但是对于委托人方面,政府缺乏合理公正的收益分配体制以及标准的土地衡量价格。

四、完善农村土地信托配套体系的建议

针对土地信托流转机制的现状和问题,讨论出下列几种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明确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过程中,管得太多或不管都会有很大影响。政府职能主要是引导、服务和监督,不应该过多干预。政府可以在某地信托刚试行的时候,提供免费的引导、监督管理等,在体制发展到相对成熟之后,政府可以逐渐淡化其作用。

第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国家在政策上应该鼓励许多大的保险公司在农村土地信托试点设立分支;派遣相关专业人员对农民进行风险管理的培训,树立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鼓励农民为农产品投保;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树立农业保险准备金等。

第三,改善金融体制。国家可以拓宽土地信托融资的渠道,比如,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可以设立土地信托基金以便于及时方便地解决土地开发急需的资金问题;土地信托机构也可以靠发行证券来融通资金;土地信托可以和某些可靠农产品企业联合起来,企业提供给信托机构资金,信托机构可以帮助宣传该企业,双方互相合作实现共赢。

第四,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土地信托流转机制中,合理地分配信托收益是保证土地流转能顺利进行的前提。在目前的土地信托流转中,农民因为缺乏定价能力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我们维护农民的最大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土地经营者的利益。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应该在坚持共赢的原则下建立完善的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1]兰世惠.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探析[J].农业经济,2012,(8).

[2]常冬勤,蒲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信托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业经济,2016,(1).

[3]谢群良.从农村土地资本化的视角看土地信托流转——益阳实证[J].金融经济,2015,(18).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8

东莞市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的经济走廊, 土地流转模式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研究其土地流转模式对其他地区发展可提供借鉴经验。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 珠江三角洲东部, 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要道和经济走廊。依托地缘资源等优势, 东莞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 2011年东莞生产总值 (GDP) 4735.39亿元, 农业总产值30.66亿元。 (数据来自《东莞统计年鉴-2012》) 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可用耕地有限, 农业用地投资成本增加, 但土地经营却较为分散, 农业经营效益偏低。相对第二、三产业, 第一产业的收益率偏低, 农民耕种土地意愿不强, 农业耕地显性或隐形撂荒严重。

为引导农村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集中, 集约利用耕地,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发展现代农业, 东莞市政府积极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和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2009年开始在麻涌镇漳澎村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工作;2011年, 试点范围扩展至六镇16个试点村 (数据来自中国新闻网) , 流转对象主要是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 流转期限一般为3—10年, 流转方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主。2010年流转耕地面积22万亩, 占总面积七成, 土地规模经营率达30%以上, 到2012年规模经营率达50%。 (数据来自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

一、东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特征

(一) 政府起主导作用

土地流转的内因是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但是离不开政府的保驾护航, 土地流转需要发挥政府的外部推动作用。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

东莞第二、三产业发达, 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加之本地户籍人口依托地缘等资源优势, 就业渠道宽广, 且村组集体经济强大, 不仅能够提供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 而且能够提供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 依靠土地种植业的生存模式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单个农户以土地分散经营模式耕种土地, 收益率低, 加之人均土地较少, 农业生产不再是生存的唯一源泉。农业耕地显性或隐形撂荒严重, 农民对土地流转意识淡薄。东莞独特的生产力发展环境造就土地流转过程中强势政府职能的主导作用。

为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东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2009年出台全市性的土地流转财政奖励政策, 鼓励农户流转土地。对符合奖励条件的承包经营权流转项目双方进行一次性奖励, 奖励对象为土地流出方和土地流入方, 奖励资金专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土地规模流转和集约经营等工作。2011东莞市出台《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推进农业土地经营权流转, 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与备案制度。同年开展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建设试点, 完成地籍档案管理, 加快推进农村地籍调查, 2012年将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

(二) 流转层次低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

但目前东莞市的土地流转方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主, 流转的对象主要是大户和外来人口。

出租是指按照市场交换的原则, 农民将其承包土地经营权出租给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承租方, 双方协商约定出租的期限、租金等事宜。

东莞本地户籍劳动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 分散经营, 农业效益低下, 农户丧失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外来人口则不具备本地农户的资源优势。对部分外来人口来说, 从事种植效益较高, 因此不少外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如果出租年限能较长, 对于专业大户等经济实体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农业产业还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鉴于流转期限较短, 土地流出方无意对土地进行再投入, 土地流入方不愿对土地进行长期的基础投入, 仅仅单纯追求近期利益最大化, 往往对所互换的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 导致地力下降等消极因素产生, 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高效发展, 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 部分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服务组织职能尚未充分发挥、流转平台服务半径小

部分农民以口头协议方式进行私下土地流转, 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 或者合同条款不规范, 内容过于简单, 对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 极易产生矛盾纠纷。

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不健全, 缺乏规范引导, 服务意识比较淡薄, 在土地流转的信息发布、合同签订、政策咨询、价格评估、纠纷调处等服务半径较小, 难以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二、政策建议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培育土地流转的社会服务体系

如前所述, 正因为本地区第二、三产业发达, 农业经济相对薄弱,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不强,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政策, 政府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积极引导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

加快修改完善相关法规, 落实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关系。

推进农村地籍调查, 加强土地档案管理, 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 稳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制度, 加强农村承包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建设, 负责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形成民间协商、镇村调解、市级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体系。建立完善合同管理、土地流转风险预防保障等制度, 确保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积极培育土地流转服务组织, 注重规范引导和强化服务,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体系工作, 建设有形流转市场、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 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二) 积极探索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模式, 促进流转层次向深层次发展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积极探索发展土地入股经营模式。该模式主要通过一定的土地面积折算股份, 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农业产业化组织, 开展土地集约经营, 发展高效农业, 以取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土地入股流转的特点是能够集中土地进行集约、高效经营, 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由于采取现代企业管理方式, 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适度发展分散农田集中租赁经营, 村组直接经营和统筹经营分户管理模式。对于户籍农民耕种意愿较高、土地由农户家庭经营的地区, 则通过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式, 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对接, 实现“小生产、大群体”的规模经营格局。

(三)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完善农业基础建设

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推动农林牧渔等协调发展。大力扶持发展农业产业化组织, 建立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切入点, 创新农业发展模式, 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提高产业化水平。大力开展现代标准农田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提升综合生产能力。

(四)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作用, 流转服务于地方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篇9

1.1 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内在需求

农村土地流转被允许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其内在的推动力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需求。在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 并不允许农村土地的流转, 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低, 且担心造成生产关系的混乱。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基本上扭转了改革开放初期低生产力且生产关系不稳定的状态, 总体上农业发展水平已走出了文革之后的低谷阶段, 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致使社会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需求增加。自此, 我国才进一步放宽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 并允许一部分程序合法的农村土地进行流转。到了21世纪, 已有不少农村地区先后展开了一定规模的农地流转, 农村社会已发生了变化。为了保障农业生产, 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开展规模化经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农村土地流转, 对农地流转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同时, 国家还鼓励创新流转形式, 在财政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以推动农业的发展。

1.2 促进农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需要

改革开放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当时起到了恢复经济的作用, 但却使我国农村土地呈现出过于分散的状态, 不利于实行农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自21世纪以来, 我国农村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为农村土地的流转奠定了基础。另外, 对比起国外先进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方式, 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明显跟不上总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 小规模的生产模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经营方式。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加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种植活动的农民逐年减少, 为我国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地, 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更加成熟的时机。为此,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也不断提出新意见以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并在政策上给予很大力度的支持及引导。

1.3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要求

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 对于农村经济及农村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变成了城镇居民, 原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劳动力也改为从事以工业或服务业为主的非农生产者,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大量的迁入城镇地区, 即使尚有一部分劳动力在农村也大多是以老年人为主。在城镇化的影响下, 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批外出务工, 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耕种的农地。由此, 城镇化引发了大量的农地流转, 以使得农村闲置的土地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的势头。同时, 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对农地流转的需求量也越发增多, 为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增长途径, 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机会。

2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典型模式及其评价

2.1 土地互换模式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承包双方根据自己的需求, 再由村集体作为纽带或农户自行与另一农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的模式就是土地互换模式, 实际上土地互换模式只是在空间上, 把两个或多个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相互置换的一个过程。由于在对农地实行规模经营时, 常有一部分农地成了规模种植区里的“插花地”, 因而必须要与农户互换土地。通过土地互换, 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土地分散、生产力低下等问题。现今的土地互换模式主要有由村集体主导的大规模土地互换及农户自行流转的小规模土地互换。重庆江津模式及新疆沙湾模式是农村建设用地互换的典型代表, 其中重庆的江津模式在一期复垦后, 全区新增的农用地面积达到了66.67hm2。而新疆沙湾模式与重庆江津模式不同的是, 新疆沙湾模式主要在于解决土地分散的问题, 以实现连片种植, 为推进节水灌溉技术的全面使用提供基础, 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农业经营的效率。但在土地互换中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大, 需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 包括农民的安置补偿费、土地复垦资金投入等。而小规模的土地互换, 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 多在私底下交易, 因此在程序上矛盾较多。

2.2 土地出租模式

土地出租模式与土地互换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 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租用期间内分离开来, 农户依然持有土地的承包权, 只是将经营权出租给有需求的农户或组织。且租出土地的种植大户或经济组织必须向农户支付土地使用权租金, 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农户是通过村集体将土地出租给承租方的, 村集体再充当中介的作用。具体的出租事宜由村集体与承租方协商, 但农户有权决定自己土地的出租年限, 在出租的期限内承租方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需向农户支付原先双方约定好的土地使用租金。在土地出租模式中主要有公司承租型、种植大户承租型。土地出租模式中较为典型的有安徽小岗模式, 这种模式来源于当时的“反租倒包”, 为了鼓励农户将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 以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后来随着大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出租模式的出现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趋势, 能够有组织、有规划的运用土地, 达到土地经营利润的提高。同时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进而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相应的减少了国家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然而土地出租事宜比较繁琐, 它涉及到农地的平整和相关设施的建设, 所以基础设施条件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好坏决定着对承租人的吸引力, 这也成为限制土地出租的一个因素。

2.3 土地股份合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农户可以自愿地将自己的土地经营权折算成股权共同组建成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此时农地已不再由农户分散经营, 而是由合作经济组织对土地进行统一的经营和开发管理。农户参与入股后可以享有股份分红, 还能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利润分红。在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上, 以民主原则进行管理从而保证事务的公平公开, 现存有法人股份合作制和非法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模式中较为典型的有广东南海模式, 广东南海模式它同时保障了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承包土地的收益权, 也满足了新农村建设下对土地的需求, 是在我国现行土地利用模式上的一个大胆突破。从农民的收益与整个模式的运行两个方面来看, 不仅农民通过出资入股, 可以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 还能推动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流转, 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但土地股份合作制需要制定规范的章程, 以规范土地流转用途, 避免破坏农田, 另外在股权设置和管理以及利益分红方面也需做好明确分配, 以便保障农户的权益。

2.4 土地入股模式

土地入股模式与土地股份合作模式进行区别, 两者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 土地股份合作模式是由村集体主导实行的, 而土地入股模式则避免村集体或政府的介入。农户通过自愿、自发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算参股, 并主要以建立起一个企业为经营形式, 进行农村土地的经营管理。在公司的经营上, 农户即可选择参与公司经营, 也可不参与, 农户可以凭借股权取得分红, 并享有经营利润的二次分红权。土地入股模式中较为典型的有上海奉贤模式, 上海奉贤模式的特点在于农民参与入股后, 不但享有每年固定的回报、保底分红, 还能根据每年的经营中所取得的效益再进行利润分配。农民在参与入股后, 既是经营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利益的获得者, 不但享有直接的资金收入, 还能就近务工获取劳动收入, 可见农民从中能获取的收入是比较可观的。土地入股模式除了带给农民收入以外, 其最大的优点是产权清晰, 能够较好的处理各个产权之间的关系。而为了充分保障入股农户的权益, 及保证合作社正常运行, 合作社需要实行民主管理和社务公开。

2.5 土地转包模式

土地转包主要是拥有承包权的农户, 在其承包期限内放弃土地的使用权, 将其土地再次转让给他人使用。转包之后, 农户转包之前必须承担的义务并没有随之转移, 农户依然要履行土地承包合同里的权利和义务, 而接包方则要根据转包合同里的明细对转包方承担起责任和义务。转包并不是转让土地的所有权, 而只是将使用权转让出去, 这在政策上是被允许的, 并在法律上也受到保护。土地转包模式中较为典型的有浙江温州模式, 浙江温州模式的特点在于转包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招标形式或中转站式转包。土地转包模式拥有较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 能够提供“一条龙”的有偿服务, 为土地转包后的农田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而这种流转模式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流转时间不长以及流转规模小, 农业生产对时间的要求较长, 如果流转的时间太短就不利于农业的持续经营, 而土地的流转规模小也就无法大规模的集中土地进行集约化生产。

2.6 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

该模式是一种较为大胆创新的流转模式, 目前只在少数发展较好的地区实行, 其基本做法有两点:用农村的宅基地换一套在城市里的住房, 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地换来在城市的社会保险。该做法让农民放弃其在农村的住宅及承包地, 让农民脱离了农村, 使得农村人口减少。这种做法实际上推动了农村土地的流转, 为规划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这种将宅基地与承包地置换成在城市的住房与社保的模式, 主要在经济与社会条件发展较好的地区才能得以实行, 在当代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重庆九龙坡区的模式较为典型, 根据其将宅基地与承包地置换成城市住宅及社保的做法, 转移出一部分农村人口后, 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人口数量, 推动城镇化发展。同时, 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后, 改变了以往农民只能依靠种田为生的状况, 由政府对农村土地进行更完整的规划, 从而能有效的利用土地。

3 结语

我国不同的农村地区在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上都存在着差异, 土地利用情况也各不相同, 尤其是南北方在土地集约化及土地集中率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土地流转模式运用上也各不相同。加上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存在很多差异, 要实现土地流转, 以改善土地分散、实现土地适度的规模经营、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等问题就必须从土地的流转模式下手, 对于各个地区的流转办法要区别对待。基于对各个典型模式的分析, 将相对应的典型模式与当地农村的风土人情结合起来,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土地流转模式是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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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润秋.近期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理论争鸣及原因探析[J].农村经济, 2011, (5)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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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融资模式分析 篇10

关键词：土地流转,融资模式,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吉林省

一、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概况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 地处东经122-131度, 北纬41-46度之间, 中部的松辽平原, 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 连片集中, 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 是著名的“黑土地之乡”, 素有“黄金玉米带”美誉, 是全国商品粮集中产区。吉林省耕地面积1.0545亿亩 (吉林二调数据) , 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2%, 人均耕地3.15亩,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8倍;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8.34亩/人 (全国平均水平2.3亩) , 户均耕地20.4亩, 人均和户均占有耕地数量较多。吉林省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 盛产玉米、水稻、大豆和杂粮杂豆等优质农产品。吉林省发展规模经营的优势和潜力巨大:一是耕地条件好, 人均耕地高于全国水平, 多数地块地势平坦开阔, 适合集中连片耕种;二是技术装备水平较高, 农业机械化和种养技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为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三是组织化基础较好, 种养大户、合作社、专业农场发展有一定基础。随着吉林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村劳动力外出增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地流转规模逐渐增大, 且稳步增长流转形式日趋多样、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流转土地农业化、流转效益凸显。

二、吉林省土地流转融资模式实践探索

1.开展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是在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和农业用途的前提下, 农户需要贷款, 先与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县级物权融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 , 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公司组建评估小组, 对农户土地收益评估, 核定贷款额度。贷款金额与农户达成一致后, 再由物权融资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交保证贷款承诺函, 金融机构按照承诺函中的核定贷款数额向农户发放贷款。当贷款到期时, 如果农户正常归还金融机构借款, 物权融资公司与农户土地流转合同自动解除;如果农户逾期未能偿还借款, 物权融资公司会利用政府的惠农保障金先代还, 然后将农户的土地挂牌竞标转包, 用转包款偿还贷款本息, 待还款完毕后, 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退还给农户。土地转包期间, 所获得的各种国家补贴仍归农民所有, 农民既不会失去土地, 也不会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而且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只是农户承包经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用于收益保证, 余下三分之一留做今后生活使用。农民申请贷款不需要实物抵押, 同时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利率为一年期7.8%, 三年期7.995%, 五年期8.32%, 大大低于其他贷款利率。目前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单笔贷款额度上限为5万元, 最低限额为1 000元, 若农民耕地面积较多, 可突破5万元额度。梨树县在全省率先开展试点, 全省60个县 (市、区) , 已有44个县 (市、区) 成立物权融资农业发展公司, 其中27个发放了贷款, 累计为农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8 965笔, 金额为3.8亿元, 贷款主体由农户扩展到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以及其他农村经济实体。

2.实施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

吉林省农行依托省政府、财政厅主导推出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 就是对依法享受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资金的农户发放以家庭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两项补贴资金作为担保的贷款。金融机构与财政部门签订协议, 如果农户贷款到期未能按时偿还, 由财政部门负责将直补资金扣划到贷款行, 用于收回到期贷款。对申请直补担保贷款的农户没有信用等级、年龄、直补资金额度和申请贷款时间的限制, 无需抵押物, 门槛低是此项贷款最贴近农民的, 所有享受国家直补政策的农户, 均具有申请直补资金担保贷款资格。贷款额度根据金融机构不同略有差异, 但原则上不超过农户一年直补资金的10倍, 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统一上浮30%。2010年开始在吉林省公主岭等9个县市开展试点后, 受到农户普遍欢迎, 2011年在全省42个粮食主产县全面推开。截至目前, 吉林省累计发放贷款208.7亿元, 业务覆盖全省672个乡镇。直补资金担保贷款放大了直补政策的惠民效应, 还款率为99.94%, 运行效果良好。

三、吉林省土地流转融资模式探索有待完善

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和土地收益保证贷款, 都是政府部门为解决农民贷款难进行的探索,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资金需求, 为农户增收作出积极努力。但在政策实施中, 仍有一些潜在问题需要未雨绸缪。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属于试行阶段, 一旦发生农户逾期未偿还贷款现象, 农户土地就将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由物权融资公司进行挂牌转包, 如果长期无人承包土地, 土地就没有收益, 贷款如何偿还?即使转包成功, 农户是否会允许承包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如何避免将还款矛盾转嫁到农户与承包者之间, 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已运行3年, 较为成熟。现行的直补资金担保贷款仅依据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两项资金, 如果将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国家稳定施行的其他补贴项目也纳入到担保贷款体系中, 不仅可以大幅增加农民的贷款额度, 也更有利于此项贷款政策可以在更多省区推广应用, 惠及更多农民。

两项贷款探索面临的问题是:两项贷款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名字为依据, 新型经营主体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 经营使用他人土地进行耕种, 不能获得相应贷款。如何满足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相关政策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 两项贷款体系的利率均为国家基准利率上调30%, 在确保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下, 国家是否可给予部分贴息支持?以减轻农业大省、财政小省农民的经济负担, 更好地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破解“三农”、金融先行, 吉林在农村融资贷款探索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实践中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四、健全完善吉林省土地流转融资模式

1.完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融资模式

完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作为农民得实惠、银行得效益、政府得民心的金融创新, 还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突破。深入研究土地保证贷款试点过程中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 确保土地保证贷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类型依法合规, 规避法律风险;增加保障资金的投入, 提高贷款的能力, 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收益保证贷款范围, 细化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操作办法和流程。一是抓紧设立吉林省物权融资登记托管交易公司, 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统筹协调农业龙头企业、大宗物权融资活动, 全面拓展耕地等融资模式。二是落实惠农信贷周转保障基金。省级财政需要出资,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三是探索建立保险资金直接参与惠民金融体系, 引入保险制度, 缓解物权融资公司的风险压力, 积极协调人保、人寿公司参与到保证贷款试点融资工作中来, 探索建立保险资金惠农投资计划。

2.健全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政策扶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