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治理

开放治理（精选四篇）

开放治理 篇1

关键词：乡村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人民公社,乡政村治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治理方式

(一) 乡 (村) 政权模式

建国初期, 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终走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成为了乡、行政村的政权机构。1954年宪法颁布后, 自然村成了乡政权以下的管理单位, 由村党支部和上级下派的工作组行使村内公共权力。1958年后人民公社取代了这一乡村治理方式。乡 (村) 政权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过渡阶段。

(二) 人民公社模式

1958年, 我国乡村地区正式确立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人民公社体制垄断和控制了全部公共资源,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辖区内所有公共事务均由其管理, 造成了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人民公社体制实施时间长达25年, 它在一定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但也造成了农村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和农民增收困难。同时, 在户籍制度约束下, 我国实际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农民被限制在农村, 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 形成了城乡壁垒, 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以“包产到户”为实践起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 实际上造成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从此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进入了“乡政村治”的新时期。“乡政村治”的新的治理体系标志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

三、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乡村治理方式比较

(一) 政治层面

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乡村基层政权与组织发展的总的方向是以“合-分”为主, 从人民公社的“一元化领导”, 到改革开放后按“分权”重建乡镇政权组织体系, 基本实现了当时各级行政组织的职能和分工。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民公社体制下, 我国乡村治理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后, 党组织在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领导核心作用没有改变, 这一领导核心作用不仅体现在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 还体现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此后,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党支部对农村其它基层组织的领导关系, 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和各种组织的领导, 以保证中央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领导以及三农政策的贯彻。

2. 从“人民公社”到“乡政村治”。

人民公社时期, 农村基层行政组织以生产小队为基础。1982年起, 全国乡镇开始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 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始在村一级建立, “人民公社”正式被“乡政村治”取代。随着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 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取代了原来的大队委员会和生产小队, 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成为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 村民监督委员会、新的群众组织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 充分发挥了监督作用, 活跃了基层民主建设。

(二) 经济层面

1.经济增长模式由“农业为本”转为“工业优先”。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人民公社体制下, 农业生产依然占据乡村生产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 多种产业结构的确立为农民提供了多种就业选择。与此同时, 乡镇企业的发展, 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国家放松了对社会流动的限制,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此外,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以及收入的低回报, 种种因素都促使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农为本”转为“工业优先”。

2.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人民公社时期, 乡村的公共资源由公社全面控制, 本辖区的生产经营计划, 农民的农业生产都由公社的行政命令决定。改革开放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不断加强, 乡村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告别了过去缺乏生产经营权的生产, 农民开始通过市场的供需来规划自身的生产经营, 乡村治理资源的积累也开始根据市场变动而变化。除了农民的农业生产, 广大农民还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考虑自身的其他非农选择, 如外出务工、经商等。

(三) 社会层面

1.农村社会的分层。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依据土地改革前农民土地、金钱等物质财富的多寡, 把农村人口划分为五种成分。这种阶级成分成为了农民的政治身份, 不同阶级成分的农民在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待遇上有明显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发展, 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又披上了“血统论”的阴影, “地主”、“富农”帽子会在农民家庭中代代传承, 子孙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前, 大量农民子弟因为阶级成分无法正常参军、入学、提干。改革开放后, 对农民阶级成分划分问题的拨乱反正, 确立了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2.乡村社会由静态走向流动。人民公社时期, 公社为了对乡村公共资源进行控制以确保工业化的发展, 对农民的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只有通过仅有的几条途径走出农村。改革开放以后, 乡村人口流动开始加速, 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动让外部经济资源开始大量涌入乡村, 许多农民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同时, 国家政策的变动, 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

参考文献

[1]倪星, 曾莉.行政组织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开放治理 篇2

摘要：从商业生态系统角度实证分析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合同治理和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核心生态主体数据，利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差分析、结构方程等方法，探讨不同治理模式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平台企业多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而采用并弱型治理模式较少；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采用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采用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也越好；关系治理促进合同治理水平提升，进而正向影响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取得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比其他治理模式更好。

关键词：平台企业；关系治理；合同治理；商业生态系统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5.17

中图分类号：F270；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5-0078-04

Abstract：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tract governance，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value creation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cosystem.The data of core ecological body from investigation is adopted，and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four governance models and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create value is implor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variance analysi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Results show that，firstly，the governance mode of equal importance both in contract and relationship is more popular than other modes.Secondly，the more strong is the contract governance level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responding to other species，the higher is the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so is th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Thirdly，Relationship governance promotes the level of contract governance，and then affects the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ositively.In the end，the platform enterpri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quivalent importance between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the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other governance modes.Key words：platform enterprise； relational governance； contract governance； business ecosystem

价值共创需要平台，平台企业更需要价值共创；中国平台企业正向价值共创模式转变，但没能很好协调商业生态系统中各生态主体，且治理机制不完善，因此，提高平台企业价值共创治理水平，是平台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于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产品同质化矛盾，平台企业逐渐认识到开放式服务创新的重要性，但关于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到底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缺乏实证分析。因此，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复杂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如何结合中国管理情景，将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无缝嵌入到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二是如何选择有效治理方式使各物种方接受和适应；三是哪些因素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提高中国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至关重要。

根据成员关系紧密性和重要性，平台商业生态系统可分为核心生态系统、竞争系统、支持系统、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系统等四个子系统[1]；核心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平台企业、服务提供商、产品提供商、物流、顾客，平台扩展是生态系统成长的重要方式[2]。本研究从核心生态系统关键物种――平台企业视角出发，针对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机制，探讨其对其他物种方多采用哪种模式的二元机制，单一机制是否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关系治理是否影响合同治理进而影响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以及哪种治理模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作用最大，为平台企业价值共创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帮助。文献综述

1.1平台企业合同治理

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不仅将价值链末端顾客力量引入进来，还将商业生态系统中所有物种方整合进来，导致整个系统多方参与复杂性和物种健康牵连性，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产生，在此情形下，为保证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克服机会主义，合同治理就不可或缺。它是多方共创前默契的产物――共识，合同能降低价值共创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3]，实现从价值共创到共赢的跳跃[4]。一方面，多方参与使开放式服务创新更为松散和复杂，发生投机主义行为概率增大，须在共创前签订完善的合同；另一方面，商业生态系统中各物种群以自发巧合性、特有自组织性和偶然集成性聚集到一起，共创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始料未及的事件，所以灵活、详尽的合同会缩小各物种方之间的风险范畴，保证价值共创活动顺利完成。

1.2平台企业关系治理

合同治理天然不完备性、约束不平衡性和强制履约的高诉讼成本等问题日益凸显，使合同治理提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成效降低，合同刚性会降低各物种方之间的信任，阻碍各方知识交流与共享；由于物种方天生逐利性，合同治理结果往往不欢而散，而有效关系治理可维持价值共创连续性[5]。关系治理是保证价值共创协同优化、对生态主体起制衡与调解作用的非正式宏观行为规范与微观运行规则的综合[6]。关系治理维护机制和整合机制对企业生态位、生物链间关系以及整个系统健康都有重要影响[7]；关系治理分为联合规划和联合求解[8]；联合规划是制定措施避免危机出现的前摄性行为，与合同治理异曲同工，只是缺少明文规定的法律保护；联合求解是危机出现后共同应对的被动性反应行为，规避合同治理不完备性，致力于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1.3平台企业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整合分析

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整合形成二元治理机制，孰强孰弱又形成四种治理模式；已有学者对互联网环境下二者动态演化路径及如何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治理平衡进行研究[9]；还有学者对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耦合的供应链知识协同机理进行研究[10]；更有学者提出二者是否具有互补性、替代性以及同时兼有互补性和替代性[11]。平台企业开始聚焦于外部关系治理，而忽视了正式的合同治理；合同治理在新的环境下被弱化，其是否对平台企业开放方式服务创新绩效产生影响鲜有学者研究；在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结合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无学者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视角，实证分析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模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假设

2.1 合同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使物种间协作频繁、非正式治理机制活跃，这种灵活关系容易导致失控现象；因此，合同治理有其成长的肥沃土壤；合同已成为生态主体间建立关系链接的必要形式；详细无漏洞的合同可以抑制不法分子钻空子，抵制机会主义；由于多方参与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等，无法订立完备的合同；因此要签订灵活性和适应性都很强的合同，但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严格按照合同内容执行[12]。违约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会破坏生态主体在系统中的声誉，一旦被逐出系统，就难有机会再次融入，违约导致的声誉损失远远大于一次违约所得；生态主体预期未来合作收益是合同治理的根本动力，从而达成合作共识，产生价值共创的法律依据；正式合同可以对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威慑，敦促各方按约履责，提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假设1：平台企业对其他生态主体采用的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

2.2 关系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仅靠合同治理无法预料价值共创中的风险和协调物种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更不能使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最大化，因此，关系治理至关重要。关系治理是随着价值共创时间延续和开放式服务创新实践展开而不断修正的契约，具有动态性和不断完善的特征；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形成的时候，物种之间的价值共创只是一个合作框架，甚至没有实质性内容，逐步依靠各方交易、交往和协作才形成大家一致默认的关系氛围，正是由于关系治理的动态性和过程性，才防止“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再发生。价值共创是嵌入社会网络的重复活动，会加深彼此了解和信任，有利于增强现时合作和促进未来预期；关系嵌入性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13]。关系治理就是物种间关系的选择与调整，关系治理可以提升服务创新绩效和增强竞争优势[14]，使企业获得1+1>2的利益模式，从而促进企业乃至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15]。

假设2：平台企业对其他生态主体采用的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

2.3 关系治理、合同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在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中，合同治理总是内嵌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关系治理影响合同治理。首先，价值共创本质是一种“社会网络组织”，从合同激励、执行到适应，每一阶段都是在信任、沟通、共享等关系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其次，生态主体间容易形成联盟型、信任型和共享型关系，通过供应链管理、战略联盟、众包等网络化组织形式提高资源的外部整合能力，进而更好履约；最后，合作性交易关系有利于合同执行，关系维持有利于重复性交易，可避免单次交易囚徒困境。此外，合同修订依赖于关系治理；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导致合同适应性不足，各方出于对长期利益、信任关系连续性考虑，通过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终止合同。良好的竞合关系可以增加彼此信任，不仅降低合同签订和监督成本，也能促进合同适应性；可见，联合规划、联合求解和协同优化等关系治理有助于合同治理水平提高。

假设3：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促进合同治理水平的提升；

假设4：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影响合同治理进而提升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2.4 组合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

商业生态系统强调彼此依赖、协同创新、技术融合、义务协作及对市场及时反映等能力，单凭合同治理不足以应对，需要关系治理加以补充。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产生交互式影响。二者并重治理机制既强调关系治理在价值共创中对开放式服务创新风险规避作用和信任强化作用，又重视合同治理在价值共创中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的保障作用和对机会主义的遏制作用。二者关系是互补或是替代的，更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一种关系，如果能在平台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中统筹兼顾二者，必定能更好发挥二者规避风险、强化信任、保护各生态主体利益的作用。可能较强的合同治理会带来相对的不信任和强势等问题，但如果有关系治理作补充，这些问题都会缓和甚至消除[16]。因此，在双强型治理模式下，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会有更明显的提升。

假设5：平台企业对其他生态主体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比其他模式取得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要好。

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

选取核心生态系统中平台企业、服务提供商、产品提供商、物流和顾客五个关键物种进行问卷调查，利用收集到的数据验证假设。为了得到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数据，采取多种方式对问卷发放和回收过程进行管理，并选取对价值共创与开放式服务创新有比较理性理解的调查对象，主要有平台企业管理人员、淘宝蓝冠及以上卖家、金冠及以上买家，以及EMS、顺丰、“四通一达”等七家快递公司管理人员。问卷主要包括：（1）背景资料；（2）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治理变量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的关系；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级打分法，在问卷少量回收修改的基础上，从2015年6月开始进行正式发放，截止2015年9月收回问卷389份，通过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剔除错误数据，最终有效个案303份。

3.2 因子分析与信度分析

Bartletts球体检验均显著（P<0.001），KMO值分别为0.839、0.884、0.857，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关系治理中，提取“联合规划”、“联合求解”和“协同优化”3个因子，共解释了82.263%的总方差；在合同治理中共提取“合同激励”、“合同执行”和“合同适应”3个因子，解释89.326%的总方差；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共提取“市场绩效”、“服务绩效”和“协作绩效”3个因子，解释87.294%的总方差；效度很高，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5，均通过信度检验。

3.3 聚类分析

基于二元机制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孰强孰弱治理模式进行分类。将关系治理水平界定为其包含的19个指标的得分均值，将合同治理水平界定为其包含的19个指标的得分均值，以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作为维度，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把这303个项目样本划分为四类（表2）。

大部分企业采取双强型治理模式（占比48.51%），相当一部分企业采用强关系治理模式（占比30.36%），而采取强合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占17.82%，极少数企业采用并弱型治理模式（占比3.31%），符合中国当前平台企业价值共创环境下开放式服务创新治理的实际情况。

3.4 方差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治理模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影响程度大小，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的治理模式群组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进行比较分析（表3）。

四组不同群组变量与市场绩效、服务绩效和协作绩效之间关联强度系数分别为52.4%、48.7%和54.9%，表明治理模式差异对市场绩效、服务绩效和协作绩效水平有较强解释力。三个绩效因子中，3组均值最大，4组均值最小，说明双强型治理模式给平台企业带来的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最大，而并弱型最差。从市场绩效来看，1组和4组、2组和4组、3组和4组（1组>4组、2组>4组、3组>4组，p<0.001）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四个群组里采用并弱型治理模式的市场绩效水平最差。2组与3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在强合同治理基础下，无论关系治理程度高低与否，都不会对开放式服务创新市场绩效水平产生影响。同时2组和4组以及3组和4组之间显著性差异特别明显，反映出平台企业对其他核心生态主体采用的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就越好，初步验证假设1。从服务绩效来看，3组和4组（3组>4组，P2组，P2组，P4组，P1组、3组>2组、3组>4组，P<0.001）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平台企业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比其他三种治理模式获得协作绩效水平更高，初步验证假设5。

3.5 结构方程模型

将调查数据载入AMOS17.0，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拟合指标见表4，x2/df指标值小于2表示模型的拟合度可以接受，同时模型的拟合参数GFI、AGFI、NFI、IFI、RFI、CFI均大于0.80，而RMSEA小于0.08，因此整个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分析结果如图1和表5所示。合同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0.535，p<0.001），表明平台企业在与其他生态主体价值共创时，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假设1得到验证。关系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0.562，p<0.001），表明平台企业与其他生态主体价值共创时，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假设2得到验证。关系治理对合同治理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eta=0.487，p<0.01），通过正向影响合同治理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具有间接驱动作用（0.261=0.487×0.535），表明平台企业在与其他生态主体价值共创时，关系治理程度越高，合同治理水平也越高，进而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也越好，假设

3、假设4得到验证。

3.6 交互作用

检验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之间是否有交互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是否促进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把关系治理、合同治理以及二者乘积作为自变量，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做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关系治理×合同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097，τ=1.542*），说明关系治理与合同治理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且对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5得到验证。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治理模式分为四类：双强型、强关系、强合同和并弱型。我国平台企业大多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2）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促进合同治理水平的提高，进而正向影响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3）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关系治理或合同治理程度越高，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越好；采用双强型治理模式比其他治理模式取得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要好，并弱型最差。

本文研究启示如下：（1）合同治理在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中作用依然很大。生态主体之间健康具有关联性，合同防止一损俱损局面出现；合同不但具有法律效力，更具社会影响力。（2）要与其他生态主体保持“和谐共生”的竞合关系，打造协同优化的商业生态系统。实力和竞争力来自“共同体”，重视商业生态系统嵌入性，把生态系统扩展至更大范围。（3）合同治理全过程要重视关系治理，构建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的互补机制。价值共创准备阶段达成共识――合同治理为主，价值共创前期重视（信息、知识等）共享――关系治理为主，价值共创过程中要两者并重，才能形成开放式服务创新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 篇3

二十国集团不断发展的议程，以及众多倡议和过去几年成立的新机构，如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其他类似机构，表明政治领导人对于新出现的全球新秩序的理解和承诺，以及对于提升和加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需求，其意在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现

代全球治理机制能够从战略上专注于极少数将全球公共产品作为全球政策成果的问题。

那么全球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并非完全缺乏公共产品的供应。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社会获得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球政府带来的益处。

全球社会已经从更为富裕和强大的国家领导中获得了这一关键的政府服务，尤其是在二战之后（不一定始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合作或协作）。这些国家在为达成这一目标而成立的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络提供的框架下密切合作。

全球治理与全球公共产品

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普遍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建设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和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经济至关重要，而确保这类供给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任何社会都需要公共产品才能够正常运转。基础教育（公共知识）、医疗卫生宣导、国家安全和司法管理等都属于基本公共产品范畴。

公共产品的必备条件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个人消耗公共知识、医疗和基础教育并不会降低这类产品对其他人的可用性，而且人们获取这类产品不会受到价格或其他障碍的限制。

相关理论表明，在这种条件下，私营企业家对于生产这类供广大民众免费获取的产品的动机较低。这意味着，如果放任这一市场自由发展，那么这些产品的供应势必会不足。

这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原因。私营部门只有在至少能够打破上述两个条件之一时才会更积极地进入这一领域。例如，通过收入机制、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手段为这些产品中的一些产品“定价”。

因此，国家、省级和市级政府必须重视公共产品的提供，以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安全和权益。

笔者认为，上述原则同样适用于全球社会。这一想法非常简单，主要包含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对于确保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全球社会，尤其是全球化经济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观念。

这表明国际社会需要解决这类全球层面亟需的产品的供应问题，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之间正常互动，支持其努力建设现代的国际社会和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市场。

全球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以下类别：和平与跨境安全，以打击国际犯罪；国际司法的权益与管理，例如，帮助防止和解决种族冲突、保护人权等；国际协作抗击流行病（如艾滋病）；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自由与公平贸易；知识传播；环境的可持续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的同一时间同时实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际社会和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经济，那么这些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供应至关重要。但是，与在国家、省级或市级的情况不同，没有一个能够提供这类产品全球政府。换言之，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全球政府的缺乏。

该机制虽然并不完善，但在上个世纪的大半时间中顺利实施，直到产生该机制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某些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不应求。

这些框架条件的变化如下：

在没有减少世界各地潜在军事冲突重要性的前提下，辩称大规模战争的重要性已经在过去50年中下降，至少征服新地域和保护边境的行动已经被为其国民提供经济发展所取代，后者是大多数政府主要关注的方面。

经济发展被当今大多数国家政府视为一个合法性来源。人们通常认为，它与开放型经济和自由、公平的市场，以及不断动摇商业模式和生产系统的颠覆性技术变革密切相关。

全球连通性不断加强，目前连接总量已超过60亿。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实现另外60亿连接，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15年中，全球经济见证了以亚洲尤其是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EE）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过去几年对世界GDP贡献超过50%（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37%。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带动了一大批新的全球中产阶层（GMC）的出现。中产阶层系指每天生活支出相当于10-100美元的群体。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54%的全球中产阶级居住在发达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总数约为18亿；预计到2020年，同样比例（54%）的人口——届时将增加至32亿——将生活在亚洲的新兴国家。

自然与人类累积的生产技术之间的平衡正面临被破坏的危险。根据不同报告估计（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早在2008年，我们的生产系统便需要1.5倍的地球自然资源——以其正常再生产速度，才能满足全球生产系统的需求。

这些颠覆性变化使得现有的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络承受重压，令上世纪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压力，并导致出现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局面。目前，后者仍未改善，但新的条件使得这类产品的供应更吃力和复杂。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领导人决定努力调整半个多世纪前成立的、现有机构的任务与工作方法。除了良好的初衷外，他们的努力似乎不够。

其他领导人和国家认为，在重新设计现有机构的同时，还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多边组织和机制，以补充现有的组织和机制，并有效应对新时代的需要。

二十国集团不断发展的议程，以及众多倡议和过去几年成立的新机构，如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其他类似机构，表明政治领导人对于新出现的全球新秩序的理解和承诺，以及对于提升和加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需求，其意在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如同过去一样，全球治理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供一个替代物，以取代那个并不存在的全球政府。

开放型经济的全球治理

作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的二十国集团，可以将其初步目标放在金融领域（包括金融基础设施）、贸易与环境领域，从而促进创造就业机会、出口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这些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确保惠益真正公开（或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另一个是惠益几乎覆盖所有国家和民众（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此外，它甚至还应造福子孙后代。

全球治理机制应能跨越“公共产品”（包括纯公共产品、混合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同资源和特殊商品）和相关外部效应发挥作用。

此外，它还应能够提出解决方案，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失灵和联合行动问题，如同政府在国家层面的做法。为此，全球治理机制必须改善合作条件，通过进一步制定标准、规范并提供明确的（财政等）激励措施避免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上出现所谓的“国家失灵”（通常在国家层面，政府失灵会加剧市场失灵）。

这些现象表明二十国集团正步入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

考虑到二十国集团已经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取得的成就，即将其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他们或许希望从“生产链”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致力于通过如国际协定、制度或标准等“中间公共产品”推进“最终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包括环保、贸易和知识传播等。

1.全球经济的现状。全球经济格局由几种力量共同形成。全球性冲击、中长期趋势以及区域和国家的具体因素使得我们要应对的局势纷繁复杂。同时，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令合作和政策协调显得极为迫切和格外困难。

在各种全球性冲击中，首当其冲的应是油价持续走低（尽管上一个季度出现反弹）以及更普遍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虽然油价走低将使石油进口国受益，但无疑将会引发许多石油出口国的危机。总体而言，油价下跌将促使相关机构略微调高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趋势分析表明，一些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新兴市场）仍在处理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包括高水平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以及较低的中期增长预期。

在那些通胀低于目标——有些仍在继续下滑——而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方案已然表明其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有限的国家，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新兴经济体过去几年中（近期的巴西与俄罗斯）表现出的相对放缓的增长模式导致人们下调对中期增长率的市场预期；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因素，如人口老龄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可能会拉低潜在的产出增长并降低目前的投资水平。

区域和国家的特定事件，类似于上述发展趋势，导致过去几个月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遭受宏观经济困难和政策空间较少的国家的问题加剧。

这些事件促使有关机构预测，全球经济今年增长率为3.3%（略低于先前的预测），其中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2%。

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低于此前的预期，主要是受美国第一季度增速意外放缓拖累。令人奇怪的是，去年第一季度也出现了同样情况，当时我们认为这种表现非比寻常。基本的经济驱动因素，如劳动市场条件和工资水平、住房市场表现、财务状况和燃油价格等也是如此，这些因素也推动消费和投资增加。

如果印度能够清除商业障碍、改革农业部门并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则印度的增长率将对新兴市场的表现和世界产出做出重要贡献。

2.面临的挑战。在金融危机爆发超过七个年头的今天，全球经济仍举步维艰。全球增长不均衡，且弱于预期。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需要支撑与结构性改革并举。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其经济活动，试图提高通胀率至既定的目标。此外，其将在可行的情况下，放宽短期财政政策，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公共负债较高的经济体应注重实现经济活动与财政整顿之间的有效平衡。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都将需要提高生产力和消除发展瓶颈。通常没有更多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支持国内需求的新兴市场，因此必须尽其最大努力使结构改革发挥最大效用。为改善长期增长前景，有必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和明确开支优先事项等手段重新制定财政政策。

据计算，2010-2025年，大约一半的全球GDP将由440座城市创造（其中95%为我们过去不太谈及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城市）。米兰、苏黎世和马德里仍将非常重要，但它们对于促进未来增长的贡献极有可能不如阿雷格里港、瓜纳华托、艾哈迈达巴德或天津。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到2020年，人口和技术变化将造就一个非常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的用人缺口将达8500万，并需要在大学毕业生或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工人中寻找适合的人才与技能，同时，约有9500万低技能工人将面临失业。

还有许多有望在未来十年成为“重大突破”的新技术趋势，包括基因组学、机器人技术、能源存储和可再生能源、3D打印、云计算与知识型工作的自动化等。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将对企业和社会产生巨大的潜在破坏性，且可能是重大突破的根源。

所有这些趋势，无论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都有助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不均衡。毫无疑问，如果回顾20年前的情况就会发现，法国或德国的生活标准高出中国或印度的20倍，而今天，这一差距至少已经减少了一半。这种全球贫富不均的降低主要得益于促使市场整合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现象一直呈上升趋势，尽管许多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大多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

因此，在减少全球贫富不均方面的进展可以被视为喜讯，但前提是其益处未被不断加剧的国家内部不平等抵消。

在这种背景下，二十国集团机制计划开始其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笔者看来，这将是二十国集团的第三个阶段（虽然更为复杂和详细的分析可能会导致阶段的数量增加，主要是因为存在许多相对次要的变化），其中前两个阶段是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而生：第一阶段始于1999年，当时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危机蔓延至俄罗斯和巴西，对世界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第二阶段出现在全球经济遭受了近8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2007/2008年）打击的最低谷时期，其标志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

第三阶段即将开始，这一阶段并非因爆发新的金融危机所致，而是提高全球增长水平和质量的雄心的产物。我们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在不降低效率和承诺的情况下秉持并调整其工作方法。虽然二十国集团存在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21世纪全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创新。

开放治理 篇4

代理问题由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而产生。对于美国公司型基金, 其主要问题来自于作为股东的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由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信息不对称。因此, 由委托代理理论出发, 国外学者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对公司型基金治理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Tufano和Sevick (1997) 研究了美国开放式基金董事会结构与基金费率之间的关系, 发现规模小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提高时, 可以适度降低基金费率, 起到监督董事会、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作用。Gemmill和Thomas (2004) 研究了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331只封闭式基金, 发现减小董事会规模并且提高外部董事占比, 将使基金长期业绩更好。Cremers和Driessen等 (2006) 研究了美国共同基金董事会的激励机制对基金业绩产生的影响, 发现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所有权均会对基金业绩产生影响。Ferris和Yan (2007) 发现自美国基金丑闻后SEC出台的基金治理措施, 包括设立独立董事主席以及独立董事占比必须在75%以上, 与基金出现丑闻的概率和业绩表现没有明显关系。

我国基金普遍采用的契约型组织形式, 发行每只基金都由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持有人三方订立契约, 形成了持有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基金管理公司股东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又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但这里基金持有人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 所以在双重代理的关系下基金持有人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如何保护持有人利益是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由于国内基金产业起步较晚, 国内学者对基金治理结构进行研究的成果还相对较少。何杰 (2005) 以2002年中国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与基金业绩的关系, 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对基金业绩没有显著影响, 但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在董事会中地位越高会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董事会规模与基金会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

在研究基金关联交易方面, 国外研究文献较少, 主要是从基金家族共同持股的角度进行研究。如Gaspar和Massa等 (2006) 研究发现, 那些规模较大、旗下有多只基金的基金家族以及旗下基金间规模差异较大的基金家族, 更容易在家族内部进行基金间的利益资助, 并进一步研究了两种典型的利益资助方式:在IPO时的优先配置和基金间的对倒交易。

国内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陆蓉和李良松 (2008) 对52家基金管理公司的研究表明, 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家族共同持股行为严重, 并且这一行为会增加整个基金家族的风险, 一旦重仓股“变脸”, 将会对整个基金管理公司造成严重危害。王辉 (2009) 以2007~2008年开放式基金为样本, 研究了过度交易对基金收益的影响, 发现某些基金管理者的频繁交易并没有提高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持有人的利益, 导致了基金收益率的下降。

尽管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基金公司治理、基金关联交易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基金管理公司现有内部治理机制对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没能直接以关联交易这类我国契约型基金组织形式所特有的公司治理问题为对象进行实证探讨。因此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基金关联交易理论增添新内容。

二、研究假设

本文将关联方视为: (1)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及其关联方; (2) 基金托管人; (3) 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其他基金; (4) 基金管理人。但因为本文是以每个基金管理公司为单位进行实证研究, 因此在考虑基金关联交易规模时不将基金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作为关联交易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在实证研究时进行量化分析, 本文将关联交易视为由三种具体的关联交易行为构成: (1) 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交易; (2) 同一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托管费; (3) 同一管理人旗下基金共同重仓持股。

股东会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股权结构来看, 由于行业进入的约束, 基金管理公司普遍存在着“一股独大”的控制人或股权分散程度较低的情况。在这种股权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 一旦大股东掌控董事会, 那么将进行关联交易收益作为对基金管理人的额外报酬, 会促进关联交易的发生, 但前提是这些关联交易必须是有利于大股东的。而现有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主要分为券商、银行、信托公司三类, 其中又以券商系的基金管理公司居多, 而券商又代理着基金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和收益分配, 这就极易引发基金管理公司通过频繁交易增加佣金给付、为大股东券商托盘等向大股东输送利益的行为。因此, 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基金公司股权结构越不合理,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小。

董事会是代理所有股东行使权利, 参与公司日常运作的机构。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但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并不是基金持有人, 且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也没有基金持有人的代表, 所以当董事会规模臃肿, 内部董事过多时, 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产生“搭便车”现象。另外, 基金资产不是基金管理公司资产, 即使基金管理人进行一些不利于基金持有人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也很难有动力去进行监管, 特别是当基金公司总经理进入董事会时, 将进一步削弱董事会的独立性。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基金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小。H2b:基金公司内部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重越大,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小。H2c:基金公司总经理进入董事会, 将削弱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的抑制作用。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规定, 独立董事应当保证独立性, 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对基金财产运作等事项独立作出客观、公正的专业判断, 不得服从于某一股东、董事和他人的意志。由此看来, 独立董事是董事会中唯一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机制安排, 但在公司制企业中维护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是否能在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转换角色、站在基金持有人一边, 这也是本文研究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独立董事的从业经历也将影响其作出决策的专业性和灵敏性, 因此, 本文先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基金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重越大,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大。H3b:基金公司具有证券或基金从业经历的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重越大,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大。

监事会负有监督整个董事会运作以及公司业务的职能, 基金公司监事会成员主要由本公司的职工和股东组成。由于职工监事与所管理基金存在利益关系, 可能会减弱监事会的独立性, 而监事会本身的监督滞后性, 也让我们怀疑其难以在事前对董事会和基金管理人的决策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但基于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在监督上的正面性, 本文先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基金公司监事会规模越大,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大。H4b:基金公司内部监事占监事会人数比重越人,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小。

设立督察长制度是在2006年中国证监会下发文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后开始执行的。文件中明确规定督察长职责包括基金投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是否遵守公司制定的投资业务流程等相关制度, 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以及不正当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和不公平对待不同投资人的行为。但鉴于基金管理公司双重代理的特殊性, 如果督察长具有基金公司从业经历, 将有助于其更灵敏和准确地对不正当关联交易作出反应。因此, 基于督察长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正面监督作用,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基金公司督察长具有基金从业经历, 将有助于抑制关联交易。

投资决策委员会被称作基金公司的生命线, 决定着基金投资的策略和投资组合, 也负责确定和审批各基金经理的权限。因此在控制投资风险和牵制基金经理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但现有基金管理公司投研会普遍有基金经理加入其中, 这有可能使投研会对基金经理的牵制作用减弱, 独立决策能力变低。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a:基金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规模越小,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小。H6b:基金经理占投资决策委员会人数比重越大, 对关联交易抑制作用越小。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的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关联交易总额与相应基金公司管理的开放式非货币基金期末资产的比值来度量某一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总规模 (ratio) 。而关联交易总额则由前面界定的三种具体关联交易行为的金额构成: (1) 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股票交易的期末佣金总额; (2) 同一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期末托管费总额; (3) 同一管理人旗下两只及以上基金共同重仓持股期末总市值。

为了进一步研究公司内部治理缺陷与基金各种关联交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三种具体关联交易行为的金额分别与基金公司管理的开放式非货币基金期末资产相比来度量某一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佣金规模 (ytaio) 、关联交易托管费规模 (tratio) 、关联交易重仓股规模 (co_ratio) 。

2. 解释变量。

(1) 股权变量:本文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argest) 来衡量第一大股东控股力量的强弱;选取衡量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实力差异的Z指数 (z) 以及第二至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CR2-4 (cr2_4) 指数来作为度量基金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治理变量。 (2) 董事会特征变量:选取董事会总人数 (board) 来度量董事会规模, 内部董事占比 (inb) 和经理是否进入董事会 (minb) 来衡量董事会中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程度。 (3) 独立董事特征变量:选取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来衡量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大小。根据招募说明书中简历介绍, 选取有证券或基金从业经历的独立董事占比 (zqindep) 作为衡量独立董事专业性的变量。 (4) 监事会特征变量:用监事会总人数 (supervisor) 来度量监事会规模, 内部监事占比 (insup) 来衡量监事会中内部人控制的程度。 (5) 督察长特征变量 (finspect) :用督察长是否具有基金业从业经历来衡量督察长的专业性。 (6) 投资决策委员会特征变量:投资决策委员会规模 (invest) 由投资决策委员总人数来表示;基金经理占比 (minvest) 用来衡量基金经理对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控制程度, 其数据获得是根据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简历计算。

3. 控制变量。

由于证券投资型基金受股市波动以及旗下基金数量增加的影响, 所以选择上证A股指数和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二)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公司和国泰安数据库, 基金公司治理变量数据由各基金每年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手工整理获得。本文样本区间为2007~2009年, 选取2007年及以前公开发行非货币型开放式基金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第二大股东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样本, 剔除了未完整披露治理数据的样本后总样本为160家, 其中2007年52家、2008年54家、2009年54家。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 基金管理公司关联交易总规模平均占到了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开放式非货币基金资产的18.909%, 最大值为45.933%, 说明基金关联交易在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行为中占有一定比重, 并且对某些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三种具体的关联交易中, 又以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共同重仓持股的关联交易规模比率最高, 这与陆蓉、李良松 (2008) 研究中发现中国基金管理公司家族共同持股行为相当严重相一致。

表3列示了公司治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到,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平均为0.385, 略高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数值, 但与美国SEC规定的75%相去甚远。独立董事中具有基金或证券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占比不到10%, 最高也不到30%, 与美国共同基金独立董事大多具备相关职业经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基金公司总经理进入董事会的虚拟变量平均值为0.688, 说明这种现象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占大多数, 这将影响到董事会的独立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为0.51、中位数为0.49, Z指数平均值达1.686, 说明我国基金管理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仍比较普遍, 股权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

(二) 多变量回归分析

1. 统计模型。本文通过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

其中:ratioi分别为ratio、traio、yratio、co_ratio;Xi为解释变量;Ψk为控制变量;μ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从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与督察长、投研会结构和股权结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 董事会结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4董事会结构回归结果来看, 独立董事在抑制关联交易总规模上具有显著效应, 而具有证券或基金从业经历的独立董事对抑制关联交易发生发挥的作用较一般独立董事更大。这与H3的假设是一致的, 说明独立董事在我国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对基金关联交易具有监督作用, 特别是对同一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共同持股的现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也与何杰 (2005) 研究中发现独立董事占比以及具有证券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占比对基金管理公司具有正的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

从三种具体的关联交易规模来看, 董事会的臃肿将会增加关联交易托管费规模和关联交易佣金规模。大规模的董事会不但不能增强公司治理能力, 反而会降低效率, 对“内部人控制”现象监管更趋薄弱。这一结论与Tufano和Sevick (1997) 的研究发现具有一致性。

3. 监事会结构与督察长回归结果分析。

从总的关联交易规模回归结果来看, 基本上监事会特征变量与督察长特征变量都不显著, 这与肖继辉、彭文平 (2010) 对监事会治理效应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结果说明我国基金管理公司中监事会的设置对关联交易并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现有监事会设置与独立董事部分职能重叠, 难以划分监管界限, 从而导致监管空白有关;也可能是因为监事会的事后监督性, 使其对关联交易的监管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而使其对关联交易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而督察长作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新的设置安排可能发挥作用还需要更长期的时间。

从三种具体关联交易规模来看, 除了内部监事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外, 其他变量均不显著。内部监事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的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内部监事较其他监事对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情况更加了解, 监管的灵敏性较一般监事更强。

4. 投研会结构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6回归结果来看, 投研会除了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外, 对其他关联交易以及关联交易总规模都没有显著影响。投研会作为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的一线把关者, 由于其普遍由基金管理公司经理及各基金经理构成, 在内部人控制下, 监管与控制的独立性大大下降, 因此抑制关联交易的作用不显著也情有可原。另外, 选择股票交易分仓佣金券商的决定是由投研会做出, 有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投研会规模的变大对客观选取分仓佣金券商是有帮助作用的, 这可以抑制基金通过与券商大股东多分仓来输送利益, 从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

5. 股权结构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7回归结果来看, 除了关联交易佣金规模, 股权结构对关联交易的影响均不太显著。而通过与关联券商高佣金分仓来达到向大股东输送利益, 从而基金管理人从中收取回扣, 这种不公平关联交易也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基金公司大股东攫取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方法。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一第二大股东实力越悬殊越容易加剧这种关联交易的发生。又由于我国现有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主要分为券商、信托、银行三类, 为了进一步证实券商作为基金股东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的影响, 我们将现有样本中第一大股东不是券商的样本剔除后再次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8。由表8可知, 作为券商的第一大股东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两个指标也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说明券商股东的“一股独大”将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 通过高佣金分仓来向其自身输送利益的现象确实存在。

另外, 由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作为控制变量的基金数量虽然对关联交易托管费用有抑制作用, 但其对占关联交易总规模较大比例的基金共同重仓持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对抑制关联交易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而具有证券或基金从业经历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越高, 抑制关联交易的作用越强。这说明在基金管理公司中设置独立董事将有助于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改善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治理, 而具有证券或基金从业经历的独立董事在抑制关联交易方面更专业, 更能担此重任。

第二,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规模庞大不利于抑制关联交易的发生。董事会的冗余将降低效率、产生“搭便车”现象, 这不利于董事会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 这与国外基金管理公司研究文献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第三, 监事会与督察长的设置对基金关联交易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监事会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中专门进行监管的机制设置, 其作用的有限性可能主要在于其监督的滞后性, 而督察长作为新的机制安排其发挥作用还需一定期间。另外, 督察长的选拔主要是由总经理决定, 这样的选聘机制也会影响督察长的独立性, 使其对关联交易的抑制作用难以发挥。

第四, 投研会除了对关联交易佣金规模有一定抑制作用外, 对基金关联交易的整体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各基金经理均参与到了投研会的决策与风险控制之中, 这不利于投研会从专业分析方面做出投资决策, 也不利于对基金经理行为的牵制, 因此对关联交易的抑制乏力。而选择券商佣金分仓是由投研会作出决策, 因此投研会规模的变大, 将对客观选取佣金分仓券商有帮助作用。

第五, 券商“一股独大”, 将通过与关联券商高分仓佣金的方法侵占基金持有人利益。券商作为大股东通过分仓佣金为自己输送利益的方式已经被学者们多次提及, 各媒体也多次报道, 本文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这种输送利益方式的存在。

第六, 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数量的增加将会促进关联交易总规模的增加, 特别是旗下基金共同持股的增加, 这将增加基金管理公司的整体风险, 不利于基金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针对以上结论, 本文认为: (1) 进一步提高独立董事在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的占比, 规定具有证券或基金从业经历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最低占比。 (2) 缩小董事会规模, 提高董事会效率, 避免董事会人员冗余。 (3) 对监事会、督察长、独立董事的职责进行精确细化, 避免职责重叠引起的监管空白。同时增加监事会、督察长列席投资决策委员会、董事会会议的机会, 减少基金经理加入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比例。 (4) 对基金管理公司股权安排尽量避免“一股独大”或股权过度集中。 (5) 细化基金管理公司新设立股票型基金的审批制度, 以减少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共同重仓持股、互相托盘、打造明星基金等伤害基金持有人的运作手法, 同时缓解由盲目发行新基金导致的基金产业滞涨困境。

参考文献

[1].Tufano Peter, Sevick Matthew.Board Structure and Fee-setting in the U.S.Mutual Fund Industry.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1997;46